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外交“新思维”

“建设性”的外交策略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的困境”推论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优于背叛。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强者间的对抗不仅危险，也不利于双方发展。所幸的是，中美关系历尽曲折之后，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展现出了理性和建设性的色彩，温和而坚实。

　　曾几何时，中美两国间充满了误解和敌意，意识形态的冲突淹没了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中国方面也曾出现应不应该对美国采取对抗性姿态的认真辩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上个世纪的中国人仍然讳莫如深。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过，“一旦你把一些国家当成明天的敌人对待，这些国家就会很快变成今天的敌人”。在后“9·11”事件的特定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与美国保持对抗并不明智。它不仅会引起一个军事强国对手的敌意，危害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会强化华盛顿与台湾的所谓安全关系。这一意识变化具有历史背景——美国在反恐等领域上需要中国，发展中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与美国合作。

　　渐渐地，中国对其昔日敌人的猛烈口舌反击开始让位于平静对话，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地重视起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越发认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理性的中国很明确地告诉大洋彼岸，只要中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不受到直接威胁，中国就将继续保持与华盛顿的建设性关系。

　　中国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对此，《纽约时报》评价说，“今年较为鼓舞人心的发展势头之一就是，中国新领导人采取了更为微妙和建设性的外交风格”。而布什总统更明确指出：“美国确实需要同中国建立清醒的、建设性的关系。”

　　对于中国外交的“建设性”，布什有着切身体会。在APEC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主导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布什政府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做的比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都要多”。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动作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布什政府中曾经深具影响的反华因素，也巩固了由美国国务院和老布什领导的对华温和派的阵营。

　　同样令布什印象深刻的是，在APEC峰会上，尽管中国表示了对美国反恐的支持，但也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全力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的要求下，APEC最终没有发表有关朝核问题的声明，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尽快促成六方会谈的再次举行。这显示了中国建设性思维的理性色彩：耐心而有策略，务实而有成效。

“像朋友一样交谈”

　　“9·11”事件后，美国力求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中国也对此积极回应。最近两年中，中美两国元首4度会晤；在不久前的8周时间里，美国的4位内阁级官员——财政部长斯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普森、商务部长埃文斯及贸易代表佐利克相继访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日前访美，掀开了中美军事交流的新一页；而鲍威尔本人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过去两个月中也见过5次面。

　　原先的猜测、指责已让位于共识基础上的坦诚对话，甚至在很多层面上两国已能够像朋友一样交谈。在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鲍威尔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转变：最初，两国间的电话交谈必须提前24小时到36小时进行准备。但后来随着通话越来越频繁，有事可以直接拨号交谈。他笑着说，“昨天（11月4日）清晨，大约早上6点，他（李肇星）就到尼加拉瓜找我。我们已不拘礼节。”

　　鲍威尔还提起了这样一个细节：在1个月前的一个周六，李肇星部长拨通了鲍威尔家里的电话。正当两人自如交谈时，有人按响了国务卿家的门铃。就像对一位朋友一样，鲍威尔对李肇星说：“部长先生，我一会儿就回来。” 鲍卿不无动情地说，这真实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彼此像朋友一样坦诚交谈，不用转弯抹角，这就是友谊的含义，就是强有力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含义。

大国风范从容自若

　　亨利·基辛格曾经说，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将变成一个大国并拥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必须习惯于这一点。”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也反证了中国的战略价值——不与中国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作为21世纪最大的市场和商业机会的提供者，中国决定着商业机会的分配，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而令美国人感慨的是，中国人对此既不否认也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抓住时机。

　　“9·11”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全球恐怖主义突升为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于是，中国突然从潜在对手变成了美国反恐运动的伙伴。在美国学者班宁·加勒特看来，布什政府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时候，没有心思与中国发生冲突，“本届政府已意识到，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中国的态度不卑不亢：既无意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不放弃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神五”飞天，中国人并不掩饰喜悦和自豪，中国的坦然姿态使美国人不由想起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的名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

　　不仅如此，中国还试图让美国看到，“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不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内部进程，外人只能在边缘产生影响。”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坚持自主，顶住了外来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有灵活，也有原则；有实力，也有风度；相信自己，也尊重他国——这样的大国是美国人无法轻视的。

