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澶渊之盟与真宗朝党争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3:24:58
序言
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的产生原因、经过、以及对宋辽两国各方面产生的后果，历来都有很多人进行著述。如李大龙的《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肖华忠的《关于“澶渊之盟”签订原因的商兑》，刘孔伏的《再论“澶渊之盟”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仅就其对真宗朝的党争的影响这一方面作一些探讨。
有宋以来，臣子之间党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士大夫交朋结党，虽然有乡谊、道德、职能、同年等的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政见之争。北宋党争最盛的是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和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但北宋党争并非始于仁宗庆历年间，在太宗、真宗时期，一样有党争，在澶渊之盟之前，对边事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是“收回”还是“放弃”，对辽国是战还是和等问题，不但使皇帝头疼，更让大臣们党同伐异，或云应统一全国，恢复汉唐雄风，或云南北朝局势底定，应该致力于国内建设，与北朝和平相处，承认南北分立的事实。
这些声音对年轻的宋真宗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对澶渊之盟的结果造成了影响。但反过来说，澶渊之盟之后的宋辽两国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事，也使北宋的党争不再以边事作为攻击的手段，由内外兼具转为完全内斗，也可说是澶渊之盟的后果之一。
一、公元907—1004年间的南北对峙
澶渊之盟在军事上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对辽国而言，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立国，至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六位皇帝在位，其间对中原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太祖、太宗、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穆宗、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907年立国之时，中原地区正值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因刚刚建国，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主要是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盖因辽国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南下扩张不能达到目的，辽太祖曾对后唐的使者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可见当时辽国并没有南下中原争夺霸权，统一中国的企图。经过阿保机的建设，太宗德光时期辽国势力发展很快，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后唐石敬塘欲废唐自立，恳请契丹发兵助战，并以幽云十六州为谢，耶律德光倾国赴援，进而得到了十六州，而在此后基本没有南侵。而且契丹内部也有两派严重对抗的势力。辽世宗时，一派积极主张南下，另一派则极力反对，并由此造成了主战派辽世宗的被杀，天禄四年（公元950年），“北汉主自团柏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弑帝。”可见其反对南下势力的庞大与有力。自此以后，反对南下派主导了辽的政权，辽国对中原的政策进入了退守保国阶段。
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后周柴荣亲征北方，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顺利攻破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攻陷了瀛州和莫州，兵峰直指幽州，“幽州急递以闻，帝（辽穆宗）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穆宗对于三关和二州失陷都无动于衷，更谈不上什么南下中原，一统中华的志愿了。其后即位的景宗亦然，到了974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祖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遣使至辽，要求议和，景宗立即答应。宋辽和约的达成，说明辽国并没有南下灭宋的意图。倒是北宋太祖和太宗一直想着恢复汉唐大帝国的风采，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统一南方之后，出兵北方，于六月灭北汉，其后继续北上，从而拉开了宋辽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帷幕。要看到的是北宋几次攻辽失败后，辽国都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在恢复失地后，为了彻底消除北宋的进攻而返过来以少数部队频繁出兵北宋，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国几乎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都会发兵攻宋，其目的并不在于消灭北宋，而是要破坏北宋的军事设施和经济，使北宋无力攻辽而已，“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到了辽圣宗统和时期，太后与皇帝亲自南下，也不是想要彻底的消灭北宋，澶渊之盟的最初倡议是由辽国一方提出就是明证。
对于北宋而言，在太祖太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下，与辽国的和约不过是缓兵之计。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到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一共有三位皇帝在位，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北方辽国的政策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太祖筹划北伐；太宗前期北伐；太宗后期到真宗初期防守妥协。赵匡胤立国之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北方民族的威胁，而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因此与赵光义和赵普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政略。974年与辽国的和约终太祖之世都没有被破坏是因为当时南方尚未稳固而太祖身先殁之故。果然，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南方已经统一，北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公然撕毁和约，挑起了宋辽战争。姑且不论五代十国时期辽对中原是否侵略过，单就此次征伐而言，显然是北宋单方面毁约，对辽来说是防守反击。太平兴国年间的北伐，灭北汉是太宗此次最大的功绩，随后的高粱河之役却是惨败而回；以后的雍熙北伐又为辽所败，还折损了名将杨业。两次北伐都未见其功，反而损兵折将，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以及当时内地起义不断，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太宗调整内外政策，由积极北进转为防守，认为边事皆可预防，而内患才是真正可怕的，从而开始逐步放弃对燕云地区的争夺战。自此北宋对辽的政策转入防守妥协阶段。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中大臣对辽国也产生了和战两种声音，使本就存在的党争又凭添了几分厚重的战争色彩。
如前所述，辽国在成功地挫败了北宋对辽的侵攻后，开始频繁出兵北宋，但却不是想南下统一中原；而北宋经过几次大的失败后，在辽国的进攻下，处于消极防守、无意反攻的境地。997年，宋真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外主张妥协的呼声日高，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宋真宗继承了太宗后期的防守政策，从而导致了澶渊之盟的产生。
二、太宗末年的和战之声
