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外交：再谈北京“新思维”迫在眉睫[推荐]

作者：邱震海

“三二零”大选结局诡谲，而且客观上泛蓝翻盘的胜数很小。但理论上看，这一残酷的结局对北京而言却并非坏事，原因在于：不管台湾大选的操作程序如何黑暗，陈水扁再次获胜，将有助于北京清醒认识台湾民意在统独问题上已经发生的质变。

大选前，北京高层和其智囊曾抱有一种幻想：若连宋获胜，两岸关系今后四年将可减少许多压力。殊不知，在台湾民意已发生质变之后，即便泛蓝获胜，台湾本土化趋势也将逐渐酝酿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连任将促使北京再次抛弃幻想。

然而，抛弃幻想并不等于可以对今天两岸危机的成因不作深刻反思。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分开：一、面对台湾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台独极端思潮，北京该采取什么策略？二、台湾本土化趋势酿发过程中，北京曾有哪些策略上的失误，以致催化了本土化民意向台独极端方向迅速倾斜？两个月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港台外交：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论述北京在港台问题上采取更为开明政策，对中国宏观外交战略的作用。当然，眼下当台湾陷于危机之际，北京首先需要的是危机应对之道。但危机过后，如何以理性和有效的方法面对日益明显的台湾本土化趋势，恐怕是北京应认真评估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与台湾近在咫尺、对北京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香港，北京在危机的成因上却正在重复一个深层而致命的逻辑错误。因此，撇开香港对北京的宏观战略意义，仅就方法论而言，当今天香港的危机尚出于萌芽状态中时，北京如何从当年在台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有益教训，显得尤其必要。


对台战略的四大失误


北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性错误，归纳起来有四个：一、不承认两岸分治和各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客观现实，一味坚持中央和地方的谈判模式，其后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步步退让，但错失了和平谈判的最佳时机；二、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殊不知其时正是台湾本土化民意从量变到质变的微妙时期；三、台独初起之时，为了“迅速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采取持续的“文攻武吓”策略，结果导致台湾本土化民意更为迅速的逆转；四、“经济决定论”忽视两岸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的截然不同，结果造成两岸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悖趋势。

上述四个错误，从表层上看乃缺乏对台湾本土民意的了解，以及缺乏政策前瞻性；从深层看，实源于北京为内战延续思维和本身政治文化所碍，无法建构更大的战略格局。时至今日，台湾岛内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北京即便历时纠正上述四个错误，其效应也将相对有限。但如何吸取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教训，似乎是北京今天在香港问题上需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地方。这一教训更准确地说就是：在危机初期阶段应准确评估民意、制定策略，尤其是为了国家长期、宏观战略的需要，应摆脱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从而建构一种更大的战略格局。


香港问题，触类旁通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香港危机初起阶段，人们却感觉不到北京的这一触类旁通；相反，在今天的香港问题上，北京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当年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对北京而言，台湾和香港问题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个案；然而，在北京当年处理台湾和今天处理香港问题的策略背后，却有着惊人的逻辑相似。

在今天的北京看来，台湾既然已经渐渐远去，“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便再也不可失控，尤其是香港的政治发展可能对大陆政局产生间接影响。在这一研判之下，依照北京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便有了闹剧般的“爱国者”讨论以及“护法”老人的声嘶力竭。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爱国者”和“护法”风波之后，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中央政府的信心开始大幅下降。


“护法”为民主派“助选”？


没有人质疑北京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诚意。问题是，北京用以处理香港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都与“一国两制”的战略意义和以香港作为吸收国际先进文明基地的思路相差甚远。

客观地看，北京对港的下列策略是不无争议的：一、以“经济决定论”乃至“经济援助论”主导回归后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忽视香港往昔的成功因素和植根于港人血液深处的自强精神；二、以对大陆社会的判断标准解读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不解之余忽视了植根于香港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和自由精神；三、危机初起阶段，以大陆的政治传统和方法代替香港的法治框架，直接导致港人信任危机的产生；四、以格局较小的内政稳定需求，代替香港对大陆的更为重要、长远的战略意义。

正如当年的对台“文攻武吓”策略曾经成为民进党的助选润滑剂，最近的“爱国者”讨论和“护法”老人的训斥，也将在相当程度上为民主派今年九月赢得立法会选举提供民意支持。这样的判断听来有些残酷，但如果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以及民建联至今一蹶不振的态势，恐怕就会明白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此短期看，北京在九月立法会选举前改变政治高压做法，实施能为港人接受的宣传策略，当为上策；长期看，北京从现在起就应该着眼一旦民主派九月大获全胜，应采取何种对港政策。


