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入关前八旗军队“披重铠”的“前锋”说起

女真领袖努儿哈赤在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将部队发展成八旗。当时的八旗已经是一支作战有分工的部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记载八旗军临战时：“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候的“前锋”、“精兵”独立成营，但是，已经开始逐渐成形。尽管，直到后来的崇祯七年（天聪八年），八旗的前锋才正式以独立的身份承担任务，[1]在此之前，八旗的前锋是努儿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前后成立的“巴雅喇”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巴雅喇”的部分军队实际上早就起到了前锋的作用。（郑天挺先生在《清史语解》中指出：“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摆牙喇、摆呀喇、摆押拉，汉语精锐内兵，后来定汉字译名为护军。”巴雅喇即是八旗军中的精锐部队） <p></p><p>后金部队所谓的“前锋，”就是“披重铠”与敌人“兵刃相接”的军队，它在对手的眼中有时又被称之为“死兵。”与后金作战过的明将熊廷弼在描述后金军作战的情况称：“奴兵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亡，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等行事。”[2]在这里，熊廷弼明确宣称八旗“披重甲”的部队是仿效宋辽金战争时期金国将领“阿骨打、兀术等行事。”可见，“披重甲”的部队并非是八旗独创，它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是有先例的。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金军作战的情况：“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的“拐子马”部队与八旗的“前锋”部队虽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却是同一个民族，同一类型的部队。</p><p>然而，披重甲的将士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在作战时呈现出很多的缺点，这在宋金战争时已经暴露出来了。第一是“重甲”的重量比较重，使士兵的机动性受到了限制。就以宋军为例，在柘皋之战中，宋军大败金军，但宋将刘锜的军队“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驰，下令无所取。故无俘获焉。”（《续资治通鉴&nbsp;》之宋纪一百二十四）宋军如此，金军亦一样，史载金军披重甲的士兵在攻城时曾经多次受挫，例如顺昌之战[3]及枣阳之战[4]；人马皆重铠的骑兵也一样存在问题，宋将毕再遇在与金军作战之后积累了经验，便下令：“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车牌易以木而设转轴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务便捷不使重迟。敢死一军，本乌合亡命，再遇能驾驭得其用。”[5]在这里，毕再遇的“敢死一军”为了恢复机动性已经放弃了笨重的铠甲，而采用了轻甲及皮甲。第二是宋金元战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武器，而铁甲及皮甲都很难防御火药武器。《金史.赤盏合喜传》记载了金军在保卫京城之战时，使用了火药武器“震天雷”打击攻城的蒙古军：“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p><p>在明朝与后金作战时情况也一样，下面这段文字摘自金庸的历史名著《袁崇焕评传》，非常精彩的描述了铁甲及皮甲难以防御火药武器的情况，让人回味无穷：<br/>“......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原注：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原注：据《胪天颂笔》]<br/>......通判金启倧（浙江人）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原注：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p><p>可见，八旗军虽然有每人身上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的士兵攻城，但在守军的火药武器面前，仍然伤亡惨重。</p><p>与后金的八旗军队相似的是，明军也有使用“铁骑”的纪录。就以明未为例，明军和“流寇”作战时双方都使用了铁骑，据《明史尤世威传》记载：“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就是一个例子。而“流寇”方面是怎样使用铁骑的呢？就以李自成歼灭明军孙传庭部之战为例：“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6]《明史流贼传》指李自成的骑兵：“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这表明，由于铁甲难以防御火药武器，到了明朝的时候，骑兵已经普遍使用绵甲了。绵甲的材料可能是用丝绸、棉、麻、布等材料制成。特别是在中国普及种棉之后，由于棉花价格变得低廉，因此绵甲亦主要由棉花制成。