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皇位之争，天下归属－－－－-论“巫蛊之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41:50
对西汉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汉武帝晚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巫蛊之祸”。 历代评论此事的人非常之多，观点大都集中于是江充一手造成了武帝父子相残，某天骄看到的比较新颖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说的，是汉武帝晚年多疑促使了事件的发生，现在又有人在说事实上是卫，李两家外戚的权力之争造成了巫蛊之祸，那事实如何呢？某天骄以为当在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之争，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干他人的事，是武帝父子矛盾激化才酿成大祸。
某天骄以为所谓“巫蛊之祸”只能是一个概称，事实上整个事件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进行阶段也同样可分为三部分，这才最终致使父子反目，兵戎相见，酿成惨剧。
前奏阶段:猜疑渐起
父子失和
戾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为卫子夫(生皇子后被册封为后)所生，汉武帝长子，将军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兄弟。元狩元年（前122年），七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刘据既是长子，又是嫡子，而且有战功赫赫的，位高权重的外戚为凭仗，其储君之位当是无可动摇的，可为什么最后竟与皇位无缘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自然就是立储的武帝本人了。
由于刘据是武帝的第一个儿子，而且是当时所宠幸的卫皇后所生，所以颇得武帝宠爱。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却越来越觉得，怎么太子一点都不像自己呢？自己雄才大略，处事果决，而太子却“仁恕温谨”，每每是在武帝严厉的刑罚下，官员受过，而太子却为其平反；而当武帝征伐四方之时，太子又常常出来劝阻，久而久之，父子嫌隙自生．于是一个对立的局面出现了，仿佛几乎还在眼前的始皇与公子扶苏的故事重新上演了，并且同样影响到了民间，恐怕太子死后，若有人诈以太子刘据之名起事，也必是响应者如云吧？
武帝毕生追寻的八个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此而屡屡兴兵，扬威异域，可几十年的征战，从匈奴到三越，从朝鲜西南到西域诸国，这兵从何来，饷从何来？还不是五千万农民的血汗！武帝剥削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十亩田按一百亩收租税，人口税从二十文涨到二十三文，可收税的年龄却从七岁降到了三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生了男孩就不得不忍痛杀死！
汉初几代帝王以黄老之道治天下，轻徭薄役，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农业，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最终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然而在武帝登基执政之后，这个局面几乎被破坏殆尽，长年征战与武帝的大兴土木,骄奢淫逸造成了上面所说的情况，税收加重了，同时敛财之酷吏为之横行，于是乎，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至于武帝晚年农民起义不断，这都是武帝自己所一手造成的。
与民间对武帝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老百姓对太子的仁慈广为流传，显然百姓是渴望太子践祚的，渴望能在太子的统治下能使农民过上稍微好一些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太子刘据在兵败后可以得到人民庇护的原因所在了。然而，某天骄以为正是这种民间的爱戴直接造成了武帝对太子的猜忌，试问，哪个帝王能允许在自己生前，继任者的威望高过自己呢？武帝又怎么能不担心太子谋反呢？
另外在此解释一个问题,因为也许有的朋友此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人家想方设法求一个仁慈之主为继承人而不得,比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有心立京兆王为太子,可是一次出猎中,"帝(指明帝曹睿),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文帝因为曹睿深具仁者之心(不管其真假与否)立其为储君.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清道光帝身上,侍读学士杜受田教导学生奕宁(后来的咸丰帝),在随父亲打猎之时,万勿有所收获,等到道光问起原因,他以"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作答,结果博得父亲的好感,成功等上帝位(不过事实证明如果那一次斩获颇丰的奕忻为帝,也许大清基业还不会败的那么快).
那么武帝怎么偏偏对太子的"仁慈"感到厌恶呢?原因是这样的,综观历史,大凡雄才伟略之主,都期望立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为帝,这就是为什么在传位遗诏中往往会有"深肖朕躬"之类话出现的原因了.正如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二中说的"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才者,必爱而称之",他还举了三个例子,汉高祖与赵王如意,汉宣帝与淮阳王钦,唐太宗与吴王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被父亲所欣赏的儿子都没能等上帝位,而懦弱之主的登基都险些致使国家灭亡.说的远了,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对于武帝不喜欢太子刘据事实上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另外某天骄再驳斥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如果刘据登位那将使汉帝国走向灭亡,这完全是一种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断.虽然以上事例可以总结出,在帝王立所谓仁慈之主或者不类己的儿子时往往是选择了一个糟糕的继承人,但是武帝与刘据的关系不在此列.在武帝数十年的征战后匈奴的威胁已经解除,国家在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情形下,休养生息才是当务之急,而武帝晚年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轮台罪己.而之后即位的汉昭帝,汉宣帝都延承了这一政策,因而造就了"昭宣中兴",因此刘据即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而且如果成年的刘据继承皇位,同时还可以免除权臣专政局面的出现,这也是汉室之福.
