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道题

自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现实逼迫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两道题：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与此相对应的题目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那么弱小？

做这道题的原因是为了救国家于急难之中，拯中华于衰亡之溺。洋务运动的答案是：西方文明之优势在于军事科技。于是他们提出“以夷之长技制夷”，购买枪炮，兴办工厂，建设新军，希望以一支新式军队来保卫国家。然而，甲午海战和庚子赔款，宣告了他们的失败。当时的中国军队，已经拥有比较优良的武器。但是，现代军事并不仅仅意味着先进的武器，还包括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战术。硬件买回来容易，但是软件的建设就不是一日之功。无论甲午海战还是八国联军侵华，主要原因都是清军不知道现代战争应当如何打，空有武器，而没有战争技术。

尤其在败给以前的学生日本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心遭遇了沉重打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抛弃，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到后来的54运动，就走向了全盘西化之路。这个现代史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大家都比我更熟悉。五四运动同样也是在解答这道大题：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

以胡适和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主流答案是：西方文明更加先进，更加优秀，需要全面学习。这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他们也把问题悄悄做了修改。原来的题目是：西方文明为什么如此强大？而后来的题目是：西方文明为什么如此优秀？中华文明为什么如此顽劣愚昧？

当然，提出的答案很多。主要的答案就是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西方文明被描述为这两位先生的发展史。从希腊开始就是民主、人权、科学、求知和博爱的，中世纪和封建贵族制度下的种族冲突、奴隶制度、宗教战争等等都被忽略，被掩盖掉。即便是现代化以来的殖民主义的野蛮杀戮和掠夺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事实上，所有这些答案的根本逻辑是：强者总是有理的。这也是符合一般人性的答案。事实上，长久以来，中国学者比西方的历史学者更小心的维护西方历史的光辉形象，尽可能掩盖其历史中野蛮愚昧的黑暗面。这道题目的解答最终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论证：西方文明的今天是优秀的，所以他的历史就是优秀的；因为西方的历史是优秀的，所以他的今天才会这么优秀。

这是一个会使人产生精神分裂的答案，因为那个“优秀的西方”占据中国人的地方，蛮不讲理，用机枪和大炮来掠夺和控制中国，这种野蛮行为与中国人不断论证西方的“优秀文明”之间产生的紧张分裂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学习西方和摆脱西方的压迫，成为同时要完成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上，独立于西方，在精神上，越来越走向“西方中心论“。
因此，中国的道路就取决于对西方文明的抉择上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成为中国人面前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此，当很多人批判中国的文革是封建余孽的时候，孔夫子再次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一个以打倒孔夫子为旗号的运动，被归结为孔夫子本人所造成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实在是不可思议。拉孔夫子为替罪羊，这出于两个原因：
1，        政治上，马克思主义依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不容质疑，因此反省就只有以传统文化为着力点；
2，        思想上，在五四运动的彻底自我否定之后，中国人每当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就会习惯性地寻找自己在“根子上“的毛病，试图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并向西方靠近。

80年代，我们把文革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症状。因为，如果客观地观察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所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会出现类似“文革“的极端主义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实际上很少走极端，正如我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所写的，中华文明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而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因为其”普世价值观“的偏激，才会产生统一的强制思想控制。然而，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把板子打在传统文化上面，并进一步选择走向西方。其实质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为什么那么强大？我们如何强大？

        影响最大的答案就是《河殇》，这部电视片影响了八十年代整整一代年轻人。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化与落后的传统文化，成为黑与白的两个对立面，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启蒙与振兴“与”启蒙与救亡“一样，成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

        然而，实质上。把中国的问题看成“启蒙与救亡“，还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启蒙不彻底，云云。

其实这种思路是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平行的。中国的真正原生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救亡。现在这个问题的加强版就是：振兴。

