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中俄關係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28:31
于今年9月作出远东石油管线的最终决定, 9月22日俄总理卡西亚诺夫将访华,而俄自然资源部作出否定“安大线”方案决定的时间是9月2日,这无疑给卡西亚诺夫的访华之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是另一方面,这不长不短的20天时间也留下了双方沟通协调的余地。
  
   二是俄自然资源部决定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居然是“违反俄罗斯自然保护法”。这自然可以理解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方式,即这的确是个技术性失误,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里大兴土木,修建一条有可能会破坏环境的输油管道,依哪国的法律也通不过。
  
   三是俄自然资源部在此之前已经以管线途经一千多公里地震带为由否定了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提出的“安纳线”即北线方案。这是条很值得玩味的消息,俄罗斯实际上否定了现有的远东石油管线的两个方案,俄罗斯人首鼠两端,鱼与熊掌欲兼得的投机心理在此表露无疑。
  
   无论如何,新一轮的“安大线”风波对于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正急于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路径依赖”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至少是干扰了中国寻求廉价石油来源的努力,最坏的结果是使得之前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或被无限期推迟。在迄今为止已经9年的中俄石油管线建设谈判中,这一次的风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对于宏观上是战略协作伙伴,微观上却波折不断的中俄关系来说,风波不断的“安大线”,虽然有可能是对双边关系影响面最广的不利因素,俄罗斯的出尔反尔,不讲信誉的表现也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绝非是影响中俄关系最重大的障碍。基于这个原因,笔者试图以此为契机,对中俄关系的过去将来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
  
  俄罗斯历史的简单回顾
  
   笔者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来揭示俄罗斯民族的若干重要特性。十三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尚是散居在俄罗斯大草原上的一个个庄园城邦式的小公国,过着安宁平静、与世无争的生活。俄罗斯的地理位置远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中心,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这从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可略见一斑,来自于地理距离最近的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乃至诸多斯拉夫民族的国教。(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性的表现,即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俄罗斯历史的若干重要转折点上,如彼得一世的西方化改革,沙俄帝国末期诸多源于西欧的思潮在俄罗斯的轮番实践乃至最后同样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不成功的实践,以及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民主化”改革,都可以看到这种拿来主义的精彩表现。)
  
   而自十三世纪开始的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三百年统治,以及俄罗斯民族三百年不断的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坚韧不屈、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并成功的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军事思想(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那些宽正面大纵深突击战役有着明显的成吉思汗大迂回大纵深战术的烙印),这两点在后来的历次战争中表露无遗,但在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这些正面遗产之后,蒙古帝国的糟粕也被俄罗斯照单全收了,诸如专制集权的政治传统、粗鄙野蛮的文化传统以及落后的经济制度等等,凡此种种在今日的俄罗斯尚依稀可见。(俄罗斯民族血液中的蒙古基因可说是俄罗斯民族的最重要特性,俄罗斯日后的疯狂扩张和几度兴衰均与此息息相关。)
  
   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俄罗斯从十五世纪开始崛起,经过彼得一世的西方化改革(这个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为俄罗斯的一次洋务运动,以之为参照来探讨中国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只是这个题目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本文不作讨论),俄罗斯在对瑞典的北方战争和对土耳其的南方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得到了至关重要的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经过长期疯狂的扩张,领土急剧膨胀成为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国,在陆上,历经几代沙皇,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持续迅猛的向东方扩张,最终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疆域直抵太平洋沿岸,并曾经拥有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在南方,俄罗斯的历代沙皇或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或出于拓疆扩土的雄心,将高加索山区和中亚的沙漠绿洲汗国一一收入囊中。(从此处可以看出,十五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事实上俄罗斯的扩张并未随着沙俄帝国于1917年的崩溃而终结,几乎全盘继承了沙俄遗产的苏联在成立之初就将外蒙古纳入势力范围,打胜了二战后更以建立卫星国的方式将东欧纳入其帝国版图,并迫使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实。连续几个世纪的扩张在使俄罗斯拥有了广袤的土地和丰饶的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数不清的现实和潜在的敌人,比如因沙俄的扩张而失去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是苏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大的劲敌之一,土入人不入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一个流血的伤口,离心离德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索。)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兴衰动荡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剧烈的,从横向角度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之相提并论。有人也许会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同样极为动荡,其实不然,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历经沧桑已沦落到谷底的民族挣扎求存、奋发图强的历史,虽然动荡不断,但总的曲线是曲折向上的。而俄罗斯则不然,世纪初日俄战争的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轮接一轮的革命浪潮,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社会动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前方屡战屡败、后方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高潮,在眼花缭乱,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沧桑巨变中,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干涉一度使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范围局促于莫斯科盆地一隅,与历史上曾经的莫斯科公国的疆域相似,然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表现出了无以伦比的生命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诞生于1922年的苏联接收了沙俄帝国几乎全部的地缘遗产。三十年代的苏联,伴随着代价高昂的“集体化”、骇人听闻的“大肃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巨大成就,从一个蒙昧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正是依靠在此期间积累的巨大经济实力,在二战初期遭到极为惨重损失的情况下,最终打赢了卫国战争,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正面抗衡的超级大国,达到了俄罗斯历史上国势的颠峰。二战结束后紧随而来的冷战时期,苏联与以另一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经历了冷战、热战、疯狂的军备竞赛,几度攻守易位后,冷战以众所周知的苏联自我崩溃的方式略显戏剧性的结束了。世纪末的俄罗斯恰似世纪初的翻版,帝国边缘地带的战争失败,模仿西方的改革导致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秩序的崩溃,各种思潮、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在又一轮眼花缭乱的权力斗争和不流血的革命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轰然解体。作为苏联法律上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苏联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寒气森森的核武库至今仍是俄罗斯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失去了西方的战略屏障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条件大为不利,面对北约咄咄逼人的东扩脚步除了虚声恫吓外再无所作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俄统治者一块心病的高加索山地民族成为现时俄罗斯一个流血的伤口,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麻烦不断,孱弱的经济长期不振,至今未能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混乱不堪的民主改革也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极端时甚至发展到武力对抗,流血冲突。总之,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仍徘徊于苦难的深渊,前进的道路上虽然有希望,比如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普京总统,但要恢复俄罗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尚有很长一段时日。(俄罗斯的兴亡盛衰无论是其剧烈程度还是变化速度都是世所罕见的,一代枭雄邱吉尔曾坦言,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人的事情,俄国是一个迷中之迷。)
  
