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观察者错判了利比亚形势

　(赵楚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反对派军队攻进的黎波里，卡扎菲但闻其声不见人，延绵数月的利比亚局势终于明朗，巴黎善后会议开幕，全球的人们开始抱着或喜或忧的心情盘点各自的得失。内地媒体的军事观察者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起，由于国内媒体的市场化，以及中国与国际事务关系日益密切，远方的战事成了公众话题焦点，于是各种媒体纷纷邀请军事专业学者，在有重大国际军事新闻发生时出面解说。这种现象本身具有双重正面意义：一则显示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全球大国，其国民的专业知识需求，再则也表达了媒体通过知识的普及（不同于以往的简单政策宣示）来引导舆论的转型。20年来，此类活动令一些军事学者成就了很大的公众名声，然而，时移世易，也带来了很多笑话。从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亚，某些名声显赫的学者屡屡分析错误，其对于战局的预测和前瞻更是与实际发展南辕北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乌龙？

　　从2003年的伊拉克起，就有学者开始预言美军必陷入萨达姆的“人民战争海洋”，再则预报“巴格达巷战”如何厉害，结果，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此次到了利比亚，媒体上此类军事学者的不祥预测还是不绝于耳。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并非这些学者对于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战法、对于美军及其同盟军队的战斗力有意低估，说到底，乃是一种基于错误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的产物。国内某些学者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信条，在心理上强烈希望这些过去时代的战争经验会再次应验，以此使美军陷入越战那样的战略陷阱。这种政治和心理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罔顾新军事革命之后美军战力更新的现实，可以不断在不同的战争中跌进同一个思维的误区。

　　我国古代兵家对战争的观察，历来持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不同的战争形态有严格而理性的分析。无论孙吴，还是荀孟，都是从具体个案的分析角度看待不同的战争，或者天时，或者地利、人和，或者是国情与技术装备的分析，而近年的媒体军事评论却体现了非常形而上学的倾向。

　　美军在冷战结束20年来，一直在加强针对所谓地区强国的非对称战争的准备，其装备、编组、战法以及作战实验可谓针对性极强；而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根本不构成任何严肃的威胁。战争局势有时迁延，并非欧美军队战力本身的原因，而是复杂的当代国际政治形势的约束所致。抱着过去陈旧的军事教条，不看这种力量对比，这对于公众认识真实的战争并无帮助。

　　以伊拉克来说，美军在“快速决战”思想指导下，除了全面的信息压制和精确的全地域、全时段火力打击之外，主要作战手段之一是特种心理作战，作战重心已从过去消灭重兵集团转向瘫痪对方力量，而且手法不仅是军事的，同时也是非军事的。按理说，媒体上的军事学者对这种政治和心理攻势并不陌生，但多年来对美军“钢多气少”、“重物质没有智慧”脸谱化描述潜移默化，进入了学者的脑细胞，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美军及其盟友对心理作战的战略性运用。所以，在错误的评论和判断之后，人们看到的是机械化时代兵力和活力密集型的思维，是过去那种万炮齐鸣、血肉横飞的战场想象；而没有意识到，由于科技和意识的双重进步，战争的脸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于是在利比亚关于所谓哈米斯旅的评论中，那种最后血战的想象再次落空。

　　当然，不能说那些军事学者的观察和评论误区可以代表中国军事学术的水准，但这些屡屡落空的军事评论，带给公众的却是错误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思维，使公众对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国际军事事件产生困扰。

　　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成为大众茶余饭后谈资的媒体评价失败，也有其不可多得的益处。尤其在一个处于和平的漫长的社会里，这些知识的失误反而更能够令公众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认识到真实战争的面貌，这不能算是坏事
(赵楚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反对派军队攻进的黎波里，卡扎菲但闻其声不见人，延绵数月的利比亚局势终于明朗，巴黎善后会议开幕，全球的人们开始抱着或喜或忧的心情盘点各自的得失。内地媒体的军事观察者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自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起，由于国内媒体的市场化，以及中国与国际事务关系日益密切，远方的战事成了公众话题焦点，于是各种媒体纷纷邀请军事专业学者，在有重大国际军事新闻发生时出面解说。这种现象本身具有双重正面意义：一则显示了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全球大国，其国民的专业知识需求，再则也表达了媒体通过知识的普及（不同于以往的简单政策宣示）来引导舆论的转型。20年来，此类活动令一些军事学者成就了很大的公众名声，然而，时移世易，也带来了很多笑话。从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亚，某些名声显赫的学者屡屡分析错误，其对于战局的预测和前瞻更是与实际发展南辕北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乌龙？

　　从2003年的伊拉克起，就有学者开始预言美军必陷入萨达姆的“人民战争海洋”，再则预报“巴格达巷战”如何厉害，结果，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此次到了利比亚，媒体上此类军事学者的不祥预测还是不绝于耳。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并非这些学者对于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战法、对于美军及其同盟军队的战斗力有意低估，说到底，乃是一种基于错误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的产物。国内某些学者抱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信条，在心理上强烈希望这些过去时代的战争经验会再次应验，以此使美军陷入越战那样的战略陷阱。这种政治和心理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罔顾新军事革命之后美军战力更新的现实，可以不断在不同的战争中跌进同一个思维的误区。

　　我国古代兵家对战争的观察，历来持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不同的战争形态有严格而理性的分析。无论孙吴，还是荀孟，都是从具体个案的分析角度看待不同的战争，或者天时，或者地利、人和，或者是国情与技术装备的分析，而近年的媒体军事评论却体现了非常形而上学的倾向。

　　美军在冷战结束20年来，一直在加强针对所谓地区强国的非对称战争的准备，其装备、编组、战法以及作战实验可谓针对性极强；而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也根本不构成任何严肃的威胁。战争局势有时迁延，并非欧美军队战力本身的原因，而是复杂的当代国际政治形势的约束所致。抱着过去陈旧的军事教条，不看这种力量对比，这对于公众认识真实的战争并无帮助。

　　以伊拉克来说，美军在“快速决战”思想指导下，除了全面的信息压制和精确的全地域、全时段火力打击之外，主要作战手段之一是特种心理作战，作战重心已从过去消灭重兵集团转向瘫痪对方力量，而且手法不仅是军事的，同时也是非军事的。按理说，媒体上的军事学者对这种政治和心理攻势并不陌生，但多年来对美军“钢多气少”、“重物质没有智慧”脸谱化描述潜移默化，进入了学者的脑细胞，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美军及其盟友对心理作战的战略性运用。所以，在错误的评论和判断之后，人们看到的是机械化时代兵力和活力密集型的思维，是过去那种万炮齐鸣、血肉横飞的战场想象；而没有意识到，由于科技和意识的双重进步，战争的脸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于是在利比亚关于所谓哈米斯旅的评论中，那种最后血战的想象再次落空。

　　当然，不能说那些军事学者的观察和评论误区可以代表中国军事学术的水准，但这些屡屡落空的军事评论，带给公众的却是错误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思维，使公众对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国际军事事件产生困扰。

　　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成为大众茶余饭后谈资的媒体评价失败，也有其不可多得的益处。尤其在一个处于和平的漫长的社会里，这些知识的失误反而更能够令公众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认识到真实战争的面貌，这不能算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