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浅析知识分子何以独在中国为另类-超级军网

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 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     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  清朝末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在挟文化与军事优势的西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也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中国人就纷纷选择了学习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儒家学说下的中国知识群体，不仅在两千年内养成了人身的依附性，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养成了依附性，当发现孔丘不足以依附后，就依附了西方。其实这种依附造成的后果大概还没人考虑过，就是将西方的制度硬加在了儒家学说下的社会结构上，和儒家当年将起学说硬加在秦制上倒了个，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制度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滋生无数社会弊病的家族观念和流民观念仍然是社会的基本观念，建国后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不过是用集体主义硬生生地压制住了那些小集体观念，到八十年代后社会一放开，腐败就不仅是从上至下，而且也是从下至上地迸发了。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儒生士大夫思维惯性下的知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维持着既有习惯，就是对社会动荡束手无策，明哲保身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选择了一些与政治距离比较远的职业，宛如儒生士大夫当年在社会不健康时候就致仕退休吟诗作词一般，对于社会现象，他们只会根据各种思想下的口号来表示不满，而不去考虑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现象。例如蒋介石对日本的退让，固然有军阀斗争（张学良的回忆录中所说的9、18时候南京政府含糊其词地让他相机处理，而不给明确答复的事例就很值得玩味），畏惧敌人和保护自身地位等因素，难道就没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考虑？在这个时期真正能切实地分析认识实际问题的只有毛泽东、鲁迅等有限的具备知识的人，前者是实际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并得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后者是直面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弊病，写下了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识到了现在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实际上既有依附习惯，又无明确的社会认识，而且还有传统士大夫功名或富贵的需求，所以只能将他们归于另类。大家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会感到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多么的准确。就说建国后吧，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反右叫屈，而据说邓小平尽管拨乱反正，但是对反右的结论却仍然是基本持正面评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扩大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该连没有涉及执政党建国思想的人也划入右派。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也确实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或明明白白地反对执政党的执政思想或路线，这和对改进工作提意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话说白了，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在作怪，认为执政党虽然马上得了天下，却应该下马来让他们治天下，呵呵！他们却想不到执政党已经不是起义的农民或地主豪强，而是有自身思想的群体或团体，让人家将治国家的权力让出来，那不是笑话？！再进一步说，即使执政党将权力让给他们，他们有什么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能力？如果有，那他们的政治力量就不仅仅是依附者这么脆弱了！让执政党让权和在封建社会让那些开国皇帝把宝座让给来依附的儒生士大夫一样不现实。即使到了十几年前，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做的仍然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依附性依旧罢了。其实，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的权利，而不是关心社会进步；或者，他们虽然关心社会进步，但是仍然象先辈那样没有扎实地去思考如何使得社会进步，如何使得他们所要求的社会进步实现；不过这也许只是对他们厚道的理解，因为他们在执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其所作所为与封建儒生士大夫实在没什么区别……总之吧，我认为知识分子被看作另类，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不参与社会进步却要求社会地位与权利，甚至特权，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别说欧洲，就是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中国文化圈内的地方，还没这种群体，因为人家具备知识的人不同程度地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样的群体不被视作另类才怪呢！一时兴起，习惯性的没打草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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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 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     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  清朝末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在挟文化与军事优势的西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也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中国人就纷纷选择了学习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儒家学说下的中国知识群体，不仅在两千年内养成了人身的依附性，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养成了依附性，当发现孔丘不足以依附后，就依附了西方。其实这种依附造成的后果大概还没人考虑过，就是将西方的制度硬加在了儒家学说下的社会结构上，和儒家当年将起学说硬加在秦制上倒了个，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制度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滋生无数社会弊病的家族观念和流民观念仍然是社会的基本观念，建国后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不过是用集体主义硬生生地压制住了那些小集体观念，到八十年代后社会一放开，腐败就不仅是从上至下，而且也是从下至上地迸发了。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儒生士大夫思维惯性下的知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维持着既有习惯，就是对社会动荡束手无策，明哲保身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选择了一些与政治距离比较远的职业，宛如儒生士大夫当年在社会不健康时候就致仕退休吟诗作词一般，对于社会现象，他们只会根据各种思想下的口号来表示不满，而不去考虑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现象。例如蒋介石对日本的退让，固然有军阀斗争（张学良的回忆录中所说的9、18时候南京政府含糊其词地让他相机处理，而不给明确答复的事例就很值得玩味），畏惧敌人和保护自身地位等因素，难道就没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考虑？在这个时期真正能切实地分析认识实际问题的只有毛泽东、鲁迅等有限的具备知识的人，前者是实际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并得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后者是直面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弊病，写下了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识到了现在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实际上既有依附习惯，又无明确的社会认识，而且还有传统士大夫功名或富贵的需求，所以只能将他们归于另类。大家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会感到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多么的准确。就说建国后吧，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反右叫屈，而据说邓小平尽管拨乱反正，但是对反右的结论却仍然是基本持正面评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扩大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该连没有涉及执政党建国思想的人也划入右派。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也确实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或明明白白地反对执政党的执政思想或路线，这和对改进工作提意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话说白了，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在作怪，认为执政党虽然马上得了天下，却应该下马来让他们治天下，呵呵！他们却想不到执政党已经不是起义的农民或地主豪强，而是有自身思想的群体或团体，让人家将治国家的权力让出来，那不是笑话？！再进一步说，即使执政党将权力让给他们，他们有什么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能力？如果有，那他们的政治力量就不仅仅是依附者这么脆弱了！让执政党让权和在封建社会让那些开国皇帝把宝座让给来依附的儒生士大夫一样不现实。即使到了十几年前，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做的仍然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依附性依旧罢了。其实，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的权利，而不是关心社会进步；或者，他们虽然关心社会进步，但是仍然象先辈那样没有扎实地去思考如何使得社会进步，如何使得他们所要求的社会进步实现；不过这也许只是对他们厚道的理解，因为他们在执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其所作所为与封建儒生士大夫实在没什么区别……总之吧，我认为知识分子被看作另类，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不参与社会进步却要求社会地位与权利，甚至特权，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别说欧洲，就是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中国文化圈内的地方，还没这种群体，因为人家具备知识的人不同程度地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样的群体不被视作另类才怪呢！一时兴起，习惯性的没打草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4 5:39:09编辑过]