   在此有必要作一个重要的补充,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俄罗斯的领土缺少高山大河的自然屏障,战略上无险可守,在俄罗斯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中,侵略者的兵锋都曾经直抵莫斯科城下,虽然最终俄罗斯都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极为高昂。在俄罗斯未崛起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俄罗斯也曾多次遭到周边强国的侵略。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基本没有失败过,几次重大失败都发生在对外的侵略战争中。(惨痛的历史教训给俄罗斯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国家安全首先是军事安全,俄罗斯历来以军事立国,军事强盛,一方面是扩张的需要,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然而绝对的安全是绝对不存在的,无论是对外扩张时的疯狂、战胜时的趾高气扬还是掠夺战利品时的贪婪都掩盖不住深藏在俄罗斯民族心灵深处那种对失败的恐惧。这种缺乏安全的恐惧心理也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多少有些神经质的民族性格,在对外关系中或追求对盟友的绝对控制,毫不顾及盟友的利益,这是中苏分裂和东欧剧变的重要诱因,或是将对手逼入墙角,与己为敌,在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的东西方摩擦期内,这点表现的极为鲜明,冷战的开始有其必然性,但是诸如封锁柏林、插手伊朗之类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这种恐惧心理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俄罗斯民族的报复心理极强,二战初期与法西斯德国瓜分波兰的行动和残暴的卡廷森林大屠杀无疑是对苏波战争失利的报复,二战后强夺北方四岛的行动也可以理解成为因日俄战争失利而对日本的报复。)
  
  三百年纠缠不休的中俄关系史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邻国,自康熙时代迄今,中俄、中苏的关系可谓是恩怨交织,纠缠不休。
  
   从十七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开始同时向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和西部边疆地区扩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整个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熙时代,通过雅克萨之战迫使沙俄签署《尼布楚条约》和平定沙俄支持的噶尔丹叛乱,暂时遏止了沙俄的扩张野心,《尼布楚条约》条约也成了有清一代上千个对外条约中唯一的平等条约。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沙俄虽仍在利用古代中国领土意识、边界概念的淡漠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但并无大的军事扩张行动。
  
   1840年鸦片战争中,腐朽老迈的中国被两万英军的坚船利炮轻松击败,天朝大国的虚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在世界面前,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军们一次次的蹂躏了中国的土地,从中国榨取了无数的珍宝财富。这百年的屈辱历史,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道伤口。在这些殖民强盗中,虽以日本法西斯最为凶狠,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最重,但沙俄帝国则攫取了最多的中国领土,遗患流传至今。
  
   上世纪初在争夺中国领土东北的狗咬狗的日俄战争中,沙俄最终惨败。在由此激发了一轮接一轮的革命浪潮中,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罗斯诞生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指引了新的道路,带来了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于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宣告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结束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此外,在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曾是几乎唯一提供了实质性援助的大国,相比英法封锁滇缅公路和美国向日本倾销战略物资的自私行为,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奋战与牺牲更值得我们纪念,苏军出兵东北也在事实上加快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进程,但是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中以卑劣手段制造外蒙古独立和强夺中国固有领土唐努乌梁海的恶行以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胡作非为不仅暴露了苏联掩盖在社会主义面纱下的帝国主义真面目,也给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迫于无奈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平心而论,在整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还是相当良好的,正如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的,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工业基础。在为中国赢得五十年为中国的和平时光,并制止了强敌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在初期虽有出动空军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但总体来说还是提供了相当大的物质援助,尤其在战争中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已基本达到了苏德战争后期苏军的水平,而近年来解密的资料也证实了苏联空军的参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然而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中苏之间裂痕渐现,数百年来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和刚刚从百年屈辱史中走出的中华民族雪耻的雄心迎头碰撞,真实残酷的地缘斗争从一开始覆盖着意识形态面纱的理论争吵发展到两国边境双方正规军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然而面对掌握了核武器和全民备战的中国,苏联统治者几番犹豫,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按下战争的按钮。周总理和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以及随之而来的尼克松访华决定了其后将近二十年的中苏关系格局:敌对,却避免全面战争。中苏敌对格局的最终形成对冷战最后结局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为尽全力对付中国的压力,苏联不得不谋求对西方的缓和,导致东欧卫星国的渐行渐远;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一半吓人,一半吓己,耗资数千亿美元,终无所获;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支持越南对抗中国,招致了中国对越南不断的军事打击,为了避免越南的崩溃不断的往这个黑洞中投入大量金钱,至今无法收回;侵阿战争的最终失败也部分源于中国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全力支持;为了从地缘上包围中国,给印度巨额援助,最终却被印度用一点劣质茶叶和低档牛仔裤打发了事,成为国际笑话。凡此种种,加上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苏联经济,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
  
   冷战的最后时日,一方面源于戈尔巴乔夫天真的“新思维”外交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国力下降,无力对抗的现实考虑,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标志,中苏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使得刚刚恢复正常化的中苏关系突然变成了中俄关系。
  