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无论是政府的统治还是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问题，借用今天流行的话说，老百姓的幸福感并不低——只不过后来的一批文学作品系统性地抹黑了1840以前的百姓生活状况。中国的悲剧是从1840年开始的。
此后，一直到今天，中国文明的根本问题就是“救亡“和”振兴“，复兴中华文明，在我们的集体精神记忆中，中华文明就应当是”汉朝“和”唐朝“的地位，只要没有恢复这个地位，就是一种耻辱。要理解中华文明一百多年的精神危机，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耻辱感对我们精神上的伤害，以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1840年以来，中华悲剧故事中，无数英雄志士的奋斗和鲜血都要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因此，以“启蒙”为口号的“向西方学习”，应当放在“救亡”和“振兴”的角度才能得到理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观点各有不同，目标殊途同归。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时期转换阵营，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后，那些教授们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的原因，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所谓思想改造。他们相信或者说认为：这也许是一条救亡和振兴之路。

虽然目标殊途同归，但是毕竟道路各有不同。而且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像个人，可以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国家只有一个，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道路只有一条。因此，爱国者之间会打斗起来。22年前的事件，也应该放在这个思路上来理解：为什么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双方都相信，只有自己这条道路才能拯救中华。他们在伦理上都对自己的选择有充分的自信。两边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路径。

从现实来看，20年以来，这个世界进步最快，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升最为强劲的就是中国。在所谓金砖四国中，含金量最足的就是中国。2011年5月4日，“　汇丰银行4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人民币预期将首次超越英镑成为全球贸易企业在未来半年考虑采用的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从两年前才开始的。一个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超越了老牌的英镑和看上去很发达的日本货币，这说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想，10年之内，人民币就有可能极大地威胁到欧元的地位。西方列强一百多年前用野蛮的枪炮打开我们的门，2040年，中国会用文明的货币占据西方的金融市场。

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一开始就提出的题目：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与此相对应的题目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那么弱小？

如果我们真正有历史的眼光，就应该会发现这两个题目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向一个汉朝人或者唐朝人问这个题目，他肯定认为你发疯了；如果你向明朝进入中国传教的神父们问这个题目，他一定认为你精神有毛病。

事实上，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题目，真正的题目是：中华文明为什么从清朝才会衰弱？西方文明为什么从18世纪才开始强大？
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也许我们还应当像盖茨部长一样问一个问题：
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韧性，历经风雨艰难，却没有最终倒下，成为传统文明大国中唯一的幸存者？
我这篇短文的目标仅仅是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清理，倘若以后有时间再来试试提出思考这一问题的思路。

另外，关于中日比较，略作补充：
日本和中国都是作为东亚国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之下打开国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能挑战美国。而中国则步履蹒跚，甚至差点被小小的日本亡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让人感到耻辱和痛苦的一笔。
究其原因。日本从来就是在做学生，从一千多年以前派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开始，日本就一直模仿中国，即使他也会窥视中国的王者地位，但是从文化上他一直是学生。因此，当西方的强力冲击亚洲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更强的强者。于是他转脸做了西方的学生。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从X的学生变成另一个Y的学生，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和转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日本很快就能够从中国的好学生变成西方的好学生。
中国作为原生文明，而且长期占据亚洲的顶峰，一直是整个亚洲的老师，在明朝的时候，还能向西方输出我们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中国儒家思想，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对于启蒙时期的欧洲影响甚大，如果说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几乎是从中国学去的，应该是大体符合历史的。还是从刚才说的人性的角度，一个人从老师变成学生，这个心理落差和转变就要困难得多。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失败才能彻底放下“老师“的架子，经过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自信心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才能当一个好学生。
对于任何一个人，自傲是有害的，自卑也同样有害。无论哪一个极端都不利于精神的健康。对于一个文明也是这样，相信自己，并且谦虚学习。如我们的祖先一样，自信自强，谦虚学习，兼容并包，这才是中华文明之路。自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现实逼迫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两道题：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与此相对应的题目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那么弱小？

