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行政诚信是股市健康秩序的基石

　http://news2.eastmoney.com/070603,623691.html
夜半出台的调整印花税方案引起轩然大波，市场在承受风险教育之际，对其行政方式多有质疑，有关部门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表现出的随意性，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中国处于人大立法时代，也就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建立规则的时代。但对于如何做到行政透明，则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来自市场的要求。中国市场是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更应通过法律维护弱势群体以体现公义，目前的问题在于：在立法之后如何在执法层面做到一视同仁，如何防范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对政策的泛用？ 　　

　　以此次财政部上调印花税而论，恰恰集中体现了在上述两个方面未尽如人意的一面。 　　

　　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的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否则，就带上了强烈的封闭的行政色彩。印花税作为已经存在的税种，在调整税率的程序上与新增税种不同。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证监会提出动议在半个月之前，而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财政部的讨论形成意见并报上级批准，这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似乎没有置喙的余地。 　　

　　按照我国现行制度，税收权力基本从人大让渡给国务院，最终于让渡给财政部。全国人大的税收立法仅仅只有三部，由财政部制定各种具体规定，因此由政府决定新征税种、调整税目或提高税率。虽然个人所得税调整与内外资所得税合一经过了人大审议或公开听证，但只是特例，而非制度要求。因此，对于财政部而言，只要经过行政程序就没有触犯制度禁忌。这才是此次印花税上调的核心问题，虽然各方争论激烈、意见不一，但反对者无法从现行的制度层面指责财政部违规，他们所能指责的最多是财政部官员此前含糊否认印花税上调有误导投资者之嫌。这样的指责辅之以市场的天量大跌，隐含了对于市场规则公开、透明及诚信度的不满。仅仅上调印花税不至于引发这样的恐慌，股市数次相似的恐慌，无不起缘于投资者建立规则诚信的信念受到伤害。 　　

　　经此事件，有些政府官员似乎还没有接受教训学会管住自己的嘴，中小股民还在为5月30日印花税上调舔伤，次日又有国税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短期内不会有征收资本利得税与取消利息税的政策出台——该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发出猜测之论，还是为市场提供政策导向？所谓短期是指一年、半年、一个月，还是指一周，甚至四天？如果股市继续上涨税收有关部门再出税收政策，是否会再次引发诚信危机？如果政策忽变，该官员是否应该为据此作出投资判断的股民承担责任？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近期的股市变化，已经让人对政策市深感担忧。而某些部门官员个人议论风声，正式发言人制度虚置，有可能导致政策诚信进一步丧失。 　　

　　建立规则应该允许有试错的过程，但试错的结果是为了降低政策成本，以最终符合市场所需。引用刘煜辉先生的话，“在市场经济中，选择最好的规则，而不是选择最优的政策才是政府政策实践的常道。通过‘前后一致的政策’以及‘一视同仁的赏罚’所彰显出的政府诚信，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 　　

　　从这个角度出发，加大决策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应该是建立规则的目标。理性的政府会从市场反应找到政策决策程序的坐标。透明与公正只会让市场明确预期，让投资者的理性在政策信号之下被唤醒，更重要的是，规则诚信才能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将利益博弈控制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就税收政策而言，民众有公开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有关决策者基于大局考虑对此妥加反馈，至关重要。 　　

　　从坚持股市市场化调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缴械，说明A股市场仍未摆脱政策市窠臼，一言兴（衰）市与一文兴（衰）市的时代固然已经过去，但一政兴（衰）市的可能性继续存在。有人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保密性论证政策保密之是，但我们应该看到美联储有制度性的固定沟通平台保持信息畅通，是否能够反证缺乏制度性沟通平台之非？同时，由于税收政策事关民众利益，人大的作用与公开听证制度理应逐渐归位。 　　

　　我们相信，领导一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的政府，不会对市场的激烈反应与民众的呼声、利益诉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如果能建立起政策的制度性沟通平台，投资者对税收变化不至于反应过激，股市的政策信心甚至民众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这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计——以接受教训的方式来回应市场的呼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http://news2.eastmoney.com/070603,623691.html
夜半出台的调整印花税方案引起轩然大波，市场在承受风险教育之际，对其行政方式多有质疑，有关部门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表现出的随意性，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中国处于人大立法时代，也就是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建立规则的时代。但对于如何做到行政透明，则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来自市场的要求。中国市场是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政府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更应通过法律维护弱势群体以体现公义，目前的问题在于：在立法之后如何在执法层面做到一视同仁，如何防范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对政策的泛用？ 　　

