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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论述与主张 <a href="http://truworld.blog.hexun.com/3699494_d.html">http://truworld.blog.hexun.com/3699494_d.html</a>   无名无姓　　“无名无姓” 写的前言：感谢右派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用“亩产（百）万斤”痛打毛泽东，促使我不得不去“学习毛主席著作”，设法找到答案，那怕是线索。出乎我的意外，毛不仅是用最清楚，最直接的语言提供了他对“虚报”，“共产风”，“浮夸风”的意见，简直是在苦口婆心，一遍又一遍的在各种场合下与之做斗争。毛泽东点了《人民日报》的名，要《人民日报》“最好冷静一点”。毛泽东甚至同情鼓励“瞒产”。在下面的节选内容中，我还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 　　1，对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不仅承担责任，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2，毛泽东对造假，虚报，浮夸风的认识以及不懈的斗争并不是发生在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之后； 　　3，毛泽东在1957年到1961年与“五风”的斗争中，口气越来越重，批评越来越尖锐。都后来几乎是怒不可遏。到1961年则直接插手（毛当时不主持工作），直接往下派工作组深入农村搞调查（见给田家英的信，信中的口气已经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下面是无名无姓在很有限的阅读中摘录下来的有关这个议题的内容，旨在希望大家能在一条正确的基础上，来研究，来探讨，来评说毛泽东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论述与主张。 　　 毛泽东对“亩产万斤”“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论述与主张 　　 　　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4．《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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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注释 　　 [1]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6．《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7．《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8.《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9.《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0.毛泽东起草的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1.《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5]上，主张对一平二调[6]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7]我党的总路线[8]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 　　　　——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2.《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　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3.《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3]。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5]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4. 《给田家英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又及：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15.《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a href="http://truworld.blog.hexun.com/3699494_d.html">http://truworld.blog.hexun.com/3699494_d.html</a>

