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中国震撼世界(连载)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11:17:48

FT中文网:中国震撼世界(连载)     金奇(James Kynge)      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二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十多台挖土机，笨拙地刨着泥土，仿佛心不在焉地寻找丢失的东西。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自二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等他把管道放好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说，从挖管、搬运到吊装，这种管子已运走了十四根，眼下只剩下三根，够他再干一周。然后，活儿就都干完了。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好像要沿着一条长长的弧线，把什么东西抛向远方；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一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它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新组装过程的文件。整项工程十分繁复，穿工装的男子直摇头：“设备弄过去后，但愿能用。”    德国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在多特蒙德的钢厂，一度雇佣约一万名员工。在赫尔德(Horde)和威斯特法伦区(Westfalenhutte)，数代人都靠钢厂谋生。高耸的烟囱市内各处都能看到，烟囱周围密布着厂房。近200年来，工厂一直在炼钢。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擂响战鼓时，正是鲁尔河谷这一隅先为普鲁士、后为德意志帝国供应了野战炮、坦克、炮弹和战舰装甲钢板。此地的人们以实物为豪，证据在厂内处处可见。工厂的一条通道边，立着一座矮墩墩的19世纪铁制鼓风炉，人们把它当作纪念碑，文字说明：鼓风炉运自英格兰。附近，有块纪念当地一位工程师的牌匾。    2004年6月，一个温暖明媚的下午，赫尔德区看上去安宁、平静，显然已不再是鲁尔地区跳动的心脏了。阿尔佛来德·特拉宾(Alfred Trappen)街上，一家冰淇淋店外，几个人坐在阳光下，用长长的调羹挖食着圣代冰淇淋。街道不远处，有一家齐曼纺织品(Zeeman Textiel)折扣店，店门外，妇女们在网格篮里翻找，仔细打量着0.99欧元一件的T恤衫。折扣店附近，三家日光浴室、一家纹身馆一字排开。纹身馆的广告说，能把“爱”、“富”、“康”三个汉字纹在顾客身上。不过，日光浴室和纹身馆都关门了。    钢铁厂没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来就是要了解此事。不过，我不会讲德语，倒成了个障碍。想拜访当地官员，他们又不愿谈。与街上的人搭讪，这些人觉得我的问题意思不大。我去了路德教会，按传单上的名字一一给五位牧师打电话，约他们喝杯咖啡聊聊。马丁·蓬塞(Martin Pense)神父很忙，克劳斯·沃尔特曼(Klaus Wortmann)神父出城了，伯尔恩·怀斯巴赫-拉迈(Bern Weissbach-Lamay)神父没接电话，安格拉·迪克(Angela Dicke)嬷嬷很乐意帮忙，不过今天放假，很抱歉。轻声细语的斯温·弗罗里希(Sven Frohlich)神父倒愿意电话上聊几分钟。 弗罗里希神父说，钢厂消亡是竞争力丧失所致，厄运来得慢，却不可避免。90年代初，生产效率高的韩国钢铁厂就开始在全球削价抢生意，赫尔德区的钢铁工人却强烈要求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接着，东西德统一，迫使政府提高税收，拖了整体经济活动的后腿，给赫尔德区造成了沉重打击。到90年代中期，赫尔德钢铁厂最终何去何从，成了辩论话题。一开始，管理层做出惯有的反应：讨论与某家竞争对手合并，实现经营增效，成本缩减，提高竞争力。到2000年时，全球钢铁价格陷入低谷，一切有关拯救的言谈都烟消云散，似乎无能为力了。    弗罗里希神父说，数千钢铁工人失去工作，路德教会的教团也迁走了，社区并不贫穷，却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教会采取措施，竭力吸引年轻人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这一点从教会的通讯中就可以看出)，年轻人似乎感觉不到宗教的吸引力。“我们迷失了自我，”弗罗里希神父说。“这可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却被拿走的。