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将更多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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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更多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2007年08月10日11:46英 | 大 | 中 | 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采取行动从中国实力强大的各地方政府手中收权。
几十年来，中国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事务方面一直享有很大自主权，它们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只有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颇有企业家精神，它们乐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在执行政策法规方面也常常能网开一面。它们尤其擅长于招商引资，这对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功不可没。
但批评人士却指出，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了，以致于它们太多时候对劳动用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暴露出的一些阴暗面，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环境污染等，也常常被人们归咎于地方政府。
物极必反，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已开始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问题，务求将它们的为政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
今年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丑闻更增加了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紧迫性。河南和山西一些砖窑和煤矿强迫成百上千被绑架来的儿童和成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的事件曝光后，调查发现这两省的一些地方官员竟然是这些黑心窑主和矿主的同伙。
地方政府对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也被认为是导致大量低劣、不安全产品流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原因。温家宝总理已将确保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列为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他上个月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要求地方官员为本地所发生产品安全问题承担责任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屡次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相关政府官员要被降职或撤职。
中央政府正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农业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鉴于中国政府已向13亿中国人民做出了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承诺，政府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兑现承诺。
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信誉的重大考验。他表示，在土地法规的执行方面必须更加严格。
徐绍史还身兼国家土地总督察这一新设的职务，他将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地督察机构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农田征用，这类土地征用导致农民抗议事件大量发生并使人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再度产生了担忧。
许多城市都置国家的土地法规于不顾，大量征用农田兴建工业园、住宅项目和办公楼。这类交易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使许多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开发商发了财。但鉴于被征用土地的数量是如此之大，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温床。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通过加强土地规划，包括规定土地出让须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将使土地出让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
许多中外人士都赞成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认为这有助于弥合经济繁荣的城市与许多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间的巨大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驻华首席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最近表示，中央政府需要在健康、教育等众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是诚实和善良的，这种观念也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思想基础之一。人们通常把强制拆迁、非法煤矿的死亡事故等失职、渎职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官员。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着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之际，他们也即将迎来自己第二届、可能也是最后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任期，最终人事安排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作出。在十七大之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官员已完成了换届，成百上千的政府官员被调职、提升或罢免。分析人士说，地方政府此次改组的部分目的是确保新任命的地方领导人能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
中央政府同时也在改革行政体制，以确保其政令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就是这方面的一项举措。地方政府对环保法规一贯执行不力，因为它们与制污、排污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府因此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来监督环保法规的贯彻执行。国家目前已在各地设立了六个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只听命于中央政府。
协助创立了这一新管理体系的国家环保总局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说，执行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首要环节。他说，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本地生产总值)，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来阻止环境执法。
虽然这些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大多开展工作还不满一年，但章少民认为它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检查出了一批肆无忌惮倾倒废弃物的工厂，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环境灾害的反应速度。
中央政府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将缩减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空间。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这一自由大多来自中央政府的默认，并非它们的法定权力。中国并非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地方政府能拥有多大权力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说，地方政府在没有法律框架约束它们的领域拥有很大权力，这些灰色地带大多由它们说了算。但随着中国的行政体制日渐规范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下降。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央政府也开始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服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这类工作以往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中央政府目前正利用其对税收的控制权直接组织实施一些覆盖广泛的社会事业项目，不再经由地方政府这个中间环节。中国税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使中央政府具备了这个财力条件。
中央政府还取消了古老的农业税，此举在2006年为农民减轻税收负担人民币1,250亿元，约合165亿美元。此举既使农民满意也断绝了地方政府一个经常被官员们滥用的财源。当中央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决定增加疫苗接种经费时，它们越过了地方政府，直接将经费下拨到负责接种疫苗的诊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正确途径。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要应对日益复杂和富裕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需求和矛盾，它们就必须承担起更大责任、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相反。中央政府承担起了更多责任，但如果它未能履行承诺，公众的批评也将更多地集中到它的身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政治学者黄靖说，人们现在觉得中央政府是好的，是地方政府那班胡作非为的人把事情搞糟了，每当地方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就把责任推到地方领导人身上。他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制度？到那时责难就会落到中央政府头上。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810/bch115345.asp?source=whatnews1中国将更多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2007年08月10日11:46英 | 大 | 中 | 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采取行动从中国实力强大的各地方政府手中收权。