做这道题的原因是为了救国家于急难之中，拯中华于衰亡之溺。洋务运动的答案是：西方文明之优势在于军事科技。于是他们提出“以夷之长技制夷”，购买枪炮，兴办工厂，建设新军，希望以一支新式军队来保卫国家。然而，甲午海战和庚子赔款，宣告了他们的失败。当时的中国军队，已经拥有比较优良的武器。但是，现代军事并不仅仅意味着先进的武器，还包括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战术。硬件买回来容易，但是软件的建设就不是一日之功。无论甲午海战还是八国联军侵华，主要原因都是清军不知道现代战争应当如何打，空有武器，而没有战争技术。

尤其在败给以前的学生日本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心遭遇了沉重打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抛弃，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到后来的54运动，就走向了全盘西化之路。这个现代史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大家都比我更熟悉。五四运动同样也是在解答这道大题：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

以胡适和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主流答案是：西方文明更加先进，更加优秀，需要全面学习。这是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他们也把问题悄悄做了修改。原来的题目是：西方文明为什么如此强大？而后来的题目是：西方文明为什么如此优秀？中华文明为什么如此顽劣愚昧？

当然，提出的答案很多。主要的答案就是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西方文明被描述为这两位先生的发展史。从希腊开始就是民主、人权、科学、求知和博爱的，中世纪和封建贵族制度下的种族冲突、奴隶制度、宗教战争等等都被忽略，被掩盖掉。即便是现代化以来的殖民主义的野蛮杀戮和掠夺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据。事实上，所有这些答案的根本逻辑是：强者总是有理的。这也是符合一般人性的答案。事实上，长久以来，中国学者比西方的历史学者更小心的维护西方历史的光辉形象，尽可能掩盖其历史中野蛮愚昧的黑暗面。这道题目的解答最终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的论证：西方文明的今天是优秀的，所以他的历史就是优秀的；因为西方的历史是优秀的，所以他的今天才会这么优秀。

这是一个会使人产生精神分裂的答案，因为那个“优秀的西方”占据中国人的地方，蛮不讲理，用机枪和大炮来掠夺和控制中国，这种野蛮行为与中国人不断论证西方的“优秀文明”之间产生的紧张分裂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学习西方和摆脱西方的压迫，成为同时要完成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上，独立于西方，在精神上，越来越走向“西方中心论“。
因此，中国的道路就取决于对西方文明的抉择上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成为中国人面前的选择。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此，当很多人批判中国的文革是封建余孽的时候，孔夫子再次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一个以打倒孔夫子为旗号的运动，被归结为孔夫子本人所造成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实在是不可思议。拉孔夫子为替罪羊，这出于两个原因：
1，        政治上，马克思主义依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不容质疑，因此反省就只有以传统文化为着力点；
2，        思想上，在五四运动的彻底自我否定之后，中国人每当遇到精神危机的时候，就会习惯性地寻找自己在“根子上“的毛病，试图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并向西方靠近。

80年代，我们把文革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症状。因为，如果客观地观察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所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会出现类似“文革“的极端主义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实际上很少走极端，正如我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所写的，中华文明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而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因为其”普世价值观“的偏激，才会产生统一的强制思想控制。然而，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把板子打在传统文化上面，并进一步选择走向西方。其实质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为什么那么强大？我们如何强大？

        影响最大的答案就是《河殇》，这部电视片影响了八十年代整整一代年轻人。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现代化与落后的传统文化，成为黑与白的两个对立面，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启蒙与振兴“与”启蒙与救亡“一样，成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

        然而，实质上。把中国的问题看成“启蒙与救亡“，还有人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导致启蒙不彻底，云云。

其实这种思路是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平行的。中国的真正原生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救亡。现在这个问题的加强版就是：振兴。

