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香港经济：涅磐重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47:09
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
2002年7月3日，在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引用了一幅香港历年经济增长率的图表。1997年后的香港经济，围绕0°轴上下大幅波动。
如果马时亨在今日做答，相信他的回答将不会有太大区别。5年来的香港经济依旧是大起大落。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那句名言，可以准确描绘回归10年来的香港经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急转直下，出现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记录的-5.5%。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除去2000年，其他5年的GDP名义增长率均为负数。
有人说，香港的运气实在太差，回归之后遭到一系列“天灾”的打击，先有金融风暴、禽流感，后有SARS。也有人说，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对经济低迷困局碌碌无为。直到2004年，香港才走出低迷的谷底。久违的升平景象，重临香江。
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也长年稳居前10，人均GDP达27600美元。香港，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525。由于其经济规模较小而极度开放，很容易受外围经济波动而出现大起大落。
10年来，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
最差的年代，最好的年代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香港原以为凭借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最终，香港未能幸免。10月下旬，国际热钱开始进攻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暴跌。
1998年8月，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携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的股市、汇市、期市三管齐下。情急之下，港府被迫动用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大量购入港股，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攻战之后，炒家终于撤退。
“真是一场壮烈的战役，一场赌博！如果打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香港作为一座城市，要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角力，未输已实属奇迹。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班子还没有“坐稳”，马上要对付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任财政司长的曾荫权日后对媒体坦言，当时他压力极大，曾经在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泪，“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
其后，禽流感接踵而至，香港杀鸡130万只，“杀到手软”。1998年，-5.5.%的负增长，令曾经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灰头土脸。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美国经济的低迷、网络泡沫的破灭，使香港经济迅速又回到低谷。
2003年春，SARS病毒夺去299名港人生命，受感染者多达千余名。一时间，“陶大花园”四个字令人色变。整个城市像失去动力一样突然停摆，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滞，游客减少80%，著名的半岛酒店拥有1800间房，最惨淡的时候只开出去6间。“如果再多两三个月的话，香港也许就垮台了。”杨汝万说。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就在CEPA出台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转折点出现了。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2004年，香港GDP实际增长8.6%。3年来，年平均增长率达7.6%。失业率也从2003年最高的8.6%降到了目前的4.2%。2006年底，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股市一片红火。
长久盘桓的晦气似乎已经散去，但昔日的记忆依旧清晰。
“八万五”建屋计划
10年经济大起大落，千千万万的普通中产曾经在一夜之间从有产阶级变成为“无壳蜗牛”。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此香港每年供应的房屋只有大概1万个单位。而民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持续上扬而有增无减，楼价因此飙升。据统计，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的高峰期，3年零10个月之间上升了68%。
回归前，面对楼价不断上升，市民怨声载道。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然后，就在这个“居屋”计划出台不久，在金融风暴冲击下，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下跌，但“八万五”计划却大幅提高了香港的土地供应，房地产价格无可避免地大幅下跌。
杨汝万教授说:“房屋政策定得太死，实际上把自己绑起来了。97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经济不好，房屋继续建，供求平衡就出现很大问题。买什么房子都是跌，变成负资产，所以新一代年轻人，对心灵的创伤相当大。”
据统计，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一半，其后在1999年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4成，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7成。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当时有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但是，特区政府迟迟未就八万五政策表态。直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礼宾府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董建华对答：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不提就等于“不存在”，这句话日后成为经典名言，也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弹。
据杨汝万介绍，土地问题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支。政府最初很多靠卖地的收入，因为香港的土地资源有限，回归最初几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形势环境不好时，地没有人买，政府的收入也受一定影响。2001年、2002年，香港政府连续两年出现超过6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由于港英时期的政府财政相当健全，但97之后就发生以前少见的“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这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种冲击。”
宏图大计还是“政策白象”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也一直在寻找重振香港经济的良方。董建华任内曾经推出多项发展概念，如数码港、中药港、硅港、鲜花港、国际设计及时装中心、红酒贸易中心、商业园等。
“董建华先生是有想法的人，他宏图大计很多，但宏图大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的。”杨汝万说，为政者应该要讲清楚，什么是长远的发展，什么是中期的发展，什么是近期一两年的发展。
“六七个港的发展计划，很多已经深入民间了，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什么成绩，对民众来说就有一个失落。所以，做领袖的不是可以什么大计都讲，有反效果的。”
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系教授刘佩琼也认为，香港建那么多的“中心”并不现实。“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有700万人口，做不了那么多的中心。拿科技来说，香港当然有很好的科研人员，但中心不在这儿，中心肯定在内地，在美国。”
由于很多的发展概念无疾而终，特区政府也被批评为“政策白象”，董建华施政只见口号，不见行动。
2001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在被问及香港的经济困境时，不客气地指出香港不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于今唯一尚存的数码港计划，也被诟病“官商勾结”。2000年，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政府把钢线湾地块批给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动力，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倾向李嘉诚家族，数10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外界评论认为，数码港的概念背后，其实是一个地产发展的内容。