总之,某天骄以为在“巫蛊之祸”的几个阶段中,这个前奏是最重要的,用,马克思哲学来讲就是这是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出于支配地位,主导事情的发展过程.此外,外戚之争与武帝晚年的迷信与太子江充间的矛盾只能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下面某天骄将对其一一论述.对西汉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汉武帝晚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巫蛊之祸”。 历代评论此事的人非常之多，观点大都集中于是江充一手造成了武帝父子相残，某天骄看到的比较新颖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说的，是汉武帝晚年多疑促使了事件的发生，现在又有人在说事实上是卫，李两家外戚的权力之争造成了巫蛊之祸，那事实如何呢？某天骄以为当在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之争，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干他人的事，是武帝父子矛盾激化才酿成大祸。
某天骄以为所谓“巫蛊之祸”只能是一个概称，事实上整个事件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进行阶段也同样可分为三部分，这才最终致使父子反目，兵戎相见，酿成惨剧。
前奏阶段:猜疑渐起
父子失和
戾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为卫子夫(生皇子后被册封为后)所生，汉武帝长子，将军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兄弟。元狩元年（前122年），七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刘据既是长子，又是嫡子，而且有战功赫赫的，位高权重的外戚为凭仗，其储君之位当是无可动摇的，可为什么最后竟与皇位无缘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自然就是立储的武帝本人了。
由于刘据是武帝的第一个儿子，而且是当时所宠幸的卫皇后所生，所以颇得武帝宠爱。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却越来越觉得，怎么太子一点都不像自己呢？自己雄才大略，处事果决，而太子却“仁恕温谨”，每每是在武帝严厉的刑罚下，官员受过，而太子却为其平反；而当武帝征伐四方之时，太子又常常出来劝阻，久而久之，父子嫌隙自生．于是一个对立的局面出现了，仿佛几乎还在眼前的始皇与公子扶苏的故事重新上演了，并且同样影响到了民间，恐怕太子死后，若有人诈以太子刘据之名起事，也必是响应者如云吧？
武帝毕生追寻的八个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此而屡屡兴兵，扬威异域，可几十年的征战，从匈奴到三越，从朝鲜西南到西域诸国，这兵从何来，饷从何来？还不是五千万农民的血汗！武帝剥削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十亩田按一百亩收租税，人口税从二十文涨到二十三文，可收税的年龄却从七岁降到了三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生了男孩就不得不忍痛杀死！
汉初几代帝王以黄老之道治天下，轻徭薄役，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农业，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最终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然而在武帝登基执政之后，这个局面几乎被破坏殆尽，长年征战与武帝的大兴土木,骄奢淫逸造成了上面所说的情况，税收加重了，同时敛财之酷吏为之横行，于是乎，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至于武帝晚年农民起义不断，这都是武帝自己所一手造成的。
与民间对武帝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老百姓对太子的仁慈广为流传，显然百姓是渴望太子践祚的，渴望能在太子的统治下能使农民过上稍微好一些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太子刘据在兵败后可以得到人民庇护的原因所在了。然而，某天骄以为正是这种民间的爱戴直接造成了武帝对太子的猜忌，试问，哪个帝王能允许在自己生前，继任者的威望高过自己呢？武帝又怎么能不担心太子谋反呢？
另外在此解释一个问题,因为也许有的朋友此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人家想方设法求一个仁慈之主为继承人而不得,比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有心立京兆王为太子,可是一次出猎中,"帝(指明帝曹睿),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文帝因为曹睿深具仁者之心(不管其真假与否)立其为储君.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清道光帝身上,侍读学士杜受田教导学生奕宁(后来的咸丰帝),在随父亲打猎之时,万勿有所收获,等到道光问起原因,他以"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作答,结果博得父亲的好感,成功等上帝位(不过事实证明如果那一次斩获颇丰的奕忻为帝,也许大清基业还不会败的那么快).
那么武帝怎么偏偏对太子的"仁慈"感到厌恶呢?原因是这样的,综观历史,大凡雄才伟略之主,都期望立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为帝,这就是为什么在传位遗诏中往往会有"深肖朕躬"之类话出现的原因了.正如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二中说的"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才者,必爱而称之",他还举了三个例子,汉高祖与赵王如意,汉宣帝与淮阳王钦,唐太宗与吴王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被父亲所欣赏的儿子都没能等上帝位,而懦弱之主的登基都险些致使国家灭亡.说的远了,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对于武帝不喜欢太子刘据事实上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另外某天骄再驳斥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如果刘据登位那将使汉帝国走向灭亡,这完全是一种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断.虽然以上事例可以总结出,在帝王立所谓仁慈之主或者不类己的儿子时往往是选择了一个糟糕的继承人,但是武帝与刘据的关系不在此列.在武帝数十年的征战后匈奴的威胁已经解除,国家在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情形下,休养生息才是当务之急,而武帝晚年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轮台罪己.而之后即位的汉昭帝,汉宣帝都延承了这一政策,因而造就了"昭宣中兴",因此刘据即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而且如果成年的刘据继承皇位,同时还可以免除权臣专政局面的出现,这也是汉室之福.
总之,某天骄以为在“巫蛊之祸”的几个阶段中,这个前奏是最重要的,用,马克思哲学来讲就是这是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出于支配地位,主导事情的发展过程.此外,外戚之争与武帝晚年的迷信与太子江充间的矛盾只能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下面某天骄将对其一一论述.