因为在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问题。无论是政府的统治还是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问题，借用今天流行的话说，老百姓的幸福感并不低——只不过后来的一批文学作品系统性地抹黑了1840以前的百姓生活状况。中国的悲剧是从1840年开始的。
此后，一直到今天，中国文明的根本问题就是“救亡“和”振兴“，复兴中华文明，在我们的集体精神记忆中，中华文明就应当是”汉朝“和”唐朝“的地位，只要没有恢复这个地位，就是一种耻辱。要理解中华文明一百多年的精神危机，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耻辱感对我们精神上的伤害，以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1840年以来，中华悲剧故事中，无数英雄志士的奋斗和鲜血都要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因此，以“启蒙”为口号的“向西方学习”，应当放在“救亡”和“振兴”的角度才能得到理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观点各有不同，目标殊途同归。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时期转换阵营，为什么蒋介石失败后，那些教授们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的原因，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所谓思想改造。他们相信或者说认为：这也许是一条救亡和振兴之路。

虽然目标殊途同归，但是毕竟道路各有不同。而且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像个人，可以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国家只有一个，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道路只有一条。因此，爱国者之间会打斗起来。22年前的事件，也应该放在这个思路上来理解：为什么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因为双方都相信，只有自己这条道路才能拯救中华。他们在伦理上都对自己的选择有充分的自信。两边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路径。

从现实来看，20年以来，这个世界进步最快，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升最为强劲的就是中国。在所谓金砖四国中，含金量最足的就是中国。2011年5月4日，“　汇丰银行4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人民币预期将首次超越英镑成为全球贸易企业在未来半年考虑采用的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从两年前才开始的。一个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超越了老牌的英镑和看上去很发达的日本货币，这说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想，10年之内，人民币就有可能极大地威胁到欧元的地位。西方列强一百多年前用野蛮的枪炮打开我们的门，2040年，中国会用文明的货币占据西方的金融市场。

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一开始就提出的题目：西方文明为什么那么强大？与此相对应的题目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那么弱小？

如果我们真正有历史的眼光，就应该会发现这两个题目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向一个汉朝人或者唐朝人问这个题目，他肯定认为你发疯了；如果你向明朝进入中国传教的神父们问这个题目，他一定认为你精神有毛病。

事实上，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题目，真正的题目是：中华文明为什么从清朝才会衰弱？西方文明为什么从18世纪才开始强大？
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也许我们还应当像盖茨部长一样问一个问题：
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韧性，历经风雨艰难，却没有最终倒下，成为传统文明大国中唯一的幸存者？
我这篇短文的目标仅仅是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清理，倘若以后有时间再来试试提出思考这一问题的思路。

另外，关于中日比较，略作补充：
日本和中国都是作为东亚国家，在西方的强力冲击之下打开国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能挑战美国。而中国则步履蹒跚，甚至差点被小小的日本亡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让人感到耻辱和痛苦的一笔。
究其原因。日本从来就是在做学生，从一千多年以前派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开始，日本就一直模仿中国，即使他也会窥视中国的王者地位，但是从文化上他一直是学生。因此，当西方的强力冲击亚洲的时候，他发现了另一个更强的强者。于是他转脸做了西方的学生。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从X的学生变成另一个Y的学生，这种心理上的落差和转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日本很快就能够从中国的好学生变成西方的好学生。
中国作为原生文明，而且长期占据亚洲的顶峰，一直是整个亚洲的老师，在明朝的时候，还能向西方输出我们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中国儒家思想，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对于启蒙时期的欧洲影响甚大，如果说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几乎是从中国学去的，应该是大体符合历史的。还是从刚才说的人性的角度，一个人从老师变成学生，这个心理落差和转变就要困难得多。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失败才能彻底放下“老师“的架子，经过五四运动，对民族文化自信心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才能当一个好学生。
对于任何一个人，自傲是有害的，自卑也同样有害。无论哪一个极端都不利于精神的健康。对于一个文明也是这样，相信自己，并且谦虚学习。如我们的祖先一样，自信自强，谦虚学习，兼容并包，这才是中华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