此外，马鞍山有一个酒店的地皮也批给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政府再次受到巨大批评。“政府可能因为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希望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对市场有帮助，但却没有想得很清楚，没有认清形势，导致人们觉得政府是不是已经失了分寸。”杨汝万说。
融合的困局
在杨汝万看来， 2004年香港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关键就是真正和内地实现“融合”。“香港跟内地的融合从1997年到2001年都没有很多的进步。97以后，特区政府基本上跟港英时期是一个班子，很多官员本来就跟内地来往较少，所以最初几年跟内地的融合方面就没有很大的热情。香港跟内地最初的融合也因为这个原因比较慢。”
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随着中国内地扩大开放，香港传统的中介模式、转口贸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介的角色没有了，怎么养活六七百万人口？
有了紧迫感的香港，于2001年向中央政府提出CEPA计划（编者注：香港与内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易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到了2003年6月，计划正式在香港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从低谷很快恢复起来。在04、05、06三年半的时间，香港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复苏的轨道。
但是，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之路，走来并不轻松。
上海与香港被称为中国版的“双城记”。两座城市，一个坐镇长江口，一个引领珠三角。但不同的是，上海被公认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而在珠江三角洲，被看作潜在的龙头城市的，除了香港，还有广州和深圳。
杨汝万指出，自1997年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来，香港曾被考虑过可与广州、深圳两个城市一起，成为引导珠三角向更高层次成长和发展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香港在某些领域内有必要的资本来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三地的关系，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座连接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港珠澳大桥，已经被讨论了20年，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
此外，广深港高速铁路经过几年的规划和讨论，2005年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目前，广深港高速铁路广东段的建设已经开始，预计在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香港段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该项目在2006年获得香港行政会议的批准。据估计，香港段最快的开工日期是2013 年。
毕竟，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还是一国一制。而香港，“一国两制”在赋予其一定优势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使香港受到约束。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精神严重限制了特区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刘佩琼指出，内地一些“优惠政策”其实是一种歧视。尤其是第三产业，如金融、旅游、专业（包括律师行、会计）等，一些市场准入条款规定要大型企业才能进入，资本金要达到多少，专业人士有多少。“而香港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小行不行呢？可以，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规范。但是国内没有人这样看，只是觉得小可能就是骗人的，不够安全的，不让你来。”
敢问路在何方
2006年3月，政务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问题成为港人议论的热门话题。北京高层也屡屡出面表态，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1985年，香港和内地的转口贸易首次超过香港的进出口总额。标志着香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内地，造成进出口减少转口增加。
“从85年开始，香港已经确定作为一个中国的转口港这个地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刘佩琼说，85年以前，美国、欧洲每一个市场占香港贸易的40%，加起来就是80%。但是85年以后就变成香港为中国内地做转口了。当时的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式让双方都大发展，大得益。
而如今，随着内地城市的迅猛崛起， “前店后厂”模式已经不再吃香。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约五六万香港厂商。“十一五”出台之后，广东对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加以限制。香港厂商面临极大压力，要不进行升级、转型，以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只能选择关门，或是迁移，迁到粤东、粤北，或者更远的内地。
香港和内地从互利互惠的合作，似乎已演变为“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的直接竞争。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上海也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葵涌码头，深圳盐田港也紧跟其后；香港放弃启德机场，建设新的国际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也投入运营。
杨汝万教授领衔的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推出一份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香港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探讨了“边缘化”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面对边缘化，香港人要端正心态，不要总是争第一、第二的。好像不是第一第二就是被边缘化了。重要的是，内地和香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有增加我就没有增加，如果两个都增加，你的增加多，我们增加少，这其实是好事。”杨汝万说。
2005年之前的10年，香港葵涌港在全球的货物吞吐量名列榜首。2005年之后，新加坡以微弱优势超出。2006年12月，杨汝万曾经去上海洋山港考察，“他们的前景真的很大，地方大，有货源，我就觉得香港不应该跟它比第一了。现在排名第四的盐田港很快也将超过香港，香港第四我觉得没有问题。不要永远做到第一，香港没有地，很明显给你第一你也做不了。”
杨汝万认为，香港只要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把做好的继续做得更好，如金融业、创意工业、服务业，香港养活几百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香港经济有难以割舍的“内地情结”。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
“现在港资虽说不是一枝独秀，但是还有它的重要性。”杨汝万说。来自香港的投资其实不完全是香港人的，香港是全球华人融资的中心，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这个资金渠道作用并没有减少，香港在资金方面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没有改变。
杨汝万认为，香港的优势第一是金融，第二是物流，第三是旅游，第四是专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如果继续维持香港独有的强项，香港应该还有20年、30年的优势。”
“我们跟国内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是我们有法治，法治不是10年20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是有150年的历史。英国殖民地说坏说好都可以，但是法治就是这样的，通过长期的实践才可以深入民间，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得到反映。第二是我们的公务员比较廉洁、高效。来到香港你就觉得安全，个人安全、投资也安全。香港的信息流通完全透明，这个是国内很长时间都做不到的。”
香港的硬环境比不过内地的，大陆很快就有很好的飞机场、海港、铁路，但香港有软环境的优势。“香港的定位就是这个软环境的优势，在神州大地只有香港有。所以香港要继续在这方面维持，不要把它冲淡。软环境优势不减少，香港的角色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动，应该向前望。”