  对九十年代以来中俄关系的回顾
  
   当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以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解体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终结的时候,在此之前已经因那场众所周知的风波而结束了与西方的蜜月期的中国人无暇享受战胜百年宿敌的成就感,而是惊讶的发现:这世界已经有了太大的变化,昔日可以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了,昔日最大的地缘敌手固然已经垮台,与此同时共同敌人的消失也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冲突浮出水面,在西方世界一片“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声中,作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几乎是全方位冲突的中国,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是不难想象的。此时的俄罗斯,正与西方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德国总理科尔的怀里半真心半效忠的发誓“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永不复辟”的叶利钦总统,在幻想西方的援助如潮涌入时,是连正眼瞧中国一眼的空闲也没有的。依据笔者在九十年代初期看到的一些内部资料来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前景的判断是相当悲观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千年以来“长于军事,短于经济”的俄罗斯并没有如他们所愿的“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西方如毛毛雨般的援助与俄罗斯人的期望值相比显得那样吝啬,西方也没有因为俄罗斯的不战而降善待俄罗斯,而是在政治军事上一步步紧闭俄罗斯,失去了西方屏障的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内焦外困中的俄罗斯人记起了“双头鹰”的祖训,索取的双手再一次伸向了东方的中国,与以往的掠夺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行为是――乞讨。(在笔者的印象里,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每年提供给俄罗斯的政府间贷款数额超过三十亿美元,而最近几年的中俄军售金额也是这个数字,笔者猜测这应该是俄罗斯在还债。)
  
   以1992年俄国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中俄签署《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为开端,中俄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与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中俄关系不同的是,双方的强弱之势易位了,一贯以征服者或教育者身份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俄罗斯人,突然尴尬的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乞求施舍的弱者,那种心理上强烈的不平衡也是不难想象的。与此同时,整个俄罗斯民族也正处于国家解体后整体性的思维混乱中,于己于人的定位尚不明确。叶利钦首次访华时居然带了四架专机,十七辆豪华轿车来充场面的戏剧性场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叶利钦时代,尽管俄国内政局相当动荡,经济形势也是一路下滑,但从总体上来说,虽然有“政治热,经济冷”的问题,应该说中俄关系还是平稳发展的,从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时的中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把两国关系推进到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在事实上结成地缘联盟。两国同病相怜的内外处境,以及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背景相似的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当时的中俄关系一度“看上去很美”,也让很多不明所以者多少有些回到“同志加兄弟”时代的错觉。
  
   在这个阶段,有两件对中俄关系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很值得一叙。第一件是上海五国会议的建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上海五国组织。这个事件有多方面的含义,直接的一面是暂时消除了数百年来困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北方军事威胁,潜在的一面是在北约东扩、美国插手中亚事务的情况下,国力下降的俄罗斯无力单独主导中亚事务,而数百年来一直在中亚被动防守,处处退让的中国开始恢复对中亚事务的影响,而几位中亚国家总统在叶利钦面前的必恭必敬也令笔者印象深刻,表面上和谐融洽的外交气氛无法掩盖实质上勾心斗角的利益争夺。笔者以为,中俄在中亚的明争暗斗还将长期继续,但在9.11之后美国军事力量进军中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奉行亲美政策,成为美国在上海五国组织中一个“暗桩”的情况下,冲突不会表面化。
  
   另一件就是众所周知的“科索沃战争”,在这场危机中,中俄心怀猜忌,各图私利的表现充分暴露了中俄间既无战略协作也难称伙伴的关系实质,最终被美国在战略上各个击破,俄罗斯被迫签署城下之盟,中国则蒙受大使馆被炸的奇耻大辱。“科索沃战争”中的外交失利,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在四年之后再做一次事后检讨,虽有马后炮之嫌,但笔者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俄罗斯态度虽然强硬,却无力作出实际行动;中国在巴尔干地区无重大战略利益,内乱不止、经济崩溃的南联盟也算不上中国的重要盟友(顺便说一句,中国在此地区的盟友是希腊),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以外,中国的确没有太大的必要采取实质行动以避免为俄罗斯火中取栗,反而有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说“动口不动手”的战略决策并无大错的话,那么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迫不及待的访美进行“消气外交”的决策就属于“昏招”了。诚然在外交上因为利益而抛弃盟友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前提是利益要足够大到足以抵消抛弃盟友的负面影响。本文不讨论WTO对中国是利是弊,在此姑且假定加入WTO对中国有利,那么这个利益是否大到足以抵消放弃对美国的战略挤压有相当大制约作用的中俄事实联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日后的事态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这一次战略短视的恶果,在后文笔者还会提及。退一步说,如果当时不进行这次所谓的“消气外交”,由于中国坚持反侵略的正义立场而大使馆仍然被炸,那么美国人的愚蠢举动除了激怒中国人民外,不会让中国人民有那么强烈的屈辱感。
  于今年9月作出远东石油管线的最终决定, 9月22日俄总理卡西亚诺夫将访华,而俄自然资源部作出否定“安大线”方案决定的时间是9月2日,这无疑给卡西亚诺夫的访华之行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但是另一方面,这不长不短的20天时间也留下了双方沟通协调的余地。
  
   二是俄自然资源部决定的理由也很有意思,居然是“违反俄罗斯自然保护法”。这自然可以理解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也存在着另一种解读方式,即这的确是个技术性失误,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里大兴土木,修建一条有可能会破坏环境的输油管道,依哪国的法律也通不过。
  
   三是俄自然资源部在此之前已经以管线途经一千多公里地震带为由否定了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提出的“安纳线”即北线方案。这是条很值得玩味的消息,俄罗斯实际上否定了现有的远东石油管线的两个方案,俄罗斯人首鼠两端,鱼与熊掌欲兼得的投机心理在此表露无疑。
  
   无论如何,新一轮的“安大线”风波对于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正急于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路径依赖”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至少是干扰了中国寻求廉价石油来源的努力,最坏的结果是使得之前的全部努力付之东流或被无限期推迟。在迄今为止已经9年的中俄石油管线建设谈判中,这一次的风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对于宏观上是战略协作伙伴,微观上却波折不断的中俄关系来说,风波不断的“安大线”,虽然有可能是对双边关系影响面最广的不利因素,俄罗斯的出尔反尔,不讲信誉的表现也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绝非是影响中俄关系最重大的障碍。基于这个原因,笔者试图以此为契机,对中俄关系的过去将来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
  
