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对日外交的第三思维：“冷制”日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3:27:03
近来，马立诚和时殷弘等先生“对日关系应该有新思维”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学界和民间关于改革我国对日外交战略策略的热烈讨论。尽管争论的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和观点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总括起来，在这场“对日新思维”的讨论中，目前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中日关系目前处于有些恶化的状态，两国民间的敌意在增长，两国关系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依靠中日两国现有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难以有效改善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状态；要阻止中日关系恶化的态势，改善两国关系，必须调整和改革现有的对日外交政策，探索新的外交思维。马、时等先生提出的搁置历史问题，通过中国单方面对日大幅让步以实现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的 “对日新思维”主张，在国内几乎遭到了专家和民间人士的一致批评。问题在于，批评者们虽然逐一批驳了“新思维”的观点，否定了“新思维”的主张，但并没有在批评“新思维”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一套对日的新的外交思路、主张和策略。因此，在冷静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对日外交战略策略，是将这场“对日新思维”大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和最终目的。
我们认为，主张妥协退让主义的对日“新思维”缺乏对现在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和日本服强欺弱民族特性的清醒认识，实施“新思维”外交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会将中日关系引向歧途，最终导致中日冲突。历史问题是一道中日关系中不可能越过的坎，导致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日方，主要在于日本没有和不愿意真诚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在日本手中。只要日本没有想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需要，并采取主动认真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接受和认识到，除非日本主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冷淡和不稳定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常态，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迅速发展的情势下，我国对日外交不能采取主动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应采取政经分离，经济上热，政治上冷淡、孤立、遏制的更加强硬的政策，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冷制”外交。
一、 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
要调整对日外交政策，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近年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阻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不稳定、甚至恶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日本急于成为“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的愿望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日本不愿真诚解决侵华历史问题、不时侵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问题；中日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日本想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强烈愿望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是近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中日两国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冷战的结束，中日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2002年中日贸易已经超过1000亿，按理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稳定，但事实上却出现了经济上两国交往不断扩大，政治上和民间关系趋于冷淡和恶化的状况。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要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的9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中的快速增长，使日本经济看起来大有超越美国之势，做政治大国的雄心迅速膨胀，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建立美欧日三级主导的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构想，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在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安全机制，提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而在日本看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迅速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实施领导亚洲战略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于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的思想意识在日本国内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增长不力的衰退之中，给日本加速推进的政治大国战略泼了一瓢冷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两相对比，一直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向来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日本，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证据，借各种由头，在日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中国威胁论”狂潮，以致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反华思潮。如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一些日本人常以“害怕”的口吻谈起中国经济将取代日本。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凌星光教授在去年的一次采访时说，他去年3月份在大阪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书籍。最近，日本又抛出了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新“中国威胁论”，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泛滥，一方面造成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的反感和警惕，导致了近年来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马立城在日本采访时，明显感到“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目前GDP只有日本的1/4，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40，事实上不可能对日本构成 “威胁”。但是，正陷于经济困境中的日本目前急于确保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实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希望以此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摆脱经济上和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向来信奉“一山不容二虎”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认为中国的强大是日本实现大国战略的最大障碍。现在的日本主流意识正是按照这种政治思维来看待中日战略关系的，把中国作为其争夺亚洲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推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日本社会的更加右倾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都与这一国际背景和日本信奉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有关。
侵略历史问题是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由于冷战等历史原因，美国在战后没有从根本上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存根基――天皇制，没有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姑息和重用日本右翼分子，使日本人传统意识中的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日本在战后没有真正全面地反省过侵略中国等亚洲人民的历史，没有真诚地和亚洲受侵略国家解决历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成为影响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顽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宣扬民族主义的活动，不断伤害中国等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当日本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很快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潜藏在日本人心底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立即复活。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谈判的焦点，尽管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真诚地就侵略历史向中国人民公开道歉，以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恩怨，而是以 “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对此深刻反省”这样的外交辞令含混过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国际上有关于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的议论，日本人传统的民族优越意识很快膨胀起来，右翼分子很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新民族主义思潮，鼓吹日本的经济奇迹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人类的未来在东方文明、特别是日本文化中，日本应该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日本文化等等。日本右翼势力也随着日本经济的成功而不断增长，越来越嚣张，从一再发生的篡改侵略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光华僚事件、钓鱼岛事件，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有关历史问题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冲击和恶化本来就不牢固的中日关系。冷战之后，日本开始加快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实施提升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战略。而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是日本大国战略的思想基础，右翼势力不断膨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现任日本首相小泉一郎开创了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公开宣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
由于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长期坚持不彻底承认和解决的暧昧立场，在日本右翼多年美化侵略历史的强势社会舆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现在多数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越来越模糊，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日本右翼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至今仍然抓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有些过分。结果，中日关系出现了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密切，政治关系越来越冷淡，两国政府和民众感情淡漠，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尴尬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在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虽然都比较回避、很少强调两国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影响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的现实因素。