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三子。长子楚王元佐于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但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其间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之中，对待辽国问题，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之前的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塘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但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到南北分立局面的情况下不得已作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如张齐贤，他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杨业当时官任知代州，战死之后，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的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又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也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
三、澶渊之盟的经过及诸臣作为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仿效太宗前期的积极武略，以一统中原为己任呢？还是修习太宗晚期的安内平外，休养生息呢？朝中大臣大多是太祖太宗两朝前辈，更有真宗身为东宫时的老师，他不能不被当时朝中以和为上的风气左右，从小受的栽培和教育也使他久怀和戎之志，不会去想什么混一天下之类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咸平六年夏天，辽军侵攻定、宋二州，俘获知定州王继忠。王继忠是真宗藩邸旧人，深得真宗的信任，他被俘后投降辽国，真宗开始以为他以死殉国，还伤心了一阵子。但辽国也没有亏待他，反而“喜其辩慧，稍见亲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向辽国君臣表达了宋国无意要回十六州，更无意统一中国的意愿，而使辽萧太后决定全军南下，以求一战能和。在澶渊之盟后，他在宋辽两国都很风光，真宗将他在宋的亲人封官，辽国封他为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辽两国都无意打仗。
景德元年二月，夔州路转运使丁谓以招抚边民得当受赏入朝。六月，李沆病逝；八月，毕士安、寇准同时拜相，当时王旦、王钦若为参知政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为同知枢密院事。九月，辽国大军南下。消息传到开封，真宗召集群臣商量对策，王钦若和陈尧叟建议避走江南和四川，被寇准和毕士安严词拒绝。真宗决定亲征，王钦若自知寇准已得君心，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于十月出知天雄军。真宗于是在寇准和毕士安的鼓励下于十一月车驾离开开封，向澶州进发。
当真宗向澶州进发的时候，王继忠已受辽国的委托，向真宗连上几道折子，希望能够和谈，真宗当时将王继忠的折子让辅臣观看，并说“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而丞相毕士安等回答：“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值得注意的是，“毕士安等”的一句，显然执宰之臣都在现场，则寇准也应该在场，所以，寇准应该也同意和谈，否则，以他一向不怕面折的刚性，如果不同意和谈，是绝对不会一言不发的。但是真宗不愿由南朝先开口言和，认为那样是示弱，所以接受亲征的提议，也有向辽国证明南朝并非一味软弱的意味在里面。辽军深入，宋军以逸待劳，各地勤王之师不日将来，真宗虽然同意和谈，但也想在和谈之前在手中能握有更多的筹码。
而后真宗命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这也是丁谓向真宗表现的大好机会：辽军南下的消息使百姓奔走逃亡，过河时舟子抬高价格，被丁谓知道后大加惩处，并让犯人撑船，稳定了民心。这是丁谓在澶渊之盟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由是也使真宗注意到他。
当辽国遣使求和时，真宗派出曹利用出使辽方，这也是曹利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第一次表演。而王钦若守天雄军也有出色表现，将辽军抵挡在城门之外。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三十万岁币的代价换取了两国一百余年的和平。
而经过了澶渊之盟的“锻炼”，北宋朝臣之间的派系更加分明。没有了外扰，就只剩下了内争。序言
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的产生原因、经过、以及对宋辽两国各方面产生的后果，历来都有很多人进行著述。如李大龙的《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肖华忠的《关于“澶渊之盟”签订原因的商兑》，刘孔伏的《再论“澶渊之盟”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仅就其对真宗朝的党争的影响这一方面作一些探讨。
有宋以来，臣子之间党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士大夫交朋结党，虽然有乡谊、道德、职能、同年等的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政见之争。北宋党争最盛的是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和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但北宋党争并非始于仁宗庆历年间，在太宗、真宗时期，一样有党争，在澶渊之盟之前，对边事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是“收回”还是“放弃”，对辽国是战还是和等问题，不但使皇帝头疼，更让大臣们党同伐异，或云应统一全国，恢复汉唐雄风，或云南北朝局势底定，应该致力于国内建设，与北朝和平相处，承认南北分立的事实。
这些声音对年轻的宋真宗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对澶渊之盟的结果造成了影响。但反过来说，澶渊之盟之后的宋辽两国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事，也使北宋的党争不再以边事作为攻击的手段，由内外兼具转为完全内斗，也可说是澶渊之盟的后果之一。
一、公元907—1004年间的南北对峙
澶渊之盟在军事上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对辽国而言，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立国，至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六位皇帝在位，其间对中原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太祖、太宗、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穆宗、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907年立国之时，中原地区正值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因刚刚建国，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主要是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盖因辽国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南下扩张不能达到目的，辽太祖曾对后唐的使者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可见当时辽国并没有南下中原争夺霸权，统一中国的企图。经过阿保机的建设，太宗德光时期辽国势力发展很快，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后唐石敬塘欲废唐自立，恳请契丹发兵助战，并以幽云十六州为谢，耶律德光倾国赴援，进而得到了十六州，而在此后基本没有南侵。而且契丹内部也有两派严重对抗的势力。辽世宗时，一派积极主张南下，另一派则极力反对，并由此造成了主战派辽世宗的被杀，天禄四年（公元950年），“北汉主自团柏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弑帝。”可见其反对南下势力的庞大与有力。自此以后，反对南下派主导了辽的政权，辽国对中原的政策进入了退守保国阶段。
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后周柴荣亲征北方，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顺利攻破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攻陷了瀛州和莫州，兵峰直指幽州，“幽州急递以闻，帝（辽穆宗）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穆宗对于三关和二州失陷都无动于衷，更谈不上什么南下中原，一统中华的志愿了。其后即位的景宗亦然，到了974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祖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遣使至辽，要求议和，景宗立即答应。宋辽和约的达成，说明辽国并没有南下灭宋的意图。倒是北宋太祖和太宗一直想着恢复汉唐大帝国的风采，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统一南方之后，出兵北方，于六月灭北汉，其后继续北上，从而拉开了宋辽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帷幕。要看到的是北宋几次攻辽失败后，辽国都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在恢复失地后，为了彻底消除北宋的进攻而返过来以少数部队频繁出兵北宋，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国几乎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都会发兵攻宋，其目的并不在于消灭北宋，而是要破坏北宋的军事设施和经济，使北宋无力攻辽而已，“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到了辽圣宗统和时期，太后与皇帝亲自南下，也不是想要彻底的消灭北宋，澶渊之盟的最初倡议是由辽国一方提出就是明证。
