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能成为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并不新鲜的话题。有人将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阻碍了资本的集中与扩大；有人则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对人性的压抑，阻碍了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欲望；也有人归结为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失去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还有人归结为中国政府传统上不重视科技，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说，所有这些论点，都有其合理之处，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一种必然，而非彭木兰在《大分流》中所指出的“中英煤炭含水量不同”这样的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纵观近代世界的总体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潮流，就是资本主义逐步统治世界的过程。在这个总体趋势中，世界所呈现的并非是平均发展、稳步发展的状态。而是一种由中心向边缘、先发向后发逐步推进的过程。依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亦即在近代以来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发端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准确地说，是以荷兰（或尼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而之后的历史时期内，正是在中心国家的外力推动下，资本主义的大潮才一波波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次推进，最终将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显然也是这一大潮逐次推进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西北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世界资本主义最早的萌芽是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北部各城市。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至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仅就这个时间点看，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并不比意大利晚很多。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大约从16世纪早期——亦即明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江南的某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自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租庸调制的瓦解，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业已动摇，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趋势日趋明显。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必然带动农民从封建国家的农奴向比较自由的自耕农发展。当然，私人地所有制也造就了有别于官僚地主和贵族地主的新型封建地主，这些地主的发家主要不是依靠权力和血统，而是靠对土地进行经营或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然后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些地主所雇佣的雇农或佃农，当然也是受剥削的对象，但是较之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之下的国有农奴或官僚贵族地主所有的私人农奴而言，显然自由度要略高。尤其是雇农，他们与地主间的这种雇佣劳动关系的性质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雇农就是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在很多地方雇农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因欠债而被迫以工抵债），实际上已经沦为了该地主的附庸或私人农奴，丧失了人身自由，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部分的地区，雇农与地主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且雇农确实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另一个问题是，地主雇佣雇农进行生产，其根本目的是否是追求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姑且将“剩余价值”这个词也接过来使用）？其产品是否主要用于交换？这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了。从一般的情况看，官僚贵族地主所进行的生产，根本目的都是满足个人的生活所需，其经济体比较封闭，更符合封建领主经济的特点。而私人地主所进行的生产，既有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成分，也有进行交换以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两者的比例，主要的应当取决于该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生产工具的水平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土地数量越多、生产工具水平越高、当地自然环境越适合农业生产，交换的部分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不管如何，这种私人地主的雇佣生产方式已经较之传统的官僚贵族封建庄园式的生产方式更接近资本主义的标准了。而在城市当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确在明代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万历年间领导苏州丝织工人进行抗税斗争的丝织工人葛成（葛贤），其本人的身份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城市无产者的形象：没有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以为工场主做丝织工领取工资为生、其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对任何人无契约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事实都说明，明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因素。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明代“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了，更不能像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进一步推导出“如果没有满清入关，明朝必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毫无根据的结论。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生产关系，但尚未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刨去“近代化机器大生产”这个技术因素，其核心可以归结为：第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第二，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以这种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是完全以交换为目的的；第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作为被雇佣对象的劳动者人身是完全自由的（从法律上而言的自由）。从这三个标准看，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相差甚远。一者，在明代社会，新型的生产方式（即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并不占主流，只是在江南等生产力发展较高的某些地区存在着，而即使在这些地区，这种生产方式也不占主流，而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如丝织、纺织等部门）存在着，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是十分稀疏的。二者，尽管明代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商品化率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能从每一个硬币中都看出资本主义的存在”，商品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整体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已得到根本性改变。三者，明代社会中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人丁税依然是税收的主要标准，而佃农和雇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依附于地主。特别是，明代仍普遍存在着奴仆制，家奴、佃奴在南方地区大量存在着。即便是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也要受到封建色彩浓厚的行会控制，每天的工作要由行会来指派，这表明，明代的劳动者人身自由很不充分，基本上仍处于不自由或半自由的状态。

