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态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27:07
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态度？
－－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毛泽东晚年》第138～139页）”
－－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晚年》第 138～139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
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
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
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
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東文稿》
第八册第237页）。”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至此，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应该很清楚了，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
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对于亩产能够搞到多少，是胸中有数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村的了解、对于农业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岂是李锐之流可比？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连一千斤都不到，还有谁能让他相信短短两年不到一下子就搞到了“亩产万斤”呢？懂行，所以他不信；他不信，所以才会有前述否定“亩产万斤”的言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 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这里所说也只是试行而非什么硬性规定。
－－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亩产千斤”这个专门搭配呢？是有的。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
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
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
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
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
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挺有意思。时态，“或者甚至”，“可能性同现实性”，“太热了……可能跌筋斗”，请读者自己去琢磨，可同时参读丁抒写的《人祸》，丁氏只引用了一句，从中可学到民运特有的歪曲笔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的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1958年秋起，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
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
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
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
笑。”
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地批评谎报了。59年以后类似的言论更多。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的呢？是到58年底。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开始，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媒体上这类“广告”大约做了20多则，论数量其实并不多，当然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都是假广告，而是有真有假，且大都是从试验田获得的高产记录，媒体宣传使之变得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容不得假广告的，他一再提醒，特別是在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醒《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年底至59年初绝迹。所以说，在中共高层正是毛泽东站出来才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态度？
－－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毛泽东晚年》第138～139页）”
－－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晚年》第 138～139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
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
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
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
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東文稿》
第八册第237页）。”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至此，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应该很清楚了，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
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对于亩产能够搞到多少，是胸中有数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村的了解、对于农业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岂是李锐之流可比？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连一千斤都不到，还有谁能让他相信短短两年不到一下子就搞到了“亩产万斤”呢？懂行，所以他不信；他不信，所以才会有前述否定“亩产万斤”的言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 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这里所说也只是试行而非什么硬性规定。
－－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亩产千斤”这个专门搭配呢？是有的。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
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
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
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
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
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挺有意思。时态，“或者甚至”，“可能性同现实性”，“太热了……可能跌筋斗”，请读者自己去琢磨，可同时参读丁抒写的《人祸》，丁氏只引用了一句，从中可学到民运特有的歪曲笔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的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1958年秋起，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
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
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
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
笑。”
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地批评谎报了。59年以后类似的言论更多。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的呢？是到58年底。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开始，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媒体上这类“广告”大约做了20多则，论数量其实并不多，当然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都是假广告，而是有真有假，且大都是从试验田获得的高产记录，媒体宣传使之变得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容不得假广告的，他一再提醒，特別是在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醒《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年底至59年初绝迹。所以说，在中共高层正是毛泽东站出来才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
－－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毛泽东晚年》第138～139页）”
－－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晚年》第 138～139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
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
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
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
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東文稿》
第八册第237页）。”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至此，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应该很清楚了，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
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对于亩产能够搞到多少，是胸中有数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村的了解、对于农业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岂是李锐之流可比？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连一千斤都不到，还有谁能让他相信短短两年不到一下子就搞到了“亩产万斤”呢？懂行，所以他不信；他不信，所以才会有前述否定“亩产万斤”的言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 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这里所说也只是试行而非什么硬性规定。
－－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亩产千斤”这个专门搭配呢？是有的。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
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
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
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
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
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挺有意思。时态，“或者甚至”，“可能性同现实性”，“太热了……可能跌筋斗”，请读者自己去琢磨，可同时参读丁抒写的《人祸》，丁氏只引用了一句，从中可学到民运特有的歪曲笔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的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1958年秋起，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
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
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
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
笑。”
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地批评谎报了。59年以后类似的言论更多。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的呢？是到58年底。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开始，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媒体上这类“广告”大约做了20多则，论数量其实并不多，当然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都是假广告，而是有真有假，且大都是从试验田获得的高产记录，媒体宣传使之变得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容不得假广告的，他一再提醒，特別是在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醒《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年底至59年初绝迹。所以说，在中共高层正是毛泽东站出来才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态度？
