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外交的五个视点

<P>《瞭望》周刊  (2004-10-11)
<P>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表冯昭奎的文章“中国对日外交的五个视点”，现转载如下。
<P>　　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P>　　国家主席胡锦涛９月２２日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时，就中日关系问题与日本客人作了一次重要谈话。胡锦涛的这次谈话既高瞻远瞩，又务实具体；既正视两国间的问题，又注意维护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既强调要正确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又重视复交以来中日友好合作的历史；既指出中日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困难，又表现出对解决这些困难的高度责任感、紧迫感和对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既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来我国历代领导人对日政策的一贯性，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对历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高度的继承性与鲜明的发展性的统一。
<P>　　视点之一：
<P>　　必须依据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正确处理对日关系。
<P>　　２００４年８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怀念邓小平丰功伟绩、重温邓小平伟大理论的时候，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在这个堪称为“新时期贯彻落实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文件”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P>　　当今，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首要问题在于，必须认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处理对日关系。坚持唯物论，就是要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应以感情代替政策；坚持辩证法，就是要把广大日本人民与统治者区分开来，把一般统治者与少数右翼区分开来，努力团结大多数，争取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而不应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广大日本人民也推到对立面去；坚持大局观，就是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把如何处理对日关系放在对外战略与国内稳定的全局来考虑，特别是在处理中日美三国关系时，注意坚持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P>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内，归根到底是由日本少数右翼组织、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客挑起的。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防止我国周边地区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我们要坚持“世界人民大团结”思想，更好地团结广大日本人民，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使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一个正确认识。通过争取大多数，有力地反击日本少数右翼和部分右派政客掀起的反华逆流，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阴谋。
<P>　　可以说，能否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地正确处理对日关系，是对我们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应对国际形势与处理国际事务的执政能力的严格考验；是对我们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正确引导国内舆论与民众情绪、制定科学的周边外交政策的能力的一个严格考验。正确处理对日关系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按照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实现“四个环境”，即“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以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基本目标服务。
<P>　　视点之二：
<P>　　坚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观点，努力维护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及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的发展。
<P>　　当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所谓“总的来说”的意思是，从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民间交流、地方交流、亚洲地区合作等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中日关系来说，两国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应该说这种评价并非“外交辞令”，而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贸合作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往来方面，当今中日交流规模显然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史无前例的盛况。
<P>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归根到底是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代表先进生产力为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我们理应努力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尽力避免这种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这理所当然地是我国对日外交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P>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通过不断扩大相互交流与合作，继续谱写已延续两千多年、一度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的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特别是１９７２年中日复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各行各业的交流发展势头很好。中日两国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进行相互交流合作的时候或许不至于想到自己是在“创造中日关系的历史”，但是，千千万万日常交流的事实长期地日积月累，就构成了宏观的“两国人民共同创造中日关系历史”的过程。
<P>　　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进行交流的日本工程师、文化人、艺术家、来中国参加赛事或表演的日本运动员、来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律师、来中国北方植树的日本志愿者，……他们就是“日本人民”，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人民，就应该善待他们；同样，中国人到日本去交流，也理应受到日本人民的善待，比如我们的留日学生受到日本普通人的很多帮助。从中国人的角度说，我们善待到中国来经商、学习、交流、比赛的日本各行各业的人们，就是遵循“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国际主义精神，顺应邓小平所说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和作为“无法搬开的邻国”的中日人民惟一正确的选择，来为创造中日关系历史做实事。
<P>　　视点之三：
<P>　　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既要准备与一个保守化的日本打交道，又要争取日本国内和平的、对华友好的力量。
<P>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社会党的解体，日本政坛从过去“革（新）、保（守）”政党相互制约下的中庸，逐步滑向保守的自民党占主导地位下的右倾。在日本出现了加强日美同盟，制定“有事法制”，准备修改和平宪法，意欲走向“普通国家”等一系列新动向。
<P>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或根本动力；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强烈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恐怕谁也不可能以外交手段来决定性地改变对方的走向，与此同时，也不宜把日本希望成为“普通国家”与“复活军国主义”划等号。
