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朔天运河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考（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9:17:24
关于朔天运河方案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考
范海辛
朔天运河方案，又称藏水北调或郭开方案，是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缺水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方案，2006年7月2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惊动高层的“大胆”设想》为题，报道了这一方案的来龙去脉，并集中报道了赞成和反对的种种理由。
本人不是水利专家，但对此事关心，故想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本人是郭开的铁杆粉丝，所以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看法，实际就是从不同层面对反方观点的反驳。
一、 形而之下
从《南方周末》所汇总的观点来看，反方的理由主要如下：
1， 黄土高坡的农民用不起西藏来的“天水”；
2， 建设300M高的大坝，国际尚无先例；
3， 高原施工的难题——缺氧、寒冷、泥石流、岩暴及岩石放射性等问题；
4， 大坝蓄水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引发地震；
5， 水入青海湖根本行不通；
6， ……
先不谈哲学，仅从形而下的常识层面来看，上述的理由就很难站得住脚。现逐条反驳如下：
1， 此次调水，不独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灌溉，还要解决整个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是位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称之是再造一个中国的工程也不为过。如果仅仅因为黄土高坡的农民因贫穷而望水兴叹就放弃，这个理由是否太单薄、太牵强？再说宁夏就有提水扬灌工程，为何藏水北调之后不能多建几个提水站？黄土高原如果不适于农耕，那么能否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提灌之水也并非一定要用来搞粗放的农田漫灌，为何不能搞节水滴灌、大棚种植这些低耗水的种植业？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贫穷地区用水的配套经费问题，但反对者不能以此否定引水工程本身，这是因噎废食、主次不分。干旱的北方，有水总比没水好。即使黄土高原因为贫穷一时用不起这些水，下游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还可以用嘛。
2， 从工程理论上说，100多米的大坝和300多米的大坝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不能拿洋人来卡中国人，既然三峡大坝能造，为何300米高的大坝就不能造？当然不排除300米高的大坝会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产生，但要相信中国的科技人员能够攻克这些技术难关。
3， 青藏铁路的成功建成已使中国土木工程界积累了在高原施工的经验。只要认真对待，上述的技术难题是可以克服的。
4， 《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郭开对水淹生物的问题已有解答，此处不赘。水库蓄水，当然会诱发地震，但一般均无大碍，经过水库几年蓄水后，这些诱发地震最后都会消失。世界上至今未见因水库蓄水诱发地震导致大坝垮塌的报道。西藏高原如此大规模地蓄水是否会诱发毁灭性大地震？这要通过地质勘探确定。不过世界屋脊处的地壳上堆积了如此多的山脉，至今未见压垮地壳、引发山崩地陷，难道蓄一些水就会压垮地壳？
5， 这是水利部长对将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的批评，即青海湖的咸水会污染所调来的淡水。此方案如果不行，难道就不能有替代方案？这是一个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方案的可行性。
反对意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里也拉出来一起批判：
1， 中国工程院以钱正英、张光斗为首的部分院士认为，该方案就是想把西北变江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即使调水成功，西北仍然不可能变为江南。其潜台词是人工无法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
（横线下为本人的批判）
这是典型的先歪曲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批判证伪的手法。也许郭开与其支持者有此想法和说法，但与方案的可行与否并无逻辑上的关系。调水者只是想用西藏之水在干旱的不适人居的西北、华北之地营造局部绿洲以发展经济、拓展国人的生存空间，调水如能改变当地的小气候这是最好，即使不能，只要有水，拓展了生存空间，也是好事。中东阿拉伯人在沙漠中以人工方式营造局部绿洲有成功的经验，即使大气候不变，只要有水，局部绿洲是可以在沙漠中存在的。这些院士以调水无法改变气候来论证调水的不可行性，存有逻辑上的谬误。
2， 调水与节水。汪部长与王浩院士认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浪费水的行为，因此节水应优先于调水，调水是无奈之举。
这两个主儿，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如果中国人均淡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他们的主意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许这个水平高于以色列，但你能用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农民吗？中国的国土面积不小，但因为缺水，所以不毛之地占了大半国土，13亿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西藏调水，就是中国人被逼无奈、用水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悲壮之举。
开源与节流，两者都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既要调水，也要节水。不能以节水为由来否定调水，因为节水并不能带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效能，因此调水比节水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大西线就是造航空母舰，现在的南水北调象造万吨轮。我们要先学会造万吨轮，不要急吼吼地想着造航母”(王浩语)
大西线就是指朔天运河方案。以航母和万吨轮来比喻朔天运河和南水北调似有不妥。因为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有一个西线调水方案，相对于朔天运河方案，又称为小西线方案。这个小西线与大西线二者是矛盾对立的。据郭开等人的测算，小西线方案不如大西线，无论在施工的难易还是在调水的效果方面。既然如此，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就应加紧进行，以解山东华北的燃眉之急。中东线完工后再上大西线。待大西线完工后，中东线调水作用下降，但在夏秋汛期，仍有降低丹江口水库水位和长江下游水位的功能。但是南水北调没有拓展生存空间的功能。
4，“按大西线的施工难度，调水至少要投资1万亿，根本不是二千多亿”（王浩语）
如果朔天运河能产生十几万亿元的直接经济效果，那么投资巨大就不是工程不能上马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此乃一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工程，即使经济效益一时差一些，也应该尽早上马，因为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
综上所述，反对的理由都很单薄无力，似有螳臂当车之感。但并不意味朔天运河方案就能上马。虽然该方案利益巨大、效果诱人，却仍难打动决策层。这就有必要分析隐藏在上述显性问题背后的隐性问题，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思索朔天运河的利弊得失。
二、 形而之上
1， 谁更专业？
对朔天运河无法言说的担忧，来源于对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后果的无法预知。而自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以来，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加深了人们对此的忧虑。在这方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由于其专业较社会活动家、军人、政治家更接近水利工程和环境保护，因此更多地从项目的微观层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这就使他们倾向于放大上述的忧虑，缩小宏观层面项目上马带来的效益，所以对该项目往往持保守反对的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无疑较非专业人士更易影响到政治家。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支持和反对项目的双方，谁更专业？或说政治家更应听取谁的意见？
严格来说，至少中国目前并无哪一位院士敢说，自己是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专家。即使是水利专家，也只是对水利内行，对气候、环境则不甚了了，而气候、环境方面的专家，不一定懂水利和地质。因此，在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中国目前并无专家。项目对立的双方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也许有人会对笔者的这一结论反驳——难道水利专家对某项水利工程后果的意见不比一个非水利专家更可靠一些吗？是的，因为水利工程与工程后果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候，也许环境专家比水利专家的意见更可靠一些。但无论可靠程度如何，只有实践后果是决定性的。更可靠不等于百分百的可靠。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和在飞行了三分钟后爆炸，其后果是一样的，不见得飞了三分钟后爆炸的火箭可靠性就更高一些、他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应该有比前者更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最讲究缜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和五十步笑百步所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此外，就本项目对立双方而言，郭开一方也非完全外行。郭先生为了这个项目，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渐渐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他还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实地踏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那些反对的院士，有几个象郭开那样，对项目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论证工作？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院士在与项目不相关的领域有建树，就可以花很少时间取得比郭开更多的话语权吗？