某天骄以为所谓“巫蛊之祸”只能是一个概称，事实上整个事件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进行阶段也同样可分为三部分，这才最终致使父子反目，兵戎相见，酿成惨剧。
前奏阶段:猜疑渐起
父子失和
戾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为卫子夫(生皇子后被册封为后)所生，汉武帝长子，将军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兄弟。元狩元年（前122年），七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刘据既是长子，又是嫡子，而且有战功赫赫的，位高权重的外戚为凭仗，其储君之位当是无可动摇的，可为什么最后竟与皇位无缘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自然就是立储的武帝本人了。
由于刘据是武帝的第一个儿子，而且是当时所宠幸的卫皇后所生，所以颇得武帝宠爱。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却越来越觉得，怎么太子一点都不像自己呢？自己雄才大略，处事果决，而太子却“仁恕温谨”，每每是在武帝严厉的刑罚下，官员受过，而太子却为其平反；而当武帝征伐四方之时，太子又常常出来劝阻，久而久之，父子嫌隙自生．于是一个对立的局面出现了，仿佛几乎还在眼前的始皇与公子扶苏的故事重新上演了，并且同样影响到了民间，恐怕太子死后，若有人诈以太子刘据之名起事，也必是响应者如云吧？
武帝毕生追寻的八个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此而屡屡兴兵，扬威异域，可几十年的征战，从匈奴到三越，从朝鲜西南到西域诸国，这兵从何来，饷从何来？还不是五千万农民的血汗！武帝剥削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十亩田按一百亩收租税，人口税从二十文涨到二十三文，可收税的年龄却从七岁降到了三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生了男孩就不得不忍痛杀死！
汉初几代帝王以黄老之道治天下，轻徭薄役，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农业，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最终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然而在武帝登基执政之后，这个局面几乎被破坏殆尽，长年征战与武帝的大兴土木,骄奢淫逸造成了上面所说的情况，税收加重了，同时敛财之酷吏为之横行，于是乎，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至于武帝晚年农民起义不断，这都是武帝自己所一手造成的。
与民间对武帝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老百姓对太子的仁慈广为流传，显然百姓是渴望太子践祚的，渴望能在太子的统治下能使农民过上稍微好一些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太子刘据在兵败后可以得到人民庇护的原因所在了。然而，某天骄以为正是这种民间的爱戴直接造成了武帝对太子的猜忌，试问，哪个帝王能允许在自己生前，继任者的威望高过自己呢？武帝又怎么能不担心太子谋反呢？
另外在此解释一个问题,因为也许有的朋友此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人家想方设法求一个仁慈之主为继承人而不得,比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有心立京兆王为太子,可是一次出猎中,"帝(指明帝曹睿),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文帝因为曹睿深具仁者之心(不管其真假与否)立其为储君.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清道光帝身上,侍读学士杜受田教导学生奕宁(后来的咸丰帝),在随父亲打猎之时,万勿有所收获,等到道光问起原因,他以"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作答,结果博得父亲的好感,成功等上帝位(不过事实证明如果那一次斩获颇丰的奕忻为帝,也许大清基业还不会败的那么快).
那么武帝怎么偏偏对太子的"仁慈"感到厌恶呢?原因是这样的,综观历史,大凡雄才伟略之主,都期望立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为帝,这就是为什么在传位遗诏中往往会有"深肖朕躬"之类话出现的原因了.正如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二中说的"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才者,必爱而称之",他还举了三个例子,汉高祖与赵王如意,汉宣帝与淮阳王钦,唐太宗与吴王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被父亲所欣赏的儿子都没能等上帝位,而懦弱之主的登基都险些致使国家灭亡.说的远了,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对于武帝不喜欢太子刘据事实上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另外某天骄再驳斥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如果刘据登位那将使汉帝国走向灭亡,这完全是一种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断.虽然以上事例可以总结出,在帝王立所谓仁慈之主或者不类己的儿子时往往是选择了一个糟糕的继承人,但是武帝与刘据的关系不在此列.在武帝数十年的征战后匈奴的威胁已经解除,国家在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情形下,休养生息才是当务之急,而武帝晚年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轮台罪己.而之后即位的汉昭帝,汉宣帝都延承了这一政策,因而造就了"昭宣中兴",因此刘据即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而且如果成年的刘据继承皇位,同时还可以免除权臣专政局面的出现,这也是汉室之福.
总之,某天骄以为在“巫蛊之祸”的几个阶段中,这个前奏是最重要的,用,马克思哲学来讲就是这是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出于支配地位,主导事情的发展过程.此外,外戚之争与武帝晚年的迷信与太子江充间的矛盾只能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下面某天骄将对其一一论述.对西汉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汉武帝晚年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巫蛊之祸”。 历代评论此事的人非常之多，观点大都集中于是江充一手造成了武帝父子相残，某天骄看到的比较新颖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说的，是汉武帝晚年多疑促使了事件的发生，现在又有人在说事实上是卫，李两家外戚的权力之争造成了巫蛊之祸，那事实如何呢？某天骄以为当在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之争，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干他人的事，是武帝父子矛盾激化才酿成大祸。
某天骄以为所谓“巫蛊之祸”只能是一个概称，事实上整个事件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进行阶段也同样可分为三部分，这才最终致使父子反目，兵戎相见，酿成惨剧。
前奏阶段:猜疑渐起
父子失和
戾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为卫子夫(生皇子后被册封为后)所生，汉武帝长子，将军卫青的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兄弟。元狩元年（前122年），七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刘据既是长子，又是嫡子，而且有战功赫赫的，位高权重的外戚为凭仗，其储君之位当是无可动摇的，可为什么最后竟与皇位无缘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自然就是立储的武帝本人了。