你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或者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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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 毛主席在8月9日到山东省进行了视察。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主席汇报了山东省各项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就各项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毛主席还一再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毛主席还指出办大社的优越性。当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主席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视察了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在去北园农业社的路上，毛主席看到路旁秆粗穗大的谷子时，接连向陪同他参观的谭启龙、裴孟飞和中共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等同志赞扬说：“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孬嘛，我看群众干劲不小！”到了北园社，毛主席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一一握手，接着就视察藕田和丰产稻田。这个社有二千五百多亩藕田和二千一百多亩稻田。在视察稻田的时候，一群青年小伙子在田旁列队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这是社里的“青年卫星队”，他们正准备在稻田里锄草。毛主席亲切地握了每个社员沾满泥巴的手，还同小队员韩茂林谈了话。 这里的水稻生长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主席还询问了这个社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毛主席问这个所的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回答说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详细察看了中共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这里合种的棉花试验田。这块田里的棉花有一人高，长得象棉花树一样，估计每亩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亲手剥开棉壳，和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已长棉桃六十四个。数完以后，毛主席微笑地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秦杰说，过去搞得不大好，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毛主席诙谐地说：“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当秦杰汇报说棉花易落桃时，毛主席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毛主席还问秦杰：“你们行还是农民行？”秦杰说：“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赶过农民。”毛主席鼓励秦杰说：“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视察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后，毛主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这个部队正在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了面并合影留念。在和代表们见面的时候，毛主席还和长征时期曾做过他警卫员的陈昌奉上校作了亲切的谈话。 在济南期间，毛主席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注明劳动模范、农业社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并且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鼓励他们说：“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在到达济南以前，毛主席还分别在滋阳、泰安等地，听取了中共济宁、泰安地委负责人和中共滕县、滋阳、泰安县委负责人的汇报。 毛主席的视察，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无限的力量，北园农业社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当晚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全体社员，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实现丰产水稻和各项作物的计划产量，还要大量种植各种“卫星”田；同时决定把毛主席来农业社视察的情况写成喜报，送给全县所有的农业社，使全县人民共享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并且和全县各农业社携手并进，决心为实现双千斤而奋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全体干部，在毛主席参观以后更加鼓足了干劲。副所长秦杰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科学研究跟农民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并且把解决棉花落桃问题当做一项重要课题来解决。 (新华社) 文章来源：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原文链接：<a href="http://learning.sohu.com/2003/12/23/54/article217335435.shtml" target="_blank">http://learning.sohu.com/2003/12/23/54/article217335435.shtml</a> 冯蕙 [摘要]《毛泽东文集》共收入毛泽东文稿803篇，是继《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 《文集》的编辑工作历时8年，分3次出齐。 《文集》只选内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文稿。 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对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整理。《文集》的注释，大量的是对人物、事件、引语、文件等的注释，还有通过注释介绍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或通过注释订正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广查资料、请教专家、严谨考证，力求把注释作得更完满。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陆续出齐。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504篇，社会主义时期299篇。 我作为《毛泽东文集》编辑组的成员，参加了《文集》第一至八卷的编辑工作。下面就我所接触到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的体会，对编辑工作分三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选稿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 《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 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思想观点。单以《文集》第六、七、八卷来说，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就有几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选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党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党在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五篇报告和讲话，加上选入的七大召开前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就是七篇。如果将《毛选》第三卷中的七大开幕词、闭幕词和《论联合政府》也计算进去，那毛泽东关于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作这么多次的报告和讲话(内容十分丰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曾将这十篇报告和讲话出了一本专集，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受到好评。又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文集》就选了四篇。这些谈话，深刻而具体地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定息问题、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再谈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谈话，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有的选稿是经过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实际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国共关系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认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们分析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因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联合抗日而发出的致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当权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泽东执笔的；另外这封信的论理和文风，也很像是毛泽东的手笔。