中日两国在冷战时期曾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政治阵营，日本作为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国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右翼反共反化人物、前首相岸信介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基于共同抗苏的需要，中日两国排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建了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亚洲的代表，日本却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差异排除在日中关系之外，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敌视社会主义的冷战政治思维，始终把“和平演变” 中国作为一项基本的对外战略目标。1989年“六四”之后，日本与欧美国家一起制裁中国。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阐述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时说，“建立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机制方面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中国参与这一地区安全机制，并敦促中国朝着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克制的地域大国方向努力。”“日本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进一步加入国际大家庭”。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普遍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对外扩张。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比中国强大得多，且俄国在近现代都有向外侵略扩张传统，又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但日本人却没有炮制“俄国威胁论”，主要是在坚持冷战政治思维的日本和西方人眼里，俄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变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性和负责人的民主国家，不再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对西方和日本自由民主国家的“威胁”。 2002年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日本人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中日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就必须排除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上述三大因素。排除前两大障碍的主导权在日本人手中，而日本民众和政府目前根本就没有主动排除这两大障碍的想法；排除第三大障碍的主要取决与中国，而要消除中日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办到的，因此，从目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及态势来看，这三大障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说明，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条件，除非有意外事件发生，中日两国预计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没有大的冲突、时而恶化、时而平静的不稳定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对中日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泰然处之。除非日本采取主动，要想迅速改善和建立稳定友好的中日合作关系是不现实的。近来，马立诚和时殷弘等先生“对日关系应该有新思维”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学界和民间关于改革我国对日外交战略策略的热烈讨论。尽管争论的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和观点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总括起来，在这场“对日新思维”的讨论中，目前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中日关系目前处于有些恶化的状态，两国民间的敌意在增长，两国关系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依靠中日两国现有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难以有效改善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状态；要阻止中日关系恶化的态势，改善两国关系，必须调整和改革现有的对日外交政策，探索新的外交思维。马、时等先生提出的搁置历史问题，通过中国单方面对日大幅让步以实现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的 “对日新思维”主张，在国内几乎遭到了专家和民间人士的一致批评。问题在于，批评者们虽然逐一批驳了“新思维”的观点，否定了“新思维”的主张，但并没有在批评“新思维”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一套对日的新的外交思路、主张和策略。因此，在冷静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对日外交战略策略，是将这场“对日新思维”大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和最终目的。
我们认为，主张妥协退让主义的对日“新思维”缺乏对现在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和日本服强欺弱民族特性的清醒认识，实施“新思维”外交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会将中日关系引向歧途，最终导致中日冲突。历史问题是一道中日关系中不可能越过的坎，导致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日方，主要在于日本没有和不愿意真诚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在日本手中。只要日本没有想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需要，并采取主动认真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接受和认识到，除非日本主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冷淡和不稳定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常态，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迅速发展的情势下，我国对日外交不能采取主动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应采取政经分离，经济上热，政治上冷淡、孤立、遏制的更加强硬的政策，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冷制”外交。
一、 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
要调整对日外交政策，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近年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阻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不稳定、甚至恶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日本急于成为“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的愿望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日本不愿真诚解决侵华历史问题、不时侵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问题；中日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日本想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强烈愿望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是近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中日两国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冷战的结束，中日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2002年中日贸易已经超过1000亿，按理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稳定，但事实上却出现了经济上两国交往不断扩大，政治上和民间关系趋于冷淡和恶化的状况。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要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的9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中的快速增长，使日本经济看起来大有超越美国之势，做政治大国的雄心迅速膨胀，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建立美欧日三级主导的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构想，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在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安全机制，提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而在日本看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迅速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实施领导亚洲战略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于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的思想意识在日本国内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增长不力的衰退之中，给日本加速推进的政治大国战略泼了一瓢冷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两相对比，一直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向来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日本，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证据，借各种由头，在日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中国威胁论”狂潮，以致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反华思潮。如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一些日本人常以“害怕”的口吻谈起中国经济将取代日本。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凌星光教授在去年的一次采访时说，他去年3月份在大阪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书籍。最近，日本又抛出了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新“中国威胁论”，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泛滥，一方面造成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的反感和警惕，导致了近年来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马立城在日本采访时，明显感到“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目前GDP只有日本的1/4，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40，事实上不可能对日本构成 “威胁”。但是，正陷于经济困境中的日本目前急于确保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实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希望以此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摆脱经济上和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向来信奉“一山不容二虎”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认为中国的强大是日本实现大国战略的最大障碍。现在的日本主流意识正是按照这种政治思维来看待中日战略关系的，把中国作为其争夺亚洲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推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日本社会的更加右倾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都与这一国际背景和日本信奉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有关。
侵略历史问题是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由于冷战等历史原因，美国在战后没有从根本上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存根基――天皇制，没有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姑息和重用日本右翼分子，使日本人传统意识中的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日本在战后没有真正全面地反省过侵略中国等亚洲人民的历史，没有真诚地和亚洲受侵略国家解决历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成为影响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顽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宣扬民族主义的活动，不断伤害中国等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当日本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很快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潜藏在日本人心底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立即复活。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谈判的焦点，尽管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真诚地就侵略历史向中国人民公开道歉，以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恩怨，而是以 “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对此深刻反省”这样的外交辞令含混过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国际上有关于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的议论，日本人传统的民族优越意识很快膨胀起来，右翼分子很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新民族主义思潮，鼓吹日本的经济奇迹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人类的未来在东方文明、特别是日本文化中，日本应该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日本文化等等。日本右翼势力也随着日本经济的成功而不断增长，越来越嚣张，从一再发生的篡改侵略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光华僚事件、钓鱼岛事件，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有关历史问题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冲击和恶化本来就不牢固的中日关系。冷战之后，日本开始加快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实施提升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战略。而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是日本大国战略的思想基础，右翼势力不断膨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现任日本首相小泉一郎开创了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公开宣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
由于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长期坚持不彻底承认和解决的暧昧立场，在日本右翼多年美化侵略历史的强势社会舆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现在多数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越来越模糊，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日本右翼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至今仍然抓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有些过分。结果，中日关系出现了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密切，政治关系越来越冷淡，两国政府和民众感情淡漠，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尴尬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在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虽然都比较回避、很少强调两国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影响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的现实因素。
