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地方博弈中央

—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
消息来源：香港亚洲周刊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编辑：2005-09-17

引自八阕 http://www.popyard.org
      转贴：【八阕】香港《亚洲周刊》／广东及河北等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管住媒体，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使不少媒体挥刀自宫，惨遭阉割。地方政府羽毛已丰，财大气粗，地方利益「公司化」，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向中央说不或阳奉阴违，导致中央政策难以向下贯彻，政令难通。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纷赴地方考察，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总理温家宝应广东「要求」南下考察，要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微妙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央简政放权，地方、企业获利自主，但不断膨胀的地方权力及成长起来的经济实力，成为可以与中央博弈的筹码。地方自定法规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不服中央部门批评管辖的行为日见突出。尤其是先行致富的沿海地区，羽毛已丰，财大气粗，地方利益「公司化」，站在地区利益圈的制高点，有了向中央挑战的本钱。

   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到各地考察调研。总理温家宝南巡最受注目，他先后去了安徽、湖南，又专程到广东考察多日，要摆平中央与地方失调已久的关系。

     亚洲周刊获悉，不久前中国包括广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十七个省市的地方宣传部门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管住媒体。上书指出，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媒体，但中央媒体的异地监督报道，成为地方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些地方领导上书将各地百姓的不平、社会矛盾的激化，归咎于媒体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管好中央媒体，不让他们随意批评地方政府，否则各地难保稳定大局，不利建设和谐社会，也很难阻止百姓进京上访。

    批评报道须经被批所在地准许

    今年五月一日国务院新信访条例实施，中央提出了对百姓上访「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地方政府管好自己百姓，减少进京上访的压力。基于各自的利益，地方政府也不示弱，不约而同联起手来，向中央政府开出条件，讨价还价。新的上访条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管住媒体，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新博弈、新的利益交换。

    在地方政府的「挟持」下，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对异地的监督报道叫停，要求新闻媒体自觉「严守党纪」，要求中央级媒体对地方的批评报道，刊登或播出前必须先与被批评的地方沟通，对主要领导的批评报道还要先报被批评者的上一级党委。中央办公厅禁止新闻媒体异地监督的文件发出后，中宣部又进一步细化了这一规定，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刊发异地批评稿，一定要经过批评对象所在地的党委宣传部准许；凡是涉及被批评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经过该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准许。

  此外，中宣部还应地方的要求，收紧了社会新闻包括灾难新闻报道的限制，规定凡涉及灾害事故，以及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徵用纠纷、集体上访等群体性社会事件，各新闻媒体均不得擅自报道，如需报道也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通知还特别规定，对于社会新闻的报道不准形成「新闻热点」，也就是对读者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不得依照新闻规律持续进行追踪报道，必须马上变更话题，不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

   在主管部门的规管下，中央媒体开始了舆论一律，中央电视台那些受观众欢迎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黄金节目开始变味了，变得火药味没有了，收视也减弱了。据说为了不违规，央视的《新闻调查》对一些敏感的批评内容不再作追踪报道。地方政府也照本宣科，正在筹备「十运」会的江苏省发出通知，不准媒体在「十运」期间作负面报道，批评文章要事先让当事人过目。一些地方性但全国发行的报刊如广东的《南方周末》也取消了过去对广东以外的调查报道，并且大幅压缩评论空间。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不久前一篇关注稻米转基因问题的文章，指这关系到老百姓的知情权，稿子上版之后最后被总编辑张东明拉了下来。熊蕾不解地表示：「《南方周末》是挥刀自宫。」

中央向东北「掺砂子」

   面对地方权力膨胀，中央政府紧急应变。针对东北地方滥政、司法败坏的情况，中央最近罕有地采取「掺砂子」做法，以中央的名义在各地选派了九十四名干部下关东，其中转任三十八人，挂职锻炼五十六人。到吉林的三十五人，三十三人去了辽宁，二十六人去了黑龙江。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说是加大东北振兴的力度，实际上是藉此加强中央对东北的监控力度。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给身处裂变中的中国公民一个新的目标和希望。不过，构建和谐社会的未来，也正在被地方政府用来作为现实抗衡中央政府的一道金牌，成为改革开放后，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新法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有一篇《博弈宏观调控》文章提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多种博弈，分别存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等，文章认为，在这多重博弈当中，核心是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种博弈，有时就是直接叫板，令中央的执政意志无法得到落实，政令难畅。