－－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毛泽东晚年》第138～139页）”
－－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晚年》第 138～139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
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
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
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
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東文稿》
第八册第237页）。”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至此，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应该很清楚了，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
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
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对于亩产能够搞到多少，是胸中有数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村的了解、对于农业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岂是李锐之流可比？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连一千斤都不到，还有谁能让他相信短短两年不到一下子就搞到了“亩产万斤”呢？懂行，所以他不信；他不信，所以才会有前述否定“亩产万斤”的言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 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这里所说也只是试行而非什么硬性规定。
－－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亩产千斤”这个专门搭配呢？是有的。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
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
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
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
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
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挺有意思。时态，“或者甚至”，“可能性同现实性”，“太热了……可能跌筋斗”，请读者自己去琢磨，可同时参读丁抒写的《人祸》，丁氏只引用了一句，从中可学到民运特有的歪曲笔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的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1958年秋起，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
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
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
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
笑。”
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地批评谎报了。59年以后类似的言论更多。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的呢？是到58年底。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开始，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媒体上这类“广告”大约做了20多则，论数量其实并不多，当然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都是假广告，而是有真有假，且大都是从试验田获得的高产记录，媒体宣传使之变得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容不得假广告的，他一再提醒，特別是在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醒《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年底至59年初绝迹。所以说，在中共高层正是毛泽东站出来才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
请搞清楚浮夸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再看看毛泽东是不是事后诸葛亮。
[B]以下是引用[I]great100[/I]在2005-6-13 10:06:00的发言：[/B][BR]请搞清楚浮夸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再看看毛泽东是不是事后诸葛亮。
上面的文章已经回答过了。除非你还要求毛泽东是一位事前诸葛亮。
如果毛泽东在亩产两千斤的时候就制止了浮夸风，那么后来怎么还会有亩产几十万斤呢？
另外说一句，亩产两千斤也一样是吹牛，袁隆平也没种出亩产两千斤来。
另外说一句，亩产两千斤也一样是吹牛，袁隆平也没种出亩产两千斤来。
[B]以下是引用[I]great100[/I]在2005-6-13 10:24:00的发言：[/B][BR]如果毛泽东在亩产两千斤的时候就制止了浮夸风，那么后来怎么还会有亩产几十万斤呢？
另外说一句，亩产两千斤也一样是吹牛，袁隆平也没种出亩产两千斤来。
主贴里说到：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另外袁隆平的杂交稻早就种出了亩产2000斤。你说的是他正在培育的超级稻，目前试验亩产1600斤，袁隆平立志在他80岁时实现2000斤的目标。
[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5-6-13 10:48:00的发言：[/B][BR]。
主贴里说到：
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另外袁隆平的杂交稻早就种出了亩产2000斤。你说的是他正在培育的超级稻，目前试验亩产1600斤，袁隆平立志在他80岁时实现2000斤的目标。
可是你的主贴中还提到：“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
这些亩产数据同样是吹牛，当时的实际亩产没有过千斤的，如果当时毛泽东真的制止浮夸风，就不会有人去吹亩产万斤的牛了。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梁志远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并“卫星”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归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县各种农作物大放“卫星”。并组织力量找“卫星”，批判右倾创“卫星”，层层争先放“卫星”。亳县县委闻风而动，积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为抢先走在各兄弟县前头，在1958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大会上郑重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5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即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的水田里，并在田埂上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的苦战，圆满完成了特大水稻“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亩产40803市斤水稻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省、地委迅速发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其他作物之风，迅速形成高潮，而放不出“卫星”的就是右倾。在秋收季节里，放出的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层层向上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丰收”的锣鼓和鞭炮的响声，全县谁也数不清放出了多少颗“卫星”。
在秋收后期，有的想争上游放“卫星”，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合放在一起，上报是很小面积的收获量。特别是春红芋（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芋挑拣分别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上报要求上级来人验收，以放特大“卫星”。这样报的多了，搞得县委也无法验收，有的交由公社验收，也有的不了了之。
县委所收的贴在竹木架上的喜报，在不长的时间内放满了档案馆几间库房，确实放不下了，才请示县委批准焚烧。
与此同时，《亳县报》和有线广播站，在一段时间里，天天有各地放“卫星”的消息。在诗画满墙化中，更是无奇不有，异想天开。从我亲眼看到而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的几幅墙画：一幅是，一块水稻“卫星田”的稻穗上有几个农民在行走，上角写着：“俺队的稻子不算好，社员能在稻穗上跑”。另一幅是，在县委大门口的墙上，画了一个高大的玉米棒子，在靠近棒子的地方，画了比棒子矮小几倍的薛阁塔（亳县名胜古塔，亳州的象征，高约50米左右），地面上站着几个人仰望棒子的顶端，上角写着：“可夸可夸真可夸，玉米高过薛阁塔”。还有一幅是，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上装了小半截红芋，而大半截却在地上，画角上写着：“这个红芋不算大，一辆马车装不下”。
在秋收秋种田野里和一些现场会上，不仅红旗招展，而且插了很多标语牌。其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夸张得更为惊人。如：“一个冬瓜不算重，几头大牛拉不动”、“这颗蔟叶不算好，亳县烟厂用不了”……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再二再三地要人们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怎样高产再高产？
经过一阵狂热的浮夸，亳县在阜阳地区和全省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放亩产4万斤水稻“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在1959年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国务院的奖励。在农民生活普遍发生饥荒以后，当地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你也骗，他也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二）卫星汇集的出笼经过
秋收未过，县委为了显示58年“大跃进”的成就，总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的“经验”，决定由县农林局、科协、档案馆联合编写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一书。首先部署社队，由下而上在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筛选整理上报“经验”材料，由县里进行再筛选。全部材料分粮食、油料、经济作物三个部分，共选定90篇“卫星”“经验”，全书共11万字。
《汇集》封面请著名画家按领导旨意设计，封面上有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收获的作物高入云端，并呈现五彩缤纷，一派丰收景象。卷首除前言、目录和县委四位负责同志题词外，第一篇就是县委的《亳县1958年农业全面丰产经验》的文章。“经验”中称：
1958年粮食作物面积210万亩，总产10.8亿斤，亩产513斤，比1957年提高1.3倍，人均生产粮食1424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打下了基础，从而巩固了人民公社。油料作物占用面积10.8万亩，其中芝麻7.7万亩，总产660万斤，比1957年提高77%.棉花10.9万亩，总产皮棉650万斤，是1957年总产的3.1倍。蔟叶3.1万亩，总产790万斤，比1957年总产提高93%.全县农业生产一年超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些产量指标，虽比原来初报浮夸产量下降多次，仍然是1957年产量的一倍以上。
文章中总结了全县的“丰产经验”，主要有五条：
第一，靠抓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向右倾保守思想开战。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从而破了“低产论”、“条件论”。并列举了大量的批判右倾保守典型的实例。
第二，依据农业丰产的实际，得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种在人收在人”和“无低产作物”的结论。
第三，党委书记挂帅，一切工作由书记出场，开展检查评比，召开现场会。
第四，实行全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第五，推广农业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创制改制各种农具，提高工效。
这五条“经验”的取得，代价惨重，不知全县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因怀疑“大跃进”和农业高产“卫星”而受到批判、斗争，戴上右倾帽子，当了“秋后算账派”，被拔了“白旗”，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各社队的丰产“经验”《汇集》中选登的“卫星”，为表达真实，田亩一律计算到毫，产量一律计算到两。其“经验”基本上是与县委的五条“经验”一个模式。
