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陷入战略困境 对推动东亚合作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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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在线 2004-12-13
温家宝总理在老挝参加会议时受到欢迎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消息一传出，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小泉在随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日本报纸上有许多自虐性的看法，日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落伍。”但其后对东盟五国的访
问表明，日本不会落伍的表态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深深地牵动着日本的神经。
日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势必使东盟与大国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在东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府在感到措手不及的同时，痛定思痛急起直追，在与东盟自由贸易问题上频频出招。
担心中国取得优势 日本为什么要急起直追
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梦想，长期以来，日本以雁行模式来带动东亚经济发展。CAFTA的诞生表明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被中国占据，日本倍感压力，唯恐中国会将贸易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日本舆论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再不全力追赶，一旦CAFTA建成，日本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其政治大国的夙求就更是遥不可及。
虽然日本不甘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落后态势，但是不难发现，日本现在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上所能打的牌有限，就连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还要拖到2005年。中国的主动行为已经使日本处于守势。
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早倡导者，日本为什么会错失东亚经济合作领头羊的地位？总的来说，日本之所以陷入今天的两难局面，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在开放国内市场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和短视。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日本在诸多区域合作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增加了许多东亚国家的担心与疑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先是在危机开始后迅速撤走资金，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后又在危机扩展期间，日本任由日元贬值，以便扩大出口，刺激需求，这种利己的做法，使得金融市场再度动荡，延缓了东亚经济的复苏。迄今为止，日本在东南亚重塑形象的工作远未完成。
日本对外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对美依赖。虽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实现的，但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美有严重依赖，在区域合作上日本往往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成立东亚经济集团、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问题上，都因美国的反对而罢休。日本在倡导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仍然不忘要邀请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态度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形象。
另外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得东盟各国缺乏对日本最起码的信任。而且近年来，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军事扩张更是引起东盟各国的警惕。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不会轻易放弃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短期内必定难有大的作为，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甚至可能会被印度抛在后面。（顾扬）
利用大国矛盾制衡得利 CAFTA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盟运用“大国平衡”战略的又一杰作。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势力平衡，防止某个大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过分强大。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东盟诞生于一个“前有虎，后有狼”的年代。冷战时期，地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战略资源的东盟成为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冷战时期，东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向美国“一边倒”。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就有新加坡提出的“大国平衡”主张。新加坡认为，大国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利益，因此，想要完全排除大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东盟的发展只能是与狼共舞，用一个大国的力量平衡其他大国的力量。
但是，冷战时期“大国平衡”的呼声非常微弱。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东盟开始改变其外交战略，摇身变为“千手观音”，左右逢源，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国平衡”外交。
为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东盟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涵盖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与美国建立反恐联盟；倡议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利用欧洲势力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与印度积极开展经贸和防务合作，牵制中国。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盟同样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通过这个贸易区，东盟国家势必会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样可以利用中国这部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带动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对美日的经济依赖。
但东盟也并不愿看到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过度扩张，而希望保持大国势力在东南亚的均衡分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担忧，“中国有善意，但不幸的是，它依然是个巨人。”他强调，“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东盟看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过从甚密”，必将刺激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而与日本、印度合作，则有助于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壮大的势力。东盟的目标是，构建起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包括中、日、韩3国以及印度在内的，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如此一来，东盟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潜力的市场。（丁瑜）
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发展 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会很快到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国家想要实现双赢，就必须加强地区合作。但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特别是日本力图争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对中国总是心存疑虑，成为阻碍地区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因此，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至今仍处于经济一体化的低级阶段。学界有一种看法，姑且称其为“媒介理论”，即在日本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东盟加强经贸关系的方法来刺激日本，迫使其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2000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后，日本顿时朝野震惊，一些学者指责小泉政府行动缓慢，坐失良机，日本政府随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先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接着又与东盟达成合作协议。如果按照这一进程走下去，建立包括中、日、东盟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
