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43:48
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的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享受的。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有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伟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著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帝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明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作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中，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们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地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个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年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产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关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世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的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享受的。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有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伟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著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帝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明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作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中，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们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地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个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年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产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关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世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的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享受的。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有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伟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著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帝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明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作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中，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们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地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个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年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产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关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世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李约瑟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即，在科学技术史上中国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确实，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科学发明的技术本身被发现了，其结果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统一世界，科学为全人类所公有，从而消除了中古世纪标志各种科学技术形式的种族烙樱我以前已经说过，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科学”，而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科学，所有各种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享受的。虽然这一突破是在欧洲发生，而且只是在欧洲发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欧洲人具有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常常标榜的所谓“浮士德灵魂”的特殊品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样坚持要把欧洲文化列为最高级的“世界性文化”。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的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的重商主义和工业化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释那个“伽利略奇迹”之谜：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智。同时，看到其他民族对于现代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说。对于中国本身，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公元8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所发生的情况：如，伽利略时代以后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数学证明推理方法的臻于完善，等等；这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人民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知道，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们也知道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取得统治地位，轻而易举地慑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这多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够防止由于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无穷力量而自行毁灭，那么，我们从现代科学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中国过去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那么多的伟大成就）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东亚的文明中？在这个问题后面，牵涉到有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一切问题。
