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回望历史－－－－-看49年胡适先生的去留抉择

作者：虹桥飞渡


   不久前，看到一篇采访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文章，谈到了在北大期间与胡适的一段渊源，戴逸先生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适先生瞩目并曾经受邀到胡适先生府上，后来戴逸先生参加中共学生运动，出于在北大开展组织活动的目的，向胡适先生提出要在校园搞个‘进步图书馆’胡适先生一向不支持在校学生的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明确表示了不满。但是，不久戴逸先生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适先生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先生只在法院呆了3小时就安全获释。
　　
　　这时，记者问戴逸先生：这件事是否能够说明胡适先生的心胸博大。戴逸先生回答：那是因为胡适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读此文不禁默然，戴逸先生的理解能力真正是我辈不能企及的，在国民党政权机器下，有无数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青年因为政治活动被囚禁残杀，当时没有那个官员把那些懵懂的 政治犯当做不懂事的孩子而加以宽赦。而在教育界唯有几位象蔡元培，胡适这样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学者，在身体力行思想兼容并包，维护独立思想，能够尊重，维护那些虽然观点迥异的热血青年的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利，与暴政呼吁抗争，为国家民族的未来保留人才与元气，面对国民党政府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胡适先生未必把当年的热血青年戴逸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倒是如今耄耋之年的戴逸先生对往事的评价显示他似乎尚童心未泯。
　　
　　49年，国民政府崩溃前夕，中共传话给胡适先生，希望他能够留下，胡适彷徨犹豫了很久，但之后还是离开了。
　　胡适犹豫的恐怕是对故国和校园学生的眷恋，导致离去的原因却大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胡适先生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20世纪，中国的持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知识分子是孤独的悲凉的，他们大多曾留学欧美，对先进发达国家的理解和感悟更加富有理性，知道西方文明不仅体现在看的见的飞机大炮，轮船电话等物质文明的成果，核心本质却是发达的人文主义，相对公正的司法制度对国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发明创造无微不至的捍卫。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正是自由主义才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西方工业文明。
　　对于当时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鼓吹：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
　　
　　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倡导独立自由人格的个人主义是为造就负责任的个人，个人对人类来说，毕竞是“小我”。这种“小我”最终是会死亡的。而人类则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主张的个人主义是“对于大我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这种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
　　
　　遗憾的在国共两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决中，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们没有机会在好和坏之间选择，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而新时代则是有或无，之间做艰难痛苦的抉择。对于所谓民主集中制度，他们从思想到行动是难以接受的，于是那个似乎多少还有一丁点民主基因的没落的国民政府就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家园。
　　或者坚持独立思想人格离开无限眷恋的祖国，或者接受新时代的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改造，成为国家机器上一颗没有个性的螺丝钉。
　　于是在49年那个最后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分裂了！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蒋梦磷等一大批学者永远离开了大陆。在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与专制的色彩依然浓郁，傅斯年等先生坚持大学必须有学术的自由，反对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干预。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自尊。
　　当50年代蒋介石召见胡适“垂询政事”时，胡适没有感激涕零如钱穆先生般拜倒在领袖足下山呼万岁，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对政府和领袖进行批评。胡适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作政府的诤友！他以对蒋公开批评而引起蒋的注意：讲人权争民主，批评政府，批评蒋介石，经常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支持雷震在台湾办《自由中国》，蒋介石政权将雷震判刑，事实上也是对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警告。西方人本主义观念碰到了中国专制主义的铁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面对着这种考验，介入政治者如傅斯年，不介入政治者如梁实秋等，也同样表现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留在大陆的黄炎培，沈从文，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巴金等人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他们要末对现实政治噤若寒蝉，歌功颂德，做政府的应声虫。或者钻进故纸堆，做新时代的寻章考据的“桐城派’。有些本着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良心向政府领袖进逆耳忠言，而成为政治运动中‘种子’选手！把自己的后半生陷入无休止的人格肉体的羞辱折磨与认罪检查当中。或许有观点认为在暴风雨过去，错误被纠正后，先生们就是笑到了最后。可依我看这些学者是真正忧国之士，不会是仅仅因为意气争辩而左右喜怒，面对逝去的宝贵光阴和不堪回首的国计民生的政策失误，他们能笑出来吗？
　　
　　现在大陆的书籍在描述去台湾的各位先生时，常常用无限惋惜的语调，调侃这些作出痛苦而明智抉择的大师！仿佛他们是因为头脑简单糊涂才放弃自由民主的故乡热土，而一不小心坠入水深火热的独裁地狱。留下来就好了！是啊！自由学术，独立人格是不要想了。留下后如果闭门思过，少发牢骚，可能会少受些罪，但是也恐怕也难逃法网，即使不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是在所难免的。不然的话，首先反右运动就跑不了，侥幸漏网，文革的燎原大火是无法躲避的，刀山火海劫后余生，再欣逢终于说话不治罪，也没人理的天平盛世，耄耋百年幸运成为标志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人瑞，真正是三生有幸了。
　　
　　在此衷心感叹当今开明繁荣的盛世景象，希望20世纪胡适人权思想的艰难历程不过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悲壮的一幕。理性之光在新世纪能够引领中国 走向真正的文明与进步。作者：虹桥飞渡