刘佩琼特别强调，金融是香港的“强项之强”，因为金融特别要靠制度上的透明、国际的接轨、国际的信任。“我常常比喻，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来源：《凤凰周刊》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 ... 070530/908177.shtml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
2002年7月3日，在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引用了一幅香港历年经济增长率的图表。1997年后的香港经济，围绕0°轴上下大幅波动。
如果马时亨在今日做答，相信他的回答将不会有太大区别。5年来的香港经济依旧是大起大落。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那句名言，可以准确描绘回归10年来的香港经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急转直下，出现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记录的-5.5%。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除去2000年，其他5年的GDP名义增长率均为负数。
有人说，香港的运气实在太差，回归之后遭到一系列“天灾”的打击，先有金融风暴、禽流感，后有SARS。也有人说，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对经济低迷困局碌碌无为。直到2004年，香港才走出低迷的谷底。久违的升平景象，重临香江。
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也长年稳居前10，人均GDP达27600美元。香港，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525。由于其经济规模较小而极度开放，很容易受外围经济波动而出现大起大落。
10年来，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
最差的年代，最好的年代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香港原以为凭借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最终，香港未能幸免。10月下旬，国际热钱开始进攻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暴跌。
1998年8月，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携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的股市、汇市、期市三管齐下。情急之下，港府被迫动用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大量购入港股，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攻战之后，炒家终于撤退。
“真是一场壮烈的战役，一场赌博！如果打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香港作为一座城市，要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角力，未输已实属奇迹。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班子还没有“坐稳”，马上要对付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任财政司长的曾荫权日后对媒体坦言，当时他压力极大，曾经在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泪，“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
其后，禽流感接踵而至，香港杀鸡130万只，“杀到手软”。1998年，-5.5.%的负增长，令曾经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灰头土脸。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美国经济的低迷、网络泡沫的破灭，使香港经济迅速又回到低谷。
2003年春，SARS病毒夺去299名港人生命，受感染者多达千余名。一时间，“陶大花园”四个字令人色变。整个城市像失去动力一样突然停摆，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滞，游客减少80%，著名的半岛酒店拥有1800间房，最惨淡的时候只开出去6间。“如果再多两三个月的话，香港也许就垮台了。”杨汝万说。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就在CEPA出台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转折点出现了。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2004年，香港GDP实际增长8.6%。3年来，年平均增长率达7.6%。失业率也从2003年最高的8.6%降到了目前的4.2%。2006年底，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股市一片红火。
长久盘桓的晦气似乎已经散去，但昔日的记忆依旧清晰。
“八万五”建屋计划
10年经济大起大落，千千万万的普通中产曾经在一夜之间从有产阶级变成为“无壳蜗牛”。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此香港每年供应的房屋只有大概1万个单位。而民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持续上扬而有增无减，楼价因此飙升。据统计，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的高峰期，3年零10个月之间上升了68%。
回归前，面对楼价不断上升，市民怨声载道。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然后，就在这个“居屋”计划出台不久，在金融风暴冲击下，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下跌，但“八万五”计划却大幅提高了香港的土地供应，房地产价格无可避免地大幅下跌。
杨汝万教授说:“房屋政策定得太死，实际上把自己绑起来了。97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经济不好，房屋继续建，供求平衡就出现很大问题。买什么房子都是跌，变成负资产，所以新一代年轻人，对心灵的创伤相当大。”
据统计，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一半，其后在1999年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4成，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7成。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当时有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但是，特区政府迟迟未就八万五政策表态。直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礼宾府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董建华对答：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不提就等于“不存在”，这句话日后成为经典名言，也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弹。
据杨汝万介绍，土地问题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支。政府最初很多靠卖地的收入，因为香港的土地资源有限，回归最初几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形势环境不好时，地没有人买，政府的收入也受一定影响。2001年、2002年，香港政府连续两年出现超过6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由于港英时期的政府财政相当健全，但97之后就发生以前少见的“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这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种冲击。”
宏图大计还是“政策白象”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也一直在寻找重振香港经济的良方。董建华任内曾经推出多项发展概念，如数码港、中药港、硅港、鲜花港、国际设计及时装中心、红酒贸易中心、商业园等。
“董建华先生是有想法的人，他宏图大计很多，但宏图大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的。”杨汝万说，为政者应该要讲清楚，什么是长远的发展，什么是中期的发展，什么是近期一两年的发展。
“六七个港的发展计划，很多已经深入民间了，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什么成绩，对民众来说就有一个失落。所以，做领袖的不是可以什么大计都讲，有反效果的。”
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系教授刘佩琼也认为，香港建那么多的“中心”并不现实。“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有700万人口，做不了那么多的中心。拿科技来说，香港当然有很好的科研人员，但中心不在这儿，中心肯定在内地，在美国。”
由于很多的发展概念无疾而终，特区政府也被批评为“政策白象”，董建华施政只见口号，不见行动。
2001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在被问及香港的经济困境时，不客气地指出香港不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于今唯一尚存的数码港计划，也被诟病“官商勾结”。2000年，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政府把钢线湾地块批给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动力，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倾向李嘉诚家族，数10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外界评论认为，数码港的概念背后，其实是一个地产发展的内容。