中日两国在冷战时期曾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政治阵营，日本作为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国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右翼反共反化人物、前首相岸信介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基于共同抗苏的需要，中日两国排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建了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亚洲的代表，日本却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差异排除在日中关系之外，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敌视社会主义的冷战政治思维，始终把“和平演变” 中国作为一项基本的对外战略目标。1989年“六四”之后，日本与欧美国家一起制裁中国。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阐述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时说，“建立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机制方面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中国参与这一地区安全机制，并敦促中国朝着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克制的地域大国方向努力。”“日本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进一步加入国际大家庭”。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普遍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对外扩张。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比中国强大得多，且俄国在近现代都有向外侵略扩张传统，又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但日本人却没有炮制“俄国威胁论”，主要是在坚持冷战政治思维的日本和西方人眼里，俄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变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性和负责人的民主国家，不再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对西方和日本自由民主国家的“威胁”。 2002年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日本人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中日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就必须排除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上述三大因素。排除前两大障碍的主导权在日本人手中，而日本民众和政府目前根本就没有主动排除这两大障碍的想法；排除第三大障碍的主要取决与中国，而要消除中日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办到的，因此，从目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及态势来看，这三大障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说明，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条件，除非有意外事件发生，中日两国预计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没有大的冲突、时而恶化、时而平静的不稳定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对中日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泰然处之。除非日本采取主动，要想迅速改善和建立稳定友好的中日合作关系是不现实的。
我们认为，主张妥协退让主义的对日“新思维”缺乏对现在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和日本服强欺弱民族特性的清醒认识，实施“新思维”外交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会将中日关系引向歧途，最终导致中日冲突。历史问题是一道中日关系中不可能越过的坎，导致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日方，主要在于日本没有和不愿意真诚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在日本手中。只要日本没有想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需要，并采取主动认真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接受和认识到，除非日本主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冷淡和不稳定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常态，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迅速发展的情势下，我国对日外交不能采取主动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应采取政经分离，经济上热，政治上冷淡、孤立、遏制的更加强硬的政策，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冷制”外交。
一、 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
要调整对日外交政策，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近年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阻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不稳定、甚至恶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日本急于成为“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的愿望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日本不愿真诚解决侵华历史问题、不时侵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问题；中日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日本想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强烈愿望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是近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中日两国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冷战的结束，中日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2002年中日贸易已经超过1000亿，按理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稳定，但事实上却出现了经济上两国交往不断扩大，政治上和民间关系趋于冷淡和恶化的状况。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要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的9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中的快速增长，使日本经济看起来大有超越美国之势，做政治大国的雄心迅速膨胀，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建立美欧日三级主导的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构想，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在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安全机制，提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而在日本看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迅速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实施领导亚洲战略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于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的思想意识在日本国内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增长不力的衰退之中，给日本加速推进的政治大国战略泼了一瓢冷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两相对比，一直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向来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日本，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证据，借各种由头，在日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中国威胁论”狂潮，以致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反华思潮。如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一些日本人常以“害怕”的口吻谈起中国经济将取代日本。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凌星光教授在去年的一次采访时说，他去年3月份在大阪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书籍。最近，日本又抛出了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新“中国威胁论”，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泛滥，一方面造成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的反感和警惕，导致了近年来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马立城在日本采访时，明显感到“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目前GDP只有日本的1/4，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40，事实上不可能对日本构成 “威胁”。但是，正陷于经济困境中的日本目前急于确保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实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希望以此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摆脱经济上和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向来信奉“一山不容二虎”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认为中国的强大是日本实现大国战略的最大障碍。现在的日本主流意识正是按照这种政治思维来看待中日战略关系的，把中国作为其争夺亚洲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推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日本社会的更加右倾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都与这一国际背景和日本信奉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有关。
侵略历史问题是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由于冷战等历史原因，美国在战后没有从根本上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存根基――天皇制，没有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姑息和重用日本右翼分子，使日本人传统意识中的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日本在战后没有真正全面地反省过侵略中国等亚洲人民的历史，没有真诚地和亚洲受侵略国家解决历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成为影响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顽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宣扬民族主义的活动，不断伤害中国等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当日本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很快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潜藏在日本人心底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立即复活。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谈判的焦点，尽管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真诚地就侵略历史向中国人民公开道歉，以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恩怨，而是以 “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对此深刻反省”这样的外交辞令含混过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国际上有关于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的议论，日本人传统的民族优越意识很快膨胀起来，右翼分子很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新民族主义思潮，鼓吹日本的经济奇迹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人类的未来在东方文明、特别是日本文化中，日本应该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日本文化等等。日本右翼势力也随着日本经济的成功而不断增长，越来越嚣张，从一再发生的篡改侵略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光华僚事件、钓鱼岛事件，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有关历史问题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冲击和恶化本来就不牢固的中日关系。冷战之后，日本开始加快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实施提升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战略。而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是日本大国战略的思想基础，右翼势力不断膨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现任日本首相小泉一郎开创了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公开宣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
由于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长期坚持不彻底承认和解决的暧昧立场，在日本右翼多年美化侵略历史的强势社会舆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现在多数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越来越模糊，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日本右翼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至今仍然抓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有些过分。结果，中日关系出现了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密切，政治关系越来越冷淡，两国政府和民众感情淡漠，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尴尬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在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虽然都比较回避、很少强调两国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影响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的现实因素。