较之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成长的土壤，明代中国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城市的不自由。如上所述，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各城市中，以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为代表。这些城市之所以能独立于西欧的封建体制之外发展出一套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独立、自由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意大利北部较发达的城市都是以城市共和国的形式存在的，城市中没有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也没有附属于骑士的奴仆，所有市民都是自由人。即使是一个农奴，只要在城市中呆上一年零一天，既可以获得自由身份，因此正如当时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尽管某些时候一些城市名义上也宣称效忠某国王或皇帝，但实际上却保持着高度的自治。城市的管理通过市议会或委员会一类的机构进行。在这些城市中，市民的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呢绒和毛纺行业）和银行业成为富人投资的主要方向，这就促进了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和最早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但反观明代的中国，城市却处于严重的束缚之中。政治上不自由，受到中央集权的严厉控制，无任何自治存在。市民和农民一样受到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封建政府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肆意侵犯城市的利益，比如明代神宗时期，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城市中对工商业者横征暴敛，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无论行商坐贾，均大受其害，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这也正是葛成抗税斗争的背景）。同时，封建政府为了最大限度控制财源，往往限制民间开矿设厂，而以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有矿厂取而代之。或者实行所谓“官购”，对民营手工业部门的产品进行强行垄断收购（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这就严重影响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影响了市场的发育。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较为先进的“计日取值”——即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矿厂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阻碍，于是很多工矿主不得不将资本投入到地产中，这就阻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过去人们常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其实，工矿主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封建政府压抑私营工矿的发展应当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皇帝、官僚和贵族对土地的疯狂兼并，也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产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本已部分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变回依附于皇帝、官僚和贵族的不自由的农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德意志也发生了以“再版农奴制”为表现的相似的历史反动，这也成为德意志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阻碍，并成为德意志落后于英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在明代晚期中国的具体背景下，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最需要的两个因素——“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恰恰难以得到满足。这就表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是很难仅仅通过自然发展来冲破封建社会的母体的。换言之，在没有受到强大的外力——这种外力往往是以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产力——的巨大冲击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自然进化，达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即使有这种可能，也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那么，即使明朝真如某些人所一厢情愿的那样没有灭亡，历史就真的能给中国如此充裕的时间来缓慢地自我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分割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是扩张，而这种扩张的基础就是市场。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的衰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城市本身的载体过小，造成进一步发展的市场有限，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需求，于是造成资本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工商业大量流向地产、金融等行业，造成了意大利早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强的、更统一的市场来为它提供发展的空间，而这个市场，只能是由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来提供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端于意大利，却勃兴于较早迈进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门槛的荷兰、英国的原因。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一个最理想的政治环境应当是在高度的城市自由的基础上存在着一个用明确的法律和强大的武力保护私有财产、并积极地为资本开拓市场的民族政府，而荷兰，特别是英国恰恰最符合这样的政治要求，这就成为了英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作为英国资本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英国政府最大的成功乃是在于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分割。在意大利城邦的时代，所谓世界市场，只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而到荷兰时代，世界市场就已经扩展到了大西洋以至印度洋沿岸地区。到英国时代，世界市场则进一步扩大到了涵盖五大洲的范围。而同时期，中国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我们由此可以假设，即便在英国扩展和分割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中英之间不发生正面冲突，更进一步讲，即便中国后来主动改变闭关政策，参与分割世界市场的竞争，由于中英两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中国也必然会在这场以生产效率为主的竞争中处于巨大的劣势。同时，中国还需面临着后起的法、德、美、俄、日等国的激烈竞争，在不彻底改变传统的封建集权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也很难取得同这些国家竞争的胜利。一俟世界市场基本（或绝大部分）被分割完毕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将很难再有扩展的空间。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证明中国就完全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它用自身强大的生产力去征服世界的同时，也会迫使被征服者改革自身的体制，使用与征服者一样的、甚至更完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改变自身落后的局面。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820年以后，欧洲大陆与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也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各国都已意识到，要用政权的力量保护私有财产，并为本国资本开拓市场，参与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分割。古老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也必然会逐步地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乃至生产方式来武装自己，以求得自我的生存，而这也正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中国，即便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也只能是一个受原发性中心国家所迫、被历史大潮推动着被动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了。而对于已经在19世纪后半叶彻底失去了分割世界市场机会的中国而言，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已完全不可能。历史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只能走政府集权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压抑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从而使中国不可能成为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又在1949年之后令中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此处的资本主义化并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划等号，而是表明一个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面貌、物质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种状态）。