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骂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节操不如妓女

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见图 1880年～1931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这位中共总书记不仅没有留下好政绩，反而成为中共党内人人唾骂的“叛徒”。除了叛变的罪行外，向忠发追求安逸的生活，与妓女杨秀贞同居。向忠发被国民党拒捕后，随即出卖党内成员，遭到周恩来一顿臭骂。

被架空的总书记

　　当选总书记后的向忠发从苏联（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回到中国，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

　　与此同时，向忠发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时任中央委员）“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对，但向忠发却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但情况到了1928年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苏联人的消息，又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于是，向忠发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

　　从此，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中共的党费住洋房，与妓女出身的杨秀贞同居。

周恩来很无奈

　　据历史学者吴基民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援引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是周恩来）负责人徐恩（曾打入国民党内部）回忆，中共中央通过向忠发之手向杨秀贞支付了八千元的大洋。奇怪的是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杨秀贞居然连向忠发是共产党都不知道。

　　有一次，周恩来拜访向忠发，向忠发一见周恩来，忙将杨秀贞支开，等她一走又紧紧地关上了房门，这才转过身，边招呼周恩来落座，边说起了笑话：“少山（周恩来党内时称周少山），今天是礼拜六，你不在家里陪陪你的老婆，上我这儿来干什麽？是不是被你丈母娘赶出来啦（当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及邓的母亲杨振德同住在一起）？”

　　“特生（向忠发党内时称特生），都什麽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周恩来苦笑了一下。事实上，对于这位总书记，周恩来真是哭笑不得。两人随后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但向忠发出了让周恩来不要“忧虑”外，并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这次会面让周恩来无功而返。

向忠发的叛变与妓女的贞节

　　向忠发的庸碌无为让中共高层很失望，但由于他的性格比较憨厚，而且比较没有政治野心，因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所不同的是，大权已被王明等人所控制。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自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目标。1931年初，国民党派出中统特工试图拘捕向忠发。据现代作家叶永烈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披露：那时，顾顺章（中共特工，于1927年叛变）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几天后，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的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开上海）。向忠发从中统特工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工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中共中央尊重了他的意愿，但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上海善钟路（如今的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被捕后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1946年4月20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工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却扑了个空——后两者闻讯已经转移。特工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却仍难逃一死。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见图 1880年～1931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这位中共总书记不仅没有留下好政绩，反而成为中共党内人人唾骂的“叛徒”。除了叛变的罪行外，向忠发追求安逸的生活，与妓女杨秀贞同居。向忠发被国民党拒捕后，随即出卖党内成员，遭到周恩来一顿臭骂。

被架空的总书记

　　当选总书记后的向忠发从苏联（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回到中国，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

　　与此同时，向忠发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时任中央委员）“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对，但向忠发却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但情况到了1928年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苏联人的消息，又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于是，向忠发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

　　从此，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中共的党费住洋房，与妓女出身的杨秀贞同居。

周恩来很无奈

　　据历史学者吴基民的《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援引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是周恩来）负责人徐恩（曾打入国民党内部）回忆，中共中央通过向忠发之手向杨秀贞支付了八千元的大洋。奇怪的是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杨秀贞居然连向忠发是共产党都不知道。

　　有一次，周恩来拜访向忠发，向忠发一见周恩来，忙将杨秀贞支开，等她一走又紧紧地关上了房门，这才转过身，边招呼周恩来落座，边说起了笑话：“少山（周恩来党内时称周少山），今天是礼拜六，你不在家里陪陪你的老婆，上我这儿来干什麽？是不是被你丈母娘赶出来啦（当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及邓的母亲杨振德同住在一起）？”

　　“特生（向忠发党内时称特生），都什麽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周恩来苦笑了一下。事实上，对于这位总书记，周恩来真是哭笑不得。两人随后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但向忠发出了让周恩来不要“忧虑”外，并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这次会面让周恩来无功而返。

向忠发的叛变与妓女的贞节

　　向忠发的庸碌无为让中共高层很失望，但由于他的性格比较憨厚，而且比较没有政治野心，因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所不同的是，大权已被王明等人所控制。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自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目标。1931年初，国民党派出中统特工试图拘捕向忠发。据现代作家叶永烈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披露：那时，顾顺章（中共特工，于1927年叛变）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几天后，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的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开上海）。向忠发从中统特工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工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中共中央尊重了他的意愿，但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上海善钟路（如今的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被捕后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1946年4月20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
　　
　　向忠发带着特工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却扑了个空——后两者闻讯已经转移。特工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却仍难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