中日两国在冷战时期曾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政治阵营，日本作为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国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右翼反共反化人物、前首相岸信介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基于共同抗苏的需要，中日两国排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建了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亚洲的代表，日本却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差异排除在日中关系之外，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敌视社会主义的冷战政治思维，始终把“和平演变” 中国作为一项基本的对外战略目标。1989年“六四”之后，日本与欧美国家一起制裁中国。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阐述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时说，“建立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机制方面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中国参与这一地区安全机制，并敦促中国朝着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克制的地域大国方向努力。”“日本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进一步加入国际大家庭”。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普遍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对外扩张。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比中国强大得多，且俄国在近现代都有向外侵略扩张传统，又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但日本人却没有炮制“俄国威胁论”，主要是在坚持冷战政治思维的日本和西方人眼里，俄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变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性和负责人的民主国家，不再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对西方和日本自由民主国家的“威胁”。 2002年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日本人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中日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就必须排除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上述三大因素。排除前两大障碍的主导权在日本人手中，而日本民众和政府目前根本就没有主动排除这两大障碍的想法；排除第三大障碍的主要取决与中国，而要消除中日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办到的，因此，从目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及态势来看，这三大障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说明，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条件，除非有意外事件发生，中日两国预计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没有大的冲突、时而恶化、时而平静的不稳定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对中日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泰然处之。除非日本采取主动，要想迅速改善和建立稳定友好的中日合作关系是不现实的。近来，马立诚和时殷弘等先生“对日关系应该有新思维”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国内学界和民间关于改革我国对日外交战略策略的热烈讨论。尽管争论的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和观点上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总括起来，在这场“对日新思维”的讨论中，目前各方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中日关系目前处于有些恶化的状态，两国民间的敌意在增长，两国关系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依靠中日两国现有的外交政策和策略难以有效改善目前两国关系恶化的状态；要阻止中日关系恶化的态势，改善两国关系，必须调整和改革现有的对日外交政策，探索新的外交思维。马、时等先生提出的搁置历史问题，通过中国单方面对日大幅让步以实现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的 “对日新思维”主张，在国内几乎遭到了专家和民间人士的一致批评。问题在于，批评者们虽然逐一批驳了“新思维”的观点，否定了“新思维”的主张，但并没有在批评“新思维”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一套对日的新的外交思路、主张和策略。因此，在冷静分析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对日外交战略策略，是将这场“对日新思维”大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和最终目的。
我们认为，主张妥协退让主义的对日“新思维”缺乏对现在中日关系恶化原因和日本服强欺弱民族特性的清醒认识，实施“新思维”外交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会将中日关系引向歧途，最终导致中日冲突。历史问题是一道中日关系中不可能越过的坎，导致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日方，主要在于日本没有和不愿意真诚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在日本手中。只要日本没有想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需要，并采取主动认真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接受和认识到，除非日本主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的冷淡和不稳定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常态，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中国迅速发展的情势下，我国对日外交不能采取主动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应采取政经分离，经济上热，政治上冷淡、孤立、遏制的更加强硬的政策，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冷制”外交。
一、 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
要调整对日外交政策，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弄清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近年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目前阻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不稳定、甚至恶化的主要有三大因素：日本急于成为“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的愿望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日本不愿真诚解决侵华历史问题、不时侵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问题；中日两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日本想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强烈愿望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矛盾，是近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
中日两国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冷战的结束，中日经贸关系和民间交往越来越密切，2002年中日贸易已经超过1000亿，按理说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稳定，但事实上却出现了经济上两国交往不断扩大，政治上和民间关系趋于冷淡和恶化的状况。日本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要成为领导亚洲的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的90年代前后，日本经济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中的快速增长，使日本经济看起来大有超越美国之势，做政治大国的雄心迅速膨胀，日本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建立美欧日三级主导的新的世界和平秩序的构想，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在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安全机制，提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而在日本看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迅速崛起的中国是日本实施领导亚洲战略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于是，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的思想意识在日本国内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增长不力的衰退之中，给日本加速推进的政治大国战略泼了一瓢冷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两相对比，一直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向来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的日本，而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证据，借各种由头，在日本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中国威胁论”狂潮，以致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反华思潮。如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一些日本人常以“害怕”的口吻谈起中国经济将取代日本。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凌星光教授在去年的一次采访时说，他去年3月份在大阪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书籍。最近，日本又抛出了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新“中国威胁论”，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泛滥，一方面造成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的反感和警惕，导致了近年来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马立城在日本采访时，明显感到“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目前GDP只有日本的1/4，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40，事实上不可能对日本构成 “威胁”。但是，正陷于经济困境中的日本目前急于确保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实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战略，希望以此来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摆脱经济上和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日本人向来信奉“一山不容二虎”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认为中国的强大是日本实现大国战略的最大障碍。现在的日本主流意识正是按照这种政治思维来看待中日战略关系的，把中国作为其争夺亚洲霸权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大肆宣扬 “中国威胁论”，推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日本社会的更加右倾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再参拜靖国神社，都与这一国际背景和日本信奉的国际强权政治思维有关。
侵略历史问题是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由于冷战等历史原因，美国在战后没有从根本上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生存根基――天皇制，没有彻底清除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姑息和重用日本右翼分子，使日本人传统意识中的皇国史观和民族优越论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日本在战后没有真正全面地反省过侵略中国等亚洲人民的历史，没有真诚地和亚洲受侵略国家解决历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成为影响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关系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顽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宣扬民族主义的活动，不断伤害中国等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当日本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很快实现经济起飞，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跃升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时，潜藏在日本人心底的大和民族优越意识立即复活。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如何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谈判的焦点，尽管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日本并未真诚地就侵略历史向中国人民公开道歉，以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恩怨，而是以 “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对此深刻反省”这样的外交辞令含混过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强大，国际上有关于日本很快会超过美国的议论，日本人传统的民族优越意识很快膨胀起来，右翼分子很快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文化优越论的新民族主义思潮，鼓吹日本的经济奇迹再一次证明了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人类的未来在东方文明、特别是日本文化中，日本应该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日本文化等等。日本右翼势力也随着日本经济的成功而不断增长，越来越嚣张，从一再发生的篡改侵略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事件、光华僚事件、钓鱼岛事件，到日本首相中曾根带领内阁成员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有关历史问题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冲击和恶化本来就不牢固的中日关系。冷战之后，日本开始加快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实施提升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正常国家”的大国战略。而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则是日本大国战略的思想基础，右翼势力不断膨胀，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现任日本首相小泉一郎开创了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公开宣称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内政。
由于日本政府在对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长期坚持不彻底承认和解决的暧昧立场，在日本右翼多年美化侵略历史的强势社会舆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现在多数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日本人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越来越模糊，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日本右翼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中国至今仍然抓住日本的历史问题不放有些过分。结果，中日关系出现了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密切，政治关系越来越冷淡，两国政府和民众感情淡漠，找不到共同语言的尴尬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在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日两国虽然都比较回避、很少强调两国间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实际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是影响中日关系不可回避的重要的现实因素。
