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点：跨国公司的中国异化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7 19:33:01

三菱越野车的召回风波、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富士胶片走私传闻、朗讯高管涉嫌行贿、宝洁公司虚假宣传、西门子境外恶意抢注中国名牌商标……近几年来，随着各类丑闻的不断曝光，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击碎了原来笼罩在一些跨国公司身上的种种神话，他们来到中国后，不再守身如玉，不再遵循先进的“国际惯例”出牌，而是刻意“入乡随俗”，迅速让自身“异化”，行为有失检点，损害了跨国公司原本美好的形象。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使我们获益匪浅，而国际知名品牌之所以在世界上声名赫赫，也绝非是用瞒和骗的手段取得的，而是经过艰苦努力积累起来的。有人说，跨国公司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一到中国就学坏。难道真的是“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     　首先必须声明：因为商人本身是趋利的，所以跨国公司并不是生来圣洁，许多著名的世界500强公司都曾经在海外进行过不光彩的竞争活动。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和其它西方国家，公司在竞争中采取一些虚假宣传、商业贿赂及偷工减料等上不得台面的竞争手段也很难杜绝，只能依靠监管让他们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仔细分析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发生的“异化”，既有中国的环境因素，也更有其本身利令智昏、掠夺成性的动因。尼采在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中，对在他之前被人们视为偶像的人，表达了他心中不敬的想法：他们是衰败的典型。也许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正应验了尼采这句名言。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大多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其市场诚信及商业道德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到底是些什么因素促使近几年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呢？     　牟取暴利的冲动
    　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跨国公司馋涎欲滴。为了牟取暴利，挤垮市场竞争中的对手，跨国公司不惜掺假使杂，降低生产成本，坑害中国消费者。比如，国内染料行业中生产苏丹红类染料和颜料产品的企业有20多家，但只生产工业用产品，不涉足食品染色剂领域，其出产的苏丹红产品均标明是工业用染料和颜料。相对于工业染料和颜料，食品染色剂的价格自然要高不少。工业染料和颜料价格低廉，因此颇受一些不法食品加工企业的喜爱。于是，肯德基也看中了苏丹红，从中牟取暴利。     　平心而论，跨国公司在中国搞歪门邪道，有许多是其职业经理人所为，这些职业经理人大都为华人，比如朗讯行贿四高管，他们清一色是华人。他们当中的一些急功近利者很想一口吃成胖子，独占市场份额，创造惊人的业绩，好进一步加薪晋级。于是利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譬如行贿，获取订单，抢占市场份额，以期企业及个人都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机制不健全是诱因
    　中国的市场监管机制毕竟还处于逐步建设的过程之中。纵观几宗跨国公司食品质量案，也无一不是暴露出中国市场监管部门技术的落后和工作效率的低下。还以“苏丹红事件”为例，作为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国家质检部门对苏丹红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而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跨国食品企业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监管机构的检测技术却没有及时跟进，没有预防、只有抽查，没有加工环节的信息搜集、只有事后的追踪清剿，这意味着食品安全体系实际上处于被动、滞后的局面。再比如富士走私，其实海关、工商、税务等监管部门早有所闻，但几家缺乏协调一致的动作，各自为政，让富士钻了空子。     　目前我国税务部门一直在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进行打击，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这在实际中操作起来很难，首先是很难知道合理的定价标准是多少，跨国企业的定价是低是高很难确定；其次调查程序很复杂，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就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当时虽然规定了审核调整的方法、步骤和程序，但有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这也让一些公司认为其有机可乘，不惜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大的利润。     　走偏了的本土化之路
    　作为外来的经济力量，跨国公司尽管占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适应市场环境方面却不占先机。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扩权寻租行为，或者是竞争对手依赖腐败等不正当行为对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形成压力，会促使跨国公司效仿国内公司对政府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在找市场的同时，也在找市长，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策略。比如跨国公司在危机面前的公关，就是熟知“政府口大，百姓口小”的中国国情，把消费者晾到一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傲慢和漠视，在媒体面前也死不认账，更不买账，跑到政府那里去“哭诉”自己的委屈，请求地方政府的宽恕和谅解。他们可以发点狐狸式的慈悲，赞助中国的慈善事业，以求得政府同情和信任。     　在新兴市场国家里，跨国公司总是能够凭借巨大的优势，轻易地征服政府监管部门。