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满清覆灭，袁世凯窃国秉政，竟衣钵此法，仍沿袭军机处的内涵设立政事堂画葫芦于内阁、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师效军机处其后，只不过此公蛇心吞象未成大业。不过，老袁虽死，薪火依旧相传。蒋介石殄灭党内群雄坐登大宝后便以为法，设立侍从室，此为现代版军机处。侍从室权力之大，在抗战中官场无人不知，侍从室不设主任，只有一处、二处、三处等，各司职掌、各有任用且各有监督，蒋高高在上，独揽最后裁断之权，所谓蒋家独裁自此开始。然而，蒋介石此人因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染和洋化的媳妇、国舅的影响以及植根于外来货色的国民党党文化的熏陶竟不能全然领会“军机处”的秘诀，宪政前后，侍从室告终，蒋本意是以大政民出示大公于外国人，却不料自贻伊戚，曹阿瞒说：“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足以为蒋作注脚，好在老蒋到了台湾终于参悟此中关键，乃以家传天下，儿子即为，庶几不负侍从室创立的初衷。

我党初期，也有军机处的构想。例如王明北上苏联，留下博古等六人组成政治局看守中央即有此意，不过，王明留下的6人看守内阁没有维持多久，主要是博古此人有专美的企图，留苏派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博古后来拉周恩来、李德组建最高三人团，不独抗衡党内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也在于歪曲海外的王明。但是，博古空有大略却无实行的本事，湘江一战，三人团在思想上已告瓦解，继而遵义会议从组织上彻底阉割了博古的设想。


    1943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党内最高三人团，此时毛已经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只不过，这时候的我党还是喜欢照搬苏共的一套把戏，自家传承的文明并不占主流。例如1943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实际就是效法苏联肃反中斯大林、日丹诺夫、叶若夫三驾马车而来。1945年，以五大书记掌管中央，政治局成员倒成了书记处的帮闲。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不为毛泽东所沿用，特别是建国以后，立意要以大一统局面宣告内外的毛泽东开始留意收拣中国历史精髓为其所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全面改组便是先声。

    1956年，中央秘书处再改为中央书记处，成为党史版的“军机处”。但是，我们须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此前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还是此后的中央书记处，那都是经过党章、党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可的，具有公开效力，而不似中央文革这样下里巴人。

关于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原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此前的彭真、陆定一版的，再一个就是陈伯达、江青版的，一般说中央文革都是特指后面这个陈伯达、江青版的。


    1956年八大上成立的新版中央书记处原来是毛惯于使用的手法，借助一人控制另一人即利用邓小平遏制刘少奇。但是，由于邓本人在1957年之后和毛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渐有分歧以致于这个书记处完全不能如毛所想的那样挥洒自如，于是，毛早就想另辟蹊径，再造一个书记处出来。到得1966年，彭真等人先后垮台，中央文革终于浮出水面。

    这个小组表面上云集了党内多数政治秀才，却并非真的为文化而来。组长陈伯达号称理论家，毛泽东讥讽其人为“中国的马克思”，然而，陈“克思”对于毛为何许人最为清楚，后人说曹操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而毛其人共患难也比较难，何敢奢求同富贵？刘少奇托陈伯达找一个秘书，陈竟然毛遂自荐。毛泽东身边五大秘书，除江青外，其他四人无不先后叛毛而去，可见伴虎之危！

    陈伯达早年有过不光彩的经历，晚年的老陈还在遗稿中为此喋喋不休，似乎别人都是胡说，只有他自己才是布尔什维克。薄一波和陈伯达颇有憾恨，在延安时，薄一波以质疑的口吻向刘少奇提出意见，即陈伯达何能重用？适时，毛刘正处蜜月，刘少奇怎么能管毛泽东的“私事”，刘对薄一波说，陈当个秘书还是可以的。而中央文革也就是毛泽东在文革的秘书班子，陈做的仍旧是老本行。

    除开陈久在毛泽东身边的因素，剩下的就是陈怯弱易制。且中央早有明文，陈告病期间，由江青主持小组工作。这才是中央文革成立的灵魂所在。

    毛发动文革，说起来为的是山河不变色，实质问题还是一个权字，然则遍观党内真正能够为其冲锋陷阵又胡作非为的寥寥可数，而晚年的毛疑心深重、雄猜好忌，掰开手指头屈指数来可信者无过于江青。江青后来扬扬自得时曾自述文革前夕，一旦文革失败，她甚至做了和毛离婚进监狱杀头的准备。而在法庭上又公然说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而已，前后两次叠现出文革的发动的内情。