我们以前已经提出一些意见，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运动。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仰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宗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训示人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数学语言勉强地演绎出来。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淳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促使我下决心今后要以比重的力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全面和系统的著作。后来，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文艺复兴以前，从纪元前200年到大约公元1400或1450年这一段时期内，中国比欧洲总是要进步得多？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更好地把科学（可以说，常常是一种客观上似乎并不存在的理论科学）应用于人生事务上，在这方面比希腊的帝国主义，或者中古世纪的西方封建主义，要高明得多呢？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好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不一定都是在技术的范围之内。我们且不谈那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过去由于弗兰西斯·培根的誉扬已经脍炙人口了。我以前还谈到铸铁技术的发明，把铁熔化而浇铸的方法——在欧洲一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人们已经习惯用浇铸法制造农具了。当然，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明如何浇铸，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说明在很早的年代里中国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在中国没有欧几里特和阿波罗尼所创立的演绎法几何学，可是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就发明了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的却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机械钟的发明尤其使人惊奇，因为中国一向被说成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农业社会。
在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中古世纪的发明有一些是和中国文化的官僚性质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举出地震仪、量雨计和量雪计作为例子。在结构严密的官僚体系中，那些有高度组织性和远见性的上层知识分子集团，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时了解任何地方发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给予赈济或者，对于严重的受灾区，还要派遣军队前去。显然，在公元2世纪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张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仪。由于同样的原因，量雨计和量雪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地方可能发生水灾，统治集团必须要得到预报。在11和12世纪的一些数学书籍中列示关于量雨计开头的习题，从中我们了解这种量雨计使用极为广泛，可能设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那是关于一次惊人的大地测量：公元723年派遣的一个远征考察队进行了2~3年的实地观测，综合观测结果确定了子午线。这一伟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和杰出的僧人数学家一行的领导下完成的。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古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起自蒙古边境直到印度支那，沿着全长达约2500公里的路线上，设立了9个主要的观测站，系统地观测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长度和极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纪的文明中有可能设想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组织的大地测量。这确实是值得纪念的，而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开的。
今天中国正在发掘这些古代的科学成就，科学史的编纂也在进行之中。对于科学事业现在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发展才能使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但是，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在科学的发现、观察和发明方面也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他们迫切想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被历史的尘土所掩埋了的许多事迹，而这些事迹现代西方的历史家们却是不大愿意揭露出来的。举例说，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昌体所形成的虚幻的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纪发现的，而中国的天文学家整整1000年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亚洲的那些失去了历史遗产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事实，那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烯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也不是里昂纳多·达·芬奇，更不是亚历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如果亚洲的思想家和技术家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他们能不感到自豪吗？现在甚至在中国儿童的图画书中也有关张衡制造地震仪，蔡伦在公元一世纪发明造纸，毕升在11世纪发明活字版等的图片和说明。中国的“万向接头”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缓，“帕斯卡”三角形创始于公元1303年的朱世杰。所有这些成就都已经汉学家们研究证实。所以，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了。如果中国中古世纪的社会当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和发明，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也许是由于社会稳定吧，但是某些大学者们却说成是中古世纪中国文化中典型的“社会性停滞”。这是从何说起呢？
我没有任何意图想贬低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性”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却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了自己过去的历史，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李约瑟
一、导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大致描绘出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与欧洲相比的长处和短处。本文标题的灵感来自于上个世纪的法国作家们所选用的一些名言。我当然指的是德·维格尼（A.deVigny） 所写下的关于战争生活的"奴役与荣誉"和后来巴尔扎克的使名妓们为之不朽的"显赫与不幸"。在科学技术史上旧世界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一点现在无疑是十分清楚的了。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大矛盾。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的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问题了，许多人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做出回答者却寥寥无几。然而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呢？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当然不可能力图非常深入地探讨这个庞大的课题。我只想首先描述一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的一些显著的对比，接着说明有关在传统中国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社会地位的一些情况，最后提出已经写在议题录上的一些问题，并从一个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的角度做出一些过渡性的回答。不过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定义出现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我对这两者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中世纪世界的科学全都同它们的种族环境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不同环境的人们来说，要找到某种共同的对话基础，倘非不可能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巨大的社会重要意义的发明且不可能从一种文明传到另一种文明，这种传播在整个中世纪里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是，受种族束缚的概念体系的相互不可理解性却严重地限制了科学思想领域中的接触和传播。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里才发展出了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比如把数学化了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地理解和使用实验的方法、区分出首要和次要的属性以及系统性地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在本文的结尾，我打算从被当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科学及其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方面，更周密地考察一下伽利略的突破的地位。
