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转贴）

文革时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转贴）
文革时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常有人说毛的时代多么的清廉，并将之与现实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比，得出要用毛时代的方法来反对腐败。其中别有用心者更是提出要用文革的造反方法来反腐，嘿嘿，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事实是毛的文革年代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有位朋友说得好：“如果毛时代真是那么清廉，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来反腐呢？！”事实上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毛时代就很盛行，在文革刚爆发时为了打倒“当权派”而爆出了很多的猛料，官员们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的出路，享受各种各样的特供，为上级和自己修建大量行宫，等等事例让全国人民都开了回眼，原来腐败一直就存在！

那么用文革式的造反是否就解决了腐败呢？恰恰相反，腐败不是被减轻了，而是更为惊人，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大腐败运动！从各个方面来看腐败情况都很普遍，首先是政治上的腐败导致法律被践踏，人事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是经济上的腐败，特权依然存在只是享受者换了班人而已。最后是全社会的诚信被破坏，拉关系走后门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些全都发生在文革之中，改革之后不过是延续了其中一部分腐败罢了，只是因为商品经济导致腐败数额变大，变得更让人民一目了然，才让人产生腐败比文革中多得多的感觉。嘿嘿。

先讲政治上的腐败，无视国法党纪人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公然违反宪法践踏公民的人权甚至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导致国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单凭老毛的一句话，象江青、王洪文之流就可以窃居高位，换到古代这都是不可想像的，汉武帝为了封妻弟李文利为侯还得让他去打仗，因为他要守“无功者不得封侯”的规矩！而老毛则无需这样，一个人的上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想提拔就把副科长王洪文放到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想打击就可无视国法无视人民的志愿把一大批人才打入地狱！这种风气由上而下层层相传，多少只会打砸抢的文革干将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多少仁人志士治国良才进牛棚入大牢？只要看一看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就可知道，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绝不比今天任用一个贪官小嘛！

再讲经济上的腐败，的确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又闭关锁国，文革中的腐败分子没有象如今一样贪污大量现金，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作为一样恶心！文革干将康生就贪污了大量的文物归于己有，有的是用抄家的方式从人家家里抢来的，有的则是从国家仓库中直接夺过来的，他贪污的方式比如今受贿者有过之无不及，人家革命极左派不收礼，只用抢就行了整个一强盗作为。王洪文“坐直升机”得意无比，他享受的是什么？某次因其打猎而误了向老毛汇报，嘿嘿。至于江青攻击人家是“买办和洋奴”，自己却进口大量洋玩意使用，在庐山开会时为了给她消暑省里只好临时从香港进口空调。上面如此，下面一点也不差，有篇文章为证明老毛反腐就说某次他为手下随行人员退赔了三万元的土产，嘿嘿，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的随行人员一次出巡就收了地方官员孝敬的三万元土产，在那个年代三万是很大一笔钱呢。这也说明孝敬在当年就很流行。至于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会主任、大队干部，有多少是利用职权为亲人安排工作，收取烟酒礼品，霸占知青妇女的？各位自己去看看相关书籍，数量小不了！

整个国家人们的传统美德、美好信仰、道德诚信在文革中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拉关系、走后门”这类词语可不是在改革后才发明的，而是在文革中就流传甚广了。当年就连去商店卖点糖，去肉点卖点肉，都要和营业员拉点关系，嘿嘿，不然当年卖肉的地位何至于高于专家教授呢？！

事实告诉咱们，文革并不能治腐败，靠造反并不能杀尽贪官！无非是一帮别有用心者借此上台罢了，等他们上了台一样的贪污！江青、王洪文、康生是清官吗？那些革委会干部是清官吗？文革就没有腐败吗？各位不要被假象和别有用心的鼓动所欺骗了！反腐要靠法治，要用合理的制度去约束当权者，而不能以“打倒一批－提拔一批－再打倒一批”这种恶性循环来治腐败！

