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访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普拉昌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4:26:00
《环球人物》杂志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每隔一两周，他都要换个住处，以防暗杀
本刊特约记者 张 松 发自加德满都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头号人物普拉昌达坐到了记者面前。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记者都有些不敢相信——记者只是“打了一声招呼”，他就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这个曾经很神秘、不肯与外界打交道的尼泊尔风云人物，为何突然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呢？
传说中的普拉昌达就在眼前
2007年2月13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该党开展“人民战争”11周年纪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参加了游行和集会。在此次活动中，该党领袖普拉昌达很罕见地现身了——25年来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
现年55岁的普拉昌达是尼共(毛主义)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2006年以前，尼泊尔媒体上几乎没出现过他的照片，也不曾有记者在尼泊尔境内面对面地采访他；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其真容。那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普拉昌达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反政府武装”特意编造出的名字，以便迷惑政府军。
记者早有采访普拉昌达的愿望，于是在他发表公开演讲后，马上发出了采访意向。不承想，他居然痛快地答应了，甚至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
按照约定，记者来到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加德满都繁华、嘈杂的闹市区，建筑不大，只有几十间客房，除了尼共(毛主义)成员之外，并无他人入住。接待人员说，他们租用了整座旅馆，作为普拉昌达的住所兼办公处。记者看到，旅馆门前把守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个楼层都有士兵站岗。当地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些士兵都是该党最精锐的战士，配备有苏制AK-47、美制M-16步枪以及机关枪。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足以应付至少一个营敌人的进攻。
短暂的等待后，传说中的普拉昌达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他中等身材，头发已有些花白。“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中国记者，非常感谢你来采访。”普拉昌达的开场白谦和得让记者感到惊讶。随后，他的手伸了过来，长时间、很有力地同记者握手。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学者，哪里像传言中的“土匪”头子。
普拉昌达似乎一眼就看出了记者惊异的表情。他指着身上的灰色西服说：“去年6月‘进城’之后，我们才开始穿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
寒暄之后，普拉昌达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他20多年来的“激情岁月”
为了革命，背叛自己的种姓
“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真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尼泊尔语意思是“愤怒之火”)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便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曾在一所中学里教过两年半的书，也曾在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的一个农村项目中工作过半年。这之后，他便成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专职干部。
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昌达与尼泊尔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尼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其中一派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参政党。但普拉昌达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妥协。1996年2月，他和军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向政府提出了包括推翻君主立宪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40项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但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未能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给予答复。于是，当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从加德满都转移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武装斗争，揭开了尼共(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大幕。
“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2000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
普拉昌达回忆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
“为我定做暗杀计划”
尼泊尔政府军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搜捕普拉昌达，自然是“围剿”行动的首要任务。不过，普拉昌达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他和其他尼共(毛主义)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只与一位特定领导人联系。因此，就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普拉昌达的确切行踪。按照尼共(毛主义)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否则，任何两位领袖都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当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
在尼泊尔10年内战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和确保自身安全，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尼国内有人抨击普拉昌达这是“卖国投敌”。普拉昌达则解释说：“印度把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包括我在内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都恨不得全部抓进监牢，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同胞。”