    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决定主要领导到各地调研，选择的基本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唯独温家宝又来到了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重点考察了深圳特区。据北京消息人士表示，总理对广东情有所锺，是因为刚刚遭遇油荒的广东同时还受民工荒、电荒等诸多困扰，最重要的是，广东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已消化了特区政策的深圳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开放二线、成立直辖市等措施。「可以说，温总理是应广东『要求』而去的。」

  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专门去看了珠海接近澳门的横琴岛，这块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广东设想设立更为开放的「特区」，踏上横琴岛尤如出国了，形成泛珠三角与港澳接轨的一个平台，但广东的这一大设想一直没有得到中央首肯。温家宝这次实地考察，可望有所突破。而深港合作问题，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先斩后奏，如深港「同城化」、「口岸合作」、「河套开发」等，这些合作按程序均需经过港澳办及粤港联席会议协调，但深圳先做了起来，总理是来协调的。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温家宝是有备而来，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一般的调研。」

   近年来长三角活力明显超越珠三角，而华北地区的环渤海湾经济总量及工业增长势头亦领先珠三角，但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最近透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将成为新五年规划编制中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显然，以珠三角地区为龙头的华南地区被冷落了，因此在「十一五」规划制订前广东向中央伸手，希望给予支持，其实是想向中央寻求更多的权益。消息人士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承诺，广东是香港的重要腹地，没有广东的繁荣，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这个问题中央必须正视。目前广东GDP总量占全国一成三，不但独立性增强，而且对周边省区如广西、湖南、江西等形成强大辐射，因此当广东提出搞「九加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时，北京态度就很暧昧，而这次发改委「十一五」规划不再「重点关照」华南地区也耐人寻味。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向亚洲周刊表示，中国改革前，各地区是手拉手齐步走，改革后是梯度发展，但各地方发展不一，地区差距拉大。九十年代中，中央又重点扶助一些地区，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十六届三中全会时提出「统筹战略」，中央希望由过去的梯度到平衡性发展。中央高层的调研，实际上是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平衡和调控。

中央调水湖北要收钱

   中国正走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效应、效率正在或者希望浮现，企业、地方要对股东、区域负责，富起来的地区希望更富，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面对需要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日益突出。北京中央政府面对来自不少的地方挑战，这是一场市场运作和行政指令的角力、是利益团体和中央政府公开叫板、是地方团体利益与中央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博弈。

  早前，为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中央决定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从湖北汉江引水。目前工程接近尾声，湖北方面就有人提出，中央调水，华北地区是有营收的，湖北不能无偿提供资源。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会遇到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六年，北京政府取得政权没多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有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希望可以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类矛盾。其中的一大关系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放权」实践中，地方经济「百舸争流」，成效显着。一九八零年后，实行了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交足中央的，留下自己的」，地方有了自定「土政策」与中央博弈的条件。地大物博的神州，开始进入「地方集权」、强调地方发展而藐视国家法律法规的利益隧道，陷入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只想服务局部及眼前的利益漩涡。地方权力膨胀，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宏观调控，阻力及难度却越来越大。

  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承认，宏观调控中地方与中央的「游戏」，是一场博弈论。去年中央实施宏观调控，重手之下，市场「资金吃紧」，大家都喊流动资金偏紧。周小川七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中国金融国际年会」上表示，虽然宏观调控下企业都喊资金紧张，但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流动资金的提供方面是世界上最多的。为什么资金吃紧之声喊成一片？周小川认为，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一个博弈，甚至一些数字如何报、如何统计及使用都有这样一个关系。各自引用不同数字，就是玩游戏。