  俄罗斯历史的简单回顾
  
   笔者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来揭示俄罗斯民族的若干重要特性。十三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尚是散居在俄罗斯大草原上的一个个庄园城邦式的小公国,过着安宁平静、与世无争的生活。俄罗斯的地理位置远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中心,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这从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可略见一斑,来自于地理距离最近的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乃至诸多斯拉夫民族的国教。(这就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性的表现,即文化上的拿来主义,俄罗斯历史的若干重要转折点上,如彼得一世的西方化改革,沙俄帝国末期诸多源于西欧的思潮在俄罗斯的轮番实践乃至最后同样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不成功的实践,以及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民主化”改革,都可以看到这种拿来主义的精彩表现。)
  
   而自十三世纪开始的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三百年统治,以及俄罗斯民族三百年不断的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民族坚韧不屈、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并成功的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军事思想(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那些宽正面大纵深突击战役有着明显的成吉思汗大迂回大纵深战术的烙印),这两点在后来的历次战争中表露无遗,但在继承了蒙古帝国的这些正面遗产之后,蒙古帝国的糟粕也被俄罗斯照单全收了,诸如专制集权的政治传统、粗鄙野蛮的文化传统以及落后的经济制度等等,凡此种种在今日的俄罗斯尚依稀可见。(俄罗斯民族血液中的蒙古基因可说是俄罗斯民族的最重要特性,俄罗斯日后的疯狂扩张和几度兴衰均与此息息相关。)
  
   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俄罗斯从十五世纪开始崛起,经过彼得一世的西方化改革(这个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称为俄罗斯的一次洋务运动,以之为参照来探讨中国十九世纪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只是这个题目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本文不作讨论),俄罗斯在对瑞典的北方战争和对土耳其的南方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得到了至关重要的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经过长期疯狂的扩张,领土急剧膨胀成为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国,在陆上,历经几代沙皇,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持续迅猛的向东方扩张,最终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疆域直抵太平洋沿岸,并曾经拥有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在南方,俄罗斯的历代沙皇或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或出于拓疆扩土的雄心,将高加索山区和中亚的沙漠绿洲汗国一一收入囊中。(从此处可以看出,十五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事实上俄罗斯的扩张并未随着沙俄帝国于1917年的崩溃而终结,几乎全盘继承了沙俄遗产的苏联在成立之初就将外蒙古纳入势力范围,打胜了二战后更以建立卫星国的方式将东欧纳入其帝国版图,并迫使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先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实。连续几个世纪的扩张在使俄罗斯拥有了广袤的土地和丰饶的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数不清的现实和潜在的敌人,比如因沙俄的扩张而失去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是苏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大的劲敌之一,土入人不入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一个流血的伤口,离心离德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索。)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兴衰动荡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剧烈的,从横向角度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之相提并论。有人也许会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同样极为动荡,其实不然,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历经沧桑已沦落到谷底的民族挣扎求存、奋发图强的历史,虽然动荡不断,但总的曲线是曲折向上的。而俄罗斯则不然,世纪初日俄战争的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一轮接一轮的革命浪潮,斯托雷平改革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社会动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前方屡战屡败、后方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高潮,在眼花缭乱,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沧桑巨变中,一种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干涉一度使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范围局促于莫斯科盆地一隅,与历史上曾经的莫斯科公国的疆域相似,然而新生的苏维埃制度表现出了无以伦比的生命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诞生于1922年的苏联接收了沙俄帝国几乎全部的地缘遗产。三十年代的苏联,伴随着代价高昂的“集体化”、骇人听闻的“大肃反”,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巨大成就,从一个蒙昧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正是依靠在此期间积累的巨大经济实力,在二战初期遭到极为惨重损失的情况下,最终打赢了卫国战争,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正面抗衡的超级大国,达到了俄罗斯历史上国势的颠峰。二战结束后紧随而来的冷战时期,苏联与以另一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在经历了冷战、热战、疯狂的军备竞赛,几度攻守易位后,冷战以众所周知的苏联自我崩溃的方式略显戏剧性的结束了。世纪末的俄罗斯恰似世纪初的翻版,帝国边缘地带的战争失败,模仿西方的改革导致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秩序的崩溃,各种思潮、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在又一轮眼花缭乱的权力斗争和不流血的革命之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轰然解体。作为苏联法律上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的同时,也继承了苏联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寒气森森的核武库至今仍是俄罗斯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失去了西方的战略屏障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条件大为不利,面对北约咄咄逼人的东扩脚步除了虚声恫吓外再无所作为,长期以来一直是苏、俄统治者一块心病的高加索山地民族成为现时俄罗斯一个流血的伤口,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的麻烦不断,孱弱的经济长期不振,至今未能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混乱不堪的民主改革也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极端时甚至发展到武力对抗,流血冲突。总之,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仍徘徊于苦难的深渊,前进的道路上虽然有希望,比如很多人寄予厚望的普京总统,但要恢复俄罗斯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尚有很长一段时日。(俄罗斯的兴亡盛衰无论是其剧烈程度还是变化速度都是世所罕见的,一代枭雄邱吉尔曾坦言,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人的事情,俄国是一个迷中之迷。)
  