老毛在文革之中犯下的大错之一就是他企图以不停的造反来反官僚、反修，而事实上他破坏法制、破坏道德的结果是腐败更为猖狂了！他不得不认为文革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嘿嘿，刚被提上去的官员又腐了嘛，极左的那一套根本治不了腐败！

现在有的人是不清楚情况，误以为文革形式可以反腐，这一类人只需多了解一下历史就可走出误区。而另一类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欺骗人民，打着反腐的牌子企图在下一次造反中得利。真的让这帮人上台了，谁又能约束他们？！他们真的就不会腐败吗？！想清楚，不要上当！

要完善体制，要推行法治，不要极左害国害民！


文化大革命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

　　经常见到一些长于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的极左分子在鼓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胡说什么文革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成果是“反腐败”。他们在用一些瞒天过海、漏洞百出的说辞混淆视听一番之后，就以现在腐败现象严重为由，号召大家重来一次文革，好达到彻底反腐的目的，云云。

　　对于这类尤如康宁医院长住客的痴汉之梦呓，本来根本就不值一哂的，但是，一来国人素有好了疮疤忘了痛和偏听偏信等等的劣根性，二来那些台上被极左称为什么“右派”、但跟极左其实是套着同一条裤子的官僚一向的鼠目寸光、作茧自缚，令极左们这类的谬论居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我觉得，应该尽早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清晰的逻辑对这些谬论加以批驳，以正视听。

　　极左们总是诡言几十年前的那场文革是针对腐败而发动的，并且也制止了腐败，因此文革有反腐败的功能。我们用数学证明中一种常用的证明方法“反证法”来论证这种结论并不成立。

　　我们先假设事实真如极左们所说，几十年前的那场文革确系针对腐败而发动的，并且也有效制止了腐败现象。那么，我们应该能够举出文革之前大量的官员腐败现象，以及文革之后大量的腐败官员被暴露了出来。一如我们现在每次发起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之后，都能将一批腐败官僚清理出来，并送上法庭判处徒刑一样。

　　现在的腐败现象确实相当严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这些年来有关部门的反腐工作也没有交白卷的，也先后揪出了硕鼠若干，对老百姓多少能有一点交待。

　　比如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随口数出一些重量级的硕鼠，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廷、程维高、高严、慕绥新、马向东、李乘龙、李真等等，有些还是连窝端掉，如由成克杰、胡长清带出的广西、江西腐败窝案，另一些是受其他经济大案牵出来的腐败大案，如厦门、汕头、湛江等地的走私大案，等等等等。一百分是成绩，三十分也是成绩，你可以不满意这种反腐成果太小，但你却无法否认这种反腐成果的客观存在。

　　显然，极左们从表面看上去是非常不满意现在“反腐肃贪”之成效的，不然他们不会鼓吹“文革反腐”；同时，他们也认定文革的反腐效果，要比现在的这种“反腐肃贪”凑效得多，不然他们也不会向不满腐败的民众兜售他们的压箱宝贝“文革反腐”。

　　而且极左们也从不否认，他们一口咬定的文革有着比现在更强大的反腐功能的说法，是经过实践的科学证明，而不只是流于空泛理论的。

　　那么，极左们就有不可推?的义务和责任，向其推销“文革反腐”的对象――广大不满现在反腐成效的老百姓证明，为什么文革反腐比现在的反腐更有成效。

　　但是，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极左们即使绞尽集体的脑汁，也完成不了这道证明题的。

　　因为，极左们根本就列举不出几个文革前官僚腐败的具体例子来，也举不出几例文革过程中被揪斗的官僚腐败的具体事例来，更别说要他们举出象现在陈希同、成克杰这类腐败事实证据确凿的重量级硕鼠之例子来了；甚至连文革中官员遭批斗时被扣上的、与腐败能拉上联系的罪名，比如什么“现行腐败分子”等等，恐怕也举不出来的。

　　他们所能挂在嘴边当歌来哼的“反腐事例”，来来去去也就只有建政初期时的刘青山、张子善那一个个案而已。你要他们继续举下去，他们也就只剩下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的份了。

