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港台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13:54

二零零三年可以说是北京外交的丰收年;但二零零四年对北京来说,却可能是艰难乃至痛苦的一年。一系列与北京外交利益和国际战略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在这一年里有根本性的解决措施;而要出台这样的根本性解决措施,相当程度上又将与北京的传统思维发生冲突。


朝鲜、台、港:背后盘根错节

这些与北京外交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件:朝鲜核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发生在中国家门口乃至家门内,每一件如已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刻不容缓,而且都涉及众多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相比之下,朝鲜核问题属于狭义外交范畴;而台湾和香港问题则虽为中国内政,实际上却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长远作用,因而属于中国广义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港台外交”,而非笼统以“港台政策”来形容北京对港、对台策略的战略意义。

无论是朝鲜核危机,还是台湾,香港问题,看似各自独立,其实却在全球格局和中国全球战略框架下,相互联系和牵制;三个独立解决方案背后的深层逻辑,盘根错节,以致于动一发而牵全身,迫使人们不得不跳出孤立事件本身而站到一个新的制高点作全面审视。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过去一年里,发生在中国家门口的朝鲜核危机,使中美两国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找到利益交换契机;但是,朝鲜核危机六方会谈的列车启动之日,实际上也就是——至少在此个案上—— 中美这一十分脆弱的利益联盟逐渐解体之时,而北京与之交换的台湾问题却并不会随着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换言之,中美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的利益联盟,实际上呈一种不十分对称的关系: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是短期的,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需求则是长期的。

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介于北京和台北之际游移立场的真正背景,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大脑向着大陆,而心则向着台湾;大脑代表着美国对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心则代表着其感情、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一个分裂的中国肯定有利于美国牵制北京)。因此,对北京来说,清醒认识中美互动过程中美国在短期和长期、战术和战略等层面上的不同诉求,便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美国在长期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牵制,很可能藉中国两个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其自身亦具有相当程度意识形态和战略敏感性的窗口得以实现,那就是台湾和香港。

北京的两难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台湾还是香港问题上,今天北京所面临的对手,亦即台湾日益明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倾向,以及香港要求政制改革的呼声,相当程度上都代表着人民追求民主和自主权利的世界潮流;而这一世界潮流的直接催生者,就是北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绕开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

问题在于:一、要北京在大原则上立时放开,毕竟与其多年的传统思维相抵触,尤其是考虑到香港民主化和与台湾对等谈判等动作对大陆内部政局的冲击;二、在这一民主化世界潮流的操盘背后,可能隐藏着对北京而言相当险恶的动机或企图,因而令北京更加踯躅不前。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在不与上述普世价值观(不管其背后操盘手的真实动机如何)接轨的情况下,北京这几年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处于消极防御状态之中;而香港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以及这两个问题对北京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今天北京与华盛顿在战术层面上的合作(如朝鲜核危机),实际上连系着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一系列隐患,而这些战略隐患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已经有所体现。今天北京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为了寻求中美长期良性互动,减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阻力,北京需要逐渐化解与华盛顿的长期战略隐患;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隐患又受到传统思维的阻力,以及对西方颠覆企图的忧虑,北京在港台问题上的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零零四年对北京来说,战术上的事情好办,战略上的事情难办;出台一些暂时性的应急措施不难,而要勾画一个高屋建瓴的宏观战略新思维,却非得经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心灵痛苦过程不可。

新思维乃战略需求

纵观过往数年北京的对台和对港政策,不带偏见地看,其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战略失误,以致于时至今日在港台两地处处被动,进而可能在国际战略上失分。

港台问题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两者时间表紧迫,都已不允许北京继续以“拖字诀”来自我安慰:这主要表现在台湾的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三月大选后即便台独选举语言暂时收敛,但任何新上台的执政党都会继续顺从追从本土化的民意;而香港距零七年尚不足三年,民主派正利用这一时间表穷追猛打,今后三年香港的政制改革矛盾将日益尖锐。二、北京在港台问题上犯过一个共同的错误,即“经济决定论”。三、两者都牵动国际社会神经。

如何以一种宏观的战略新思维来摆脱在港台问题上的困境,从而无论在港台两地还是在全球舆论上都迅速占据主导权,对北京来说已经迫在眉睫。具体说来,“对台战略新思维”和“对港战略新思维”,恐怕是新年伊始值得北京严肃思考的两个问题。

二零零三年可以说是北京外交的丰收年;但二零零四年对北京来说,却可能是艰难乃至痛苦的一年。一系列与北京外交利益和国际战略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在这一年里有根本性的解决措施;而要出台这样的根本性解决措施,相当程度上又将与北京的传统思维发生冲突。