此外，马鞍山有一个酒店的地皮也批给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政府再次受到巨大批评。“政府可能因为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希望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对市场有帮助，但却没有想得很清楚，没有认清形势，导致人们觉得政府是不是已经失了分寸。”杨汝万说。
融合的困局
在杨汝万看来， 2004年香港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关键就是真正和内地实现“融合”。“香港跟内地的融合从1997年到2001年都没有很多的进步。97以后，特区政府基本上跟港英时期是一个班子，很多官员本来就跟内地来往较少，所以最初几年跟内地的融合方面就没有很大的热情。香港跟内地最初的融合也因为这个原因比较慢。”
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随着中国内地扩大开放，香港传统的中介模式、转口贸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介的角色没有了，怎么养活六七百万人口？
有了紧迫感的香港，于2001年向中央政府提出CEPA计划（编者注：香港与内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易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到了2003年6月，计划正式在香港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从低谷很快恢复起来。在04、05、06三年半的时间，香港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复苏的轨道。
但是，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之路，走来并不轻松。
上海与香港被称为中国版的“双城记”。两座城市，一个坐镇长江口，一个引领珠三角。但不同的是，上海被公认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而在珠江三角洲，被看作潜在的龙头城市的，除了香港，还有广州和深圳。
杨汝万指出，自1997年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来，香港曾被考虑过可与广州、深圳两个城市一起，成为引导珠三角向更高层次成长和发展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香港在某些领域内有必要的资本来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三地的关系，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座连接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港珠澳大桥，已经被讨论了20年，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
此外，广深港高速铁路经过几年的规划和讨论，2005年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目前，广深港高速铁路广东段的建设已经开始，预计在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香港段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该项目在2006年获得香港行政会议的批准。据估计，香港段最快的开工日期是2013 年。
毕竟，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还是一国一制。而香港，“一国两制”在赋予其一定优势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使香港受到约束。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精神严重限制了特区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刘佩琼指出，内地一些“优惠政策”其实是一种歧视。尤其是第三产业，如金融、旅游、专业（包括律师行、会计）等，一些市场准入条款规定要大型企业才能进入，资本金要达到多少，专业人士有多少。“而香港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小行不行呢？可以，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规范。但是国内没有人这样看，只是觉得小可能就是骗人的，不够安全的，不让你来。”
敢问路在何方
2006年3月，政务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问题成为港人议论的热门话题。北京高层也屡屡出面表态，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1985年，香港和内地的转口贸易首次超过香港的进出口总额。标志着香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内地，造成进出口减少转口增加。
“从85年开始，香港已经确定作为一个中国的转口港这个地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刘佩琼说，85年以前，美国、欧洲每一个市场占香港贸易的40%，加起来就是80%。但是85年以后就变成香港为中国内地做转口了。当时的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式让双方都大发展，大得益。
而如今，随着内地城市的迅猛崛起， “前店后厂”模式已经不再吃香。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约五六万香港厂商。“十一五”出台之后，广东对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加以限制。香港厂商面临极大压力，要不进行升级、转型，以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只能选择关门，或是迁移，迁到粤东、粤北，或者更远的内地。
香港和内地从互利互惠的合作，似乎已演变为“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的直接竞争。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上海也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葵涌码头，深圳盐田港也紧跟其后；香港放弃启德机场，建设新的国际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也投入运营。
杨汝万教授领衔的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推出一份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香港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探讨了“边缘化”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面对边缘化，香港人要端正心态，不要总是争第一、第二的。好像不是第一第二就是被边缘化了。重要的是，内地和香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有增加我就没有增加，如果两个都增加，你的增加多，我们增加少，这其实是好事。”杨汝万说。
2005年之前的10年，香港葵涌港在全球的货物吞吐量名列榜首。2005年之后，新加坡以微弱优势超出。2006年12月，杨汝万曾经去上海洋山港考察，“他们的前景真的很大，地方大，有货源，我就觉得香港不应该跟它比第一了。现在排名第四的盐田港很快也将超过香港，香港第四我觉得没有问题。不要永远做到第一，香港没有地，很明显给你第一你也做不了。”
杨汝万认为，香港只要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把做好的继续做得更好，如金融业、创意工业、服务业，香港养活几百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香港经济有难以割舍的“内地情结”。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
“现在港资虽说不是一枝独秀，但是还有它的重要性。”杨汝万说。来自香港的投资其实不完全是香港人的，香港是全球华人融资的中心，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这个资金渠道作用并没有减少，香港在资金方面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没有改变。
杨汝万认为，香港的优势第一是金融，第二是物流，第三是旅游，第四是专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如果继续维持香港独有的强项，香港应该还有20年、30年的优势。”
“我们跟国内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是我们有法治，法治不是10年20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是有150年的历史。英国殖民地说坏说好都可以，但是法治就是这样的，通过长期的实践才可以深入民间，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得到反映。第二是我们的公务员比较廉洁、高效。来到香港你就觉得安全，个人安全、投资也安全。香港的信息流通完全透明，这个是国内很长时间都做不到的。”
香港的硬环境比不过内地的，大陆很快就有很好的飞机场、海港、铁路，但香港有软环境的优势。“香港的定位就是这个软环境的优势，在神州大地只有香港有。所以香港要继续在这方面维持，不要把它冲淡。软环境优势不减少，香港的角色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动，应该向前望。”
刘佩琼特别强调，金融是香港的“强项之强”，因为金融特别要靠制度上的透明、国际的接轨、国际的信任。“我常常比喻，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来源：《凤凰周刊》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 ... 070530/908177.shtml