    地方向中央讨价还价，令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明显遭遇挑战，这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徵的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的分治变得越来越清晰的结果。「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权力集中，应该将权力大胆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放权」后，一部分地区先发展了起来，这些发达地区具备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从地方利益出发向中央说「不」。毛泽东时代曾经倡导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全国一盘棋战略正在被削弱。中央制订的全国一盘棋的棋谱还在，不过各地「小兵过河」自行研究的棋路与中央越来越不协调。
    去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不少政策，希望鼓励股市发展，抑制房市泡沫，但与地方利益产生重大分歧，导致二零零四年中央一系列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几乎流产，二零零四年结果成为房价大涨年。于是，中央政府今年连续出台政策，并需要提高到政治高度，才让各地的房地产回复理智。中央希望以「股权分置」来解决股市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但地方政府热衷的是让国企上市融资来减轻地方财政困难，之后又不断推动民企上市，要构建地方经济发展的上市融资平台。

北京市府夺港商财产

    其实需要恢复理智的是不少地方领导，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越益膨胀，头脑也开始膨胀起来，以公然的对抗形式与中央博弈。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嘉利来股权抢夺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港商的六成股权被剥夺，遂申请行政覆议，商务部行政覆议决定撤销北京商务局的批覆，但北京市商务局却拒不执行，还把商务部告上法庭。北京的法官竟然作出商务部一审败诉的判决，直至商务部上诉北京高院，北京市有关部门才撤销起诉国务院商务部的行为，但仍然拖着拒不执行商务部三年前发出、同样具法律效力的行政覆议。

    利用司法武器与中央有关部门抗衡，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港商投资的贵州饭店也因不服被贵州商务厅指「虚假出资」，申请商务部行政覆议，结果，商务部被告上贵州省法院，一审败诉。国务院职能部门在地方法院接连败诉，输的不仅是脸面，而是中央与地方博弈中的权威。

    北京中央政府要打造法治政府，地方政府正打正旗号拿起司法作为武器反击中央有关部门，加上地方政府有实际的司法控制权，中央部门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宪政律师陈武能认为，应当重新检讨过去有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中的设置所存在的问题。依陈武能的观察和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内容来分析，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有大量权力不清晰的地方，其中大量的权力划分往往不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安排，而是通过红头文件或者行政命令来划分，长久下来，使地方政府在印象中，中央的命令往往朝令夕改，极不稳定，加上中国尚未有依宪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漏洞多多，使得地方有恃无恐，为了地方利益或打着公益事业的幌子，公然「依法」分割法定的中央的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有法律、地方有法规」，他们往往通过化整为零、弄虚作假等手段，架空中央权力。

    有学者认为，地方自主的权力扩大，如脱缰的野马，财权、物权、人权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一定程度上有了与中央抗衡的资本，对中央的政策，有利的执行，没利的阳奉阴违，美其名曰「政绩工程」，实际上是大捞个人好处。面对来自社会的监督力量，地方政府往往还打着中央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建立法治的旗号，实施对反对者的镇压。

  早前，老百姓苦于上访无路，遂进京聘请北京的学者、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为之维权，希望通过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中央，但这样的路越来越难走了。北京法学博士李柏光被福建农民请去维权，劝阻农民以宪法维权，不搞上访等激进活动，虽然此举符合中央政策，但地方政府巧立诈骗名目拘捕李柏光，并组织近十名干警到北京抄了李柏光的家。

  为陕北民营油田投资人维权的北京律师朱久虎至今还被拘押在陕北榆林市，因为朱久虎代表投资者将侵犯权益的政府领导告上了法院，地方法院拒绝受理，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之罪名拘捕朱久虎。令人关注的是，陕北地方政府还派出数百干部分成信访、宣传、司法、教育等多条线，到中央各有关部门游说，以获取支持。新信访条例有新的规定，但地方政府官员倾巢而出，奔走北京「上访」却不受此例约束，演绎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有消息说，陕西政府为之花费巨大。「搞定」中央有关部门，成为地方博弈中央的新环节。