几十年来，中国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事务方面一直享有很大自主权，它们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只有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颇有企业家精神，它们乐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在执行政策法规方面也常常能网开一面。它们尤其擅长于招商引资，这对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功不可没。
但批评人士却指出，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了，以致于它们太多时候对劳动用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暴露出的一些阴暗面，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环境污染等，也常常被人们归咎于地方政府。
物极必反，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已开始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问题，务求将它们的为政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
今年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丑闻更增加了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紧迫性。河南和山西一些砖窑和煤矿强迫成百上千被绑架来的儿童和成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的事件曝光后，调查发现这两省的一些地方官员竟然是这些黑心窑主和矿主的同伙。
地方政府对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也被认为是导致大量低劣、不安全产品流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原因。温家宝总理已将确保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列为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他上个月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要求地方官员为本地所发生产品安全问题承担责任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屡次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相关政府官员要被降职或撤职。
中央政府正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农业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鉴于中国政府已向13亿中国人民做出了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承诺，政府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兑现承诺。
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信誉的重大考验。他表示，在土地法规的执行方面必须更加严格。
徐绍史还身兼国家土地总督察这一新设的职务，他将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地督察机构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农田征用，这类土地征用导致农民抗议事件大量发生并使人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再度产生了担忧。
许多城市都置国家的土地法规于不顾，大量征用农田兴建工业园、住宅项目和办公楼。这类交易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使许多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开发商发了财。但鉴于被征用土地的数量是如此之大，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温床。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通过加强土地规划，包括规定土地出让须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将使土地出让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
许多中外人士都赞成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认为这有助于弥合经济繁荣的城市与许多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间的巨大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驻华首席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最近表示，中央政府需要在健康、教育等众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是诚实和善良的，这种观念也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思想基础之一。人们通常把强制拆迁、非法煤矿的死亡事故等失职、渎职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官员。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着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之际，他们也即将迎来自己第二届、可能也是最后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任期，最终人事安排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作出。在十七大之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官员已完成了换届，成百上千的政府官员被调职、提升或罢免。分析人士说，地方政府此次改组的部分目的是确保新任命的地方领导人能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
中央政府同时也在改革行政体制，以确保其政令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就是这方面的一项举措。地方政府对环保法规一贯执行不力，因为它们与制污、排污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府因此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来监督环保法规的贯彻执行。国家目前已在各地设立了六个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只听命于中央政府。
协助创立了这一新管理体系的国家环保总局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说，执行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首要环节。他说，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本地生产总值)，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来阻止环境执法。
虽然这些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大多开展工作还不满一年，但章少民认为它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检查出了一批肆无忌惮倾倒废弃物的工厂，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环境灾害的反应速度。
中央政府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将缩减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空间。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这一自由大多来自中央政府的默认，并非它们的法定权力。中国并非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地方政府能拥有多大权力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说，地方政府在没有法律框架约束它们的领域拥有很大权力，这些灰色地带大多由它们说了算。但随着中国的行政体制日渐规范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下降。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央政府也开始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服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这类工作以往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中央政府目前正利用其对税收的控制权直接组织实施一些覆盖广泛的社会事业项目，不再经由地方政府这个中间环节。中国税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使中央政府具备了这个财力条件。
中央政府还取消了古老的农业税，此举在2006年为农民减轻税收负担人民币1,250亿元，约合165亿美元。此举既使农民满意也断绝了地方政府一个经常被官员们滥用的财源。当中央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决定增加疫苗接种经费时，它们越过了地方政府，直接将经费下拨到负责接种疫苗的诊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正确途径。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要应对日益复杂和富裕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需求和矛盾，它们就必须承担起更大责任、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相反。中央政府承担起了更多责任，但如果它未能履行承诺，公众的批评也将更多地集中到它的身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政治学者黄靖说，人们现在觉得中央政府是好的，是地方政府那班胡作非为的人把事情搞糟了，每当地方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就把责任推到地方领导人身上。他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制度？到那时责难就会落到中央政府头上。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810/bch115345.asp?source=whatnews1