　　以此次财政部上调印花税而论，恰恰集中体现了在上述两个方面未尽如人意的一面。 　　

　　税收政策在我国属于行政手段还是财政手段，各方意见不一。总体而言，如果设立新的税种或者改变税率经过了人大审核、公开听证等一系列程序，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在合法性支撑下的公开而透明的财政政策，否则，就带上了强烈的封闭的行政色彩。印花税作为已经存在的税种，在调整税率的程序上与新增税种不同。 　　

　　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证监会提出动议在半个月之前，而后经过了一系列的行政程序，主要是财政部的讨论形成意见并报上级批准，这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似乎没有置喙的余地。 　　

　　按照我国现行制度，税收权力基本从人大让渡给国务院，最终于让渡给财政部。全国人大的税收立法仅仅只有三部，由财政部制定各种具体规定，因此由政府决定新征税种、调整税目或提高税率。虽然个人所得税调整与内外资所得税合一经过了人大审议或公开听证，但只是特例，而非制度要求。因此，对于财政部而言，只要经过行政程序就没有触犯制度禁忌。这才是此次印花税上调的核心问题，虽然各方争论激烈、意见不一，但反对者无法从现行的制度层面指责财政部违规，他们所能指责的最多是财政部官员此前含糊否认印花税上调有误导投资者之嫌。这样的指责辅之以市场的天量大跌，隐含了对于市场规则公开、透明及诚信度的不满。仅仅上调印花税不至于引发这样的恐慌，股市数次相似的恐慌，无不起缘于投资者建立规则诚信的信念受到伤害。 　　

　　经此事件，有些政府官员似乎还没有接受教训学会管住自己的嘴，中小股民还在为5月30日印花税上调舔伤，次日又有国税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短期内不会有征收资本利得税与取消利息税的政策出台——该官员是以个人身份发出猜测之论，还是为市场提供政策导向？所谓短期是指一年、半年、一个月，还是指一周，甚至四天？如果股市继续上涨税收有关部门再出税收政策，是否会再次引发诚信危机？如果政策忽变，该官员是否应该为据此作出投资判断的股民承担责任？ 　　

　　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近期的股市变化，已经让人对政策市深感担忧。而某些部门官员个人议论风声，正式发言人制度虚置，有可能导致政策诚信进一步丧失。 　　

　　建立规则应该允许有试错的过程，但试错的结果是为了降低政策成本，以最终符合市场所需。引用刘煜辉先生的话，“在市场经济中，选择最好的规则，而不是选择最优的政策才是政府政策实践的常道。通过‘前后一致的政策’以及‘一视同仁的赏罚’所彰显出的政府诚信，才是市场经济的根本。” 　　

　　从这个角度出发，加大决策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应该是建立规则的目标。理性的政府会从市场反应找到政策决策程序的坐标。透明与公正只会让市场明确预期，让投资者的理性在政策信号之下被唤醒，更重要的是，规则诚信才能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将利益博弈控制在良性互动的轨道上。就税收政策而言，民众有公开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有关决策者基于大局考虑对此妥加反馈，至关重要。 　　

　　从坚持股市市场化调控到最后向行政手段缴械，说明A股市场仍未摆脱政策市窠臼，一言兴（衰）市与一文兴（衰）市的时代固然已经过去，但一政兴（衰）市的可能性继续存在。有人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保密性论证政策保密之是，但我们应该看到美联储有制度性的固定沟通平台保持信息畅通，是否能够反证缺乏制度性沟通平台之非？同时，由于税收政策事关民众利益，人大的作用与公开听证制度理应逐渐归位。 　　

　　我们相信，领导一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的政府，不会对市场的激烈反应与民众的呼声、利益诉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如果能建立起政策的制度性沟通平台，投资者对税收变化不至于反应过激，股市的政策信心甚至民众建立市场经济的信心才能恢复，这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计——以接受教训的方式来回应市场的呼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