而我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绩压力，也使得他们对于跨国公司另眼相看，有时甚至成为了一些跨国大公司在中国的保护伞。于是，一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洋品牌”的关照和优惠，害怕撤资、撤厂，对“洋品牌”给予了高于国内企业的待遇。这正是跨国公司看中政府的“软肋”，全力开展“政府公关”的内因所在。     　任何资本和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的中国异化，说明了我国在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大环境上确实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中国，要使外国企业遵守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遵守的规范，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自觉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形成对企业守规的“硬约束”，“迫使”所有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企业走入规范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菱越野车的召回风波、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富士胶片走私传闻、朗讯高管涉嫌行贿、宝洁公司虚假宣传、西门子境外恶意抢注中国名牌商标……近几年来，随着各类丑闻的不断曝光，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击碎了原来笼罩在一些跨国公司身上的种种神话，他们来到中国后，不再守身如玉，不再遵循先进的“国际惯例”出牌，而是刻意“入乡随俗”，迅速让自身“异化”，行为有失检点，损害了跨国公司原本美好的形象。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使我们获益匪浅，而国际知名品牌之所以在世界上声名赫赫，也绝非是用瞒和骗的手段取得的，而是经过艰苦努力积累起来的。有人说，跨国公司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一到中国就学坏。难道真的是“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     　首先必须声明：因为商人本身是趋利的，所以跨国公司并不是生来圣洁，许多著名的世界500强公司都曾经在海外进行过不光彩的竞争活动。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和其它西方国家，公司在竞争中采取一些虚假宣传、商业贿赂及偷工减料等上不得台面的竞争手段也很难杜绝，只能依靠监管让他们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仔细分析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发生的“异化”，既有中国的环境因素，也更有其本身利令智昏、掠夺成性的动因。尼采在他的著作《偶像的黄昏》中，对在他之前被人们视为偶像的人，表达了他心中不敬的想法：他们是衰败的典型。也许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表现正应验了尼采这句名言。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大多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其市场诚信及商业道德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到底是些什么因素促使近几年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呢？     　牟取暴利的冲动
    　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跨国公司馋涎欲滴。为了牟取暴利，挤垮市场竞争中的对手，跨国公司不惜掺假使杂，降低生产成本，坑害中国消费者。比如，国内染料行业中生产苏丹红类染料和颜料产品的企业有20多家，但只生产工业用产品，不涉足食品染色剂领域，其出产的苏丹红产品均标明是工业用染料和颜料。相对于工业染料和颜料，食品染色剂的价格自然要高不少。工业染料和颜料价格低廉，因此颇受一些不法食品加工企业的喜爱。于是，肯德基也看中了苏丹红，从中牟取暴利。     　平心而论，跨国公司在中国搞歪门邪道，有许多是其职业经理人所为，这些职业经理人大都为华人，比如朗讯行贿四高管，他们清一色是华人。他们当中的一些急功近利者很想一口吃成胖子，独占市场份额，创造惊人的业绩，好进一步加薪晋级。于是利用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譬如行贿，获取订单，抢占市场份额，以期企业及个人都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机制不健全是诱因
    　中国的市场监管机制毕竟还处于逐步建设的过程之中。纵观几宗跨国公司食品质量案，也无一不是暴露出中国市场监管部门技术的落后和工作效率的低下。还以“苏丹红事件”为例，作为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国家质检部门对苏丹红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而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跨国食品企业不择手段地降低成本，监管机构的检测技术却没有及时跟进，没有预防、只有抽查，没有加工环节的信息搜集、只有事后的追踪清剿，这意味着食品安全体系实际上处于被动、滞后的局面。再比如富士走私，其实海关、工商、税务等监管部门早有所闻，但几家缺乏协调一致的动作，各自为政，让富士钻了空子。     　目前我国税务部门一直在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进行打击，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这在实际中操作起来很难，首先是很难知道合理的定价标准是多少，跨国企业的定价是低是高很难确定；其次调查程序很复杂，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就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当时虽然规定了审核调整的方法、步骤和程序，但有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操作，这也让一些公司认为其有机可乘，不惜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大的利润。     　走偏了的本土化之路