　　但就是这么场揪出过比现在的“反腐肃贪”运动多不知多少倍官员的文革伟大运动，即使在过了本应看得更真切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却连“举出几件当时因为文革反腐运动而揭发了出来的、令人信服的、象样的腐败例子出来，用以佐证一下‘文革反腐’确系卓有成效”这么一件本来实在是举手之劳的事，也令极左们勉为其难的话，那么极左们所信誓旦旦的什么“文革有反腐功能”就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鬼话。

　　进而可以结合历史来推知，当时吏治的情况，大概只剩下了这两种可能：

　　一.要么当时的官场实在清廉得很，任文革小将们再怎么折腾，也查不出官员们有什么腐败现象，只好放弃从经济上的问题着手来整肃官僚的念头，而被迫改成从政治路线上切入，譬如以“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当权派”、“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白专道路”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来整肃异己。

　　然而，因为路线斗争而挨整，显然要比因为腐化堕落而挨整更值得令人同情，至少前者品格上没有问题，只是持了不同政见而已，后者则根本谈不上什么品格了，话该遗臭万年的。

　　举个例子，如上文所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这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时期，包括在“右派当权”的今天，也都一直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从来没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更没有人替他们平反；而反右、文革时期被打成各种走反动路线的××分子，极左年代一结束，就很快得到平反昭雪了，其中不少还重新受到眼睛最雪亮的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也就是说，如果要给非我族类点颜色看看的话，将对方打成腐败分子显然要比打成政见不同、路线不同的各类××分子更快捷省事，效果更直接的，也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换言之，舍弃最富有成效的办法，却改用既费时费力，成效又来得缓慢，效果还不见得能够持久的“路线斗争”，那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的。这种难言之隐是什么呢？就是上述列举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当时的官场实在清廉得很，任文革小将们再怎么折腾，也查不出官员们有什么腐败现象。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革前的吏治非常清廉，那么如极左们所声言的那般，以反腐为重要诉求之一、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动的必要的；极左们发动文革来反什么腐，而且还成片成片地将清廉官僚打倒，那肯定就是别有用心之举，背后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如果当时的吏治并不是所吹的那么清廉，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民怨也很大，那通过文革初期最轰轰烈烈的那三年的“反腐”，至少也应该揭发出了大批与陈希同、成克杰一般级别的腐败分子，这样文革的反腐功能才拥有跟今天的“反腐肃贪”相提并论的资格。

　　但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例子，极左们也不能为我们补上这些例子。套用现在法治社会“无罪推定”的原理，如果经过这么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反腐运动”之后，居然还找不出被打倒者确凿有力的腐败证据来的话，那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定，这些被打倒的人经济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通过文革并没有揭发出什么腐败分子，从而文革本身也根本不具备什么“反腐功能”，今天的极左们妄图再发动一场文革，那肯定也是别有用心之举，背后也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另一方面，文革被揪斗的官员之多，这些人所受到“造反派”凌辱之残酷恶毒、触目惊心，现在的“反腐肃贪”运动自然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的。现在抓的也许不算多，但一抓一个实，公布出来的犯罪事实清楚，罪证俱全，腐败分子也低头认罪，没啥冤枉的，那可以说是“宁纵勿枉”；而极左们所诡称的文革“反腐”，则是一撸一大片，被整肃的大小官僚动辄数以万计，却不能在这些被打倒的人中找出一个可以列举腐败事实的实例来，那我就可以断言，相形之下，蒋介石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也是仁慈得可以大加赞美、广为歌颂的。

　　所以，文革也有什么“反腐”功效之论，错漏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自然是贻笑大方之混账鬼话。问题是，其荒谬和阴险之处，恐怕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上面探讨文革到底有没有反腐功能的时候，是先预设文革可能存在反腐功能的前提下来，再提出反对看法的，也就相当于先承认文革也有可能存在“反腐”的功能。