在印度，普拉昌达曾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主义)的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并被遣送回了尼泊尔。
谈到这里，普拉昌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现在每隔一两周，就要换租一家旅馆。
没打过仗的“反政府”领袖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记者的信任，普拉昌达竟然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记者问他是否会打枪。普拉昌达说：“我只简单地学过使用手枪，但绝对不是神射手，更不会贴身搏击，也从没有亲自打过仗。仅有的几次危机时刻，我都是在警卫们的掩护下撤离的。”
不过，普拉昌达对排兵布阵却很精通。据说，在他的指导下，尼共(毛主义)组织中涌现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普拉昌达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2004年底，他与军师巴特拉伊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他主张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可巴特拉伊坚持认为，在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将印度作为主要敌人。结果，普拉昌达得到了尼共(毛主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巴特拉伊及其妻子雅米双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不过还好，巴特拉伊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检讨。”2005年下半年，他们夫妇二人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层，并且得到普拉昌达的重用。现在，巴特拉伊是尼共(毛主义)的二号人物。
内战结束后，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出现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和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尼共(毛主义)还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尤其是今年2月13日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政治集会，由于普拉昌达亲自参加，更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尼泊尔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共(毛主义)的支持率稳居前两位，普拉昌达本人则与年届85岁的现任首相、大会党资深领袖柯依拉腊一起，成为尼泊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但是，要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现实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拉昌达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搞武装斗争容易，搞政治斗争太难。”目前，已有一些支持者开始质疑他是否忘记了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宗旨，批评他整日周旋在加德满都的“精英”圈子里，却将尼共(毛主义)许多兄弟“扔”在兵营里挨饿受冻⋯⋯对此，普拉昌达说：“我本人并不想长期当尼共(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几年后，如果尼共(毛主义)能顺利取得政权，我将不再担任主席一职。至于政府职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将来退休后，他会潜心研究理论问题，给党当好顾问。
在首都的日子依旧“寒酸”
在“革命生活”之余，普拉昌达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年轻时，我十分喜欢足球、排球，曾经是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但自从投身革命后，这些爱好就基本放弃了。”
普拉昌达和妻子育有4个孩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们都是尼共(毛主义)的全职干部。在家人和亲属眼中，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讲笑话、唱印度歌曲。2006年5月，在阔别5年之后，普拉昌达回到故乡，看望了年逾七旬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一处大型集会地点等他。普拉昌达结束演讲后，抽空同父亲见了一个小时，随后便匆匆离去。事后，他的父亲对别人说：“他和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胖了不少’”。
不过，普拉昌达身体“发福”，并非因为他富有。实际上，他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很“寒酸”。采访结束后，他邀记者在他的住所共进晚餐。饭菜着实说不上丰盛——每人一盘豆汁浇饭、两块咖哩鸡肉、一撮蔬菜。他吃得有滋有味，还告诉记者：“打仗时吃的饭比这差多了，深山老林里，鸡肉绝对是‘奢侈品’”。
按照尼共(毛主义)的规定，士兵除了吃、住、穿之外，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尼泊尔卢比(约合5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他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普拉昌达说，尼共(毛主义)不像其他政党那样能得到国内外的资助。在内战中，他们虽然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经费仍十分拮据。《环球人物》杂志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每隔一两周，他都要换个住处，以防暗杀
本刊特约记者 张 松 发自加德满都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头号人物普拉昌达坐到了记者面前。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记者都有些不敢相信——记者只是“打了一声招呼”，他就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这个曾经很神秘、不肯与外界打交道的尼泊尔风云人物，为何突然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呢？
传说中的普拉昌达就在眼前
2007年2月13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该党开展“人民战争”11周年纪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参加了游行和集会。在此次活动中，该党领袖普拉昌达很罕见地现身了——25年来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
现年55岁的普拉昌达是尼共(毛主义)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2006年以前，尼泊尔媒体上几乎没出现过他的照片，也不曾有记者在尼泊尔境内面对面地采访他；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其真容。那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普拉昌达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反政府武装”特意编造出的名字，以便迷惑政府军。