由于刘据是武帝的第一个儿子，而且是当时所宠幸的卫皇后所生，所以颇得武帝宠爱。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帝却越来越觉得，怎么太子一点都不像自己呢？自己雄才大略，处事果决，而太子却“仁恕温谨”，每每是在武帝严厉的刑罚下，官员受过，而太子却为其平反；而当武帝征伐四方之时，太子又常常出来劝阻，久而久之，父子嫌隙自生．于是一个对立的局面出现了，仿佛几乎还在眼前的始皇与公子扶苏的故事重新上演了，并且同样影响到了民间，恐怕太子死后，若有人诈以太子刘据之名起事，也必是响应者如云吧？
武帝毕生追寻的八个字＂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此而屡屡兴兵，扬威异域，可几十年的征战，从匈奴到三越，从朝鲜西南到西域诸国，这兵从何来，饷从何来？还不是五千万农民的血汗！武帝剥削农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三十亩田按一百亩收租税，人口税从二十文涨到二十三文，可收税的年龄却从七岁降到了三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生了男孩就不得不忍痛杀死！
汉初几代帝王以黄老之道治天下，轻徭薄役，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农业，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最终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然而在武帝登基执政之后，这个局面几乎被破坏殆尽，长年征战与武帝的大兴土木,骄奢淫逸造成了上面所说的情况，税收加重了，同时敛财之酷吏为之横行，于是乎，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至于武帝晚年农民起义不断，这都是武帝自己所一手造成的。
与民间对武帝怨声载道恰恰相反，老百姓对太子的仁慈广为流传，显然百姓是渴望太子践祚的，渴望能在太子的统治下能使农民过上稍微好一些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太子刘据在兵败后可以得到人民庇护的原因所在了。然而，某天骄以为正是这种民间的爱戴直接造成了武帝对太子的猜忌，试问，哪个帝王能允许在自己生前，继任者的威望高过自己呢？武帝又怎么能不担心太子谋反呢？
另外在此解释一个问题,因为也许有的朋友此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人家想方设法求一个仁慈之主为继承人而不得,比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有心立京兆王为太子,可是一次出猎中,"帝(指明帝曹睿),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文帝因为曹睿深具仁者之心(不管其真假与否)立其为储君.无独有偶,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清道光帝身上,侍读学士杜受田教导学生奕宁(后来的咸丰帝),在随父亲打猎之时,万勿有所收获,等到道光问起原因,他以"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作答,结果博得父亲的好感,成功等上帝位(不过事实证明如果那一次斩获颇丰的奕忻为帝,也许大清基业还不会败的那么快).
那么武帝怎么偏偏对太子的"仁慈"感到厌恶呢?原因是这样的,综观历史,大凡雄才伟略之主,都期望立一个像自己的儿子为帝,这就是为什么在传位遗诏中往往会有"深肖朕躬"之类话出现的原因了.正如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十二中说的"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才者,必爱而称之",他还举了三个例子,汉高祖与赵王如意,汉宣帝与淮阳王钦,唐太宗与吴王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三个被父亲所欣赏的儿子都没能等上帝位,而懦弱之主的登基都险些致使国家灭亡.说的远了,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对于武帝不喜欢太子刘据事实上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另外某天骄再驳斥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如果刘据登位那将使汉帝国走向灭亡,这完全是一种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断.虽然以上事例可以总结出,在帝王立所谓仁慈之主或者不类己的儿子时往往是选择了一个糟糕的继承人,但是武帝与刘据的关系不在此列.在武帝数十年的征战后匈奴的威胁已经解除,国家在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情形下,休养生息才是当务之急,而武帝晚年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轮台罪己.而之后即位的汉昭帝,汉宣帝都延承了这一政策,因而造就了"昭宣中兴",因此刘据即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而且如果成年的刘据继承皇位,同时还可以免除权臣专政局面的出现,这也是汉室之福.
总之,某天骄以为在“巫蛊之祸”的几个阶段中,这个前奏是最重要的,用,马克思哲学来讲就是这是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出于支配地位,主导事情的发展过程.此外,外戚之争与武帝晚年的迷信与太子江充间的矛盾只能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下面某天骄将对其一一论述.
顿失仰仗和外戚之争
上面已经说过,之所以刘据太子之位当是稳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有所仰仗,内有母后,外有舅舅卫青,兄弟霍去病.汉武帝即便雄才大略对于卫霍两家的权势也不能不有所顾及.在武帝“嫌(太子)其材能少”,遭致太子疑虑时,他也不得不像卫青解释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由此可见武帝对大将军的顾忌.也许有朋友会说，凭武帝之雄才大略，在立储大事上哪能受人节制，那么请问唐太宗比汉武帝如何？可是呢？前文已经说过太宗以为吴王李恪“吴王英果类我”，想立李恪，在此之前也曾因魏王李泰贤明而想立他，然而却都在一个人的阻挠下而未能成功，这个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长孙无忌了。长孙无忌在建国中功绩并不突出，但是由于他“与上（之唐太宗）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策划了玄武门之变）”而“其礼遇群臣莫及”（《资治通鉴》语）。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长孙无忌成为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甚至立储问题上向太宗施压，一至于太宗最终不得不立了懦弱的晋王李治，而险些葬送了大唐社稷。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假如卫青不死，即便武帝一直有意挤压这位大将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其有所顾及，那样的话刘据的太子的地位就真的万无一失了，而在后来的长安交兵中，刘据若有军权在握的舅舅相助，那可也是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啊。
然而随着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和元封五年(106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的相继去世,太子所仰仗的外戚势力不在了.更严重的是,这时候卫皇后也已因年老色衰而失宠,而武帝也又多了几个儿子.于是武帝有了更多的选择,对于刘据自然是日趋冷淡,因而在卫霍集团失势之后,各方势力应声而动,希冀在未来的新王朝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围绕权力而起的储位之争成为未来汉庭纷争的焦点,其表现就是以李广利与刘屈旄为首的拥立李夫人子昌邑王刘髆而陷害太子.