找回这种东西可能需要10年以上。”    蒂森克虏伯钢厂表示，无论有没有找到买主，赫尔德工厂都得关门。其他人则表示怀疑。中国人的突然收购来得太快，工厂停工仅一个月就签署了收购协议，赫尔德区一些人怀疑有幕后交易。真相如何且不论，令当地人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中方的收购，不如说是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好像不知从那来的，厂里突然出现近1000名中国工人。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搭起临时宿舍，就在那儿凑和着睡。整个夏天，工人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中国工人才被迫尊重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    单是中国工人的勤奋，就足以让鲁尔的硬汉反省。可事情还不止于此。当地人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这一“景观”在当地媒体引起了轰动。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Horde Fackel)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到2002年底，中国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应蒂森克虏伯钢厂的进度提前了一年，而比这家德国钢厂的最初估计提前整整两年。就在中国工人离开前夕，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来对工人发表讲话。“中国人在德国以洗盘子和开餐馆出名。”外交官说。“我们的企业想在这里开展业务时，有时仅仅是为了约见对方一面，就得低声下气。但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人争了光。”     几周后，中国工人离开了。临走前，还邀请当地德国官员和工地经理赴宴。宴会菜肴有四种不同风味，分别代表拆卸队厨师各自的家乡。用了一年的宿舍和厨房，依然十分干净整洁，只是留下了一双黑色劳保鞋。人们发现，这双鞋是凤凰(Phoenix)牌，中国制造。曾在钢厂工作的德国人说，真是怪了，中国人刚买走的工厂就叫“凤凰”，是为了纪念多特蒙德从1944年轰炸后的废墟中崛起。不过，留下这双鞋究竟是因不小心忘了，还是有意的双关，没有人知道。 “凤凰”钢厂搬走18个月后，我站在阿尔佛来德.特拉宾街赞姆.布罗华(Zum Brauhaus)旅馆的休息室酒吧里，女老板把我介绍给一位名叫约翰的人。约翰在英国北部工业城镇博尔顿(Bolton)出生长大，二战结束几年后，随英国陆军驻扎德国。退役后，娶了一位德国姑娘，搬到了妻子的家乡多特蒙德。约翰在钢厂工作了20多年，现在工厂没了，但他对工厂的迁离抱着达观的态度。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德国经济却已到达平台期。他说，中国人要是能让赫尔德工厂创造利润，买下钢厂或许是件好事。    不可否认的是，当地人深深感受到“凤凰”的失落。Alfred Trappen街南端的小公园里，就可以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公园里有一块纪念碑，纪念战争中被毁的犹太教会堂。纪念碑四周，成群的失业钢铁工人坐在枝繁叶茂的山毛榉下，他们的塑料袋里装着一罐罐啤酒。约翰把拇指贴在嘴唇上，发出喝酒的声音。他说，没有重工业的未来，需要慢慢适应。什么可接替重工业的位置，没人能说清楚。当地政府迄今想到的唯一计划，就是把钢厂所在的地方开发成湖，面积比汉堡的内阿尔斯特湖(Binnenalster)还大。湖上，将建四个小岛和一条连岛沙洲。湖边，会有游艇码头的系泊处、一排排高级餐馆和近200公顷的公园。迄今，人们对游艇码头计划反应平平。    约翰说话时，一个高大强壮的40多岁钢厂工人搭上了话。“我倒要问问你，”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觉得我们像有游艇的人吗？”    “凤凰”飞去，赫尔德区成了全球首批感受中国崛起惊人力量之地。此前，这个崛起的亚洲大国确实引发许多微震，但鲜有达到地震级别。2001年，“凤凰”的买家谈判交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在北京任《金融时报》记者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国国内事务，在研究和报道世界如何影响中国问题上，所花时间大大超过研究报道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北京的最新计谋，以及可否或应否相信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些问题似乎是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重点。    