但是，笔者对这种看法并不乐观，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是简单的加法游戏，几个双边贸易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本文想强调的是，自由贸易不是简单的降低关税，更包括消除各种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
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难，固然有关税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是日本民族心理。日本是一个有很强凝聚力的民族，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非常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在日本，外国的商品总是要比其本国的产品便宜，这固然有某些质量因素，但在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许多产品是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的。日本每年也大量进口国外优质稻米，但是这些大米多用作加工食品，甚至用作饲料，日本人直接食用的首选还是本国大米。究其原因，是“大和民族至上”，“日本的产品要比其他国家的好”心理使然。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阻碍了外国商品打入日本市场。这种文化上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消除日本人“心中的壁垒”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协议所能解决的。
因此，即便通过东盟的媒介，中日之间也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可以顺利地打入日本市场。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真正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日两大国真正的携手合作。（高月兰） 编辑：龙芯</P><P>
国际在线 2004-12-13
温家宝总理在老挝参加会议时受到欢迎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消息一传出，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小泉在随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日本报纸上有许多自虐性的看法，日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落伍。”但其后对东盟五国的访
问表明，日本不会落伍的表态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深深地牵动着日本的神经。
日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势必使东盟与大国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在东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府在感到措手不及的同时，痛定思痛急起直追，在与东盟自由贸易问题上频频出招。
担心中国取得优势 日本为什么要急起直追
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梦想，长期以来，日本以雁行模式来带动东亚经济发展。CAFTA的诞生表明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被中国占据，日本倍感压力，唯恐中国会将贸易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日本舆论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再不全力追赶，一旦CAFTA建成，日本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其政治大国的夙求就更是遥不可及。
虽然日本不甘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落后态势，但是不难发现，日本现在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上所能打的牌有限，就连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还要拖到2005年。中国的主动行为已经使日本处于守势。
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早倡导者，日本为什么会错失东亚经济合作领头羊的地位？总的来说，日本之所以陷入今天的两难局面，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在开放国内市场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和短视。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日本在诸多区域合作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增加了许多东亚国家的担心与疑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先是在危机开始后迅速撤走资金，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后又在危机扩展期间，日本任由日元贬值，以便扩大出口，刺激需求，这种利己的做法，使得金融市场再度动荡，延缓了东亚经济的复苏。迄今为止，日本在东南亚重塑形象的工作远未完成。
日本对外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对美依赖。虽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实现的，但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美有严重依赖，在区域合作上日本往往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成立东亚经济集团、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问题上，都因美国的反对而罢休。日本在倡导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仍然不忘要邀请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态度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形象。
另外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得东盟各国缺乏对日本最起码的信任。而且近年来，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军事扩张更是引起东盟各国的警惕。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不会轻易放弃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短期内必定难有大的作为，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甚至可能会被印度抛在后面。（顾扬）
利用大国矛盾制衡得利 CAFTA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盟运用“大国平衡”战略的又一杰作。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势力平衡，防止某个大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过分强大。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东盟诞生于一个“前有虎，后有狼”的年代。冷战时期，地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战略资源的东盟成为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冷战时期，东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向美国“一边倒”。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就有新加坡提出的“大国平衡”主张。新加坡认为，大国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利益，因此，想要完全排除大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东盟的发展只能是与狼共舞，用一个大国的力量平衡其他大国的力量。
但是，冷战时期“大国平衡”的呼声非常微弱。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东盟开始改变其外交战略，摇身变为“千手观音”，左右逢源，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国平衡”外交。
为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东盟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涵盖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与美国建立反恐联盟；倡议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利用欧洲势力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与印度积极开展经贸和防务合作，牵制中国。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盟同样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通过这个贸易区，东盟国家势必会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样可以利用中国这部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带动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对美日的经济依赖。