郭开等人遇到的阻力，更多来自一种非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在反对郭开人士的眼中，郭开属于“民科”，是登不得学术的大雅之堂的。何也？盖因一无科班出身，二无官方认可的专业背景。哪怕你成了该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专家，哪怕你对项目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论证工作，你的成果都是可疑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缺乏理性，不相信自己的理性，总想找理性之外的权威——一种外在的判定形式——诸如有否科班文凭、师从某人、学位如何、官拜何级等。我们说吃鸡蛋不必看母鸡，但这些人不是从鸡蛋的内在营养成分来判别鸡蛋的优劣，而好从生蛋母鸡的毛色等不相关因素来判别鸡蛋的优劣。
另有一种来自学院派的非理性苛求，他们认为象郭开这样未经科班正规训练的“民科”人士，哪怕在某个领域研究再多，其研究成果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相信，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科班教授的那一种，除此之外都是“野狐禅”。这是对现有科研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事实证明，许多科技上的发现和发明，都是源于对既有方法的突破。
因此，从专业与否的角度而言，双方是对等的。政治家应该遵循“兼听则明”的古训。
2， 院士的忧虑是否有放大之嫌？
虽然现在我国还没有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权威，但能否认定一些院士对此的忧虑有放大之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忧虑是如何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型水利工程在建成运行几十年后，的确出现了许多当初未曾料到的问题，它们是
（1） 大坝修建隔断河流与海洋的泥沙交流，导致沿海三角洲地区地貌与生态的改变，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典型的如阿斯旺大坝对尼罗河口的灾难性影响；
（2） 河流上的大坝影响了某些洄游鱼类的繁殖，导致一些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濒危和灭绝；
（3） 水利工程修建中对周围环境和植被的破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4） 水库淹没区对动植物群落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破坏而无相应迁移和补偿建设；
（5） 水库淹没区内水下大量动植物腐烂放出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
（6） 水库蓄水区局部小气候的剧变导致某些动植物物种的不能适应而灭绝；
（7） 跨区域调水对调出区和调入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群落的未知影响；
（8）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难题，如何保证移民在移入地的安居乐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上述问题的存在。但说句老实话，与这些水利工程的正面效益相比，上述的问题只是一时的代价。而且，随着人类在水利工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积累，这些代价正在得以降低和避免。此次青藏铁路的施工，就在环保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效降低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是，某些院士和环保人士对大型水利工程后果的忧虑，不仅限于上述罗列的显性问题，还有一些理性无法言说的隐性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工程对自然环境（指气候、泥沙运动、大气环流及动植物生长等）的影响需要在一个长周期内才能显现，故一时的理性无法作出判断，所以应该慎重再慎重。问题是这个长周期的时间，究竟是10年还是100年，似乎是科学理性难以言说的。在科学理性难以介入之地，神秘的非理性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慎重就成为否定的借口，忧虑在非理性的作用下被放大，超越了慎重的合理界线。
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工程建了有几千年了，它们的负面效应在哪里？也许当年有些动植物因为这两个工程而绝种了，但与这两个工程带来的效益相比，负面效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当年的李冰父子来咨询现在这些院士，回答肯定是“要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这些祸国殃民的水利工程。”至于修大运河的隋炀帝，那更是应遭天谴人诛——这个独夫民贼，为了自己赏琼花，竟然如此劳民伤财、破坏环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公允地说，观察一个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30－40年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水利工程，事实证明，该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一些，但是不大。至少在跨流域调水方面，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工程实例，这些工程对水源调出地和调入地的负面影响都不大。人类近百年来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因事先筹划设计失当造成失败外（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基本上都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是饱受诟病的埃及阿斯旺水坝也是如此，还没有发生如赫鲁晓夫50年代在哈萨克大垦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这充分说明，这些院士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负面效应的确有些反应过当，其忧虑被有放大之嫌。
3， 西方后现代化对我国的“问题殖民”。
不可否认，反对朔天运河的这些院士都具有极发达的科学理性，何以这些科学家、工程师会在工程问题上陷入非理性的忧虑中？这就不能不谈到西方的“问题殖民”。
“问题殖民”一词系秦晖先生首创。刚好在刊登朔天运河同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的30版，载有秦先生所著《左派之祖？右派之祖？》一文，秦先生针对新左派虚构的西方“文化殖民”，提出了事实上严重存在的西方“问题殖民”。所谓“问题殖民”就是，把西方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阶段。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现代化的初期。因此西方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肯定不一样。而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者，往往不知东西方这一发展差距，把西方学者的前瞻性研究当作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就好像是大腹便便、坐着悍马越野车的西方学者，来到宁夏山区，对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大讲节食重要性一样可笑。新左派就是这样一帮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自己在西方没本事不能挤进主流社会，又不肯回大陆来吃苦，于是便痛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鼓吹文革、大跃进和五七干校。他们在西方住洋房、开轿车，却希望中国最好回到宋朝，供他们带着洋鬼子在假期来中国参观猎奇，一方面也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当地官员眼中的高等华人、爱国侨胞。
西方在基本解决了人权与大众的吃穿用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整个社会在向满足大众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中，环境问题首当其冲，于是绿党可以进入议会，由此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不仅同性恋的权利要保护，还要保护动物和植物的权利，兽道主义因此与人道主义具有同等价值（如法兰西斯 福山所言，还有人要为病毒、细菌争取权利）。
由于大型水利工程肯定不能满足兽道主义和植物权利代表者的要求，再加上西方水利开发基本完成，于是中国的大坝成了这些激进环保人士的攻击目标。这些人士用以反对大坝建设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是以伪科学的手段糊弄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胡说什么改变水系流向会引发局部气候甚至是大气环流的改变，导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发生（实际上西方国家那么多大坝，有几座改变了大气环流？）；其二就是以兽道主义压倒人道主义，在这些人士的眼中，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不及一个植物物种重要。他们的逻辑是，人死了可以再生，物种灭绝了无法再生。这就是西方“问题殖民”的后果，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久矣，自然无法抵挡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问题殖民”，乖乖地作了俘虏。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朔天运河是一个比三峡工程更有价值的项目，是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举。如此重要的项目，晚上不如早上。政治家应该明白，反对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否定本项目的可行性，只是应该在项目开发中予以充分注意，使项目的开发能够面面俱到，既拓展了生存空间，又能在西部建设一个秀美山川，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另外要补充的是，许多人对此项目的巨大投资忧虑，担心近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非国力所能负担。据我的研究，人民币实际少发了至少70万亿元，这正是美国人压我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从这70万亿元中拿出一万亿元，根本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反而会拉动内需、带动就业。关于货币少发问题，可见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须》或《关于新大跃进》（同挂于天涯—关天茶舍，作者为“上海范海辛”）。
