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思维：日本的战略困境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420/538220.shtml

王建光
许多人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或太平洋的世纪。我说，这不可能。仅仅有经济和市场是不够的，仅仅有GDP的快速增长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关键是因为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不能成为这一目标的基础。甚至，以目前两国之关系现状反倒只能减缓或阻碍这一进程。正因为如此，即是满怀报负的韩国或志大才疏的东盟也只能是报以仰天长啸、悲泣而已。何以有此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国际观是单向思维的，一心跟在最强之后。在处理中国关系时处处也都表现出单向思维：非此即彼，有我无你。因此，日本对两国战略关系的定位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甚至是恶性竞争。
一、否认历史，失去道德感召力
如果说，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冷战阴影、还经常在冷战边徘徊甚至倒退的话，那么，中日关系则根本没有走出战争的影响、心态、情结和思维方式。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世界政治的发展与走向。
如果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其与欧洲的法德关系有着十分的相似。其一，两国间有着长期的文化和交流，互相影响极深。其二，两国都不仅是地缘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世界关系的重要决定作用。它们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与外交。其二，中日与法德一样，两国间都有着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恩怨和民族、国家矛盾。作为弱者的一方承受过对方的杀戮和占领，发生过多次受害方自以为耻辱的战争。这种耻辱感已经深沉于民族的情感和社会的心理之中。
但是，德国已经走出了历史阴影，又回到了道德的至高点上。法德两国正因为认识到了历史，认识到了历史中的残酷，才已经真正地超越了历史、超越了历史中的恩恩怨怨，眼光朝向了光明的未来。其关系已经从以情感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的、民族的关系跃升为理性的、超国家和民族的关系。
而中日间的矛盾症结正在于一方要求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全面发展双方的关系；而另一方却试图回避历史、模糊历史、否认历史来绕过矛盾和障碍。在双方关系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交集。日本埋怨中国人纠缠于历史，中国则愤怒于日本人对历史的否认。中日关系至今仍然因为日本的顽固极右历史观而深受伤害，
虽然以德报怨是一种美德，但以德报怨不能成为一种原则，因为对邪恶的宽容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历史可以超越，也可以原谅，但决不能被忘记、否认或篡改。在对历史的清算上，中国决不能回避或再一次的以德报怨。法德的改善是建立在德国全面清算法西斯和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之上的。这一点在日本的政界和思想界并不存在。当代日本政府和人民完全不必对历史负责，但必须承担起对历史反思的责任。中国要求的并不多，仅仅是承认并正确地认识历史而已。这一点日本却一概地否认。
中日之间能发展出法德那样的关系吗？我说，绝不可能。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不可能。历史已经证明，前两年那种以從自己堅持的原则上退让来“换取”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或“发展”中日关系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对邪恶的宽容不是智慧、更不是美德，更不是“新思维”，而是对邪恶的鼓励。以是故，退而求其次，中国可以在日本对历史的当前看法下，“坚持”中日关系的现状，但绝不能从原则上再退让以求“发展”“未来的”中日关系。坚持历史不是感情用事，它正是一种理性历史观的体现。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理性的，只有原则的胜利才是理性的胜利。超越历史不仅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地、原則地对待历史。这一切，日本都没有，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有。从这一点上说，中日关系比法德关系要落后六十年。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所作所为可以发现，日本人不怕韩国，但尊敬韩国人；日本人害怕中国，但鄙视中国人。仅举一个事例，日本人为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向韩国人道歉，但对中国却是“绝不”。相反，正如有报道曾经说过的，小泉政府准备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冒犯”中国。所以，以善良愿望从原则上退却，只能自乱阵脚，“绥靖”外交只能授人以更为鄙视自己的理由。
二、利益面前：吃独食心态严重
在现代世界，由于政治经济的交织，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不同于一百年前。当时，不论是欧洲还是东亚，坐大者只能有一，国与国间的利益分配是只是单向性的、非此即彼的，更是排他性的。所以才会有着一系列的战争与冲突。但是，今天的世界，各国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没有谁能于中独“善”其身。所以国际关系中以互利、共利为主。在这种互相融合、一致的利益中，双方或多方共同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其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各自独立所为。简言之，也即是1＋1＞2。你有一份利益、我有一份利益，如果我们用之来交换和共享，那么，我们每人都拥有两份利益，在许多时候这种利益与参加者数量的多少成正比。这正是如今区域性贸易组织、多边性国际组织不断出现的原因。反之，如果一方一心想剥夺对方手中的那一份(或以之为己所有)，自己的也可能会爱到伤害，甚至会失去自己手中原有的。如此的童话或寓言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在让别人活着的过程中使自己活得更好。这一点在欧盟国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证明。
