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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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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毛泽东开始，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在外交上都各有重大建树，不仅利及当代，而且还为继任者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从而使他们得以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朝着更高的目标攀登。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最为重要的外交遗产，就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战略同盟关系、与美国结束隔绝状态以及取代台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邓小平时代初期最为突出的外交成就，就是与美国正式建交，并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多边外交。而在江泽民时代，与主要发达国家初步建立政治互信，全面改善周边国际环境并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


功过互见　先立后破


　　正是因为前人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所以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才会在外交领域有了更高的起点，并且迅速以大国领袖的姿态迈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年底访问美国获得成功，胡锦涛这次在法国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这些不仅与他们本身的领导素质及其背后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而且也与上几代领导人孜孜不倦所做的外交铺垫息息相关。

　　然而，除了可资利用的遗产，中国过往几代领导人在外交上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更给后代领袖们留下了诸多异常棘手的烂尾巴，使他们前行的步伐受到羁绊，甚至连整个国家的发展远景都受到制约。

　　在60年代，因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和苏联从原来的盟友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邓小平时代，在经受了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与双输之后，双边关系才开始逐渐得到修补和恢复。

　　在江泽民执政之后，上届政府所留下来的“烂尾外交”更是满目疮痍。当时正值“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国际处境倒退数十年，不仅在国际主流社会被完全孤立，而且还遭受一些友好国家与国际亲华势力的抵制。

　　在第三代领导层掌权长达13年时间里，中国外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一直在历史包袱的重压下，艰难和锲而不舍地进行开拓。尤其是在90年代中叶以前，以杰出的外交家钱其琛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前所未有的屈辱氛围中，一点一点地为自己的国家赢回了尊重、体面和尊严，从而使中国外交得以从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出发。


外交连续性的断裂


　　然而，这些外交成就却是用十多年的时间换来的，其代价之大，难以估量。由于当时与发达世界的关系空前恶化，中国偌大的一个国家，同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只在外交上极度被动，而且还在政治上备受攻击，经济上受到排斥，科技上遭到禁运，道德形象上受到玷污，其长远的发展目标更受到明显的牵制。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之际，正是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之时。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中美关系，即便不如80年代末以前的蜜月状态，但却最为平稳、最为理性、最为现实。而中国整体的国际环境，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正如上文所述，胡温体制接过权力的接力棒时，其起点已远远超越前几代领导人。

　　虽然如此，今天的当政者依然要替前人弥补缺憾，依然要为前人所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担起责任。对后任者来说，虽然这是理所当然和义不容辞的，但对所有在位的领导者而言，避免让后人被自己的错误所连累，避免给继任者增添不必要的施政障碍，更是应该做到的。

　　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虽然也不令人满意，但却并没有变成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受的国际围攻，简直可以说是令人窒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毫无意义、没有逻辑结果的争论，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政治摩擦的主要领域之一。它使中国政治领袖以及外交部门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更使其他领域的对外交往遭遇太多挫折。

　　时至今日，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现政府依然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类似对待，包括法国社会党议员这次仍然以人权为由，对前往访问的胡锦涛采取消极态度。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确实问题太多，但是，若继续据此来否定胡温体制在至今短短时间内所作出的诸多努力，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可是，话虽如此，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历史的延续所致。


高科技禁运的制约


　　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及武器禁运措施，至今已经持续了15年。这是某些西方国家用来制约中国发展步伐的最有效工具，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最大的政治负资产。在江泽民时代，这一禁令虽有松动，但却没有得到解除，现在这一责任又落在胡锦涛身上。

　　近日，在法德两国的推动下，欧盟开始考虑最终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假若欧盟不久后正式解禁，那么，美国也就不得不对高科技禁令进行逐步调整。只有在那个时候，“六四事件”以后的中国国际交往才算真正恢复了常态。

　　回顾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其成绩斐然，其败笔也令人叹息。可以说，在取得很多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外交在过去很多年里也曾一度踯躅不前，甚至发生倒退，因而不能厚积薄发，也迟迟不能开辟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利的新天地。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往昔政局不稳，当政者出于当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把自己一砖一瓦辛苦经营起来的外交局面轻易地破坏掉，使得后来者还是要白手起家，继续艰难地从头做起。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是过去的政治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概括。然而，时移势易。在各国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环境的今天，外交不再只是内政的延伸，而是内政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两者要么相辅相成，要么一损俱损。因此，当政者必须内外并举，要对内政和外交进行统筹考量。

　　检视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外交，其操作模式与内部建设浑然一体，并行不悖，从而摆脱了过去经常把内政和外交予以分割、予以区别对待的做法。但愿胡温体制在现有基础上，将有更多的创新和建树，并且着眼于子孙后代，为未来的中国外交进行更加厚实的积累和铺垫。中国外交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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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毛泽东开始，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在外交上都各有重大建树，不仅利及当代，而且还为继任者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从而使他们得以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朝着更高的目标攀登。