2002年7月3日，在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引用了一幅香港历年经济增长率的图表。1997年后的香港经济，围绕0°轴上下大幅波动。
如果马时亨在今日做答，相信他的回答将不会有太大区别。5年来的香港经济依旧是大起大落。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那句名言，可以准确描绘回归10年来的香港经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急转直下，出现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记录的-5.5%。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除去2000年，其他5年的GDP名义增长率均为负数。
有人说，香港的运气实在太差，回归之后遭到一系列“天灾”的打击，先有金融风暴、禽流感，后有SARS。也有人说，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对经济低迷困局碌碌无为。直到2004年，香港才走出低迷的谷底。久违的升平景象，重临香江。
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也长年稳居前10，人均GDP达27600美元。香港，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525。由于其经济规模较小而极度开放，很容易受外围经济波动而出现大起大落。
10年来，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
最差的年代，最好的年代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香港原以为凭借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最终，香港未能幸免。10月下旬，国际热钱开始进攻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暴跌。
1998年8月，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携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的股市、汇市、期市三管齐下。情急之下，港府被迫动用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大量购入港股，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攻战之后，炒家终于撤退。
“真是一场壮烈的战役，一场赌博！如果打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香港作为一座城市，要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角力，未输已实属奇迹。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班子还没有“坐稳”，马上要对付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任财政司长的曾荫权日后对媒体坦言，当时他压力极大，曾经在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泪，“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
其后，禽流感接踵而至，香港杀鸡130万只，“杀到手软”。1998年，-5.5.%的负增长，令曾经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灰头土脸。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美国经济的低迷、网络泡沫的破灭，使香港经济迅速又回到低谷。
2003年春，SARS病毒夺去299名港人生命，受感染者多达千余名。一时间，“陶大花园”四个字令人色变。整个城市像失去动力一样突然停摆，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滞，游客减少80%，著名的半岛酒店拥有1800间房，最惨淡的时候只开出去6间。“如果再多两三个月的话，香港也许就垮台了。”杨汝万说。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就在CEPA出台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转折点出现了。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2004年，香港GDP实际增长8.6%。3年来，年平均增长率达7.6%。失业率也从2003年最高的8.6%降到了目前的4.2%。2006年底，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股市一片红火。
长久盘桓的晦气似乎已经散去，但昔日的记忆依旧清晰。
“八万五”建屋计划
10年经济大起大落，千千万万的普通中产曾经在一夜之间从有产阶级变成为“无壳蜗牛”。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此香港每年供应的房屋只有大概1万个单位。而民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持续上扬而有增无减，楼价因此飙升。据统计，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的高峰期，3年零10个月之间上升了68%。
回归前，面对楼价不断上升，市民怨声载道。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然后，就在这个“居屋”计划出台不久，在金融风暴冲击下，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下跌，但“八万五”计划却大幅提高了香港的土地供应，房地产价格无可避免地大幅下跌。
杨汝万教授说:“房屋政策定得太死，实际上把自己绑起来了。97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经济不好，房屋继续建，供求平衡就出现很大问题。买什么房子都是跌，变成负资产，所以新一代年轻人，对心灵的创伤相当大。”
据统计，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一半，其后在1999年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4成，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7成。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当时有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但是，特区政府迟迟未就八万五政策表态。直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礼宾府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董建华对答：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不提就等于“不存在”，这句话日后成为经典名言，也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弹。
据杨汝万介绍，土地问题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支。政府最初很多靠卖地的收入，因为香港的土地资源有限，回归最初几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形势环境不好时，地没有人买，政府的收入也受一定影响。2001年、2002年，香港政府连续两年出现超过6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由于港英时期的政府财政相当健全，但97之后就发生以前少见的“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这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种冲击。”
宏图大计还是“政策白象”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也一直在寻找重振香港经济的良方。董建华任内曾经推出多项发展概念，如数码港、中药港、硅港、鲜花港、国际设计及时装中心、红酒贸易中心、商业园等。
“董建华先生是有想法的人，他宏图大计很多，但宏图大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的。”杨汝万说，为政者应该要讲清楚，什么是长远的发展，什么是中期的发展，什么是近期一两年的发展。
“六七个港的发展计划，很多已经深入民间了，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什么成绩，对民众来说就有一个失落。所以，做领袖的不是可以什么大计都讲，有反效果的。”
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系教授刘佩琼也认为，香港建那么多的“中心”并不现实。“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有700万人口，做不了那么多的中心。拿科技来说，香港当然有很好的科研人员，但中心不在这儿，中心肯定在内地，在美国。”
由于很多的发展概念无疾而终，特区政府也被批评为“政策白象”，董建华施政只见口号，不见行动。
2001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在被问及香港的经济困境时，不客气地指出香港不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于今唯一尚存的数码港计划，也被诟病“官商勾结”。2000年，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政府把钢线湾地块批给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动力，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倾向李嘉诚家族，数10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外界评论认为，数码港的概念背后，其实是一个地产发展的内容。