   在此有必要作一个重要的补充,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俄罗斯的领土缺少高山大河的自然屏障,战略上无险可守,在俄罗斯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中,侵略者的兵锋都曾经直抵莫斯科城下,虽然最终俄罗斯都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极为高昂。在俄罗斯未崛起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俄罗斯也曾多次遭到周边强国的侵略。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基本没有失败过,几次重大失败都发生在对外的侵略战争中。(惨痛的历史教训给俄罗斯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国家安全首先是军事安全,俄罗斯历来以军事立国,军事强盛,一方面是扩张的需要,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然而绝对的安全是绝对不存在的,无论是对外扩张时的疯狂、战胜时的趾高气扬还是掠夺战利品时的贪婪都掩盖不住深藏在俄罗斯民族心灵深处那种对失败的恐惧。这种缺乏安全的恐惧心理也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多少有些神经质的民族性格,在对外关系中或追求对盟友的绝对控制,毫不顾及盟友的利益,这是中苏分裂和东欧剧变的重要诱因,或是将对手逼入墙角,与己为敌,在二战结束到冷战开始的东西方摩擦期内,这点表现的极为鲜明,冷战的开始有其必然性,但是诸如封锁柏林、插手伊朗之类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这种恐惧心理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俄罗斯民族的报复心理极强,二战初期与法西斯德国瓜分波兰的行动和残暴的卡廷森林大屠杀无疑是对苏波战争失利的报复,二战后强夺北方四岛的行动也可以理解成为因日俄战争失利而对日本的报复。)
  
  三百年纠缠不休的中俄关系史
  
   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邻国,自康熙时代迄今,中俄、中苏的关系可谓是恩怨交织,纠缠不休。
  
   从十七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开始同时向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和西部边疆地区扩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整个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熙时代,通过雅克萨之战迫使沙俄签署《尼布楚条约》和平定沙俄支持的噶尔丹叛乱,暂时遏止了沙俄的扩张野心,《尼布楚条约》条约也成了有清一代上千个对外条约中唯一的平等条约。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沙俄虽仍在利用古代中国领土意识、边界概念的淡漠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但并无大的军事扩张行动。
  
   1840年鸦片战争中,腐朽老迈的中国被两万英军的坚船利炮轻松击败,天朝大国的虚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在世界面前,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军们一次次的蹂躏了中国的土地,从中国榨取了无数的珍宝财富。这百年的屈辱历史,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道伤口。在这些殖民强盗中,虽以日本法西斯最为凶狠,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最重,但沙俄帝国则攫取了最多的中国领土,遗患流传至今。
  
   上世纪初在争夺中国领土东北的狗咬狗的日俄战争中,沙俄最终惨败。在由此激发了一轮接一轮的革命浪潮中,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罗斯诞生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指引了新的道路,带来了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于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宣告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结束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此外,在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曾是几乎唯一提供了实质性援助的大国,相比英法封锁滇缅公路和美国向日本倾销战略物资的自私行为,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奋战与牺牲更值得我们纪念,苏军出兵东北也在事实上加快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进程,但是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中以卑劣手段制造外蒙古独立和强夺中国固有领土唐努乌梁海的恶行以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胡作非为不仅暴露了苏联掩盖在社会主义面纱下的帝国主义真面目,也给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迫于无奈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平心而论,在整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还是相当良好的,正如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的,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工业基础。在为中国赢得五十年为中国的和平时光,并制止了强敌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在初期虽有出动空军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但总体来说还是提供了相当大的物质援助,尤其在战争中后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已基本达到了苏德战争后期苏军的水平,而近年来解密的资料也证实了苏联空军的参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
  
   然而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中苏之间裂痕渐现,数百年来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和刚刚从百年屈辱史中走出的中华民族雪耻的雄心迎头碰撞,真实残酷的地缘斗争从一开始覆盖着意识形态面纱的理论争吵发展到两国边境双方正规军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然而面对掌握了核武器和全民备战的中国,苏联统治者几番犹豫,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按下战争的按钮。周总理和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以及随之而来的尼克松访华决定了其后将近二十年的中苏关系格局:敌对,却避免全面战争。中苏敌对格局的最终形成对冷战最后结局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为尽全力对付中国的压力,苏联不得不谋求对西方的缓和,导致东欧卫星国的渐行渐远;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一半吓人,一半吓己,耗资数千亿美元,终无所获;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支持越南对抗中国,招致了中国对越南不断的军事打击,为了避免越南的崩溃不断的往这个黑洞中投入大量金钱,至今无法收回;侵阿战争的最终失败也部分源于中国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全力支持;为了从地缘上包围中国,给印度巨额援助,最终却被印度用一点劣质茶叶和低档牛仔裤打发了事,成为国际笑话。凡此种种,加上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苏联经济,成为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
  
   冷战的最后时日,一方面源于戈尔巴乔夫天真的“新思维”外交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国力下降,无力对抗的现实考虑,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标志,中苏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使得刚刚恢复正常化的中苏关系突然变成了中俄关系。
  
  对九十年代以来中俄关系的回顾
  
   当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冷战以庞大的苏联帝国轰然解体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终结的时候,在此之前已经因那场众所周知的风波而结束了与西方的蜜月期的中国人无暇享受战胜百年宿敌的成就感,而是惊讶的发现:这世界已经有了太大的变化,昔日可以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了,昔日最大的地缘敌手固然已经垮台,与此同时共同敌人的消失也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冲突浮出水面,在西方世界一片“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声中,作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几乎是全方位冲突的中国,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是不难想象的。此时的俄罗斯,正与西方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德国总理科尔的怀里半真心半效忠的发誓“共产主义在俄罗斯永不复辟”的叶利钦总统,在幻想西方的援助如潮涌入时,是连正眼瞧中国一眼的空闲也没有的。依据笔者在九十年代初期看到的一些内部资料来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前景的判断是相当悲观的。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千年以来“长于军事,短于经济”的俄罗斯并没有如他们所愿的“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西方如毛毛雨般的援助与俄罗斯人的期望值相比显得那样吝啬,西方也没有因为俄罗斯的不战而降善待俄罗斯,而是在政治军事上一步步紧闭俄罗斯,失去了西方屏障的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内焦外困中的俄罗斯人记起了“双头鹰”的祖训,索取的双手再一次伸向了东方的中国,与以往的掠夺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的行为是――乞讨。(在笔者的印象里,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中国每年提供给俄罗斯的政府间贷款数额超过三十亿美元,而最近几年的中俄军售金额也是这个数字,笔者猜测这应该是俄罗斯在还债。)
  