2006年7月3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
关于朔天运河方案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考
范海辛
朔天运河方案，又称藏水北调或郭开方案，是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缺水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方案，2006年7月2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惊动高层的“大胆”设想》为题，报道了这一方案的来龙去脉，并集中报道了赞成和反对的种种理由。
本人不是水利专家，但对此事关心，故想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本人是郭开的铁杆粉丝，所以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看法，实际就是从不同层面对反方观点的反驳。
一、 形而之下
从《南方周末》所汇总的观点来看，反方的理由主要如下：
1， 黄土高坡的农民用不起西藏来的“天水”；
2， 建设300M高的大坝，国际尚无先例；
3， 高原施工的难题——缺氧、寒冷、泥石流、岩暴及岩石放射性等问题；
4， 大坝蓄水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引发地震；
5， 水入青海湖根本行不通；
6， ……
先不谈哲学，仅从形而下的常识层面来看，上述的理由就很难站得住脚。现逐条反驳如下：
1， 此次调水，不独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灌溉，还要解决整个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是位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称之是再造一个中国的工程也不为过。如果仅仅因为黄土高坡的农民因贫穷而望水兴叹就放弃，这个理由是否太单薄、太牵强？再说宁夏就有提水扬灌工程，为何藏水北调之后不能多建几个提水站？黄土高原如果不适于农耕，那么能否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提灌之水也并非一定要用来搞粗放的农田漫灌，为何不能搞节水滴灌、大棚种植这些低耗水的种植业？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贫穷地区用水的配套经费问题，但反对者不能以此否定引水工程本身，这是因噎废食、主次不分。干旱的北方，有水总比没水好。即使黄土高原因为贫穷一时用不起这些水，下游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还可以用嘛。
2， 从工程理论上说，100多米的大坝和300多米的大坝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不能拿洋人来卡中国人，既然三峡大坝能造，为何300米高的大坝就不能造？当然不排除300米高的大坝会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产生，但要相信中国的科技人员能够攻克这些技术难关。
3， 青藏铁路的成功建成已使中国土木工程界积累了在高原施工的经验。只要认真对待，上述的技术难题是可以克服的。
4， 《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郭开对水淹生物的问题已有解答，此处不赘。水库蓄水，当然会诱发地震，但一般均无大碍，经过水库几年蓄水后，这些诱发地震最后都会消失。世界上至今未见因水库蓄水诱发地震导致大坝垮塌的报道。西藏高原如此大规模地蓄水是否会诱发毁灭性大地震？这要通过地质勘探确定。不过世界屋脊处的地壳上堆积了如此多的山脉，至今未见压垮地壳、引发山崩地陷，难道蓄一些水就会压垮地壳？
5， 这是水利部长对将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的批评，即青海湖的咸水会污染所调来的淡水。此方案如果不行，难道就不能有替代方案？这是一个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方案的可行性。
反对意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里也拉出来一起批判：
1， 中国工程院以钱正英、张光斗为首的部分院士认为，该方案就是想把西北变江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即使调水成功，西北仍然不可能变为江南。其潜台词是人工无法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
（横线下为本人的批判）
这是典型的先歪曲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批判证伪的手法。也许郭开与其支持者有此想法和说法，但与方案的可行与否并无逻辑上的关系。调水者只是想用西藏之水在干旱的不适人居的西北、华北之地营造局部绿洲以发展经济、拓展国人的生存空间，调水如能改变当地的小气候这是最好，即使不能，只要有水，拓展了生存空间，也是好事。中东阿拉伯人在沙漠中以人工方式营造局部绿洲有成功的经验，即使大气候不变，只要有水，局部绿洲是可以在沙漠中存在的。这些院士以调水无法改变气候来论证调水的不可行性，存有逻辑上的谬误。
2， 调水与节水。汪部长与王浩院士认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浪费水的行为，因此节水应优先于调水，调水是无奈之举。
这两个主儿，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如果中国人均淡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他们的主意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许这个水平高于以色列，但你能用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农民吗？中国的国土面积不小，但因为缺水，所以不毛之地占了大半国土，13亿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西藏调水，就是中国人被逼无奈、用水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悲壮之举。
开源与节流，两者都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既要调水，也要节水。不能以节水为由来否定调水，因为节水并不能带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效能，因此调水比节水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大西线就是造航空母舰，现在的南水北调象造万吨轮。我们要先学会造万吨轮，不要急吼吼地想着造航母”(王浩语)
大西线就是指朔天运河方案。以航母和万吨轮来比喻朔天运河和南水北调似有不妥。因为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有一个西线调水方案，相对于朔天运河方案，又称为小西线方案。这个小西线与大西线二者是矛盾对立的。据郭开等人的测算，小西线方案不如大西线，无论在施工的难易还是在调水的效果方面。既然如此，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就应加紧进行，以解山东华北的燃眉之急。中东线完工后再上大西线。待大西线完工后，中东线调水作用下降，但在夏秋汛期，仍有降低丹江口水库水位和长江下游水位的功能。但是南水北调没有拓展生存空间的功能。
4，“按大西线的施工难度，调水至少要投资1万亿，根本不是二千多亿”（王浩语）
如果朔天运河能产生十几万亿元的直接经济效果，那么投资巨大就不是工程不能上马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此乃一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工程，即使经济效益一时差一些，也应该尽早上马，因为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
综上所述，反对的理由都很单薄无力，似有螳臂当车之感。但并不意味朔天运河方案就能上马。虽然该方案利益巨大、效果诱人，却仍难打动决策层。这就有必要分析隐藏在上述显性问题背后的隐性问题，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思索朔天运河的利弊得失。
二、 形而之上
1， 谁更专业？
对朔天运河无法言说的担忧，来源于对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后果的无法预知。而自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以来，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加深了人们对此的忧虑。在这方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由于其专业较社会活动家、军人、政治家更接近水利工程和环境保护，因此更多地从项目的微观层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这就使他们倾向于放大上述的忧虑，缩小宏观层面项目上马带来的效益，所以对该项目往往持保守反对的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无疑较非专业人士更易影响到政治家。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支持和反对项目的双方，谁更专业？或说政治家更应听取谁的意见？
严格来说，至少中国目前并无哪一位院士敢说，自己是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专家。即使是水利专家，也只是对水利内行，对气候、环境则不甚了了，而气候、环境方面的专家，不一定懂水利和地质。因此，在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中国目前并无专家。项目对立的双方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也许有人会对笔者的这一结论反驳——难道水利专家对某项水利工程后果的意见不比一个非水利专家更可靠一些吗？是的，因为水利工程与工程后果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候，也许环境专家比水利专家的意见更可靠一些。但无论可靠程度如何，只有实践后果是决定性的。更可靠不等于百分百的可靠。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和在飞行了三分钟后爆炸，其后果是一样的，不见得飞了三分钟后爆炸的火箭可靠性就更高一些、他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应该有比前者更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最讲究缜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和五十步笑百步所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此外，就本项目对立双方而言，郭开一方也非完全外行。郭先生为了这个项目，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渐渐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他还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实地踏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那些反对的院士，有几个象郭开那样，对项目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论证工作？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院士在与项目不相关的领域有建树，就可以花很少时间取得比郭开更多的话语权吗？
