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何知识分子在中国成为另类群体

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p><span class="tpc_content">&nbsp;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nbsp; 清朝末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在挟文化与军事优势的西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也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中国人就纷纷选择了学习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儒家学说下的中国知识群体，不仅在两千年内养成了人身的依附性，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养成了依附性，当发现孔丘不足以依附后，就依附了西方。其实这种依附造成的后果大概还没人考虑过，就是将西方的制度硬加在了儒家学说下的社会结构上，和儒家当年将起学说硬加在秦制上倒了个，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制度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滋生无数社会弊病的家族观念和流民观念仍然是社会的基本观念，建国后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不过是用集体主义硬生生地压制住了那些小集体观念，到八十年代后社会一放开，腐败就不仅是从上至下，而且也是从下至上地迸发了。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儒生士大夫思维惯性下的知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维持着既有习惯，就是对社会动荡束手无策，明哲保身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选择了一些与政治距离比较远的职业，宛如儒生士大夫当年在社会不健康时候就致仕退休吟诗作词一般，对于社会现象，他们只会根据各种思想下的口号来表示不满，而不去考虑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现象。例如蒋介石对日本的退让，固然有军阀斗争（张学良的回忆录中所说的9、18时候南京政府含糊其词地让他相机处理，而不给明确答复的事例就很值得玩味），畏惧敌人和保护自身地位等因素，难道就没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考虑？在这个时期真正能切实地分析认识实际问题的只有毛泽东、鲁迅等有限的具备知识的人，前者是实际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并得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后者是直面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弊病，写下了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识到了现在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实际上既有依附习惯，又无明确的社会认识，而且还有传统士大夫功名或富贵的需求，所以只能将他们归于另类。大家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会感到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多么的准确。</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就说建国后吧，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反右叫屈，而据说邓小平尽管拨乱反正，但是对反右的结论却仍然是基本持正面评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扩大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该连没有涉及执政党建国思想的人也划入右派。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也确实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或明明白白地反对执政党的执政思想或路线，这和对改进工作提意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话说白了，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在作怪，认为执政党虽然马上得了天下，却应该下马来让他们治天下，呵呵！他们却想不到执政党已经不是起义的农民或地主豪强，而是有自身思想的群体或团体，让人家将治国家的权力让出来，那不是笑话？！再进一步说，即使执政党将权力让给他们，他们有什么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能力？如果有，那他们的政治力量就不仅仅是依附者这么脆弱了！让执政党让权和在封建社会让那些开国皇帝把宝座让给来依附的儒生士大夫一样不现实。即使到了十几年前，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做的仍然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依附性依旧罢了。其实，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的权利，而不是关心社会进步；或者，他们虽然关心社会进步，但是仍然象先辈那样没有扎实地去思考如何使得社会进步，如何使得他们所要求的社会进步实现；不过这也许只是对他们厚道的理解，因为他们在执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其所作所为与封建儒生士大夫实在没什么区别……</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总之吧，我认为知识分子被看作另类，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不参与社会进步却要求社会地位与权利，甚至特权，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别说欧洲，就是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中国文化圈内的地方，还没这种群体，因为人家具备知识的人不同程度地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样的群体不被视作另类才怪呢！</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一时兴起，习惯性的没打草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br/></span></p>小时侯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一直以为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词呢，不过，后来随着对外界的了解，我就越来越感到怎么象是中国独有的呢，所以一直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p><span class="tpc_content">&nbsp; 南石兄说的是事实，不过还不太确切，记忆中西方似乎更重视社会分工，而不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或专门的群体或阶层来看待；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这个词；在封建社会时期，好象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分子的名称，例如佛道两家吧，也同样具备相关知识，但是也没有因为他们具备知识而将其与儒家一起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作和尚道士也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非知识，因为和尚道士中也不乏文盲；即使在民国时期吧，知识分子也是在世俗上如南石兄所言是与文盲相对而言的；那么将知识分子作为专门的群体是在共产党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了？不过，难道执政党人、特别是政治家的知识难道就与知识分子不同，还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几欲依附又鄙夷的政治家难道就没有知识，或者不是正当的社会职业？显然，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看作另类，不仅仅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并没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在其资料中所表现的大多是社会分工的称谓，我想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也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由于将知识分子当作另类群体仅限于中国，那么就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关吧。我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是很深远的。</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在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并没使得具备知识的人成为另类，也许具备知识、并善于使用知识的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些，但是也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并未因此就被社会当作另类看待。根源在于儒家的出现和取得统治地位引起的社会嬗变。