中日两国在冷战时期曾分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政治阵营，日本作为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是其基本国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右翼反共反化人物、前首相岸信介说：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基于共同抗苏的需要，中日两国排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建了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但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在亚洲的代表，日本却从来没有把意识形态差异排除在日中关系之外，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敌视社会主义的冷战政治思维，始终把“和平演变” 中国作为一项基本的对外战略目标。1989年“六四”之后，日本与欧美国家一起制裁中国。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阐述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时说，“建立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机制方面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使中国参与这一地区安全机制，并敦促中国朝着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克制的地域大国方向努力。”“日本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进一步加入国际大家庭”。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日本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普遍对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不信任，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对外扩张。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比中国强大得多，且俄国在近现代都有向外侵略扩张传统，又占领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但日本人却没有炮制“俄国威胁论”，主要是在坚持冷战政治思维的日本和西方人眼里，俄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变了，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理性和负责人的民主国家，不再对西方自由社会构成威胁，而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对西方和日本自由民主国家的“威胁”。 2002年在中日两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日本人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
中日之间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就必须排除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上述三大因素。排除前两大障碍的主导权在日本人手中，而日本民众和政府目前根本就没有主动排除这两大障碍的想法；排除第三大障碍的主要取决与中国，而要消除中日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办到的，因此，从目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状及态势来看，这三大障碍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说明，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的条件，除非有意外事件发生，中日两国预计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没有大的冲突、时而恶化、时而平静的不稳定关系，这种关系不会对中日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泰然处之。除非日本采取主动，要想迅速改善和建立稳定友好的中日合作关系是不现实的。
二、对日新思维：将导致中日冲突的灾难性的“外交革命”
马立诚和时殷弘等先生基于中日友好的良好愿望，提出的通过中国在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和无条件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等方面的单方面主动让步，以取得中日关系的大幅改进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通过日中合作牵制美国的中长期战略的对日“新思维”。无论是从中日关系的现实条件来看，还是从外交战略的历史和理论来看，“新思维”都是站不住脚的。
“新思维”以中日合作牵制美国的战略设想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新思维”外交战略的主要出发点和目标是：中国应该全力对付的是搞霸权主义的美国，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日中合作将是牵制美国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国论调的中长期战略。“新思维”的这种战略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从现实条件来看，日中合作牵制美国的设想根本就没有现实依据，只是作者的主观设想。
首先，美日之间牢固的战略同盟关系根本就不可能被中日的接近所影响。日美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是根本一致的，美日之间的盟友关系决不是简单的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关系，而是一种经过半个多世纪锤炼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美日社会、文化整合的程度相当高，日本是一个服强欺弱的民族，日本社会有着浓厚的“崇美”氛围，日本媒体上一天到晚的话题是：人家美国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不这样？甚至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的贫富分化大，财政赤字，也被视为美国比日本的优越之处。即使20世纪90年代初叫嚷对美国说“不”的反美的日本右翼分子，骨子里也很崇拜美国。日本右翼的教父江藤淳，在自杀前批判美国批得甚凶，但他恼火的事情之一是美国人不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打交道，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就是他这样的人。日本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泡沫中因膨胀的民族优越感而一度兴起的反美情绪，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明显退潮。《经济学人》不久前的调查显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亲美的国家。除非美国实力迅速衰落，失去超级大国地位，在整个世界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和冲击日美之间的密切牢固的同盟关系。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反观中日之间，除了在经济上有较密切的互补关系之外，在政治、思想、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各方面都存在目前难以调和的冲突，即使中日经济关系也难以和美日经济关系的依存度相比，我们凭什么来实现联日制美？凭在历史等问题上的单方面让步？连“新思维”论者自己都承认，“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
其次，改善中美关系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美国和日本在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上是根本一致的，中日关系的改善必须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前提。在1972年、1978年中日建交时如此，在1989年后取消对中国制裁时也是如此。这并非由于日本长期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害怕美国，在外交上甘愿当美国的应声虫，而是因为日本在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上和美国是一致的，即使有分歧，也只是细节问题上的不同。中、美、日三国间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中国与美日同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美日同盟中其主导作用的是美国，中美关系的恶化最终必然影响中日关系，没有中美的而实现中日接近是不可想像的。“新思维”论者将中美日关系假想为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提出通过中日接近以牵制美国的战略设想，完全是一种无视现实的主观想像，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单方面妥协退让的“新思维”外交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
“新思维”论者的设想是，通过中国单方面采取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的重大让步策略，如搁置中日“历史问题”，不过分干预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问题，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必将带来中日关系的大幅改善。
“新思维”的这种单方面让步策略可以称为绥靖主义或妥协退让主义策略。在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采取这种主动退让主义策略的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事例：一是美国在20世界70年代为联合中国抗衡苏联，戏剧性地主动转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闪电式的实施了中美建交，从而一举改变了在对苏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二是俄国十月革命初期，为渡过国内的困难和危机，保证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面对德国的进攻，列宁采取暂时的忍辱退让策略，与德签订了割让部分土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后因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和约很快被废除。三是英、法在20世纪20、30年代为保护自己眼前利益，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对德意日法西斯采取了姑息退让的绥靖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国的主动让步、联中制苏策略可以说相当成功，其历史条件是中美两国都有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彼此和好的需要；列宁的暂时忍让策略是在面对强大敌国进攻时的权宜之计，也可以算基本达到了维护国内政权生存的目的。而英法的绥靖主义政策多被人作为失败的反面教材。而反观现在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这三种典型的情况都不存在， “新思维”的退让主义策略能否成功没有历史经验可可资借鉴。
从“新思维”策略的立论来看，其基本的逻辑推理是：既然现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症结是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那么，中国大度一些一让步，不和日本计较历史问题，那阻碍中日之间的主要障碍不就排除了吗？日本人必然会感激中国的大度，而和中国友好。这种推理如果对一个正常的、知恩图报的正常的理性国家和民族来说无疑是成立的，但对日本这个崇尚强权实力、服强凌弱，惯于以德抱怨而缺乏道德感的特殊民族国家，这种逻辑推理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日本这个缺乏道德感的至今尚未改变本性的民族特性，如果中国采取主动让步，就一般情况而言，不仅得不到日本的知恩图报，从而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且日本通常只会得寸进尺。中日建交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中日建交时基于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大度得令人难以置信地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人在一阵惊异和惊喜之后，不仅没有对此表示真诚的感激，认真反省自己过去的侵略历史，真诚地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结束历史，开启两国人民的新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新纪元，反而对侵略历史以外交辞令敷衍搪塞，并对处理在华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及强征劳工等侵华战争的一些遗留问题不积极予以解决，而是百般推托。为维护中日友好关系，这些年来我们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种种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径，一直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结果是日本人在否认侵略历史上反而变本加厉，以致现在日本政治和整个社会都右倾化了，中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可见，妥协退让主要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
妥协退让主义的“新思维”将导致中日冲突的灾难性后果
时殷弘先生提出了5项对日“新思维”的主张：（1）暂时把历史问题排除在对日外交议程之外；（2）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忍让的态度和策略，帮助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3）适度容忍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4）承认并配合日本在亚洲安全、政治、经济合作上的大国地位；（5）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当前中日两国的国情和两国关系的现状，特别是深入了解日本民族服强欺软的特性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我们就会认识到，如果对日采取这5项妥协退让措施，不仅实现不了中日接近，而且几乎必然导致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并最终导致中日冲突。
一是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新思维”的主张，把历史问题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放弃要日本对侵略历史认罪和反省的立场，纵容日本右翼分子颠倒黑白地美化侵华历史，必将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大大激化国内民众的反日和以及对我国政府的不满，造成国内民众和政府的对立，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国内不少民众已经对我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而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宽容和克制态度不满，要是在目前的立场上再退步，放弃在历史问题的起码道德原则，那国内民众的情绪就可想而知，由此造成的政府在国民中形象和威信的损害将难以想像。像钓鱼岛之类的领土之争是可以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因为样并未放弃维护领土主权的原则立场。而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尊严的感情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暂时撇开不管，任由日本右翼分子任意欺辱的，否则，中国人民有何颜面在世界上立足？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卖国的清政府，在行动甘愿受列强欺辱时，在思想和口头上也未放弃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因为他们很清楚，放弃了这个基本立场，政府就必然失去在国民中最起码的合法性。
二是如果我们放弃在日本侵略历史上的基本道德立场，日本右翼分子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美化和歌颂侵略历史，右翼势力必然会在日本社会迅速膨胀，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必然会很快上升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和对外扩张之路的步伐将难以阻挡。那种认为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不予理睬，右翼分子就感到没劲了，翻不起什么大浪的想法，是一种阿Q式的幼稚幻想；那种期望向来顽固反共反华的日本右翼势力会感恩予中国的宽宏大量，主动和中国友好的想法，更是一种可悲的自作多情。