但是，这些分析还不是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判断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直接依据，是从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找到的。他在发言中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周恩来引用的“爱国有罪……”这句话，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五，《文集》的选稿中，包含了毛泽东有些涵义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下面举两三个例子。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七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的批语)。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正文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文集》的正文编辑工作，因文稿的稿本情况不同而有一些差别。稿本的情况，主要指是手稿原件(或是手稿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还是讲话、谈话的记录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我们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除了作史实方面的核查考订外，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的整理。下面分别作一些介绍。 一、史实的考订 史实的考订，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拿过来放入要编的文集中就算了事，而是要多次地阅看，看看有无需要校订的史实等。史实的考订工作，反映了编辑人员的知识水平，反映了编辑工作的严细作风。在这方面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一卷《给傅作义的信》(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留有手稿，其中有一句话是：“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这句话中的韩团长是谁？信中用的是“托韩团长”，这似乎说明这个韩团长大概不是红军中的团长，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长，并且还应与阎锡山(字百川)有点关系。据史料记载，1936年春红军东征时，4月在山西省中阳县境内的师庄、三角庄同阎锡山部第166师第196旅作战中，曾俘虏了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整个东征战役中，俘虏阎锡山部的团长就只有这一个。那末，信中的“韩团长”是不是“郭团长”的笔误呢？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还需要佐证。我们又从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信中，查到这样一段话：“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这段话印证了《给傅作义的信》中所说的“百川先生处”，“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只是“郭团长”被误写为“韩团长”了。这样，《文集》就将信中的“韩团长”订正为“郭团长”。 2.《文集》第二卷《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央学习组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中，有一个提法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那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参加中国国民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有明确的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至于李大钊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声明，对这个问题就说得更清楚了，声明说：“我们加入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根据以上材料，《文集》将前述提法订正为“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 3.《文集》第六卷《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指缅甸。--引者)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新西兰。”经查核，这个说法有误。关于缅甸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700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0余万平方公里；关于新西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268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269202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说明缅甸的国土面积不可能是九个到十个新西兰，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显然有误，应当是另外某一个国家。根据我们编辑文献的经验，讲话、谈话记录稿中的差错，有的是出现在读音相近的词语。与“新西兰”读音相近的国名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于是，我们查核了锡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5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5584平方公里。这样，说缅甸的国土面积是九个到十个锡兰倒是可以的，于是《文集》将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订正为“锡兰”。 4.《文集》第八卷《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说：“我们同英国已有十五年的外交关系”。我们查阅了中国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材料，中英建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早，在1950年1月。接着，英国派胡阶森作为代表来北京谈判建交问题。胡阶森只是谈判中英建交的英国谈判代表(当时也称临时代办)，不具有外交代表身份。3月初谈判开始，由于英方缺乏诚意，建交谈判搁浅，无法继续进行。1954年6月17日，中英两国达成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将本国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这就是中英建交的过程。那末，中英建立外交关系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我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他们答复说：1954年互派外交代办可以说是半建交，严格地说中英建交是1972年互派大使。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这次谈话是在1964年，即使从中英半建交的1954年算起，到1964年中国同英国有外交关系也才只有10年。根据以上情况，《文集》将“十五年”订正为“十来年”。 5.《文集》第八卷《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几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我们查核了有关材料，吴庭艳是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击毙的，肯尼迪是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的。从11月1日到11月23日，应当说是没过一个月，说“没过几个月”是不准确的。《文集》将“没过几个月”订正为“没过一个月”。 6.《文集》第八卷《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同亚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三百多万。”根据有关材料，这里说的“三百多万”不准确。我们同蒋介石打了4年仗，这4年的起止日期如何算，应当是起于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作战，全国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止于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阶段完成。起止日期的这种计算是有根据的，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公报，“四年”的下限就是1950年6月。那末，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多少人了呢？聂荣臻1950年5月31日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数目扩大到五百五十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一书中也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完成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人。