郭开等人遇到的阻力，更多来自一种非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在反对郭开人士的眼中，郭开属于“民科”，是登不得学术的大雅之堂的。何也？盖因一无科班出身，二无官方认可的专业背景。哪怕你成了该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专家，哪怕你对项目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论证工作，你的成果都是可疑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缺乏理性，不相信自己的理性，总想找理性之外的权威——一种外在的判定形式——诸如有否科班文凭、师从某人、学位如何、官拜何级等。我们说吃鸡蛋不必看母鸡，但这些人不是从鸡蛋的内在营养成分来判别鸡蛋的优劣，而好从生蛋母鸡的毛色等不相关因素来判别鸡蛋的优劣。
另有一种来自学院派的非理性苛求，他们认为象郭开这样未经科班正规训练的“民科”人士，哪怕在某个领域研究再多，其研究成果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相信，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科班教授的那一种，除此之外都是“野狐禅”。这是对现有科研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事实证明，许多科技上的发现和发明，都是源于对既有方法的突破。
因此，从专业与否的角度而言，双方是对等的。政治家应该遵循“兼听则明”的古训。
2， 院士的忧虑是否有放大之嫌？
虽然现在我国还没有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权威，但能否认定一些院士对此的忧虑有放大之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忧虑是如何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型水利工程在建成运行几十年后，的确出现了许多当初未曾料到的问题，它们是
（1） 大坝修建隔断河流与海洋的泥沙交流，导致沿海三角洲地区地貌与生态的改变，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典型的如阿斯旺大坝对尼罗河口的灾难性影响；
（2） 河流上的大坝影响了某些洄游鱼类的繁殖，导致一些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濒危和灭绝；
（3） 水利工程修建中对周围环境和植被的破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4） 水库淹没区对动植物群落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破坏而无相应迁移和补偿建设；
（5） 水库淹没区内水下大量动植物腐烂放出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
（6） 水库蓄水区局部小气候的剧变导致某些动植物物种的不能适应而灭绝；
（7） 跨区域调水对调出区和调入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群落的未知影响；
（8）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难题，如何保证移民在移入地的安居乐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上述问题的存在。但说句老实话，与这些水利工程的正面效益相比，上述的问题只是一时的代价。而且，随着人类在水利工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积累，这些代价正在得以降低和避免。此次青藏铁路的施工，就在环保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效降低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是，某些院士和环保人士对大型水利工程后果的忧虑，不仅限于上述罗列的显性问题，还有一些理性无法言说的隐性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工程对自然环境（指气候、泥沙运动、大气环流及动植物生长等）的影响需要在一个长周期内才能显现，故一时的理性无法作出判断，所以应该慎重再慎重。问题是这个长周期的时间，究竟是10年还是100年，似乎是科学理性难以言说的。在科学理性难以介入之地，神秘的非理性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慎重就成为否定的借口，忧虑在非理性的作用下被放大，超越了慎重的合理界线。
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工程建了有几千年了，它们的负面效应在哪里？也许当年有些动植物因为这两个工程而绝种了，但与这两个工程带来的效益相比，负面效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当年的李冰父子来咨询现在这些院士，回答肯定是“要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这些祸国殃民的水利工程。”至于修大运河的隋炀帝，那更是应遭天谴人诛——这个独夫民贼，为了自己赏琼花，竟然如此劳民伤财、破坏环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公允地说，观察一个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30－40年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水利工程，事实证明，该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一些，但是不大。至少在跨流域调水方面，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工程实例，这些工程对水源调出地和调入地的负面影响都不大。人类近百年来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因事先筹划设计失当造成失败外（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基本上都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是饱受诟病的埃及阿斯旺水坝也是如此，还没有发生如赫鲁晓夫50年代在哈萨克大垦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这充分说明，这些院士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负面效应的确有些反应过当，其忧虑被有放大之嫌。
3， 西方后现代化对我国的“问题殖民”。
不可否认，反对朔天运河的这些院士都具有极发达的科学理性，何以这些科学家、工程师会在工程问题上陷入非理性的忧虑中？这就不能不谈到西方的“问题殖民”。
“问题殖民”一词系秦晖先生首创。刚好在刊登朔天运河同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的30版，载有秦先生所著《左派之祖？右派之祖？》一文，秦先生针对新左派虚构的西方“文化殖民”，提出了事实上严重存在的西方“问题殖民”。所谓“问题殖民”就是，把西方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阶段。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现代化的初期。因此西方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肯定不一样。而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者，往往不知东西方这一发展差距，把西方学者的前瞻性研究当作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就好像是大腹便便、坐着悍马越野车的西方学者，来到宁夏山区，对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大讲节食重要性一样可笑。新左派就是这样一帮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自己在西方没本事不能挤进主流社会，又不肯回大陆来吃苦，于是便痛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鼓吹文革、大跃进和五七干校。他们在西方住洋房、开轿车，却希望中国最好回到宋朝，供他们带着洋鬼子在假期来中国参观猎奇，一方面也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当地官员眼中的高等华人、爱国侨胞。
西方在基本解决了人权与大众的吃穿用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整个社会在向满足大众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中，环境问题首当其冲，于是绿党可以进入议会，由此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不仅同性恋的权利要保护，还要保护动物和植物的权利，兽道主义因此与人道主义具有同等价值（如法兰西斯 福山所言，还有人要为病毒、细菌争取权利）。
由于大型水利工程肯定不能满足兽道主义和植物权利代表者的要求，再加上西方水利开发基本完成，于是中国的大坝成了这些激进环保人士的攻击目标。这些人士用以反对大坝建设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是以伪科学的手段糊弄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胡说什么改变水系流向会引发局部气候甚至是大气环流的改变，导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发生（实际上西方国家那么多大坝，有几座改变了大气环流？）；其二就是以兽道主义压倒人道主义，在这些人士的眼中，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不及一个植物物种重要。他们的逻辑是，人死了可以再生，物种灭绝了无法再生。这就是西方“问题殖民”的后果，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久矣，自然无法抵挡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问题殖民”，乖乖地作了俘虏。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朔天运河是一个比三峡工程更有价值的项目，是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举。如此重要的项目，晚上不如早上。政治家应该明白，反对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否定本项目的可行性，只是应该在项目开发中予以充分注意，使项目的开发能够面面俱到，既拓展了生存空间，又能在西部建设一个秀美山川，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另外要补充的是，许多人对此项目的巨大投资忧虑，担心近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非国力所能负担。据我的研究，人民币实际少发了至少70万亿元，这正是美国人压我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从这70万亿元中拿出一万亿元，根本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反而会拉动内需、带动就业。关于货币少发问题，可见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须》或《关于新大跃进》（同挂于天涯—关天茶舍，作者为“上海范海辛”）。