记者早有采访普拉昌达的愿望，于是在他发表公开演讲后，马上发出了采访意向。不承想，他居然痛快地答应了，甚至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
按照约定，记者来到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加德满都繁华、嘈杂的闹市区，建筑不大，只有几十间客房，除了尼共(毛主义)成员之外，并无他人入住。接待人员说，他们租用了整座旅馆，作为普拉昌达的住所兼办公处。记者看到，旅馆门前把守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个楼层都有士兵站岗。当地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些士兵都是该党最精锐的战士，配备有苏制AK-47、美制M-16步枪以及机关枪。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足以应付至少一个营敌人的进攻。
短暂的等待后，传说中的普拉昌达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他中等身材，头发已有些花白。“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中国记者，非常感谢你来采访。”普拉昌达的开场白谦和得让记者感到惊讶。随后，他的手伸了过来，长时间、很有力地同记者握手。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学者，哪里像传言中的“土匪”头子。
普拉昌达似乎一眼就看出了记者惊异的表情。他指着身上的灰色西服说：“去年6月‘进城’之后，我们才开始穿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
寒暄之后，普拉昌达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他20多年来的“激情岁月”
为了革命，背叛自己的种姓
“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真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尼泊尔语意思是“愤怒之火”)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便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曾在一所中学里教过两年半的书，也曾在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的一个农村项目中工作过半年。这之后，他便成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专职干部。
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昌达与尼泊尔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尼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其中一派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参政党。但普拉昌达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妥协。1996年2月，他和军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向政府提出了包括推翻君主立宪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40项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但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未能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给予答复。于是，当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从加德满都转移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武装斗争，揭开了尼共(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大幕。
“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2000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
普拉昌达回忆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
“为我定做暗杀计划”
尼泊尔政府军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搜捕普拉昌达，自然是“围剿”行动的首要任务。不过，普拉昌达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他和其他尼共(毛主义)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只与一位特定领导人联系。因此，就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普拉昌达的确切行踪。按照尼共(毛主义)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否则，任何两位领袖都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当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
在尼泊尔10年内战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和确保自身安全，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尼国内有人抨击普拉昌达这是“卖国投敌”。普拉昌达则解释说：“印度把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包括我在内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都恨不得全部抓进监牢，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同胞。”
在印度，普拉昌达曾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主义)的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并被遣送回了尼泊尔。
谈到这里，普拉昌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现在每隔一两周，就要换租一家旅馆。
没打过仗的“反政府”领袖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记者的信任，普拉昌达竟然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记者问他是否会打枪。普拉昌达说：“我只简单地学过使用手枪，但绝对不是神射手，更不会贴身搏击，也从没有亲自打过仗。仅有的几次危机时刻，我都是在警卫们的掩护下撤离的。”
不过，普拉昌达对排兵布阵却很精通。据说，在他的指导下，尼共(毛主义)组织中涌现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普拉昌达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2004年底，他与军师巴特拉伊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他主张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可巴特拉伊坚持认为，在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将印度作为主要敌人。结果，普拉昌达得到了尼共(毛主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巴特拉伊及其妻子雅米双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不过还好，巴特拉伊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检讨。”2005年下半年，他们夫妇二人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层，并且得到普拉昌达的重用。现在，巴特拉伊是尼共(毛主义)的二号人物。