对于北宋而言，在太祖太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下，与辽国的和约不过是缓兵之计。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到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一共有三位皇帝在位，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北方辽国的政策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太祖筹划北伐；太宗前期北伐；太宗后期到真宗初期防守妥协。赵匡胤立国之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北方民族的威胁，而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因此与赵光义和赵普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政略。974年与辽国的和约终太祖之世都没有被破坏是因为当时南方尚未稳固而太祖身先殁之故。果然，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南方已经统一，北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公然撕毁和约，挑起了宋辽战争。姑且不论五代十国时期辽对中原是否侵略过，单就此次征伐而言，显然是北宋单方面毁约，对辽来说是防守反击。太平兴国年间的北伐，灭北汉是太宗此次最大的功绩，随后的高粱河之役却是惨败而回；以后的雍熙北伐又为辽所败，还折损了名将杨业。两次北伐都未见其功，反而损兵折将，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以及当时内地起义不断，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太宗调整内外政策，由积极北进转为防守，认为边事皆可预防，而内患才是真正可怕的，从而开始逐步放弃对燕云地区的争夺战。自此北宋对辽的政策转入防守妥协阶段。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中大臣对辽国也产生了和战两种声音，使本就存在的党争又凭添了几分厚重的战争色彩。
如前所述，辽国在成功地挫败了北宋对辽的侵攻后，开始频繁出兵北宋，但却不是想南下统一中原；而北宋经过几次大的失败后，在辽国的进攻下，处于消极防守、无意反攻的境地。997年，宋真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外主张妥协的呼声日高，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宋真宗继承了太宗后期的防守政策，从而导致了澶渊之盟的产生。
二、太宗末年的和战之声
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三子。长子楚王元佐于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但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其间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之中，对待辽国问题，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之前的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塘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但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到南北分立局面的情况下不得已作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如张齐贤，他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杨业当时官任知代州，战死之后，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的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又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也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
三、澶渊之盟的经过及诸臣作为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仿效太宗前期的积极武略，以一统中原为己任呢？还是修习太宗晚期的安内平外，休养生息呢？朝中大臣大多是太祖太宗两朝前辈，更有真宗身为东宫时的老师，他不能不被当时朝中以和为上的风气左右，从小受的栽培和教育也使他久怀和戎之志，不会去想什么混一天下之类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咸平六年夏天，辽军侵攻定、宋二州，俘获知定州王继忠。王继忠是真宗藩邸旧人，深得真宗的信任，他被俘后投降辽国，真宗开始以为他以死殉国，还伤心了一阵子。但辽国也没有亏待他，反而“喜其辩慧，稍见亲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向辽国君臣表达了宋国无意要回十六州，更无意统一中国的意愿，而使辽萧太后决定全军南下，以求一战能和。在澶渊之盟后，他在宋辽两国都很风光，真宗将他在宋的亲人封官，辽国封他为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辽两国都无意打仗。
景德元年二月，夔州路转运使丁谓以招抚边民得当受赏入朝。六月，李沆病逝；八月，毕士安、寇准同时拜相，当时王旦、王钦若为参知政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为同知枢密院事。九月，辽国大军南下。消息传到开封，真宗召集群臣商量对策，王钦若和陈尧叟建议避走江南和四川，被寇准和毕士安严词拒绝。真宗决定亲征，王钦若自知寇准已得君心，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于十月出知天雄军。真宗于是在寇准和毕士安的鼓励下于十一月车驾离开开封，向澶州进发。
当真宗向澶州进发的时候，王继忠已受辽国的委托，向真宗连上几道折子，希望能够和谈，真宗当时将王继忠的折子让辅臣观看，并说“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而丞相毕士安等回答：“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值得注意的是，“毕士安等”的一句，显然执宰之臣都在现场，则寇准也应该在场，所以，寇准应该也同意和谈，否则，以他一向不怕面折的刚性，如果不同意和谈，是绝对不会一言不发的。但是真宗不愿由南朝先开口言和，认为那样是示弱，所以接受亲征的提议，也有向辽国证明南朝并非一味软弱的意味在里面。辽军深入，宋军以逸待劳，各地勤王之师不日将来，真宗虽然同意和谈，但也想在和谈之前在手中能握有更多的筹码。
而后真宗命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这也是丁谓向真宗表现的大好机会：辽军南下的消息使百姓奔走逃亡，过河时舟子抬高价格，被丁谓知道后大加惩处，并让犯人撑船，稳定了民心。这是丁谓在澶渊之盟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由是也使真宗注意到他。
当辽国遣使求和时，真宗派出曹利用出使辽方，这也是曹利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第一次表演。而王钦若守天雄军也有出色表现，将辽军抵挡在城门之外。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三十万岁币的代价换取了两国一百余年的和平。
而经过了澶渊之盟的“锻炼”，北宋朝臣之间的派系更加分明。没有了外扰，就只剩下了内争。
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的产生原因、经过、以及对宋辽两国各方面产生的后果，历来都有很多人进行著述。如李大龙的《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肖华忠的《关于“澶渊之盟”签订原因的商兑》，刘孔伏的《再论“澶渊之盟”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仅就其对真宗朝的党争的影响这一方面作一些探讨。