　　而所说到的反腐，必然应当是由公认清廉的部门，来执行的一项光荣任务。但是，如果执行“反腐任务”的，本身就是腐败分子，那么，我们心里面对这种“反腐任务”，恐怕就会充满揶揄的――这哪是什么“反腐”，只是不同的腐败分子、腐败派别、腐败集团之间因为分赃不匀而产生的火拼罢了；所谓的“反腐”，不过是他们之间权力斗争的一种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的手段而已。

　　而如果将别人打成“腐败分子”的人本身才是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被打成“腐败分子”的人实际上却是清廉之士，那这种与贼喊捉贼异曲同工的“反腐”，则是沦为一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了。

　　现在，我们来随便看一看，被极左们诩为“反腐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批斗别人的那些人的集合，与被批斗的那些人的集合中，哪个更是腐败分子集散地。

　　折腾得天翻地覆的文革开始那几年，诸多“文革红人”当中，蹦得最高跳得最欢的、权势最炙手可热的，应属江青、林彪、康生之流了。这几个家伙都是些什么货色呢？江青就不用说了，这婆娘的腐化生活，可以从三十年代一直数到七十年代；林彪那一家，特别是林的老婆叶群，腐化的程度在1971年“9?13”之后逐渐被抖了出来，一般人随便也能列举许多出来。他们那些散发着腐尸味的糜烂生活，提起还会令我恶心几天，反正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的，我就省点事免提罢了。在这里我单想掩着鼻子提一提康生这恶贼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

　　康生这厮，文革初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他一直掌管着中央专案工作的生杀予夺大权。文革十年，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就占干部总数的17.5％，在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占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76％，占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占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的高干，都受到了残酷迫害。以上的冤假错案，康生要负上主要责任。

　　但就是这个康生，在文革初期，与其老婆曹轶欧一道狼狈为奸，疯狂迫害别人的同时，另外又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以1350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

　　（相关资料请参阅新华网的文章，地址： http://www.ha.xinhuanet.com/add/ ;... /content_526806.htm）

　　说这厮是“腐败分子”，简直太轻巧了。民国军阀孙殿英炸慈禧墓盗宝，被后人骂为窃国大盗，而凭康生这厮的所作所为，评窃国大盗的资格，又哪一点比不上孙殿英？！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而文革发动以来，被打倒的高层人士中，如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陶铸、贺龙、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等等等等，在江青、康生之类从头到脚都爬满了蛆的文革红人面前，又谁能有资格被称作是“腐败分子”？！而且象刘少奇，在“革命生涯”中所著文章也颇丰，八十年代初还编纂成《刘少奇选集》出版发行，但是这些工作期间写下的文章，恐怕他连稿酬也没怎么拿的。

　　重温一下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我们赫然发现，这二十几年来一直被极左们死死抱着不放，到现在又赋予了包括反腐在内的“新的内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竟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这如何能不令正直之士拍案而起！

　　我看文革从某种角度来解读，确实说得上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这种“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的“文革”手法，极左年代结束之后，其“精华”其实还是被继承下来了的。

　　比如，现在许多地方的官场，廉洁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受到排挤的。别说那些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小官了，就算是机缘凑巧坐上了实权位置的清官，也总不能呆长时间，如山西省的那位吕日周书记。

　　这种对不愿同流合污的清廉官吏穿小鞋、背后捅刀子等的排挤行径，虽然跟文化大革命相比，好象“与时俱进”了，比如不再扣上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的帽子了，也不用挂重木牌游街或坐喷气式了，但那种“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迫害”的实质，却是板上钉钉的，我在此暂将其定义为“文化小革命”吧。

　　在这种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继承了文化大革命精髓的“文化小革命”泛滥的情况下已经腐败成灾，如果真如极左们鼓动的那样再来一场“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的文化大革命，那么真正的清官，恐怕只能回泛黄的史书中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或者到那些充满了艺术加工斧凿之痕的反腐影视里去挖掘了。文革时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转贴）
文革时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常有人说毛的时代多么的清廉，并将之与现实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比，得出要用毛时代的方法来反对腐败。其中别有用心者更是提出要用文革的造反方法来反腐，嘿嘿，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事实是毛的文革年代正是中国最腐败的年代之一！