但是，日本在其本质上有着一种在国际和地区利益中“吃独食”的“排他性”思想。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利益的稳定性是关系稳定性的前提，这必然会影响到国家间整体的双边关系。
这种排他思想近年来很多，比如：（1）中国率先提出并着手建立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日本为之愤恨，就认为此举是对其在东盟政治、经济中作用的威胁。（2）日本作出参加在东南亚如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特别是目前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的努力，不仅是一项以填补东南亚战略真空的行动，更是其要以之阻止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计划的一部分。（上述两点参见美《华盛顿季刊》2002－2003年冬季号，本杰明·塞尔夫撰写的《中国与日本需要建立新型关系模式》；中译文参见北京《参考消息》2003年2月10日第八版）(3) 经过从1994年到2000年长达七年的磋商与谈判，中俄间达成了从俄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油田达中国大害的输出管线。这本来是两个当事国之间互惠互利的事，一点也不伤害到任何立场上的第三国。但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小泉亲自出马，允以重金妄图搅黄了这一利中益俄的善事。要而言之，这并不仅仅是石油争夺或石油战略，而是一种典型的“吃独食”心态，把中国挤出东北亚石油版图；或者使俄方因为取舍不定时，在事实方冻结或放弃雙方的计划。如果这样，日本最起码也能给中国以羞辱。(4)也有报道说，日本曾打算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在东京主持召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会议，不打算邀请中国参见。且不说讨论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国的湄公河开发问题的会议，如果没有河流上游中国的参加算不算关于湄公河的国际会议，即使開了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图穷匕首现的举动显示日本近年的对华外交有着一种、非理性的、气急败坏的心态。我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很显然，其目的正在于羞辱中国、挑战中国。(5) 一九九七年底，朱镕基总理接见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根本二郎时，保证人民币不贬值。此一作法阻不仅阻止了金融危机，对于正处在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可是二〇〇三年二月以来，正是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经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会议上率先提出了人民升值的提案，才点燃了美欧国家政经人士和舆论陆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怒火。中国不得不在本就堆积如山的外交内政中打起了人民币保卫战。这并不仅仅是日本传统的过河拆桥、以邻为壑的外交手法，联系到近年的中日外交的现实，这里面有一个精心策划的不言而喻的阴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以此使中国在内外交困中自乱方寸、耗尽无气，达到东方唯我日本独大之目的。
相反，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倡议把中国和东盟，以及日本和韩国在一起组成一个范围更大的东亚贸易区。尽显中国宽广的胸怀。
三、台湾问题：无视历史的发展
这里先不说随时可能激化的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如影随行，挥之不去，却之不能。
与美国不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公开的、以获得直接的、现实的国家利益为目标，并尽力把此种利益最大化。而日本对台湾的干涉是以影响台湾一部分民众的情感认同，在台湾厚植日本的“种子”和“精神”，即成就所谓的“哈日派”。其所为是默默地、点滴地从心灵入手。正因为如此，这一点要比美国的强盗做派利害的多。美国为了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会一味听任台独者的言行肆无忌惮，也不排除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对台湾与大陆某种形式的统一有着支持或默认。而日本却不同，即便仅仅为了“削弱中国”这一目的，也要把台湾从心灵上彻底推向独立。日本人把自己的利益定位在台湾独立这一理论之上的，而没有发展的眼光看到今日中国的现实。
换言之，如果说美国怕海峡两岸出问题，把其卷进来而影响战略利益，日本却是非常盼望两岸出问题，以便能参与进来达到其战略利益。如果李登辉说台湾人已经失去了精神家园，在很大程度上这恰恰是其引以为自豪的“日本”造成的。
所以，日本不仅成了台独的精神大本营之一，更是台湾问题复杂化的倍数器。日本的诸如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属性的改变、美日安保条约列入台海问题、周边事态法案等都暗含着因素。
有日本之如此台湾情结，就必然与中国的民族利益相矛盾。此种情结不除，矛盾何以解开？何言改善关系？更惶论成为法德那样的关系了。
换言之，若要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亚洲人的世纪，最基本的即是日本对待历史应当做得比德国还要好，至少不要比他们差得太多。如何才能做到？问题又回到了出发点：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抛弃其战略部局的单向思维，以合作的、历史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定位中日关系，放弃恶性竞争关系。使中日关系建设成法德一般的战略合作关系。（南京农业大学）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420/538220.shtml