“流寇”使用绵甲防御矢、炮，明军也一样会使用绵甲防御矢、炮。早在元未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时就已经使用棉甲了，据明史专家吴晗著的《朱元璋传》转引《国初事迹》称：“（朱元璋军队）攻城系拖地棉裙，取其虚胖，箭不能入。”[7]既然棉甲能防御矢、炮，那么，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武器的宋金战争时期为什么不使用棉甲呢？这是因为，棉布尽管在南北朝时已经从南洋传入中国了，然而直到经过元代黄道婆、王祯等人的改良、总结制棉工具和技术之后，迟至明初才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宋金战争时期尚未在中国普及种棉，因此那时候的军队也没有普及棉甲。</p><p>明军穿着棉甲与八旗军队进行野战，最著名的一役是在沈阳城外的浑河，在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明军）渡浑河来援（沈阳），长矛大刀，铠冒重棉，气甚锐。”[8]“建州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却而复前而是者三”，真正有点宋军大破“拐子马”的味道。可惜明军寡不敌众，残部后退，“建州兵追围之数重，浙兵用火器拒之，击死甚众，后火器尽，复接战良久乃败。”[9]八旗军队的铁骑在此战被明军用火器打死了很多，假如八旗军队骑兵都是穿棉甲的，其伤亡可能会少一些吧？对于明军在此战的表现，时人评论日：“自奴虏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10]</p><p>明军铁骑是穿着很厚的棉甲的（或者是在铁甲的外面套上一件棉甲），而八旗军队铁骑则是“披重铠”的。这是明军铁骑与八旗军铁骑的区别之一。事实上八旗军也有穿棉甲的将士，据《清史稿.舒賽传》记载：“舒賽善战，攻城辄被棉甲先登，太祖嘉其勇，又虑其轻进，溫诫止之。”不过，努儿哈赤却并没有让他精锐的“前锋”穿上棉甲。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所载辽阳之战：“（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遂令（右四固山）绵甲军排车进战东门敌兵，其营中连放枪炮，我兵遂出战车外，渡濠水呐喊而进，两军酣战不退。有红号摆押拉二百杀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杀入，大明骑兵遂走。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俱杀入夹攻之，其步兵亦败。”八旗军以绵甲军抵抗明军的“枪炮”，而“摆押拉”则乘机杀入明阵，击败明军。（前文已经提及：八旗军所谓的“摆押拉”即是“护军”，“披重铠”的前锋当时是从属于“摆押拉”的一部分。直到后金天聪八年&lt;崇祯七年&gt;，清太宗才下令：“巴雅喇&lt;即护军&gt;哨兵为葛布什贤超哈&lt;即前锋&gt;。”正式把护军和前锋一分为二。[11]）八旗军在此一战中以绵甲军抵抗明军的“枪炮”，充分表明后金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绵甲防御火药武器的作用。可是，同样在此一战中，八旗军的“前锋”仍然是“披重铠”在明军的矢炮下冒险。关于辽阳之战中八旗军“披重铠”的铁骑的作用，《明史纪事本未》之《熊王功罪》则记载得比较清楚：“建州兵结阵，前一层用板约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以避枪炮，次一层用弓箭手，次一阵用小车载泥填沟堑，最后一层仍用铁骑，人马皆重铠，俟火炮既发，突而出，左右翼殊死战，人莫克当者，官兵不能支。”那么为什么八旗军队的铁骑不使用棉甲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八旗军队领导者故步自封的守旧思想在作怪。他们重视“骑射”超过火药武器。八旗军中的红衣大炮是专门由八旗汉军（即所谓的“乌珍超哈”）使用的，而防御火药武器的绵甲，当时可能主要也是由八旗汉军穿着。《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七年扩编的汉军基本上都是穿棉甲的：“谕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即十丁抽一），以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p><p><br/>八旗军入关之后，“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12]但仍然有一些满人穿着厚厚的铁甲在作战，满清将领阿克善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在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在与明将郑成功作战时被击毙，郑成功竟然模仿阿克善全身披挂的铁甲而制造了包括铁盔、铁铠、两臂、裙围、铁鞋、铁面在内的铁甲装备。组建了一支有一千二百人的铁甲兵，编入“虎镇卫。”由左先锋陈魁等人统领。[13]郑成功模仿满清制造铁甲兵应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这支铁甲兵也没有创造出什么娇人的战绩。后来在郑成功北伐时，陈魁一镇在南京城下全军覆灭。</p><p>历史学家顾诚在他的名著《南明史》中指出：“明朝末年军事装备已经由冷兵器为主逐渐向铳炮等热兵器为主过渡。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由于当时火器性能较差，装药填弹费时，在一些场合下不如使用弓箭刀枪等冷兵器的骑兵机动灵活。清朝统治者虽然继承了明代的部分火器，但总的来说是开倒车，更重视传统的骑马射箭。”