没人讨论吗

你写得太长，没耐性看完，网文要短而精。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22在2006-6-4 10:13:00的发言： 你写得太长，没耐性看完，网文要短而精。</div>长了就不精吗？

　　呵呵，不好意思，我的意见者不是长不长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你完全是在肆意的歪曲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社会你还怎么进步，可笑啊～～～

统治者给一部份人加上知识分子的标签，是为了让他们有别于其他劳苦大众，需要利用或打击时方便区分。而部分人被贴上标签后还沾沾自喜，似乎很有面子，所以更加脱离现实。

知识分子也要分好坏，好的自然能推动社会发展

6楼精辟。

知识份子只是相对无知识份子而言, 发达社会个个都是知识份子. [em01]

自己把自己另类了

楼主的文章说了半天，给个清晰的定义吧。我是学理工的，看不懂，尤其是在没有清楚的定义之前，没办法理解。[em04]

在群众中制造种族歧视,划分等级从来是别有用心者干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深涧悠蓝在2006-6-16 15:37:00的发言： 在群众中制造种族歧视,划分等级从来是别有用心者干的.</div>红眼睛啊义

其实毛泽东当年说老九的时候，就把间接地把我们要说的“知识分子”定性为“儒”一类的。儒，教书的，或者说是搞学问的，搞学问的人一般都自恃比较高，有点看不起其它人。五七反右，起源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然当时主政的大多是“泥腿子”，水平有限，被人看不起是肯定的，但在齐放中，“儒”家们字里行间透出了想从用鲜血打江山的人的手里抢夺政权的思想，被打压就属咎由自取了。以后的扩大化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另类，就是他们不是想做张良、萧何、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辅助人才，而是想自己对领导地位取而代之，但由于自恃过高导致他们大部分人脱离了群众，不知道民间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之间的异同，这才造成他们“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结局。

楼上的是不是指教师、研究人员？企业中的研发人员、工程师算不算？在多元化的时代，居然还有人这样分类。[em06]

楼上的看不懂么？还是故意看不懂？人家是指那些“经济学家”，“改革学家”，“理论家”想靠所谓知识理论混政坛的等等等等打着知识旗帜谋私利的人！这部分人和你说的什么工程师，研发人员扯的上边？

其实吧，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么另类，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政治、社会和军事，却又将自己排除在这三类行业的人外头，将自身的定义限制得很狭窄。至于即使如此还想在社会上占据特权的，那是满脑子封建士大夫意识的人，因为现在的特权不在自己手里而格外忿忿不平,下面转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让大家参考