以粮食作物为例：
水稻排在粮食之首。亳县本是麦豆旱粮地区，改种水稻，是安徽省委强制推行“淮北变江南”的“伟大战略”部署，亳县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年实际亩产仅有300多斤。由于亩产水稻4万多斤的特大“卫星”为亳县增光加彩，另作专辑，《汇集》中只选登20篇亩产万斤以下的“卫星”“经验”。其中最高的亩产9197.5斤，最低的“卫星”亩产是2200多斤。亳县的水稻种植，到1961年中央纠正“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后，基本上停止种植。
红芋“卫星”经验，共选登10篇。其中产量最高的是位岗公社位岗大队第四生产队一亩鲜红芋产69368斤。而最低“卫星”亩产也在万斤以上。当年实际春红芋合计亩产仅有1000多斤。40年以后的今天亩产鲜红芋4000斤左右。
玉米“卫星”“经验”共选登7篇。产量最高的是十八里公社第一大队第八生产队一亩玉米产6875.5斤，这是公社党委负责人亲自掌握把十多亩品种相同的玉米合放在一亩地里放出的“卫星”，向县委报了喜。当年全县每亩平均实产仅150多斤。40年以后亩产仅800—1000斤。
谷子、秫秫（高粱），共选登27篇“卫星”“经验”。篇数多的原因，是1958年6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来亳县视察，指示亳县要搞谷子、秫秫“挂帅”（高产）。指示发出以后，县委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向全县部署。要大搞谷子、秫秫“挂帅田”、“丰产田”。在坚决消灭三类苗的口号下，全县拔掉谷子、秫秫三类苗几万亩，造成了重大损失。这27篇“卫星”“经验”的选登，也是亳县县委对谭副总理的指示作了圆满的回报。“挂帅田”和“卫星田”的产量，谷子最高亩产3090斤，秫秫最高亩产2210斤，这两种作物当年实际亩产均在200斤上下。所放的“卫星”产量均系并田浮夸。
在《汇集》部分稿件的审稿过程中，由于反右派刚告结束，我心有余悸，对稿件所报的高产，不敢有任何怀疑的表示。只能装糊涂，跟着吹，随着干，其产量数字斤两不少的全部放行。其他有不少人也与我心态相同，也是顺手而过。
据我记忆，原定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定稿，而实际是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过目定稿。
（三）放“卫星”的后果
“大跃进”中的狂热浮夸，冲昏了领导的头脑，殊不知凶神的报复来的那样神速。《汇集》定稿之日，已是全县农村饥荒之时。全县因无粮到1958年底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食堂因无粮多数停伙，农民因无粮而大批外流，浮肿等病已有发生。县委虽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大批“假象”、“西北风”，翻箱倒柜搜粮食，也无法扭转无粮局面。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事实真相，县委勉强承认无粮，安排了农村粮食回销，从而思想上稍冷了一些，至此，《汇集》就搁了下来。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同时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负责同志头脑又重新膨胀起来。1959年9月决定将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作为反右倾武器印发到生产队和县直部门，并上报省、地委。县委负责同志肯定了《汇集》是“大跃进”的标志，是1958年农业战线上伟大成就的总结。在全县反右倾运动中，凡是反映过1959年春季粮荒和农村饿、病等生活问题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地委春季来亳县的工作队中，有不少人因反映亳县粮食浮夸而受到批斗或处分。
经过1959年的春荒，《汇集》印发到农村以后，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没有人敢反对。某些领导，出于政治上反右倾的特殊需要，却对《汇集》如获至宝，拿起“武器”去批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从而出现了种种以假整人的场面。如十九里分社薛菜园大队反右倾中批判老党员、老队长程中德否定1958年成绩时，有人竟拿着这本《汇集》说：“这能不是1958年成绩吗”？程明知这本书是假，也压着心中的怒火违心地说：“是成绩，是成绩……”
《汇集》真实地记录了亳县浮夸风的历史，成为一部地道的农业高产“卫星”史书，但对当时政治风云变幻和严重后果没有反映出来多少。从“大跃进”到“更大跃进”，从反右派到反右倾，《汇集》的印发，对浮夸风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顾历史，1958年粮食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其商品率达33.2%，从而造成了1959年的春荒。1959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而反右倾掀起了“更大跃进”，县委又大吹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林牧等业则增加几倍或十几倍。粮食高征购的商品率竟达39.5%，农民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57斤，除去种子、饲料和社办工业用粮，每天的人均口粮仅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最困难时人均每天口粮只有2两左右。这样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全县农村逃荒，饿、病、死连续普遍发生，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十分惊人。据官方公布，全县农村1958年底71万人，到1960年底死亡15万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万个农户家庭彻底毁灭，留下孤儿约5000余人。但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万间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
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省、地委派出大批工作队来亳县，帮助开展整风整社，落实了一系列的纠“左”措施，实事求是安排了农民的生活，到1961年春，亳县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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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文章来源：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梁志远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并“卫星”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归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县各种农作物大放“卫星”。并组织力量找“卫星”，批判右倾创“卫星”，层层争先放“卫星”。亳县县委闻风而动，积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为抢先走在各兄弟县前头，在1958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大会上郑重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5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即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的水田里，并在田埂上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的苦战，圆满完成了特大水稻“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亩产40803市斤水稻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省、地委迅速发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其他作物之风，迅速形成高潮，而放不出“卫星”的就是右倾。在秋收季节里，放出的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层层向上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丰收”的锣鼓和鞭炮的响声，全县谁也数不清放出了多少颗“卫星”。
在秋收后期，有的想争上游放“卫星”，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合放在一起，上报是很小面积的收获量。特别是春红芋（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芋挑拣分别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上报要求上级来人验收，以放特大“卫星”。这样报的多了，搞得县委也无法验收，有的交由公社验收，也有的不了了之。
县委所收的贴在竹木架上的喜报，在不长的时间内放满了档案馆几间库房，确实放不下了，才请示县委批准焚烧。
与此同时，《亳县报》和有线广播站，在一段时间里，天天有各地放“卫星”的消息。在诗画满墙化中，更是无奇不有，异想天开。从我亲眼看到而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的几幅墙画：一幅是，一块水稻“卫星田”的稻穗上有几个农民在行走，上角写着：“俺队的稻子不算好，社员能在稻穗上跑”。另一幅是，在县委大门口的墙上，画了一个高大的玉米棒子，在靠近棒子的地方，画了比棒子矮小几倍的薛阁塔（亳县名胜古塔，亳州的象征，高约50米左右），地面上站着几个人仰望棒子的顶端，上角写着：“可夸可夸真可夸，玉米高过薛阁塔”。还有一幅是，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上装了小半截红芋，而大半截却在地上，画角上写着：“这个红芋不算大，一辆马车装不下”。
在秋收秋种田野里和一些现场会上，不仅红旗招展，而且插了很多标语牌。其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夸张得更为惊人。如：“一个冬瓜不算重，几头大牛拉不动”、“这颗蔟叶不算好，亳县烟厂用不了”……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再二再三地要人们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怎样高产再高产？
经过一阵狂热的浮夸，亳县在阜阳地区和全省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放亩产4万斤水稻“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在1959年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国务院的奖励。在农民生活普遍发生饥荒以后，当地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你也骗，他也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二）卫星汇集的出笼经过
秋收未过，县委为了显示58年“大跃进”的成就，总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的“经验”，决定由县农林局、科协、档案馆联合编写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一书。首先部署社队，由下而上在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筛选整理上报“经验”材料，由县里进行再筛选。全部材料分粮食、油料、经济作物三个部分，共选定90篇“卫星”“经验”，全书共11万字。
《汇集》封面请著名画家按领导旨意设计，封面上有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收获的作物高入云端，并呈现五彩缤纷，一派丰收景象。卷首除前言、目录和县委四位负责同志题词外，第一篇就是县委的《亳县1958年农业全面丰产经验》的文章。“经验”中称：
1958年粮食作物面积210万亩，总产10.8亿斤，亩产513斤，比1957年提高1.3倍，人均生产粮食1424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打下了基础，从而巩固了人民公社。油料作物占用面积10.8万亩，其中芝麻7.7万亩，总产660万斤，比1957年提高77%.棉花10.9万亩，总产皮棉650万斤，是1957年总产的3.1倍。蔟叶3.1万亩，总产790万斤，比1957年总产提高93%.全县农业生产一年超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些产量指标，虽比原来初报浮夸产量下降多次，仍然是1957年产量的一倍以上。
文章中总结了全县的“丰产经验”，主要有五条：
第一，靠抓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向右倾保守思想开战。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从而破了“低产论”、“条件论”。并列举了大量的批判右倾保守典型的实例。
第二，依据农业丰产的实际，得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种在人收在人”和“无低产作物”的结论。
第三，党委书记挂帅，一切工作由书记出场，开展检查评比，召开现场会。
第四，实行全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第五，推广农业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创制改制各种农具，提高工效。
这五条“经验”的取得，代价惨重，不知全县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因怀疑“大跃进”和农业高产“卫星”而受到批判、斗争，戴上右倾帽子，当了“秋后算账派”，被拔了“白旗”，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各社队的丰产“经验”《汇集》中选登的“卫星”，为表达真实，田亩一律计算到毫，产量一律计算到两。其“经验”基本上是与县委的五条“经验”一个模式。
以粮食作物为例：
水稻排在粮食之首。亳县本是麦豆旱粮地区，改种水稻，是安徽省委强制推行“淮北变江南”的“伟大战略”部署，亳县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年实际亩产仅有300多斤。由于亩产水稻4万多斤的特大“卫星”为亳县增光加彩，另作专辑，《汇集》中只选登20篇亩产万斤以下的“卫星”“经验”。其中最高的亩产9197.5斤，最低的“卫星”亩产是2200多斤。亳县的水稻种植，到1961年中央纠正“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后，基本上停止种植。