但东盟也并不愿看到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过度扩张，而希望保持大国势力在东南亚的均衡分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担忧，“中国有善意，但不幸的是，它依然是个巨人。”他强调，“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东盟看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过从甚密”，必将刺激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而与日本、印度合作，则有助于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壮大的势力。东盟的目标是，构建起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包括中、日、韩3国以及印度在内的，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如此一来，东盟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潜力的市场。（丁瑜）
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发展 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会很快到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国家想要实现双赢，就必须加强地区合作。但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特别是日本力图争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对中国总是心存疑虑，成为阻碍地区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因此，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至今仍处于经济一体化的低级阶段。学界有一种看法，姑且称其为“媒介理论”，即在日本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东盟加强经贸关系的方法来刺激日本，迫使其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2000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后，日本顿时朝野震惊，一些学者指责小泉政府行动缓慢，坐失良机，日本政府随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先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接着又与东盟达成合作协议。如果按照这一进程走下去，建立包括中、日、东盟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
但是，笔者对这种看法并不乐观，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是简单的加法游戏，几个双边贸易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本文想强调的是，自由贸易不是简单的降低关税，更包括消除各种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
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难，固然有关税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是日本民族心理。日本是一个有很强凝聚力的民族，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非常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在日本，外国的商品总是要比其本国的产品便宜，这固然有某些质量因素，但在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许多产品是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的。日本每年也大量进口国外优质稻米，但是这些大米多用作加工食品，甚至用作饲料，日本人直接食用的首选还是本国大米。究其原因，是“大和民族至上”，“日本的产品要比其他国家的好”心理使然。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阻碍了外国商品打入日本市场。这种文化上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消除日本人“心中的壁垒”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协议所能解决的。
因此，即便通过东盟的媒介，中日之间也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可以顺利地打入日本市场。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真正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日两大国真正的携手合作。（高月兰） 编辑：龙芯</P>
国际在线 2004-12-13
温家宝总理在老挝参加会议时受到欢迎
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消息一传出，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小泉在随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日本报纸上有许多自虐性的看法，日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落伍。”但其后对东盟五国的访
问表明，日本不会落伍的表态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深深地牵动着日本的神经。
日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势必使东盟与大国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在东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府在感到措手不及的同时，痛定思痛急起直追，在与东盟自由贸易问题上频频出招。
担心中国取得优势 日本为什么要急起直追
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梦想，长期以来，日本以雁行模式来带动东亚经济发展。CAFTA的诞生表明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被中国占据，日本倍感压力，唯恐中国会将贸易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日本舆论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再不全力追赶，一旦CAFTA建成，日本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其政治大国的夙求就更是遥不可及。
虽然日本不甘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落后态势，但是不难发现，日本现在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上所能打的牌有限，就连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还要拖到2005年。中国的主动行为已经使日本处于守势。
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早倡导者，日本为什么会错失东亚经济合作领头羊的地位？总的来说，日本之所以陷入今天的两难局面，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在开放国内市场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和短视。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日本在诸多区域合作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增加了许多东亚国家的担心与疑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先是在危机开始后迅速撤走资金，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后又在危机扩展期间，日本任由日元贬值，以便扩大出口，刺激需求，这种利己的做法，使得金融市场再度动荡，延缓了东亚经济的复苏。迄今为止，日本在东南亚重塑形象的工作远未完成。
日本对外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对美依赖。虽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实现的，但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美有严重依赖，在区域合作上日本往往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成立东亚经济集团、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问题上，都因美国的反对而罢休。日本在倡导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仍然不忘要邀请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态度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形象。
另外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得东盟各国缺乏对日本最起码的信任。而且近年来，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军事扩张更是引起东盟各国的警惕。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不会轻易放弃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短期内必定难有大的作为，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甚至可能会被印度抛在后面。（顾扬）