知识分子的词源学意义 　　——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之一 　　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中国人的习惯，谈到一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 定义。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 近年来我在几所大学的演讲，也经常被听众问到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 已潜心研习多年，但依然感到隐藏在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 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理性、文化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 涵，不可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 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 理论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 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 理。 　　知识分子 (intelligentsia) 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 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 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 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的阶层，而 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甚至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能什么 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 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 1894 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 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 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 1898 年 1 月 23 日在法国 L ’ Aurore 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 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 其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 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哈贝马斯 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 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 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很不相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 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 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部门管理者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多元面貌许 红霖东方文化周刊第 7-16 期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西方的概念。但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 概念。随着我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虽 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仍呈现 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 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所说 的，法国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 的、自由主义的雷蒙 ? 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 ? 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 是左翼知识分子量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比较而言， 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由 于英国新教改革比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更多地具有一种保 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 但往往是温和的，纠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较起萨特来，还是 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 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 的那一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 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 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 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 犹如中国的庄子。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一个东正教的背景，更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 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 地与西方化的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 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 方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来看的时候，就可 以发现他们完全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 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许纪霖　发表于：思想格式化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当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身属上流社会阶层，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对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丑恶与不合理持强烈批判意识并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知识群体。 这一渊源，导致《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知识分子”定义如下：“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产生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跟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内的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了一篇名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为“知识分子”。 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一开始是贬义的。他们浪漫、自由、受过教育、拥有理想与热情，个人生活上可能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喜欢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以社会良知为自己的担当，批判社会，讴歌光明，大都左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他曾发表著名的抗议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国家骂作强盗：“有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另一个叫法兰西，野蛮地焚毁了这一东方艺术的瑰宝……” 我们一般的意识，都只看到雨果对中国的友情与同情，却很少有人看到，法国这个“强盗政府”对知识分子们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外战争，比如隋唐远征高丽的事儿，但是从没有听说中国哪一个知识人站在他国的立场上说话的，有的只是基于劳民伤财劝谏中国皇帝的所谓爱国爱民的忠贞之举。中国只出了一个为李陵投降匈奴说话的司马迁，还被皇上给阉了。 当然大家会说，19世纪都是外国欺负我们，中国当然不会出现雨果那样的咒骂自己的国家替他国鼓与呼的角色。好，这样解释，恰好能给我们一个面子。但是私下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也许这就是中国知识人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区别？历史不能假设，如果19世纪中国大门不被西方人叩开，而是中国继续敲打周边国家大门，那么，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会不会出现雨果式的视政府为强盗的文人？ 【二】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 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专家爱德华•希尔斯（E.Shils）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更明确宣称，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籍阿拉伯裔文化批评家艾德华•萨义德的界定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与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 福柯的概念：“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萨特举例说明：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马克斯•韦伯（M.Weber）的界定最小气：知识分子仅限于那些因为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 这里插一个有趣的定义，艾森豪威尔借他人之口表示了对知识分子的不恭：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艾森豪威尔这一打趣不要紧，他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靠武力问鼎天下的武夫们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这是不是天下武士的通病？），譬如刘邦，众目睽睽之下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 说了这么多，小结一下，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就两个意思。第一，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发表高论，批评政府，甚至学雨果，骂政府是强盗，但是这批评与咒骂缺少身价，更不会传播开来，因而影响力几乎没有。第二，拥有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专业，更由于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在其他领域，有前瞻性的认识，他的认识，超脱其狭隘的专业，超脱社会，指向未来，甚至跨越国界与球界。 【三】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云：“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只要您是脑力劳动者，比如炒股票的、买彩票的，都可混进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你说司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似乎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这就没谱了，“博士生像条狗，硕士生满街走”已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卖茶叶蛋的大嫂都能拥有一张高自考文凭，如果说政府规定凡是摆地摊的都得有一张高学历文凭的话，或者说，只要她愿意她就可以来张文凭！一句话，咱给知识分子定的门槛太低了。老实讲，门槛太低，咱越没面子。因为门槛低，咱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多，咱整个社会的智商却不高，真不好意思！ 中国知识分子的门槛是世界上最低的，科举时代考中秀才就算是个知识分子了。 《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更让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单说那个文艺工作者，文学家且不说，如果要说杨钰莹、董文华、赵薇等都是知识分子，就羞死我们了。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觉到害羞，他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南开大学教授葛荃也不好意思地表示：“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已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余英时先生跟着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当然，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们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但是，如果一个有知识的人全部的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我也不好意思，只有咱们中国，才会认为，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拥有些什么知识，受的是什么性质的教育。按照咱辞典的定义，中国大大小小的公仆（有的甚至拥有硕士博士文凭呢），以及马加爵们、刘海洋们，就都是知识分子了，这也太吓人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得小心点，虽然法国知识分子在起源时带有贬义性质，但是咱总不能如此恶心人家“知识分子”的概念吧？ 【五】总结语：知识分子应有的特性 我认为，知识分子起码应拥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启蒙性，所谓的启蒙，康德的意思是“独立运用每一个人的理性”。站在这个角度，中国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最合乎标准。先生在那个一花独放的时代，竟然拒绝惟一的一朵花——拒绝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年底，汪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7年曾任陈寅恪助手，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携郭沫若、李四光的信来广州劝说陈寅恪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对此作了书面答复，即《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现在我们对陈先生顶礼膜拜，更大的程度上，并不是先生的学术贡献，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独立与理性！这一点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精神居然成为稀缺品，让人不胜唏嘘！ 其次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批判的姿态”（福柯语）。这种姿态体现在一个“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动。反有两意，一是“相反”，二是“返归”，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维，而返归，并不是一种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鸟瞰，带动传统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进入新一轮思考。 但是这里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着——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我觉得“反动”这个词最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生状态，基于这个层面，我认为，反动应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问题是我们中国，硬是把这词糟蹋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和杀人武器。据陈寅恪的助手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偷机会去看陈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当然，1958年陈寅恪荣任“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他当然会对反动二字作一思考的。对于一个学者，十年的思考足够了，所以，民间传说1969年陈寅恪在自己的人生历程即将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相信这个传说，我希望先生一生都为自己的反动而骄傲，在那个年代里，不反动，才真正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西方第一个反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属雅典的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自称自己是国家的牛虻，主要任务就是叮——责备和鼓励。而苏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称职的牛虻。他所身处的雅典，实行的是令现代人都不可思议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公民全体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通过。问题是这么一种民主，竟然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批评，他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在当时，苏格拉底这话可是够反动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话居然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观点与当代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很相近：一个多数决定少数的社会，只能是多数盲众统治少数精英！当然我这里无意争论苏格拉底的对错，我只想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反动很是可爱！ 苏格拉底死得也很可爱，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龄的老哲学家，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别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一贯的从容为自己辩护，重申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后，参加审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决，以281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根据雅典法律，在判决有罪之后，原告和被告双方各提出一种刑罚，再由法官表决用哪一种。原告提出死刑，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苏格拉底表示诚心认错并提出一种较轻的刑罚，比如放逐，那本来是很容易被法官们采纳通过的。但是苏格拉底拒不认罪，只是在朋友们的请求与担保下，才提出以三十个钱币的罚款作为刑罚，并表示他愿意为真理献身，结果，第二次表决以360票通过了死刑判决。在死囚牢里，苏格拉底在朋友们的眼皮底下，从容饮鸩而死。苏格拉底是一个称职的牛虻，终于获得了好多人的讨厌，正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托尼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这只牛虻从容地背负着自己的反动哲学，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颠覆性，所谓的颠覆性，拿龙应台的精神来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龙应台的这种颠覆，既批评体制，又不想置身于体制之外。这是一种体制内颠覆吧。 还有一种是体制外颠覆，典型代表是老庄。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执政党的话，那么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远的在野派。相对于儒家的一本正经和严肃来讲，道家就像绝顶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儒家仁啊爱啊啰嗦不清，老庄却在一旁不时地捣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知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总之，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捣乱劲儿！ 但是道家的这种体制外颠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远是站在路边说话，甚至是钻到深山老林里说话的。第二，他的颠覆是一种清高，一种自保，甚至是一种逃避。到了魏晋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士人还在作颠覆，但是永远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言：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总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间人！与其说是颠覆，还不如说是不合作，顶多是消解，是一种泥浆战术——为了把别人拉进泥坑里，自己先跳进泥坑，拉不下来，也要往正统身上蹭点泥浆的，与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文人痞子化，开山鼻祖并不是小王朔，倒应了孔子那句话：其由来渐矣！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内部与外部的颠覆始终没有超出老庄的高度，所以中国知识界最后才会走进“万马齐喑”的死胡同里。幸运的是，五四运动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再次扬眉吐气，历史还算够意思！