此外，马鞍山有一个酒店的地皮也批给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政府再次受到巨大批评。“政府可能因为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希望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对市场有帮助，但却没有想得很清楚，没有认清形势，导致人们觉得政府是不是已经失了分寸。”杨汝万说。
融合的困局
在杨汝万看来， 2004年香港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关键就是真正和内地实现“融合”。“香港跟内地的融合从1997年到2001年都没有很多的进步。97以后，特区政府基本上跟港英时期是一个班子，很多官员本来就跟内地来往较少，所以最初几年跟内地的融合方面就没有很大的热情。香港跟内地最初的融合也因为这个原因比较慢。”
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随着中国内地扩大开放，香港传统的中介模式、转口贸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介的角色没有了，怎么养活六七百万人口？
有了紧迫感的香港，于2001年向中央政府提出CEPA计划（编者注：香港与内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易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到了2003年6月，计划正式在香港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从低谷很快恢复起来。在04、05、06三年半的时间，香港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复苏的轨道。
但是，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之路，走来并不轻松。
上海与香港被称为中国版的“双城记”。两座城市，一个坐镇长江口，一个引领珠三角。但不同的是，上海被公认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而在珠江三角洲，被看作潜在的龙头城市的，除了香港，还有广州和深圳。
杨汝万指出，自1997年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来，香港曾被考虑过可与广州、深圳两个城市一起，成为引导珠三角向更高层次成长和发展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香港在某些领域内有必要的资本来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三地的关系，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座连接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港珠澳大桥，已经被讨论了20年，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
此外，广深港高速铁路经过几年的规划和讨论，2005年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目前，广深港高速铁路广东段的建设已经开始，预计在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香港段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该项目在2006年获得香港行政会议的批准。据估计，香港段最快的开工日期是2013 年。
毕竟，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还是一国一制。而香港，“一国两制”在赋予其一定优势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使香港受到约束。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精神严重限制了特区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刘佩琼指出，内地一些“优惠政策”其实是一种歧视。尤其是第三产业，如金融、旅游、专业（包括律师行、会计）等，一些市场准入条款规定要大型企业才能进入，资本金要达到多少，专业人士有多少。“而香港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小行不行呢？可以，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规范。但是国内没有人这样看，只是觉得小可能就是骗人的，不够安全的，不让你来。”
敢问路在何方
2006年3月，政务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问题成为港人议论的热门话题。北京高层也屡屡出面表态，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1985年，香港和内地的转口贸易首次超过香港的进出口总额。标志着香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内地，造成进出口减少转口增加。
“从85年开始，香港已经确定作为一个中国的转口港这个地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刘佩琼说，85年以前，美国、欧洲每一个市场占香港贸易的40%，加起来就是80%。但是85年以后就变成香港为中国内地做转口了。当时的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式让双方都大发展，大得益。
而如今，随着内地城市的迅猛崛起， “前店后厂”模式已经不再吃香。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约五六万香港厂商。“十一五”出台之后，广东对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加以限制。香港厂商面临极大压力，要不进行升级、转型，以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只能选择关门，或是迁移，迁到粤东、粤北，或者更远的内地。
香港和内地从互利互惠的合作，似乎已演变为“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的直接竞争。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上海也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葵涌码头，深圳盐田港也紧跟其后；香港放弃启德机场，建设新的国际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也投入运营。
杨汝万教授领衔的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推出一份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香港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探讨了“边缘化”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面对边缘化，香港人要端正心态，不要总是争第一、第二的。好像不是第一第二就是被边缘化了。重要的是，内地和香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有增加我就没有增加，如果两个都增加，你的增加多，我们增加少，这其实是好事。”杨汝万说。
2005年之前的10年，香港葵涌港在全球的货物吞吐量名列榜首。2005年之后，新加坡以微弱优势超出。2006年12月，杨汝万曾经去上海洋山港考察，“他们的前景真的很大，地方大，有货源，我就觉得香港不应该跟它比第一了。现在排名第四的盐田港很快也将超过香港，香港第四我觉得没有问题。不要永远做到第一，香港没有地，很明显给你第一你也做不了。”
杨汝万认为，香港只要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把做好的继续做得更好，如金融业、创意工业、服务业，香港养活几百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香港经济有难以割舍的“内地情结”。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
“现在港资虽说不是一枝独秀，但是还有它的重要性。”杨汝万说。来自香港的投资其实不完全是香港人的，香港是全球华人融资的中心，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这个资金渠道作用并没有减少，香港在资金方面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没有改变。
杨汝万认为，香港的优势第一是金融，第二是物流，第三是旅游，第四是专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如果继续维持香港独有的强项，香港应该还有20年、30年的优势。”
“我们跟国内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是我们有法治，法治不是10年20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是有150年的历史。英国殖民地说坏说好都可以，但是法治就是这样的，通过长期的实践才可以深入民间，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得到反映。第二是我们的公务员比较廉洁、高效。来到香港你就觉得安全，个人安全、投资也安全。香港的信息流通完全透明，这个是国内很长时间都做不到的。”
香港的硬环境比不过内地的，大陆很快就有很好的飞机场、海港、铁路，但香港有软环境的优势。“香港的定位就是这个软环境的优势，在神州大地只有香港有。所以香港要继续在这方面维持，不要把它冲淡。软环境优势不减少，香港的角色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动，应该向前望。”
刘佩琼特别强调，金融是香港的“强项之强”，因为金融特别要靠制度上的透明、国际的接轨、国际的信任。“我常常比喻，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来源：《凤凰周刊》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 ... 070530/908177.shtml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