红芋“卫星”经验，共选登10篇。其中产量最高的是位岗公社位岗大队第四生产队一亩鲜红芋产69368斤。而最低“卫星”亩产也在万斤以上。当年实际春红芋合计亩产仅有1000多斤。40年以后的今天亩产鲜红芋4000斤左右。
玉米“卫星”“经验”共选登7篇。产量最高的是十八里公社第一大队第八生产队一亩玉米产6875.5斤，这是公社党委负责人亲自掌握把十多亩品种相同的玉米合放在一亩地里放出的“卫星”，向县委报了喜。当年全县每亩平均实产仅150多斤。40年以后亩产仅800—1000斤。
谷子、秫秫（高粱），共选登27篇“卫星”“经验”。篇数多的原因，是1958年6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来亳县视察，指示亳县要搞谷子、秫秫“挂帅”（高产）。指示发出以后，县委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向全县部署。要大搞谷子、秫秫“挂帅田”、“丰产田”。在坚决消灭三类苗的口号下，全县拔掉谷子、秫秫三类苗几万亩，造成了重大损失。这27篇“卫星”“经验”的选登，也是亳县县委对谭副总理的指示作了圆满的回报。“挂帅田”和“卫星田”的产量，谷子最高亩产3090斤，秫秫最高亩产2210斤，这两种作物当年实际亩产均在200斤上下。所放的“卫星”产量均系并田浮夸。
在《汇集》部分稿件的审稿过程中，由于反右派刚告结束，我心有余悸，对稿件所报的高产，不敢有任何怀疑的表示。只能装糊涂，跟着吹，随着干，其产量数字斤两不少的全部放行。其他有不少人也与我心态相同，也是顺手而过。
据我记忆，原定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定稿，而实际是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过目定稿。
（三）放“卫星”的后果
“大跃进”中的狂热浮夸，冲昏了领导的头脑，殊不知凶神的报复来的那样神速。《汇集》定稿之日，已是全县农村饥荒之时。全县因无粮到1958年底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食堂因无粮多数停伙，农民因无粮而大批外流，浮肿等病已有发生。县委虽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大批“假象”、“西北风”，翻箱倒柜搜粮食，也无法扭转无粮局面。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事实真相，县委勉强承认无粮，安排了农村粮食回销，从而思想上稍冷了一些，至此，《汇集》就搁了下来。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同时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负责同志头脑又重新膨胀起来。1959年9月决定将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作为反右倾武器印发到生产队和县直部门，并上报省、地委。县委负责同志肯定了《汇集》是“大跃进”的标志，是1958年农业战线上伟大成就的总结。在全县反右倾运动中，凡是反映过1959年春季粮荒和农村饿、病等生活问题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地委春季来亳县的工作队中，有不少人因反映亳县粮食浮夸而受到批斗或处分。
经过1959年的春荒，《汇集》印发到农村以后，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没有人敢反对。某些领导，出于政治上反右倾的特殊需要，却对《汇集》如获至宝，拿起“武器”去批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从而出现了种种以假整人的场面。如十九里分社薛菜园大队反右倾中批判老党员、老队长程中德否定1958年成绩时，有人竟拿着这本《汇集》说：“这能不是1958年成绩吗”？程明知这本书是假，也压着心中的怒火违心地说：“是成绩，是成绩……”
《汇集》真实地记录了亳县浮夸风的历史，成为一部地道的农业高产“卫星”史书，但对当时政治风云变幻和严重后果没有反映出来多少。从“大跃进”到“更大跃进”，从反右派到反右倾，《汇集》的印发，对浮夸风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顾历史，1958年粮食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其商品率达33.2%，从而造成了1959年的春荒。1959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而反右倾掀起了“更大跃进”，县委又大吹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林牧等业则增加几倍或十几倍。粮食高征购的商品率竟达39.5%，农民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57斤，除去种子、饲料和社办工业用粮，每天的人均口粮仅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最困难时人均每天口粮只有2两左右。这样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全县农村逃荒，饿、病、死连续普遍发生，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十分惊人。据官方公布，全县农村1958年底71万人，到1960年底死亡15万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万个农户家庭彻底毁灭，留下孤儿约5000余人。但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万间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
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省、地委派出大批工作队来亳县，帮助开展整风整社，落实了一系列的纠“左”措施，实事求是安排了农民的生活，到1961年春，亳县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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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B]以下是引用[I]great100[/I]在2005-6-13 10:55:00的发言：[/B][BR]。
可是你的主贴中还提到：“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
这些亩产数据同样是吹牛，当时的实际亩产没有过千斤的，如果当时毛泽东真的制止浮夸风，就不会有人去吹亩产万斤的牛了。
这些数字不排除有水分，可是毛泽东有没有下达硬性指标，一定要各地不切实际的冒进呢？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还说：“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
值得提醒的是，当时毛泽东是党的主席，主抓意识形态，而国家事物和各级行政交给了分管的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所有大跃进中的冒进责任，表现了一位领袖的超然气魄，维护了全党的内部团结。可是那些真正应为浮夸风负责的新生官僚们在这之后越走越远，终于导致文革的爆发。
[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5-6-13 11:10:00的发言：[/B][BR]。
这些数字不排除有水分，可是毛泽东有没有下达硬性指标，一定要各地不切实际的冒进呢？
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还说：“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毛泽东的态度。
值得提醒的是，当时毛泽东是党的主席，主抓意识形态，而国家事物和各级行政交给了分管的国家主席。可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了所有大跃进中的冒进责任，表现了一位领袖的超然气魄，维护了全党的内部团结。可是那些真正应为浮夸风负责的新生官僚们在这之后越走越远，终于导致文革的爆发。
毛泽东不管各级行政？那报纸总是看的吧，那些大话登在报纸上看不到？而且浮夸风不仅仅是58年才有，59年也一样有，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开始整顿的？
官僚越走越远？那大跃进到文革中间这段时间还有浮夸风？
官员为什么要浮夸？不是体制的问题吗？这套政治体制不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吗？（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如果体制中存在有效的民主和监督机制，官员怎么敢吹牛？
毛爷爷不相信亩产百万斤是肯定的，而且任何一个有一定常识的正常人都不会相信那些放卫星的屁话。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明显的欺骗，愚蠢的谎言能够一级一级的被上报，大张旗鼓的被宣传？
这与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砸锅卖铁也要搞什么政绩工程欺上瞒下的行为不是很相像吗？
真是可怕！
[em05]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明显的欺骗，愚蠢的谎言能够一级一级的被上报，大张旗鼓的被宣传？
这与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砸锅卖铁也要搞什么政绩工程欺上瞒下的行为不是很相像吗？
真是可怕！
[em05]
五、“大跃进”（1958—1960年）运动
（一）“大跃进”的兴起
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青海省计委于1957年7—8月开始编制1958年年度计划。10月10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省计委编制的《青海省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按照“二五”计划确定的方针任务和指导思想，1958年计划主要指标：粮食总产量13.87亿斤，增长18.55％；油料总产量6332万斤，增长54.82％；开荒16.13万亩；扩大灌溉面积21万亩；各类牲畜达到1855万头，比1957年增加355万头，增长23％；工业产值1.34亿元，增长13.87％。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制定“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青海省以“水利化”运动为先导，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彻底反掉右倾思想”的口号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开来。1958年3月，互助县率先提出“40天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各地也掀起“学互助、赶互助、跨互助”的竞赛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助长了浮夸风，接着湟中、湟源、乐都、循化等县相继提出“6昼夜”。“30天”实现全县“水利化”的盲目冒进口号。随后末经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又匆匆忙忙上了“引大”和“湖滨”两项大型水利工程，结果因条件不成熟，被迫下马，损失浪费极为严重。
在“水利化”为先导的“大跃进”推动下，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先后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到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高潮遍及城乡各个方面。青海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省委提出“苦战五年改变青海落后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水利化、亩施万斤肥、车子化”等奋斗目标，并掀起了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把大炼钢铁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投入10－15万人，建立1万个以上小土炉，寺＝土法上马，土洋结合，遍地开花，大办钢铁厂，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由于不断反右倾、鼓干劲，浮夸风高指标的风暴越演越烈。一时间，出现了牧区修水渠635条，灌溉草原400万亩，农业区办起颗粒肥料厂1800座，湟中60天实现列文盲县，全省建起万座冶炼厂等一系列虚假报告。《青海日报》对这些虚假的东西，也都作了报道。
与此同时，未经论证，大量移民，盲目开荒。1958年全省农垦会议决定，要求5年内开荒1000万亩，办农场300个。1958年冬，经与河南省协商，动员大批男女青年来青海参加移民垦荒工作，1958年12月到1960年从河南省共移入青年12万人，举办32个青年农场，1960年播种面积70.96万亩，粮食产量1798.8万斤，只够种籽，全部职工口粮和牲畜饲料要国家调运粮食供应。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9月，中共青海省委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要求农业区及小块农业区全部实现公社化，牧业区也要建立人民公社。随后立即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有10余天时间，农业区建立起94年人民公社，基本实现了农村公社化。大部分公社实行组织上的军事化和生活上的集体化，搞“大兵团作战”、“大协作”，强制推行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在分配上超越实际，实行部分供给制和工资制，在所有制方面急于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年底，青海省对“大跃进”做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形势大好，“跃进”的还不够，1959年1月又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粮食总产量达到52—62亿斤，平均亩产1000—1500斤，扩大水浇地面积200万亩，开垦荒地250万亩，油料总产量1.4亿斤，工业总产值7亿元，铁10万吨，钢7万吨，发电量1.5亿千瓦小时，煤炭300万吨等更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这些高指标的影响下，出现了湟中提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500斤，西宁达到4000斤、互助实现3000斤的浮夸风高指标竞赛。1959年11月26日，省计划委员会提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2月3日经中共青海省委二届十三次扩大会议讨论批准。计划要求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26—30亿斤，油料产量8500万斤，开荒500万亩，扩大水浇地面积250万亩，工业总产值9亿元。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除在工业上继续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外，1959年12月中共青海省委又提出以“开荒为纲”的方针，使“牧业区成为主要的粮食基地”。1960年元月4日，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青海日报》发表了《大量开垦荒地，增产粮食，是发展牧业区经济的战略任务》的文章，把开垦荒地提到发展青海经济，特别是发展牧业区经济的战略任务的高度。1960年3月25日至4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高峰又作了《以“开荒为纲”，把农业生产推向新阶段》的报告。4月中旬，中共青海省委作出《关于机关干部大办农牧场的决定》，要求各级机关、单位迅速掀起一个开荒种地大办农场的高潮，1960年冬季全省掀起大开荒高潮。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除扩大和新建劳改农场外，还从河南省大量移民，建立青年农场；外省人口盲目大量流入，超过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二）“大跃进”的后果