2006年7月3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
范海辛
朔天运河方案，又称藏水北调或郭开方案，是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缺水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方案，2006年7月2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惊动高层的“大胆”设想》为题，报道了这一方案的来龙去脉，并集中报道了赞成和反对的种种理由。
本人不是水利专家，但对此事关心，故想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本人是郭开的铁杆粉丝，所以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看法，实际就是从不同层面对反方观点的反驳。
一、 形而之下
从《南方周末》所汇总的观点来看，反方的理由主要如下：
1， 黄土高坡的农民用不起西藏来的“天水”；
2， 建设300M高的大坝，国际尚无先例；
3， 高原施工的难题——缺氧、寒冷、泥石流、岩暴及岩石放射性等问题；
4， 大坝蓄水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引发地震；
5， 水入青海湖根本行不通；
6， ……
先不谈哲学，仅从形而下的常识层面来看，上述的理由就很难站得住脚。现逐条反驳如下：
1， 此次调水，不独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灌溉，还要解决整个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是位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称之是再造一个中国的工程也不为过。如果仅仅因为黄土高坡的农民因贫穷而望水兴叹就放弃，这个理由是否太单薄、太牵强？再说宁夏就有提水扬灌工程，为何藏水北调之后不能多建几个提水站？黄土高原如果不适于农耕，那么能否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提灌之水也并非一定要用来搞粗放的农田漫灌，为何不能搞节水滴灌、大棚种植这些低耗水的种植业？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贫穷地区用水的配套经费问题，但反对者不能以此否定引水工程本身，这是因噎废食、主次不分。干旱的北方，有水总比没水好。即使黄土高原因为贫穷一时用不起这些水，下游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还可以用嘛。
2， 从工程理论上说，100多米的大坝和300多米的大坝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不能拿洋人来卡中国人，既然三峡大坝能造，为何300米高的大坝就不能造？当然不排除300米高的大坝会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产生，但要相信中国的科技人员能够攻克这些技术难关。
3， 青藏铁路的成功建成已使中国土木工程界积累了在高原施工的经验。只要认真对待，上述的技术难题是可以克服的。
4， 《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郭开对水淹生物的问题已有解答，此处不赘。水库蓄水，当然会诱发地震，但一般均无大碍，经过水库几年蓄水后，这些诱发地震最后都会消失。世界上至今未见因水库蓄水诱发地震导致大坝垮塌的报道。西藏高原如此大规模地蓄水是否会诱发毁灭性大地震？这要通过地质勘探确定。不过世界屋脊处的地壳上堆积了如此多的山脉，至今未见压垮地壳、引发山崩地陷，难道蓄一些水就会压垮地壳？
5， 这是水利部长对将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的批评，即青海湖的咸水会污染所调来的淡水。此方案如果不行，难道就不能有替代方案？这是一个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方案的可行性。
反对意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里也拉出来一起批判：
1， 中国工程院以钱正英、张光斗为首的部分院士认为，该方案就是想把西北变江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即使调水成功，西北仍然不可能变为江南。其潜台词是人工无法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
（横线下为本人的批判）
这是典型的先歪曲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批判证伪的手法。也许郭开与其支持者有此想法和说法，但与方案的可行与否并无逻辑上的关系。调水者只是想用西藏之水在干旱的不适人居的西北、华北之地营造局部绿洲以发展经济、拓展国人的生存空间，调水如能改变当地的小气候这是最好，即使不能，只要有水，拓展了生存空间，也是好事。中东阿拉伯人在沙漠中以人工方式营造局部绿洲有成功的经验，即使大气候不变，只要有水，局部绿洲是可以在沙漠中存在的。这些院士以调水无法改变气候来论证调水的不可行性，存有逻辑上的谬误。
2， 调水与节水。汪部长与王浩院士认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浪费水的行为，因此节水应优先于调水，调水是无奈之举。
这两个主儿，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如果中国人均淡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他们的主意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许这个水平高于以色列，但你能用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农民吗？中国的国土面积不小，但因为缺水，所以不毛之地占了大半国土，13亿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西藏调水，就是中国人被逼无奈、用水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悲壮之举。
开源与节流，两者都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既要调水，也要节水。不能以节水为由来否定调水，因为节水并不能带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效能，因此调水比节水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大西线就是造航空母舰，现在的南水北调象造万吨轮。我们要先学会造万吨轮，不要急吼吼地想着造航母”(王浩语)
大西线就是指朔天运河方案。以航母和万吨轮来比喻朔天运河和南水北调似有不妥。因为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有一个西线调水方案，相对于朔天运河方案，又称为小西线方案。这个小西线与大西线二者是矛盾对立的。据郭开等人的测算，小西线方案不如大西线，无论在施工的难易还是在调水的效果方面。既然如此，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就应加紧进行，以解山东华北的燃眉之急。中东线完工后再上大西线。待大西线完工后，中东线调水作用下降，但在夏秋汛期，仍有降低丹江口水库水位和长江下游水位的功能。但是南水北调没有拓展生存空间的功能。
4，“按大西线的施工难度，调水至少要投资1万亿，根本不是二千多亿”（王浩语）
如果朔天运河能产生十几万亿元的直接经济效果，那么投资巨大就不是工程不能上马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此乃一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工程，即使经济效益一时差一些，也应该尽早上马，因为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
综上所述，反对的理由都很单薄无力，似有螳臂当车之感。但并不意味朔天运河方案就能上马。虽然该方案利益巨大、效果诱人，却仍难打动决策层。这就有必要分析隐藏在上述显性问题背后的隐性问题，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思索朔天运河的利弊得失。
二、 形而之上
1， 谁更专业？
对朔天运河无法言说的担忧，来源于对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后果的无法预知。而自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以来，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加深了人们对此的忧虑。在这方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由于其专业较社会活动家、军人、政治家更接近水利工程和环境保护，因此更多地从项目的微观层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这就使他们倾向于放大上述的忧虑，缩小宏观层面项目上马带来的效益，所以对该项目往往持保守反对的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无疑较非专业人士更易影响到政治家。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支持和反对项目的双方，谁更专业？或说政治家更应听取谁的意见？
严格来说，至少中国目前并无哪一位院士敢说，自己是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专家。即使是水利专家，也只是对水利内行，对气候、环境则不甚了了，而气候、环境方面的专家，不一定懂水利和地质。因此，在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中国目前并无专家。项目对立的双方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也许有人会对笔者的这一结论反驳——难道水利专家对某项水利工程后果的意见不比一个非水利专家更可靠一些吗？是的，因为水利工程与工程后果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候，也许环境专家比水利专家的意见更可靠一些。但无论可靠程度如何，只有实践后果是决定性的。更可靠不等于百分百的可靠。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和在飞行了三分钟后爆炸，其后果是一样的，不见得飞了三分钟后爆炸的火箭可靠性就更高一些、他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应该有比前者更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最讲究缜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和五十步笑百步所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此外，就本项目对立双方而言，郭开一方也非完全外行。郭先生为了这个项目，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渐渐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他还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实地踏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那些反对的院士，有几个象郭开那样，对项目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论证工作？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院士在与项目不相关的领域有建树，就可以花很少时间取得比郭开更多的话语权吗？