     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但对官员实际上是监管减弱及难监管，地方出事，往往都是大事。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命案后才揭露这是一家「官商合夥」的企业，主管副市长竟然都是股东；东北出现群体腐败，一下子查出五六个省级干部涉案其中；河南副省长竟然买凶杀妻。专查腐败的纪检、检查部门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海南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副组长张庆因犯贪污受贿、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被判无期徒刑及没收全部财产。

    即使走出中央集权，对分权后的地方政府依然可以有监督，但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过程中，上级、法律、媒体、群众等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被削弱，各级地方官员实际处于无约束边界的状况。中央放权后，削弱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就连中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批评的事实，地方照样不买帐；各地政府控制了司法单位甚至纪检部门，司法不能独立，反而成为地方政府的维权人。苏南正掀起重建政府办公大楼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将公检法的大楼与政府盖在一起，实行「一条龙」办公；本地媒体没有对本地政府的监督力量，中央又明确规定不能异地批评，传媒实际上失去了对政府的监督功能；群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本来就有限，新出台的信访条例，不能越级上访、不能超过五人等规定，堵住百姓上访传递信息的渠道。

    北京学者王力雄表示，地方挑战中央其实也是中央本身的问题，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模式的变化，政治体制没有变化犹如一个人脚踩两只船，可以向前走，但不能维持。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推行的今天，脚踩两只船是中国国情，中央政府应该考虑在继续推进放权的改革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否则博弈还将继续，博弈中地方越来越占上风将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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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纪要 地方　　　　　　　　　　事件概要

广东、河北等十七个省市　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中央禁止媒体异地监督

江苏、上海等地　　　　　抵制中央宏观调控

上海市政府　　　　　　　拍卖私车牌照牟利被中央指违法

北京市商务局　　　　　　因嘉利来股权案状告中央商务部

湖北省地方政府　　　　　「南水北调」工程中争取汉江水收益

贵州省商务厅　　　　　　因贵州饭店出资案状告中央商务部

陕西省榆林地方政府　　　违法侵犯煤矿投资者权益，扣押北京律师—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
消息来源：香港亚洲周刊　http://www.popyard.org　八阕编辑：2005-09-17

引自八阕 http://www.popyard.org
      转贴：【八阕】香港《亚洲周刊》／广东及河北等十七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管住媒体，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使不少媒体挥刀自宫，惨遭阉割。地方政府羽毛已丰，财大气粗，地方利益「公司化」，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向中央说不或阳奉阴违，导致中央政策难以向下贯彻，政令难通。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纷赴地方考察，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总理温家宝应广东「要求」南下考察，要摆平中央与地方的微妙矛盾。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央简政放权，地方、企业获利自主，但不断膨胀的地方权力及成长起来的经济实力，成为可以与中央博弈的筹码。地方自定法规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不服中央部门批评管辖的行为日见突出。尤其是先行致富的沿海地区，羽毛已丰，财大气粗，地方利益「公司化」，站在地区利益圈的制高点，有了向中央挑战的本钱。

   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到各地考察调研。总理温家宝南巡最受注目，他先后去了安徽、湖南，又专程到广东考察多日，要摆平中央与地方失调已久的关系。

     亚洲周刊获悉，不久前中国包括广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十七个省市的地方宣传部门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管住媒体。上书指出，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媒体，但中央媒体的异地监督报道，成为地方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些地方领导上书将各地百姓的不平、社会矛盾的激化，归咎于媒体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管好中央媒体，不让他们随意批评地方政府，否则各地难保稳定大局，不利建设和谐社会，也很难阻止百姓进京上访。

    批评报道须经被批所在地准许

    今年五月一日国务院新信访条例实施，中央提出了对百姓上访「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地方政府管好自己百姓，减少进京上访的压力。基于各自的利益，地方政府也不示弱，不约而同联起手来，向中央政府开出条件，讨价还价。新的上访条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管住媒体，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新博弈、新的利益交换。

    在地方政府的「挟持」下，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对异地的监督报道叫停，要求新闻媒体自觉「严守党纪」，要求中央级媒体对地方的批评报道，刊登或播出前必须先与被批评的地方沟通，对主要领导的批评报道还要先报被批评者的上一级党委。中央办公厅禁止新闻媒体异地监督的文件发出后，中宣部又进一步细化了这一规定，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刊发异地批评稿，一定要经过批评对象所在地的党委宣传部准许；凡是涉及被批评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经过该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准许。