二、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面貌
在中国科学的源流也象所有其他科学源流一样汇入近代科学这个海洋之前，中国在数学方而就已经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在黄河流域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更早地开始使用十进制记数法和留出空位来表示零，十进制的度量衡制也随之一道发展。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工匠就使用十进制刻度的滑动卡尺来检验工件了。中国的数学思想始终是深刻的代数学思想，而不是几何学思想。在宋朝和元朝（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学派在解方程方面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而以巴斯卡的名字所命名的那种三角形，公元1300年间在中国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类事例，我们称之为卡登悬置的联杆和枢轴环系统，在中国早在卡登（Cardan）时代以前一千年就已普遍得到应用了。至于天文学，我只需说中国人是文艺复兴以前世界上对天体现象做出最持久、最精确的观察的人们。虽然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几何行星理论，但他们却构想出一个有见识的宇宙论，而且使用了我们现代的坐标系去绘制星图，并持续记录下了对于今天（例如，对于射电天文学）仍然有用的日月食、彗星、新星和流星的情况。在天文仪器方面也出现了辉煌的发展，其中包括发明了赤道仪座架和时钟驱动装置。这些进展密切地依赖于当时的中国技术人员的能力。他们的技能也影响着其他科学，诸如地震学，因为正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张衡，在公元130年左右造出了第一台实用的地震仪。
物理学有三个分支，即光学、声学和磁学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得到突出的发展。这种情况和西方恰成鲜明对照。在西方，力学和动力学比较发达而对磁现象则几乎毫无所知。然而，中国和欧洲之间最深刻的区别也许是在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重大争论方面，因为，正如中国的数学都是代数而不是几何学一样，中国的物理学忠实干一种典型的波动理论，而一贯对原子加以抵制。在工程学领域中，我们也能追索出偏好方面的这种差别，比如古代中国的一位技术人员每当有可能水平地安放一个轮子时他总是这样去做，而我们祖先则偏好垂直安放——水车和风车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对中国的成就和欧洲的成就加以比较方面，我们常常发现的一种模式就是，虽然与古希腊同时的中国的周、秦、汉三个朝代的中国人并没有上升到希腊人的高度，然而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中国却也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那种黑暗年代相对应的时期。这一点在地理学和地图学这些科学中表现得还要明显。尽管中国人知道平圆形宇宙结构的世界地图，但这类地图从未在他们当中占取过统治的地位。
在中国，虽然定量的地留学开始于张衡和裴秀，这大约是在托勒密刚刚去世而他的工作旋即被人们所遗忘的时期，但人们继续坚持使用直角座标网格，直到十七世纪间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为止。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里也很早就拥有了先进的测量法和地形图绘制术。在地质科学和气象学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
机械工程学而且确实还有一般工程学，乃是古代中国文化取得特别显著成就的领域。用于马类动物的两种有效的輓具形式——一种连接工件的问题——都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区域，而且首次把水力应用于工业的时间差不多与西方同时（公元一世纪），不过，水力多用于带动冶炼金属的风箱而不是磨坊。在中国冶炼钢铁的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真正的壮举，中国人比欧洲人早一千五百年就掌握了铸铁技术。同通常的想法相反，机械钟表并不是首创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而是开始于申国的唐朝，尽管东亚文化有着强烈的农民特色。市政工程也显示出许多非凡的成就，其中著名的有铁索悬吊桥和李春首开弓形拱结构之先河，在 610年建造的宏伟的赵州桥。水利工程在中国的地位一直是相当突出的，因为要控制水道以维护江河（防御洪水干旱）、进行灌溉和漕运。
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人也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发明能力。黑火药首次出现在九世纪的中国，而从公元1000年以后爆炸性武器在中国就得到了有力的发展，这比欧洲人大约要早三个世纪。关键性的发明很可能就是十二世纪初发明的火标枪，在这种枪中有支包在竹管里的火箭，被用作近战武器。我毫不怀疑，后来的一切枪炮，不论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都导源于此。其他方面的技术也有它们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人很早就已遥遥领先的丝绸技术。操作极长细丝的纺织纤维看来导致首次发展出诸如传动带和传动链这类如此重要的技术装置。还可以证明，把转动变为径向运动的标准方法的第一次出现和上面提到过的冶金风箱的后来的形式有关系的。我不得不略掉许多众所周知的发明，如造纸、木板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展以及瓷器的奇妙史话。
（中国人）在生物学领域内也并不落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很早的时期就已出现的农业上的发明。如同在其他学科中那样，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文本，它们比得上诸如法罗（Varro） 和柯罗密拉（Columella）这些同时期的罗马人的著述。 如果篇幅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植物保护方面的一些例子，其中可以包括已知最早的利用生物控制虫害的方法。医学领域在所有朝代都吸引着中国人的兴趣，中国人以他们的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的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我想，我在这儿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人并没有受到反对矿物药物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种偏见在西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并不需要任何一位帕拉塞尔苏斯来把他们从盖伦学说的酣睡中唤醒过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沉入这种酣睡。中国人也是预防接种技术的最伟大的开拓者。
一、导言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大致描绘出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的成长和发展与欧洲相比的长处和短处。本文标题的灵感来自于上个世纪的法国作家们所选用的一些名言。我当然指的是德·维格尼（A.deVigny） 所写下的关于战争生活的"奴役与荣誉"和后来巴尔扎克的使名妓们为之不朽的"显赫与不幸"。在科学技术史上旧世界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一点现在无疑是十分清楚的了。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大矛盾。为什么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只是在伽利略的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这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问题了，许多人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做出回答者却寥寥无几。然而还有着另一个重要性与此不相上下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东方亚洲的文化在把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应用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的西方更卓有成效呢？