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云云未散（1）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01:33:46

被称为“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曾经持续千年紧张，双方的战争也是以百阿年的周期而爆发的。而在1894年甲午之战和1937年八年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很有可能再次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延续了千年的问题。     中日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战，但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间的关系并不像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间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的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即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两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其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朝鲜人一方面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即将重新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这也是未来中国所不能逃避的使命和责任。     第一战：唐代白江口大战     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进入盛世唐朝时，当时位居东亚乃至欧亚大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顿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日本从此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这三国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十三万征百济，新罗以五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一百七十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四百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一百七十艘，兵力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自己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四百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第二战：元代忽必烈东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为本质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    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它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十八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立、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一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一万军队、一千五百名水手、九百艘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东征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两个月之后，一场强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蒙古东路军损失兵力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据汉文史料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在“波浪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备战出征，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终于在公元1286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忽必烈侵日失败，表明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海上登陆作战。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从亚洲体系角度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直至灭亡，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被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第三战：明军半岛重创丰臣秀吉   在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且影响日本以后历史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奉命征伐时，他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他于翌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这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征服印度。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海战能力弱，日军精锐部队在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两次海战中遭歼灭，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五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    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    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在日本历史上，丰臣秀吉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他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日本摆脱了过去近千年历史中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丰臣秀吉发动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在他死后的德川时代幕府实行了二百六十余年的闭关锁国，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是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注定要在与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以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三百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而这以后的战争，就是中日历史上的第四次战争了。 被称为“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曾经持续千年紧张，双方的战争也是以百阿年的周期而爆发的。而在1894年甲午之战和1937年八年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很有可能再次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一个延续了千年的问题。     中日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大战，但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间的关系并不像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间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的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即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两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其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朝鲜人一方面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即将重新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这也是未来中国所不能逃避的使命和责任。     第一战：唐代白江口大战     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进入盛世唐朝时，当时位居东亚乃至欧亚大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顿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日本从此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这三国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十三万征百济，新罗以五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一百七十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四百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一百七十艘，兵力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自己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四百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第二战：元代忽必烈东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为本质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时期。    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中国初步成形的，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    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它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        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十八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    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惊四境而归”。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极其罕见，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    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投降的十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立、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九千艘，从庆元、定海启航。    元朝二路大军约定六月以前会于一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一万军队、一千五百名水手、九百艘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东征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    两个月之后，一场强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蒙古东路军损失兵力三分之一，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据汉文史料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在“波浪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备战出征，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终于在公元1286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忽必烈侵日失败，表明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海上登陆作战。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登陆进攻。