有宋以来，臣子之间党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士大夫交朋结党，虽然有乡谊、道德、职能、同年等的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政见之争。北宋党争最盛的是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和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但北宋党争并非始于仁宗庆历年间，在太宗、真宗时期，一样有党争，在澶渊之盟之前，对边事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是“收回”还是“放弃”，对辽国是战还是和等问题，不但使皇帝头疼，更让大臣们党同伐异，或云应统一全国，恢复汉唐雄风，或云南北朝局势底定，应该致力于国内建设，与北朝和平相处，承认南北分立的事实。
这些声音对年轻的宋真宗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对澶渊之盟的结果造成了影响。但反过来说，澶渊之盟之后的宋辽两国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事，也使北宋的党争不再以边事作为攻击的手段，由内外兼具转为完全内斗，也可说是澶渊之盟的后果之一。
一、公元907—1004年间的南北对峙
澶渊之盟在军事上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对辽国而言，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立国，至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六位皇帝在位，其间对中原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太祖、太宗、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穆宗、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907年立国之时，中原地区正值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因刚刚建国，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主要是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盖因辽国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南下扩张不能达到目的，辽太祖曾对后唐的使者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可见当时辽国并没有南下中原争夺霸权，统一中国的企图。经过阿保机的建设，太宗德光时期辽国势力发展很快，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后唐石敬塘欲废唐自立，恳请契丹发兵助战，并以幽云十六州为谢，耶律德光倾国赴援，进而得到了十六州，而在此后基本没有南侵。而且契丹内部也有两派严重对抗的势力。辽世宗时，一派积极主张南下，另一派则极力反对，并由此造成了主战派辽世宗的被杀，天禄四年（公元950年），“北汉主自团柏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弑帝。”可见其反对南下势力的庞大与有力。自此以后，反对南下派主导了辽的政权，辽国对中原的政策进入了退守保国阶段。
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后周柴荣亲征北方，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顺利攻破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攻陷了瀛州和莫州，兵峰直指幽州，“幽州急递以闻，帝（辽穆宗）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穆宗对于三关和二州失陷都无动于衷，更谈不上什么南下中原，一统中华的志愿了。其后即位的景宗亦然，到了974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祖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遣使至辽，要求议和，景宗立即答应。宋辽和约的达成，说明辽国并没有南下灭宋的意图。倒是北宋太祖和太宗一直想着恢复汉唐大帝国的风采，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统一南方之后，出兵北方，于六月灭北汉，其后继续北上，从而拉开了宋辽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帷幕。要看到的是北宋几次攻辽失败后，辽国都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在恢复失地后，为了彻底消除北宋的进攻而返过来以少数部队频繁出兵北宋，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国几乎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都会发兵攻宋，其目的并不在于消灭北宋，而是要破坏北宋的军事设施和经济，使北宋无力攻辽而已，“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到了辽圣宗统和时期，太后与皇帝亲自南下，也不是想要彻底的消灭北宋，澶渊之盟的最初倡议是由辽国一方提出就是明证。
对于北宋而言，在太祖太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下，与辽国的和约不过是缓兵之计。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到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一共有三位皇帝在位，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北方辽国的政策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太祖筹划北伐；太宗前期北伐；太宗后期到真宗初期防守妥协。赵匡胤立国之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北方民族的威胁，而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因此与赵光义和赵普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政略。974年与辽国的和约终太祖之世都没有被破坏是因为当时南方尚未稳固而太祖身先殁之故。果然，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南方已经统一，北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公然撕毁和约，挑起了宋辽战争。姑且不论五代十国时期辽对中原是否侵略过，单就此次征伐而言，显然是北宋单方面毁约，对辽来说是防守反击。太平兴国年间的北伐，灭北汉是太宗此次最大的功绩，随后的高粱河之役却是惨败而回；以后的雍熙北伐又为辽所败，还折损了名将杨业。两次北伐都未见其功，反而损兵折将，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以及当时内地起义不断，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太宗调整内外政策，由积极北进转为防守，认为边事皆可预防，而内患才是真正可怕的，从而开始逐步放弃对燕云地区的争夺战。自此北宋对辽的政策转入防守妥协阶段。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中大臣对辽国也产生了和战两种声音，使本就存在的党争又凭添了几分厚重的战争色彩。
如前所述，辽国在成功地挫败了北宋对辽的侵攻后，开始频繁出兵北宋，但却不是想南下统一中原；而北宋经过几次大的失败后，在辽国的进攻下，处于消极防守、无意反攻的境地。997年，宋真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外主张妥协的呼声日高，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宋真宗继承了太宗后期的防守政策，从而导致了澶渊之盟的产生。
二、太宗末年的和战之声
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三子。长子楚王元佐于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但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其间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之中，对待辽国问题，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之前的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塘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但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到南北分立局面的情况下不得已作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如张齐贤，他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杨业当时官任知代州，战死之后，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的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又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也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