内战结束后，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出现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和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尼共(毛主义)还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尤其是今年2月13日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政治集会，由于普拉昌达亲自参加，更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尼泊尔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共(毛主义)的支持率稳居前两位，普拉昌达本人则与年届85岁的现任首相、大会党资深领袖柯依拉腊一起，成为尼泊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但是，要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现实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拉昌达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搞武装斗争容易，搞政治斗争太难。”目前，已有一些支持者开始质疑他是否忘记了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宗旨，批评他整日周旋在加德满都的“精英”圈子里，却将尼共(毛主义)许多兄弟“扔”在兵营里挨饿受冻⋯⋯对此，普拉昌达说：“我本人并不想长期当尼共(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几年后，如果尼共(毛主义)能顺利取得政权，我将不再担任主席一职。至于政府职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将来退休后，他会潜心研究理论问题，给党当好顾问。
在首都的日子依旧“寒酸”
在“革命生活”之余，普拉昌达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年轻时，我十分喜欢足球、排球，曾经是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但自从投身革命后，这些爱好就基本放弃了。”
普拉昌达和妻子育有4个孩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们都是尼共(毛主义)的全职干部。在家人和亲属眼中，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讲笑话、唱印度歌曲。2006年5月，在阔别5年之后，普拉昌达回到故乡，看望了年逾七旬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一处大型集会地点等他。普拉昌达结束演讲后，抽空同父亲见了一个小时，随后便匆匆离去。事后，他的父亲对别人说：“他和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胖了不少’”。
不过，普拉昌达身体“发福”，并非因为他富有。实际上，他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很“寒酸”。采访结束后，他邀记者在他的住所共进晚餐。饭菜着实说不上丰盛——每人一盘豆汁浇饭、两块咖哩鸡肉、一撮蔬菜。他吃得有滋有味，还告诉记者：“打仗时吃的饭比这差多了，深山老林里，鸡肉绝对是‘奢侈品’”。
按照尼共(毛主义)的规定，士兵除了吃、住、穿之外，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尼泊尔卢比(约合5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他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普拉昌达说，尼共(毛主义)不像其他政党那样能得到国内外的资助。在内战中，他们虽然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经费仍十分拮据。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每隔一两周，他都要换个住处，以防暗杀
本刊特约记者 张 松 发自加德满都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头号人物普拉昌达坐到了记者面前。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记者都有些不敢相信——记者只是“打了一声招呼”，他就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这个曾经很神秘、不肯与外界打交道的尼泊尔风云人物，为何突然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呢？
传说中的普拉昌达就在眼前
2007年2月13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该党开展“人民战争”11周年纪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参加了游行和集会。在此次活动中，该党领袖普拉昌达很罕见地现身了——25年来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
现年55岁的普拉昌达是尼共(毛主义)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2006年以前，尼泊尔媒体上几乎没出现过他的照片，也不曾有记者在尼泊尔境内面对面地采访他；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其真容。那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普拉昌达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反政府武装”特意编造出的名字，以便迷惑政府军。
记者早有采访普拉昌达的愿望，于是在他发表公开演讲后，马上发出了采访意向。不承想，他居然痛快地答应了，甚至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
按照约定，记者来到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加德满都繁华、嘈杂的闹市区，建筑不大，只有几十间客房，除了尼共(毛主义)成员之外，并无他人入住。接待人员说，他们租用了整座旅馆，作为普拉昌达的住所兼办公处。记者看到，旅馆门前把守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个楼层都有士兵站岗。当地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些士兵都是该党最精锐的战士，配备有苏制AK-47、美制M-16步枪以及机关枪。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足以应付至少一个营敌人的进攻。
短暂的等待后，传说中的普拉昌达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他中等身材，头发已有些花白。“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中国记者，非常感谢你来采访。”普拉昌达的开场白谦和得让记者感到惊讶。随后，他的手伸了过来，长时间、很有力地同记者握手。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学者，哪里像传言中的“土匪”头子。
普拉昌达似乎一眼就看出了记者惊异的表情。他指着身上的灰色西服说：“去年6月‘进城’之后，我们才开始穿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
寒暄之后，普拉昌达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他20多年来的“激情岁月”
为了革命，背叛自己的种姓
“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真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尼泊尔语意思是“愤怒之火”)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便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曾在一所中学里教过两年半的书，也曾在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的一个农村项目中工作过半年。这之后，他便成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专职干部。