　　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最为重要的外交遗产，就是与第三世界国家结成战略同盟关系、与美国结束隔绝状态以及取代台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邓小平时代初期最为突出的外交成就，就是与美国正式建交，并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多边外交。而在江泽民时代，与主要发达国家初步建立政治互信，全面改善周边国际环境并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具深远影响的外交事件。


功过互见　先立后破


　　正是因为前人奠定了这样的基础，所以胡锦涛等新一代领导人才会在外交领域有了更高的起点，并且迅速以大国领袖的姿态迈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年底访问美国获得成功，胡锦涛这次在法国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这些不仅与他们本身的领导素质及其背后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而且也与上几代领导人孜孜不倦所做的外交铺垫息息相关。

　　然而，除了可资利用的遗产，中国过往几代领导人在外交上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更给后代领袖们留下了诸多异常棘手的烂尾巴，使他们前行的步伐受到羁绊，甚至连整个国家的发展远景都受到制约。

　　在60年代，因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和苏联从原来的盟友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直到邓小平时代，在经受了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与双输之后，双边关系才开始逐渐得到修补和恢复。

　　在江泽民执政之后，上届政府所留下来的“烂尾外交”更是满目疮痍。当时正值“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国际处境倒退数十年，不仅在国际主流社会被完全孤立，而且还遭受一些友好国家与国际亲华势力的抵制。

　　在第三代领导层掌权长达13年时间里，中国外交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一直在历史包袱的重压下，艰难和锲而不舍地进行开拓。尤其是在90年代中叶以前，以杰出的外交家钱其琛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前所未有的屈辱氛围中，一点一点地为自己的国家赢回了尊重、体面和尊严，从而使中国外交得以从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出发。


外交连续性的断裂


　　然而，这些外交成就却是用十多年的时间换来的，其代价之大，难以估量。由于当时与发达世界的关系空前恶化，中国偌大的一个国家，同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只在外交上极度被动，而且还在政治上备受攻击，经济上受到排斥，科技上遭到禁运，道德形象上受到玷污，其长远的发展目标更受到明显的牵制。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之际，正是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之时。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中美关系，即便不如80年代末以前的蜜月状态，但却最为平稳、最为理性、最为现实。而中国整体的国际环境，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正如上文所述，胡温体制接过权力的接力棒时，其起点已远远超越前几代领导人。

　　虽然如此，今天的当政者依然要替前人弥补缺憾，依然要为前人所犯下的过失和错误担起责任。对后任者来说，虽然这是理所当然和义不容辞的，但对所有在位的领导者而言，避免让后人被自己的错误所连累，避免给继任者增添不必要的施政障碍，更是应该做到的。

　　在“六四事件”之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虽然也不令人满意，但却并没有变成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受的国际围攻，简直可以说是令人窒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毫无意义、没有逻辑结果的争论，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政治摩擦的主要领域之一。它使中国政治领袖以及外交部门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更使其他领域的对外交往遭遇太多挫折。

　　时至今日，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现政府依然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类似对待，包括法国社会党议员这次仍然以人权为由，对前往访问的胡锦涛采取消极态度。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确实问题太多，但是，若继续据此来否定胡温体制在至今短短时间内所作出的诸多努力，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可是，话虽如此，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历史的延续所致。


高科技禁运的制约


　　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及武器禁运措施，至今已经持续了15年。这是某些西方国家用来制约中国发展步伐的最有效工具，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最大的政治负资产。在江泽民时代，这一禁令虽有松动，但却没有得到解除，现在这一责任又落在胡锦涛身上。

　　近日，在法德两国的推动下，欧盟开始考虑最终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假若欧盟不久后正式解禁，那么，美国也就不得不对高科技禁令进行逐步调整。只有在那个时候，“六四事件”以后的中国国际交往才算真正恢复了常态。

　　回顾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其成绩斐然，其败笔也令人叹息。可以说，在取得很多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外交在过去很多年里也曾一度踯躅不前，甚至发生倒退，因而不能厚积薄发，也迟迟不能开辟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利的新天地。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往昔政局不稳，当政者出于当时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把自己一砖一瓦辛苦经营起来的外交局面轻易地破坏掉，使得后来者还是要白手起家，继续艰难地从头做起。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是过去的政治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概括。然而，时移势易。在各国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环境的今天，外交不再只是内政的延伸，而是内政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两者要么相辅相成，要么一损俱损。因此，当政者必须内外并举，要对内政和外交进行统筹考量。

　　检视最近几年来的中国外交，其操作模式与内部建设浑然一体，并行不悖，从而摆脱了过去经常把内政和外交予以分割、予以区别对待的做法。但愿胡温体制在现有基础上，将有更多的创新和建树，并且着眼于子孙后代，为未来的中国外交进行更加厚实的积累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