    　作为外来的经济力量，跨国公司尽管占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适应市场环境方面却不占先机。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扩权寻租行为，或者是竞争对手依赖腐败等不正当行为对跨国公司的经营、业绩形成压力，会促使跨国公司效仿国内公司对政府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在找市场的同时，也在找市长，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策略。比如跨国公司在危机面前的公关，就是熟知“政府口大，百姓口小”的中国国情，把消费者晾到一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傲慢和漠视，在媒体面前也死不认账，更不买账，跑到政府那里去“哭诉”自己的委屈，请求地方政府的宽恕和谅解。他们可以发点狐狸式的慈悲，赞助中国的慈善事业，以求得政府同情和信任。     　在新兴市场国家里，跨国公司总是能够凭借巨大的优势，轻易地征服政府监管部门。而我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政绩压力，也使得他们对于跨国公司另眼相看，有时甚至成为了一些跨国大公司在中国的保护伞。于是，一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洋品牌”的关照和优惠，害怕撤资、撤厂，对“洋品牌”给予了高于国内企业的待遇。这正是跨国公司看中政府的“软肋”，全力开展“政府公关”的内因所在。     　任何资本和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的中国异化，说明了我国在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大环境上确实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中国，要使外国企业遵守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遵守的规范，除了依靠企业自身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自觉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形成对企业守规的“硬约束”，“迫使”所有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企业走入规范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谴责跨国公司失德后的道德乌龙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称，过去一年中国媒体至少对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公司责任的事件提出了批评，这说明在中国市场上，部分跨国公司在逃避社会责任，少数公司甚至做出了违背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道德准则的事——少数跨国公司人员在华行贿，一些跨国公司在华非法避税，少数跨国公司在华涉嫌垄断，一些外资企业劳工标准偏低，一些外企产品安全不达标（据2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谴责别人缺乏道德，只有自己以身作则地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处于道德优势，这种谴责才不会遭遇反诘，也才会有分量和公信，否则，训诫效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被谴责者的失德源于批判者的某种责任失范，那就是道德上的自摆乌龙了，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仅起不到训诫效果，反成一种笑柄。感觉商务部的幕僚批判跨国公司“逃避社会责任”就带有浓厚的道德乌龙色彩。     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由其自身所决定，其中存在一个与东道国制度和文化进行博弈演化的复杂过程，很多行为并非出于自身的道德选择，而是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迎合与适应。在任何环境中，跨国公司都不是活雷锋，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任，有400％的利润，他们会冒一切道德和法律风险去追求，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操守，并非出于责任自觉，只是理性经济人与制度环境博弈的产物。     有媒体曾做过跨国公司的行贿调查：许多跨国公司在本土做生意都很本分，但在中国就屡屡成为行贿主体，中国公司腐败的那一套，什么花天酒地、安排“小姐”、送孩子留学，无所不用其极———在本土本分，并非说明企业多么有道德，而是制度环境非常严格，行贿的道德和法律风险非常高，大家都习惯按规则办事。而到了中国后，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市场腐败成风，“贿赂润滑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给负责人送钱才能拿到订单或指标，制度约束的疲软，行贿并没有多大的法律风险。因此，学会行贿成为跨国公司在本土化竞争中的一个必修课程，甚至有跨国公司面对本国公众的道德指责时无奈地反问：不迎合又怎么生存？     不迎合又怎么生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反问，制度和文化环境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种道德批评的失语，我们根本没有底气对跨国企业在这方面提出什么道德要求，人家只是适应我们土壤上的潜规则，训诫他们要“出污泥而不染”吗？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何种道德选择，决定这个选择的并非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提供的制度环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本土化的文化选择中，跨国公司并不掌握着主动，他们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要矫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失德行为，必须从反思国内的制度环境开始。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何种道德选择，决定这个选择的并非跨国公司，而是中国提供的制度环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本土化的文化选择中，跨国公司并不掌握着主动，他们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要矫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失德行为，必须从反思国内的制度环境开始。

入乡随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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