经过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在国民经济建设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盲目推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全民大炼钢铁；盲目大搞“开荒为纲”的方针，全民大开荒地。掀起以浮夸风为特征的水利化运动高潮。盲目大办一切事业，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10.58万人，1960年猛增为48.32万人，3年增加职工37.74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大增；盲目大量移民垦荒，结果开了荒地，丢了熟地。再加上农业连年遭灾，农牧业严重减产，粮食供应紧张，人口与牲畜非正常大量死亡，人瘦地瘦牲畜瘦，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工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煤炭和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半数以上工厂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企业亏损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极度困难。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不仅没有完成，而且破坏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的基础。
青海省1960年国民经济完成的主要指标表
指 标计算单位1957年实际1960年完成1960年比1957年±绝对数1960年比1957年增减％
农业总产值万元2879221253-7539-26.18
粮食总产量亿斤11.708.29-3.41-29.32
油料总产量万斤4090824.5-3265.5-79.84
牲畜总头数万头1500.04930.79-569.25-37.95
其中:大牲畜万头413.52189.81-223.71-54.10
绵山羊万只1086.52740.98-345.54-31.80
猪万头20.1610.75-9.41-46.68
工业总产值万元1179166186543953.61倍
生铁吨 2.052.05
钢吨 0.290.29
原煤万吨481941463.04倍
发电量万度1098828871906.55倍
基本建设、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损失浪费也极为严重，根据省计划委员会1963年6月对34个关停企事业单位的调查，固定资产报废513.40万元，流动资金损失1274.75万元，经营亏损3378.24万元，关停后损失22.16万元，共计5188.55万元。在水利，移民垦荒等方面的损失浪费更为严重，仅“引大”水利工程和“湖滨”水利工程，就损失浪费2000多万元（见表5）。
表5 青海省1960年关停企事业单位损失浪费统计表
单 位固定资产报 废数流动资金损 失数经营亏损数停关后损失数合 计
总计513.401274.753378.2422.165188.55
省级513.401181.092439.3219.004152.81
工业厅（13）426.16994.142090.0918.603528.99
古城炼铁厂328.2444.66757.479.711140.08
西宁钢厂59.55230.30604.400.58894.83
第一砖瓦厂3.2317.38107.52 128.13
石棉厂2.8925.388.97 37.24
毛家寨水泥厂4.0831.8658.04 93.98
青海玻璃厂1.4318.8213.49 33.74
轻工机械厂1.3286.9533.730.20122.20
卷烟厂 13.0423.36 36.40
造纸厂 10.036.06 16.05
化工原料加工厂 207.50340.140.75548.39
肥料厂 308.22136.95 445.17
工业学校 7.367.36
硫磺矿务局25.4 225.42
劳改局（9）86.49155.57190.81432.87
第二砖瓦厂28.2934.6520.20 83.14
新生化工厂 4.545.11 9.65
石棉管件厂1.0521.739.41 32.19
新生制药厂1.4661.82 63.28
新生针织厂9.83 9.83
新生文具厂5.4313.4753.31 72.21
汽修厂炼铁车间13.431.2494.06 108.73
汽修厂氧气车间27.00 27.00
技术学校 18.128.72 26.84
文教厅（1）0.751.92118.910.40121.98
电影制片厂0.751.92118.910.40121.98
商业厅（2） 10.814.68 45.49
五金农具厂 10.2026.40 36.60
针织厂 0.618.28 8.89
广播事业局(1) 18.654.83 23.48
服务部 18.654.83 23.48
西宁市（8） 93.66938.923.161035.74
电解铜厂 34.97208.60 243.57
马坊炼铁厂 14.11655.261.01670.38
页岩油厂 2.3032.330.4035.03
耐火材料厂 6.4714.400.0220.89
玻璃厂 4.348.43 12.77
电石厂 3.064.14 7.20
硝碱厂 16.942.671.7321.34
水泥厂 11.4713.09 24.56
http://www.qhei.gov.cn/fzgh/qhsz_3_1.htm
（一）“大跃进”的兴起
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青海省计委于1957年7—8月开始编制1958年年度计划。10月10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省计委编制的《青海省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按照“二五”计划确定的方针任务和指导思想，1958年计划主要指标：粮食总产量13.87亿斤，增长18.55％；油料总产量6332万斤，增长54.82％；开荒16.13万亩；扩大灌溉面积21万亩；各类牲畜达到1855万头，比1957年增加355万头，增长23％；工业产值1.34亿元，增长13.87％。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制定“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青海省以“水利化”运动为先导，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彻底反掉右倾思想”的口号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开来。1958年3月，互助县率先提出“40天实现水利化”的口号，各地也掀起“学互助、赶互助、跨互助”的竞赛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助长了浮夸风，接着湟中、湟源、乐都、循化等县相继提出“6昼夜”。“30天”实现全县“水利化”的盲目冒进口号。随后末经调查研究和专家论证，又匆匆忙忙上了“引大”和“湖滨”两项大型水利工程，结果因条件不成熟，被迫下马，损失浪费极为严重。
在“水利化”为先导的“大跃进”推动下，国民经济各行各业都先后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到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高潮遍及城乡各个方面。青海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省委提出“苦战五年改变青海落后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水利化、亩施万斤肥、车子化”等奋斗目标，并掀起了全党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把大炼钢铁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投入10－15万人，建立1万个以上小土炉，寺＝土法上马，土洋结合，遍地开花，大办钢铁厂，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由于不断反右倾、鼓干劲，浮夸风高指标的风暴越演越烈。一时间，出现了牧区修水渠635条，灌溉草原400万亩，农业区办起颗粒肥料厂1800座，湟中60天实现列文盲县，全省建起万座冶炼厂等一系列虚假报告。《青海日报》对这些虚假的东西，也都作了报道。
与此同时，未经论证，大量移民，盲目开荒。1958年全省农垦会议决定，要求5年内开荒1000万亩，办农场300个。1958年冬，经与河南省协商，动员大批男女青年来青海参加移民垦荒工作，1958年12月到1960年从河南省共移入青年12万人，举办32个青年农场，1960年播种面积70.96万亩，粮食产量1798.8万斤，只够种籽，全部职工口粮和牲畜饲料要国家调运粮食供应。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9月，中共青海省委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要求农业区及小块农业区全部实现公社化，牧业区也要建立人民公社。随后立即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有10余天时间，农业区建立起94年人民公社，基本实现了农村公社化。大部分公社实行组织上的军事化和生活上的集体化，搞“大兵团作战”、“大协作”，强制推行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在分配上超越实际，实行部分供给制和工资制，在所有制方面急于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和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8年底，青海省对“大跃进”做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形势大好，“跃进”的还不够，1959年1月又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粮食总产量达到52—62亿斤，平均亩产1000—1500斤，扩大水浇地面积200万亩，开垦荒地250万亩，油料总产量1.4亿斤，工业总产值7亿元，铁10万吨，钢7万吨，发电量1.5亿千瓦小时，煤炭300万吨等更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这些高指标的影响下，出现了湟中提出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500斤，西宁达到4000斤、互助实现3000斤的浮夸风高指标竞赛。1959年11月26日，省计划委员会提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2月3日经中共青海省委二届十三次扩大会议讨论批准。计划要求1960年粮食产量达到26—30亿斤，油料产量8500万斤，开荒500万亩，扩大水浇地面积250万亩，工业总产值9亿元。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除在工业上继续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外，1959年12月中共青海省委又提出以“开荒为纲”的方针，使“牧业区成为主要的粮食基地”。1960年元月4日，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青海日报》发表了《大量开垦荒地，增产粮食，是发展牧业区经济的战略任务》的文章，把开垦荒地提到发展青海经济，特别是发展牧业区经济的战略任务的高度。1960年3月25日至4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高峰又作了《以“开荒为纲”，把农业生产推向新阶段》的报告。4月中旬，中共青海省委作出《关于机关干部大办农牧场的决定》，要求各级机关、单位迅速掀起一个开荒种地大办农场的高潮，1960年冬季全省掀起大开荒高潮。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除扩大和新建劳改农场外，还从河南省大量移民，建立青年农场；外省人口盲目大量流入，超过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二）“大跃进”的后果
经过1958—1960年的3年“大跃进”，在国民经济建设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盲目推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全民大炼钢铁；盲目大搞“开荒为纲”的方针，全民大开荒地。掀起以浮夸风为特征的水利化运动高潮。盲目大办一切事业，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10.58万人，1960年猛增为48.32万人，3年增加职工37.74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大增；盲目大量移民垦荒，结果开了荒地，丢了熟地。再加上农业连年遭灾，农牧业严重减产，粮食供应紧张，人口与牲畜非正常大量死亡，人瘦地瘦牲畜瘦，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工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煤炭和运输力量严重不足，半数以上工厂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企业亏损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极度困难。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不仅没有完成，而且破坏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的基础。
青海省1960年国民经济完成的主要指标表