[14]事实正是如此，八旗军队的“前锋”（基本都是由满族人、蒙古人担任）“披重铠”、“执利刃”；而穿棉甲、使用红衣大炮的则是八旗汉军，从这一点来看，满清统治者显然是更加重视“骑马射箭”。顾诚先生称满清统治者“开倒车”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p>女真领袖努儿哈赤在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将部队发展成八旗。当时的八旗已经是一支作战有分工的部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记载八旗军临战时：“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候的“前锋”、“精兵”独立成营，但是，已经开始逐渐成形。尽管，直到后来的崇祯七年（天聪八年），八旗的前锋才正式以独立的身份承担任务，[1]在此之前，八旗的前锋是努儿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前后成立的“巴雅喇”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巴雅喇”的部分军队实际上早就起到了前锋的作用。（郑天挺先生在《清史语解》中指出：“巴牙喇又作巴雅喇、摆牙喇、摆呀喇、摆押拉，汉语精锐内兵，后来定汉字译名为护军。”巴雅喇即是八旗军中的精锐部队） <p></p><p>后金部队所谓的“前锋，”就是“披重铠”与敌人“兵刃相接”的军队，它在对手的眼中有时又被称之为“死兵。”与后金作战过的明将熊廷弼在描述后金军作战的情况称：“奴兵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亡，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等行事。”[2]在这里，熊廷弼明确宣称八旗“披重甲”的部队是仿效宋辽金战争时期金国将领“阿骨打、兀术等行事。”可见，“披重甲”的部队并非是八旗独创，它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是有先例的。据《宋史·夏国传下》记载金军作战的情况：“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的“拐子马”部队与八旗的“前锋”部队虽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却是同一个民族，同一类型的部队。</p><p>然而，披重甲的将士不论是步兵还是骑兵，都在作战时呈现出很多的缺点，这在宋金战争时已经暴露出来了。第一是“重甲”的重量比较重，使士兵的机动性受到了限制。就以宋军为例，在柘皋之战中，宋军大败金军，但宋将刘锜的军队“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驰，下令无所取。故无俘获焉。”（《续资治通鉴&nbsp;》之宋纪一百二十四）宋军如此，金军亦一样，史载金军披重甲的士兵在攻城时曾经多次受挫，例如顺昌之战[3]及枣阳之战[4]；人马皆重铠的骑兵也一样存在问题，宋将毕再遇在与金军作战之后积累了经验，便下令：“更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兜鍪亦杀重为轻，马甲易以皮，车牌易以木而设转轴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务便捷不使重迟。敢死一军，本乌合亡命，再遇能驾驭得其用。”[5]在这里，毕再遇的“敢死一军”为了恢复机动性已经放弃了笨重的铠甲，而采用了轻甲及皮甲。第二是宋金元战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武器，而铁甲及皮甲都很难防御火药武器。《金史.赤盏合喜传》记载了金军在保卫京城之战时，使用了火药武器“震天雷”打击攻城的蒙古军：“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大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p><p>在明朝与后金作战时情况也一样，下面这段文字摘自金庸的历史名著《袁崇焕评传》，非常精彩的描述了铁甲及皮甲难以防御火药武器的情况，让人回味无穷：<br/>“......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原注：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原注：据《胪天颂笔》]<br/>......通判金启倧（浙江人）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原注：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p><p>可见，八旗军虽然有每人身上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的士兵攻城，但在守军的火药武器面前，仍然伤亡惨重。</p><p>与后金的八旗军队相似的是，明军也有使用“铁骑”的纪录。就以明未为例，明军和“流寇”作战时双方都使用了铁骑，据《明史尤世威传》记载：“会流贼躏河南，诏世威充为事官，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就是一个例子。而“流寇”方面是怎样使用铁骑的呢？就以李自成歼灭明军孙传庭部之战为例：“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6]《明史流贼传》指李自成的骑兵：“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这表明，由于铁甲难以防御火药武器，到了明朝的时候，骑兵已经普遍使用绵甲了。绵甲的材料可能是用丝绸、棉、麻、布等材料制成。