王建光
许多人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或太平洋的世纪。我说，这不可能。仅仅有经济和市场是不够的，仅仅有GDP的快速增长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也不能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关键是因为中日两国的战略关系不能成为这一目标的基础。甚至，以目前两国之关系现状反倒只能减缓或阻碍这一进程。正因为如此，即是满怀报负的韩国或志大才疏的东盟也只能是报以仰天长啸、悲泣而已。何以有此说？这是因为日本的国际观是单向思维的，一心跟在最强之后。在处理中国关系时处处也都表现出单向思维：非此即彼，有我无你。因此，日本对两国战略关系的定位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甚至是恶性竞争。
一、否认历史，失去道德感召力
如果说，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冷战阴影、还经常在冷战边徘徊甚至倒退的话，那么，中日关系则根本没有走出战争的影响、心态、情结和思维方式。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世界政治的发展与走向。
如果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其与欧洲的法德关系有着十分的相似。其一，两国间有着长期的文化和交流，互相影响极深。其二，两国都不仅是地缘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世界关系的重要决定作用。它们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地区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与外交。其二，中日与法德一样，两国间都有着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恩怨和民族、国家矛盾。作为弱者的一方承受过对方的杀戮和占领，发生过多次受害方自以为耻辱的战争。这种耻辱感已经深沉于民族的情感和社会的心理之中。
但是，德国已经走出了历史阴影，又回到了道德的至高点上。法德两国正因为认识到了历史，认识到了历史中的残酷，才已经真正地超越了历史、超越了历史中的恩恩怨怨，眼光朝向了光明的未来。其关系已经从以情感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的、民族的关系跃升为理性的、超国家和民族的关系。
而中日间的矛盾症结正在于一方要求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全面发展双方的关系；而另一方却试图回避历史、模糊历史、否认历史来绕过矛盾和障碍。在双方关系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交集。日本埋怨中国人纠缠于历史，中国则愤怒于日本人对历史的否认。中日关系至今仍然因为日本的顽固极右历史观而深受伤害，
虽然以德报怨是一种美德，但以德报怨不能成为一种原则，因为对邪恶的宽容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历史可以超越，也可以原谅，但决不能被忘记、否认或篡改。在对历史的清算上，中国决不能回避或再一次的以德报怨。法德的改善是建立在德国全面清算法西斯和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之上的。这一点在日本的政界和思想界并不存在。当代日本政府和人民完全不必对历史负责，但必须承担起对历史反思的责任。中国要求的并不多，仅仅是承认并正确地认识历史而已。这一点日本却一概地否认。
中日之间能发展出法德那样的关系吗？我说，绝不可能。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不可能。历史已经证明，前两年那种以從自己堅持的原则上退让来“换取”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或“发展”中日关系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对邪恶的宽容不是智慧、更不是美德，更不是“新思维”，而是对邪恶的鼓励。以是故，退而求其次，中国可以在日本对历史的当前看法下，“坚持”中日关系的现状，但绝不能从原则上再退让以求“发展”“未来的”中日关系。坚持历史不是感情用事，它正是一种理性历史观的体现。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理性的，只有原则的胜利才是理性的胜利。超越历史不仅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理性地、原則地对待历史。这一切，日本都没有，或者根本就不打算有。从这一点上说，中日关系比法德关系要落后六十年。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日本所作所为可以发现，日本人不怕韩国，但尊敬韩国人；日本人害怕中国，但鄙视中国人。仅举一个事例，日本人为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向韩国人道歉，但对中国却是“绝不”。相反，正如有报道曾经说过的，小泉政府准备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冒犯”中国。所以，以善良愿望从原则上退却，只能自乱阵脚，“绥靖”外交只能授人以更为鄙视自己的理由。
二、利益面前：吃独食心态严重
在现代世界，由于政治经济的交织，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不同于一百年前。当时，不论是欧洲还是东亚，坐大者只能有一，国与国间的利益分配是只是单向性的、非此即彼的，更是排他性的。所以才会有着一系列的战争与冲突。但是，今天的世界，各国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没有谁能于中独“善”其身。所以国际关系中以互利、共利为主。在这种互相融合、一致的利益中，双方或多方共同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其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各自独立所为。简言之，也即是1＋1＞2。你有一份利益、我有一份利益，如果我们用之来交换和共享，那么，我们每人都拥有两份利益，在许多时候这种利益与参加者数量的多少成正比。这正是如今区域性贸易组织、多边性国际组织不断出现的原因。反之，如果一方一心想剥夺对方手中的那一份(或以之为己所有)，自己的也可能会爱到伤害，甚至会失去自己手中原有的。如此的童话或寓言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都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在让别人活着的过程中使自己活得更好。这一点在欧盟国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证明。
