任正非的顶风作案与郭台铭的顺势而为

深圳有两个“邦中之国”，一曰华为，另曰富士康，分由两位铁血首领统帅。任正非麾下有6万精兵，郭台铭则坐拥65万大军。

在华为的国度，员工的一天只需遵守《华为基本法》，如果提前一分钟打卡下班，根据公司规定：罚款人民币500元，直接领导“连坐”罚款200元，外加全公司通报。但任正非并不是独断的国王，其在华为个人持股不到1%。任正非参表态称企业家就是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圣者”。圣者在这个企业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的时候。所以当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很崇敬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

而在郭台铭的紫禁城，华尔街在最近对郭台铭的报道中透露，富士康公司经理往往被要求阅读并背诵《郭台铭语录》，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领导者必须具备为了大众利益而充当独裁者的决断力。郭氏最尊崇的英雄人物，是蒙古的成吉思汗。

两位统帅均以严厉治军而饱受争议：华为遵行的是精兵路线，但总不时传出将士自杀、过劳死的消息，过度高压的“狼文化”屡屡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富士康信奉的天条是规模效益，讲究人多力量大，但也因“血汗工厂”之名而深受非议。

但这些均不妨碍两位首领开疆辟土、扬名中外的步伐。英国《经济学家》称华为的崛起，将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同时任正非也赢得了众多对手的尊重，思科CEO钱伯斯不无感叹，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华为。在华尔街日报的笔下，郭台铭的手笔之大无人能及。几乎是在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富士康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市值更是高达430亿美元，相当于其全球十大竞争对手的市值总和。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大洲，疆域比起他所崇拜的古代英雄成吉思汗当年的江山还要大得多。

在通往成功殿堂的路上，两位统帅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而今却在应对《新劳动合同法》上产生根本的“分歧”：任正非狂掷10亿巨资废除现行的工号制度，近7000名老员工得“主动辞职”重新竞业上岗。不足半个月，郭台铭亲自率领诸多将领和65万大军踊跃参加了学法活动，表态积极支持和贯彻新劳动法。

任正非的顶风作案，在劳资关系相对紧张的年代，遭到天下人口诛笔伐显然在所难免。郭台铭则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做了件恰当的事，尽管郭台铭声称要建“有富士康特色的劳动合同法”遭到官方当场纠正为“富士康特色的企业劳动合同规章”，但在劳动部门的观礼之下，富士康数十万军民学劳动法，还是为其赢得了“遵法守法的企业公民”的称号，一时间从“血汗工厂”平反为“劳资和谐典范”。

从更深层次来看，任正非的顶风作案与郭台铭的顺势而为均有企业家内在价值和利益的驱动：

从双方的人力成本来看，最近媒体资料显示华为一名普通技术员工的成本约为5000元/月（本科生薪酬＋福利补贴）。按华尔街日报调查，富士康龙华厂的工人最基础的组装工作每小时报酬为60美分，一般组装工起薪为每月44美元。要是一个月工作30天，他每月最多能拿到157美元（约1000元/月）。

就是说，华为一名技术员工的成本约为富士康的组装工人的5倍左右。如果算上签订不定期合同的是华为工号20000号前的老员工，据说加上公司不菲的分红，每名老员工的收入高达20万以上。如果这批老员工因成为永久职员而消极怠工，华为的单位损失将10倍于富士康。此外，技术工种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因无法保证较快新陈代谢较快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带来的损失更加巨大。

富士康的大部分工种是没多大技术含量的活，受年龄的增长影响并不大，而且没有股权分红，工种不变的话，人力成本并不随年龄增长增加多少。而且在连散尿时间都严格控制的代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想偷懒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任正非曾在《华为的价值观》中透露，企业的价值观与政府是相悖的，因为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以及客户的挑剔，他不得不重视效率，在重视效率的时候，难免行为与政府相反，例如它辞退后进员工，把矛盾交给了社会。例如它千方百计谋求市场垄断，破坏了政府的公平游戏规则。不讲效率的企业必然会死亡的。

任正非不可能没料到顶风作案的代价，但他同时牢记着，客户是企业之魂，是企业的真正领导者。当面对思科、爱立信这样的对手时，任正非选择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新陈代谢的机制。

相对而言，富士康是追求规模效益的代工企业，其利润的源泉来自于低成本的制造。新劳动法实施无疑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但其实施是郭氏所无法违逆的大势。同时，富士康不可能没看到珠三角一带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民工荒，“血汗工厂”肯定无法长期存在。两害相权选其轻，乘华为顶风作案之机，反其道顺势而为。

与郭台铭的高调宣道不同，任正非面对全民的讨伐，依然泰然处之，保持沉默。或许映照一句话，“理解我的，我不说你也会理解。不理解我的，我说了也白说”。深圳有两个“邦中之国”，一曰华为，另曰富士康，分由两位铁血首领统帅。任正非麾下有6万精兵，郭台铭则坐拥65万大军。

