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

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

张玉兴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 〕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 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 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 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 〕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 〕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 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 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 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 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

张玉兴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 〕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 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 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 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 〕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 〕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 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 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 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 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