　　经过长期观察和多方论证后，美国人发现，中国不仅不可能崩溃，而且只会越发强大和自信。与中国的关系很可能是这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日渐强大的事实，寻求利益共同点，寻求双赢的可能。

用经济稳固政治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回忆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基辛格和周恩来首次会面，缔造两国间的战略力量组合关系时，基辛格曾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梦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哈、哈、哈”，这两位战略家坐在那些松软的大椅子里发笑。美国向共产党中国出售东西，这真是笑话！更不敢想像的是，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出售东西。

　　可如今，这些昔日的“幻想”已经成为现实。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伙伴关系，而这种充满活力和实效的关系正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着双边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走向务实与平和。

　　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乘以12亿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是美国公司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利润来源，是美国高质量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美国差不多有20多万份工作与对华贸易直接有关，有间接关系的更不计其数。只要1%的中国人拥有汽车，总数就是1300万辆——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市场规模。用一位台湾投资者的话说：中国是21世纪的最后一座金矿，对于这座“金矿”，美国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客都是难以割舍的。一位美国政客感慨地说，“比起中国，世界上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

　　显然，中国人已认识到脚下这片土地的魅力和潜力。为了使自身形象从令人畏惧转为热诚友好，中国已重新确定了它的战略前景，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情上：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具体到对美关系上，就是强化经济上的共同点，着眼于未来，但并不回避竞争。即便矛盾一时无法解决，至少先表现出积极态度。

　　在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和中国人的微笑外交面前，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关系到世界的利益，包括美国的利益。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对“美国人是否从对华贸易中受益”问题的回答是：当然。尽管如此，一些美国政客仍把美国的高失业率归咎于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这使人想起多年前美国对日本经济强大的恐慌与无奈。不过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有着巨大市场，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和活力。和政治战一样，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也是不明智且代价巨大的。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寻求双赢。

　　（张国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建设性”的外交策略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的困境”推论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优于背叛。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强者间的对抗不仅危险，也不利于双方发展。所幸的是，中美关系历尽曲折之后，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展现出了理性和建设性的色彩，温和而坚实。

　　曾几何时，中美两国间充满了误解和敌意，意识形态的冲突淹没了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中国方面也曾出现应不应该对美国采取对抗性姿态的认真辩论。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上个世纪的中国人仍然讳莫如深。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过，“一旦你把一些国家当成明天的敌人对待，这些国家就会很快变成今天的敌人”。在后“9·11”事件的特定氛围中，中国人开始明确意识到，与美国保持对抗并不明智。它不仅会引起一个军事强国对手的敌意，危害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会强化华盛顿与台湾的所谓安全关系。这一意识变化具有历史背景——美国在反恐等领域上需要中国，发展中的中国也同样需要与美国合作。

　　渐渐地，中国对其昔日敌人的猛烈口舌反击开始让位于平静对话，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地重视起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越发认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理性的中国很明确地告诉大洋彼岸，只要中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不受到直接威胁，中国就将继续保持与华盛顿的建设性关系。

　　中国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对此，《纽约时报》评价说，“今年较为鼓舞人心的发展势头之一就是，中国新领导人采取了更为微妙和建设性的外交风格”。而布什总统更明确指出：“美国确实需要同中国建立清醒的、建设性的关系。”

　　对于中国外交的“建设性”，布什有着切身体会。在APEC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主导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布什政府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做的比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都要多”。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动作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布什政府中曾经深具影响的反华因素，也巩固了由美国国务院和老布什领导的对华温和派的阵营。

　　同样令布什印象深刻的是，在APEC峰会上，尽管中国表示了对美国反恐的支持，但也希望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全力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的要求下，APEC最终没有发表有关朝核问题的声明，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尽快促成六方会谈的再次举行。这显示了中国建设性思维的理性色彩：耐心而有策略，务实而有成效。

“像朋友一样交谈”

　　“9·11”事件后，美国力求同中国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主，而不是以分歧为主的关系，中国也对此积极回应。最近两年中，中美两国元首4度会晤；在不久前的8周时间里，美国的4位内阁级官员——财政部长斯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汤普森、商务部长埃文斯及贸易代表佐利克相继访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日前访美，掀开了中美军事交流的新一页；而鲍威尔本人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过去两个月中也见过5次面。