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昌达与尼泊尔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尼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其中一派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参政党。但普拉昌达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妥协。1996年2月，他和军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向政府提出了包括推翻君主立宪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40项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但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未能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给予答复。于是，当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从加德满都转移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武装斗争，揭开了尼共(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大幕。
“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2000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
普拉昌达回忆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
“为我定做暗杀计划”
尼泊尔政府军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搜捕普拉昌达，自然是“围剿”行动的首要任务。不过，普拉昌达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他和其他尼共(毛主义)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只与一位特定领导人联系。因此，就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普拉昌达的确切行踪。按照尼共(毛主义)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否则，任何两位领袖都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当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
在尼泊尔10年内战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和确保自身安全，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尼国内有人抨击普拉昌达这是“卖国投敌”。普拉昌达则解释说：“印度把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包括我在内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都恨不得全部抓进监牢，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同胞。”
在印度，普拉昌达曾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主义)的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并被遣送回了尼泊尔。
谈到这里，普拉昌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现在每隔一两周，就要换租一家旅馆。
没打过仗的“反政府”领袖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记者的信任，普拉昌达竟然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记者问他是否会打枪。普拉昌达说：“我只简单地学过使用手枪，但绝对不是神射手，更不会贴身搏击，也从没有亲自打过仗。仅有的几次危机时刻，我都是在警卫们的掩护下撤离的。”
不过，普拉昌达对排兵布阵却很精通。据说，在他的指导下，尼共(毛主义)组织中涌现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普拉昌达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2004年底，他与军师巴特拉伊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他主张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可巴特拉伊坚持认为，在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将印度作为主要敌人。结果，普拉昌达得到了尼共(毛主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巴特拉伊及其妻子雅米双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不过还好，巴特拉伊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检讨。”2005年下半年，他们夫妇二人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层，并且得到普拉昌达的重用。现在，巴特拉伊是尼共(毛主义)的二号人物。
内战结束后，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出现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和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尼共(毛主义)还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尤其是今年2月13日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政治集会，由于普拉昌达亲自参加，更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尼泊尔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共(毛主义)的支持率稳居前两位，普拉昌达本人则与年届85岁的现任首相、大会党资深领袖柯依拉腊一起，成为尼泊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但是，要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现实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拉昌达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搞武装斗争容易，搞政治斗争太难。”目前，已有一些支持者开始质疑他是否忘记了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宗旨，批评他整日周旋在加德满都的“精英”圈子里，却将尼共(毛主义)许多兄弟“扔”在兵营里挨饿受冻⋯⋯对此，普拉昌达说：“我本人并不想长期当尼共(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几年后，如果尼共(毛主义)能顺利取得政权，我将不再担任主席一职。至于政府职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将来退休后，他会潜心研究理论问题，给党当好顾问。
在首都的日子依旧“寒酸”
在“革命生活”之余，普拉昌达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年轻时，我十分喜欢足球、排球，曾经是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但自从投身革命后，这些爱好就基本放弃了。”