只有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结构进行分析，并且不要忘记思想体系的重大作用，才能最终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当然不可能力图非常深入地探讨这个庞大的课题。我只想首先描述一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与欧洲传统之间的一些显著的对比，接着说明有关在传统中国中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社会地位的一些情况，最后提出已经写在议题录上的一些问题，并从一个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的角度做出一些过渡性的回答。不过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定义出现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我对这两者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中世纪世界的科学全都同它们的种族环境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不同环境的人们来说，要找到某种共同的对话基础，倘非不可能的话，也是十分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巨大的社会重要意义的发明且不可能从一种文明传到另一种文明，这种传播在整个中世纪里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是，受种族束缚的概念体系的相互不可理解性却严重地限制了科学思想领域中的接触和传播。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里才发展出了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比如把数学化了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地理解和使用实验的方法、区分出首要和次要的属性以及系统性地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在本文的结尾，我打算从被当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科学及其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方面，更周密地考察一下伽利略的突破的地位。
二、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面貌
在中国科学的源流也象所有其他科学源流一样汇入近代科学这个海洋之前，中国在数学方而就已经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在黄河流域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更早地开始使用十进制记数法和留出空位来表示零，十进制的度量衡制也随之一道发展。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中国的工匠就使用十进制刻度的滑动卡尺来检验工件了。中国的数学思想始终是深刻的代数学思想，而不是几何学思想。在宋朝和元朝（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学派在解方程方面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而以巴斯卡的名字所命名的那种三角形，公元1300年间在中国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类事例，我们称之为卡登悬置的联杆和枢轴环系统，在中国早在卡登（Cardan）时代以前一千年就已普遍得到应用了。至于天文学，我只需说中国人是文艺复兴以前世界上对天体现象做出最持久、最精确的观察的人们。虽然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几何行星理论，但他们却构想出一个有见识的宇宙论，而且使用了我们现代的坐标系去绘制星图，并持续记录下了对于今天（例如，对于射电天文学）仍然有用的日月食、彗星、新星和流星的情况。在天文仪器方面也出现了辉煌的发展，其中包括发明了赤道仪座架和时钟驱动装置。这些进展密切地依赖于当时的中国技术人员的能力。他们的技能也影响着其他科学，诸如地震学，因为正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张衡，在公元130年左右造出了第一台实用的地震仪。
物理学有三个分支，即光学、声学和磁学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得到突出的发展。这种情况和西方恰成鲜明对照。在西方，力学和动力学比较发达而对磁现象则几乎毫无所知。然而，中国和欧洲之间最深刻的区别也许是在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重大争论方面，因为，正如中国的数学都是代数而不是几何学一样，中国的物理学忠实干一种典型的波动理论，而一贯对原子加以抵制。在工程学领域中，我们也能追索出偏好方面的这种差别，比如古代中国的一位技术人员每当有可能水平地安放一个轮子时他总是这样去做，而我们祖先则偏好垂直安放——水车和风车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对中国的成就和欧洲的成就加以比较方面，我们常常发现的一种模式就是，虽然与古希腊同时的中国的周、秦、汉三个朝代的中国人并没有上升到希腊人的高度，然而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中国却也不存在与欧洲中世纪那种黑暗年代相对应的时期。这一点在地理学和地图学这些科学中表现得还要明显。尽管中国人知道平圆形宇宙结构的世界地图，但这类地图从未在他们当中占取过统治的地位。
在中国，虽然定量的地留学开始于张衡和裴秀，这大约是在托勒密刚刚去世而他的工作旋即被人们所遗忘的时期，但人们继续坚持使用直角座标网格，直到十七世纪间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为止。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里也很早就拥有了先进的测量法和地形图绘制术。在地质科学和气象学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
机械工程学而且确实还有一般工程学，乃是古代中国文化取得特别显著成就的领域。用于马类动物的两种有效的輓具形式——一种连接工件的问题——都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区域，而且首次把水力应用于工业的时间差不多与西方同时（公元一世纪），不过，水力多用于带动冶炼金属的风箱而不是磨坊。在中国冶炼钢铁的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真正的壮举，中国人比欧洲人早一千五百年就掌握了铸铁技术。同通常的想法相反，机械钟表并不是首创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而是开始于申国的唐朝，尽管东亚文化有着强烈的农民特色。市政工程也显示出许多非凡的成就，其中著名的有铁索悬吊桥和李春首开弓形拱结构之先河，在 610年建造的宏伟的赵州桥。水利工程在中国的地位一直是相当突出的，因为要控制水道以维护江河（防御洪水干旱）、进行灌溉和漕运。
在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人也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发明能力。黑火药首次出现在九世纪的中国，而从公元1000年以后爆炸性武器在中国就得到了有力的发展，这比欧洲人大约要早三个世纪。关键性的发明很可能就是十二世纪初发明的火标枪，在这种枪中有支包在竹管里的火箭，被用作近战武器。我毫不怀疑，后来的一切枪炮，不论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都导源于此。其他方面的技术也有它们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人很早就已遥遥领先的丝绸技术。操作极长细丝的纺织纤维看来导致首次发展出诸如传动带和传动链这类如此重要的技术装置。还可以证明，把转动变为径向运动的标准方法的第一次出现和上面提到过的冶金风箱的后来的形式有关系的。我不得不略掉许多众所周知的发明，如造纸、木板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发展以及瓷器的奇妙史话。
（中国人）在生物学领域内也并不落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很早的时期就已出现的农业上的发明。如同在其他学科中那样，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文本，它们比得上诸如法罗（Varro） 和柯罗密拉（Columella）这些同时期的罗马人的著述。 如果篇幅允许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植物保护方面的一些例子，其中可以包括已知最早的利用生物控制虫害的方法。医学领域在所有朝代都吸引着中国人的兴趣，中国人以他们的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的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我想，我在这儿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人并没有受到反对矿物药物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种偏见在西方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并不需要任何一位帕拉塞尔苏斯来把他们从盖伦学说的酣睡中唤醒过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沉入这种酣睡。中国人也是预防接种技术的最伟大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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