三、澶渊之盟的经过及诸臣作为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仿效太宗前期的积极武略，以一统中原为己任呢？还是修习太宗晚期的安内平外，休养生息呢？朝中大臣大多是太祖太宗两朝前辈，更有真宗身为东宫时的老师，他不能不被当时朝中以和为上的风气左右，从小受的栽培和教育也使他久怀和戎之志，不会去想什么混一天下之类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咸平六年夏天，辽军侵攻定、宋二州，俘获知定州王继忠。王继忠是真宗藩邸旧人，深得真宗的信任，他被俘后投降辽国，真宗开始以为他以死殉国，还伤心了一阵子。但辽国也没有亏待他，反而“喜其辩慧，稍见亲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向辽国君臣表达了宋国无意要回十六州，更无意统一中国的意愿，而使辽萧太后决定全军南下，以求一战能和。在澶渊之盟后，他在宋辽两国都很风光，真宗将他在宋的亲人封官，辽国封他为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辽两国都无意打仗。
景德元年二月，夔州路转运使丁谓以招抚边民得当受赏入朝。六月，李沆病逝；八月，毕士安、寇准同时拜相，当时王旦、王钦若为参知政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为同知枢密院事。九月，辽国大军南下。消息传到开封，真宗召集群臣商量对策，王钦若和陈尧叟建议避走江南和四川，被寇准和毕士安严词拒绝。真宗决定亲征，王钦若自知寇准已得君心，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于十月出知天雄军。真宗于是在寇准和毕士安的鼓励下于十一月车驾离开开封，向澶州进发。
当真宗向澶州进发的时候，王继忠已受辽国的委托，向真宗连上几道折子，希望能够和谈，真宗当时将王继忠的折子让辅臣观看，并说“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而丞相毕士安等回答：“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值得注意的是，“毕士安等”的一句，显然执宰之臣都在现场，则寇准也应该在场，所以，寇准应该也同意和谈，否则，以他一向不怕面折的刚性，如果不同意和谈，是绝对不会一言不发的。但是真宗不愿由南朝先开口言和，认为那样是示弱，所以接受亲征的提议，也有向辽国证明南朝并非一味软弱的意味在里面。辽军深入，宋军以逸待劳，各地勤王之师不日将来，真宗虽然同意和谈，但也想在和谈之前在手中能握有更多的筹码。
而后真宗命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这也是丁谓向真宗表现的大好机会：辽军南下的消息使百姓奔走逃亡，过河时舟子抬高价格，被丁谓知道后大加惩处，并让犯人撑船，稳定了民心。这是丁谓在澶渊之盟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由是也使真宗注意到他。
当辽国遣使求和时，真宗派出曹利用出使辽方，这也是曹利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第一次表演。而王钦若守天雄军也有出色表现，将辽军抵挡在城门之外。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三十万岁币的代价换取了两国一百余年的和平。
而经过了澶渊之盟的“锻炼”，北宋朝臣之间的派系更加分明。没有了外扰，就只剩下了内争。序言
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关于澶渊之盟的产生原因、经过、以及对宋辽两国各方面产生的后果，历来都有很多人进行著述。如李大龙的《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肖华忠的《关于“澶渊之盟”签订原因的商兑》，刘孔伏的《再论“澶渊之盟”的性质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等等。在这里，我仅就其对真宗朝的党争的影响这一方面作一些探讨。
有宋以来，臣子之间党争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士大夫交朋结党，虽然有乡谊、道德、职能、同年等的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应当是政见之争。北宋党争最盛的是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和神宗熙丰变法时期，但北宋党争并非始于仁宗庆历年间，在太宗、真宗时期，一样有党争，在澶渊之盟之前，对边事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辽国所占的燕云十六州是“收回”还是“放弃”，对辽国是战还是和等问题，不但使皇帝头疼，更让大臣们党同伐异，或云应统一全国，恢复汉唐雄风，或云南北朝局势底定，应该致力于国内建设，与北朝和平相处，承认南北分立的事实。
这些声音对年轻的宋真宗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对澶渊之盟的结果造成了影响。但反过来说，澶渊之盟之后的宋辽两国百余年没有大的战事，也使北宋的党争不再以边事作为攻击的手段，由内外兼具转为完全内斗，也可说是澶渊之盟的后果之一。
一、公元907—1004年间的南北对峙
澶渊之盟在军事上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对辽国而言，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立国，至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六位皇帝在位，其间对中原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太祖、太宗、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穆宗、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907年立国之时，中原地区正值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因刚刚建国，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主要是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盖因辽国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南下扩张不能达到目的，辽太祖曾对后唐的使者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可见当时辽国并没有南下中原争夺霸权，统一中国的企图。经过阿保机的建设，太宗德光时期辽国势力发展很快，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后唐石敬塘欲废唐自立，恳请契丹发兵助战，并以幽云十六州为谢，耶律德光倾国赴援，进而得到了十六州，而在此后基本没有南侵。而且契丹内部也有两派严重对抗的势力。辽世宗时，一派积极主张南下，另一派则极力反对，并由此造成了主战派辽世宗的被杀，天禄四年（公元950年），“北汉主自团柏攻周，帝欲引兵会之，与酋长议于九十九泉。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轧及伟王之子太宁王沤僧等率兵作乱，弑帝。”可见其反对南下势力的庞大与有力。自此以后，反对南下派主导了辽的政权，辽国对中原的政策进入了退守保国阶段。
辽应历九年（公元959年），后周柴荣亲征北方，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顺利攻破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关，攻陷了瀛州和莫州，兵峰直指幽州，“幽州急递以闻，帝（辽穆宗）曰：‘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穆宗对于三关和二州失陷都无动于衷，更谈不上什么南下中原，一统中华的志愿了。其后即位的景宗亦然，到了974年，即宋太祖开宝七年，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祖为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遣使至辽，要求议和，景宗立即答应。宋辽和约的达成，说明辽国并没有南下灭宋的意图。倒是北宋太祖和太宗一直想着恢复汉唐大帝国的风采，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统一南方之后，出兵北方，于六月灭北汉，其后继续北上，从而拉开了宋辽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帷幕。要看到的是北宋几次攻辽失败后，辽国都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只是在恢复失地后，为了彻底消除北宋的进攻而返过来以少数部队频繁出兵北宋，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国几乎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都会发兵攻宋，其目的并不在于消灭北宋，而是要破坏北宋的军事设施和经济，使北宋无力攻辽而已，“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到了辽圣宗统和时期，太后与皇帝亲自南下，也不是想要彻底的消灭北宋，澶渊之盟的最初倡议是由辽国一方提出就是明证。