至于这位李夫人(李妍）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李延年那首有名的“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所歌颂的绝色佳人了，在李夫人入宫一度得到武帝专宠，一时间当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后就身染重病，武帝屡次探问李夫人，可是李夫人却以被覆面，口中说：“妾长久卧病，容貌已毁，不可复见陛下，愿以昌邑王及兄弟相托。”无论武帝如何说，李夫人只是不肯让武帝再见其面。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自己的解释是：“凡是以容貌取悦于人，色衰则爱弛；我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 此时李夫人显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结果成就了其兄李广利的赫赫权势，也同时为后来的储位之争打下了基础。
下面我们切入正题，那即是围绕储位而展开的外戚之争。见网上有朋友认为“巫蛊之祸”是外戚李广利及其同谋者丞相刘屈旄一手策划的，甚至觉得连江充陷害太子也是他们他们指使的。对于这种观点某天骄不敢苟同,实在没什么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况且即便是他们合谋挑战刘据的太子之位,可是如果没有某上面提出的父子猜忌,又如何能够成功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的发展是由外因(外部矛盾)和内因(内部矛盾)共同决定的,而内因是绝对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要素,虽然外因也会影响事物的发展,但那同样要通过影响内因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因此在整个“巫蛊之祸”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武帝与太子间的矛盾,而外戚以及江充最多不过是激化了这种矛盾,并促使其最终爆发.
进行阶段:骨肉相残
旧案:阿娇巫蛊案
“金屋藏娇”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说是武帝年少时曾对姑姑馆陶公主说了句"若得阿娇(馆陶公主之女)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于是博得馆陶公主的欢心,在她的奔走下,刘彻才顺利的等上太子之位,因为这层关系,刘彻登基后,陈阿娇顺理成章的被立为皇后.然而,这毕竟只是一场政治婚姻,武帝与陈皇后感情很快破裂,而恰在这时卫子夫出现了.骄横无比的陈皇后哪里容得下有人专宠于皇帝,于是请来巫婆楚服，在宫中施巫术，用小布人代表卫子夫和其他得宠的妃子,企图以此致死卫子夫,武帝在得知此事后彻底被激怒了, 下诏 "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从此阿娇被废去后位,打入冷宫.
这件事发生在太子案前几十年,那时刘据才刚刚降生,两件事有关系吗?有,当然有,武帝正是从这时起心中出现了关于巫蛊的阴影,这使得他在今后的帝王生涯中但凡触及巫蛊二字必然要以雷霆手段去惩罚那些诅咒他的显贵勋臣们,无论他是谁,侄子,大舅子,乃至儿子,概杀无赦!因此,某天骄以为太子之死,此为伏笔,影响深远.
首案:公孙贺案
武帝亲政后,一大举措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削弱作为政府首脑的丞相大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汉武帝使行政中枢慢慢有外廷转向内廷并最终架空相权,使丞相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在武帝晚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可即便如此,当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却还是当时的丞相公孙贺 .
公孙贺是抗击匈奴中杰出的军事领袖,曾七任将军，两度封侯.后来武帝任命他为丞相,可他却说：“臣生长在边远的地方，出身低微，又因长期在军队中任职，才能低下，实在不敢当丞相这个职务.”坚辞不受,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职位不仅无实权,而且如临深渊,自己的前任善终者寥寥.然而武帝最终还是将他推向了相位.之后他曾对人说：“天子太贤明了，我任丞相一定会有不称职之处，一旦出现纰漏，必遭横祸”,岂料一语成谶,他果真因为巫蛊而被诛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为人骄纵，因擅自挪用军费而被捕入狱，公孙贺提出愿意为朝廷擒拿要犯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为儿子赎罪。不久朱安世归案，由此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大幕，这一年是征和元年（前92年）。此时朱世安上书汉武帝，揭发“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当驰道埋偶人，祝诅上，有恶言”(这其实真的是个冤案,那些木人是宫女们祈福的迷信活动,后来武嫡查起此事,因为互相怨恨,所以互相揭发,以至弄假成真)，武帝大怒，立刻缉拿公孙父子下狱，牵连公孙全族，甚至于卫皇后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一案被处死。因为公孙贺的妻子是卫皇后的姐姐，而且牵连了刘据的两个同胞妹妹，由此太子的祸患才真的来到了。
上面已经说过,之所以刘据太子之位当是稳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有所仰仗,内有母后,外有舅舅卫青,兄弟霍去病.汉武帝即便雄才大略对于卫霍两家的权势也不能不有所顾及.在武帝“嫌(太子)其材能少”,遭致太子疑虑时,他也不得不像卫青解释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由此可见武帝对大将军的顾忌.也许有朋友会说，凭武帝之雄才大略，在立储大事上哪能受人节制，那么请问唐太宗比汉武帝如何？可是呢？前文已经说过太宗以为吴王李恪“吴王英果类我”，想立李恪，在此之前也曾因魏王李泰贤明而想立他，然而却都在一个人的阻挠下而未能成功，这个人就是大家熟悉的长孙无忌了。长孙无忌在建国中功绩并不突出，但是由于他“与上（之唐太宗）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策划了玄武门之变）”而“其礼遇群臣莫及”（《资治通鉴》语）。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长孙无忌成为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甚至立储问题上向太宗施压，一至于太宗最终不得不立了懦弱的晋王李治，而险些葬送了大唐社稷。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假如卫青不死，即便武帝一直有意挤压这位大将军，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其有所顾及，那样的话刘据的太子的地位就真的万无一失了，而在后来的长安交兵中，刘据若有军权在握的舅舅相助，那可也是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啊。
然而随着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和元封五年(106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的相继去世,太子所仰仗的外戚势力不在了.更严重的是,这时候卫皇后也已因年老色衰而失宠,而武帝也又多了几个儿子.于是武帝有了更多的选择,对于刘据自然是日趋冷淡,因而在卫霍集团失势之后,各方势力应声而动,希冀在未来的新王朝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围绕权力而起的储位之争成为未来汉庭纷争的焦点,其表现就是以李广利与刘屈旄为首的拥立李夫人子昌邑王刘髆而陷害太子.