这样，“三百多万”的说法应当订正，《文集》订正为“五百多万”。 《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中，所作的史实考订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二、引语的查核 毛泽东文稿中的引语，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到外国一些名人的言论，从中国的经史古籍、古诗词、古典小说到鲁迅的著作及其他现代文学家的论述，等等。有些引语查起来相当费事，还有的虽然用了不少工夫进行查核但最终也未能查到出处。下面用两个未能查到出处的引语，作为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二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中，毛泽东说：“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对徐志摩的这句话，我们作的注释中说：“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没有查到出处”这几个字，绝不是轻易写上的，而是多方查找未获结果留下的遗憾。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整理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记录稿，为查找徐志摩的这句话，可以说费了不少的工夫。当时，我们请教过著名的专家卞之琳先生、唐先生，他们一时也记不起来徐志摩的这句话，但告诉我们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徐志摩全集的清样，可以去查一查。我们去查阅了这部清样，但没有找到这句话。后来，从鲁迅《华盖集续编》中的《有趣的消息》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一点线索。在《有趣的消息》中，鲁迅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当时我们看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几个字，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而这里所说的”《晨报副刊》上“又是指的徐志摩1926年1月13日在《晨报副刊》第1423号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这样就以为可能有希望查到出处了。我们仔细阅读了徐志摩的这篇文章，文中确实谈到“闲话先生”(陈源)的家事，也有他妹妹对他讲的那些话，但却找不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样的话。查找徐志摩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线索又断了。对“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我们也感到费解。银针是很细小的，即使被风吹落在幽谷中，恐怕也很难发出能让人听得见的声音。这句引文本身是否有差错呢？由于没有查清楚，只好保持原貌不动，绝对不能妄改。正是在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在注释中说明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这样作注，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是极少的。这样作注，一是体现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有向社会上的专家学者请教的意思；三是说明这是我们存疑的一个问题，今后在工作中还要继续留心这个问题。 2.《文集》第二卷《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对这句话，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也查找过，从研究拿破仑的书籍中和向著名的专家的请教，都没有查出出处。我们认为这句话很有特色，应当说是一句名言，怎么就查不到出处呢？而且毛泽东在别的地方还提到这句话，1936年他写给丁玲的词《临江仙》中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就是化用的这句话。有没有可能是毛泽东记错了，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不是拿破仑的话。当时，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在这里，而不是怀疑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有什么问题。后来，从《孙中山全集》中见到两处与拿破仑这句话有联系的论述。一处是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孙中山在谈话中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与“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是很接近的，但孙中山用的是“常言谓”，没有说是谁说的。虽然这个“常言谓”不能排除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毕竟还是不能确定。另一处是孙中山1922年10月17日《致<觉民日报>函》，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说：“夙仰贵报为吾党之喉舌，作侨界导师，大声疾呼，发聋振久矣，尽宣传之巨责，收文字之奇功，一纸风行，万流景仰。……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斯言殆可为贵报道矣，感甚佩甚!”这里明确指出是拿破仑说的，但话中的“报纸功力”与“一支笔”还是有差别的。孙中山的这两段论述，虽然都不能作为毛泽东讲话中引用的拿破仑说的“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直接出处，但作为拿破仑讲过这类意思的话的佐证，却是有价值的，说明毛泽东没有记错。 三、词语或字的订正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稿，保存下来的手稿很少，大多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抄件或油印件，其中出现的文字上的错漏有时会多一点，因此对这类文稿的某些词语或字的校订任务就比较重一些。下面举几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的例子。第71页第11行的“结穴”，在原抄件写作”结大”，“结大”不是一个组词，放在句子(“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大”)中也讲不通。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文集》将“结大”订正为“结穴”。第318页第4行的“乌吗(怎样)”，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发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油印单行本上为“鸟吗(怎样)”，根据不同印本的对勘和语意分析，《文集》将“鸟吗”订正为“乌吗”，“乌”是一个疑问词，作“何”、“怎样”解释。第469页第5、6行“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一句中的“湔涤”，在原抄件上写作“煎涤”，有误，这里应用“湔涤”，是洗雪的意思。第489页第1行“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一句中的“臆测”，在发表这篇谈话的《新中华报》上印为“测”，“”字有误，订正为“臆”。 再从《文集》其他几卷中举例介绍一下。 第二卷第26页倒8、倒7行“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中的“活棋”，在原抄件上写作“污棋”，既然是变被动为主动，怎么能说是一着“污棋”呢？从上下文的意思分析，这里应是“活棋”。“污”同“活”在字形上有某些相近，将“活棋”写成“污棋”属于抄写中出现的差错，《文集》作了订正。 第八卷《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的一部分)的原件上，说主动权“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这个提法，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表述不准确，应当表述为“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文集》照此作了订正。 第八卷《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的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五卅惨案”，是指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中国人民，制造这次惨案的是英国帝国主义，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是不准确的。这里的“五卅惨案”应改为“五卅运动”，《文集》作了订正。 我们在编辑《毛泽东文集》中，对毛泽东的遣词用字，只要意思能讲得通的，尽可能地保存他所使用的某些词语，这些词语可以说明他在用词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文集》第三卷第234页，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这里的“人工地”三个字，一般是用“人为地”，但“人工地”的意思也是清楚的，不必改。又如，《文集》第八卷第35页，毛泽东说：“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又说：“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这两处用的“清净”这个词，按一般习惯是用“干净”，但用“清净”也不会产生歧义，意思是清楚的，这样就保留下来了。再如，《文集》第七卷第358页，毛泽东说：“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还有，《文集》第八卷第321页，毛泽东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两处用的“考验”这个词，按一般习惯是用“检验”，但“考验”也讲得通，“考”可以解释为检查，所以“考验”不必改为“检验”。 