2002年7月3日，在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引用了一幅香港历年经济增长率的图表。1997年后的香港经济，围绕0°轴上下大幅波动。
如果马时亨在今日做答，相信他的回答将不会有太大区别。5年来的香港经济依旧是大起大落。
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那句名言，可以准确描绘回归10年来的香港经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迎接港人的不是期待中的“新时代”，而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差的一个年代。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5.1%，回归第二年就急转直下，出现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导致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为创记录的-5.5%。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间，除去2000年，其他5年的GDP名义增长率均为负数。
有人说，香港的运气实在太差，回归之后遭到一系列“天灾”的打击，先有金融风暴、禽流感，后有SARS。也有人说，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不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面对经济低迷困局碌碌无为。直到2004年，香港才走出低迷的谷底。久违的升平景象，重临香江。
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也长年稳居前10，人均GDP达27600美元。香港，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高达0.525。由于其经济规模较小而极度开放，很容易受外围经济波动而出现大起大落。
10年来，这个高度自由、发达而又脆弱的经济体，一直在苦苦找寻自己的角色定位。
最差的年代，最好的年代
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二天，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风暴由此爆发。香港原以为凭借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但最终，香港未能幸免。10月下旬，国际热钱开始进攻香港，引发“股灾”，恒生指数暴跌。
1998年8月，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携国际对冲基金，对香港的股市、汇市、期市三管齐下。情急之下，港府被迫动用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大量购入港股，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攻战之后，炒家终于撤退。
“真是一场壮烈的战役，一场赌博！如果打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香港作为一座城市，要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角力，未输已实属奇迹。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班子还没有“坐稳”，马上要对付史无前例的危机。时任财政司长的曾荫权日后对媒体坦言，当时他压力极大，曾经在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泪，“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
其后，禽流感接踵而至，香港杀鸡130万只，“杀到手软”。1998年，-5.5.%的负增长，令曾经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香港灰头土脸。
2000年虽出现复苏，却如昙花一现，美国经济的低迷、网络泡沫的破灭，使香港经济迅速又回到低谷。
2003年春，SARS病毒夺去299名港人生命，受感染者多达千余名。一时间，“陶大花园”四个字令人色变。整个城市像失去动力一样突然停摆，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滞，游客减少80%，著名的半岛酒店拥有1800间房，最惨淡的时候只开出去6间。“如果再多两三个月的话，香港也许就垮台了。”杨汝万说。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签署。就在CEPA出台一年之后，港人期盼已久的转折点出现了。香港经济从L形的长期低迷，开始转向U形的复苏。2004年，香港GDP实际增长8.6%。3年来，年平均增长率达7.6%。失业率也从2003年最高的8.6%降到了目前的4.2%。2006年底，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股市一片红火。
长久盘桓的晦气似乎已经散去，但昔日的记忆依旧清晰。
“八万五”建屋计划
10年经济大起大落，千千万万的普通中产曾经在一夜之间从有产阶级变成为“无壳蜗牛”。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限制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因此香港每年供应的房屋只有大概1万个单位。而民众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持续上扬而有增无减，楼价因此飙升。据统计，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的高峰期，3年零10个月之间上升了68%。
回归前，面对楼价不断上升，市民怨声载道。1997年10月，董建华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即：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然后，就在这个“居屋”计划出台不久，在金融风暴冲击下，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下跌，但“八万五”计划却大幅提高了香港的土地供应，房地产价格无可避免地大幅下跌。
杨汝万教授说:“房屋政策定得太死，实际上把自己绑起来了。97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经济不好，房屋继续建，供求平衡就出现很大问题。买什么房子都是跌，变成负资产，所以新一代年轻人，对心灵的创伤相当大。”
据统计，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一半，其后在1999年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4成，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这5年零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7成。
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当时有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但是，特区政府迟迟未就八万五政策表态。直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华在礼宾府接受专访，被问及会否修订“八万五”目标时，董建华对答：从98年就再没有说过“八万五“这个字眼，那你说还存不存在？”不提就等于“不存在”，这句话日后成为经典名言，也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弹。
据杨汝万介绍，土地问题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支。政府最初很多靠卖地的收入，因为香港的土地资源有限，回归最初几年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形势环境不好时，地没有人买，政府的收入也受一定影响。2001年、2002年，香港政府连续两年出现超过6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由于港英时期的政府财政相当健全，但97之后就发生以前少见的“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这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一种冲击。”
宏图大计还是“政策白象”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也一直在寻找重振香港经济的良方。董建华任内曾经推出多项发展概念，如数码港、中药港、硅港、鲜花港、国际设计及时装中心、红酒贸易中心、商业园等。
“董建华先生是有想法的人，他宏图大计很多，但宏图大计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的。”杨汝万说，为政者应该要讲清楚，什么是长远的发展，什么是中期的发展，什么是近期一两年的发展。
“六七个港的发展计划，很多已经深入民间了，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什么成绩，对民众来说就有一个失落。所以，做领袖的不是可以什么大计都讲，有反效果的。”
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系教授刘佩琼也认为，香港建那么多的“中心”并不现实。“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有700万人口，做不了那么多的中心。拿科技来说，香港当然有很好的科研人员，但中心不在这儿，中心肯定在内地，在美国。”
由于很多的发展概念无疾而终，特区政府也被批评为“政策白象”，董建华施政只见口号，不见行动。
2001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在被问及香港的经济困境时，不客气地指出香港不应“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于今唯一尚存的数码港计划，也被诟病“官商勾结”。2000年，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政府把钢线湾地块批给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李泽楷的盈科数码动力，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