　　原先的猜测、指责已让位于共识基础上的坦诚对话，甚至在很多层面上两国已能够像朋友一样交谈。在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上，鲍威尔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转变：最初，两国间的电话交谈必须提前24小时到36小时进行准备。但后来随着通话越来越频繁，有事可以直接拨号交谈。他笑着说，“昨天（11月4日）清晨，大约早上6点，他（李肇星）就到尼加拉瓜找我。我们已不拘礼节。”

　　鲍威尔还提起了这样一个细节：在1个月前的一个周六，李肇星部长拨通了鲍威尔家里的电话。正当两人自如交谈时，有人按响了国务卿家的门铃。就像对一位朋友一样，鲍威尔对李肇星说：“部长先生，我一会儿就回来。” 鲍卿不无动情地说，这真实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彼此像朋友一样坦诚交谈，不用转弯抹角，这就是友谊的含义，就是强有力的伙伴合作关系的含义。

大国风范从容自若

　　亨利·基辛格曾经说，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中国将变成一个大国并拥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必须习惯于这一点。”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也反证了中国的战略价值——不与中国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作为21世纪最大的市场和商业机会的提供者，中国决定着商业机会的分配，因而也就有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而令美国人感慨的是，中国人对此既不否认也不炫耀，却实实在在地抓住时机。

　　“9·11”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全球恐怖主义突升为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于是，中国突然从潜在对手变成了美国反恐运动的伙伴。在美国学者班宁·加勒特看来，布什政府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时候，没有心思与中国发生冲突，“本届政府已意识到，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好处”。

　　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中国的态度不卑不亢：既无意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不放弃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了中国人越来越多的自信。“神五”飞天，中国人并不掩饰喜悦和自豪，中国的坦然姿态使美国人不由想起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的名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

　　不仅如此，中国还试图让美国看到，“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不会决定中国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内部进程，外人只能在边缘产生影响。”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坚持自主，顶住了外来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有灵活，也有原则；有实力，也有风度；相信自己，也尊重他国——这样的大国是美国人无法轻视的。

　　经过长期观察和多方论证后，美国人发现，中国不仅不可能崩溃，而且只会越发强大和自信。与中国的关系很可能是这个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日渐强大的事实，寻求利益共同点，寻求双赢的可能。

用经济稳固政治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回忆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基辛格和周恩来首次会面，缔造两国间的战略力量组合关系时，基辛格曾开玩笑说，美国的商人总是不停地纠缠他，梦想向中国人出售“10亿套内衣”。“哈、哈、哈”，这两位战略家坐在那些松软的大椅子里发笑。美国向共产党中国出售东西，这真是笑话！更不敢想像的是，共产党中国向美国出售东西。

　　可如今，这些昔日的“幻想”已经成为现实。中美之间业已建立起密切而富有建设性的经济伙伴关系，而这种充满活力和实效的关系正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着双边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走向务实与平和。

　　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乘以12亿后，任何东西都会很多。”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是美国公司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利润来源，是美国高质量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美国差不多有20多万份工作与对华贸易直接有关，有间接关系的更不计其数。只要1%的中国人拥有汽车，总数就是1300万辆——这几乎是整个欧洲的市场规模。用一位台湾投资者的话说：中国是21世纪的最后一座金矿，对于这座“金矿”，美国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客都是难以割舍的。一位美国政客感慨地说，“比起中国，世界上其他任何机会都是苍白的。”

　　显然，中国人已认识到脚下这片土地的魅力和潜力。为了使自身形象从令人畏惧转为热诚友好，中国已重新确定了它的战略前景，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情上：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具体到对美关系上，就是强化经济上的共同点，着眼于未来，但并不回避竞争。即便矛盾一时无法解决，至少先表现出积极态度。

　　在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和中国人的微笑外交面前，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成功，中国经济的成功关系到世界的利益，包括美国的利益。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对“美国人是否从对华贸易中受益”问题的回答是：当然。尽管如此，一些美国政客仍把美国的高失业率归咎于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这使人想起多年前美国对日本经济强大的恐慌与无奈。不过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有着巨大市场，有着不可估量的潜能和活力。和政治战一样，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也是不明智且代价巨大的。与其两败俱伤，不如寻求双赢。

　　（张国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