2007年08月10日11:46英 | 大 | 中 | 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采取行动从中国实力强大的各地方政府手中收权。
几十年来，中国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事务方面一直享有很大自主权，它们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只有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颇有企业家精神，它们乐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在执行政策法规方面也常常能网开一面。它们尤其擅长于招商引资，这对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功不可没。
但批评人士却指出，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了，以致于它们太多时候对劳动用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暴露出的一些阴暗面，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环境污染等，也常常被人们归咎于地方政府。
物极必反，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已开始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问题，务求将它们的为政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
今年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丑闻更增加了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紧迫性。河南和山西一些砖窑和煤矿强迫成百上千被绑架来的儿童和成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的事件曝光后，调查发现这两省的一些地方官员竟然是这些黑心窑主和矿主的同伙。
地方政府对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也被认为是导致大量低劣、不安全产品流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原因。温家宝总理已将确保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列为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他上个月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要求地方官员为本地所发生产品安全问题承担责任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屡次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相关政府官员要被降职或撤职。
中央政府正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农业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鉴于中国政府已向13亿中国人民做出了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承诺，政府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兑现承诺。
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信誉的重大考验。他表示，在土地法规的执行方面必须更加严格。
徐绍史还身兼国家土地总督察这一新设的职务，他将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地督察机构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农田征用，这类土地征用导致农民抗议事件大量发生并使人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再度产生了担忧。
许多城市都置国家的土地法规于不顾，大量征用农田兴建工业园、住宅项目和办公楼。这类交易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使许多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开发商发了财。但鉴于被征用土地的数量是如此之大，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温床。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通过加强土地规划，包括规定土地出让须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将使土地出让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
许多中外人士都赞成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认为这有助于弥合经济繁荣的城市与许多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间的巨大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驻华首席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最近表示，中央政府需要在健康、教育等众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是诚实和善良的，这种观念也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思想基础之一。人们通常把强制拆迁、非法煤矿的死亡事故等失职、渎职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官员。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着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之际，他们也即将迎来自己第二届、可能也是最后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任期，最终人事安排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作出。在十七大之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官员已完成了换届，成百上千的政府官员被调职、提升或罢免。分析人士说，地方政府此次改组的部分目的是确保新任命的地方领导人能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
中央政府同时也在改革行政体制，以确保其政令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就是这方面的一项举措。地方政府对环保法规一贯执行不力，因为它们与制污、排污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府因此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来监督环保法规的贯彻执行。国家目前已在各地设立了六个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只听命于中央政府。
协助创立了这一新管理体系的国家环保总局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说，执行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首要环节。他说，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本地生产总值)，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来阻止环境执法。
虽然这些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大多开展工作还不满一年，但章少民认为它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检查出了一批肆无忌惮倾倒废弃物的工厂，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环境灾害的反应速度。
中央政府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将缩减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空间。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这一自由大多来自中央政府的默认，并非它们的法定权力。中国并非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地方政府能拥有多大权力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说，地方政府在没有法律框架约束它们的领域拥有很大权力，这些灰色地带大多由它们说了算。但随着中国的行政体制日渐规范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下降。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央政府也开始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服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这类工作以往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中央政府目前正利用其对税收的控制权直接组织实施一些覆盖广泛的社会事业项目，不再经由地方政府这个中间环节。中国税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使中央政府具备了这个财力条件。
中央政府还取消了古老的农业税，此举在2006年为农民减轻税收负担人民币1,250亿元，约合165亿美元。此举既使农民满意也断绝了地方政府一个经常被官员们滥用的财源。当中央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决定增加疫苗接种经费时，它们越过了地方政府，直接将经费下拨到负责接种疫苗的诊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正确途径。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要应对日益复杂和富裕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需求和矛盾，它们就必须承担起更大责任、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相反。中央政府承担起了更多责任，但如果它未能履行承诺，公众的批评也将更多地集中到它的身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政治学者黄靖说，人们现在觉得中央政府是好的，是地方政府那班胡作非为的人把事情搞糟了，每当地方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就把责任推到地方领导人身上。他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制度？到那时责难就会落到中央政府头上。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810/bch115345.asp?source=whatnews1中国将更多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2007年08月10日11:46英 | 大 | 中 | 小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采取行动从中国实力强大的各地方政府手中收权。