     毛深忌当年倚重刘少奇发动整风的教训，为了不让林彪一方坐大，乃以中央文革属意江青，凡是毛不便说的话、不便做的事都要中央文革或者江青单人出面，事后若有过火处，则由毛出面收拾残局，用王海容的话说：“屁股都是我们做，脸由他（毛泽东）做。”得罪的人当然都要下边来，伟大领袖当然一贯正确。说起来王海容这也是废话，当年进到这个圈子时就该知道自己只能担负屁股的属性，难怪毛后期骂王海容为“小老鼠”意即王急于改换门庭。

    对比王海容，江青则有些一直任劳任怨的感觉，对“夫妻店”独霸中国政坛的理念吃透悟深，所以，毛早在文革前就夸奖江青政治敏锐。

但是，我党党内素来最重资格，像江青这样的人物何能让各方俯首帖耳？即便是自谓刘盆子的陈伯达也不甘心。据陈伯达自己说，中央文革开会，他只有司号员的名分即宣布开会宣布散会，江青不到，会议照例不能开，江青不发言，众人只能口鼻观心。老谋深算的康生对此特为不满，他事后没少讲究江青，可康生身份不同，他在延安就是江青的“恩主”，况且这位政治老杀手毛还有借重的地方，所以，他的牢骚发便发了，无关宏旨。其他人则不具备这种“待遇”，甚至陈伯达也不例外。陈伯达对人说，要不是主席，谁看得起她？传到江青耳中，江青勃然大怒。毛随后讲话说：陈伯达不干，也不辞职。言外之意，陈克思实在是蹲在茅房误我大事。


党内不省事的不止陈伯达，陶铸也算一个。陶铸来到中央，开始权力着实了得，名位上就占有第四，相当于以前的邓小平、彭真，当时中央分工管理干部，司局这一级别的生杀予夺先都要在陶铸处备案才行，可见陶铸还是非常得宠的。但是，陶铸不是柯庆施、张春桥一流，此人虽然左则左矣，却不愿毁灭基本良知诬人造反。而更为毛泽东、江青所不能容忍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意会毛提拔他到常委的全部战略意图，反而和刘邓穿上了连裆裤。尤其是陶铸公开指责江青，其时，江青立足未稳，陶铸一身挟毛、林两方信任，如此指斥江青，有人自然看在眼里、恨在心头，随后默许江青鼓噪外间直接贴出陶铸的大字报，毛泽东事后说：“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陶铸）。”红卫兵何方神圣？来源在哪里？还不是一看便知。

    江青自夸说：我曾保了中央三个常委。陈伯达当时不信，认为江在胡吹，可事后的发展诚证江青此言不虚。举凡得罪江青的都不会有好下场，陈伯达不信，林彪也不信，这两个人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变成了林陈反革命集团头子。

    毛之用人素来看重表现，所谓革命不分先后、贡献哪管早晚在毛的用人哲学中最为适用。红四方面军中的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在毛的奖掖下扶摇直上便是例证。猛看上去似乎毛用人不拘山头一秉大公，实则心机之深，殆不为外人所能逆料。

   毛这样的手法很多，像保留柯庆施、陶铸于延安，点名谭政上庐山等，柯怪自然能够默察领袖的用心，而陶铸、谭政则属于不开窍，所以请他们开路好了。而不开窍的还有陈伯达，中央文革夫妻店的形势周恩来看的一清二楚，所以，以周的老资格宁可听任江青大骂成元功而不加积极辩解。事隔多年，知情者说说其实那也是为他成元功好，周恩来一旦和江青冲突起来，泄愤的对象只能是成元功本人。

    陶铸倒台，毛手指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又指江青眼高手低云云，不过，一个正式中央全会上来的常委倒台竟然如此简单，陶铸也并没有因为毛对陈伯达、江青的指责而些许好过，相反更加狼狈直到被活活整死。

    毛泽东不但默许江青出面充当前台老板，还亲自给中央文革撑腰。据官修本《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记载（112页），在1967年1月11日《反对经济主义通知》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由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此前江青传达毛的指示要周恩来把中央文革看作书记处，而此时连政治局的买卖都改由中央文革经营。原中央碰头会改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

    毛还是意犹未尽，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谈及军队干部学习班时，突然发话说：“学习班什么人在弄？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在毛的提醒下，中央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