有位朋友说得好：“如果毛时代真是那么清廉，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来反腐呢？！”事实上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毛时代就很盛行，在文革刚爆发时为了打倒“当权派”而爆出了很多的猛料，官员们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的出路，享受各种各样的特供，为上级和自己修建大量行宫，等等事例让全国人民都开了回眼，原来腐败一直就存在！

那么用文革式的造反是否就解决了腐败呢？恰恰相反，腐败不是被减轻了，而是更为惊人，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大腐败运动！从各个方面来看腐败情况都很普遍，首先是政治上的腐败导致法律被践踏，人事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是经济上的腐败，特权依然存在只是享受者换了班人而已。最后是全社会的诚信被破坏，拉关系走后门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些全都发生在文革之中，改革之后不过是延续了其中一部分腐败罢了，只是因为商品经济导致腐败数额变大，变得更让人民一目了然，才让人产生腐败比文革中多得多的感觉。嘿嘿。

先讲政治上的腐败，无视国法党纪人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公然违反宪法践踏公民的人权甚至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导致国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单凭老毛的一句话，象江青、王洪文之流就可以窃居高位，换到古代这都是不可想像的，汉武帝为了封妻弟李文利为侯还得让他去打仗，因为他要守“无功者不得封侯”的规矩！而老毛则无需这样，一个人的上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想提拔就把副科长王洪文放到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想打击就可无视国法无视人民的志愿把一大批人才打入地狱！这种风气由上而下层层相传，多少只会打砸抢的文革干将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多少仁人志士治国良才进牛棚入大牢？只要看一看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就可知道，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绝不比今天任用一个贪官小嘛！

再讲经济上的腐败，的确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又闭关锁国，文革中的腐败分子没有象如今一样贪污大量现金，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作为一样恶心！文革干将康生就贪污了大量的文物归于己有，有的是用抄家的方式从人家家里抢来的，有的则是从国家仓库中直接夺过来的，他贪污的方式比如今受贿者有过之无不及，人家革命极左派不收礼，只用抢就行了整个一强盗作为。王洪文“坐直升机”得意无比，他享受的是什么？某次因其打猎而误了向老毛汇报，嘿嘿。至于江青攻击人家是“买办和洋奴”，自己却进口大量洋玩意使用，在庐山开会时为了给她消暑省里只好临时从香港进口空调。上面如此，下面一点也不差，有篇文章为证明老毛反腐就说某次他为手下随行人员退赔了三万元的土产，嘿嘿，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的随行人员一次出巡就收了地方官员孝敬的三万元土产，在那个年代三万是很大一笔钱呢。这也说明孝敬在当年就很流行。至于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会主任、大队干部，有多少是利用职权为亲人安排工作，收取烟酒礼品，霸占知青妇女的？各位自己去看看相关书籍，数量小不了！

整个国家人们的传统美德、美好信仰、道德诚信在文革中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拉关系、走后门”这类词语可不是在改革后才发明的，而是在文革中就流传甚广了。当年就连去商店卖点糖，去肉点卖点肉，都要和营业员拉点关系，嘿嘿，不然当年卖肉的地位何至于高于专家教授呢？！

事实告诉咱们，文革并不能治腐败，靠造反并不能杀尽贪官！无非是一帮别有用心者借此上台罢了，等他们上了台一样的贪污！江青、王洪文、康生是清官吗？那些革委会干部是清官吗？文革就没有腐败吗？各位不要被假象和别有用心的鼓动所欺骗了！反腐要靠法治，要用合理的制度去约束当权者，而不能以“打倒一批－提拔一批－再打倒一批”这种恶性循环来治腐败！

老毛在文革之中犯下的大错之一就是他企图以不停的造反来反官僚、反修，而事实上他破坏法制、破坏道德的结果是腐败更为猖狂了！他不得不认为文革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嘿嘿，刚被提上去的官员又腐了嘛，极左的那一套根本治不了腐败！