儒家学说是孔丘为恢复周朝制度下的奴隶主的统治而设立的，由于其不适应于社会发展，当时并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因为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受人厌恶，孔丘之所以活得滋润并建立名声，很大程度上与其看不起的认为是小人行业的商业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有关，也就是与其弟子子贡有关：</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韂，废着①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嗳，②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自从不学无术的流氓刘邦受到儒生所谓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理天下”的哄骗，让儒家得到教育皇家子弟的地位，最后致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基于周制的学说就强加在了汉朝继承自秦朝的秦制之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异和社会机制的运转不畅（这点请见我《浅析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结构衍变的影响》一文），也使得为周制所设立的儒家学说造就的儒生对治理社会一直束手无策，稍微有点社会变故，儒生就无力使之恢复正常。魏晋士大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号称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在社会动荡时期本来是应该有东汉范谤那种“揽辔澄清”的气概的（虽然儒家学说教不会他们如何去达到目的，请见我《百无一用话清谈》一文），但是他们却为了自己的私德，也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采取逃避态度，不过这也符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退者独善其身”的明哲保身观念吧，但是他们还忘不了儒家所谓的“立名”，硬将自己的废物生活态度说成是高尚的，同时还忘不了借此口舌轻薄地贬低别人，招摇之下也就难免被政治斗争所波及了。我认为那些被文人们称道的稽康之流的人死得很活该，既然坚持与别人不同的见解，就要有能力使得自己的见解得以实行，否则不是坦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干脆躲起来，希望统治者具备任由你羞辱挖苦的乌龟度量，即使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也不会的（西方对待共产主义者的做法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更不用说专制的封建统治者了！这就是依附者的悲哀。前几天看到易中天谈陈寅恪的文章，我就觉得他陈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所容忍的个特例罢了，如果执政者不容忍他，他能做他的研究？而且他身上也具备着儒生士大夫的依附性，就是只知道依附给自身所希望的条件者，即使是侵略者扶植的傀儡也不在意。如果大家要研究典型的正统士大夫，陈就是个好例子，至于研究历史上儒生士大夫一般是什么样子，我们周围的人就是好例子！</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儒家是将修身、齐家置于平天下之先的，在具体实行中，从其祖师爷孔丘开始，就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德”，在政局出现与其相违背的情况下，不是运用政治手段使得政局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拍拍屁股走人，例如孔丘做鲁国司寇时候的例子。后世儒生士大夫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除非能出现大的或明显的，抑或为儒生士大夫喜欢的局面，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失德，例如明相李东阳。历史上是有做无用死谏的忠臣，不过这种人也很少，大多数人不是随波逐流为自己的权位富贵而屈从现实，就是明哲保身而做缩头乌龟，尤其是在山河破碎或民族沦亡的乱世。我最鄙夷的也是这一点，乱世时候不为社会安定与健康而努力，天下太平的治世出现后却出来要官享受，这大概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儒家学说造成的社会统治阶层注重个体的利益与私德，缺乏政治能力，大多只会争权夺利的政客伎俩所致的。</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nbsp; 清朝末年，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在挟文化与军事优势的西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也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中国人就纷纷选择了学习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因为儒家学说下的中国知识群体，不仅在两千年内养成了人身的依附性，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养成了依附性，当发现孔丘不足以依附后，就依附了西方。其实这种依附造成的后果大概还没人考虑过，就是将西方的制度硬加在了儒家学说下的社会结构上，和儒家当年将起学说硬加在秦制上倒了个，也就是说，不管社会制度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滋生无数社会弊病的家族观念和流民观念仍然是社会的基本观念，建国后的五十到七十年代不过是用集体主义硬生生地压制住了那些小集体观念，到八十年代后社会一放开，腐败就不仅是从上至下，而且也是从下至上地迸发了。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儒生士大夫思维惯性下的知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维持着既有习惯，就是对社会动荡束手无策，明哲保身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选择了一些与政治距离比较远的职业，宛如儒生士大夫当年在社会不健康时候就致仕退休吟诗作词一般，对于社会现象，他们只会根据各种思想下的口号来表示不满，而不去考虑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现象。例如蒋介石对日本的退让，固然有军阀斗争（张学良的回忆录中所说的9、18时候南京政府含糊其词地让他相机处理，而不给明确答复的事例就很值得玩味），畏惧敌人和保护自身地位等因素，难道就没有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考虑？在这个时期真正能切实地分析认识实际问题的只有毛泽东、鲁迅等有限的具备知识的人，前者是实际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并得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后者是直面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弊病，写下了不朽的著作。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识到了现在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实际上既有依附习惯，又无明确的社会认识，而且还有传统士大夫功名或富贵的需求，所以只能将他们归于另类。大家读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会感到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是多么的准确。</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就说建国后吧，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反右叫屈，而据说邓小平尽管拨乱反正，但是对反右的结论却仍然是基本持正面评价，只是认为不应该扩大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该连没有涉及执政党建国思想的人也划入右派。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当时也确实有些人糊里糊涂地或明明白白地反对执政党的执政思想或路线，这和对改进工作提意见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话说白了，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思想在作怪，认为执政党虽然马上得了天下，却应该下马来让他们治天下，呵呵！他们却想不到执政党已经不是起义的农民或地主豪强，而是有自身思想的群体或团体，让人家将治国家的权力让出来，那不是笑话？！再进一步说，即使执政党将权力让给他们，他们有什么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能力？如果有，那他们的政治力量就不仅仅是依附者这么脆弱了！让执政党让权和在封建社会让那些开国皇帝把宝座让给来依附的儒生士大夫一样不现实。即使到了十几年前，这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做的仍然是基本上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依附性依旧罢了。其实，他们所要求的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的权利，而不是关心社会进步；或者，他们虽然关心社会进步，但是仍然象先辈那样没有扎实地去思考如何使得社会进步，如何使得他们所要求的社会进步实现；不过这也许只是对他们厚道的理解，因为他们在执政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其所作所为与封建儒生士大夫实在没什么区别……</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总之吧，我认为知识分子被看作另类，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不参与社会进步却要求社会地位与权利，甚至特权，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别说欧洲，就是世界上其它地方，包括中国文化圈内的地方，还没这种群体，因为人家具备知识的人不同程度地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这样的群体不被视作另类才怪呢！</span></p><p><span class="tpc_content">一时兴起，习惯性的没打草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br/></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