然后，突然之间，或者说相当突然地，中国成了日常国际新闻。这一转变何时出现，很难加以确定，或许是2003年底，也可能是2004年初。我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所有变化不可能同一个瞬间发生。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可能在顷刻间发生巨变。不过，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可能还是有个转折点。那是2004年2月中旬之后的几周里，世界各地的窨井盖开始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消失，刚开始消失速度还较慢，后来越来越快。中国的需求将废金属价格推到了历史新高。各地盗贼，几乎所见略同。夜幕降临时，盗贼们就撬起铁制窨井盖，卖给当地商人。商人把窨井盖切割后，装船运往中国。第一批窨井盖被撬事件发生在台湾，下一批则在临近国家，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复苏的“中央之国”引力，抵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哪里太阳下山，哪里就有小偷为满足中国的饥渴开工。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月内就有150多个井盖失踪。苏格兰“下水道井盖大抢劫”期间，几天内100多个井盖就没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格洛斯特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有的行人一不留神，就跌进窨井。    大国以不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蒙古13世纪入侵欧洲时，英国就先有察觉：北海港口哈维奇(Harwich)鱼价急剧上涨。人们后来知道，原因是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突然应征入伍，同来自东方的骑兵作战。因此，船队无法出海捕鱼，哈维奇港鳕鱼和鲱鱼供应减少，价格上涨。 我坐在办公室，望着北京长安街，想象着中国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支经济大军，然后派遣它们冲向世界。购买私家车的速度如此快，长安街的交通一周比一周堵塞。我刚上任时，长安街远端是苏联时代的公寓；任期结束时，那里则变成了拥有玻璃和铬合金外墙、大理石大堂的高耸楼群。一度无处不在的自行车，正在逐渐消失。底楼窗外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低声兜售盗版DVD的小贩。就连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大潮中遗留下来的友谊商店也变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国有商店的店员总是故意对顾客表现出一种冷淡，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店员逐渐老练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漠然态度，衣服也变得七皱八折的了。1982年我在北京读书时，了无生气的法式蛋糕店占据着商店一角，出售着首都寥寥无几的羊角包，而到21世纪初，蛋糕店则让位于出售蓝莓松饼和提拉米苏的星巴克(Starbucks)。    我窗口看到的变化，在整个中国要放大一百万倍。这些变化合在一块，就成了中国转型的种种迹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让4亿多人脱离了每天支出一美元的贫困线。同期，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4%，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高的。1978年时，私人电话几乎还闻所未闻，而到2005年，约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1亿多人上网。其变化之大并非罕见，这一幕曾在人类奋斗的许多篇章中反复出现。    不过，就像窨井盖一事表明的那样，当今重塑中国的种种事件与以往不同，不只是在外国引起反响，而是在以多种不同方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运作的方式。