指 标计算单位1957年实际1960年完成1960年比1957年±绝对数1960年比1957年增减％
农业总产值万元2879221253-7539-26.18
粮食总产量亿斤11.708.29-3.41-29.32
油料总产量万斤4090824.5-3265.5-79.84
牲畜总头数万头1500.04930.79-569.25-37.95
其中:大牲畜万头413.52189.81-223.71-54.10
绵山羊万只1086.52740.98-345.54-31.80
猪万头20.1610.75-9.41-46.68
工业总产值万元1179166186543953.61倍
生铁吨 2.052.05
钢吨 0.290.29
原煤万吨481941463.04倍
发电量万度1098828871906.55倍
基本建设、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损失浪费也极为严重，根据省计划委员会1963年6月对34个关停企事业单位的调查，固定资产报废513.40万元，流动资金损失1274.75万元，经营亏损3378.24万元，关停后损失22.16万元，共计5188.55万元。在水利，移民垦荒等方面的损失浪费更为严重，仅“引大”水利工程和“湖滨”水利工程，就损失浪费2000多万元（见表5）。
表5 青海省1960年关停企事业单位损失浪费统计表
单 位固定资产报 废数流动资金损 失数经营亏损数停关后损失数合 计
总计513.401274.753378.2422.165188.55
省级513.401181.092439.3219.004152.81
工业厅（13）426.16994.142090.0918.603528.99
古城炼铁厂328.2444.66757.479.711140.08
西宁钢厂59.55230.30604.400.58894.83
第一砖瓦厂3.2317.38107.52 128.13
石棉厂2.8925.388.97 37.24
毛家寨水泥厂4.0831.8658.04 93.98
青海玻璃厂1.4318.8213.49 33.74
轻工机械厂1.3286.9533.730.20122.20
卷烟厂 13.0423.36 36.40
造纸厂 10.036.06 16.05
化工原料加工厂 207.50340.140.75548.39
肥料厂 308.22136.95 445.17
工业学校 7.367.36
硫磺矿务局25.4 225.42
劳改局（9）86.49155.57190.81432.87
第二砖瓦厂28.2934.6520.20 83.14
新生化工厂 4.545.11 9.65
石棉管件厂1.0521.739.41 32.19
新生制药厂1.4661.82 63.28
新生针织厂9.83 9.83
新生文具厂5.4313.4753.31 72.21
汽修厂炼铁车间13.431.2494.06 108.73
汽修厂氧气车间27.00 27.00
技术学校 18.128.72 26.84
文教厅（1）0.751.92118.910.40121.98
电影制片厂0.751.92118.910.40121.98
商业厅（2） 10.814.68 45.49
五金农具厂 10.2026.40 36.60
针织厂 0.618.28 8.89
广播事业局(1) 18.654.83 23.48
服务部 18.654.83 23.48
西宁市（8） 93.66938.923.161035.74
电解铜厂 34.97208.60 243.57
马坊炼铁厂 14.11655.261.01670.38
页岩油厂 2.3032.330.4035.03
耐火材料厂 6.4714.400.0220.89
玻璃厂 4.348.43 12.77
电石厂 3.064.14 7.20
硝碱厂 16.942.671.7321.34
水泥厂 11.4713.09 24.56
http://www.qhei.gov.cn/fzgh/qhsz_3_1.htm
查一查当时谁主管宣传。
[B]以下是引用[I]mcw[/I]在2005-6-13 19:40:00的发言：[/B][BR]查一查当时谁主管宣传。
58年以前的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
对于大跃进，毛难道不需要负责任吗？
难道不需要负主要责任吗？
难道不需要为接下来的大饥荒饿死的上千万人负责任吗？
他既然那么清醒，为什么对说了真话的彭德怀下手？
楼主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不反毛，但领袖犯错误造成的损失远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难道不需要负主要责任吗？
难道不需要为接下来的大饥荒饿死的上千万人负责任吗？
他既然那么清醒，为什么对说了真话的彭德怀下手？
楼主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不反毛，但领袖犯错误造成的损失远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为什么总有些人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总是喜欢搞一些绝对性的论调？（我承认那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言语从来都是那么令人激动鼓舞，令人热血沸腾。而包含了太多理性分析的话语也确实让人觉得总有骨子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平淡，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乏味的）
一个刚从混乱中走出来的大家庭，年轻的却缺乏经验的家长带领着更加年轻的同样没有经验的孩子们。但是在建设大家庭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指导方针出了问题，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然后所有的指责全部对准了家长：“都是你的错！”而对于实际操作，并且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丰富想象力”而使得问题的发展几乎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的孩子们却宽容的放过了。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孩子”大多都超过了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年纪。
一个刚从混乱中走出来的大家庭，年轻的却缺乏经验的家长带领着更加年轻的同样没有经验的孩子们。但是在建设大家庭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指导方针出了问题，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然后所有的指责全部对准了家长：“都是你的错！”而对于实际操作，并且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丰富想象力”而使得问题的发展几乎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的孩子们却宽容的放过了。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孩子”大多都超过了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年纪。
陆定一只是宣传部长，中央常务中谁主管？
虽然毛主席在做出了赶美超英的指示，纵容浮夸风犯过错误，可是他也检讨了。虽然以后继续犯文革错误，毛主席总体上还是一个伟人。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楼上的，毛泽东又不是皇帝，喊什么万岁？[em01][em01][em01]
陈伯达?
出现错误，就该有人站出来坦然承担责任。
做为决策人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em03]
做为决策人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
[em03]
[B]以下是引用[I]saga1974[/I]在2005-6-14 20:33:00的发言：[/B][BR]楼上的，毛泽东又不是皇帝，喊什么万岁？[em01][em01][em01]
谁说毛爷爷不是皇帝？他老人家比皇帝还皇帝！
[em0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5 11:24:38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QUACK[/I]在2005-6-14 11:24:00的发言：[/B][BR]为什么总有些人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总是喜欢搞一些绝对性的论调？（我承认那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言语从来都是那么令人激动鼓舞，令人热血沸腾。而包含了太多理性分析的话语也确实让人觉得总有骨子上了年纪的人才有的平淡，它们大多数情况下是乏味的）
一个刚从混乱中走出来的大家庭，年轻的却缺乏经验的家长带领着更加年轻的同样没有经验的孩子们。但是在建设大家庭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指导方针出了问题，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然后所有的指责全部对准了家长：“都是你的错！”而对于实际操作，并且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丰富想象力”而使得问题的发展几乎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的孩子们却宽容的放过了。
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孩子”大多都超过了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年纪。
这是比较中肯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历史观，也是比较厚道的为人处世之道。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58年初会普遍出现“大跃进”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并不是共产党人天生就是爱“跃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后至57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人如此骄傲的成绩，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曲线近乎完美，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58年初的“大跃进”的发展计划。
从最近又文章披露朱镕基巡视被骗来看，我认为楼住的文章有可信度。
毛主席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人！你说他犯过重大错误也好，说他专制也好，但是你们谁可以挑一个当时的人出来比他做得更好，没有，挑某个人出来可能会在经济上好一点，也有可能在农业上要好一点，但在整个中国的大局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挑起这副重担！中国是一个重资历的国家，并不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生丝毫改变！试想，当时换谁主持军委工作，主持国家大局，能够服人心呢！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一位的夸大后者，脱离当时的客观环境，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苛求前人，你既要求他熟谙中国农民运动情况，组织武装暴动，发展群众工作，熟谙中国军事战略，打仗用兵之道又要求他在解放后马上转变思想，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熟谙经济发展与国家和平建设的完人，这是不科学的！
有些东西很矛盾，比如说反对他解放后的某些做法，可是他正是用这样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关键的时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四渡赤水出奇兵！而解放后嚷嚷的最凶的人在红军长征之时是干坐着，拿不出半点办法的!
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不是靠的别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对中国历史，国情的准确把握！不过建国后他确实把握得不够准，我们要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建国后，他的专断是继承了他的个性和军事作风，在军事上，将帅的某种程度上的专断是必要的，但是从一个军事家升华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上，专断就会造成悲剧！可是，又有谁能做得这样好，没有一个人！
毛泽东的浪漫的诗人性格与成熟老练的斗争哲学结合得如此矛盾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就既造成了战争时期的用兵如神，又造成了解放后的大跃进，文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组建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力排众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有点专断，可那时，毛不这样，怎么办，红军眼看要完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亲自在战争，战役的第一线指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可以说，他是远远地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的！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人！
完整的评价一个人，我觉得应该在他死了一百年之后再说！我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对他的评价会有所不同罢！
可惜没有挽救西路军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一位的夸大后者，脱离当时的客观环境，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苛求前人，你既要求他熟谙中国农民运动情况，组织武装暴动，发展群众工作，熟谙中国军事战略，打仗用兵之道又要求他在解放后马上转变思想，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熟谙经济发展与国家和平建设的完人，这是不科学的！
有些东西很矛盾，比如说反对他解放后的某些做法，可是他正是用这样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关键的时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四渡赤水出奇兵！而解放后嚷嚷的最凶的人在红军长征之时是干坐着，拿不出半点办法的!