  此外，中宣部还应地方的要求，收紧了社会新闻包括灾难新闻报道的限制，规定凡涉及灾害事故，以及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徵用纠纷、集体上访等群体性社会事件，各新闻媒体均不得擅自报道，如需报道也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通知还特别规定，对于社会新闻的报道不准形成「新闻热点」，也就是对读者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不得依照新闻规律持续进行追踪报道，必须马上变更话题，不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

   在主管部门的规管下，中央媒体开始了舆论一律，中央电视台那些受观众欢迎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黄金节目开始变味了，变得火药味没有了，收视也减弱了。据说为了不违规，央视的《新闻调查》对一些敏感的批评内容不再作追踪报道。地方政府也照本宣科，正在筹备「十运」会的江苏省发出通知，不准媒体在「十运」期间作负面报道，批评文章要事先让当事人过目。一些地方性但全国发行的报刊如广东的《南方周末》也取消了过去对广东以外的调查报道，并且大幅压缩评论空间。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不久前一篇关注稻米转基因问题的文章，指这关系到老百姓的知情权，稿子上版之后最后被总编辑张东明拉了下来。熊蕾不解地表示：「《南方周末》是挥刀自宫。」

中央向东北「掺砂子」

   面对地方权力膨胀，中央政府紧急应变。针对东北地方滥政、司法败坏的情况，中央最近罕有地采取「掺砂子」做法，以中央的名义在各地选派了九十四名干部下关东，其中转任三十八人，挂职锻炼五十六人。到吉林的三十五人，三十三人去了辽宁，二十六人去了黑龙江。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说是加大东北振兴的力度，实际上是藉此加强中央对东北的监控力度。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给身处裂变中的中国公民一个新的目标和希望。不过，构建和谐社会的未来，也正在被地方政府用来作为现实抗衡中央政府的一道金牌，成为改革开放后，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新法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有一篇《博弈宏观调控》文章提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多种博弈，分别存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等，文章认为，在这多重博弈当中，核心是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种博弈，有时就是直接叫板，令中央的执政意志无法得到落实，政令难畅。

    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决定主要领导到各地调研，选择的基本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唯独温家宝又来到了经济发达的广东省，重点考察了深圳特区。据北京消息人士表示，总理对广东情有所锺，是因为刚刚遭遇油荒的广东同时还受民工荒、电荒等诸多困扰，最重要的是，广东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已消化了特区政策的深圳更曾多次向中央提出开放二线、成立直辖市等措施。「可以说，温总理是应广东『要求』而去的。」

  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专门去看了珠海接近澳门的横琴岛，这块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广东设想设立更为开放的「特区」，踏上横琴岛尤如出国了，形成泛珠三角与港澳接轨的一个平台，但广东的这一大设想一直没有得到中央首肯。温家宝这次实地考察，可望有所突破。而深港合作问题，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先斩后奏，如深港「同城化」、「口岸合作」、「河套开发」等，这些合作按程序均需经过港澳办及粤港联席会议协调，但深圳先做了起来，总理是来协调的。消息人士向亚洲周刊表示：「温家宝是有备而来，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一般的调研。」

   近年来长三角活力明显超越珠三角，而华北地区的环渤海湾经济总量及工业增长势头亦领先珠三角，但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最近透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将成为新五年规划编制中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显然，以珠三角地区为龙头的华南地区被冷落了，因此在「十一五」规划制订前广东向中央伸手，希望给予支持，其实是想向中央寻求更多的权益。消息人士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承诺，广东是香港的重要腹地，没有广东的繁荣，就不会有香港的繁荣，这个问题中央必须正视。目前广东GDP总量占全国一成三，不但独立性增强，而且对周边省区如广西、湖南、江西等形成强大辐射，因此当广东提出搞「九加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时，北京态度就很暧昧，而这次发改委「十一五」规划不再「重点关照」华南地区也耐人寻味。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向亚洲周刊表示，中国改革前，各地区是手拉手齐步走，改革后是梯度发展，但各地方发展不一，地区差距拉大。九十年代中，中央又重点扶助一些地区，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十六届三中全会时提出「统筹战略」，中央希望由过去的梯度到平衡性发展。中央高层的调研，实际上是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平衡和调控。