郭开等人遇到的阻力，更多来自一种非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在反对郭开人士的眼中，郭开属于“民科”，是登不得学术的大雅之堂的。何也？盖因一无科班出身，二无官方认可的专业背景。哪怕你成了该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专家，哪怕你对项目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论证工作，你的成果都是可疑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缺乏理性，不相信自己的理性，总想找理性之外的权威——一种外在的判定形式——诸如有否科班文凭、师从某人、学位如何、官拜何级等。我们说吃鸡蛋不必看母鸡，但这些人不是从鸡蛋的内在营养成分来判别鸡蛋的优劣，而好从生蛋母鸡的毛色等不相关因素来判别鸡蛋的优劣。
另有一种来自学院派的非理性苛求，他们认为象郭开这样未经科班正规训练的“民科”人士，哪怕在某个领域研究再多，其研究成果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相信，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科班教授的那一种，除此之外都是“野狐禅”。这是对现有科研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事实证明，许多科技上的发现和发明，都是源于对既有方法的突破。
因此，从专业与否的角度而言，双方是对等的。政治家应该遵循“兼听则明”的古训。
2， 院士的忧虑是否有放大之嫌？
虽然现在我国还没有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权威，但能否认定一些院士对此的忧虑有放大之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忧虑是如何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型水利工程在建成运行几十年后，的确出现了许多当初未曾料到的问题，它们是
（1） 大坝修建隔断河流与海洋的泥沙交流，导致沿海三角洲地区地貌与生态的改变，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典型的如阿斯旺大坝对尼罗河口的灾难性影响；
（2） 河流上的大坝影响了某些洄游鱼类的繁殖，导致一些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濒危和灭绝；
（3） 水利工程修建中对周围环境和植被的破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4） 水库淹没区对动植物群落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破坏而无相应迁移和补偿建设；
（5） 水库淹没区内水下大量动植物腐烂放出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
（6） 水库蓄水区局部小气候的剧变导致某些动植物物种的不能适应而灭绝；
（7） 跨区域调水对调出区和调入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群落的未知影响；
（8）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难题，如何保证移民在移入地的安居乐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上述问题的存在。但说句老实话，与这些水利工程的正面效益相比，上述的问题只是一时的代价。而且，随着人类在水利工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积累，这些代价正在得以降低和避免。此次青藏铁路的施工，就在环保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效降低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是，某些院士和环保人士对大型水利工程后果的忧虑，不仅限于上述罗列的显性问题，还有一些理性无法言说的隐性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工程对自然环境（指气候、泥沙运动、大气环流及动植物生长等）的影响需要在一个长周期内才能显现，故一时的理性无法作出判断，所以应该慎重再慎重。问题是这个长周期的时间，究竟是10年还是100年，似乎是科学理性难以言说的。在科学理性难以介入之地，神秘的非理性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慎重就成为否定的借口，忧虑在非理性的作用下被放大，超越了慎重的合理界线。
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工程建了有几千年了，它们的负面效应在哪里？也许当年有些动植物因为这两个工程而绝种了，但与这两个工程带来的效益相比，负面效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当年的李冰父子来咨询现在这些院士，回答肯定是“要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这些祸国殃民的水利工程。”至于修大运河的隋炀帝，那更是应遭天谴人诛——这个独夫民贼，为了自己赏琼花，竟然如此劳民伤财、破坏环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公允地说，观察一个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30－40年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水利工程，事实证明，该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一些，但是不大。至少在跨流域调水方面，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工程实例，这些工程对水源调出地和调入地的负面影响都不大。人类近百年来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因事先筹划设计失当造成失败外（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基本上都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是饱受诟病的埃及阿斯旺水坝也是如此，还没有发生如赫鲁晓夫50年代在哈萨克大垦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这充分说明，这些院士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负面效应的确有些反应过当，其忧虑被有放大之嫌。
3， 西方后现代化对我国的“问题殖民”。
不可否认，反对朔天运河的这些院士都具有极发达的科学理性，何以这些科学家、工程师会在工程问题上陷入非理性的忧虑中？这就不能不谈到西方的“问题殖民”。
“问题殖民”一词系秦晖先生首创。刚好在刊登朔天运河同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的30版，载有秦先生所著《左派之祖？右派之祖？》一文，秦先生针对新左派虚构的西方“文化殖民”，提出了事实上严重存在的西方“问题殖民”。所谓“问题殖民”就是，把西方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阶段。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现代化的初期。因此西方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肯定不一样。而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者，往往不知东西方这一发展差距，把西方学者的前瞻性研究当作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就好像是大腹便便、坐着悍马越野车的西方学者，来到宁夏山区，对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大讲节食重要性一样可笑。新左派就是这样一帮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自己在西方没本事不能挤进主流社会，又不肯回大陆来吃苦，于是便痛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鼓吹文革、大跃进和五七干校。他们在西方住洋房、开轿车，却希望中国最好回到宋朝，供他们带着洋鬼子在假期来中国参观猎奇，一方面也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当地官员眼中的高等华人、爱国侨胞。
西方在基本解决了人权与大众的吃穿用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整个社会在向满足大众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中，环境问题首当其冲，于是绿党可以进入议会，由此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不仅同性恋的权利要保护，还要保护动物和植物的权利，兽道主义因此与人道主义具有同等价值（如法兰西斯 福山所言，还有人要为病毒、细菌争取权利）。
由于大型水利工程肯定不能满足兽道主义和植物权利代表者的要求，再加上西方水利开发基本完成，于是中国的大坝成了这些激进环保人士的攻击目标。这些人士用以反对大坝建设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是以伪科学的手段糊弄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胡说什么改变水系流向会引发局部气候甚至是大气环流的改变，导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发生（实际上西方国家那么多大坝，有几座改变了大气环流？）；其二就是以兽道主义压倒人道主义，在这些人士的眼中，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不及一个植物物种重要。他们的逻辑是，人死了可以再生，物种灭绝了无法再生。这就是西方“问题殖民”的后果，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久矣，自然无法抵挡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问题殖民”，乖乖地作了俘虏。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朔天运河是一个比三峡工程更有价值的项目，是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举。如此重要的项目，晚上不如早上。政治家应该明白，反对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否定本项目的可行性，只是应该在项目开发中予以充分注意，使项目的开发能够面面俱到，既拓展了生存空间，又能在西部建设一个秀美山川，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另外要补充的是，许多人对此项目的巨大投资忧虑，担心近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非国力所能负担。据我的研究，人民币实际少发了至少70万亿元，这正是美国人压我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从这70万亿元中拿出一万亿元，根本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反而会拉动内需、带动就业。关于货币少发问题，可见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须》或《关于新大跃进》（同挂于天涯—关天茶舍，作者为“上海范海辛”）。