三是如果我们采取帮助日本经济复苏，支持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军事大国的退让政策，那么，天皇体制和右翼势力一直保存至今，本来就不承认侵略战争是被亚洲国家打败的，不甘侵略战争失败，不愿对亚洲人民道歉，正急于洗刷“战败国”身份，急于成为 “正常国家”的日本，不仅不可能因感谢中国的支持而与中国友好，最可能的只能是把中国作为其称雄亚洲的对手和敌人，日中关系不恶化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四是如果我们对日采取宽容、忍让、扶持的“新思维”政策，让日本迅速成为“正常国家”，在亚洲迅速“坐大”。鉴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短期内难以消除，如果羽翼丰满的日本以“反共”为名主动联合美国、台湾来共同遏制、对付中国，那中国的处境就不堪设想。在目前这种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原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集体安全体制尚不牢固的历史条件下，让至今不甘于侵略战争失败、迷信强权政治和有扩张传统的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对中国和亚洲都可能是一场灾难。
总之，我们如果采取宽容、放弃原则的主动退让向日本讨好的所谓“新思维”政策，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必将由于对其政治、军事扩张不加限制，使日本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称霸亚洲的野心急剧膨胀，最终必然会因为中国阻碍其称霸道路发生两国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三、第三思维：“冷制日本”的积极现实主义对日外交政策
对日外交的三大政策：意识形态主义外交·实用主义外交·友好主义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奉行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的对日外交政策，可以称为“意识形态主义”的外交政策；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日外交逐渐转为撇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求同存异，对日大力发展经济交往和其他友好关系的政策，可以称为“务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我国实行了全面倒向苏联阵营的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形成了主要根据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我国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和基本特点是：（1）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与斗争是国际社会的主题；（2）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标准，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3）国际交往坚持政治挂帅原则，主要看政治利益，很少考经济利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主动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4）以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自居，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斗争；（5）在国际上高举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旗。虽然在对日关系上并没有像对美那么“凶”，但我们一直是把日本当成是美国的“走狗”来对待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意识形态主义对外政策，采取了撇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以谋求国家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坚持求同存异地广泛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是：（1）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2）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对外政策要为国内建设服务，以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服务；（3）撇开意识形态来差异，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等国家利益为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致力于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4）不当“头”，不“打旗”，不“树敌”， 不主动招惹是非，不搞对抗；（5）把发展与大国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到优先地位。这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大大改善了我国与世界大国、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我国对日经贸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随着冷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日益向右转，不断美化侵略历史以侮辱中国人民的感情，从使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导致了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和恶化。鉴于这种现状，马立城、时殷弘等先生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不良状况，建立中日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的考虑，提出了调整我国的对日政策，主动对日本作出大幅让步以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新思维”主张。我们可以将这种对日策略称为主动让步的“友好主义”外交政策。
积极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
回顾我国50多年来的外交历史，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曾使我们陷入了与国际社会孤立隔绝的境地，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撇开意识形态差异，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一举改变了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使我们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在实行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中，为了维护友好关系，有时出现了过分妥协退让的现象，从而使我们在与如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上过于被动。这表明，在冷战后国际新秩序重新构建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应该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应该是“新思维”主张的对外进一步退让的犬儒主义，而应该是敢于坚持原则，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积极现实主义政策。
积极现实主义外交主张一国对他国的战略和政策，主要应基于本国、他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确定，而不是基于某种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设想，也不应基于短期利益的实用主义来确定。具体而言，积极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对制定外战略和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1）坚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本国外部环境的和平与安全、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空间的扩大和国际地位提高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基本目标和第一原则。（2）根据本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发展需要来确定外交战略的基本取向。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阶段，实力还不强大时，应采取以防守为主的防御型外交战略；当一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足够强大，成为世界强国时，应采取有攻有守、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准则的平衡型外交战略；当一国实力超强，成为世界上少有或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时，应主动承担国际义务，采取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前发展的进攻型外交战略。（3）根据外交对象国的实力、国际地位来确定对其外交政策。在坚持平等外交的原则下，对于比自己实力弱的国家的不良行为，要敢于碰硬；对实力相当的国家，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要坚持主动友好、避免冲突的方针。（4）根据对象国的民族及其政府的特点来确定外交策略。对个性平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采取谦让友好的策略，而像日本这种至今仍崇尚实力、服强欺弱的国家，应采取不主动退让的策略。（5）根据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和发展趋势来确定对外政策。
掌握对日关系主动权：“冷制”日本
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中国经济和国家实力正处于迅速发展的上升阶段，而日本经济处于困境之中，影响了其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的推行。相对而言，目前在经济上日本更有求于中国，由于日本因侵略历史问题与东南亚国家普遍有隔阂，日本目前没有通过向亚洲人民道歉以结束历史、开辟日本与亚洲国家睦邻友好新关系的愿望，在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还犹豫不决。基于这一状况，目前我们在对日策略上不应采取主动退让的策略，而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坚持政经关系分开的原则下，在政治关系上坚持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前提，冷淡、孤立、遏制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淡和“较量”，最终迫使日本主动与我改善关系，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使两国关系走上理性、稳定、友好的发展道路。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对日“冷制”策略。
具体而言，在实施对日“冷制”策略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1） 要认清和接受中日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甚至可能恶化，目前不具备建立中日成熟稳定关系的条件的现实，坚决抛弃通过我方让步能改善中日关系的幻想，对中日关系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波动起伏状态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备。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冲突、历史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三大障碍短期内难以消除，决定了中日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
（2） 要坚持将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开的原则，努力使这一原则成为中日双方的共识，确保两国经济关系密切发展。尽量避免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挂钩，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也要积极发展对日经济关系。
（3） 坚持以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来促进和保证中日关系发展、以美制日的策略，千万别幻想“以日制美”。在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是中国外交的第一的、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之间没有大的历史恩怨，反而有联手抗日的历史，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外，没有其他障碍，现在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比中日之间多得多，所以发展中美关系远比发展中日关系容易。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关系仍然不可能摆脱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中美关系的改进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恶化必然影响中日的接近。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冷制日本”的前提，能确保我们在中日关系中掌握主动权。如果有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冷制日本”时就不会担心会导致中日冲突的升级，冷制就会有更好的效果。没有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没有美国的理解，冷制日本可能造成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想打击日本以称霸亚洲的误解，从而使问题复杂化，影响冷制策略的实施和效果。可以说，没有美国的理解，冷制策略就难以实施。况且，美国还是中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有力的盟友。
（4） 明确把历史问题作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在对日历史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将历史问题作为当前改善中日外交、建立面向未来的中日友好新关系的主要问题，要求中日之间就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等达成一个一揽子解决的协议，从而一次性解决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发展中日睦邻友好新关系。为此，在对日本右翼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采取召回大使、停止政府高层人员往来等强硬措施，逼迫日本政府尽快解决历史问题。中日历史问题想回避是不可能的，拖到以后让下一代解决更难。一是时间拖到越久，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模糊，近年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有近一半的日本青年不认为５０多年前日本所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再拖下去可想而知；二是拖下去，目前已经政治右倾化的日本很可能会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正在现代化征途中的中国，后果不堪设想。这绝非危言耸听，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2002年3月在访问北京时在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就说：“我们日本人，包括我自己，如果在思想上不加以调整，目前的日本很可能一下子就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像小泉那样‘到时才决定’（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象征。”韩国政府由于在对日历史问题上采取了如召回大使等比中国更强硬的态度，不仅没有恶化韩日关系，而且使日本政府公开向韩国道歉，每次韩日发生日本就侵略历史犯案问题，最终都是日本主动采取措施去修复日韩关系；反观中国，由于对历史问题总是采取克制态度，日本政府往往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对于欺弱怕硬的日本，最有效的是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而不是克制和忍让。现在，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顿、想成为政治经济大国而有求于我的时期，可以说正是我国采取强硬态度逼迫日本解决历史问题，压制本国右翼势力，走上与亚洲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的正确道路的最好时机。否则，日本的经济一旦复苏，当日本人信心重新膨胀时，中国再想压制日本已经不可能。