利用大国矛盾制衡得利 CAFTA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盟运用“大国平衡”战略的又一杰作。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势力平衡，防止某个大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过分强大。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东盟诞生于一个“前有虎，后有狼”的年代。冷战时期，地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战略资源的东盟成为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冷战时期，东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向美国“一边倒”。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就有新加坡提出的“大国平衡”主张。新加坡认为，大国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利益，因此，想要完全排除大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东盟的发展只能是与狼共舞，用一个大国的力量平衡其他大国的力量。
但是，冷战时期“大国平衡”的呼声非常微弱。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东盟开始改变其外交战略，摇身变为“千手观音”，左右逢源，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国平衡”外交。
为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东盟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涵盖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与美国建立反恐联盟；倡议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利用欧洲势力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与印度积极开展经贸和防务合作，牵制中国。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盟同样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通过这个贸易区，东盟国家势必会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样可以利用中国这部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带动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对美日的经济依赖。
但东盟也并不愿看到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过度扩张，而希望保持大国势力在东南亚的均衡分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担忧，“中国有善意，但不幸的是，它依然是个巨人。”他强调，“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东盟看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过从甚密”，必将刺激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而与日本、印度合作，则有助于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壮大的势力。东盟的目标是，构建起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包括中、日、韩3国以及印度在内的，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如此一来，东盟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潜力的市场。（丁瑜）
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发展 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会很快到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国家想要实现双赢，就必须加强地区合作。但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特别是日本力图争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对中国总是心存疑虑，成为阻碍地区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因此，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至今仍处于经济一体化的低级阶段。学界有一种看法，姑且称其为“媒介理论”，即在日本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东盟加强经贸关系的方法来刺激日本，迫使其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2000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后，日本顿时朝野震惊，一些学者指责小泉政府行动缓慢，坐失良机，日本政府随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先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接着又与东盟达成合作协议。如果按照这一进程走下去，建立包括中、日、东盟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
但是，笔者对这种看法并不乐观，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是简单的加法游戏，几个双边贸易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本文想强调的是，自由贸易不是简单的降低关税，更包括消除各种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
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难，固然有关税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是日本民族心理。日本是一个有很强凝聚力的民族，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非常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在日本，外国的商品总是要比其本国的产品便宜，这固然有某些质量因素，但在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许多产品是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的。日本每年也大量进口国外优质稻米，但是这些大米多用作加工食品，甚至用作饲料，日本人直接食用的首选还是本国大米。究其原因，是“大和民族至上”，“日本的产品要比其他国家的好”心理使然。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阻碍了外国商品打入日本市场。这种文化上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消除日本人“心中的壁垒”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协议所能解决的。
因此，即便通过东盟的媒介，中日之间也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可以顺利地打入日本市场。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真正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日两大国真正的携手合作。（高月兰） 编辑：龙芯</P><P>
国际在线 2004-12-13
温家宝总理在老挝参加会议时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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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表明，日本不会落伍的表态只不过是外交辞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深深地牵动着日本的神经。
日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势必使东盟与大国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在东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政府在感到措手不及的同时，痛定思痛急起直追，在与东盟自由贸易问题上频频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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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是日本一直以来的梦想，长期以来，日本以雁行模式来带动东亚经济发展。CAFTA的诞生表明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被中国占据，日本倍感压力，唯恐中国会将贸易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日本舆论认为，如果再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再不全力追赶，一旦CAFTA建成，日本将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其政治大国的夙求就更是遥不可及。
虽然日本不甘其在东亚经济合作上的落后态势，但是不难发现，日本现在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上所能打的牌有限，就连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还要拖到2005年。中国的主动行为已经使日本处于守势。
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早倡导者，日本为什么会错失东亚经济合作领头羊的地位？总的来说，日本之所以陷入今天的两难局面，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在开放国内市场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和短视。由于害怕失去农民的选票，尽管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对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贸易顺差，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拒绝开放国内农业市场。日本对大米等主要食品的进口关税高达200-900%，而东盟许多国家则是大米等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日本拒绝就农产品问题和东盟达成妥协。