在这种历史的悖论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正是中国无法通过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并不新鲜的话题。有人将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阻碍了资本的集中与扩大；有人则归结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对人性的压抑，阻碍了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欲望；也有人归结为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失去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还有人归结为中国政府传统上不重视科技，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应该说，所有这些论点，都有其合理之处，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一种必然，而非彭木兰在《大分流》中所指出的“中英煤炭含水量不同”这样的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纵观近代世界的总体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潮流，就是资本主义逐步统治世界的过程。在这个总体趋势中，世界所呈现的并非是平均发展、稳步发展的状态。而是一种由中心向边缘、先发向后发逐步推进的过程。依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亦即在近代以来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发端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准确地说，是以荷兰（或尼德兰）和英国为代表的。而之后的历史时期内，正是在中心国家的外力推动下，资本主义的大潮才一波波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逐次推进，最终将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显然也是这一大潮逐次推进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欧洲西北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世界资本主义最早的萌芽是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北部各城市。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至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仅就这个时间点看，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并不比意大利晚很多。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大约从16世纪早期——亦即明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江南的某些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自唐代中期之后，随着租庸调制的瓦解，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业已动摇，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趋势日趋明显。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必然带动农民从封建国家的农奴向比较自由的自耕农发展。当然，私人地所有制也造就了有别于官僚地主和贵族地主的新型封建地主，这些地主的发家主要不是依靠权力和血统，而是靠对土地进行经营或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然后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这些地主所雇佣的雇农或佃农，当然也是受剥削的对象，但是较之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之下的国有农奴或官僚贵族地主所有的私人农奴而言，显然自由度要略高。尤其是雇农，他们与地主间的这种雇佣劳动关系的性质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雇农就是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在很多地方雇农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因欠债而被迫以工抵债），实际上已经沦为了该地主的附庸或私人农奴，丧失了人身自由，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部分的地区，雇农与地主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且雇农确实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另一个问题是，地主雇佣雇农进行生产，其根本目的是否是追求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姑且将“剩余价值”这个词也接过来使用）？其产品是否主要用于交换？这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了。从一般的情况看，官僚贵族地主所进行的生产，根本目的都是满足个人的生活所需，其经济体比较封闭，更符合封建领主经济的特点。而私人地主所进行的生产，既有满足个人生活需求的成分，也有进行交换以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两者的比例，主要的应当取决于该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生产工具的水平以及当地自然环境。土地数量越多、生产工具水平越高、当地自然环境越适合农业生产，交换的部分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不管如何，这种私人地主的雇佣生产方式已经较之传统的官僚贵族封建庄园式的生产方式更接近资本主义的标准了。而在城市当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确在明代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万历年间领导苏州丝织工人进行抗税斗争的丝织工人葛成（葛贤），其本人的身份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城市无产者的形象：没有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以为工场主做丝织工领取工资为生、其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对任何人无契约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事实都说明，明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因素。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明代“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了，更不能像某些人所臆想的那样，进一步推导出“如果没有满清入关，明朝必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毫无根据的结论。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已经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生产关系，但尚未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刨去“近代化机器大生产”这个技术因素，其核心可以归结为：第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第二，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以这种生产方式进行的生产是完全以交换为目的的；第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作为被雇佣对象的劳动者人身是完全自由的（从法律上而言的自由）。从这三个标准看，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相差甚远。一者，在明代社会，新型的生产方式（即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并不占主流，只是在江南等生产力发展较高的某些地区存在着，而即使在这些地区，这种生产方式也不占主流，而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如丝织、纺织等部门）存在着，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是十分稀疏的。二者，尽管明代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商品化率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能从每一个硬币中都看出资本主义的存在”，商品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整体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已得到根本性改变。三者，明代社会中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人丁税依然是税收的主要标准，而佃农和雇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依附于地主。特别是，明代仍普遍存在着奴仆制，家奴、佃奴在南方地区大量存在着。即便是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也要受到封建色彩浓厚的行会控制，每天的工作要由行会来指派，这表明，明代的劳动者人身自由很不充分，基本上仍处于不自由或半自由的状态。