中央调水湖北要收钱

   中国正走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效应、效率正在或者希望浮现，企业、地方要对股东、区域负责，富起来的地区希望更富，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面对需要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日益突出。北京中央政府面对来自不少的地方挑战，这是一场市场运作和行政指令的角力、是利益团体和中央政府公开叫板、是地方团体利益与中央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博弈。

  早前，为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中央决定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从湖北汉江引水。目前工程接近尾声，湖北方面就有人提出，中央调水，华北地区是有营收的，湖北不能无偿提供资源。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会遇到如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六年，北京政府取得政权没多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有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希望可以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类矛盾。其中的一大关系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放权」实践中，地方经济「百舸争流」，成效显着。一九八零年后，实行了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交足中央的，留下自己的」，地方有了自定「土政策」与中央博弈的条件。地大物博的神州，开始进入「地方集权」、强调地方发展而藐视国家法律法规的利益隧道，陷入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只想服务局部及眼前的利益漩涡。地方权力膨胀，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宏观调控，阻力及难度却越来越大。

  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承认，宏观调控中地方与中央的「游戏」，是一场博弈论。去年中央实施宏观调控，重手之下，市场「资金吃紧」，大家都喊流动资金偏紧。周小川七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中国金融国际年会」上表示，虽然宏观调控下企业都喊资金紧张，但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流动资金的提供方面是世界上最多的。为什么资金吃紧之声喊成一片？周小川认为，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一个博弈，甚至一些数字如何报、如何统计及使用都有这样一个关系。各自引用不同数字，就是玩游戏。

    地方向中央讨价还价，令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明显遭遇挑战，这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徵的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的分治变得越来越清晰的结果。「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权力集中，应该将权力大胆下放，让地方有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放权」后，一部分地区先发展了起来，这些发达地区具备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可以从地方利益出发向中央说「不」。毛泽东时代曾经倡导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全国一盘棋战略正在被削弱。中央制订的全国一盘棋的棋谱还在，不过各地「小兵过河」自行研究的棋路与中央越来越不协调。
    去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不少政策，希望鼓励股市发展，抑制房市泡沫，但与地方利益产生重大分歧，导致二零零四年中央一系列试图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几乎流产，二零零四年结果成为房价大涨年。于是，中央政府今年连续出台政策，并需要提高到政治高度，才让各地的房地产回复理智。中央希望以「股权分置」来解决股市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但地方政府热衷的是让国企上市融资来减轻地方财政困难，之后又不断推动民企上市，要构建地方经济发展的上市融资平台。

北京市府夺港商财产

    其实需要恢复理智的是不少地方领导，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越益膨胀，头脑也开始膨胀起来，以公然的对抗形式与中央博弈。震惊海内外的北京嘉利来股权抢夺案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港商的六成股权被剥夺，遂申请行政覆议，商务部行政覆议决定撤销北京商务局的批覆，但北京市商务局却拒不执行，还把商务部告上法庭。北京的法官竟然作出商务部一审败诉的判决，直至商务部上诉北京高院，北京市有关部门才撤销起诉国务院商务部的行为，但仍然拖着拒不执行商务部三年前发出、同样具法律效力的行政覆议。

    利用司法武器与中央有关部门抗衡，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港商投资的贵州饭店也因不服被贵州商务厅指「虚假出资」，申请商务部行政覆议，结果，商务部被告上贵州省法院，一审败诉。国务院职能部门在地方法院接连败诉，输的不仅是脸面，而是中央与地方博弈中的权威。