普拉昌达和妻子育有4个孩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们都是尼共(毛主义)的全职干部。在家人和亲属眼中，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讲笑话、唱印度歌曲。2006年5月，在阔别5年之后，普拉昌达回到故乡，看望了年逾七旬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一处大型集会地点等他。普拉昌达结束演讲后，抽空同父亲见了一个小时，随后便匆匆离去。事后，他的父亲对别人说：“他和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胖了不少’”。
不过，普拉昌达身体“发福”，并非因为他富有。实际上，他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很“寒酸”。采访结束后，他邀记者在他的住所共进晚餐。饭菜着实说不上丰盛——每人一盘豆汁浇饭、两块咖哩鸡肉、一撮蔬菜。他吃得有滋有味，还告诉记者：“打仗时吃的饭比这差多了，深山老林里，鸡肉绝对是‘奢侈品’”。
按照尼共(毛主义)的规定，士兵除了吃、住、穿之外，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尼泊尔卢比(约合5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他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普拉昌达说，尼共(毛主义)不像其他政党那样能得到国内外的资助。在内战中，他们虽然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经费仍十分拮据。《环球人物》杂志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袖普拉昌达，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每隔一两周，他都要换个住处，以防暗杀
本刊特约记者 张 松 发自加德满都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头号人物普拉昌达坐到了记者面前。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记者都有些不敢相信——记者只是“打了一声招呼”，他就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这个曾经很神秘、不肯与外界打交道的尼泊尔风云人物，为何突然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了呢？
传说中的普拉昌达就在眼前
2007年2月13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该党开展“人民战争”11周年纪念活动，数十万群众参加了游行和集会。在此次活动中，该党领袖普拉昌达很罕见地现身了——25年来第一次在如此大型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
现年55岁的普拉昌达是尼共(毛主义)的一号人物，也是尼泊尔最神秘的人。在2006年以前，尼泊尔媒体上几乎没出现过他的照片，也不曾有记者在尼泊尔境内面对面地采访他；绝大多数尼泊尔人只听过他的名字，但不知其真容。那时候，甚至有传言说，普拉昌达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反政府武装”特意编造出的名字，以便迷惑政府军。
记者早有采访普拉昌达的愿望，于是在他发表公开演讲后，马上发出了采访意向。不承想，他居然痛快地答应了，甚至特意将采访地点安排在他的住所。
按照约定，记者来到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加德满都繁华、嘈杂的闹市区，建筑不大，只有几十间客房，除了尼共(毛主义)成员之外，并无他人入住。接待人员说，他们租用了整座旅馆，作为普拉昌达的住所兼办公处。记者看到，旅馆门前把守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每个楼层都有士兵站岗。当地的朋友告诉记者，这些士兵都是该党最精锐的战士，配备有苏制AK-47、美制M-16步枪以及机关枪。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足以应付至少一个营敌人的进攻。
短暂的等待后，传说中的普拉昌达终于出现在记者眼前。他中等身材，头发已有些花白。“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位中国记者，非常感谢你来采访。”普拉昌达的开场白谦和得让记者感到惊讶。随后，他的手伸了过来，长时间、很有力地同记者握手。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学者，哪里像传言中的“土匪”头子。
普拉昌达似乎一眼就看出了记者惊异的表情。他指着身上的灰色西服说：“去年6月‘进城’之后，我们才开始穿西装和皮鞋，这是体现我们党形象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以前，由于经费缺乏，我们的制服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也穿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中国货既便宜又耐穿。”
寒暄之后，普拉昌达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他20多年来的“激情岁月”
为了革命，背叛自己的种姓
“1952年，我出生在尼泊尔博克拉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真名叫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尼泊尔语意思是“愤怒之火”)只是我的外号。当年在游击队里，为了掩护自己和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每位领导人和指挥官都有一个外号。虽然我的家族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但我和马克思、列宁一样，背叛了自己的种姓和阶级。我们发动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打破压迫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种姓制度，解放低种姓人民。正因如此，大批低种姓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我们党。在内战期间，我们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少数民族同胞。”
从中学时代起，普拉昌达便接触了共产主义理念，对中国革命尤其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后，普拉昌达曾在一所中学里教过两年半的书，也曾在美国国际援助署资助的一个农村项目中工作过半年。这之后，他便成了尼泊尔共产党的专职干部。
扛起“人民战争”大旗
20世纪90年代初，普拉昌达与尼泊尔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要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尼共四分五裂，形成多个派别，其中一派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参政党。但普拉昌达坚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当向“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妥协。1996年2月，他和军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向政府提出了包括推翻君主立宪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40项政治主张，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但当时的德乌帕政府未能在最后期限来临前给予答复。于是，当年2月13日，普拉昌达率众从加德满都转移到西部罗尔帕县的深山老林里，开始了武装斗争，揭开了尼共(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大幕。