   以1992年俄国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中俄签署《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为开端,中俄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与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中俄关系不同的是,双方的强弱之势易位了,一贯以征服者或教育者身份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俄罗斯人,突然尴尬的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乞求施舍的弱者,那种心理上强烈的不平衡也是不难想象的。与此同时,整个俄罗斯民族也正处于国家解体后整体性的思维混乱中,于己于人的定位尚不明确。叶利钦首次访华时居然带了四架专机,十七辆豪华轿车来充场面的戏剧性场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叶利钦时代,尽管俄国内政局相当动荡,经济形势也是一路下滑,但从总体上来说,虽然有“政治热,经济冷”的问题,应该说中俄关系还是平稳发展的,从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时的中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把两国关系推进到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在事实上结成地缘联盟。两国同病相怜的内外处境,以及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背景相似的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当时的中俄关系一度“看上去很美”,也让很多不明所以者多少有些回到“同志加兄弟”时代的错觉。
  
   在这个阶段,有两件对中俄关系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很值得一叙。第一件是上海五国会议的建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上海五国组织。这个事件有多方面的含义,直接的一面是暂时消除了数百年来困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北方军事威胁,潜在的一面是在北约东扩、美国插手中亚事务的情况下,国力下降的俄罗斯无力单独主导中亚事务,而数百年来一直在中亚被动防守,处处退让的中国开始恢复对中亚事务的影响,而几位中亚国家总统在叶利钦面前的必恭必敬也令笔者印象深刻,表面上和谐融洽的外交气氛无法掩盖实质上勾心斗角的利益争夺。笔者以为,中俄在中亚的明争暗斗还将长期继续,但在9.11之后美国军事力量进军中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奉行亲美政策,成为美国在上海五国组织中一个“暗桩”的情况下,冲突不会表面化。
  
   另一件就是众所周知的“科索沃战争”,在这场危机中,中俄心怀猜忌,各图私利的表现充分暴露了中俄间既无战略协作也难称伙伴的关系实质,最终被美国在战略上各个击破,俄罗斯被迫签署城下之盟,中国则蒙受大使馆被炸的奇耻大辱。“科索沃战争”中的外交失利,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在四年之后再做一次事后检讨,虽有马后炮之嫌,但笔者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俄罗斯态度虽然强硬,却无力作出实际行动;中国在巴尔干地区无重大战略利益,内乱不止、经济崩溃的南联盟也算不上中国的重要盟友(顺便说一句,中国在此地区的盟友是希腊),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以外,中国的确没有太大的必要采取实质行动以避免为俄罗斯火中取栗,反而有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说“动口不动手”的战略决策并无大错的话,那么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迫不及待的访美进行“消气外交”的决策就属于“昏招”了。诚然在外交上因为利益而抛弃盟友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前提是利益要足够大到足以抵消抛弃盟友的负面影响。本文不讨论WTO对中国是利是弊,在此姑且假定加入WTO对中国有利,那么这个利益是否大到足以抵消放弃对美国的战略挤压有相当大制约作用的中俄事实联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日后的事态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这一次战略短视的恶果,在后文笔者还会提及。退一步说,如果当时不进行这次所谓的“消气外交”,由于中国坚持反侵略的正义立场而大使馆仍然被炸,那么美国人的愚蠢举动除了激怒中国人民外,不会让中国人民有那么强烈的屈辱感。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俄罗斯以又一次令世人惊诧的方式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曾经是克格勃特工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俄罗斯第三任总统。接任总统时年仅47岁的普京,年富力强,精明强干,与他那位多病昏庸的前任不可同日而语。这位一心要恢复俄罗斯昔日辉煌的“新彼得大帝”,基于对俄罗斯地缘环境现实的清醒考虑,也部分由于他亲西方的思想背景(他出生、成长在列宁格勒这个全俄最欧化的城市,在东德从事间谍工作时多次来往于东西德的经历也使他对西方怀有好感),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总体上呈现亲西方的特点,以脱亚入欧为中心,以退待进为策略,以多边外交为制衡,以重振大国雄风为目标的对外战略总方针已经成型,例如俄在事实上加入北约,默许美国退出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容忍美国发展NMD,在东方,日、韩这两个西方化的东方国家在俄罗斯的外交天平上的份量也有所增加。在中俄关系上,一方面中俄关系仍有发展,如原有的上海五国会议于2001年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也于同年签署,中俄军事合作水平逐步提高,从原来单纯的军售发展到连续两年进行的军事演习,在从去年延续至今的伊拉克危机和伊拉克战争中,两国的配合也还算默契,这充分说明了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下,处于弱势状态的中俄两国仍有战略合作的需要和空间。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加入北约、NMD问题上,包括在风波不断的引发笔者撰写本文的中俄石油管线项目上均未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这既是俄罗斯外交一贯的自私自利传统的反映,也多少是对1999年中国的背叛行为的报复。
  