对于北宋而言，在太祖太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下，与辽国的和约不过是缓兵之计。北宋自公元960年建国到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一共有三位皇帝在位，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对北方辽国的政策大致也可分为三个时期：太祖筹划北伐；太宗前期北伐；太宗后期到真宗初期防守妥协。赵匡胤立国之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北方民族的威胁，而是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因此与赵光义和赵普定下了“先南后北”的政略。974年与辽国的和约终太祖之世都没有被破坏是因为当时南方尚未稳固而太祖身先殁之故。果然，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南方已经统一，北宋开始将目光投向北方，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公然撕毁和约，挑起了宋辽战争。姑且不论五代十国时期辽对中原是否侵略过，单就此次征伐而言，显然是北宋单方面毁约，对辽来说是防守反击。太平兴国年间的北伐，灭北汉是太宗此次最大的功绩，随后的高粱河之役却是惨败而回；以后的雍熙北伐又为辽所败，还折损了名将杨业。两次北伐都未见其功，反而损兵折将，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这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以及当时内地起义不断，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迫使太宗调整内外政策，由积极北进转为防守，认为边事皆可预防，而内患才是真正可怕的，从而开始逐步放弃对燕云地区的争夺战。自此北宋对辽的政策转入防守妥协阶段。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中大臣对辽国也产生了和战两种声音，使本就存在的党争又凭添了几分厚重的战争色彩。
如前所述，辽国在成功地挫败了北宋对辽的侵攻后，开始频繁出兵北宋，但却不是想南下统一中原；而北宋经过几次大的失败后，在辽国的进攻下，处于消极防守、无意反攻的境地。997年，宋真宗即位，北宋王朝内外主张妥协的呼声日高，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宋真宗继承了太宗后期的防守政策，从而导致了澶渊之盟的产生。
二、太宗末年的和战之声
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三子。长子楚王元佐于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但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在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其间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之中，对待辽国问题，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之前的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塘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但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到南北分立局面的情况下不得已作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如张齐贤，他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杨业当时官任知代州，战死之后，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的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又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也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
三、澶渊之盟的经过及诸臣作为
真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仿效太宗前期的积极武略，以一统中原为己任呢？还是修习太宗晚期的安内平外，休养生息呢？朝中大臣大多是太祖太宗两朝前辈，更有真宗身为东宫时的老师，他不能不被当时朝中以和为上的风气左右，从小受的栽培和教育也使他久怀和戎之志，不会去想什么混一天下之类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
咸平六年夏天，辽军侵攻定、宋二州，俘获知定州王继忠。王继忠是真宗藩邸旧人，深得真宗的信任，他被俘后投降辽国，真宗开始以为他以死殉国，还伤心了一阵子。但辽国也没有亏待他，反而“喜其辩慧，稍见亲用。”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向辽国君臣表达了宋国无意要回十六州，更无意统一中国的意愿，而使辽萧太后决定全军南下，以求一战能和。在澶渊之盟后，他在宋辽两国都很风光，真宗将他在宋的亲人封官，辽国封他为王，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宋辽两国都无意打仗。
景德元年二月，夔州路转运使丁谓以招抚边民得当受赏入朝。六月，李沆病逝；八月，毕士安、寇准同时拜相，当时王旦、王钦若为参知政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冯拯、陈尧叟为同知枢密院事。九月，辽国大军南下。消息传到开封，真宗召集群臣商量对策，王钦若和陈尧叟建议避走江南和四川，被寇准和毕士安严词拒绝。真宗决定亲征，王钦若自知寇准已得君心，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于十月出知天雄军。真宗于是在寇准和毕士安的鼓励下于十一月车驾离开开封，向澶州进发。
当真宗向澶州进发的时候，王继忠已受辽国的委托，向真宗连上几道折子，希望能够和谈，真宗当时将王继忠的折子让辅臣观看，并说“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而丞相毕士安等回答：“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值得注意的是，“毕士安等”的一句，显然执宰之臣都在现场，则寇准也应该在场，所以，寇准应该也同意和谈，否则，以他一向不怕面折的刚性，如果不同意和谈，是绝对不会一言不发的。但是真宗不愿由南朝先开口言和，认为那样是示弱，所以接受亲征的提议，也有向辽国证明南朝并非一味软弱的意味在里面。辽军深入，宋军以逸待劳，各地勤王之师不日将来，真宗虽然同意和谈，但也想在和谈之前在手中能握有更多的筹码。
而后真宗命知青州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知郓州丁谓兼郓、齐、濮安抚使，并提举转运及兵马。这也是丁谓向真宗表现的大好机会：辽军南下的消息使百姓奔走逃亡，过河时舟子抬高价格，被丁谓知道后大加惩处，并让犯人撑船，稳定了民心。这是丁谓在澶渊之盟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由是也使真宗注意到他。
当辽国遣使求和时，真宗派出曹利用出使辽方，这也是曹利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第一次表演。而王钦若守天雄军也有出色表现，将辽军抵挡在城门之外。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三十万岁币的代价换取了两国一百余年的和平。
而经过了澶渊之盟的“锻炼”，北宋朝臣之间的派系更加分明。没有了外扰，就只剩下了内争。
四、澶渊之盟之后的真宗朝党争
澶渊之盟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正式交换誓书，其后两国边界基本上和平相处，没有什么大的战事。而这时的北宋朝廷，寇准接替毕士安为首相，王钦若回朝，曹利用和丁谓升官，还有一大批因为在与辽作战有功的人进入中央政府，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
在真宗即位之后，澶渊之盟之前，朝堂之上二府官僚格局如下：咸平元年，吕端独相——咸平元年十月，“户部尚书张齐贤、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以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杨砺、宋湜并为枢密副使。”——咸平三年二月，“王旦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三月，“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向敏中并平章事，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门下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并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元年七月，“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八月，“以毕士安、寇准并平章事，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也就是说澶渊之盟后，从景德二年以后，中枢人员由寇准、向敏中、王旦、王钦若、李迪、丁谓等人交替接班，而党争也主要是以这几个人为首进行的。
