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5:17:12
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2007年03月08日 15:05凤凰资讯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周兆呈）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2007年03月08日 15:05凤凰资讯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周兆呈）
2007年03月08日 15:05凤凰资讯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周兆呈）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2007年03月08日 15:05凤凰资讯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作者：周兆呈）
此文要顶。地方领导当政治局委员的确让中央部委很难办事。
要是你调控的对象现在党内地位就比你高、将来还有可能当常委，那你还调控个头啊。
要是你调控的对象现在党内地位就比你高、将来还有可能当常委，那你还调控个头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小百姓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