<P>　　目前，中日关系的现实是：中国不得不同一个保守化的日本打交道。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决定对日关系的首先不在于对方的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同美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保守化的同时，也仍然要同日本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的关系的，主要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而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中日如何在双方政策互动、互相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中构筑新世纪的两国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P>　　在最近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日本选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民党和民主党这两大保守政党方面，而长期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平宪法、反省侵略历史、主张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的政党则备受冷落，议席越来越少。这不仅表明日本正在走向两大保守政党控制政坛的时代，也说明在日本政坛与社会保守化的思潮正日益蔓延。
<P>　　在日本走向两大保守党体制的情况下，需注意分析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异同，既不应夸大这两个保守党之间的区别，又要坚持一分为二，不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自民党与民主党无不主张放弃现有的和平宪法，支持修宪派兵的路线。因此，小泉纯一郎阵营议席的减少与冈田克也和小泽一郎阵营议席之增加，并不影响日本继续走“总保守化”路线。但在向伊拉克派兵问题上，民主党强调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派兵，与小泉极力追随美国的方针有所区别。在历史问题上，至少民主党领导人明确主张不应参拜靖国神社，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曾在国会质问小泉：“难道对甲级战犯没有心理抵触吗？”在自卫队、朝鲜半岛问题上，民主党的立场虽与自民党相似，但主张参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活动，坚持“专守防卫”政策。
<P>　　还需指出，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即使在自民党内部不赞成小泉一意孤行的意见也相当普遍。至于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则主张坚持宪法第９条，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最近这次选举后，公明党地位上升，成为自民党与民主党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而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明党可能对自民党修改和平宪法之举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P>　　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现在日本国内存在四股政治潮流：其一是“亲美国际派”，在外交上主张紧跟美国和“日美安保条约”至上；其二是“亚洲国际派”，较之前者更重视开展独立自主外交，更重视对亚洲、对中国的关系；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但在国际关系上能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搞好关系；其四是“极端民族派”，其民族主义色彩更强，在对外关系上既有一定的反美倾向，又有很强的反华倾向。一般来说，从右翼到右派到中间派到左派，总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派比较能照顾各方面利益，因而往往更能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但在适当气候下，右派、甚至右翼也可能利用国民中间的情绪化倾向劫持国家。我们的对日外交应该重视日本政坛的不同流派，注意对日本国内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力求避免受某些误判与误导的影响，在客观准确地估价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
<P>　　视点之四：
<P>　　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
<P>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看到中日历史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期望像某些“性急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以中国单方面无原则“退让”来求得迅速解决，急于求成反而可能“开错方子吃错药”。与此同时，也不能因为历史问题而延误、耽搁中日在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诸如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哪个问题都不比历史问题轻松。
<P>　　在历史问题上，既要指出日本方面的问题与责任，又应对日本历届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积极表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则需做坚决斗争。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除此之外，中日间还有其它许多重要事情和问题要做要解决，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双方陷入僵局，只会耽误其它重大问题的解决，而且在两国日益失去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就会越来越难以避免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导致两国间的误解和冲突，从根本上讲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而解决历史问题的途径，归根结底还要以两国交往为依托，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两国抬头，特别是两国的媒体既要正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又要客观冷静地进行报道，力求做到不夸大，不渲染，不掺杂感情色彩，在中日之间努力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显然，如果不以发展两国关系与往来、扩大两国对话与交流作为依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发展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说明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相对于发展中日关系这个全局而言，只能是局部性的。
<P>　　当前，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双方都无法下台阶的“死结”。必须指出，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日本历届内阁所没有过的，如果照河野洋平先生的话，小泉参拜是为了表达“不战的信念”，那么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在国内违背日本国宪法、在国外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方式呢！在日本国内，小泉被称为“谁的话也不听”的“怪人”，居然还“因‘怪’得福”，然而，要想在国际社会上“因‘怪’得福”那就未必能如愿以偿了。
<P>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能不看国民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的行动，而日本民众前去参拜或支持首相参拜有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们的对日政策乃至解决历史问题应该着眼于争取团结广大日本人民，通过广泛交流与交往，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使日本人民更多理解那场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这样，某些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作秀”就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当然，与二战后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不同，由于当时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当局采取利用日本原政权机构实施“间接统治”政策，日本反法西斯力量在二战后未能彻底翻身，更未能掌握政权，这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总不能像德国那样诚恳反省过去的起始条件和基本原因。
<P>　　显然，解开小泉参拜“死结”，关键在于解开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高支持率的结，为此需要多做民间的工作。与此同时，不能因为小泉坚持参拜，就认为小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华派“。小泉上台以来，除去参拜靖国神社以外，他在国会答辩等场合基本上没有反对中国的言行，在台湾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比他的前任要谨慎得多，对他在去年博鳌会议及其他场合做出的“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表态，也应给予肯定的评价。此外，小泉在外交上“超级亲美”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华，因为中美关系不是对抗关系。