（5） 利用亚洲国家在对日侵略历史问题的上的相同立场，通过加强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建立在政治上孤立日本的统一战线，共同逼迫日本学习德国，真诚地与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问题，结束历史，开辟日本与亚洲各国面向未来的新关系。
（6） 以解决历史问题作为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前提条件，在没有解决历史问题以前，坚决反对日本扩军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7） 大力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经济政治规则接轨的步伐；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政治组织，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和区域经济政治和合作与一体化，大力提倡相互依存、和平竞争、平等互利、集体安全、共同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规则，树立中国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打破日本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冷战思维，逐步消除“中国威胁论”。
可以说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中日关系出现现在的僵局是由于我们在对日历史问题上过分忍让，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对日更强硬一些，而“新思维”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我们对日让步不够，主张通过对日大幅让步来打破僵局，实现中日接近，进而实现“以日制美”。 我们在坚持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中，
马立诚和时殷弘等先生基于中日友好的良好愿望，提出的通过中国在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和无条件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等方面的单方面主动让步，以取得中日关系的大幅改进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通过日中合作牵制美国的中长期战略的对日“新思维”。无论是从中日关系的现实条件来看，还是从外交战略的历史和理论来看，“新思维”都是站不住脚的。
“新思维”以中日合作牵制美国的战略设想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新思维”外交战略的主要出发点和目标是：中国应该全力对付的是搞霸权主义的美国，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日中合作将是牵制美国根深蒂固的警惕中国论调的中长期战略。“新思维”的这种战略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从现实条件来看，日中合作牵制美国的设想根本就没有现实依据，只是作者的主观设想。
首先，美日之间牢固的战略同盟关系根本就不可能被中日的接近所影响。日美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是根本一致的，美日之间的盟友关系决不是简单的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关系，而是一种经过半个多世纪锤炼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美日社会、文化整合的程度相当高，日本是一个服强欺弱的民族，日本社会有着浓厚的“崇美”氛围，日本媒体上一天到晚的话题是：人家美国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不这样？甚至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的贫富分化大，财政赤字，也被视为美国比日本的优越之处。即使20世纪90年代初叫嚷对美国说“不”的反美的日本右翼分子，骨子里也很崇拜美国。日本右翼的教父江藤淳，在自杀前批判美国批得甚凶，但他恼火的事情之一是美国人不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打交道，而“真正了解美国的日本人”就是他这样的人。日本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泡沫中因膨胀的民族优越感而一度兴起的反美情绪，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明显退潮。《经济学人》不久前的调查显示，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亲美的国家。除非美国实力迅速衰落，失去超级大国地位，在整个世界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和冲击日美之间的密切牢固的同盟关系。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反观中日之间，除了在经济上有较密切的互补关系之外，在政治、思想、历史问题、地缘战略各方面都存在目前难以调和的冲突，即使中日经济关系也难以和美日经济关系的依存度相比，我们凭什么来实现联日制美？凭在历史等问题上的单方面让步？连“新思维”论者自己都承认，“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
其次，改善中美关系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美国和日本在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上是根本一致的，中日关系的改善必须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前提。在1972年、1978年中日建交时如此，在1989年后取消对中国制裁时也是如此。这并非由于日本长期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害怕美国，在外交上甘愿当美国的应声虫，而是因为日本在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上和美国是一致的，即使有分歧，也只是细节问题上的不同。中、美、日三国间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中国与美日同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美日同盟中其主导作用的是美国，中美关系的恶化最终必然影响中日关系，没有中美的而实现中日接近是不可想像的。“新思维”论者将中美日关系假想为互相制衡的三角关系，提出通过中日接近以牵制美国的战略设想，完全是一种无视现实的主观想像，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单方面妥协退让的“新思维”外交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
“新思维”论者的设想是，通过中国单方面采取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的重大让步策略，如搁置中日“历史问题”，不过分干预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的问题，积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必将带来中日关系的大幅改善。
“新思维”的这种单方面让步策略可以称为绥靖主义或妥协退让主义策略。在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采取这种主动退让主义策略的主要有三个典型的事例：一是美国在20世界70年代为联合中国抗衡苏联，戏剧性地主动转变对中国的敌视态度，闪电式的实施了中美建交，从而一举改变了在对苏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二是俄国十月革命初期，为渡过国内的困难和危机，保证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生存，面对德国的进攻，列宁采取暂时的忍辱退让策略，与德签订了割让部分土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后因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和约很快被废除。三是英、法在20世纪20、30年代为保护自己眼前利益，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对德意日法西斯采取了姑息退让的绥靖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美国的主动让步、联中制苏策略可以说相当成功，其历史条件是中美两国都有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彼此和好的需要；列宁的暂时忍让策略是在面对强大敌国进攻时的权宜之计，也可以算基本达到了维护国内政权生存的目的。而英法的绥靖主义政策多被人作为失败的反面教材。而反观现在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这三种典型的情况都不存在， “新思维”的退让主义策略能否成功没有历史经验可可资借鉴。
从“新思维”策略的立论来看，其基本的逻辑推理是：既然现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症结是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那么，中国大度一些一让步，不和日本计较历史问题，那阻碍中日之间的主要障碍不就排除了吗？日本人必然会感激中国的大度，而和中国友好。这种推理如果对一个正常的、知恩图报的正常的理性国家和民族来说无疑是成立的，但对日本这个崇尚强权实力、服强凌弱，惯于以德抱怨而缺乏道德感的特殊民族国家，这种逻辑推理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日本这个缺乏道德感的至今尚未改变本性的民族特性，如果中国采取主动让步，就一般情况而言，不仅得不到日本的知恩图报，从而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且日本通常只会得寸进尺。中日建交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中日建交时基于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大度得令人难以置信地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人在一阵惊异和惊喜之后，不仅没有对此表示真诚的感激，认真反省自己过去的侵略历史，真诚地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结束历史，开启两国人民的新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新纪元，反而对侵略历史以外交辞令敷衍搪塞，并对处理在华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及强征劳工等侵华战争的一些遗留问题不积极予以解决，而是百般推托。为维护中日友好关系，这些年来我们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种种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径，一直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结果是日本人在否认侵略历史上反而变本加厉，以致现在日本政治和整个社会都右倾化了，中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可见，妥协退让主要策略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
妥协退让主义的“新思维”将导致中日冲突的灾难性后果
时殷弘先生提出了5项对日“新思维”的主张：（1）暂时把历史问题排除在对日外交议程之外；（2）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忍让的态度和策略，帮助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3）适度容忍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4）承认并配合日本在亚洲安全、政治、经济合作上的大国地位；（5）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当前中日两国的国情和两国关系的现状，特别是深入了解日本民族服强欺软的特性和日本社会的现状，我们就会认识到，如果对日采取这5项妥协退让措施，不仅实现不了中日接近，而且几乎必然导致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并最终导致中日冲突。
一是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新思维”的主张，把历史问题排除在中日关系之外，放弃要日本对侵略历史认罪和反省的立场，纵容日本右翼分子颠倒黑白地美化侵华历史，必将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大大激化国内民众的反日和以及对我国政府的不满，造成国内民众和政府的对立，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国内不少民众已经对我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而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宽容和克制态度不满，要是在目前的立场上再退步，放弃在历史问题的起码道德原则，那国内民众的情绪就可想而知，由此造成的政府在国民中形象和威信的损害将难以想像。像钓鱼岛之类的领土之争是可以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因为样并未放弃维护领土主权的原则立场。而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尊严的感情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暂时撇开不管，任由日本右翼分子任意欺辱的，否则，中国人民有何颜面在世界上立足？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卖国的清政府，在行动甘愿受列强欺辱时，在思想和口头上也未放弃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因为他们很清楚，放弃了这个基本立场，政府就必然失去在国民中最起码的合法性。
二是如果我们放弃在日本侵略历史上的基本道德立场，日本右翼分子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美化和歌颂侵略历史，右翼势力必然会在日本社会迅速膨胀，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必然会很快上升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和对外扩张之路的步伐将难以阻挡。那种认为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不予理睬，右翼分子就感到没劲了，翻不起什么大浪的想法，是一种阿Q式的幼稚幻想；那种期望向来顽固反共反华的日本右翼势力会感恩予中国的宽宏大量，主动和中国友好的想法，更是一种可悲的自作多情。
三是如果我们采取帮助日本经济复苏，支持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军事大国的退让政策，那么，天皇体制和右翼势力一直保存至今，本来就不承认侵略战争是被亚洲国家打败的，不甘侵略战争失败，不愿对亚洲人民道歉，正急于洗刷“战败国”身份，急于成为 “正常国家”的日本，不仅不可能因感谢中国的支持而与中国友好，最可能的只能是把中国作为其称雄亚洲的对手和敌人，日中关系不恶化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四是如果我们对日采取宽容、忍让、扶持的“新思维”政策，让日本迅速成为“正常国家”，在亚洲迅速“坐大”。鉴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短期内难以消除，如果羽翼丰满的日本以“反共”为名主动联合美国、台湾来共同遏制、对付中国，那中国的处境就不堪设想。在目前这种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原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集体安全体制尚不牢固的历史条件下，让至今不甘于侵略战争失败、迷信强权政治和有扩张传统的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对中国和亚洲都可能是一场灾难。
总之，我们如果采取宽容、放弃原则的主动退让向日本讨好的所谓“新思维”政策，不仅不可能实现中日接近，而且必将由于对其政治、军事扩张不加限制，使日本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称霸亚洲的野心急剧膨胀，最终必然会因为中国阻碍其称霸道路发生两国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三、第三思维：“冷制日本”的积极现实主义对日外交政策