但是，日本在其本质上有着一种在国际和地区利益中“吃独食”的“排他性”思想。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利益的稳定性是关系稳定性的前提，这必然会影响到国家间整体的双边关系。
这种排他思想近年来很多，比如：（1）中国率先提出并着手建立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日本为之愤恨，就认为此举是对其在东盟政治、经济中作用的威胁。（2）日本作出参加在东南亚如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特别是目前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的努力，不仅是一项以填补东南亚战略真空的行动，更是其要以之阻止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计划的一部分。（上述两点参见美《华盛顿季刊》2002－2003年冬季号，本杰明·塞尔夫撰写的《中国与日本需要建立新型关系模式》；中译文参见北京《参考消息》2003年2月10日第八版）(3) 经过从1994年到2000年长达七年的磋商与谈判，中俄间达成了从俄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油田达中国大害的输出管线。这本来是两个当事国之间互惠互利的事，一点也不伤害到任何立场上的第三国。但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小泉亲自出马，允以重金妄图搅黄了这一利中益俄的善事。要而言之，这并不仅仅是石油争夺或石油战略，而是一种典型的“吃独食”心态，把中国挤出东北亚石油版图；或者使俄方因为取舍不定时，在事实方冻结或放弃雙方的计划。如果这样，日本最起码也能给中国以羞辱。(4)也有报道说，日本曾打算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在东京主持召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开发会议，不打算邀请中国参见。且不说讨论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6国的湄公河开发问题的会议，如果没有河流上游中国的参加算不算关于湄公河的国际会议，即使開了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图穷匕首现的举动显示日本近年的对华外交有着一种、非理性的、气急败坏的心态。我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很显然，其目的正在于羞辱中国、挑战中国。(5) 一九九七年底，朱镕基总理接见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会长根本二郎时，保证人民币不贬值。此一作法阻不仅阻止了金融危机，对于正处在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可是二〇〇三年二月以来，正是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经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会议上率先提出了人民升值的提案，才点燃了美欧国家政经人士和舆论陆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怒火。中国不得不在本就堆积如山的外交内政中打起了人民币保卫战。这并不仅仅是日本传统的过河拆桥、以邻为壑的外交手法，联系到近年的中日外交的现实，这里面有一个精心策划的不言而喻的阴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以此使中国在内外交困中自乱方寸、耗尽无气，达到东方唯我日本独大之目的。
相反，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倡议把中国和东盟，以及日本和韩国在一起组成一个范围更大的东亚贸易区。尽显中国宽广的胸怀。
三、台湾问题：无视历史的发展
这里先不说随时可能激化的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如影随行，挥之不去，却之不能。
与美国不同，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公开的、以获得直接的、现实的国家利益为目标，并尽力把此种利益最大化。而日本对台湾的干涉是以影响台湾一部分民众的情感认同，在台湾厚植日本的“种子”和“精神”，即成就所谓的“哈日派”。其所为是默默地、点滴地从心灵入手。正因为如此，这一点要比美国的强盗做派利害的多。美国为了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会一味听任台独者的言行肆无忌惮，也不排除他们在一定的时候对台湾与大陆某种形式的统一有着支持或默认。而日本却不同，即便仅仅为了“削弱中国”这一目的，也要把台湾从心灵上彻底推向独立。日本人把自己的利益定位在台湾独立这一理论之上的，而没有发展的眼光看到今日中国的现实。
换言之，如果说美国怕海峡两岸出问题，把其卷进来而影响战略利益，日本却是非常盼望两岸出问题，以便能参与进来达到其战略利益。如果李登辉说台湾人已经失去了精神家园，在很大程度上这恰恰是其引以为自豪的“日本”造成的。
所以，日本不仅成了台独的精神大本营之一，更是台湾问题复杂化的倍数器。日本的诸如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属性的改变、美日安保条约列入台海问题、周边事态法案等都暗含着因素。
有日本之如此台湾情结，就必然与中国的民族利益相矛盾。此种情结不除，矛盾何以解开？何言改善关系？更惶论成为法德那样的关系了。
换言之，若要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亚洲人的世纪，最基本的即是日本对待历史应当做得比德国还要好，至少不要比他们差得太多。如何才能做到？问题又回到了出发点：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抛弃其战略部局的单向思维，以合作的、历史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定位中日关系，放弃恶性竞争关系。使中日关系建设成法德一般的战略合作关系。（南京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