据说，约200年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应“让中国沉睡，因为一旦她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拿破仑是在什么场合发出这一警告的，没有记载可查，引用的话本身可能并不准确，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如果这位法国领袖确实说过此话，那么他远远超前了自己的时代。倒不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沉睡，远远不是这个原因。有一点肯定属实：中国的复兴正改变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长期落后衰弱时代的终结。中国释放出的能量就展现在我办公室窗外，就展现在这个大国其它不计其数的地方，并开始震撼世界。中国国内趋势和事件，以什么样的方式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产生影响的呢？我想探个究竟，想从外部振动一路追溯至内部燃烧，以找出其中因果关系。这样，我就从多特蒙德回到中国，去探索让赫尔德钢厂搬迁的能量之泉。    赫尔德钢厂海上之旅的终点，是长江边的一个大风侵蚀的小港，远在5600英里以外，位于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这里河面宽阔，水势较缓，水深几乎足以让最大的海轮靠泊。在离河岸几百米的内陆，工厂重新组装。我曾在照片上见过钢厂在德国的样子，因此一眼就认出了它。如今，钢厂四周满是白沙，灰白色天空有金属感，可能造成错觉，使钢厂看上去要干净些。    收购赫尔德钢厂的企业叫沙钢(Shagang)，因其兴旺之处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命名。1975年刚起步时，沙钢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办作坊。当时中国的钢产总量与多特蒙德一地的产量差不多。在此后的岁月里，业务开始腾飞。小作坊不断扩张，先是占了整个村子，接着又占了邻近的小镇。现在，当地人似乎都靠沙钢和厂主谋生。厂主叫沈文荣，以前是个农民，只受过基本教育，却把后院的炼钢炉变成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生产商之一。 沙钢招待所不远处，有一个钢镇招待所，我就在那里落脚。前台小姐告诉我，大家都感谢沈文荣。她说，没有沈文荣，就没有这里的一切。中国工业化的种种不和谐，这里四处可见。河边的芦苇荡里，正在兴建一座五星级酒店，外墙的壁画上，几位仙女霓裳飘动。当地人说，这家酒店的名字叫重工酒店(Heavy Industry Hotel)。不远处，是“甜水”餐厅，旁边的河道里，堆满腐烂垃圾，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小镇的另一端，修好了宽阔的新大道，就是缺少窨井盖，开车要不断急转弯，后果严重。一座体育馆前，立着一尊铁牛，是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门前那座铁牛原样大小的复制品。花岗岩底座，则刻着沈文荣写的诗：毋须扬鞭自奋蹄，一奔已是千万里。借问奔牛欲何往，过海越洋再称奇。    这座名叫锦丰的小镇，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民工，有三万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村庄，涌来找工作，报酬大约是每小时40美分。天刚亮，民工们就排成长队，默默地走向钢铁厂、棉厂和玻璃厂。工厂承载着他们的未来，使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上千年的农田之中。日头西落时，民工们从厂内涌出，返回宿舍。这支黄昏时刻的沉闷大军，给当地经济烙上了他们的印记：上班道路两旁，商店一家接一家，出售安全帽、金属头靴子和绳子。此外，还有一家折扣服装店，吸引那些衣锦还乡前要打扮一番的人。一双时髦的方头皮鞋卖4美元，印图案的T恤衫卖10美分。    走远一点，我进了一家酒铺。店内，白酒酒瓶上的一些名字富有诗意，十分诱人。“一滴香”(90美分）、“凉河运”(75美分)、“东渡酒”(95美分)、“汤沟”(60美分)、“百年好合”(1.10美元)。最后看到的一种叫“家常酒”，价格20美分。我拿起一瓶，商店老板却对我说：“别喝那个。你受不了的。那是给民工喝的。”    午后，钢城招待所附近，一辆白色卡车在马路上缓缓开着，车顶的喇叭放着叮当声和录好的广告语：“锦丰影剧院，有精彩歌舞表演，下午5点开始，千万不要错过。”卡车副驾驶座位上，一年轻女子脸上抹着胭脂，路的另一侧，一辆载着铁矿石的卡车摇晃着停下来，车上的司机和乘客伸长脖子，好看得更清楚些。         到锦丰镇前，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想搞一份到沙钢见沈文荣的邀请函，每次都被一个姓吴的挡驾了。打电话给他说想作一次采访，他建议我发一个传真。我照做了。他告诉我需要修改。我改了。噢，还要一份提问的问题。他补充道。