2006年7月3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
关于朔天运河方案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考
范海辛
朔天运河方案，又称藏水北调或郭开方案，是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缺水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方案，2006年7月2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惊动高层的“大胆”设想》为题，报道了这一方案的来龙去脉，并集中报道了赞成和反对的种种理由。
本人不是水利专家，但对此事关心，故想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由于本人是郭开的铁杆粉丝，所以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看法，实际就是从不同层面对反方观点的反驳。
一、 形而之下
从《南方周末》所汇总的观点来看，反方的理由主要如下：
1， 黄土高坡的农民用不起西藏来的“天水”；
2， 建设300M高的大坝，国际尚无先例；
3， 高原施工的难题——缺氧、寒冷、泥石流、岩暴及岩石放射性等问题；
4， 大坝蓄水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和引发地震；
5， 水入青海湖根本行不通；
6， ……
先不谈哲学，仅从形而下的常识层面来看，上述的理由就很难站得住脚。现逐条反驳如下：
1， 此次调水，不独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灌溉，还要解决整个西北、华北地区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是位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无奈之举，称之是再造一个中国的工程也不为过。如果仅仅因为黄土高坡的农民因贫穷而望水兴叹就放弃，这个理由是否太单薄、太牵强？再说宁夏就有提水扬灌工程，为何藏水北调之后不能多建几个提水站？黄土高原如果不适于农耕，那么能否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提灌之水也并非一定要用来搞粗放的农田漫灌，为何不能搞节水滴灌、大棚种植这些低耗水的种植业？当然这又牵涉到一个贫穷地区用水的配套经费问题，但反对者不能以此否定引水工程本身，这是因噎废食、主次不分。干旱的北方，有水总比没水好。即使黄土高原因为贫穷一时用不起这些水，下游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还可以用嘛。
2， 从工程理论上说，100多米的大坝和300多米的大坝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不能拿洋人来卡中国人，既然三峡大坝能造，为何300米高的大坝就不能造？当然不排除300米高的大坝会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产生，但要相信中国的科技人员能够攻克这些技术难关。
3， 青藏铁路的成功建成已使中国土木工程界积累了在高原施工的经验。只要认真对待，上述的技术难题是可以克服的。
4， 《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郭开对水淹生物的问题已有解答，此处不赘。水库蓄水，当然会诱发地震，但一般均无大碍，经过水库几年蓄水后，这些诱发地震最后都会消失。世界上至今未见因水库蓄水诱发地震导致大坝垮塌的报道。西藏高原如此大规模地蓄水是否会诱发毁灭性大地震？这要通过地质勘探确定。不过世界屋脊处的地壳上堆积了如此多的山脉，至今未见压垮地壳、引发山崩地陷，难道蓄一些水就会压垮地壳？
5， 这是水利部长对将青海湖作为调蓄水库的批评，即青海湖的咸水会污染所调来的淡水。此方案如果不行，难道就不能有替代方案？这是一个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方案的可行性。
反对意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里也拉出来一起批判：
1， 中国工程院以钱正英、张光斗为首的部分院士认为，该方案就是想把西北变江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因为即使调水成功，西北仍然不可能变为江南。其潜台词是人工无法改变一个地区的气候。
（横线下为本人的批判）
这是典型的先歪曲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批判证伪的手法。也许郭开与其支持者有此想法和说法，但与方案的可行与否并无逻辑上的关系。调水者只是想用西藏之水在干旱的不适人居的西北、华北之地营造局部绿洲以发展经济、拓展国人的生存空间，调水如能改变当地的小气候这是最好，即使不能，只要有水，拓展了生存空间，也是好事。中东阿拉伯人在沙漠中以人工方式营造局部绿洲有成功的经验，即使大气候不变，只要有水，局部绿洲是可以在沙漠中存在的。这些院士以调水无法改变气候来论证调水的不可行性，存有逻辑上的谬误。
2， 调水与节水。汪部长与王浩院士认为，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浪费水的行为，因此节水应优先于调水，调水是无奈之举。
这两个主儿，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如果中国人均淡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他们的主意是不错的。但是中国人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也许这个水平高于以色列，但你能用以色列的农业用水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农民吗？中国的国土面积不小，但因为缺水，所以不毛之地占了大半国土，13亿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西藏调水，就是中国人被逼无奈、用水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悲壮之举。
开源与节流，两者都重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既要调水，也要节水。不能以节水为由来否定调水，因为节水并不能带来拓展生存空间的效能，因此调水比节水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大西线就是造航空母舰，现在的南水北调象造万吨轮。我们要先学会造万吨轮，不要急吼吼地想着造航母”(王浩语)
大西线就是指朔天运河方案。以航母和万吨轮来比喻朔天运河和南水北调似有不妥。因为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有一个西线调水方案，相对于朔天运河方案，又称为小西线方案。这个小西线与大西线二者是矛盾对立的。据郭开等人的测算，小西线方案不如大西线，无论在施工的难易还是在调水的效果方面。既然如此，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就应加紧进行，以解山东华北的燃眉之急。中东线完工后再上大西线。待大西线完工后，中东线调水作用下降，但在夏秋汛期，仍有降低丹江口水库水位和长江下游水位的功能。但是南水北调没有拓展生存空间的功能。
4，“按大西线的施工难度，调水至少要投资1万亿，根本不是二千多亿”（王浩语）
如果朔天运河能产生十几万亿元的直接经济效果，那么投资巨大就不是工程不能上马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此乃一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工程，即使经济效益一时差一些，也应该尽早上马，因为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
综上所述，反对的理由都很单薄无力，似有螳臂当车之感。但并不意味朔天运河方案就能上马。虽然该方案利益巨大、效果诱人，却仍难打动决策层。这就有必要分析隐藏在上述显性问题背后的隐性问题，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思索朔天运河的利弊得失。
二、 形而之上
1， 谁更专业？
对朔天运河无法言说的担忧，来源于对大规模跨流域调水后果的无法预知。而自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以来，大型水利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又加深了人们对此的忧虑。在这方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由于其专业较社会活动家、军人、政治家更接近水利工程和环境保护，因此更多地从项目的微观层面来观察和考虑问题。这就使他们倾向于放大上述的忧虑，缩小宏观层面项目上马带来的效益，所以对该项目往往持保守反对的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无疑较非专业人士更易影响到政治家。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支持和反对项目的双方，谁更专业？或说政治家更应听取谁的意见？
严格来说，至少中国目前并无哪一位院士敢说，自己是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专家。即使是水利专家，也只是对水利内行，对气候、环境则不甚了了，而气候、环境方面的专家，不一定懂水利和地质。因此，在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中国目前并无专家。项目对立的双方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也许有人会对笔者的这一结论反驳——难道水利专家对某项水利工程后果的意见不比一个非水利专家更可靠一些吗？是的，因为水利工程与工程后果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候，也许环境专家比水利专家的意见更可靠一些。但无论可靠程度如何，只有实践后果是决定性的。更可靠不等于百分百的可靠。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和在飞行了三分钟后爆炸，其后果是一样的，不见得飞了三分钟后爆炸的火箭可靠性就更高一些、他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应该有比前者更大的话语权。科学技术最讲究缜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和五十步笑百步所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此外，就本项目对立双方而言，郭开一方也非完全外行。郭先生为了这个项目，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渐渐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他还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实地踏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那些反对的院士，有几个象郭开那样，对项目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论证工作？难道仅仅因为这些院士在与项目不相关的领域有建树，就可以花很少时间取得比郭开更多的话语权吗？