日本在诸多区域合作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做法增加了许多东亚国家的担心与疑虑。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先是在危机开始后迅速撤走资金，使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后又在危机扩展期间，日本任由日元贬值，以便扩大出口，刺激需求，这种利己的做法，使得金融市场再度动荡，延缓了东亚经济的复苏。迄今为止，日本在东南亚重塑形象的工作远未完成。
日本对外战略上存在严重的对美依赖。虽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对外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在东亚实现的，但由于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美有严重依赖，在区域合作上日本往往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成立东亚经济集团、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问题上，都因美国的反对而罢休。日本在倡导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仍然不忘要邀请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态度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形象。
另外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使得东盟各国缺乏对日本最起码的信任。而且近年来，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而进行的军事扩张更是引起东盟各国的警惕。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是不会轻易放弃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短期内必定难有大的作为，在亚洲区域合作方面甚至可能会被印度抛在后面。（顾扬）
利用大国矛盾制衡得利 CAFTA是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盟运用“大国平衡”战略的又一杰作。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势力平衡，防止某个大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过分强大。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东盟诞生于一个“前有虎，后有狼”的年代。冷战时期，地处战略要地、拥有丰富战略资源的东盟成为美苏争相拉拢的对象。冷战时期，东盟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向美国“一边倒”。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就有新加坡提出的“大国平衡”主张。新加坡认为，大国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利益，因此，想要完全排除大国在本地区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东盟的发展只能是与狼共舞，用一个大国的力量平衡其他大国的力量。
但是，冷战时期“大国平衡”的呼声非常微弱。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东盟开始改变其外交战略，摇身变为“千手观音”，左右逢源，展开了全方位的“大国平衡”外交。
为了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东盟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涵盖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东盟对话伙伴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与美国建立反恐联盟；倡议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利用欧洲势力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与印度积极开展经贸和防务合作，牵制中国。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盟同样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通过这个贸易区，东盟国家势必会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样可以利用中国这部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带动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减少对美日的经济依赖。
但东盟也并不愿看到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过度扩张，而希望保持大国势力在东南亚的均衡分布。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日渐强大的担忧，“中国有善意，但不幸的是，它依然是个巨人。”他强调，“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东盟看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过从甚密”，必将刺激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而与日本、印度合作，则有助于平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壮大的势力。东盟的目标是，构建起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包括中、日、韩3国以及印度在内的，拥有30亿人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如此一来，东盟就会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潜力的市场。（丁瑜）
非关税壁垒阻碍贸易发展 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会很快到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国家想要实现双赢，就必须加强地区合作。但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特别是日本力图争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对中国总是心存疑虑，成为阻碍地区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因此，虽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至今仍处于经济一体化的低级阶段。学界有一种看法，姑且称其为“媒介理论”，即在日本不合作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与东盟加强经贸关系的方法来刺激日本，迫使其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2000年中国与东盟签订框架协议后，日本顿时朝野震惊，一些学者指责小泉政府行动缓慢，坐失良机，日本政府随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先是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接着又与东盟达成合作协议。如果按照这一进程走下去，建立包括中、日、东盟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似乎是光明的。
但是，笔者对这种看法并不乐观，因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是简单的加法游戏，几个双边贸易协议并不必然带来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本文想强调的是，自由贸易不是简单的降低关税，更包括消除各种不合理的非关税壁垒。
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难，固然有关税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是日本民族心理。日本是一个有很强凝聚力的民族，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非常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在日本，外国的商品总是要比其本国的产品便宜，这固然有某些质量因素，但在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许多产品是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的。日本每年也大量进口国外优质稻米，但是这些大米多用作加工食品，甚至用作饲料，日本人直接食用的首选还是本国大米。究其原因，是“大和民族至上”，“日本的产品要比其他国家的好”心理使然。正是这些无形的东西，阻碍了外国商品打入日本市场。这种文化上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消除日本人“心中的壁垒”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协议所能解决的。
因此，即便通过东盟的媒介，中日之间也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可以顺利地打入日本市场。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真正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日两大国真正的携手合作。（高月兰） 编辑：龙芯</P>
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使他永远只能是一个2流国家。
它以后连2流都不格了！
日本根本不入流。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唯美国马首是瞻，阴险自私，损人利己。
日本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缺乏成为大国的胸襟，以德服人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