当时，各大地产商都强烈不满，指政府倾向李嘉诚家族，数10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表示抗议。外界评论认为，数码港的概念背后，其实是一个地产发展的内容。
此外，马鞍山有一个酒店的地皮也批给李嘉诚的长江集团，政府再次受到巨大批评。“政府可能因为在经济低谷的时候，希望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对市场有帮助，但却没有想得很清楚，没有认清形势，导致人们觉得政府是不是已经失了分寸。”杨汝万说。
融合的困局
在杨汝万看来， 2004年香港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关键就是真正和内地实现“融合”。“香港跟内地的融合从1997年到2001年都没有很多的进步。97以后，特区政府基本上跟港英时期是一个班子，很多官员本来就跟内地来往较少，所以最初几年跟内地的融合方面就没有很大的热情。香港跟内地最初的融合也因为这个原因比较慢。”
转机出现在2001年。当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随着中国内地扩大开放，香港传统的中介模式、转口贸易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介的角色没有了，怎么养活六七百万人口？
有了紧迫感的香港，于2001年向中央政府提出CEPA计划（编者注：香港与内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易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到了2003年6月，计划正式在香港签署。
在这项安排下，香港的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最初就有100多项目可获零关税。加上“自由行”政策出台，香港从低谷很快恢复起来。在04、05、06三年半的时间，香港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复苏的轨道。
但是，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之路，走来并不轻松。
上海与香港被称为中国版的“双城记”。两座城市，一个坐镇长江口，一个引领珠三角。但不同的是，上海被公认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而在珠江三角洲，被看作潜在的龙头城市的，除了香港，还有广州和深圳。
杨汝万指出，自1997年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来，香港曾被考虑过可与广州、深圳两个城市一起，成为引导珠三角向更高层次成长和发展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香港在某些领域内有必要的资本来引导珠江三角洲地区，却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三地的关系，一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一座连接香港和珠三角西部地区的港珠澳大桥，已经被讨论了20年，到今天依旧没有定论。
此外，广深港高速铁路经过几年的规划和讨论，2005年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目前，广深港高速铁路广东段的建设已经开始，预计在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香港段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该项目在2006年获得香港行政会议的批准。据估计，香港段最快的开工日期是2013 年。
毕竟，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还是一国一制。而香港，“一国两制”在赋予其一定优势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使香港受到约束。香港“大市场，小政府”的精神严重限制了特区政府和大陆方面协商和共同发展的能力。
刘佩琼指出，内地一些“优惠政策”其实是一种歧视。尤其是第三产业，如金融、旅游、专业（包括律师行、会计）等，一些市场准入条款规定要大型企业才能进入，资本金要达到多少，专业人士有多少。“而香港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的规模比较小，但是小行不行呢？可以，我们还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规范。但是国内没有人这样看，只是觉得小可能就是骗人的，不够安全的，不让你来。”
敢问路在何方
2006年3月，政务司长许仕仁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问题成为港人议论的热门话题。北京高层也屡屡出面表态，香港不会被边缘化。
1985年，香港和内地的转口贸易首次超过香港的进出口总额。标志着香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内地，造成进出口减少转口增加。
“从85年开始，香港已经确定作为一个中国的转口港这个地位。”香港理工大学的刘佩琼说，85年以前，美国、欧洲每一个市场占香港贸易的40%，加起来就是80%。但是85年以后就变成香港为中国内地做转口了。当时的粤港两地，“前店后厂”模式让双方都大发展，大得益。
而如今，随着内地城市的迅猛崛起， “前店后厂”模式已经不再吃香。特别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可以店厂合一，自己做贸易。香港不再是中国内地走向世界的唯一门户。
珠三角地区聚集了大约五六万香港厂商。“十一五”出台之后，广东对粗放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加以限制。香港厂商面临极大压力，要不进行升级、转型，以达到当地的环保标准，只能选择关门，或是迁移，迁到粤东、粤北，或者更远的内地。
香港和内地从互利互惠的合作，似乎已演变为“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的直接竞争。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上海也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葵涌码头，深圳盐田港也紧跟其后；香港放弃启德机场，建设新的国际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也投入运营。
杨汝万教授领衔的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在2006年10月推出一份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香港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报告，探讨了“边缘化”的问题。
“我的看法就是，面对边缘化，香港人要端正心态，不要总是争第一、第二的。好像不是第一第二就是被边缘化了。重要的是，内地和香港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有增加我就没有增加，如果两个都增加，你的增加多，我们增加少，这其实是好事。”杨汝万说。
2005年之前的10年，香港葵涌港在全球的货物吞吐量名列榜首。2005年之后，新加坡以微弱优势超出。2006年12月，杨汝万曾经去上海洋山港考察，“他们的前景真的很大，地方大，有货源，我就觉得香港不应该跟它比第一了。现在排名第四的盐田港很快也将超过香港，香港第四我觉得没有问题。不要永远做到第一，香港没有地，很明显给你第一你也做不了。”
杨汝万认为，香港只要维持一定的增长水平，把做好的继续做得更好，如金融业、创意工业、服务业，香港养活几百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香港经济有难以割舍的“内地情结”。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外来投资。对于很多内地政府来说，港商的现身，就意味着招商引资工作的顺利完成。
“现在港资虽说不是一枝独秀，但是还有它的重要性。”杨汝万说。来自香港的投资其实不完全是香港人的，香港是全球华人融资的中心，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这个资金渠道作用并没有减少，香港在资金方面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没有改变。
杨汝万认为，香港的优势第一是金融，第二是物流，第三是旅游，第四是专业服务业，包括生产服务业。“如果继续维持香港独有的强项，香港应该还有20年、30年的优势。”
“我们跟国内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是我们有法治，法治不是10年20年建立起来的，香港是有150年的历史。英国殖民地说坏说好都可以，但是法治就是这样的，通过长期的实践才可以深入民间，在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得到反映。第二是我们的公务员比较廉洁、高效。来到香港你就觉得安全，个人安全、投资也安全。香港的信息流通完全透明，这个是国内很长时间都做不到的。”
香港的硬环境比不过内地的，大陆很快就有很好的飞机场、海港、铁路，但香港有软环境的优势。“香港的定位就是这个软环境的优势，在神州大地只有香港有。所以香港要继续在这方面维持，不要把它冲淡。软环境优势不减少，香港的角色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动，应该向前望。”
刘佩琼特别强调，金融是香港的“强项之强”，因为金融特别要靠制度上的透明、国际的接轨、国际的信任。“我常常比喻，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经济就好像麻雀一样小，但是五脏俱全。而中国大陆是大鹏，但它不是很灵活，制度方面还需要改进。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应该是一个互补关系。”来源：《凤凰周刊》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 ... 070530/9081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