   几点思考
  
   明年将是俄罗斯的大选年,现任总统普京已经明确声明参加总统大选,从这几年普京总统超乎想象的高支持率来看,除非出现极端意外的变故,可以肯定普京总统将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也将延续。笔者认为前文中所述的新世纪中俄关系格局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主要的表现形式为联盟框架下的有限合作,为各自私利斗而不破,而如何在这种格局下既与俄罗斯保持联盟合作关系又不致因为俄罗斯习惯性的自私举动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外交的人们思考。以下,笔者将结合几个具体事例谈一下对中俄关系的思考,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是俄罗斯试图重新融入西方的努力与中国的关系。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在文化、宗教还是人种上都基本属于西方体系的俄罗斯重新融入西方的努力,是中国无力阻止也没有必要去阻止的。俄罗斯的融入西方可大致分为两个层面:文化上的重归欧洲和政治上加入西方体系。前者与其说是政治选择不如说是文化上的认同或者说羡慕,无论其成功与否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笔者的个人观点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育成长的土壤,文化上的融合和吸收是必然的,但是强制性的引进则不可取,历史上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俄罗斯是不可能“全盘西化”的。)而在政治上全面倒向西方,在传统的西方世界因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分赃不均已渐现裂痕,美国也不会放弃遏制其传统地缘对手的情况下,基本是在缘木求鱼。更何况,在心胸狭窄的法国主导下的欧盟,面对统一后的德国尚且心存忌惮,是没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来接纳历来自成一体的庞大俄罗斯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将来错综复杂的欧、美、俄三方关系中,是有中国外交可以活动的空间的。其中,中美互为最大的战略对手,俄罗斯的地位相对超脱,这个层面上的中俄关系的重点,就是尽可能利用俄罗斯来牵制美国,若能使俄罗斯站在对抗美国的第一线则为上佳。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利用美国压制俄罗斯,以免因为俄的自私举动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欧之间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也无成为重要盟友的可能,中、欧、俄三方关系将是以经济合作为主,在有共同利益的国际问题上互相声援却无行动配合的格局。应该说,在现阶段,维持这样一种平淡的中、欧、俄三方关系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是历史遗留的中俄间争议领土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而尘埃落定,反而更显突出。部分激烈的意见甚至认为这个条约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是丧权辱国(以伏波先生的文章《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http://www.pen123.net.cn/readcontent.asp?WDLSH=105952为代表)。海内外的敌对势力也以此大作文章,恶毒攻击中国政府。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短文,(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39&replyID=6644&ID=1265&skin=1)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现在的中俄边界是中俄两国现实国力对比的真实体现,在俄罗斯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仍强于中国的情况下,贸然触动俄罗斯极为敏感的领土安全神经,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新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家,敬爱的周总理也曾经说过,任何边界谈判只能依据实际控制边界来进行。笔者最近对此问题又有新的思考,在前文中曾经提过,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正遭受西方制裁的中国无暇享受战胜百年宿敌的成就感。事实上,西方一笔抹杀了中国在冷战中的作用并不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由此剥夺了中国享受冷战红利的资格。何新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89年的那场风波是美国在中国制造动乱的战略行动,当然由于老一代领导人的英明果断,美国人的这一险恶居心未能得逞,但美国人的次要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提前将中国放在西方新敌人的位置上,从而将中国从瓜分前苏联地缘遗产的庆功宴上踢出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此无奈的失去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第三是中俄关系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东北亚的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东北亚也是世界主要大国直接博弈的唯一场所,形势错综复杂。这其中有两组三角关系: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讨论中俄关系,对此不作过多评论,而且中美日关系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东北亚),然后是纠缠其中的中、俄、日三角关系。而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热点地区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正是这两组三角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五十年前的朝鲜战争中,苏联出枪,中国出人,联手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挡在三八线以南,由此北朝鲜成为中俄共同的安全屏障,因此在目前朝鲜半岛的危机中,中俄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为了保障北朝鲜的生存以阻挡美国势力的进逼,中国可以和俄罗斯适当联手,比如对提供北朝鲜的核保护或者可以在三方边境举行中、朝、俄三方军事演习以体现中俄在北朝鲜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国的动武门槛,以期美国最终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到谈判桌上。在经济方面,中国应该主导推动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图们江开发区项目,如果这个项目得到突破的话,不仅可以为东北经济的振兴作出贡献,还可以提高北朝鲜的经济水平,推动北朝鲜业已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但是,和其他各个层面的中俄关系一样,中俄间在东北亚也有诸多利益冲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前面已经比较详细的阐述了笔者对此问题的理解,在此笔者还想补充一点,虽然中俄双方已经在法律上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是对两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领导人的决策有着微妙的影响,事实上,东北亚问题上中俄间很多的不和谐因素都与此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日俄间暧昧的眉来眼去、朝韩铁路刻意绕开中国以及之前两年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中事不关己的回避。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无疑不利于中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但是随着美国深陷伊拉克无力摆脱,以及美国大选年的临近,美国无力也无可能再在东北亚动用武力,笔者以为目前东北亚的局势正处于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局面,中国应趁美国势力暂时无力过深介入东北亚事务尤其是无力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尽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东北亚安全体系。前面提到的这些干扰因素,有些是不该管,有些是管不了,只要不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太大的损害,也不必太过于关注。
  
  第四是蒙古问题,蒙古的分离既是中国百年屈辱史最后的惨痛一幕,也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新罪行。冷战时期,蒙古成为苏联预谋进攻中国的前线基地,雄踞在蒙古高原上的百万苏军,时刻梦想着重温成吉思汗横扫中原的旧梦,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都是中国领导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笔者至今对在大学时代的军事课所使用的教材(编于80年代)对苏联巨大军事威胁的描述印象深刻,实际上其时深陷阿富汗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已大大降低,两国关系也逐渐缓和,由此可见苏联的军事威胁对那一代中国人留下的记忆之深。苏联解体后,再没有免费午餐可吃的蒙古在经济上已经破产,经济活动已倒退回原始易货贸易的时代,政治上动荡不安,政府预算依赖外国援助。中国目前是蒙古的第一大援助国,其他主要的援助国有俄罗斯、美国和日本。这是件颇耐人寻味的事情,援助的数额决定发言权的多少,蒙古虽然经济贫困,也没有多少战略资源,然而它极为重要的地缘地位仍然使得周边大国趋之若骛,明争暗斗。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标当然是收回蒙古,但是在现实实力对比对中国不利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尚有很大困难。比较现实的策略是,在经济上,加紧控制蒙古的经济命脉,使之进一步附庸化,对俄、美、日居心叵测的经济援助和投资,虽不能完全杜绝,但要尽可能降低它的效用,在政治上,首先必须摒除美日两国的影响,蒙古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向美国靠拢的迹象,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可考虑由中俄两国对其提供安全保障,并使蒙古非军事化,这样至少可使蒙古成为中俄间的中立缓冲区。只有在成功的使蒙古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才有可能在局势有利时收回这片领土。
  