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不是靠的别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对中国历史，国情的准确把握！不过建国后他确实把握得不够准，我们要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建国后，他的专断是继承了他的个性和军事作风，在军事上，将帅的某种程度上的专断是必要的，但是从一个军事家升华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上，专断就会造成悲剧！可是，又有谁能做得这样好，没有一个人！
毛泽东的浪漫的诗人性格与成熟老练的斗争哲学结合得如此矛盾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就既造成了战争时期的用兵如神，又造成了解放后的大跃进，文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组建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力排众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有点专断，可那时，毛不这样，怎么办，红军眼看要完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亲自在战争，战役的第一线指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可以说，他是远远地超越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的！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人！
完整的评价一个人，我觉得应该在他死了一百年之后再说！我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对他的评价会有所不同罢！
可惜没有挽救西路军
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要在一个特定历史责任问题上，为某些恶劣官风上的
执行者责任作开脱，要以牺牲决策者名誉为代价。经过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
”之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大跃进就等于浮夸风和吹牛皮，此外再没有别的内容
了。
根据老田对一些老同志的访问所得，1958年后“浮夸风”的兴起，不是在“三面
红旗”决策下全党失去理智，而是源于党内某些人简单地使用“戴政治帽子”的
方式作为管理手段使用，他们竭力大搞“反右扩大化运动”的尾期，接着在党内
大搞“拔白旗”运动，结果造成一种很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各级领导人用“谎
报数字”来过关，进而导致浮夸风的兴起和蔓延。毛泽东为此召开过两次郑州会
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反复谈到要“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对一些“冒进分子”如吴芝圃、曾希圣等提出批评，并亲自主持会议“压指标
”都无法生效，甚至毛泽东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发到“小队长”这
一级，让他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高指标。毛的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到小队长手里，
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是遭当时在中央工作的李井泉扣押而没有下发。换言之，浮
夸风的兴起，不是因为决策原因或者路线决定的，而是出于执行方面为了简化自
己的管理事务，制造出来的强大政治压力。
1980年代在宣传“浮夸风”历史的时候，因为要为那些“一贯正确”的人士开脱
历史责任，只有抛弃当时的真实背景，从而把“集体执行责任”说成是“个人决
策责任”，在逻辑上就只能告诉人们“当时全党都发疯了，并同时失去起码的理
智和常识”，结果留下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把“戴政治帽子”作管理手
段使用的重要政治现象，是新中国党内分歧的起点，还要在后面“新中国管理上
的‘贯彻危机’”部分专门提出来讨论。
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曾经被形象地表述为“大跃进”，关键内容是：要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最具体的说法，是1957年毛泽东提出“找
一个国家（就是找英国）来比赛”，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上
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八大政治报告之后，到1958年5月底的八大二次会议，党内关于“三面红旗”的
辩论最终是以毛泽东胜出，会议确认了中国具有实现快速发展的机遇和前提条件
。我们在四十多年之后来回顾大跃进政策，刚刚好有放马后炮的优势，更能够取
得足够的数据支持。从资本形成速度看，1952－1977年25年间，平均加权的积累
率达到30.44%，相当于解放前“黄金十年”的600％；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与
运用成就看，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依靠人工劳动为主，修筑了接近2亿亩梯田，
8万座水库，20余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并大量推动民工参与修筑铁路、公路等基础
设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倍以上，初步建成了独
立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工业技术供应体系。中国的主要工农业品产
量，按照实物指标在1970年就达到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这个位
次，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引用几段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文字，其中折射了党内关于总路线
和大跃进方面的一些争论，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社论
中间说“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要不要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呢？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呢？在有些人看来，我
国建设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
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
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
，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
心理。他们只觉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刚。他们不知道，解放了的、觉
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
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
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
社论准确地预言了大跃进的阻力所在，就在国家管理体系中间的拒绝承担管理成
本的意志太强，以及试图规避或者延后支付工业化过程的技术和管理学习成本问
题。因为这要求强有力的管理和引导工作，要求干部们用一种“最不省事”的方
式去对待工作。这是大跃进和总路线的阻力和障碍所在，社论所要说法的对象是
隐含着的，但是针对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社论中间的一段文字也指涉非常明白
“总路线要求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这个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还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
付出严重的努力。全党干部必须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顽强地学习；学习业务，学
习政治，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尤其是毛泽东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参与和力量，更要求官僚精英群体多费些心思，
群众需要说服和动员，群众还有一些小小的要求，难免也要花费一点官员们的心
思，因此即便是中华民族再近代史中间积聚起来的强大意志，也是不可能自动实
现，需要大量的引导工作，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明显是大大加重了官老爷们的
工作量。“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
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对于尽早摆脱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迫切要求，表现了我国
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我们党深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
，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
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
一。人们看到，正是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
远超过了欧美所有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的速
度和规模方面不能同样远远地超过它们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反对骄傲自大，但
是自卑和自大同样是我们所必须抛弃的低级趣味。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在全民整风
和建设高潮中，已经表现出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
尚风格。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
格。这是实现总路线的关键。”
特别是毛泽东还肯定群众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去敲打官老爷们的“官
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这就更是太岁头上动土了。“党所号召的技术
革命和文化革命，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
必须是群众性的运动。而整风运动的深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的
普及，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克服，在领导工作中种试验田、跟班劳
动、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项方法的推广，这些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为了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跃进，地方工业
遍地开花，农具改良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扫盲运动、民办中小学、以
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都有力地证明了：由于贯彻执行群众路
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已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教导我们，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是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的应用和发展。在一切工作中运用这个路线，一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大跃进这个词汇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就多次使用过，广为人知的一次是毛泽东
说“资本主义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使用大跃进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
联系着近代西方的工业和技术成就，以及对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快速发展历程的一
个预见。在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继续在党内推销他的大跃进主张，说“我们不能
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
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
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
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
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
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
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
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
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执行者责任作开脱，要以牺牲决策者名誉为代价。经过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
”之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大跃进就等于浮夸风和吹牛皮，此外再没有别的内容
了。
根据老田对一些老同志的访问所得，1958年后“浮夸风”的兴起，不是在“三面
红旗”决策下全党失去理智，而是源于党内某些人简单地使用“戴政治帽子”的
方式作为管理手段使用，他们竭力大搞“反右扩大化运动”的尾期，接着在党内
大搞“拔白旗”运动，结果造成一种很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各级领导人用“谎
报数字”来过关，进而导致浮夸风的兴起和蔓延。毛泽东为此召开过两次郑州会
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反复谈到要“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对一些“冒进分子”如吴芝圃、曾希圣等提出批评，并亲自主持会议“压指标
”都无法生效，甚至毛泽东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发到“小队长”这
一级，让他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高指标。毛的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到小队长手里，
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是遭当时在中央工作的李井泉扣押而没有下发。换言之，浮
夸风的兴起，不是因为决策原因或者路线决定的，而是出于执行方面为了简化自
己的管理事务，制造出来的强大政治压力。
1980年代在宣传“浮夸风”历史的时候，因为要为那些“一贯正确”的人士开脱
历史责任，只有抛弃当时的真实背景，从而把“集体执行责任”说成是“个人决
策责任”，在逻辑上就只能告诉人们“当时全党都发疯了，并同时失去起码的理
智和常识”，结果留下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把“戴政治帽子”作管理手
段使用的重要政治现象，是新中国党内分歧的起点，还要在后面“新中国管理上
的‘贯彻危机’”部分专门提出来讨论。
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曾经被形象地表述为“大跃进”，关键内容是：要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最具体的说法，是1957年毛泽东提出“找
一个国家（就是找英国）来比赛”，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上
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八大政治报告之后，到1958年5月底的八大二次会议，党内关于“三面红旗”的
辩论最终是以毛泽东胜出，会议确认了中国具有实现快速发展的机遇和前提条件
。我们在四十多年之后来回顾大跃进政策，刚刚好有放马后炮的优势，更能够取
得足够的数据支持。从资本形成速度看，1952－1977年25年间，平均加权的积累
率达到30.44%，相当于解放前“黄金十年”的600％；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与
运用成就看，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依靠人工劳动为主，修筑了接近2亿亩梯田，
8万座水库，20余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并大量推动民工参与修筑铁路、公路等基础
设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倍以上，初步建成了独
立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工业技术供应体系。中国的主要工农业品产
量，按照实物指标在1970年就达到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这个位
次，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引用几段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文字，其中折射了党内关于总路线
和大跃进方面的一些争论，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社论
中间说“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要不要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呢？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呢？在有些人看来，我
国建设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
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
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
，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
心理。他们只觉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刚。他们不知道，解放了的、觉
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
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
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
社论准确地预言了大跃进的阻力所在，就在国家管理体系中间的拒绝承担管理成
本的意志太强，以及试图规避或者延后支付工业化过程的技术和管理学习成本问
题。因为这要求强有力的管理和引导工作，要求干部们用一种“最不省事”的方
式去对待工作。这是大跃进和总路线的阻力和障碍所在，社论所要说法的对象是
隐含着的，但是针对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社论中间的一段文字也指涉非常明白
“总路线要求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这个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还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
付出严重的努力。全党干部必须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顽强地学习；学习业务，学
习政治，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尤其是毛泽东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参与和力量，更要求官僚精英群体多费些心思，
群众需要说服和动员，群众还有一些小小的要求，难免也要花费一点官员们的心
思，因此即便是中华民族再近代史中间积聚起来的强大意志，也是不可能自动实
现，需要大量的引导工作，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明显是大大加重了官老爷们的
工作量。“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
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对于尽早摆脱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迫切要求，表现了我国
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我们党深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
，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
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
一。人们看到，正是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
远超过了欧美所有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的速
度和规模方面不能同样远远地超过它们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反对骄傲自大，但
是自卑和自大同样是我们所必须抛弃的低级趣味。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在全民整风
和建设高潮中，已经表现出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
尚风格。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
格。这是实现总路线的关键。”
特别是毛泽东还肯定群众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去敲打官老爷们的“官
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这就更是太岁头上动土了。“党所号召的技术
革命和文化革命，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
必须是群众性的运动。而整风运动的深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的
普及，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克服，在领导工作中种试验田、跟班劳
动、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项方法的推广，这些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为了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跃进，地方工业
遍地开花，农具改良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扫盲运动、民办中小学、以
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都有力地证明了：由于贯彻执行群众路
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已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教导我们，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党的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是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的应用和发展。在一切工作中运用这个路线，一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大跃进这个词汇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就多次使用过，广为人知的一次是毛泽东
说“资本主义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使用大跃进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
联系着近代西方的工业和技术成就，以及对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快速发展历程的一
个预见。在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
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继续在党内推销他的大跃进主张，说“我们不能
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
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
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
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
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
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
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
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
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从现在来看，亩产万斤的浮夸内肯定是反常的，但当时清醒的又有几个？
潘同志，转贴要有链接。
呵呵
不知道潘冬子素WHO滴MJ呢
[em01][em01][em01][em01]
不知道潘冬子素WHO滴MJ呢
[em01][em01][em01][em01]
[B]以下是引用[I]saga1974[/I]在2005-6-15 19:31:00的发言：[/B][BR]潘同志，转贴要有链接。
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d_id=1-3&id=34503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6-15 19:35:00的发言：[/B][BR]呵呵
不知道潘冬子素WHO滴MJ呢
[em01][em01][em01][em01]
答：潘冬子不是ANYONE滴MJ，也没有MJ.