<P>　　视点之五：
<P>　　对日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对日外交工作任重道远。
<P>　　中共十六大报告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正如胡锦涛同河野洋平以及其他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所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应增进互信，开创中日友好新局面”。中国高度重视与近在咫尺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睦邻外交，正是我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是我国推进“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P>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和技术强国。日本在东亚地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影响，搞好中日关系不只是我们两国的事情，也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复兴。在“东亚地区中的两国关系”方面，中日不要做坏的示范而要力争做好的示范。至于在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无论是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对话的基础。此外，能源问题事关国家生存之命脉，谁都应该注意“既要让自己活也要给人家活路”，而决不能采取“逼人太甚”、“置对方于死地”的政策；从“大能源”（包括获取、开发及如何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各种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等等）战略的角度看，中日虽然在获取油气来源方面存在着竞争，但在节能、新能源开发等方面合作空间很大，可以说是合作大于竞争。总之，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绝非是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多么“有求于日本”，恰恰是中方不仅顾全两国关系大局、而且顾全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的表现。如果日本右派政治家存心要同中国搞对抗，那么，中国只有奉陪到底。中国不再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日本如果同一个靠近其“海上生命线”的大国搞对抗，对它的生存与发展决没有好处；中国可以让日本恣意欺负而无力报复还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P>　　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冲突点，如果形成“政治关系冷淡”的长期化，政治上缺乏互信的深刻化，那么，中日间既有的“利益交汇点”（例如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界环境问题等）就会得不到充分利用；某些“利益交汇点”还可能转化为“利益冲突点”（例如保证能源供应及运输线安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等方面，本来可能开展相互协调与合作，结果却陷入相互争夺与排斥）；既有的“利益冲突点”（例如海域与岛屿的主权争端）则可能产生引发实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既有的“利益交汇点”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两国人民；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冲突，进而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的海域开展共同开发）。当前中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正处在十字路口，对此两国外交应该抱有一种紧迫感，特别是应尽快妥善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这个“当务之急”。
<P>　　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两国经济交流、地方交流、民间交流、文化交流仍持续发展。这个事实说明中日关系背后确实存在着一股不以个别领导人性格为转移的、客观的推动力量，这股力量归根到底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两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启发我们：改善中日关系要“从民间做起”，“从经济做起”，“从文化做起”。
<P>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P><P>《瞭望》周刊  (2004-10-11)
<P>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发表冯昭奎的文章“中国对日外交的五个视点”，现转载如下。
<P>　　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P>　　国家主席胡锦涛９月２２日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时，就中日关系问题与日本客人作了一次重要谈话。胡锦涛的这次谈话既高瞻远瞩，又务实具体；既正视两国间的问题，又注意维护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既强调要正确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又重视复交以来中日友好合作的历史；既指出中日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困难，又表现出对解决这些困难的高度责任感、紧迫感和对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既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来我国历代领导人对日政策的一贯性，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对历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高度的继承性与鲜明的发展性的统一。
<P>　　视点之一：
<P>　　必须依据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正确处理对日关系。
<P>　　２００４年８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怀念邓小平丰功伟绩、重温邓小平伟大理论的时候，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在这个堪称为“新时期贯彻落实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文件”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强调了“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P>　　当今，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首要问题在于，必须认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处理对日关系。坚持唯物论，就是要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应以感情代替政策；坚持辩证法，就是要把广大日本人民与统治者区分开来，把一般统治者与少数右翼区分开来，努力团结大多数，争取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而不应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广大日本人民也推到对立面去；坚持大局观，就是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着眼，把如何处理对日关系放在对外战略与国内稳定的全局来考虑，特别是在处理中日美三国关系时，注意坚持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P>　　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在内，归根到底是由日本少数右翼组织、右翼势力及一部分右派政客挑起的。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防止我国周边地区的国际环境趋向恶化，我们要坚持“世界人民大团结”思想，更好地团结广大日本人民，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使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有一个正确认识。通过争取大多数，有力地反击日本少数右翼和部分右派政客掀起的反华逆流，粉碎日本右翼通过挑动民族仇恨将中日关系引向相互对立对抗歧途的阴谋。
<P>　　可以说，能否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地正确处理对日关系，是对我们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应对国际形势与处理国际事务的执政能力的严格考验；是对我们统一全党思想、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正确引导国内舆论与民众情绪、制定科学的周边外交政策的能力的一个严格考验。正确处理对日关系也关系到我们能否按照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为了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实现“四个环境”，即“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以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基本目标服务。