  最后要谈的是“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局势。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建立于1996年的上海五国领导人会议,最初是一个中国与俄、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四个有着共同边界的前苏联国家间的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在经历了几年的发展与磨合后,于2001年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范围也有所增加。由中国大力推动并积极参与的这个综合性地区组织,与中国参加的其他地区性组织有很大的区别,如APEC基本是个经济组织,东盟10+3机制则是个政治组织,而上海合作组织兼具政治、经济、安全等特点,前面曾经提到过,这个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意味着中国自晚清左宗棠收复伊犁后又一次参与中亚事务,区别是,当时是被动防守,而这一次是主动参与,这对中国外交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代表着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战略扩张,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中国外交进退自如,独立自主的外交空间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外交的决策者审时度势,适时改变了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转而积极参与组织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上海五国组织可称得上是其中的典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当年,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借酒撒疯的美国趁势插手中亚,在俄罗斯为解决国内民族分裂势力而与美国达成重大妥协和亲美的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西方世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将无疾而终的预测甚嚣尘上,然而去年和今年的两次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军事演习有力的回击了这种梦呓之语。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取得胜利后扶植卡尔扎伊傀儡政权,部署北约部队,包括之前获得的乌兹别克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已是客观现实,这同时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和中国西部战略后方构成了威胁。因此,上海合作组织非但不会如某些敌对势力所凭空臆想的那样无疾而终,反而会长久的存在和发展下去,而随着各成员国之间多方面合作的深入,这个组织的实际行动能力会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区也将产生持续而深远的的影响。
  
  勿庸置疑,在中亚地区收复失地、开疆拓土对任何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有着莫大的诱惑,而俄罗斯也对此心怀狐疑,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上海合作组织同时在比时凯克和北京设置办事机构的微妙作法也给了外界联想的空间。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盛唐国势最盛时也未能扩张到里海沿岸,中国在中亚这个文化、宗教和人种等方面与中国差异极大的地区进行扩张很难成功。从现实来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将是长期的,中国若想在中亚进行扩张,势必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而独力对抗美国是中国力所不能及的,更何况失去安全感的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对中国进行报复,单是若俄罗斯因此而彻底投向西方阵营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的后果就是中国无力承担的。总之,中国在中亚进行任何形式的扩张,非但代价高昂,成果却未必可观,为智者所不取。
  
  在中亚地区对中俄同时构成威胁的主要有两股势力,首先是前面反复提到的美国势力,其次是在本地区游荡了几百年的“泛突厥主义”的幽灵。由于“泛突厥主义”众所周知的土耳其背景,而土耳其是美国不入流的走狗,因此从广义上说,“泛突厥主义”也可算是美国势力的一部分,1997年在新疆的恐怖事件和民族骚乱就是有美国和土耳其支持的东土分离势力的杰作。然而在9.11之后,由于本地区形形色色的东土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背景,和他们与本.拉登基地组织广泛的联系,美国再也难以公开支持他们。数百年来土耳其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地缘对手之一,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和一次大战中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在中亚肆无忌惮的经济文化渗透扩张,使俄罗斯与土耳其仇怨难解(与中日关系颇有几分相似)。中亚诸国虽然由于本身的泛突厥背景而对土耳其有几分认同感,但东土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宗教背景和政教合一的政治诉求却让这些国家世俗化的政府无法忍受,打击东土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也符合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的需要。与直接对抗美国势力相比,借“反恐”名义打击“泛突厥主义”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如能成功打击美国走狗土耳其的扩张野心,对美国在中亚的扩张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妨将土耳其的另一个地缘宿敌――伊朗拉入上海合作组织,这样既可以有效遏止美国对伊朗的侵略野心,又可以对占据阿富汗的美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使美国在中亚的这个军事据点成鸡肋之势。在打击美国势力方面,中俄应密切配合,由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残余势力,俄罗斯支持北方联盟,对美国扶持的卡尔扎伊傀儡政权展开广泛的打击,使驻阿美军陷入四处奔波、忙于救火的被动境地,在美国已深陷伊拉克游击战海洋的情况下,让美军在另一个战场疲于奔命,其战略意义绝不可低估。
  
  总之,由于9.11后美国对中亚的强力介入,使中俄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中亚紧邻中国的战略后方和俄罗斯的战略腹地,来自美国的巨大威胁的长期存在是中俄两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中亚地区,中俄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合作远大于竞争的局面。
  
  结语
  
  二十一世纪,中俄两国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同时两国都面对着美国霸权全面的遏制,无论在双边关系还是国际事务上,中俄都有联手的必要与合作的空间,现时的中俄关系也已经是事实上的一种联盟关系。由于历史的恩恩怨怨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影响中俄联盟关系正常发展的干扰因素也不少,而且,结盟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难把握的外交技巧,未来的中俄关系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然而面对美国已图穷匕现的霸权野心和因美国一超独大而失衡的国际格局,为了中俄两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为了失衡的国际格局恢复均衡,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需要中俄联盟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五千年深厚外交传统的中国,必须也必然会以大智慧、大勇气将中俄联盟的效用发挥到极致,将不利因素消减到最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无论中俄目前的心态如何,两国之间现阶段的战略利益是有很多的共同点的,面对一个世界的超强,我们都有共同的危机感;发展本国的经济又都是两国目前的头等大事;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也都是两国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双方能够进行合作的现实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分歧与矛盾,因此在可以遇见的将来,中俄将以合作为主。
谁写的? 强文!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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