首先就是王钦若与寇准。澶渊之盟之时，王钦若向真宗进言避祸江南，被寇准严词拒绝，王钦若知道此时真宗礼遇寇准，不能争过寇准的锋矛，留在皇帝身边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就主动要求出知大名府以避祸，“钦若既不能阻准，或请守魏以自效，奸雄为身谋或如此。”而在景德二年，真宗将王钦若调回朝廷，寇准却不让他回到二府中枢，另置了资政殿学士衔给王钦若，表面上是给他翰林清望之官，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参政之职。另外寇准还看到了丁谓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将他提拔到中枢来，担任三司使。王钦若本来副相的权力被剥夺，自然对寇准更加怨恨，一回到朝廷就开始了倒寇行动，他对真宗说了寇准将皇帝做筹码，孤注一掷以求声名的话，我以为其实对真宗而言只是罢免寇准的一个导火索。对真宗而言，寇准和王钦若在太宗末年储位之争中都对他有帮助，寇准固然是向太宗力荐真宗为太子，而王钦若在太宗怀疑真宗减税以邀民心的时候挺身而出为真宗声辩，一样是有定位的大功。而两厢比较之下，真宗自然喜欢说话办事都会看人脸色的王钦若，厌恶耿直敢为，好面折廷争的寇准了。即使是在澶渊之盟之前辽国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真宗仍然不愿让寇准担任首相之职，“乃先置宿德以镇之”，所以起用了毕士安，而毕士安看中的也只是寇准的才干，对真宗说：“……今北方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寇准虽然有才，但是他的个性实在孤傲，而且遇事独断专行，即使作的是对的事情也不让人高兴，从太宗时就很不得人缘，而他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想改，在真宗时，除了几个真正爱才的大臣如王旦外，一样没有什么人缘，他的朋友如杨亿，也同样是有才无人缘的人。这样的人在危机时刻出来挺身报国自然很有用处，但危机一过，他的坏处大家就又都想起来了，于是，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这一次王钦若为自己大大出了口恶气，还得到了丁谓这个大助。
其次是王旦与王钦若。景德三年，寇准出京，接替寇准为相的是王旦。王旦素来与寇准亲厚，对王钦若从来不喜，他上台自然是王钦若不愿意见到的。但是，真宗一朝，真宗虽然宠信王钦若，但是他所倚重的大臣仍然是后世所谓的“君子”，即李沆、王旦、寇准等人。王钦若与真宗在发扬道教上一拍即和，一部分可能因为王钦若本身对道家十分热衷，大部分原因还是为了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感觉。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即使换来了和平，但却失掉了天朝的面子，真宗毕竟是“中国天子”，如果不是军事战斗力上实在是差距太大，他是不会放弃武力，改为用金帛换和平的。盟约既签，心情自然不会好过，王钦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出了“天书降临”这么一场剧目。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真宗正要寻些题目作作，“天书降临”自然是个好题目，君臣两人如此合拍，天书闹剧一开始，真宗更不能离开王钦若了。
也因此，即使王旦如何厌恶王钦若，也无法将王钦若逐出中枢，他只有尽力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已。作为宰相，在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天书闹剧的时候，他没有挺身阻止，这一点在后世很为人所指，但是，当时真宗决心已下，即使他尽力阻止也不可能挽回局面，反而可能被逐出朝廷，作为一名标准的忠臣，皇帝的诏令就是最后的判决，在诏令之前可以廷争，但诏令已下，为了皇帝的尊严，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即使是寇准也在晚年向真宗献祥瑞以求回到中枢，何况老好人王旦？
王钦若这个时候是参知政事，登上相位是他期盼多年的愿望，真宗也一直有此意，但是因为王旦的存在，使王钦若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王旦去世后才成为宰相，也因此他一样深恨王旦。但是他也懂得树立党群好与王旦相抗衡。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四月，王旦力荐向敏中复相，为的就是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王钦若不甘示弱，在九月将丁谓推上参政之职。两人算是打了个平手，但王旦与寇准的好友杨亿却因为王钦若的迫害而冲动的弃官而去，杨亿在宋初文名满天下，素与王旦、寇准相厚，他的离去，和寇准的离职一样对王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王旦一直对天书事件耿耿于怀，对自己不能阻止感到难受，他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重病，对他而言，有生之年最重要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王钦若、丁谓一党继续为祸朝廷。他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李迪等人，用来对抗王钦若。他也知道，以真宗对王钦若的宠信，王钦若登上相位是迟早的事情，他也只有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对真宗的影响不让王钦若拜相，好好培植几个“君子党”，以期将来能挽回局面。果然，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逝，同年王钦若拜相。
第三，寇准与丁谓。寇准本来很欣赏丁谓的才干，但是丁谓在天书事件中的投机表现使寇准认识到了他的真面目，在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王钦若终因贪污有据而罢相，接替的是寇准和丁谓。于是王旦与王钦若的斗争由寇准和丁谓继承下来。寇准看丁谓不顺眼，丁谓自然也知道寇准看他不顺眼，寇准是天下名臣，丁谓刚刚拜相，自然不好去捻虎须，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一起对付寇准。
这时的真宗已经病重，虽然信重寇准，但是已经神智不清，在宫中被刘皇后控制，寇准一手策划的太子监国的议案，因为完全没有顾虑到刘皇后的权力而被刘皇后记恨；同时，曹利用也因为寇准对他的轻视而仇视寇准。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借助刘皇后的手除掉了寇准，这一次，寇准一贬再贬，终无回朝之日。丁谓可谓大获全胜。但是，就如之前所说，真宗一朝任命的主流还是君子党的人。寇准被贬，还有王曾。
第四，王曾与丁谓。真宗于乾兴元年病逝，仁宗即位，刘皇后监国摄政，丁谓这时势力如日中天，王曾要想对付他，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才行，而这个支持者，就是当初寇准要扳倒的刘皇后。王曾吸取了寇准和王旦的经验教训，利用刘皇后对丁谓专权的不满打倒了丁谓，从而结束自澶渊之盟以来的君子与小人之争。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党争时，可以发现，由于澶渊之盟的产生，不管当时人们对其观感如何，毕竟使宋朝和辽国都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宋朝君臣上上下下大多数以上朝中国自居，而今竟然和塞外蛮夷平等论交，使一部分士大夫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如王钦若等从天书封禅、天降祥瑞、编撰《道藏》等宗教活动中寻求安慰，不但劳民伤财，还得了个奸臣的恶名；而另一些人，如此后的富弼、范仲淹等，则从澶渊之盟中看到了宋朝政府内部的弊端：兵将分离，冗官冗兵且战斗力不强，于是开始反思会有这样的现状的原因，进而产生了变法的思潮。要看到的是，富弼亲身参加了澶渊之盟，范仲淹是君子党一力栽培的后继，真宗朝因为澶渊之盟而明朗化的党争，到了仁宗朝以后变得激化起来。
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使北宋大臣得以专注于内务，而澶渊之盟带来的人们心头的耻辱感一直是士大夫们头上的乌云，怎样洗刷这样的耻辱，使得“有识之士”们不断的实验，因而导致了较为温和的庆历新政和更加激烈的熙丰变法。
五、结语
澶渊之盟是宋辽战争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北宋一直想北进，在这之后，终于安于现状；澶渊之盟也是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引线：其一，和战孰为优劣成了日后党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二，在澶渊之盟中冒出来的丁谓、曹利用等人在其后的党争中扮演了主要和重要的角色；其三，由于澶渊之盟的签署，使北宋朝臣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打败契丹的内部原因，因而引发了求思求变的风潮，在今后演变成了变法风潮，为以后的庆历党争和熙丰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埋下了伏笔。
澶渊之盟于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正式交换誓书，其后两国边界基本上和平相处，没有什么大的战事。而这时的北宋朝廷，寇准接替毕士安为首相，王钦若回朝，曹利用和丁谓升官，还有一大批因为在与辽作战有功的人进入中央政府，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