    北京中央政府要打造法治政府，地方政府正打正旗号拿起司法作为武器反击中央有关部门，加上地方政府有实际的司法控制权，中央部门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宪政律师陈武能认为，应当重新检讨过去有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中的设置所存在的问题。依陈武能的观察和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内容来分析，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有大量权力不清晰的地方，其中大量的权力划分往往不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安排，而是通过红头文件或者行政命令来划分，长久下来，使地方政府在印象中，中央的命令往往朝令夕改，极不稳定，加上中国尚未有依宪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漏洞多多，使得地方有恃无恐，为了地方利益或打着公益事业的幌子，公然「依法」分割法定的中央的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有法律、地方有法规」，他们往往通过化整为零、弄虚作假等手段，架空中央权力。

    有学者认为，地方自主的权力扩大，如脱缰的野马，财权、物权、人权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一定程度上有了与中央抗衡的资本，对中央的政策，有利的执行，没利的阳奉阴违，美其名曰「政绩工程」，实际上是大捞个人好处。面对来自社会的监督力量，地方政府往往还打着中央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建立法治的旗号，实施对反对者的镇压。

  早前，老百姓苦于上访无路，遂进京聘请北京的学者、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为之维权，希望通过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中央，但这样的路越来越难走了。北京法学博士李柏光被福建农民请去维权，劝阻农民以宪法维权，不搞上访等激进活动，虽然此举符合中央政策，但地方政府巧立诈骗名目拘捕李柏光，并组织近十名干警到北京抄了李柏光的家。

  为陕北民营油田投资人维权的北京律师朱久虎至今还被拘押在陕北榆林市，因为朱久虎代表投资者将侵犯权益的政府领导告上了法院，地方法院拒绝受理，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之罪名拘捕朱久虎。令人关注的是，陕北地方政府还派出数百干部分成信访、宣传、司法、教育等多条线，到中央各有关部门游说，以获取支持。新信访条例有新的规定，但地方政府官员倾巢而出，奔走北京「上访」却不受此例约束，演绎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有消息说，陕西政府为之花费巨大。「搞定」中央有关部门，成为地方博弈中央的新环节。

     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大，但对官员实际上是监管减弱及难监管，地方出事，往往都是大事。新疆阜康神龙煤矿发生命案后才揭露这是一家「官商合夥」的企业，主管副市长竟然都是股东；东北出现群体腐败，一下子查出五六个省级干部涉案其中；河南副省长竟然买凶杀妻。专查腐败的纪检、检查部门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海南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副组长张庆因犯贪污受贿、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被判无期徒刑及没收全部财产。

    即使走出中央集权，对分权后的地方政府依然可以有监督，但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过程中，上级、法律、媒体、群众等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被削弱，各级地方官员实际处于无约束边界的状况。中央放权后，削弱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就连中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批评的事实，地方照样不买帐；各地政府控制了司法单位甚至纪检部门，司法不能独立，反而成为地方政府的维权人。苏南正掀起重建政府办公大楼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将公检法的大楼与政府盖在一起，实行「一条龙」办公；本地媒体没有对本地政府的监督力量，中央又明确规定不能异地批评，传媒实际上失去了对政府的监督功能；群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权本来就有限，新出台的信访条例，不能越级上访、不能超过五人等规定，堵住百姓上访传递信息的渠道。

    北京学者王力雄表示，地方挑战中央其实也是中央本身的问题，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模式的变化，政治体制没有变化犹如一个人脚踩两只船，可以向前走，但不能维持。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推行的今天，脚踩两只船是中国国情，中央政府应该考虑在继续推进放权的改革中，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否则博弈还将继续，博弈中地方越来越占上风将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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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挑战中央的事件纪要 地方　　　　　　　　　　事件概要

广东、河北等十七个省市　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中央禁止媒体异地监督

江苏、上海等地　　　　　抵制中央宏观调控

上海市政府　　　　　　　拍卖私车牌照牟利被中央指违法

北京市商务局　　　　　　因嘉利来股权案状告中央商务部

湖北省地方政府　　　　　「南水北调」工程中争取汉江水收益

贵州省商务厅　　　　　　因贵州饭店出资案状告中央商务部

陕西省榆林地方政府　　　违法侵犯煤矿投资者权益，扣押北京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