现在有的人是不清楚情况，误以为文革形式可以反腐，这一类人只需多了解一下历史就可走出误区。而另一类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欺骗人民，打着反腐的牌子企图在下一次造反中得利。真的让这帮人上台了，谁又能约束他们？！他们真的就不会腐败吗？！想清楚，不要上当！

要完善体制，要推行法治，不要极左害国害民！


文化大革命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

　　经常见到一些长于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的极左分子在鼓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胡说什么文革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成果是“反腐败”。他们在用一些瞒天过海、漏洞百出的说辞混淆视听一番之后，就以现在腐败现象严重为由，号召大家重来一次文革，好达到彻底反腐的目的，云云。

　　对于这类尤如康宁医院长住客的痴汉之梦呓，本来根本就不值一哂的，但是，一来国人素有好了疮疤忘了痛和偏听偏信等等的劣根性，二来那些台上被极左称为什么“右派”、但跟极左其实是套着同一条裤子的官僚一向的鼠目寸光、作茧自缚，令极左们这类的谬论居然有着一定的市场。我觉得，应该尽早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清晰的逻辑对这些谬论加以批驳，以正视听。

　　极左们总是诡言几十年前的那场文革是针对腐败而发动的，并且也制止了腐败，因此文革有反腐败的功能。我们用数学证明中一种常用的证明方法“反证法”来论证这种结论并不成立。

　　我们先假设事实真如极左们所说，几十年前的那场文革确系针对腐败而发动的，并且也有效制止了腐败现象。那么，我们应该能够举出文革之前大量的官员腐败现象，以及文革之后大量的腐败官员被暴露了出来。一如我们现在每次发起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之后，都能将一批腐败官僚清理出来，并送上法庭判处徒刑一样。

　　现在的腐败现象确实相当严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是，这些年来有关部门的反腐工作也没有交白卷的，也先后揪出了硕鼠若干，对老百姓多少能有一点交待。

　　比如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随口数出一些重量级的硕鼠，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廷、程维高、高严、慕绥新、马向东、李乘龙、李真等等，有些还是连窝端掉，如由成克杰、胡长清带出的广西、江西腐败窝案，另一些是受其他经济大案牵出来的腐败大案，如厦门、汕头、湛江等地的走私大案，等等等等。一百分是成绩，三十分也是成绩，你可以不满意这种反腐成果太小，但你却无法否认这种反腐成果的客观存在。

　　显然，极左们从表面看上去是非常不满意现在“反腐肃贪”之成效的，不然他们不会鼓吹“文革反腐”；同时，他们也认定文革的反腐效果，要比现在的这种“反腐肃贪”凑效得多，不然他们也不会向不满腐败的民众兜售他们的压箱宝贝“文革反腐”。

　　而且极左们也从不否认，他们一口咬定的文革有着比现在更强大的反腐功能的说法，是经过实践的科学证明，而不只是流于空泛理论的。

　　那么，极左们就有不可推?的义务和责任，向其推销“文革反腐”的对象――广大不满现在反腐成效的老百姓证明，为什么文革反腐比现在的反腐更有成效。

　　但是，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极左们即使绞尽集体的脑汁，也完成不了这道证明题的。

　　因为，极左们根本就列举不出几个文革前官僚腐败的具体例子来，也举不出几例文革过程中被揪斗的官僚腐败的具体事例来，更别说要他们举出象现在陈希同、成克杰这类腐败事实证据确凿的重量级硕鼠之例子来了；甚至连文革中官员遭批斗时被扣上的、与腐败能拉上联系的罪名，比如什么“现行腐败分子”等等，恐怕也举不出来的。

　　他们所能挂在嘴边当歌来哼的“反腐事例”，来来去去也就只有建政初期时的刘青山、张子善那一个个案而已。你要他们继续举下去，他们也就只剩下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的份了。