至于这位李夫人(李妍）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李延年那首有名的“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所歌颂的绝色佳人了，在李夫人入宫一度得到武帝专宠，一时间当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后就身染重病，武帝屡次探问李夫人，可是李夫人却以被覆面，口中说：“妾长久卧病，容貌已毁，不可复见陛下，愿以昌邑王及兄弟相托。”无论武帝如何说，李夫人只是不肯让武帝再见其面。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自己的解释是：“凡是以容貌取悦于人，色衰则爱弛；我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 此时李夫人显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结果成就了其兄李广利的赫赫权势，也同时为后来的储位之争打下了基础。
下面我们切入正题，那即是围绕储位而展开的外戚之争。见网上有朋友认为“巫蛊之祸”是外戚李广利及其同谋者丞相刘屈旄一手策划的，甚至觉得连江充陷害太子也是他们他们指使的。对于这种观点某天骄不敢苟同,实在没什么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况且即便是他们合谋挑战刘据的太子之位,可是如果没有某上面提出的父子猜忌,又如何能够成功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物的发展是由外因(外部矛盾)和内因(内部矛盾)共同决定的,而内因是绝对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要素,虽然外因也会影响事物的发展,但那同样要通过影响内因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因此在整个“巫蛊之祸”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武帝与太子间的矛盾,而外戚以及江充最多不过是激化了这种矛盾,并促使其最终爆发.
进行阶段:骨肉相残
旧案:阿娇巫蛊案
“金屋藏娇”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说是武帝年少时曾对姑姑馆陶公主说了句"若得阿娇(馆陶公主之女)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于是博得馆陶公主的欢心,在她的奔走下,刘彻才顺利的等上太子之位,因为这层关系,刘彻登基后,陈阿娇顺理成章的被立为皇后.然而,这毕竟只是一场政治婚姻,武帝与陈皇后感情很快破裂,而恰在这时卫子夫出现了.骄横无比的陈皇后哪里容得下有人专宠于皇帝,于是请来巫婆楚服，在宫中施巫术，用小布人代表卫子夫和其他得宠的妃子,企图以此致死卫子夫,武帝在得知此事后彻底被激怒了, 下诏 "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从此阿娇被废去后位,打入冷宫.
这件事发生在太子案前几十年,那时刘据才刚刚降生,两件事有关系吗?有,当然有,武帝正是从这时起心中出现了关于巫蛊的阴影,这使得他在今后的帝王生涯中但凡触及巫蛊二字必然要以雷霆手段去惩罚那些诅咒他的显贵勋臣们,无论他是谁,侄子,大舅子,乃至儿子,概杀无赦!因此,某天骄以为太子之死,此为伏笔,影响深远.
首案:公孙贺案
武帝亲政后,一大举措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削弱作为政府首脑的丞相大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汉武帝使行政中枢慢慢有外廷转向内廷并最终架空相权,使丞相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在武帝晚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可即便如此,当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却还是当时的丞相公孙贺 .
公孙贺是抗击匈奴中杰出的军事领袖,曾七任将军，两度封侯.后来武帝任命他为丞相,可他却说：“臣生长在边远的地方，出身低微，又因长期在军队中任职，才能低下，实在不敢当丞相这个职务.”坚辞不受,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职位不仅无实权,而且如临深渊,自己的前任善终者寥寥.然而武帝最终还是将他推向了相位.之后他曾对人说：“天子太贤明了，我任丞相一定会有不称职之处，一旦出现纰漏，必遭横祸”,岂料一语成谶,他果真因为巫蛊而被诛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为人骄纵，因擅自挪用军费而被捕入狱，公孙贺提出愿意为朝廷擒拿要犯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为儿子赎罪。不久朱安世归案，由此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大幕，这一年是征和元年（前92年）。此时朱世安上书汉武帝，揭发“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泉，使巫当驰道埋偶人，祝诅上，有恶言”(这其实真的是个冤案,那些木人是宫女们祈福的迷信活动,后来武嫡查起此事,因为互相怨恨,所以互相揭发,以至弄假成真)，武帝大怒，立刻缉拿公孙父子下狱，牵连公孙全族，甚至于卫皇后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一案被处死。因为公孙贺的妻子是卫皇后的姐姐，而且牵连了刘据的两个同胞妹妹，由此太子的祸患才真的来到了。
正案：太子案
太子刘据千不该万不该，那就是得罪了一个人，一个如同晚年乾隆身边的和砷式的,对天子有莫大影响的人----江充。太子曾在御道行驶，被江充撞见，太子请求他不要告诉汉武帝，可江充不听，将此事尽告武帝，由此太子与江充结下了梁子。洽在江充害怕太子登基后会对己不利的时候，武帝恰巧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数千木人用木棒击打自己，由是被奸人奖充所用，以此将巫蛊之祸推向了高潮。
江充趁机命巫师对向武帝进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以下子坐实了武帝的猜测,于是令时任绣衣使者(负责京城治安)的江充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共同彻查此事,最后竟然查到了皇后与太子的寝宫之中,宫室被挖得如同菜地一般，使得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连放一张坐榻的平地都没有.当然结果自然是挖出了"证据"----太子诅咒皇帝早死.