在真宗即位之后，澶渊之盟之前，朝堂之上二府官僚格局如下：咸平元年，吕端独相——咸平元年十月，“户部尚书张齐贤、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以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杨砺、宋湜并为枢密副使。”——咸平三年二月，“王旦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三月，“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向敏中并平章事，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门下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并为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景德元年七月，“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八月，“以毕士安、寇准并平章事，宣徽南院使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签署枢密院事。”也就是说澶渊之盟后，从景德二年以后，中枢人员由寇准、向敏中、王旦、王钦若、李迪、丁谓等人交替接班，而党争也主要是以这几个人为首进行的。
首先就是王钦若与寇准。澶渊之盟之时，王钦若向真宗进言避祸江南，被寇准严词拒绝，王钦若知道此时真宗礼遇寇准，不能争过寇准的锋矛，留在皇帝身边恐怕会对自己不利，就主动要求出知大名府以避祸，“钦若既不能阻准，或请守魏以自效，奸雄为身谋或如此。”而在景德二年，真宗将王钦若调回朝廷，寇准却不让他回到二府中枢，另置了资政殿学士衔给王钦若，表面上是给他翰林清望之官，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参政之职。另外寇准还看到了丁谓在澶渊之盟中的表现，将他提拔到中枢来，担任三司使。王钦若本来副相的权力被剥夺，自然对寇准更加怨恨，一回到朝廷就开始了倒寇行动，他对真宗说了寇准将皇帝做筹码，孤注一掷以求声名的话，我以为其实对真宗而言只是罢免寇准的一个导火索。对真宗而言，寇准和王钦若在太宗末年储位之争中都对他有帮助，寇准固然是向太宗力荐真宗为太子，而王钦若在太宗怀疑真宗减税以邀民心的时候挺身而出为真宗声辩，一样是有定位的大功。而两厢比较之下，真宗自然喜欢说话办事都会看人脸色的王钦若，厌恶耿直敢为，好面折廷争的寇准了。即使是在澶渊之盟之前辽国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刻，真宗仍然不愿让寇准担任首相之职，“乃先置宿德以镇之”，所以起用了毕士安，而毕士安看中的也只是寇准的才干，对真宗说：“……今北方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寇准虽然有才，但是他的个性实在孤傲，而且遇事独断专行，即使作的是对的事情也不让人高兴，从太宗时就很不得人缘，而他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想改，在真宗时，除了几个真正爱才的大臣如王旦外，一样没有什么人缘，他的朋友如杨亿，也同样是有才无人缘的人。这样的人在危机时刻出来挺身报国自然很有用处，但危机一过，他的坏处大家就又都想起来了，于是，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这一次王钦若为自己大大出了口恶气，还得到了丁谓这个大助。
其次是王旦与王钦若。景德三年，寇准出京，接替寇准为相的是王旦。王旦素来与寇准亲厚，对王钦若从来不喜，他上台自然是王钦若不愿意见到的。但是，真宗一朝，真宗虽然宠信王钦若，但是他所倚重的大臣仍然是后世所谓的“君子”，即李沆、王旦、寇准等人。王钦若与真宗在发扬道教上一拍即和，一部分可能因为王钦若本身对道家十分热衷，大部分原因还是为了洗刷“城下之盟”的耻辱感觉。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即使换来了和平，但却失掉了天朝的面子，真宗毕竟是“中国天子”，如果不是军事战斗力上实在是差距太大，他是不会放弃武力，改为用金帛换和平的。盟约既签，心情自然不会好过，王钦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想出了“天书降临”这么一场剧目。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真宗正要寻些题目作作，“天书降临”自然是个好题目，君臣两人如此合拍，天书闹剧一开始，真宗更不能离开王钦若了。
也因此，即使王旦如何厌恶王钦若，也无法将王钦若逐出中枢，他只有尽力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已。作为宰相，在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天书闹剧的时候，他没有挺身阻止，这一点在后世很为人所指，但是，当时真宗决心已下，即使他尽力阻止也不可能挽回局面，反而可能被逐出朝廷，作为一名标准的忠臣，皇帝的诏令就是最后的判决，在诏令之前可以廷争，但诏令已下，为了皇帝的尊严，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即使是寇准也在晚年向真宗献祥瑞以求回到中枢，何况老好人王旦？
王钦若这个时候是参知政事，登上相位是他期盼多年的愿望，真宗也一直有此意，但是因为王旦的存在，使王钦若一直未能如愿，直到王旦去世后才成为宰相，也因此他一样深恨王旦。但是他也懂得树立党群好与王旦相抗衡。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四月，王旦力荐向敏中复相，为的就是阻止王钦若登上相位，而王钦若不甘示弱，在九月将丁谓推上参政之职。两人算是打了个平手，但王旦与寇准的好友杨亿却因为王钦若的迫害而冲动的弃官而去，杨亿在宋初文名满天下，素与王旦、寇准相厚，他的离去，和寇准的离职一样对王旦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王旦一直对天书事件耿耿于怀，对自己不能阻止感到难受，他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重病，对他而言，有生之年最重要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王钦若、丁谓一党继续为祸朝廷。他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李迪等人，用来对抗王钦若。他也知道，以真宗对王钦若的宠信，王钦若登上相位是迟早的事情，他也只有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对真宗的影响不让王钦若拜相，好好培植几个“君子党”，以期将来能挽回局面。果然，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逝，同年王钦若拜相。
第三，寇准与丁谓。寇准本来很欣赏丁谓的才干，但是丁谓在天书事件中的投机表现使寇准认识到了他的真面目，在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王钦若终因贪污有据而罢相，接替的是寇准和丁谓。于是王旦与王钦若的斗争由寇准和丁谓继承下来。寇准看丁谓不顺眼，丁谓自然也知道寇准看他不顺眼，寇准是天下名臣，丁谓刚刚拜相，自然不好去捻虎须，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一起对付寇准。
这时的真宗已经病重，虽然信重寇准，但是已经神智不清，在宫中被刘皇后控制，寇准一手策划的太子监国的议案，因为完全没有顾虑到刘皇后的权力而被刘皇后记恨；同时，曹利用也因为寇准对他的轻视而仇视寇准。于是，丁谓联合曹利用借助刘皇后的手除掉了寇准，这一次，寇准一贬再贬，终无回朝之日。丁谓可谓大获全胜。但是，就如之前所说，真宗一朝任命的主流还是君子党的人。寇准被贬，还有王曾。
第四，王曾与丁谓。真宗于乾兴元年病逝，仁宗即位，刘皇后监国摄政，丁谓这时势力如日中天，王曾要想对付他，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才行，而这个支持者，就是当初寇准要扳倒的刘皇后。王曾吸取了寇准和王旦的经验教训，利用刘皇后对丁谓专权的不满打倒了丁谓，从而结束自澶渊之盟以来的君子与小人之争。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党争时，可以发现，由于澶渊之盟的产生，不管当时人们对其观感如何，毕竟使宋朝和辽国都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宋朝君臣上上下下大多数以上朝中国自居，而今竟然和塞外蛮夷平等论交，使一部分士大夫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如王钦若等从天书封禅、天降祥瑞、编撰《道藏》等宗教活动中寻求安慰，不但劳民伤财，还得了个奸臣的恶名；而另一些人，如此后的富弼、范仲淹等，则从澶渊之盟中看到了宋朝政府内部的弊端：兵将分离，冗官冗兵且战斗力不强，于是开始反思会有这样的现状的原因，进而产生了变法的思潮。要看到的是，富弼亲身参加了澶渊之盟，范仲淹是君子党一力栽培的后继，真宗朝因为澶渊之盟而明朗化的党争，到了仁宗朝以后变得激化起来。
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使北宋大臣得以专注于内务，而澶渊之盟带来的人们心头的耻辱感一直是士大夫们头上的乌云，怎样洗刷这样的耻辱，使得“有识之士”们不断的实验，因而导致了较为温和的庆历新政和更加激烈的熙丰变法。
五、结语
澶渊之盟是宋辽战争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北宋一直想北进，在这之后，终于安于现状；澶渊之盟也是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引线：其一，和战孰为优劣成了日后党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二，在澶渊之盟中冒出来的丁谓、曹利用等人在其后的党争中扮演了主要和重要的角色；其三，由于澶渊之盟的签署，使北宋朝臣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打败契丹的内部原因，因而引发了求思求变的风潮，在今后演变成了变法风潮，为以后的庆历党争和熙丰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