“当时，我们的队伍只有一百来号人，唯一的武器就是两支破旧不堪的短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我们联合当地的贫苦农民，用自制土枪袭击防卫薄弱的偏远警察哨所，缴获他们的武器；也想方设法从黑市上买一些武器；后来索性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办地下工厂，自造武器。罗尔帕县是‘人民战争’的起点，因此，同志们亲切地称它为‘尼泊尔革命的延安’。”
短短半年，普拉昌达就发动了5000起小规模袭击，他旗下游击队的规模也随之壮大。但此时，尼政府仍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认为他们不过是小打小闹的“恐怖分子”。但到了2000年，政府军才猛然发现，普拉昌达的游击队已人数过万，控制或影响着尼泊尔的半壁江山。
普拉昌达回忆说：“在罗尔帕，我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外人要想进入，就必须拿到我们开的‘路条’。在根据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税务机构，行使‘政府’权力。此外，我们还开办了许多中小学校，战士们和贫困村民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教育。为帮助村民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建立了‘金融合作社’，办起了各种小型工厂。这不仅使游击队在衣食住行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需要⋯⋯”
“为我定做暗杀计划”
尼泊尔政府军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展开大规模的“围剿”行动。搜捕普拉昌达，自然是“围剿”行动的首要任务。不过，普拉昌达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据说，他和其他尼共(毛主义)领袖都同时拥有至少3部电话，每部只与一位特定领导人联系。因此，就连游击队其他领袖也无法得知普拉昌达的确切行踪。按照尼共(毛主义)的纪律，除非情况特殊并有严密的安全措施，否则，任何两位领袖都不得同时在一个地方过夜。当领导人召开重要会议时，士兵们会在方圆5公里内严密布防。
在尼泊尔10年内战中，为了便于指挥战斗和确保自身安全，普拉昌达曾在印度秘密居住了5年多。尼国内有人抨击普拉昌达这是“卖国投敌”。普拉昌达则解释说：“印度把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对包括我在内的尼共(毛主义)领导人都恨不得全部抓进监牢，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侨居印度的尼泊尔同胞。”
在印度，普拉昌达曾多次逃过警方的追捕。2005年初的一天晚上，他原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尼共(毛主义)的另一位领导人。但由于时间太晚，他听从妻子的建议，将会见改为次日。结果，就在当天约定时间过后5分钟，他准备会见的那位领导人即遭印度警方逮捕，并被遣送回了尼泊尔。
谈到这里，普拉昌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系统不断收到消息，说‘统治阶级’为我‘量身定做’了多套暗杀计划。”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他现在每隔一两周，就要换租一家旅馆。
没打过仗的“反政府”领袖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记者的信任，普拉昌达竟然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别看我是‘反政府武装’领袖，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带枪支等武器。”记者问他是否会打枪。普拉昌达说：“我只简单地学过使用手枪，但绝对不是神射手，更不会贴身搏击，也从没有亲自打过仗。仅有的几次危机时刻，我都是在警卫们的掩护下撤离的。”
不过，普拉昌达对排兵布阵却很精通。据说，在他的指导下，尼共(毛主义)组织中涌现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普拉昌达还透露了另外一个秘密。2004年底，他与军师巴特拉伊在对印度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他主张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可巴特拉伊坚持认为，在党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将印度作为主要敌人。结果，普拉昌达得到了尼共(毛主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巴特拉伊及其妻子雅米双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不过还好，巴特拉伊很快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中央委员会做了检讨。”2005年下半年，他们夫妇二人重新回到党的领导层，并且得到普拉昌达的重用。现在，巴特拉伊是尼共(毛主义)的二号人物。
内战结束后，尼泊尔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都出现了普拉昌达的肖像和尼共(毛主义)的宣传口号。尼共(毛主义)还在加德满都组织了两次大型集会，每次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尤其是今年2月13日举行的纪念“人民战争”11周年的政治集会，由于普拉昌达亲自参加，更是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尼泊尔媒体最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共(毛主义)的支持率稳居前两位，普拉昌达本人则与年届85岁的现任首相、大会党资深领袖柯依拉腊一起，成为尼泊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但是，要将个人魅力转化为现实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普拉昌达颇为感慨地对记者说：“搞武装斗争容易，搞政治斗争太难。”目前，已有一些支持者开始质疑他是否忘记了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宗旨，批评他整日周旋在加德满都的“精英”圈子里，却将尼共(毛主义)许多兄弟“扔”在兵营里挨饿受冻⋯⋯对此，普拉昌达说：“我本人并不想长期当尼共(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几年后，如果尼共(毛主义)能顺利取得政权，我将不再担任主席一职。至于政府职位，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将来退休后，他会潜心研究理论问题，给党当好顾问。
在首都的日子依旧“寒酸”
在“革命生活”之余，普拉昌达喜欢做些什么呢？他告诉记者：“年轻时，我十分喜欢足球、排球，曾经是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但自从投身革命后，这些爱好就基本放弃了。”
普拉昌达和妻子育有4个孩子：3个儿子和1个女儿。他们都是尼共(毛主义)的全职干部。在家人和亲属眼中，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讲笑话、唱印度歌曲。2006年5月，在阔别5年之后，普拉昌达回到故乡，看望了年逾七旬的父亲。当时，他的父亲在一处大型集会地点等他。普拉昌达结束演讲后，抽空同父亲见了一个小时，随后便匆匆离去。事后，他的父亲对别人说：“他和1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胖了不少’”。
不过，普拉昌达身体“发福”，并非因为他富有。实际上，他在加德满都的生活依然很“寒酸”。采访结束后，他邀记者在他的住所共进晚餐。饭菜着实说不上丰盛——每人一盘豆汁浇饭、两块咖哩鸡肉、一撮蔬菜。他吃得有滋有味，还告诉记者：“打仗时吃的饭比这差多了，深山老林里，鸡肉绝对是‘奢侈品’”。
按照尼共(毛主义)的规定，士兵除了吃、住、穿之外，每人每月可以得到500尼泊尔卢比(约合55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但领袖们没有工资，而是每月报销一次日常办公和生活开支。自发动武装斗争之日起，他们就“失去”了私人财产。普拉昌达说，尼共(毛主义)不像其他政党那样能得到国内外的资助。在内战中，他们虽然积累了一些资金，但经费仍十分拮据。
中国记者蜂拥而至啊……;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