作者：邱震海

“三二零”大选结局诡谲，而且客观上泛蓝翻盘的胜数很小。但理论上看，这一残酷的结局对北京而言却并非坏事，原因在于：不管台湾大选的操作程序如何黑暗，陈水扁再次获胜，将有助于北京清醒认识台湾民意在统独问题上已经发生的质变。

大选前，北京高层和其智囊曾抱有一种幻想：若连宋获胜，两岸关系今后四年将可减少许多压力。殊不知，在台湾民意已发生质变之后，即便泛蓝获胜，台湾本土化趋势也将逐渐酝酿新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连任将促使北京再次抛弃幻想。

然而，抛弃幻想并不等于可以对今天两岸危机的成因不作深刻反思。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分开：一、面对台湾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台独极端思潮，北京该采取什么策略？二、台湾本土化趋势酿发过程中，北京曾有哪些策略上的失误，以致催化了本土化民意向台独极端方向迅速倾斜？两个月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港台外交：北京“战略新思维”迫在眉睫》，论述北京在港台问题上采取更为开明政策，对中国宏观外交战略的作用。当然，眼下当台湾陷于危机之际，北京首先需要的是危机应对之道。但危机过后，如何以理性和有效的方法面对日益明显的台湾本土化趋势，恐怕是北京应认真评估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与台湾近在咫尺、对北京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香港，北京在危机的成因上却正在重复一个深层而致命的逻辑错误。因此，撇开香港对北京的宏观战略意义，仅就方法论而言，当今天香港的危机尚出于萌芽状态中时，北京如何从当年在台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有益教训，显得尤其必要。


对台战略的四大失误


北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和策略性错误，归纳起来有四个：一、不承认两岸分治和各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客观现实，一味坚持中央和地方的谈判模式，其后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步步退让，但错失了和平谈判的最佳时机；二、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殊不知其时正是台湾本土化民意从量变到质变的微妙时期；三、台独初起之时，为了“迅速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采取持续的“文攻武吓”策略，结果导致台湾本土化民意更为迅速的逆转；四、“经济决定论”忽视两岸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的截然不同，结果造成两岸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悖趋势。

上述四个错误，从表层上看乃缺乏对台湾本土民意的了解，以及缺乏政策前瞻性；从深层看，实源于北京为内战延续思维和本身政治文化所碍，无法建构更大的战略格局。时至今日，台湾岛内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北京即便历时纠正上述四个错误，其效应也将相对有限。但如何吸取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一教训，似乎是北京今天在香港问题上需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地方。这一教训更准确地说就是：在危机初期阶段应准确评估民意、制定策略，尤其是为了国家长期、宏观战略的需要，应摆脱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从而建构一种更大的战略格局。


香港问题，触类旁通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香港危机初起阶段，人们却感觉不到北京的这一触类旁通；相反，在今天的香港问题上，北京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复当年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对北京而言，台湾和香港问题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个案；然而，在北京当年处理台湾和今天处理香港问题的策略背后，却有着惊人的逻辑相似。

在今天的北京看来，台湾既然已经渐渐远去，“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便再也不可失控，尤其是香港的政治发展可能对大陆政局产生间接影响。在这一研判之下，依照北京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便有了闹剧般的“爱国者”讨论以及“护法”老人的声嘶力竭。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爱国者”和“护法”风波之后，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中央政府的信心开始大幅下降。


“护法”为民主派“助选”？


没有人质疑北京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诚意。问题是，北京用以处理香港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都与“一国两制”的战略意义和以香港作为吸收国际先进文明基地的思路相差甚远。

客观地看，北京对港的下列策略是不无争议的：一、以“经济决定论”乃至“经济援助论”主导回归后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忽视香港往昔的成功因素和植根于港人血液深处的自强精神；二、以对大陆社会的判断标准解读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不解之余忽视了植根于香港公民社会的多元文化和自由精神；三、危机初起阶段，以大陆的政治传统和方法代替香港的法治框架，直接导致港人信任危机的产生；四、以格局较小的内政稳定需求，代替香港对大陆的更为重要、长远的战略意义。

正如当年的对台“文攻武吓”策略曾经成为民进党的助选润滑剂，最近的“爱国者”讨论和“护法”老人的训斥，也将在相当程度上为民主派今年九月赢得立法会选举提供民意支持。这样的判断听来有些残酷，但如果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以及民建联至今一蹶不振的态势，恐怕就会明白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此短期看，北京在九月立法会选举前改变政治高压做法，实施能为港人接受的宣传策略，当为上策；长期看，北京从现在起就应该着眼一旦民主派九月大获全胜，应采取何种对港政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5-11 18:42:5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