几十年来，中国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事务方面一直享有很大自主权，它们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只有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往往颇有企业家精神，它们乐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在执行政策法规方面也常常能网开一面。它们尤其擅长于招商引资，这对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功不可没。
但批评人士却指出，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了，以致于它们太多时候对劳动用工、环境和安全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暴露出的一些阴暗面，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环境污染等，也常常被人们归咎于地方政府。
物极必反，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在已开始着手解决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问题，务求将它们的为政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
今年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令人发指的丑闻更增加了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紧迫性。河南和山西一些砖窑和煤矿强迫成百上千被绑架来的儿童和成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的事件曝光后，调查发现这两省的一些地方官员竟然是这些黑心窑主和矿主的同伙。
地方政府对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也被认为是导致大量低劣、不安全产品流入国内外市场的主要原因。温家宝总理已将确保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列为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他上个月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要求地方官员为本地所发生产品安全问题承担责任的规定。规定要求在屡次出现这类问题的地方相关政府官员要被降职或撤职。
中央政府正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农业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鉴于中国政府已向13亿中国人民做出了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广泛承诺，政府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兑现承诺。
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信誉的重大考验。他表示，在土地法规的执行方面必须更加严格。
徐绍史还身兼国家土地总督察这一新设的职务，他将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地督察机构监督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农田征用，这类土地征用导致农民抗议事件大量发生并使人们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再度产生了担忧。
许多城市都置国家的土地法规于不顾，大量征用农田兴建工业园、住宅项目和办公楼。这类交易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使许多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开发商发了财。但鉴于被征用土地的数量是如此之大，这一问题已经成了腐败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温床。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通过加强土地规划，包括规定土地出让须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将使土地出让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
许多中外人士都赞成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认为这有助于弥合经济繁荣的城市与许多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间的巨大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驻华首席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最近表示，中央政府需要在健康、教育等众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是诚实和善良的，这种观念也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思想基础之一。人们通常把强制拆迁、非法煤矿的死亡事故等失职、渎职问题归咎于地方政府官员。
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着手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之际，他们也即将迎来自己第二届、可能也是最后一届国家主席和总理任期，最终人事安排将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作出。在十七大之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官员已完成了换届，成百上千的政府官员被调职、提升或罢免。分析人士说，地方政府此次改组的部分目的是确保新任命的地方领导人能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政令。
中央政府同时也在改革行政体制，以确保其政令能够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就是这方面的一项举措。地方政府对环保法规一贯执行不力，因为它们与制污、排污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政府因此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来监督环保法规的贯彻执行。国家目前已在各地设立了六个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只听命于中央政府。
协助创立了这一新管理体系的国家环保总局人事司副司长章少民说，执行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首要环节。他说，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本地生产总值)，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来阻止环境执法。
虽然这些地区性环保督查中心大多开展工作还不满一年，但章少民认为它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检查出了一批肆无忌惮倾倒废弃物的工厂，提高了地方政府对环境灾害的反应速度。
中央政府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监督将缩减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空间。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它们的这一自由大多来自中央政府的默认，并非它们的法定权力。中国并非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联邦制国家，所以地方政府能拥有多大权力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说，地方政府在没有法律框架约束它们的领域拥有很大权力，这些灰色地带大多由它们说了算。但随着中国的行政体制日渐规范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下降。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中央政府也开始在教育和医疗等基础性社会服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这类工作以往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中央政府目前正利用其对税收的控制权直接组织实施一些覆盖广泛的社会事业项目，不再经由地方政府这个中间环节。中国税收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使中央政府具备了这个财力条件。
中央政府还取消了古老的农业税，此举在2006年为农民减轻税收负担人民币1,250亿元，约合165亿美元。此举既使农民满意也断绝了地方政府一个经常被官员们滥用的财源。当中央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决定增加疫苗接种经费时，它们越过了地方政府，直接将经费下拨到负责接种疫苗的诊所。
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中国所面临问题的正确途径。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地方政府要应对日益复杂和富裕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需求和矛盾，它们就必须承担起更大责任、拥有更多权力，而不是相反。中央政府承担起了更多责任，但如果它未能履行承诺，公众的批评也将更多地集中到它的身上。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政治学者黄靖说，人们现在觉得中央政府是好的，是地方政府那班胡作非为的人把事情搞糟了，每当地方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就把责任推到地方领导人身上。他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制度？到那时责难就会落到中央政府头上。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810/bch115345.asp?source=whatnew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