<P>　　视点之二：
<P>　　坚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观点，努力维护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及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的发展。
<P>　　当前中日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所谓“总的来说”的意思是，从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民间交流、地方交流、亚洲地区合作等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中日关系来说，两国关系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应该说这种评价并非“外交辞令”，而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在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贸合作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往来方面，当今中日交流规模显然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历史长河中史无前例的盛况。
<P>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归根到底是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代表先进生产力为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出发，我们理应努力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尽力避免这种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这理所当然地是我国对日外交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P>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通过不断扩大相互交流与合作，继续谱写已延续两千多年、一度被日本侵略战争打断的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特别是１９７２年中日复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各行各业的交流发展势头很好。中日两国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进行相互交流合作的时候或许不至于想到自己是在“创造中日关系的历史”，但是，千千万万日常交流的事实长期地日积月累，就构成了宏观的“两国人民共同创造中日关系历史”的过程。
<P>　　来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商人、来中国学习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进行交流的日本工程师、文化人、艺术家、来中国参加赛事或表演的日本运动员、来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律师、来中国北方植树的日本志愿者，……他们就是“日本人民”，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人民，就应该善待他们；同样，中国人到日本去交流，也理应受到日本人民的善待，比如我们的留日学生受到日本普通人的很多帮助。从中国人的角度说，我们善待到中国来经商、学习、交流、比赛的日本各行各业的人们，就是遵循“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国际主义精神，顺应邓小平所说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和作为“无法搬开的邻国”的中日人民惟一正确的选择，来为创造中日关系历史做实事。
<P>　　视点之三：
<P>　　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既要准备与一个保守化的日本打交道，又要争取日本国内和平的、对华友好的力量。
<P>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社会党的解体，日本政坛从过去“革（新）、保（守）”政党相互制约下的中庸，逐步滑向保守的自民党占主导地位下的右倾。在日本出现了加强日美同盟，制定“有事法制”，准备修改和平宪法，意欲走向“普通国家”等一系列新动向。
<P>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或根本动力；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强烈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恐怕谁也不可能以外交手段来决定性地改变对方的走向，与此同时，也不宜把日本希望成为“普通国家”与“复活军国主义”划等号。
<P>　　目前，中日关系的现实是：中国不得不同一个保守化的日本打交道。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决定对日关系的首先不在于对方的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同美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保守化的同时，也仍然要同日本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的关系的，主要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而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中日如何在双方政策互动、互相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中构筑新世纪的两国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P>　　在最近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日本选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民党和民主党这两大保守政党方面，而长期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平宪法、反省侵略历史、主张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的政党则备受冷落，议席越来越少。这不仅表明日本正在走向两大保守政党控制政坛的时代，也说明在日本政坛与社会保守化的思潮正日益蔓延。
<P>　　在日本走向两大保守党体制的情况下，需注意分析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策异同，既不应夸大这两个保守党之间的区别，又要坚持一分为二，不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自民党与民主党无不主张放弃现有的和平宪法，支持修宪派兵的路线。因此，小泉纯一郎阵营议席的减少与冈田克也和小泽一郎阵营议席之增加，并不影响日本继续走“总保守化”路线。但在向伊拉克派兵问题上，民主党强调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派兵，与小泉极力追随美国的方针有所区别。在历史问题上，至少民主党领导人明确主张不应参拜靖国神社，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曾在国会质问小泉：“难道对甲级战犯没有心理抵触吗？”在自卫队、朝鲜半岛问题上，民主党的立场虽与自民党相似，但主张参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活动，坚持“专守防卫”政策。
<P>　　还需指出，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即使在自民党内部不赞成小泉一意孤行的意见也相当普遍。至于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则主张坚持宪法第９条，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最近这次选举后，公明党地位上升，成为自民党与民主党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而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明党可能对自民党修改和平宪法之举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P>　　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现在日本国内存在四股政治潮流：其一是“亲美国际派”，在外交上主张紧跟美国和“日美安保条约”至上；其二是“亚洲国际派”，较之前者更重视开展独立自主外交，更重视对亚洲、对中国的关系；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但在国际关系上能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搞好关系；其四是“极端民族派”，其民族主义色彩更强，在对外关系上既有一定的反美倾向，又有很强的反华倾向。一般来说，从右翼到右派到中间派到左派，总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派比较能照顾各方面利益，因而往往更能代表国家整体利益，但在适当气候下，右派、甚至右翼也可能利用国民中间的情绪化倾向劫持国家。我们的对日外交应该重视日本政坛的不同流派，注意对日本国内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力求避免受某些误判与误导的影响，在客观准确地估价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对他们进行争取、团结的工作。
<P>　　视点之四：
<P>　　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