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    从亚洲体系角度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直至灭亡，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被最终证明了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第三战：明军半岛重创丰臣秀吉   在对外扩张历程中，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且影响日本以后历史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测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太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      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奉命征伐时，他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他于翌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这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征服印度。    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海战能力弱，日军精锐部队在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两次海战中遭歼灭，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五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    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明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    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    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    在日本历史上，丰臣秀吉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他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日本摆脱了过去近千年历史中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   丰臣秀吉发动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在他死后的德川时代幕府实行了二百六十余年的闭关锁国，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    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是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注定要在与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以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扩张，在三百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而这以后的战争，就是中日历史上的第四次战争了。

中日战云云未散（2） 千年宿敌的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华夷关系本质上是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正因为日本未能被有效地纳入亚洲近代之前的华夏天朝体系之内。所以，日本就成为了由中国完成的东亚天朝礼制共同体的缺席者和挑战者。当日本明治维新后成为亚洲最现代工业化的国家后，中日间爆发了长时段的第四次中日战争。尽管中日关系从自然趋势和历史规律上来看必然持续紧张，但这些导致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规律同样服从另一个趋势：就是国与国之争的对抗、乃至战争，会导致国家间形成一种更高权力下的和平。在现代国际社会，这种更高权力往往是一个区域性或世界性的帝国，以及帝国力量下的和平，这就是东亚华夏天朝礼治下的状态，而在近代和当代，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会形成国际联盟和超越国家的国际机构，这就是近代欧洲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今日联合国的情况。所以，中日关系迟早会同样发展到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现代国与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管理之下的新和平，但关键在于如何用一个亚洲国际体系去管理日本。中日关系两千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而它的第一目标便瞄准了朝鲜和中国。错误的友好历史观    被前几十年中国历史学者们称为“中日友好一衣带水”的中日关系史，则是一种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而全面扭曲了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就有了以史载道的历史观，也就是对历史的解释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而至近代，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之下，历史学者更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记载历史的能力，因此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往往由于时代的需要，被历史学者、有时干脆就是政客做出直接的取舍，因而展现出的历史尽管有史实、有文献，却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局部和主题倾向先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历史。   因此，这种本质上与史实不符，既无法解释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动因、障碍、危机，又对当今中日关系有严重的错误引导作用所谓“中日友好一衣带水”的历史观，已经无法说服当代中国人。既然当代中国人已经用各种方式拒绝了在意识形态和某些个人感受之下形成的、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中日友好一衣带水”历史观，那么重新审阅历史，为中日关系准确定位，并形成中国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情。战争风云又在聚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真正解决中日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紧张关系，所以，如果日美之间的战争，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对日本国内的强制性改造以及各种条约体系而结束，那么中国和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开启的这场中日第四次战争，则由于日本未能全面改造其皇国神道右翼军国主义体制、以及拒绝向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朝鲜半岛承认战争犯罪并负担相应的战争责任，而未能结束心理上的战争冲突。    由于现阶段日美军事同盟准备干涉中国的台湾事务，以及日本正在全面突破其战败后所承担的各种国际义务，中日两国战端有可能重启，最终将日本投降后至今的六十年和平转化为两次战争中的休战期，将第四次中日战争变为一场中日间的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战争。    从这个意义说，只要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大陆架问题、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国内右翼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尖锐冲突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中日之间其实就处于后一种两次战争之间的临时和平，或者说临时休战的不完全和平，下一次战争因此已经不是一个虚假存在的问题，而将是真实的、已经可以预测战争爆发的方向和战斗时间的客观现实。    由于美国介入亚洲体系的特殊原因，日本始终保持重新武装、继续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为敌的潜在可能。而要彻底地消除这种危险，需要日本进行一次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重大国家重新选择才有可能。    但是，在现阶段亚洲格局和世界体系内，我们尚无法看到日本会或因外部力量的强迫、或因为内部力量的消长，而放弃战后仅承认败于美国、却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始终不承认侵略和战争失败的右翼政府及民间主流立场。因此，日本现阶段仍在重复其国运赌博。但不同的是这次日本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无论是从组织能力、动员能力、牺牲精神、内部合理性、自身组织的强大和全新的军事组织和动员能力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超过日本的战争潜力。如何面对日本新军事挑战?    无论日本今天拥有什么优势，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优势都是源于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后先中国一步实现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领先于并重创中国之后的优势，这些优势最终日本无法永远保持。    今日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内组织资源和无穷尽的人力资源，以及正在日新月异赶超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国防现代化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能高度集中资源的国家制度，因此有深厚的战争实力。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全面超越日本并准备在日本皇国神道教军事右翼势力蠢蠢欲动时，坚决击败这个对中华民族负有血债的亚洲世仇，然后再在新的中日力量对比和历史正义的基础上，重整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秩序，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崛起过程中无法逃避的一项宏观战略任务。    目前，历史上强大的中国军队，已经把握打赢中日百年战争的未来战斗。准确评估战前临时和平时期所孕育的各种危机，在心理上确立必须战而胜之的信念，并积极备战而最终以战止战，是今天和平时期中国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代价高昂的战争准备和战争警惕所能形成的直接回报，是使中国近期和中期内能够打赢下一场中日局部战争。    更长远的意义则在于，为21世纪的中国清除和平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不利因素之一，即日本在亚洲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不友好和不合作，因此在研究过历史上四次中日战争、尤其是尚未真正结束的第四次中日百年战争后，必须对中日爆发新的战争做充分准备。    然而，战争本身不是中国处理中日关系的目的，中日关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两国共建全新的亚洲合作与和平体系，而中日同为该体系的核心成员。所以，即使中日军事冲突爆发，中方的最优战略也是打击日本右翼和军国神道军事产业集团、为未来的和平清除日本国内的障碍。所以，中日关系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一个为亚洲区域各国所共同承认、具有符合各国利益、有更高价值理念的亚洲体系之内、既恢复和保持中国的历史和大陆文明的优势，又尊重日本的海洋文明特殊之处和日本的国家利益。    这一切需要首先完成中日之间真正的永久和平，然后在和平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中日之间的文明和利益共同体，最终形成包括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命运共同体。    跨越三国各自的单边国家利益和历史观，有共同更高利益的东亚共同体不是某种学术想像，而是中日各自国家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则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确认中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又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确认中日韩各国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又不损害共同的利益。    而在形成这样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局部或长期的紧张乃至战争，都是东亚共同体和平机制未形成前的正常现象。由于日本是历史上已经由中国基本完成的东亚天朝礼制共同体的缺席者和反抗者，中日关系千年的紧张和战事阶段性的爆发、以至于近代和当代发生过人类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大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是中日未能在一个亚洲体系内解决双方冲突的明证。今天，中日间仍未真正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第四次中日战争在停顿了六十年后有可能重新启动，形成中日百年战争，也或者在这一次的百年战争后我们会看到中日之间真正的“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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