郭开等人遇到的阻力，更多来自一种非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在反对郭开人士的眼中，郭开属于“民科”，是登不得学术的大雅之堂的。何也？盖因一无科班出身，二无官方认可的专业背景。哪怕你成了该领域的数一数二的专家，哪怕你对项目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论证工作，你的成果都是可疑的。为何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缺乏理性，不相信自己的理性，总想找理性之外的权威——一种外在的判定形式——诸如有否科班文凭、师从某人、学位如何、官拜何级等。我们说吃鸡蛋不必看母鸡，但这些人不是从鸡蛋的内在营养成分来判别鸡蛋的优劣，而好从生蛋母鸡的毛色等不相关因素来判别鸡蛋的优劣。
另有一种来自学院派的非理性苛求，他们认为象郭开这样未经科班正规训练的“民科”人士，哪怕在某个领域研究再多，其研究成果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相信，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科班教授的那一种，除此之外都是“野狐禅”。这是对现有科研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事实证明，许多科技上的发现和发明，都是源于对既有方法的突破。
因此，从专业与否的角度而言，双方是对等的。政治家应该遵循“兼听则明”的古训。
2， 院士的忧虑是否有放大之嫌？
虽然现在我国还没有跨流域调水后果研究方面的权威，但能否认定一些院士对此的忧虑有放大之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忧虑是如何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型水利工程在建成运行几十年后，的确出现了许多当初未曾料到的问题，它们是
（1） 大坝修建隔断河流与海洋的泥沙交流，导致沿海三角洲地区地貌与生态的改变，影响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经济生活，典型的如阿斯旺大坝对尼罗河口的灾难性影响；
（2） 河流上的大坝影响了某些洄游鱼类的繁殖，导致一些鱼类和水生生物的濒危和灭绝；
（3） 水利工程修建中对周围环境和植被的破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4） 水库淹没区对动植物群落和历史文物的大规模破坏而无相应迁移和补偿建设；
（5） 水库淹没区内水下大量动植物腐烂放出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
（6） 水库蓄水区局部小气候的剧变导致某些动植物物种的不能适应而灭绝；
（7） 跨区域调水对调出区和调入区气候、环境和动植物群落的未知影响；
（8） 大型水利工程的移民难题，如何保证移民在移入地的安居乐业。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上述问题的存在。但说句老实话，与这些水利工程的正面效益相比，上述的问题只是一时的代价。而且，随着人类在水利工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积累，这些代价正在得以降低和避免。此次青藏铁路的施工，就在环保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有效降低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是，某些院士和环保人士对大型水利工程后果的忧虑，不仅限于上述罗列的显性问题，还有一些理性无法言说的隐性问题。他们认为，由于这些工程对自然环境（指气候、泥沙运动、大气环流及动植物生长等）的影响需要在一个长周期内才能显现，故一时的理性无法作出判断，所以应该慎重再慎重。问题是这个长周期的时间，究竟是10年还是100年，似乎是科学理性难以言说的。在科学理性难以介入之地，神秘的非理性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慎重就成为否定的借口，忧虑在非理性的作用下被放大，超越了慎重的合理界线。
都江堰和京杭大运河工程建了有几千年了，它们的负面效应在哪里？也许当年有些动植物因为这两个工程而绝种了，但与这两个工程带来的效益相比，负面效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当年的李冰父子来咨询现在这些院士，回答肯定是“要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这些祸国殃民的水利工程。”至于修大运河的隋炀帝，那更是应遭天谴人诛——这个独夫民贼，为了自己赏琼花，竟然如此劳民伤财、破坏环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公允地说，观察一个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30－40年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比如美国的田纳西水利工程，事实证明，该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虽然有一些，但是不大。至少在跨流域调水方面，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工程实例，这些工程对水源调出地和调入地的负面影响都不大。人类近百年来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除了因事先筹划设计失当造成失败外（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基本上都是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是饱受诟病的埃及阿斯旺水坝也是如此，还没有发生如赫鲁晓夫50年代在哈萨克大垦荒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这充分说明，这些院士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负面效应的确有些反应过当，其忧虑被有放大之嫌。
3， 西方后现代化对我国的“问题殖民”。
不可否认，反对朔天运河的这些院士都具有极发达的科学理性，何以这些科学家、工程师会在工程问题上陷入非理性的忧虑中？这就不能不谈到西方的“问题殖民”。
“问题殖民”一词系秦晖先生首创。刚好在刊登朔天运河同一期的《南方周末》上的30版，载有秦先生所著《左派之祖？右派之祖？》一文，秦先生针对新左派虚构的西方“文化殖民”，提出了事实上严重存在的西方“问题殖民”。所谓“问题殖民”就是，把西方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正进入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阶段。而同期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现代化的初期。因此西方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肯定不一样。而中国在海外求学的学者，往往不知东西方这一发展差距，把西方学者的前瞻性研究当作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就好像是大腹便便、坐着悍马越野车的西方学者，来到宁夏山区，对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大讲节食重要性一样可笑。新左派就是这样一帮食洋不化的假洋鬼子。自己在西方没本事不能挤进主流社会，又不肯回大陆来吃苦，于是便痛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鼓吹文革、大跃进和五七干校。他们在西方住洋房、开轿车，却希望中国最好回到宋朝，供他们带着洋鬼子在假期来中国参观猎奇，一方面也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当地官员眼中的高等华人、爱国侨胞。
西方在基本解决了人权与大众的吃穿用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整个社会在向满足大众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中，环境问题首当其冲，于是绿党可以进入议会，由此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不仅同性恋的权利要保护，还要保护动物和植物的权利，兽道主义因此与人道主义具有同等价值（如法兰西斯 福山所言，还有人要为病毒、细菌争取权利）。
由于大型水利工程肯定不能满足兽道主义和植物权利代表者的要求，再加上西方水利开发基本完成，于是中国的大坝成了这些激进环保人士的攻击目标。这些人士用以反对大坝建设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是以伪科学的手段糊弄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胡说什么改变水系流向会引发局部气候甚至是大气环流的改变，导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发生（实际上西方国家那么多大坝，有几座改变了大气环流？）；其二就是以兽道主义压倒人道主义，在这些人士的眼中，几千万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不及一个植物物种重要。他们的逻辑是，人死了可以再生，物种灭绝了无法再生。这就是西方“问题殖民”的后果，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久矣，自然无法抵挡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问题殖民”，乖乖地作了俘虏。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朔天运河是一个比三峡工程更有价值的项目，是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之举。如此重要的项目，晚上不如早上。政治家应该明白，反对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否定本项目的可行性，只是应该在项目开发中予以充分注意，使项目的开发能够面面俱到，既拓展了生存空间，又能在西部建设一个秀美山川，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另外要补充的是，许多人对此项目的巨大投资忧虑，担心近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非国力所能负担。据我的研究，人民币实际少发了至少70万亿元，这正是美国人压我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从这70万亿元中拿出一万亿元，根本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反而会拉动内需、带动就业。关于货币少发问题，可见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须》或《关于新大跃进》（同挂于天涯—关天茶舍，作者为“上海范海辛”）。
2006年7月31日于多伦路文化街
此帖首发于天涯－关天茶舍，希望各位拍砖。
好象挺夸张的
老范很久不露面了[em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