当时，党内很多干部还不习惯于把江青看作是毛文革的化身，所以没少因此遭到非议和指责，像中央苏区时代的“四小毛派”头子、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九大选举时没有投江青的票，事后给江青得知，江居然问他，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到哪里去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确，早年毛自己还在逆境时尚且不顾危险给肖劲光缓颊，如今江青不过是进入一个区区的中央委员会，竟然敢不投她的票，实在是“忘恩负义”啊。可是，江青没有仔细想想，中国老百姓含辛茹苦的供养你们这些货色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打着所谓防修反修的旗号大行用人唯亲、作威作福的吗？说到忘恩负义首先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几乎就是中国的规律。毛提携江青，于是乎林彪的老婆叶群、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个个粉墨登场，不知道各自的屁股是那样的不干净。江青自首过，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张春桥的老婆变节于日寇比较江青还要严重，可丝毫不奈何张把她推到专案组负责人的境地，于今有些崇毛派听说张春桥死了就如丧考妣，可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对汉奸坚贞不渝超过对党和国家忠诚的政治小丑一旦上了台会是什么效果？

毛后来为了整垮林彪实行南巡，途中大谈不赞成自己的老婆担任办公室主任暗指叶群之于林彪，可是毛这时候有没有想到叶群爬到那个位置是跟着谁学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五个中央常委中除开陈伯达夫妻感情不合刘淑晏无法问政、周恩来、邓颖超夫妻顾全大局外，其他三位常委的老婆个个威风八面，其中正副统帅的夫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文革前就没有呢？文革倒是革退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倒是迎来了个封建主义，不过还是要感谢他老人家，没让咱们老百姓赶上一个奴隶主义社会。否则，这革命的玩笑实在开的太大，代价也只好下个世纪偿还了。

文革说到底就是一场新的政治分赃。


毛本意是打倒刘少奇，然后顺着他的大乱大治的思路闹下去，不料前面打翻了一个刘少奇，后面却迎来了一个手握兵权的林彪。江青是制约林彪的一枚棋子，可江青手中可以掌握的力量却并不是很大，况且红卫兵造反派只能用之于一时，所以，毛不得不重新筹划削弱林彪集团的办法。

江青的好处和用处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林彪推荐黄永胜去做总政治部主任，哪知道总政是毛的禁脔，历任总政主任都要毛的恩准且又一定是毛的夹袋人物才行，黄永胜何方神圣啊？毛对杨成武说：“黄永胜是谁，我都不认识。”就是认识也没有用，而林彪本以为拱倒肖华这件事上已经得到毛的默许可以接管三军况且吴法宪已经成了军管总政的负责人，哪知道此刻毛的想法和林南辕北辙，要不是720事件忽起、杨余傅垮台，毛恐怕对林的“杯酒释兵权”还要提前几年。

毛见林得陇望蜀，有必要通过江青敲打一下他，让他脑袋里面想清楚。于是，江青出面演了一场大骂黄永胜的闹剧，先是江青在文件上看到黄永胜的批示越加不满继而破口大骂黄没有资格，接着又就总政军管负责人问题刁难吴法宪等大将，吴无可奈何的跟林办秘书大吐苦水，可林彪也知道江的背后就是毛，只好忍气吞声。这时候，毛见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恩准黄永胜照常出国访问，后来还煞有介事的跟林彪说，黄当不成总政主任是杨成武反对，试想杨成武就是反对，只要你毛赞成，杨的意见算老几？

九大之前，毛故作姿态说什么李讷毛远新都要远离中央，不要提名他们做候选人，这里面毛远新不做候选人或许是谦虚的表示，李讷不做候选人实在是因为得罪了亲妈江青。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大骂李讷，毛随后找到李讷告诫说：你哪里懂什么办报啊，还是到基层工作去吧。李讷早几年就掌管了解放军报，毛那时候岂不知李讷不懂办报？何以到了这时候才讲？况且李讷窜红时，陈伯达都说过那是中央文革的二号首长，谁敢开罪？中办的邬吉成晚年回忆说，有一次就因为一件小事事先没有告知李讷，竟然惹得公主大怒，还因此改变了中央警卫部队的具体工作。江青一发脾气就说要带李讷回中南海毛泽东处，这种话在九大以后没有了，因为李讷已经给江青赶跑了。常年追随毛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江青，说江在毛的面前说一不二，而毛在江的面前的话有时听有时就可以不听。

    林办秘书张云生一次亲耳听到江青对汪东兴说：“以后叫他（毛泽东）少管闲事，实在闲了就给他搬古董。”把“四个伟大”叫成他不说，还说要他少管闲事。难怪张云生大吃一惊。

    林彪死后，在传达有关文件时，江青公开就说：“丰台会议，毛保他（林彪）仁至义尽。”这里把毛泽东叫成了毛，好在听的也不是外人，除了张春桥就是姚文元、纪登奎，也都知道老板娘的脾气大的很。