四、标点符号的订正 在编辑《毛泽东文集》时，对改动毛泽东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中的标点符号，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可改可不改的标点符号一律不改，只改动个别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特别是因用得不当而影响了文意的标点符号。下面举两个例子。 1.《文集》第六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曾发表在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时，其中一句话是：“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对于句中的这个逗号，经仔细斟酌后认为用得不当，“我们很早就表示”后面用的是冒号，那就是说冒号后面句号以前的内容都是很早就表示过的。但从文意分析，句号之前的“现在还是这样”，不可能是很早表示过的，很早表示过的仅仅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这样，我们将“现在还是这样”前的逗号改为句号。 2.《文集》第七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公开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时，其中两句话是：“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在编《文集》时重读这篇讲话，读到这句话时，感到语气不太顺，觉得“新的问题”后面的句号应当是逗号或顿号。因为“新的问题”也就是“新的矛盾”，二者之间应是贯通下来，不应当句断。另外，与这句话中的“这些矛盾”相对应的是“新的矛盾”，不应在“新的矛盾”前面就句断，把“新的矛盾”放在后面一句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主要的著名著作，是经过他反复修改整理而成的，在整理过程中这个稿子在党内的一些秀才手中也是过过多遍的，为什么这里要用句号，必须查明情况。于是我们查阅了《正处》的整理过程稿。包含“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这两句话在内的那个大自然段，是在对6月1日印发的“第五稿”作修改时加上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是逗号。在随后排印的“六月八日修正稿”和“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面，“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仍然都是逗号。但在有一份“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有人将这个逗号改成了句号；在他改了这个标点符号的这份稿子的第一页上，又有另外的人写上了“六月十六日定稿”几个字。这就是“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的句号的由来。我们认为还是定稿前的几次过程稿中用的逗号恰当，《文集》将这个句号订正为逗号。 注释 《毛泽东文集》的注释，除了说明本篇文稿情况的题注以外，大量的是对人物、事件、引语、文件等的注释，还有通过注释介绍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或通过注释订正正文中某个说得不准确的问题。正文中的词语，一般不作注释。但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个别生僻的文言词语和难懂的方言作了注释，例如《文集》第一卷第467页注〔3〕对“夫己氏”的注，第一卷第244页注〔15〕对“奴古”的注。注释是反映编辑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作出比较满意的注释，必须有严谨的学风和执著的钻研精神，比较广博的知识水平和文从字顺的文字表达能力，必须征引确切的史料和善于做寻绎而辨的分析、考订工作。下面不是对《文集》注释工作比较全面的介绍，而是举几个例子说明一点情况。 一、力求把注释作得完满一些。例如，《文集》第七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我们需要对列宁说的“学习，再学习”注明出处。最初，我们从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查到这样一句话：“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这句话毫无疑义是学习、再学习的意思，但在文字表述上却有差别。于是，我们继续查找，终于在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查到这样一句话：“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这样，我们将列宁的这两处论述都写入了注释中，比较完满地介绍列宁关于学习再学习的论述。又如，《文集》第七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为这句话作注，一般的惯例是注出见列宁的哪一篇文章。我们考虑到既然列宁引用的是克劳塞维茨的话，那末克劳塞维茨的话在他的什么著作中，又是怎样表述的，也应当提供给读者。于是在这条注释中，我们首先说明列宁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见列宁《战争与革命》这篇文章，接着又注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所写的这句话的原文。 二、在考订工作的基础上作出注释。《文集》第三卷《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说：“此件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此件”应当作注。这封信曾经选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当时对“此件”没有查清楚，故未作注。这次编《文集》，总想弥补这个缺憾。从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看，“此件”是谢觉哉送给毛泽东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谢觉哉写的。这样，首先要查出12月1日前谢觉哉给毛泽东送过什么文稿，或者他写过什么文稿。我们查阅了《谢觉哉日记》，发现在1944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有：“昨天草准备参议会发言提纲。”11月28日的日记中又写有：“拟参议会发言提纲”。可是日记中没有记载把这个发言提纲送给了毛泽东，也没有记载收到了毛泽东12月1日的信。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谢觉哉用了较长的篇幅记下了这个发言提纲，约3000字。发言提纲中有一句话是：“政治民主要以经济、文化……等民主做内容，而后政治民主才为广大民众所宝贵。”毛泽东的信中有一段话是：“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对谢觉哉发言提纲中的上述那句话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有，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是：“我们要把人民这些权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正在发展的权利，写在将来的宪法上，像苏联新宪法上写的：人民有劳动权、有休息权、有受教育权、老病者有享受物质保证权一样。因为这些在边区已经不是理想而是现实，不是恩惠而是人民自己的权利。”毛泽东信中有一段话是：“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很明显，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谢觉哉发言提纲中的上述那一段话讲的。这样，我们认为可以基本确定毛泽东信中说的“此件”，就是指的谢觉哉的参议会发言提纲。为了做到不存丝毫疑虑，我们决定再查谢觉哉在参议会的发言是否按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我们又查阅了1944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谢觉哉的报告全文，发现果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作了修改。这样，我们认为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此件”，就是谢觉哉代表参议会常驻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我们据此对“此件”作了注释。 三、作注时不但要查阅文献资料，还要请教某些专业机构。《文集》第三卷《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1945年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河南区党委的电报)中说：入豫部队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这里的“新黄河”需要作注。我们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对1938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炸开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河改道所流经的河道，都说得不够具体，也不很清楚。于是，我们向黄河水利委员会请教，他们不厌其烦地几次答复我们的问题。最后，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写成了“新黄河”这条注释。 关于《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还必须说到的是，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和工作中的某些疏漏，致使编辑工作出现了少量差错。对这些差错，我们严肃地面对，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 最后再说一下，这篇编辑记事不是对《毛泽东文集》编辑工作的全面反映，只是就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和一些体会写成的，难免有挂一漏万的情况，也可能有认识不当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摘自：《党的文献》2002第1期