特别是在中国普及种棉之后，由于棉花价格变得低廉，因此绵甲亦主要由棉花制成。“流寇”使用绵甲防御矢、炮，明军也一样会使用绵甲防御矢、炮。早在元未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时就已经使用棉甲了，据明史专家吴晗著的《朱元璋传》转引《国初事迹》称：“（朱元璋军队）攻城系拖地棉裙，取其虚胖，箭不能入。”[7]既然棉甲能防御矢、炮，那么，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武器的宋金战争时期为什么不使用棉甲呢？这是因为，棉布尽管在南北朝时已经从南洋传入中国了，然而直到经过元代黄道婆、王祯等人的改良、总结制棉工具和技术之后，迟至明初才在全国规模内普遍种植。宋金战争时期尚未在中国普及种棉，因此那时候的军队也没有普及棉甲。</p><p>明军穿着棉甲与八旗军队进行野战，最著名的一役是在沈阳城外的浑河，在这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明军）渡浑河来援（沈阳），长矛大刀，铠冒重棉，气甚锐。”[8]“建州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却而复前而是者三”，真正有点宋军大破“拐子马”的味道。可惜明军寡不敌众，残部后退，“建州兵追围之数重，浙兵用火器拒之，击死甚众，后火器尽，复接战良久乃败。”[9]八旗军队的铁骑在此战被明军用火器打死了很多，假如八旗军队骑兵都是穿棉甲的，其伤亡可能会少一些吧？对于明军在此战的表现，时人评论日：“自奴虏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10]</p><p>明军铁骑是穿着很厚的棉甲的（或者是在铁甲的外面套上一件棉甲），而八旗军队铁骑则是“披重铠”的。这是明军铁骑与八旗军铁骑的区别之一。事实上八旗军也有穿棉甲的将士，据《清史稿.舒賽传》记载：“舒賽善战，攻城辄被棉甲先登，太祖嘉其勇，又虑其轻进，溫诫止之。”不过，努儿哈赤却并没有让他精锐的“前锋”穿上棉甲。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所载辽阳之战：“（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遂令（右四固山）绵甲军排车进战东门敌兵，其营中连放枪炮，我兵遂出战车外，渡濠水呐喊而进，两军酣战不退。有红号摆押拉二百杀入，又二白旗兵一千亦杀入，大明骑兵遂走。各王部下白号摆押拉俱杀入夹攻之，其步兵亦败。”八旗军以绵甲军抵抗明军的“枪炮”，而“摆押拉”则乘机杀入明阵，击败明军。（前文已经提及：八旗军所谓的“摆押拉”即是“护军”，“披重铠”的前锋当时是从属于“摆押拉”的一部分。直到后金天聪八年&lt;崇祯七年&gt;，清太宗才下令：“巴雅喇&lt;即护军&gt;哨兵为葛布什贤超哈&lt;即前锋&gt;。”正式把护军和前锋一分为二。[11]）八旗军在此一战中以绵甲军抵抗明军的“枪炮”，充分表明后金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绵甲防御火药武器的作用。可是，同样在此一战中，八旗军的“前锋”仍然是“披重铠”在明军的矢炮下冒险。关于辽阳之战中八旗军“披重铠”的铁骑的作用，《明史纪事本未》之《熊王功罪》则记载得比较清楚：“建州兵结阵，前一层用板约五六寸，用机转动如战车，以避枪炮，次一层用弓箭手，次一阵用小车载泥填沟堑，最后一层仍用铁骑，人马皆重铠，俟火炮既发，突而出，左右翼殊死战，人莫克当者，官兵不能支。”那么为什么八旗军队的铁骑不使用棉甲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八旗军队领导者故步自封的守旧思想在作怪。他们重视“骑射”超过火药武器。八旗军中的红衣大炮是专门由八旗汉军（即所谓的“乌珍超哈”）使用的，而防御火药武器的绵甲，当时可能主要也是由八旗汉军穿着。《清史稿太宗本纪》记载天聪七年扩编的汉军基本上都是穿棉甲的：“谕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即十丁抽一），以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p><p><br/>八旗军入关之后，“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12]但仍然有一些满人穿着厚厚的铁甲在作战，满清将领阿克善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在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在与明将郑成功作战时被击毙，郑成功竟然模仿阿克善全身披挂的铁甲而制造了包括铁盔、铁铠、两臂、裙围、铁鞋、铁面在内的铁甲装备。组建了一支有一千二百人的铁甲兵，编入“虎镇卫。”由左先锋陈魁等人统领。[13]郑成功模仿满清制造铁甲兵应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这支铁甲兵也没有创造出什么娇人的战绩。后来在郑成功北伐时，陈魁一镇在南京城下全军覆灭。</p><p>历史学家顾诚在他的名著《南明史》中指出：“明朝末年军事装备已经由冷兵器为主逐渐向铳炮等热兵器为主过渡。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由于当时火器性能较差，装药填弹费时，在一些场合下不如使用弓箭刀枪等冷兵器的骑兵机动灵活。清朝统治者虽然继承了明代的部分火器，但总的来说是开倒车，更重视传统的骑马射箭。”[14]事实正是如此，八旗军队的“前锋”（基本都是由满族人、蒙古人担任）“披重铠”、“执利刃”；而穿棉甲、使用红衣大炮的则是八旗汉军，从这一点来看，满清统治者显然是更加重视“骑马射箭”。顾诚先生称满清统治者“开倒车”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