　　但就是这么场揪出过比现在的“反腐肃贪”运动多不知多少倍官员的文革伟大运动，即使在过了本应看得更真切的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却连“举出几件当时因为文革反腐运动而揭发了出来的、令人信服的、象样的腐败例子出来，用以佐证一下‘文革反腐’确系卓有成效”这么一件本来实在是举手之劳的事，也令极左们勉为其难的话，那么极左们所信誓旦旦的什么“文革有反腐功能”就是难以令人置信的鬼话。

　　进而可以结合历史来推知，当时吏治的情况，大概只剩下了这两种可能：

　　一.要么当时的官场实在清廉得很，任文革小将们再怎么折腾，也查不出官员们有什么腐败现象，只好放弃从经济上的问题着手来整肃官僚的念头，而被迫改成从政治路线上切入，譬如以“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当权派”、“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白专道路”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来整肃异己。

　　然而，因为路线斗争而挨整，显然要比因为腐化堕落而挨整更值得令人同情，至少前者品格上没有问题，只是持了不同政见而已，后者则根本谈不上什么品格了，话该遗臭万年的。

　　举个例子，如上文所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这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时期，包括在“右派当权”的今天，也都一直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从来没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更没有人替他们平反；而反右、文革时期被打成各种走反动路线的××分子，极左年代一结束，就很快得到平反昭雪了，其中不少还重新受到眼睛最雪亮的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也就是说，如果要给非我族类点颜色看看的话，将对方打成腐败分子显然要比打成政见不同、路线不同的各类××分子更快捷省事，效果更直接的，也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换言之，舍弃最富有成效的办法，却改用既费时费力，成效又来得缓慢，效果还不见得能够持久的“路线斗争”，那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的。这种难言之隐是什么呢？就是上述列举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当时的官场实在清廉得很，任文革小将们再怎么折腾，也查不出官员们有什么腐败现象。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革前的吏治非常清廉，那么如极左们所声言的那般，以反腐为重要诉求之一、而且还要“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动的必要的；极左们发动文革来反什么腐，而且还成片成片地将清廉官僚打倒，那肯定就是别有用心之举，背后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如果当时的吏治并不是所吹的那么清廉，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民怨也很大，那通过文革初期最轰轰烈烈的那三年的“反腐”，至少也应该揭发出了大批与陈希同、成克杰一般级别的腐败分子，这样文革的反腐功能才拥有跟今天的“反腐肃贪”相提并论的资格。

　　但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例子，极左们也不能为我们补上这些例子。套用现在法治社会“无罪推定”的原理，如果经过这么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反腐运动”之后，居然还找不出被打倒者确凿有力的腐败证据来的话，那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认定，这些被打倒的人经济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说，通过文革并没有揭发出什么腐败分子，从而文革本身也根本不具备什么“反腐功能”，今天的极左们妄图再发动一场文革，那肯定也是别有用心之举，背后也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另一方面，文革被揪斗的官员之多，这些人所受到“造反派”凌辱之残酷恶毒、触目惊心，现在的“反腐肃贪”运动自然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的。现在抓的也许不算多，但一抓一个实，公布出来的犯罪事实清楚，罪证俱全，腐败分子也低头认罪，没啥冤枉的，那可以说是“宁纵勿枉”；而极左们所诡称的文革“反腐”，则是一撸一大片，被整肃的大小官僚动辄数以万计，却不能在这些被打倒的人中找出一个可以列举腐败事实的实例来，那我就可以断言，相形之下，蒋介石那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也是仁慈得可以大加赞美、广为歌颂的。

　　所以，文革也有什么“反腐”功效之论，错漏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自然是贻笑大方之混账鬼话。问题是，其荒谬和阴险之处，恐怕还远不止于此。

　　我们上面探讨文革到底有没有反腐功能的时候，是先预设文革可能存在反腐功能的前提下来，再提出反对看法的，也就相当于先承认文革也有可能存在“反腐”的功能。

　　而所说到的反腐，必然应当是由公认清廉的部门，来执行的一项光荣任务。但是，如果执行“反腐任务”的，本身就是腐败分子，那么，我们心里面对这种“反腐任务”，恐怕就会充满揶揄的――这哪是什么“反腐”，只是不同的腐败分子、腐败派别、腐败集团之间因为分赃不匀而产生的火拼罢了；所谓的“反腐”，不过是他们之间权力斗争的一种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的手段而已。