   不久前，看到一篇采访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的文章，谈到了在北大期间与胡适的一段渊源，戴逸先生北大时因为成绩优秀颇受胡适先生瞩目并曾经受邀到胡适先生府上，后来戴逸先生参加中共学生运动，出于在北大开展组织活动的目的，向胡适先生提出要在校园搞个‘进步图书馆’胡适先生一向不支持在校学生的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明确表示了不满。但是，不久戴逸先生被国民党法庭逮捕，胡适先生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先生只在法院呆了3小时就安全获释。
　　
　　这时，记者问戴逸先生：这件事是否能够说明胡适先生的心胸博大。戴逸先生回答：那是因为胡适还把我看做小孩子！
　　读此文不禁默然，戴逸先生的理解能力真正是我辈不能企及的，在国民党政权机器下，有无数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青年因为政治活动被囚禁残杀，当时没有那个官员把那些懵懂的 政治犯当做不懂事的孩子而加以宽赦。而在教育界唯有几位象蔡元培，胡适这样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学者，在身体力行思想兼容并包，维护独立思想，能够尊重，维护那些虽然观点迥异的热血青年的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利，与暴政呼吁抗争，为国家民族的未来保留人才与元气，面对国民党政府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胡适先生未必把当年的热血青年戴逸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倒是如今耄耋之年的戴逸先生对往事的评价显示他似乎尚童心未泯。
　　
　　49年，国民政府崩溃前夕，中共传话给胡适先生，希望他能够留下，胡适彷徨犹豫了很久，但之后还是离开了。
　　胡适犹豫的恐怕是对故国和校园学生的眷恋，导致离去的原因却大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胡适先生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20世纪，中国的持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知识分子是孤独的悲凉的，他们大多曾留学欧美，对先进发达国家的理解和感悟更加富有理性，知道西方文明不仅体现在看的见的飞机大炮，轮船电话等物质文明的成果，核心本质却是发达的人文主义，相对公正的司法制度对国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发明创造无微不至的捍卫。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正是自由主义才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西方工业文明。
　　对于当时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鼓吹：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
　　
　　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倡导独立自由人格的个人主义是为造就负责任的个人，个人对人类来说，毕竞是“小我”。这种“小我”最终是会死亡的。而人类则是“大我”，“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胡适主张的个人主义是“对于大我负责任”的个人主义。个人必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这种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
　　
　　遗憾的在国共两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决中，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们没有机会在好和坏之间选择，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而新时代则是有或无，之间做艰难痛苦的抉择。对于所谓民主集中制度，他们从思想到行动是难以接受的，于是那个似乎多少还有一丁点民主基因的没落的国民政府就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家园。
　　或者坚持独立思想人格离开无限眷恋的祖国，或者接受新时代的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改造，成为国家机器上一颗没有个性的螺丝钉。
　　于是在49年那个最后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分裂了！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蒋梦磷等一大批学者永远离开了大陆。在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与专制的色彩依然浓郁，傅斯年等先生坚持大学必须有学术的自由，反对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干预。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格与自尊。
　　当50年代蒋介石召见胡适“垂询政事”时，胡适没有感激涕零如钱穆先生般拜倒在领袖足下山呼万岁，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对政府和领袖进行批评。胡适先生与蒋介石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作政府的诤友！他以对蒋公开批评而引起蒋的注意：讲人权争民主，批评政府，批评蒋介石，经常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他支持雷震在台湾办《自由中国》，蒋介石政权将雷震判刑，事实上也是对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警告。西方人本主义观念碰到了中国专制主义的铁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面对着这种考验，介入政治者如傅斯年，不介入政治者如梁实秋等，也同样表现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留在大陆的黄炎培，沈从文，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巴金等人面临的是另一种局面，他们要末对现实政治噤若寒蝉，歌功颂德，做政府的应声虫。或者钻进故纸堆，做新时代的寻章考据的“桐城派’。有些本着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良心向政府领袖进逆耳忠言，而成为政治运动中‘种子’选手！把自己的后半生陷入无休止的人格肉体的羞辱折磨与认罪检查当中。或许有观点认为在暴风雨过去，错误被纠正后，先生们就是笑到了最后。可依我看这些学者是真正忧国之士，不会是仅仅因为意气争辩而左右喜怒，面对逝去的宝贵光阴和不堪回首的国计民生的政策失误，他们能笑出来吗？
　　
　　现在大陆的书籍在描述去台湾的各位先生时，常常用无限惋惜的语调，调侃这些作出痛苦而明智抉择的大师！仿佛他们是因为头脑简单糊涂才放弃自由民主的故乡热土，而一不小心坠入水深火热的独裁地狱。留下来就好了！是啊！自由学术，独立人格是不要想了。留下后如果闭门思过，少发牢骚，可能会少受些罪，但是也恐怕也难逃法网，即使不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是在所难免的。不然的话，首先反右运动就跑不了，侥幸漏网，文革的燎原大火是无法躲避的，刀山火海劫后余生，再欣逢终于说话不治罪，也没人理的天平盛世，耄耋百年幸运成为标志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人瑞，真正是三生有幸了。
　　
　　在此衷心感叹当今开明繁荣的盛世景象，希望20世纪胡适人权思想的艰难历程不过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悲壮的一幕。理性之光在新世纪能够引领中国 走向真正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