江充此时显得处事不够谨慎,急于求成,竟不允许太子向武帝申诉,结果一下逼急了太子.使得太子不得不重新考虑曾经被他否决的少傅石德的建议“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经过一番思考,迫不得已的太子毅然决定派人冒充皇帝使者,矫诏杀了江充,并要缉拿江充同党,以查明真相.然而在混乱中宦官苏文逃脱,向武帝举报----太子反了!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子并不只是仁弱,也同样有果敢的一面,这是深得武帝遗传的,因而如果太子登基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一代明主.
不说闲言,接着说事情的发展,武帝闻讯于是派了一个使者前去求证,结果那个使者连太子都没见,就反转回来,向武帝禀告,太子确确实实的造反了!史书一直的记载是,因为使者惧怕,因而不敢面见太子,其实某天骄的观点是,这个使者大可怀疑,很可能是受了外戚李广利或者丞相刘屈氂的指示,以诬陷太子.因为平时宫中朝中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宽厚,也很容易想到太子是被逼无奈才以雷霆手段处置江充,没有理由不敢见太子啊?因此,某天骄认为这个名不见青史的使者,在太子案中充当的正是一个连接太子与外戚的关键人物.
武帝是什么样的人物,面对太子反叛自然要以强权手段以来镇压,当下传令命丞相刘屈旄"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一下骑虎难下,不得不挺身应战,赦免长安囚徒,于父亲战长安.一场血战打了整整五天,死伤无数,结果是儿子毕竟势力比不上老子,兵败出逃,隐匿在民间,后被发现,自刎而死,两个儿子同时被杀.之前皇后卫子夫也已自尽,真个事件牵连到整个卫氏家族家族,太子的亲信眷属只有一个孙子刘病己(后来的汉宣帝)幸免于难,其他但凡与卫家有或公或死关系的人尽数罹难,受牵连者不下十万之众,当真是一场大灾难!武帝之罪大矣! 可流血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太子案后仅仅一年,武帝就已经证实所谓巫蛊云云纯属子虚乌有,太子是冤枉的,皇后是冤枉,反攻倒算开始了,苏文烧死于渭桥之上，江充被诛族。在湖县围捕时，一个兵刃触及太子尸身的"功臣"，曾被封为北地太守了，此时也被灭了族.武帝还为太子见了"归来望思",以寄托哀思.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是太子还是皇后都没有被正式平反,赐给谥号,这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武帝不愿认错,他深知,最大的罪魁正是自己!
尾案:丞相将军案
经过这番折腾,最得意的自然是已经结成联盟并打算谋立昌邑王的外戚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可事实在李广利出师征发匈奴后不久就有人向武帝揭发,丞相刘屈氂夫人因为皇上经常责备丞相而心生怨恨,使巫设灶,诅咒天子.武帝大怒,命有司查办,结果被致以大逆不道之罪,乃斩丞相于东市,妻子儿女被枭首于华阳街.而与丞相有亲属关系的李广利（刘屈氂妻子为李广利之女）在京家眷也被捕入狱.远在塞外的李广利闻讯时正直兵败,一狠心也学李陵真的归降匈奴了，而其在京家眷则尽数被杀。(李广利后遭卫律忌妒,被单于所杀).此时的汉武帝又哪里照顾到了什么昔日与李夫人的情义,与李夫人的承诺!
整个“巫蛊之祸”就此了结,可武帝自己却在悔恨之余,开始为自己准备身后之事了.
余音：轮台罪己
武帝在经历“巫蛊之祸”，面对亲人们的一个个逝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七旬的垂暮老者了，再也不是当初雄心飞扬，立志马踏匈奴的气盛少年了，尤其是太子的死当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最终使他回归人性，做回了一个仁慈老人，开始重新检讨自己这轰轰烈烈的一生，开始检讨自己究竟给天下黎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又否定了桑弘羊提出的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屯垦戍边的建议，其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借此向天下人声明---从此大汉王朝要休养生息了。此后汉武帝减少征伐，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汉朝国策由此转变，最终使得汉朝避免了如秦朝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残暴统治，汉武帝实在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轮台罪己说是武帝的英明，可其中其实也包含着太子刘据的死所带给武帝的深远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刘据被没有白死，至少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汉子民赢来了一时的安康富足。
尾声：少主登基
在“巫蛊之祸”武帝失去了太子，但是帝国却不能没有继承人，选立太子成为当务之急。武帝此时选中了与古帝尧相同妊娠14个月才降生的刘弗陵，而为防止女主专权的出现，武帝赐死了少主的母亲钩弋夫人。
后元二年（前86年），一代天骄汉武帝与世长辞，8岁刘弗陵，是为汉昭帝，由大臣霍光等人辅政治，继续延续汉武帝晚年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此后在刘据孙汉宣帝手中，大汉王朝回光返照，重现盛世。
太子刘据千不该万不该，那就是得罪了一个人，一个如同晚年乾隆身边的和砷式的,对天子有莫大影响的人----江充。太子曾在御道行驶，被江充撞见，太子请求他不要告诉汉武帝，可江充不听，将此事尽告武帝，由此太子与江充结下了梁子。洽在江充害怕太子登基后会对己不利的时候，武帝恰巧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数千木人用木棒击打自己，由是被奸人奖充所用，以此将巫蛊之祸推向了高潮。
江充趁机命巫师对向武帝进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以下子坐实了武帝的猜测,于是令时任绣衣使者(负责京城治安)的江充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共同彻查此事,最后竟然查到了皇后与太子的寝宫之中,宫室被挖得如同菜地一般，使得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连放一张坐榻的平地都没有.当然结果自然是挖出了"证据"----太子诅咒皇帝早死.