文件之一：1959年7月5日的批示 粮食问题[1](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 [2]指陈国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粮食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楼主不愧是个标准幼幼。文字治国是共产党的老把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17 8:32:02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凤百羽在2006-5-17 7:46:00的发言： 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 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新华社) 文章来源：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div>  如果把这当真的，只能说你认为毛泽东是弱智。 他是农民出身的，全国亩产多少不知道，眼前这亩能产多少还不知道？ 需要讨论的是，浮夸风毛到底请不清楚，到底毛放纵浮夸风没有，目的，原因何在？   而不是讨论你这种毛是不是弱智的垃圾问题。

就算是一个长期离开田地，留在城市的农村出来的人，也会被骗，因为他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来自片面报道的。老毛其实也犯了错误，过于相信下面上报的材料，也算是种失误

为大、光荣、正确，我的神啊！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有还无在2006-5-17 10:43:00的发言： 为大、光荣、正确，我的神啊！</div>保佑俺家养的猪个个都吃得跟毛主席一样。

凤百羽是个好同志，向你学习。

大家一起顶

楼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原来这些事情都是下面的人干的.  我发现超大只要发有关毛主席的帖子就能有很高的回复率哦.

当时主管宣传的是DXP。

　　俺老娘当时上中学，某地亩产了多少多少千斤当时还作为考试内容让她们背过呢！

原来有遗传的[em01]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我爱我中华在2006-5-18 15:48:00的发言： 原来有遗传的[em01]</div>俺老娘初中毕业成绩全年级第二。 要不是出身不好，上名牌大学那是随便。

小飞猪,来看看

凤百羽这个狗日本鬼子，去你妈的死吧！不要在这儿诬蔑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的曾经的领袖，不需要你来胡说八道！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migsman在2006-5-23 15:29:00的发言： 凤百羽这个狗日本鬼子，去你妈的死吧！不要在这儿诬蔑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的曾经的领袖，不需要你来胡说八道！</div>呵呵，恶毒攻击党中央的指示、文件，诬蔑其为日本伪造！阁下是何居心？拉出去阉咯！！！

现在中国政府也在反复讲,不要教育乱收费,不要哄抬房价,要让老百姓看的起病,要解决三农问题,要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很不满意嘛,为什么呢?因为问题还在嘛,问题还是要解决嘛,没有解决就要骂嘛,你不让明着骂暗地里还是要骂嘛.毛泽东那时候还是全党全国的领导人嘛,有功有过嘛,不能说功劳都是主席的,问题都是下面人搞的嘛,搞的不好,搞死了人,自然要负责任的.老毛是个伟人,他不会不认帐的

毛的历史，成绩第一，错误第二，如果对这个有疑问，那就没说的了，因为这是党的决议，连这个都不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有什么好谈的？关于浮夸风的问题，楼主要说的是，毛曾经反对过浮夸风，特别提到，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所以再拿〈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事似乎与要批驳的楼主论点无关。毛反对没反对过浮夸风？答案是肯定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是反省了的。关键问题是，浮夸风是谁发起的？毛在浮夸风中的作用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这些可能永远无法说清楚，因为要正确给历史做定量的分析很难。骂人总是不好，含沙射影也不好，有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搞那些歪门邪道做什么？