较之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成长的土壤，明代中国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城市的不自由。如上所述，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各城市中，以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为代表。这些城市之所以能独立于西欧的封建体制之外发展出一套不同的生产关系，与其独立、自由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意大利北部较发达的城市都是以城市共和国的形式存在的，城市中没有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也没有附属于骑士的奴仆，所有市民都是自由人。即使是一个农奴，只要在城市中呆上一年零一天，既可以获得自由身份，因此正如当时德国人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尽管某些时候一些城市名义上也宣称效忠某国王或皇帝，但实际上却保持着高度的自治。城市的管理通过市议会或委员会一类的机构进行。在这些城市中，市民的财产受到尊重和保护，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呢绒和毛纺行业）和银行业成为富人投资的主要方向，这就促进了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和最早的资产阶级的产生。但反观明代的中国，城市却处于严重的束缚之中。政治上不自由，受到中央集权的严厉控制，无任何自治存在。市民和农民一样受到封建政府的严密控制。封建政府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肆意侵犯城市的利益，比如明代神宗时期，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城市中对工商业者横征暴敛，收取各种苛捐杂税，无论行商坐贾，均大受其害，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这也正是葛成抗税斗争的背景）。同时，封建政府为了最大限度控制财源，往往限制民间开矿设厂，而以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官有矿厂取而代之。或者实行所谓“官购”，对民营手工业部门的产品进行强行垄断收购（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这就严重影响了商品的等价交换，影响了市场的发育。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较为先进的“计日取值”——即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矿厂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阻碍，于是很多工矿主不得不将资本投入到地产中，这就阻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过去人们常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的“重本轻末”思想，其实，工矿主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和尊重，以及封建政府压抑私营工矿的发展应当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皇帝、官僚和贵族对土地的疯狂兼并，也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生产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本已部分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变回依附于皇帝、官僚和贵族的不自由的农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德意志也发生了以“再版农奴制”为表现的相似的历史反动，这也成为德意志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阻碍，并成为德意志落后于英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在明代晚期中国的具体背景下，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最需要的两个因素——“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恰恰难以得到满足。这就表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是很难仅仅通过自然发展来冲破封建社会的母体的。换言之，在没有受到强大的外力——这种外力往往是以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产力——的巨大冲击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可能通过自然进化，达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即使有这种可能，也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有可能。那么，即使明朝真如某些人所一厢情愿的那样没有灭亡，历史就真的能给中国如此充裕的时间来缓慢地自我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分割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是扩张，而这种扩张的基础就是市场。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的衰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城市本身的载体过小，造成进一步发展的市场有限，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需求，于是造成资本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工商业大量流向地产、金融等行业，造成了意大利早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强的、更统一的市场来为它提供发展的空间，而这个市场，只能是由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来提供的，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端于意大利，却勃兴于较早迈进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门槛的荷兰、英国的原因。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一个最理想的政治环境应当是在高度的城市自由的基础上存在着一个用明确的法律和强大的武力保护私有财产、并积极地为资本开拓市场的民族政府，而荷兰，特别是英国恰恰最符合这样的政治要求，这就成为了英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作为英国资本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英国政府最大的成功乃是在于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分割。在意大利城邦的时代，所谓世界市场，只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而到荷兰时代，世界市场就已经扩展到了大西洋以至印度洋沿岸地区。到英国时代，世界市场则进一步扩大到了涵盖五大洲的范围。而同时期，中国却处于自我封闭之中。我们由此可以假设，即便在英国扩展和分割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中英之间不发生正面冲突，更进一步讲，即便中国后来主动改变闭关政策，参与分割世界市场的竞争，由于中英两国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中国也必然会在这场以生产效率为主的竞争中处于巨大的劣势。同时，中国还需面临着后起的法、德、美、俄、日等国的激烈竞争，在不彻底改变传统的封建集权制度的前提下，中国也很难取得同这些国家竞争的胜利。一俟世界市场基本（或绝大部分）被分割完毕之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将很难再有扩展的空间。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证明中国就完全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它用自身强大的生产力去征服世界的同时，也会迫使被征服者改革自身的体制，使用与征服者一样的、甚至更完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改变自身落后的局面。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820年以后，欧洲大陆与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也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欧美各国迅速发展起来，各国都已意识到，要用政权的力量保护私有财产，并为本国资本开拓市场，参与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分割。古老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也必然会逐步地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乃至生产方式来武装自己，以求得自我的生存，而这也正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中国，即便成为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也只能是一个受原发性中心国家所迫、被历史大潮推动着被动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了。而对于已经在19世纪后半叶彻底失去了分割世界市场机会的中国而言，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已完全不可能。历史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只能走政府集权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压抑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从而使中国不可能成为原发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高度集权的体制，又在1949年之后令中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此处的资本主义化并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划等号，而是表明一个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面貌、物质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种状态）。在这种历史的悖论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正是中国无法通过自由发展资本主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