我也写了。文件终于符合要求，他又采取另一种方式拖延。他说，现在事情很忙，明年来采访或许更好。再说，锦丰没有什么好旅馆，交通也不方便。 最后，我决定去了再说。钢厂大铁门戒备森严，三个门卫身穿制服，头戴大盖帽，神情严肃地站在门卫室里。我跟门卫说，要找沈文荣的办公室。门卫笑了，指着一大片长长的低矮厂房说，就在里面。然后，就让我直接进去了。厂房是开放式的共享平面布局，一踏进厂房大门，就发现自己站在中间。我没见过沈文荣的照片，但听说他人很魁梧，有一双务农的大手。我认清方向后，转了几个弯，看到员工们坐在一排排小格间里，盯着电脑屏幕。忽然我注意到，身后几英尺的地方，透过一道玻璃隔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坐在办公桌边，仔细看文件。几个职员手里拿着文件，在一旁排成一队。每人到他跟前，这个大个子就抓过文件，仔细研究一会，用低沉的喉音发指示。这一定是沈文荣。我走过去，排上了队。可快要排到最前面时，一个人走过来问我在干吗。他就是那位姓吴的。他无奈地微笑着说，很高兴见到我；又接着说，不清楚沈文荣今天会不会上班。无论如何，最好跟他到另一间办公室填表格，提出正式申请。此时此刻，我等了几个月的人几乎就在咫尺之遥，我是不会被打发走的。     沈文荣抬起头，发现上午业务队伍中有个不请自来的外国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他只是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叫我坐在旁边的矮木凳上。沈文荣的办公桌比学校的课桌大不了多少，与中国企业老总犒劳自己的硬木“大班台”大不相同。沈文荣的玻璃桌面上，堆着两叠文件，中间立着个有机玻璃笔筒，里面插了几支廉价圆珠笔。桌上，没有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没有商业成就纪念品，也没有电脑。沈文荣似乎更喜欢当机立断，以实实在在的形式经商。排在我前面的生产线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手里都攥着手写或打印的A4纸。     我告知来意时，沈文荣打断了我的话，要我在后面房间等他。半小时后，沈文荣再度露面。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他要我开门见山，省去繁文缛节。我问，为什么要买蒂森克虏伯的钢铁厂呢？“我要的马，既要跑得快，又要少吃草。”他说，“几年后，全球钢价肯定下跌。那时，许多从海外购进昂贵新设备的对手要么破产，要么债务太多，动弹不得。那时你会明白这是笔好买卖。”     沙钢买下这家德国钢厂的价格是2400万美元，相当于一堆废铁的价钱。从多特蒙德算起，陆运海运费是1200万美元，重建费用(加上购买土地的费用)另需12亿美元。全部加起来，大约是一座新厂成本的60%。通过改造，年产量会比德国人要提高300万吨，这一点沈文荣有信心。到钢厂全面投产，沙钢目前的产能将提高逾一倍，从而跻身世界钢铁企业前20强。     假如沙钢当初决定买一座新厂，不仅代价会大得多，而且制造设备要花大约3年，总装要1至2年。相比之下，“凤凰”确实是匹跑得快、维护要求低的好马。沈文荣说，与蒂森克虏伯钢厂谈判期间，他是占优势的。虽然2001年全球钢价处于低谷，但他知道，今后两三年里，中国的需求会飚升，而对德国人来说，能找到个买主就很高兴了。他们不可能预见到，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需求会不同寻常地飞涨，把全球钢价推到很高的水平，“凤凰”在多特蒙德生产，也能产生可观利润。  总的来说，德国人很合作，沈文荣表示。对德国人的技术知识与诚信可靠，他和负责搬迁赫尔德厂的总工程师倪根来均颇为敬佩。倪根来说，显而易见，德国人热爱自己的工厂。他回忆道，一个大个子德国中年人带他参观工厂，在烧结厂门口开始啜泣。倪根来说，“他在厂里工作了20年。”对中国人而言，“凤凰”厂了不起之处，是它向大众汽车(Volkswagen)提供钢材。在中国，迄今没有几家企业具备生产汽车用钢的技术，因而存在取代昂贵进口汽车用钢的潜在市场，尤其是现在，全国的汽车销售空前繁荣。大众汽车在上海有一家大型工厂，离锦丰并不远。所以，沈文荣的憧憬很简单。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设计的轿车，仍将采用多特蒙德精湛技术生产的钢材，只是整个制造流程将在长江三角洲展开。     临走时，吴送我到大门口。他那浓密的眉毛加重了无奈的神情。他和沈文荣从小一起长大，我们穿过工厂时，他提起了记忆中的往事。工厂前院，我们所站之处，就是他和沈文荣开始创业的地方，当时还是芦苇荡。沈文荣的童年十分贫困，孩提时代的农舍，已隐没在大片建筑中。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沈文荣的童年要说多穷就有多穷。     我对吴带我参观表示谢意。他说，没问题。“不过下一次，”他接着说，“发个传真。”        