小猪肚子都被楼主笑疼冽,同志,58年俺国粮食产量大概只有4000亿斤,别人讲9000亿是浮夸,领袖讲7600亿不还是浮夸么,就好比别人20分不及格,侬比别从多20分,-40分不还是不及格么.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李药师在2006-5-23 21:07:00的发言： 毛的历史，成绩第一，错误第二，如果对这个有疑问，那就没说的了，因为这是党的决议，连这个都不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有什么好谈的？关于浮夸风的问题，楼主要说的是，毛曾经反对过浮夸风，特别提到，点名批评了《人民日报》，所以再拿〈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事似乎与要批驳的楼主论点无关。毛反对没反对过浮夸风？答案是肯定的，七千人大会后，毛是反省了的。关键问题是，浮夸风是谁发起的？毛在浮夸风中的作用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的？这些可能永远无法说清楚，因为要正确给历史做定量的分析很难。骂人总是不好，含沙射影也不好，有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搞那些歪门邪道做什么？</div>【毛的历史，成绩第一，错误第二，如果对这个有疑问，那就没说的了，因为这是党的决议，连这个都不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有什么好谈的？】请问一下，党的决议有没有说饿死、整死、冤死多少中国人啊？？有没有说损毁多巨大的文物古迹啊？？有没有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啊？？之前有拿出宪法来的，现在是拿出“决议”来的，之后准备又拿出什么来啊？？老毛的功过是非不是以什么决议为标准的，应该是以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和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来做衡量。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伟哥A在2006-5-23 21:59:00的发言： 【毛的历史，成绩第一，错误第二，如果对这个有疑问，那就没说的了，因为这是党的决议，连这个都不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还有什么好谈的？】请问一下，党的决议有没有说饿死、整死、冤死多少中国人啊？？有没有说损毁多巨大的文物古迹啊？？有没有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啊？？之前有拿出宪法来的，现在是拿出“决议”来的，之后准备又拿出什么来啊？？老毛的功过是非不是以什么决议为标准的，应该是以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和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失来做衡量。</div>——对呀，因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远大于损失，所以功大于过呀！那么你叫唤什么！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5-23 22:09:00的发言： ——对呀，因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远大于损失，所以功大于过呀！那么你叫唤什么！</div>而历史事实是，老毛统治以来，带给中国人民是没完没了灾难！！！中国人民需要这样一个灾难接着一个更巨大灾难的新中国吗？？？！！！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伟哥A在2006-5-23 22:21:00的发言： 而历史事实是，老毛统治以来，带给中国人民是没完没了灾难！！！中国人民需要这样一个灾难接着一个更巨大灾难的新中国吗？？？！！！</div>——没完没了的灾难？我也想问一下，你如何保证历史发展的一帆风顺。要是论及灾难，那么环境污染算不算？煤矿事故算不算？还有更多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野比大雄在2006-5-23 22:34:00的发言： ——没完没了的灾难？我也想问一下，你如何保证历史发展的一帆风顺。要是论及灾难，那么环境污染算不算？煤矿事故算不算？还有更多的……</div>我们所说的是给整个中国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那是要付出数以千百万计中国人的性命的代价，除了老毛之外，古今中外你见到过谁能做出这么大的“功绩”？？！！决不是什么矿难事故这么简单。

除了老毛之外，古今中外你见到过谁能做出这么大的“功绩”——付出生命？历史上这些东西还少么？你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装不知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4 9:33:34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伟哥A在2006-5-23 22:21:00的发言： 而历史事实是，老毛统治以来，带给中国人民是没完没了灾难！！！中国人民需要这样一个灾难接着一个更巨大灾难的新中国吗？？？！！！</div>那人民早就造反了![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4 9:31:51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伟哥A在2006-5-24 9:31:00的发言： 76年周恩来逝世时的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什么？？76年老毛的老婆、侄子极其同党被抓后，举国欢腾说明了什么？？！！ </div>高见!那是反老毛?[em01][em01][em01]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我爱我中华在2006-5-24 9:46:00的发言： 高见!那是反老毛?[em01][em01][em01]</div>难道那是拥护老毛的领导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