江充此时显得处事不够谨慎,急于求成,竟不允许太子向武帝申诉,结果一下逼急了太子.使得太子不得不重新考虑曾经被他否决的少傅石德的建议“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经过一番思考,迫不得已的太子毅然决定派人冒充皇帝使者,矫诏杀了江充,并要缉拿江充同党,以查明真相.然而在混乱中宦官苏文逃脱,向武帝举报----太子反了!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子并不只是仁弱,也同样有果敢的一面,这是深得武帝遗传的,因而如果太子登基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一代明主.
不说闲言,接着说事情的发展,武帝闻讯于是派了一个使者前去求证,结果那个使者连太子都没见,就反转回来,向武帝禀告,太子确确实实的造反了!史书一直的记载是,因为使者惧怕,因而不敢面见太子,其实某天骄的观点是,这个使者大可怀疑,很可能是受了外戚李广利或者丞相刘屈氂的指示,以诬陷太子.因为平时宫中朝中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宽厚,也很容易想到太子是被逼无奈才以雷霆手段处置江充,没有理由不敢见太子啊?因此,某天骄认为这个名不见青史的使者,在太子案中充当的正是一个连接太子与外戚的关键人物.
武帝是什么样的人物,面对太子反叛自然要以强权手段以来镇压,当下传令命丞相刘屈旄"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一下骑虎难下,不得不挺身应战,赦免长安囚徒,于父亲战长安.一场血战打了整整五天,死伤无数,结果是儿子毕竟势力比不上老子,兵败出逃,隐匿在民间,后被发现,自刎而死,两个儿子同时被杀.之前皇后卫子夫也已自尽,真个事件牵连到整个卫氏家族家族,太子的亲信眷属只有一个孙子刘病己(后来的汉宣帝)幸免于难,其他但凡与卫家有或公或死关系的人尽数罹难,受牵连者不下十万之众,当真是一场大灾难!武帝之罪大矣! 可流血并没有因此而终结.
太子案后仅仅一年,武帝就已经证实所谓巫蛊云云纯属子虚乌有,太子是冤枉的,皇后是冤枉,反攻倒算开始了,苏文烧死于渭桥之上，江充被诛族。在湖县围捕时，一个兵刃触及太子尸身的"功臣"，曾被封为北地太守了，此时也被灭了族.武帝还为太子见了"归来望思",以寄托哀思.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是太子还是皇后都没有被正式平反,赐给谥号,这是什么原因?很简单,武帝不愿认错,他深知,最大的罪魁正是自己!
尾案:丞相将军案
经过这番折腾,最得意的自然是已经结成联盟并打算谋立昌邑王的外戚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可事实在李广利出师征发匈奴后不久就有人向武帝揭发,丞相刘屈氂夫人因为皇上经常责备丞相而心生怨恨,使巫设灶,诅咒天子.武帝大怒,命有司查办,结果被致以大逆不道之罪,乃斩丞相于东市,妻子儿女被枭首于华阳街.而与丞相有亲属关系的李广利（刘屈氂妻子为李广利之女）在京家眷也被捕入狱.远在塞外的李广利闻讯时正直兵败,一狠心也学李陵真的归降匈奴了，而其在京家眷则尽数被杀。(李广利后遭卫律忌妒,被单于所杀).此时的汉武帝又哪里照顾到了什么昔日与李夫人的情义,与李夫人的承诺!
整个“巫蛊之祸”就此了结,可武帝自己却在悔恨之余,开始为自己准备身后之事了.
余音：轮台罪己
武帝在经历“巫蛊之祸”，面对亲人们的一个个逝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七旬的垂暮老者了，再也不是当初雄心飞扬，立志马踏匈奴的气盛少年了，尤其是太子的死当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最终使他回归人性，做回了一个仁慈老人，开始重新检讨自己这轰轰烈烈的一生，开始检讨自己究竟给天下黎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又否定了桑弘羊提出的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屯垦戍边的建议，其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借此向天下人声明---从此大汉王朝要休养生息了。此后汉武帝减少征伐，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汉朝国策由此转变，最终使得汉朝避免了如秦朝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残暴统治，汉武帝实在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轮台罪己说是武帝的英明，可其中其实也包含着太子刘据的死所带给武帝的深远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刘据被没有白死，至少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汉子民赢来了一时的安康富足。
尾声：少主登基
在“巫蛊之祸”武帝失去了太子，但是帝国却不能没有继承人，选立太子成为当务之急。武帝此时选中了与古帝尧相同妊娠14个月才降生的刘弗陵，而为防止女主专权的出现，武帝赐死了少主的母亲钩弋夫人。
后元二年（前86年），一代天骄汉武帝与世长辞，8岁刘弗陵，是为汉昭帝，由大臣霍光等人辅政治，继续延续汉武帝晚年休养生息的国策，使得此后在刘据孙汉宣帝手中，大汉王朝回光返照，重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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