    所以，江青才敢在吴法宪、李作鹏和张姚等人面前大谈周恩来、黄永胜如何不行，只有她行的话，事后竟然只换来毛的一次普通的批评。

    四届人大前夕，毛说江有野心，要组阁，自己当老板。就凭这三条在文革中早就令身负罪名的人满门操斩了，一个刘少奇、一个林彪，反状未彰就已死于非命，奇怪的是这位江青既然有了这么大的错误和罪名居然一直平安无事，毛甚至就在批评他们是四人帮时，还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九大之后，中央文革灰飞烟灭，这是毛的主张，毛说，文革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要结束了，用常委。江青听后大发牢骚说她基本是闲人。

   不过，闲人很快不闲，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多次夸奖江青敏锐的发现了林彪的“反迹”，还说要做自我批评，没有听从江青的意见。想来江青的意见应该是对林彪有所不利。

    到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的威力又来了，她一面告诉王洪文，毛对其寄予很大希望，一面在毛面前奏林彪、叶群的本。毛本来就不准备传位给林彪，如今，林彪还如此不知趣的提什么设立国家主席，趁此机会毛正好一网打尽，所以庐山下来后主要功夫就在批林。不过，江青到底不脱妇人之仁，她虽然反对林彪，可也没有料及毛会对林彪猛追穷打到底，叶群等人一度求告江青，江青还给林彪他们说了两句好话，毛大怒教训江青不要坐歪了屁股。事后，毛泽东索性摊出底牌，林彪必须闭嘴。但是，闭嘴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正面意义的闭嘴意即退休体面下课；一个是负面意义的闭嘴意即连命也闭上。后来的结果看林彪选择了后者。

    在打击林彪这件事上，毛没有过多的让江插手，因为兹事体大，而且军队方面的领军大将多数不买江的帐，江出面容易偾事，所以，毛亲自挂帅。不过，在毛挂帅之前，还是赋予了江青一定的权限，那就是给中央文革借尸还魂。

    1970年11月6日，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这是一个变异的中央文革，成员包括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等人，核心仍旧是江青。江青利用这么一个小组继续发挥她的能量，直到怀仁堂政变发生。

    毛自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体现了其人一贯较左的思维和作风。在权力问题上毛泽东尤其如此。

    在江西苏区，毛连续数次被批，其中最后一次丢失大权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他后来为此愤愤不平的和斯诺说过，那时候鬼都不上门，有一个就算我（毛）有群众。博古到福建省委视察工作，有人告诉博古是否可以顺便看看毛，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

     这三年多的冷遇让毛终生铭刻，1965年接见外宾，毛指着陪同接见的伍修权对外国人说，此人是从苏联回来没有反对我的一个。言下之意，苏联归来的几乎都在反对他。

    毛重掌大权最为患得患失的就是大权旁落和身后算帐，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毛深感恐惧，他对人说：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可不干。他还对胡志明说，现在准备还来得及。所谓的准备就是安排接班人，他要安排一个不能搞秋后算帐的接班人，哪怕他执行的都是错误，在他的身后也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而大权旁落在他看来虽然他告诉陶铸那不过是一个手段故意示弱给刘邓，其实他对自己61年后退居二线十分不甘，只不过碍于在经济领域闯了弥天大祸、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不得不以退为进。然而，尽管如此，毛也深觉他的话有些不灵了，他宣布的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在中央不仅没有市场，从天津以降听者寥寥，毛就此认定刘邓等人一定和他别具二心，况且从建国以来他就不断立足削夺刘少奇的二号人物的实权，于今在毛看来，刘的支持者遍布朝野，非要痛下杀手不可。因而乃有文革的出台。

    既有文革，就不能不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机构，当年整风靠的是总学委和中央调查局，如今又炮制出中央文革，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毛这次的“整风”不再被历史肯定，它所造成的空前浩劫罄竹难书，毛晚年恋权无比、视权如命，以一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面孔出现，其人半生名节也尽毁于此。相信历史早晚会更加的揭露这一节和清算这一节的。

（全文终）

确实深刻，把毛和江一丘之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丝毫没有藏身之地。

中国历史上老皇帝晚年或死后皇后专权，后来皇后又被老皇帝生前的元老旧臣一举打翻的事也不是一次，从这点说，叶剑英还真和汉朝的陈平，唐朝的张柬之比肩。总觉得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史和历史上那么多朝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有一个学派叫微观史，其中就包括专门从权术分析历史的－－不失为一种方法，但用其对中共及老毛进行评价就不太时候了。