朝鲜、台、港:背后盘根错节

这些与北京外交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件:朝鲜核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发生在中国家门口乃至家门内,每一件如已开始倒计时的定时炸弹,刻不容缓,而且都涉及众多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相比之下,朝鲜核问题属于狭义外交范畴;而台湾和香港问题则虽为中国内政,实际上却引起国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长远作用,因而属于中国广义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港台外交”,而非笼统以“港台政策”来形容北京对港、对台策略的战略意义。

无论是朝鲜核危机,还是台湾,香港问题,看似各自独立,其实却在全球格局和中国全球战略框架下,相互联系和牵制;三个独立解决方案背后的深层逻辑,盘根错节,以致于动一发而牵全身,迫使人们不得不跳出孤立事件本身而站到一个新的制高点作全面审视。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过去一年里,发生在中国家门口的朝鲜核危机,使中美两国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找到利益交换契机;但是,朝鲜核危机六方会谈的列车启动之日,实际上也就是——至少在此个案上—— 中美这一十分脆弱的利益联盟逐渐解体之时,而北京与之交换的台湾问题却并不会随着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换言之,中美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的利益联盟,实际上呈一种不十分对称的关系: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需求是短期的,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的需求则是长期的。

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介于北京和台北之际游移立场的真正背景,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大脑向着大陆,而心则向着台湾;大脑代表着美国对现实利益的考量,而心则代表着其感情、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一个分裂的中国肯定有利于美国牵制北京)。因此,对北京来说,清醒认识中美互动过程中美国在短期和长期、战术和战略等层面上的不同诉求,便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是美国在长期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牵制,很可能藉中国两个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其自身亦具有相当程度意识形态和战略敏感性的窗口得以实现,那就是台湾和香港。

北京的两难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台湾还是香港问题上,今天北京所面临的对手,亦即台湾日益明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倾向,以及香港要求政制改革的呼声,相当程度上都代表着人民追求民主和自主权利的世界潮流;而这一世界潮流的直接催生者,就是北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绕开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

问题在于:一、要北京在大原则上立时放开,毕竟与其多年的传统思维相抵触,尤其是考虑到香港民主化和与台湾对等谈判等动作对大陆内部政局的冲击;二、在这一民主化世界潮流的操盘背后,可能隐藏着对北京而言相当险恶的动机或企图,因而令北京更加踯躅不前。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在不与上述普世价值观(不管其背后操盘手的真实动机如何)接轨的情况下,北京这几年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处于消极防御状态之中;而香港与台湾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以及这两个问题对北京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今天北京与华盛顿在战术层面上的合作(如朝鲜核危机),实际上连系着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一系列隐患,而这些战略隐患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已经有所体现。今天北京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为了寻求中美长期良性互动,减少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阻力,北京需要逐渐化解与华盛顿的长期战略隐患;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隐患又受到传统思维的阻力,以及对西方颠覆企图的忧虑,北京在港台问题上的困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零零四年对北京来说,战术上的事情好办,战略上的事情难办;出台一些暂时性的应急措施不难,而要勾画一个高屋建瓴的宏观战略新思维,却非得经历一个脱胎换骨式的心灵痛苦过程不可。

新思维乃战略需求

纵观过往数年北京的对台和对港政策,不带偏见地看,其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战略失误,以致于时至今日在港台两地处处被动,进而可能在国际战略上失分。

港台问题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两者时间表紧迫,都已不允许北京继续以“拖字诀”来自我安慰:这主要表现在台湾的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三月大选后即便台独选举语言暂时收敛,但任何新上台的执政党都会继续顺从追从本土化的民意;而香港距零七年尚不足三年,民主派正利用这一时间表穷追猛打,今后三年香港的政制改革矛盾将日益尖锐。二、北京在港台问题上犯过一个共同的错误,即“经济决定论”。三、两者都牵动国际社会神经。

如何以一种宏观的战略新思维来摆脱在港台问题上的困境,从而无论在港台两地还是在全球舆论上都迅速占据主导权,对北京来说已经迫在眉睫。具体说来,“对台战略新思维”和“对港战略新思维”,恐怕是新年伊始值得北京严肃思考的两个问题。
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利大于弊,大势所趋。
以下是引用Chineseboy在2004-1-18 12:11:00的发言:
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利大于弊,大势所趋。

我看用中国在港台问题上对美国的妥协更为合适。
顶~!
以下是引用联想在2004-1-18 14:13:00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Chineseboy在2004-1-18 12:11:00的发言:
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利大于弊,大势所趋。

我看用中国在港台问题上对美国的妥协更为合适。
[/quote]不过,应该说是中国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为中国的腾飞最大限度的争取时间更合适一些。我们能打的牌本来就不多,现在就越来越少了,我真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崛起。[em08][em08]
美国在伊拉克戰場的胜利是中国向美国妥協的催化劑.
中国与美国沒有太多的共同利益, 競爭關係更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