对日外交的三大政策：意识形态主义外交·实用主义外交·友好主义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奉行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主要标准的对日外交政策，可以称为“意识形态主义”的外交政策；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日外交逐渐转为撇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求同存异，对日大力发展经济交往和其他友好关系的政策，可以称为“务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我国实行了全面倒向苏联阵营的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形成了主要根据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我国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和基本特点是：（1）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与斗争是国际社会的主题；（2）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标准，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3）国际交往坚持政治挂帅原则，主要看政治利益，很少考经济利益，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主动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4）以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自居，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斗争；（5）在国际上高举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旗。虽然在对日关系上并没有像对美那么“凶”，但我们一直是把日本当成是美国的“走狗”来对待的。
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意识形态主义对外政策，采取了撇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以谋求国家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坚持求同存异地广泛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是：（1）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2）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对外政策要为国内建设服务，以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服务；（3）撇开意识形态来差异，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等国家利益为原则，坚持求同存异，致力于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4）不当“头”，不“打旗”，不“树敌”， 不主动招惹是非，不搞对抗；（5）把发展与大国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到优先地位。这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大大改善了我国与世界大国、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我国对日经贸关系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随着冷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日益向右转，不断美化侵略历史以侮辱中国人民的感情，从使两国民间敌对情绪的增长，导致了中日关系的不稳定和恶化。鉴于这种现状，马立城、时殷弘等先生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不良状况，建立中日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的考虑，提出了调整我国的对日政策，主动对日本作出大幅让步以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新思维”主张。我们可以将这种对日策略称为主动让步的“友好主义”外交政策。
积极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
回顾我国50多年来的外交历史，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主义外交政策曾使我们陷入了与国际社会孤立隔绝的境地，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撇开意识形态差异，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一举改变了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使我们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在实行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中，为了维护友好关系，有时出现了过分妥协退让的现象，从而使我们在与如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上过于被动。这表明，在冷战后国际新秩序重新构建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应该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应该是“新思维”主张的对外进一步退让的犬儒主义，而应该是敢于坚持原则，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积极现实主义政策。
积极现实主义外交主张一国对他国的战略和政策，主要应基于本国、他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确定，而不是基于某种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设想，也不应基于短期利益的实用主义来确定。具体而言，积极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对制定外战略和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1）坚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本国外部环境的和平与安全、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空间的扩大和国际地位提高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基本目标和第一原则。（2）根据本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发展需要来确定外交战略的基本取向。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阶段，实力还不强大时，应采取以防守为主的防御型外交战略；当一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足够强大，成为世界强国时，应采取有攻有守、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准则的平衡型外交战略；当一国实力超强，成为世界上少有或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时，应主动承担国际义务，采取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向前发展的进攻型外交战略。（3）根据外交对象国的实力、国际地位来确定对其外交政策。在坚持平等外交的原则下，对于比自己实力弱的国家的不良行为，要敢于碰硬；对实力相当的国家，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对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要坚持主动友好、避免冲突的方针。（4）根据对象国的民族及其政府的特点来确定外交策略。对个性平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采取谦让友好的策略，而像日本这种至今仍崇尚实力、服强欺弱的国家，应采取不主动退让的策略。（5）根据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和发展趋势来确定对外政策。
掌握对日关系主动权：“冷制”日本
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中国经济和国家实力正处于迅速发展的上升阶段，而日本经济处于困境之中，影响了其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的推行。相对而言，目前在经济上日本更有求于中国，由于日本因侵略历史问题与东南亚国家普遍有隔阂，日本目前没有通过向亚洲人民道歉以结束历史、开辟日本与亚洲国家睦邻友好新关系的愿望，在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还犹豫不决。基于这一状况，目前我们在对日策略上不应采取主动退让的策略，而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坚持政经关系分开的原则下，在政治关系上坚持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前提，冷淡、孤立、遏制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淡和“较量”，最终迫使日本主动与我改善关系，全面解决两国间的历史问题，使两国关系走上理性、稳定、友好的发展道路。我们将这一策略称为对日“冷制”策略。
具体而言，在实施对日“冷制”策略时要注意以下方面：
（1） 要认清和接受中日关系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甚至可能恶化，目前不具备建立中日成熟稳定关系的条件的现实，坚决抛弃通过我方让步能改善中日关系的幻想，对中日关系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波动起伏状态做好思想和心理准备。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冲突、历史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三大障碍短期内难以消除，决定了中日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
（2） 要坚持将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分开的原则，努力使这一原则成为中日双方的共识，确保两国经济关系密切发展。尽量避免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挂钩，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也要积极发展对日经济关系。
（3） 坚持以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来促进和保证中日关系发展、以美制日的策略，千万别幻想“以日制美”。在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将是中国外交的第一的、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之间没有大的历史恩怨，反而有联手抗日的历史，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外，没有其他障碍，现在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比中日之间多得多，所以发展中美关系远比发展中日关系容易。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关系仍然不可能摆脱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中美关系的改进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恶化必然影响中日的接近。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冷制日本”的前提，能确保我们在中日关系中掌握主动权。如果有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在“冷制日本”时就不会担心会导致中日冲突的升级，冷制就会有更好的效果。没有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没有美国的理解，冷制日本可能造成美国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想打击日本以称霸亚洲的误解，从而使问题复杂化，影响冷制策略的实施和效果。可以说，没有美国的理解，冷制策略就难以实施。况且，美国还是中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有力的盟友。
（4） 明确把历史问题作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在对日历史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将历史问题作为当前改善中日外交、建立面向未来的中日友好新关系的主要问题，要求中日之间就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等达成一个一揽子解决的协议，从而一次性解决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发展中日睦邻友好新关系。为此，在对日本右翼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采取召回大使、停止政府高层人员往来等强硬措施，逼迫日本政府尽快解决历史问题。中日历史问题想回避是不可能的，拖到以后让下一代解决更难。一是时间拖到越久，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模糊，近年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有近一半的日本青年不认为５０多年前日本所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再拖下去可想而知；二是拖下去，目前已经政治右倾化的日本很可能会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于正在现代化征途中的中国，后果不堪设想。这绝非危言耸听，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纪子2002年3月在访问北京时在接受《朝日新闻》专访时就说：“我们日本人，包括我自己，如果在思想上不加以调整，目前的日本很可能一下子就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像小泉那样‘到时才决定’（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象征。”韩国政府由于在对日历史问题上采取了如召回大使等比中国更强硬的态度，不仅没有恶化韩日关系，而且使日本政府公开向韩国道歉，每次韩日发生日本就侵略历史犯案问题，最终都是日本主动采取措施去修复日韩关系；反观中国，由于对历史问题总是采取克制态度，日本政府往往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对于欺弱怕硬的日本，最有效的是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而不是克制和忍让。现在，日本正处于经济困顿、想成为政治经济大国而有求于我的时期，可以说正是我国采取强硬态度逼迫日本解决历史问题，压制本国右翼势力，走上与亚洲国家和平友好相处的正确道路的最好时机。否则，日本的经济一旦复苏，当日本人信心重新膨胀时，中国再想压制日本已经不可能。
（5） 利用亚洲国家在对日侵略历史问题的上的相同立场，通过加强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建立在政治上孤立日本的统一战线，共同逼迫日本学习德国，真诚地与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问题，结束历史，开辟日本与亚洲各国面向未来的新关系。
（6） 以解决历史问题作为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前提条件，在没有解决历史问题以前，坚决反对日本扩军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7） 大力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经济政治规则接轨的步伐；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政治组织，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和区域经济政治和合作与一体化，大力提倡相互依存、和平竞争、平等互利、集体安全、共同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规则，树立中国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打破日本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冷战思维，逐步消除“中国威胁论”。
可以说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中日关系出现现在的僵局是由于我们在对日历史问题上过分忍让，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对日更强硬一些，而“新思维”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我们对日让步不够，主张通过对日大幅让步来打破僵局，实现中日接近，进而实现“以日制美”。 我们在坚持务实主义外交政策中，
基本还可以,本人补充两点:第二中对日经济关系对日进口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合法地"提高门坎,决不再做日本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基地;第六点中要结合当前日本现状,大力宣传日本威胁论,并以此为借口大力发展军备.
感觉有道理，另外我们应该在日本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态上多下一翻工夫，要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谋取最大利益。
以下是引用东北一只虎在2004-2-8 21:11:00的发言：
感觉有道理，另外我们应该在日本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态上多下一翻工夫，要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谋取最大利益。
看后不得不顶啦！
与我的观点一致！！
与我的观点一致！！
好
经济上的暂时依赖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得提高和发展自己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