　　而如果将别人打成“腐败分子”的人本身才是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被打成“腐败分子”的人实际上却是清廉之士，那这种与贼喊捉贼异曲同工的“反腐”，则是沦为一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了。

　　现在，我们来随便看一看，被极左们诩为“反腐运动”的文化大革命，批斗别人的那些人的集合，与被批斗的那些人的集合中，哪个更是腐败分子集散地。

　　折腾得天翻地覆的文革开始那几年，诸多“文革红人”当中，蹦得最高跳得最欢的、权势最炙手可热的，应属江青、林彪、康生之流了。这几个家伙都是些什么货色呢？江青就不用说了，这婆娘的腐化生活，可以从三十年代一直数到七十年代；林彪那一家，特别是林的老婆叶群，腐化的程度在1971年“9?13”之后逐渐被抖了出来，一般人随便也能列举许多出来。他们那些散发着腐尸味的糜烂生活，提起还会令我恶心几天，反正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的，我就省点事免提罢了。在这里我单想掩着鼻子提一提康生这恶贼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

　　康生这厮，文革初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文革初期和中期，他一直掌管着中央专案工作的生杀予夺大权。文革十年，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就占干部总数的17.5％，在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及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占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76％，占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占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的高干，都受到了残酷迫害。以上的冤假错案，康生要负上主要责任。

　　但就是这个康生，在文革初期，与其老婆曹轶欧一道狼狈为奸，疯狂迫害别人的同时，另外又干了些什么勾当呢？

　　――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虎视着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他们觉得在管理人员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以1350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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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资料请参阅新华网的文章，地址： http://www.ha.xinhuanet.com/add/ ;... /content_526806.htm）

　　说这厮是“腐败分子”，简直太轻巧了。民国军阀孙殿英炸慈禧墓盗宝，被后人骂为窃国大盗，而凭康生这厮的所作所为，评窃国大盗的资格，又哪一点比不上孙殿英？！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而文革发动以来，被打倒的高层人士中，如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陶铸、贺龙、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等等等等，在江青、康生之类从头到脚都爬满了蛆的文革红人面前，又谁能有资格被称作是“腐败分子”？！而且象刘少奇，在“革命生涯”中所著文章也颇丰，八十年代初还编纂成《刘少奇选集》出版发行，但是这些工作期间写下的文章，恐怕他连稿酬也没怎么拿的。

　　重温一下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我们赫然发现，这二十几年来一直被极左们死死抱着不放，到现在又赋予了包括反腐在内的“新的内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竟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这如何能不令正直之士拍案而起！

　　我看文革从某种角度来解读，确实说得上是“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这种“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的“文革”手法，极左年代结束之后，其“精华”其实还是被继承下来了的。

　　比如，现在许多地方的官场，廉洁的人几乎可以肯定是要受到排挤的。别说那些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小官了，就算是机缘凑巧坐上了实权位置的清官，也总不能呆长时间，如山西省的那位吕日周书记。

　　这种对不愿同流合污的清廉官吏穿小鞋、背后捅刀子等的排挤行径，虽然跟文化大革命相比，好象“与时俱进”了，比如不再扣上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的帽子了，也不用挂重木牌游街或坐喷气式了，但那种“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迫害”的实质，却是板上钉钉的，我在此暂将其定义为“文化小革命”吧。

　　在这种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继承了文化大革命精髓的“文化小革命”泛滥的情况下已经腐败成灾，如果真如极左们鼓动的那样再来一场“腐败分子向廉洁官员发动的一场集体迫害”的文化大革命，那么真正的清官，恐怕只能回泛黄的史书中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或者到那些充满了艺术加工斧凿之痕的反腐影视里去挖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