<P>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看到中日历史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能期望像某些“性急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以中国单方面无原则“退让”来求得迅速解决，急于求成反而可能“开错方子吃错药”。与此同时，也不能因为历史问题而延误、耽搁中日在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诸如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哪个问题都不比历史问题轻松。
<P>　　在历史问题上，既要指出日本方面的问题与责任，又应对日本历届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积极表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则需做坚决斗争。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除此之外，中日间还有其它许多重要事情和问题要做要解决，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双方陷入僵局，只会耽误其它重大问题的解决，而且在两国日益失去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就会越来越难以避免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导致两国间的误解和冲突，从根本上讲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而解决历史问题的途径，归根结底还要以两国交往为依托，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两国抬头，特别是两国的媒体既要正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又要客观冷静地进行报道，力求做到不夸大，不渲染，不掺杂感情色彩，在中日之间努力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显然，如果不以发展两国关系与往来、扩大两国对话与交流作为依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发展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说明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相对于发展中日关系这个全局而言，只能是局部性的。
<P>　　当前，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双方都无法下台阶的“死结”。必须指出，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日本历届内阁所没有过的，如果照河野洋平先生的话，小泉参拜是为了表达“不战的信念”，那么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在国内违背日本国宪法、在国外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方式呢！在日本国内，小泉被称为“谁的话也不听”的“怪人”，居然还“因‘怪’得福”，然而，要想在国际社会上“因‘怪’得福”那就未必能如愿以偿了。
<P>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也不能不看国民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的行动，而日本民众前去参拜或支持首相参拜有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们的对日政策乃至解决历史问题应该着眼于争取团结广大日本人民，通过广泛交流与交往，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使日本人民更多理解那场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这样，某些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作秀”就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当然，与二战后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不同，由于当时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当局采取利用日本原政权机构实施“间接统治”政策，日本反法西斯力量在二战后未能彻底翻身，更未能掌握政权，这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总不能像德国那样诚恳反省过去的起始条件和基本原因。
<P>　　显然，解开小泉参拜“死结”，关键在于解开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高支持率的结，为此需要多做民间的工作。与此同时，不能因为小泉坚持参拜，就认为小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华派“。小泉上台以来，除去参拜靖国神社以外，他在国会答辩等场合基本上没有反对中国的言行，在台湾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比他的前任要谨慎得多，对他在去年博鳌会议及其他场合做出的“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表态，也应给予肯定的评价。此外，小泉在外交上“超级亲美”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华，因为中美关系不是对抗关系。
<P>　　视点之五：
<P>　　对日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对日外交工作任重道远。
<P>　　中共十六大报告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正如胡锦涛同河野洋平以及其他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所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日应增进互信，开创中日友好新局面”。中国高度重视与近在咫尺的发达国家日本的睦邻外交，正是我国“和平发展”国家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是我国推进“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P>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和技术强国。日本在东亚地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影响，搞好中日关系不只是我们两国的事情，也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复兴。在“东亚地区中的两国关系”方面，中日不要做坏的示范而要力争做好的示范。至于在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无论是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对话的基础。此外，能源问题事关国家生存之命脉，谁都应该注意“既要让自己活也要给人家活路”，而决不能采取“逼人太甚”、“置对方于死地”的政策；从“大能源”（包括获取、开发及如何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各种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等等）战略的角度看，中日虽然在获取油气来源方面存在着竞争，但在节能、新能源开发等方面合作空间很大，可以说是合作大于竞争。总之，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绝非是因为我们“一厢情愿”，多么“有求于日本”，恰恰是中方不仅顾全两国关系大局、而且顾全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的表现。如果日本右派政治家存心要同中国搞对抗，那么，中国只有奉陪到底。中国不再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日本如果同一个靠近其“海上生命线”的大国搞对抗，对它的生存与发展决没有好处；中国可以让日本恣意欺负而无力报复还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P>　　应该看到，中日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冲突点，如果形成“政治关系冷淡”的长期化，政治上缺乏互信的深刻化，那么，中日间既有的“利益交汇点”（例如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界环境问题等）就会得不到充分利用；某些“利益交汇点”还可能转化为“利益冲突点”（例如保证能源供应及运输线安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等方面，本来可能开展相互协调与合作，结果却陷入相互争夺与排斥）；既有的“利益冲突点”（例如海域与岛屿的主权争端）则可能产生引发实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既有的“利益交汇点”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两国人民；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冲突，进而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的海域开展共同开发）。当前中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正处在十字路口，对此两国外交应该抱有一种紧迫感，特别是应尽快妥善解决靖国神社问题这个“当务之急”。
<P>　　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两国经济交流、地方交流、民间交流、文化交流仍持续发展。这个事实说明中日关系背后确实存在着一股不以个别领导人性格为转移的、客观的推动力量，这股力量归根到底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两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个事实也启发我们：改善中日关系要“从民间做起”，“从经济做起”，“从文化做起”。
<P>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