后人看毛，主要是缺了一种历史体验的传递－－一来难体验毛对国家的感情，而来难体验毛对历史的感情。

有机会好好学学政治经济学吧，其中毛搞文化大革命跟他读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学教材有关系。后来就写了67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搞建设不能用物质奖励的（斯大林的教材中强调了物质奖励）。

如果作为引申来讲，毛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历史的进化都是以“他组织论”为基础的。也就是强调一种宏观的本体。这是中国人的强烈文化特征，在结合了马克思思想之后变极端了。

所谓的他组织，就可以看做是一种从外部对物质资源的配置－－其中，资源配置的依据，力量基础，和服务的终极都是理论上的难点，也是困扰毛的。所以，毛邓对政权的强调，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社会组织理想的一种担忧。这种他组织方式必须有强势政权的。

其次就是组织的依据－－既然外部力量组织，那按什么规律来组织就很成问题。西方自组织沦只要有利益方博弈就行了，而他组织是需要有第三方标准：注意，这很重要，中共将自己区别于封建统治的根本就在于组织依据，中共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外部的本体可以依循，而封建社会就是依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一点，现在的孩子很少能理解了，因为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人是无法想像人类社会可以在集团利益之外去寻找第三方依据的－－但这确实是理解整个中共奋斗史和他们个人思想的核心。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组织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组织，是不完整的，因为生产中最活跃的是人－－－所以，毛要批评斯大林的物质奖励，因为作为革命家来讲，他心中的力量是超物质的。所以后来他搞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从他的认识根源上讲，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试图通过又红又专的思想教育让所有的劳动力象机器一样服从整体的调配和安排。

看着现在的孩子单纯的从权力角度解读当年的革命家，心理很不是滋味啊－－－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体验传递的缺失中断裂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原本可以继承的，但是整个社会都不注重这个啊，单纯强调一种表象的东西，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流最根本的终极：体验！！

能怪谁呢，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脑子就他组织论－－面对自组织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他的心理准备没做好啊，从理论到战略全乱套了，适应不了，否则社会也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乱。至少它对自己的官员以及人权方面是应该作的好的－－那是他的优势，现在适得其反，原因就是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全不是舶来品，自己没有进行独立思考过。

其实毛是对理论有探索的－－－一个真正的战略家－－－毛之后的领导人，对理论缺少探索了，到了邓就完全抛弃了历史的思考，屈从了眼前利益－－那也是没办法啊。但邓的勇气却绝不亚于毛，搞改革开放面临的压力和风险不比文化大革命小。

到了江就更没办法了，知道问题核心在政权，但不知道政权问题出在哪，所以只强调了执政能力，其它的就没想法了呵呵。

到了胡，则整天忙着应付社会问题了，此时对社会宏观本体的思考又占了上风。但他在纯粹的宏观本体与机遇微观本体的社会组织方式上没有明确的理论依靠－－－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已。

其实，最重要的是不要对人太苛刻，总是从狭小的角度去理解别人，特别是历史人物－－－多一份宽容，不仅仅是给别人一份空间，往往能使我们自己获得一个更开阔的认识视野－－那是对自己的宽容！！

楼上的，俺对所谓的理论本来就不感兴趣，你还编些自己的词汇

你还是多列些事实吧，少说些又虚又空不知所云的话。

一句话，国家的命运绝对不能再由某个或一小撮人来决定了。

阿儒分析得深刻，站得多高才能看得多远，受教了。

好文章!阐述的很深刻,我顶!

原帖由 九月的海 于 2007-1-11 08:45 发表
楼上的，俺对所谓的理论本来就不感兴趣，你还编些自己的词汇

你还是多列些事实吧，少说些又虚又空不知所云的话。

再多的事实也难解社会乱象，对人性的漠视才是最根本所在。

对理论有木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很多现实背后的东西能不能看到。

话是我说的，词汇可不是我编呵呵－－－有几乎多读读书，不要人云亦云的拾人牙慧，起码给自己点时间思考一下心灵的终极归宿，我想那时你可能会对历史有另一番感受的。

原帖由 威海卫 于 2007-1-11 11:51 发表
阿儒分析得深刻，站得多高才能看得多远，受教了。

谢谢，偶玩的就是政治经济，天天思考社会问题根源和历史文化承接问题的呵呵

到了毛这个地位,简单地用权力来解释是非常狭隘的.觉得阿儒分析的有道理.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候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1楼说得感觉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