[em04]
[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5-6-15 20:45:00的发言：[/B][BR]]
答：潘冬子不是ANYONE滴MJ，也没有MJ.
[em04]
咋不把原文最后那两句别有用心的话也贴上来呢？怕显露自己不可告人的用心？
[em01][em01][em01]
[B]以下是引用[I]saga1974[/I]在2005-6-16 10:49:00的发言：[/B][BR]]
咋不把原文最后那两句别有用心的话也贴上来呢？怕显露自己不可告人的用心？
[em01][em01][em01]
我认为原作者观点很明确，"用心"很明显，似乎不存在什么"别有用心"。
最后那两句复制时漏了，谢谢你的提醒。应你的强烈要求和尊重原作者的考虑，特补足：
这么看来，大跃进在当时的党内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只要看一看今天的官老爷们
的心思和愿望，看一看邓小平“二十年不搞运动”的英明许诺，在官僚精英群体
中间受欢迎的程度，大跃进不受欢迎就很好理解了。
陈伯达当时根本不是中央常委。毛，刘，朱，周，陈云，邓，林中谁负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6 12:56:27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非鱼[/I]在2005-6-16 12:56:00的发言：[/B][BR] 楼主真是用心良苦，一再否认毛的错误以达到否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巨大的错误评价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一场浩劫，造成的破坏是全方面的，而这个直接责任人就是毛，作为国家的缔造者，他的丰功伟绩是无法给抹灭的，而作为文革的直接发动者和当事人，文革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破坏他也要负主要责任，这也是无可辩解的事实。
作为国家的缔造者，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无法给抹灭的，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又在哪里呢？你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无非是打了个时间差而已,
简单的说56年周总理当年都为反冒进而被批做检讨,其他又算什么.
实际上亩产万斤的卫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最高的是广西那个什么红旗大队的10万斤的卫星(当年人民日报可是详细介绍了的,40年后入选中国青年建国50年专辑之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来看看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卫星虽然放的爽,但交粮的时候就难堪了,58年中央统计各省的粮食产量据说接近10万亿斤.所以到了58年泡沫已经碎了,饥荒随之出现,而59年春更是出现那建国来首次大面积的饥荒,超过10个省粮食吃紧.
59年最初开始纠左,但到了批了彭老总之后又开始跃进了,甚至以前15年超过英国,现在缩小到了10年.
简单的说56年周总理当年都为反冒进而被批做检讨,其他又算什么.
实际上亩产万斤的卫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最高的是广西那个什么红旗大队的10万斤的卫星(当年人民日报可是详细介绍了的,40年后入选中国青年建国50年专辑之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来看看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卫星虽然放的爽,但交粮的时候就难堪了,58年中央统计各省的粮食产量据说接近10万亿斤.所以到了58年泡沫已经碎了,饥荒随之出现,而59年春更是出现那建国来首次大面积的饥荒,超过10个省粮食吃紧.
59年最初开始纠左,但到了批了彭老总之后又开始跃进了,甚至以前15年超过英国,现在缩小到了10年.
[B]以下是引用[I]小飞猪[/I]在2005-6-16 17:49:00的发言：[/B][BR]楼主无非是打了个时间差而已,
简单的说56年周总理当年都为反冒进而被批做检讨,其他又算什么.
实际上亩产万斤的卫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的,最高的是广西那个什么红旗大队的10万斤的卫星(当年人民日报可是详细介绍了的,40年后入选中国青年建国50年专辑之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找来看看这个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卫星虽然放的爽,但交粮的时候就难堪了,58年中央统计各省的粮食产量据说接近10万亿斤.所以到了58年泡沫已经碎了,饥荒随之出现,而59年春更是出现那建国来首次大面积的饥荒,超过10个省粮食吃紧.
59年最初开始纠左,但到了批了彭老总之后又开始跃进了,甚至以前15年超过英国,现在缩小到了10年.
因为有浮夸风，就全面否定大跃进；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就要承担浮夸风的罪责－－这就是反毛者的荒唐逻辑。
而邓小平先生就比反毛者有逻辑，他说：“不能因为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就不打开窗子。”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如果要简单的评价毛泽东对“亩产万斤”的态度，只需弄清一个基本事实就够了：毛泽东从未说过或相信过“亩产万斤”，相反，他正是第一个站出来终结浮夸风的党内领导人。
[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5-6-17 9:52:00的发言：[/B][BR].
因为有浮夸风，就全面否定大跃进；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就要承担浮夸风的罪责－－这就是反毛者的荒唐逻辑。
而邓小平先生就比反毛者有逻辑，他说：“不能因为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就不打开窗子。”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如果要简单的评价毛泽东对“亩产万斤”的态度，只需弄清一个基本事实就够了：毛泽东从未说过或相信过“亩产万斤”，相反，他正是第一个站出来终结浮夸风的党内领导人。
笑笑，他老人家自己都不这么说的。
[B]以下是引用[I]潘冬子[/I]在2005-6-17 9:52:00的发言：[/B][BR].
因为有浮夸风，就全面否定大跃进；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就要承担浮夸风的罪责－－这就是反毛者的荒唐逻辑。
而邓小平先生就比反毛者有逻辑，他说：“不能因为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就不打开窗子。”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如果要简单的评价毛泽东对“亩产万斤”的态度，只需弄清一个基本事实就够了：毛泽东从未说过或相信过“亩产万斤”，相反，他正是第一个站出来终结浮夸风的党内领导人。
大跃进造成严重的后果,难道不应该否认吗?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难道毛泽东不应该承担浮夸风的罪责?怎么荒唐了?
毛泽东时代当然是有成就,但是大跃进时候有什么成就?两者不要混为一谈，我否认的是大跃进，不是整个毛泽东时代。
当时反对浮夸风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象彭德怀、刘少奇都发现浮夸风的问题，更不是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浮夸风。
我反对大跃进并不是要说毛泽东怎样怎样，毛泽东只是一个人，不是神，犯错误也很正常，问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作个检讨就完了？在西方国家，犯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早就该辞职了。问题不是毛泽东怎样，而是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体制完善，浮夸风等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另外大跃进的错误不仅仅在与于浮夸风，还有共产风等不合实际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决策者的问题吗？
那邓小平是不是要为今天的腐败，官僚，世风日下，拜金主义等等等等背黑锅呢？？？？在西方国家，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被唾骂还是应该被高喊“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楼上回答！
楼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