在华为的国度，员工的一天只需遵守《华为基本法》，如果提前一分钟打卡下班，根据公司规定：罚款人民币500元，直接领导“连坐”罚款200元，外加全公司通报。但任正非并不是独断的国王，其在华为个人持股不到1%。任正非参表态称企业家就是岸上喊“逝者如斯夫”的“圣者”。圣者在这个企业没有太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企业最有生命的时候。所以当企业家还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很崇敬他的时候，就是企业最没有希望，最危险的时候。

而在郭台铭的紫禁城，华尔街在最近对郭台铭的报道中透露，富士康公司经理往往被要求阅读并背诵《郭台铭语录》，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领导者必须具备为了大众利益而充当独裁者的决断力。郭氏最尊崇的英雄人物，是蒙古的成吉思汗。

两位统帅均以严厉治军而饱受争议：华为遵行的是精兵路线，但总不时传出将士自杀、过劳死的消息，过度高压的“狼文化”屡屡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富士康信奉的天条是规模效益，讲究人多力量大，但也因“血汗工厂”之名而深受非议。

但这些均不妨碍两位首领开疆辟土、扬名中外的步伐。英国《经济学家》称华为的崛起，将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同时任正非也赢得了众多对手的尊重，思科CEO钱伯斯不无感叹，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华为。在华尔街日报的笔下，郭台铭的手笔之大无人能及。几乎是在世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富士康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以及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生产商。市值更是高达430亿美元，相当于其全球十大竞争对手的市值总和。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大洲，疆域比起他所崇拜的古代英雄成吉思汗当年的江山还要大得多。

在通往成功殿堂的路上，两位统帅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而今却在应对《新劳动合同法》上产生根本的“分歧”：任正非狂掷10亿巨资废除现行的工号制度，近7000名老员工得“主动辞职”重新竞业上岗。不足半个月，郭台铭亲自率领诸多将领和65万大军踊跃参加了学法活动，表态积极支持和贯彻新劳动法。

任正非的顶风作案，在劳资关系相对紧张的年代，遭到天下人口诛笔伐显然在所难免。郭台铭则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做了件恰当的事，尽管郭台铭声称要建“有富士康特色的劳动合同法”遭到官方当场纠正为“富士康特色的企业劳动合同规章”，但在劳动部门的观礼之下，富士康数十万军民学劳动法，还是为其赢得了“遵法守法的企业公民”的称号，一时间从“血汗工厂”平反为“劳资和谐典范”。

从更深层次来看，任正非的顶风作案与郭台铭的顺势而为均有企业家内在价值和利益的驱动：

从双方的人力成本来看，最近媒体资料显示华为一名普通技术员工的成本约为5000元/月（本科生薪酬＋福利补贴）。按华尔街日报调查，富士康龙华厂的工人最基础的组装工作每小时报酬为60美分，一般组装工起薪为每月44美元。要是一个月工作30天，他每月最多能拿到157美元（约1000元/月）。

就是说，华为一名技术员工的成本约为富士康的组装工人的5倍左右。如果算上签订不定期合同的是华为工号20000号前的老员工，据说加上公司不菲的分红，每名老员工的收入高达20万以上。如果这批老员工因成为永久职员而消极怠工，华为的单位损失将10倍于富士康。此外，技术工种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因无法保证较快新陈代谢较快而导致竞争力下降带来的损失更加巨大。

富士康的大部分工种是没多大技术含量的活，受年龄的增长影响并不大，而且没有股权分红，工种不变的话，人力成本并不随年龄增长增加多少。而且在连散尿时间都严格控制的代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想偷懒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任正非曾在《华为的价值观》中透露，企业的价值观与政府是相悖的，因为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以及客户的挑剔，他不得不重视效率，在重视效率的时候，难免行为与政府相反，例如它辞退后进员工，把矛盾交给了社会。例如它千方百计谋求市场垄断，破坏了政府的公平游戏规则。不讲效率的企业必然会死亡的。

任正非不可能没料到顶风作案的代价，但他同时牢记着，客户是企业之魂，是企业的真正领导者。当面对思科、爱立信这样的对手时，任正非选择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和新陈代谢的机制。

相对而言，富士康是追求规模效益的代工企业，其利润的源泉来自于低成本的制造。新劳动法实施无疑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但其实施是郭氏所无法违逆的大势。同时，富士康不可能没看到珠三角一带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民工荒，“血汗工厂”肯定无法长期存在。两害相权选其轻，乘华为顶风作案之机，反其道顺势而为。

与郭台铭的高调宣道不同，任正非面对全民的讨伐，依然泰然处之，保持沉默。或许映照一句话，“理解我的，我不说你也会理解。不理解我的，我说了也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