　　中国？在中国真正算知识分子的人凤毛麟角，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只能算“知道分子”。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ytgk9999在2006-6-16 9:38:00的发言： 　　呵呵，不好意思，我的意见者不是长不长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你完全是在肆意的歪曲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社会你还怎么进步，可笑啊～～～</div>你没看明白或者没仔细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ytgk9999在2006-6-16 22:43:00的发言： 　　中国？在中国真正算知识分子的人凤毛麟角，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只能算“知道分子”。</div>不错！

最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了，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不讲真话，拍马奉承，完全不把国家兴亡当作一回事情！相比五四时期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现在的这些家伙已经道德沦丧悼了可怕的地步了！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花飞雪在2006-6-16 9:46:00的发言： 统治者给一部份人加上知识分子的标签，是为了让他们有别于其他劳苦大众，需要利用或打击时方便区分。而部分人被贴上标签后还沾沾自喜，似乎很有面子，所以更加脱离现实。</div>也是一部分人自认高人一等的自慰标签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Fili2005在2006-6-18 8:59:00的发言： 最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了，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不讲真话，拍马奉承，完全不把国家兴亡当作一回事情！相比五四时期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现在的这些家伙已经道德沦丧悼了可怕的地步了！</div>其实汉朝以后，也就民国时期出现了真正的知识群体

楼主说的有点深度

知识分子,首先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地中国人,然后才是知识分子, [em08]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深涧悠蓝在2006-6-16 15:37:00的发言： 划分等级从来是别有用心者干的.</div>没有等级的社会只有两种:原始和共产我认为人类的阶级划分天经地义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