作者金奇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本文摘自他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此书于3月30日由Weidenfeld& Nicolson出版社出版。FT中文网:中国震撼世界(连载)     金奇(James Kynge)      我到那儿时，只剩下一块疤了，一块赭色的土疤，有二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十多台挖土机，笨拙地刨着泥土，仿佛心不在焉地寻找丢失的东西。德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自二战前一直矗立此地。如今，这里只剩下几堆扭曲的废铁。我朝路边一位身着工装的男子走去，他正将一截巨大的金属管道吊上卡车。等他把管道放好后，我跟他打招呼。他说，从挖管、搬运到吊装，这种管子已运走了十四根，眼下只剩下三根，够他再干一周。然后，活儿就都干完了。我问管子往哪运。他伸直腰，好像要沿着一条长长的弧线，把什么东西抛向远方；然后说道：“中国。    钢厂的设备早就运走了。安装在60米高厂房内的顶吹氧转炉，加工卷板长度超过一公里的热轧钢机，一部烧结机，一座鼓风炉，还有许多其它部件，所有设备都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在长江的平坦冲积平原上，又严格按照在德国的样子，一个螺丝也不差地把设备重新组装。运走的设备总重达25万吨，外加40吨详尽解释重新组装过程的文件。整项工程十分繁复，穿工装的男子直摇头：“设备弄过去后，但愿能用。”    德国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在多特蒙德的钢厂，一度雇佣约一万名员工。在赫尔德(Horde)和威斯特法伦区(Westfalenhutte)，数代人都靠钢厂谋生。高耸的烟囱市内各处都能看到，烟囱周围密布着厂房。近200年来，工厂一直在炼钢。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1939年擂响战鼓时，正是鲁尔河谷这一隅先为普鲁士、后为德意志帝国供应了野战炮、坦克、炮弹和战舰装甲钢板。此地的人们以实物为豪，证据在厂内处处可见。工厂的一条通道边，立着一座矮墩墩的19世纪铁制鼓风炉，人们把它当作纪念碑，文字说明：鼓风炉运自英格兰。附近，有块纪念当地一位工程师的牌匾。    2004年6月，一个温暖明媚的下午，赫尔德区看上去安宁、平静，显然已不再是鲁尔地区跳动的心脏了。阿尔佛来德·特拉宾(Alfred Trappen)街上，一家冰淇淋店外，几个人坐在阳光下，用长长的调羹挖食着圣代冰淇淋。街道不远处，有一家齐曼纺织品(Zeeman Textiel)折扣店，店门外，妇女们在网格篮里翻找，仔细打量着0.99欧元一件的T恤衫。折扣店附近，三家日光浴室、一家纹身馆一字排开。纹身馆的广告说，能把“爱”、“富”、“康”三个汉字纹在顾客身上。不过，日光浴室和纹身馆都关门了。    钢铁厂没了，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来就是要了解此事。不过，我不会讲德语，倒成了个障碍。想拜访当地官员，他们又不愿谈。与街上的人搭讪，这些人觉得我的问题意思不大。我去了路德教会，按传单上的名字一一给五位牧师打电话，约他们喝杯咖啡聊聊。马丁·蓬塞(Martin Pense)神父很忙，克劳斯·沃尔特曼(Klaus Wortmann)神父出城了，伯尔恩·怀斯巴赫-拉迈(Bern Weissbach-Lamay)神父没接电话，安格拉·迪克(Angela Dicke)嬷嬷很乐意帮忙，不过今天放假，很抱歉。轻声细语的斯温·弗罗里希(Sven Frohlich)神父倒愿意电话上聊几分钟。 弗罗里希神父说，钢厂消亡是竞争力丧失所致，厄运来得慢，却不可避免。90年代初，生产效率高的韩国钢铁厂就开始在全球削价抢生意，赫尔德区的钢铁工人却强烈要求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接着，东西德统一，迫使政府提高税收，拖了整体经济活动的后腿，给赫尔德区造成了沉重打击。到90年代中期，赫尔德钢铁厂最终何去何从，成了辩论话题。一开始，管理层做出惯有的反应：讨论与某家竞争对手合并，实现经营增效，成本缩减，提高竞争力。到2000年时，全球钢铁价格陷入低谷，一切有关拯救的言谈都烟消云散，似乎无能为力了。    弗罗里希神父说，数千钢铁工人失去工作，路德教会的教团也迁走了，社区并不贫穷，却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教会采取措施，竭力吸引年轻人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这一点从教会的通讯中就可以看出)，年轻人似乎感觉不到宗教的吸引力。“我们迷失了自我，”弗罗里希神父说。“这可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却被拿走的。找回这种东西可能需要10年以上。”    蒂森克虏伯钢厂表示，无论有没有找到买主，赫尔德工厂都得关门。其他人则表示怀疑。中国人的突然收购来得太快，工厂停工仅一个月就签署了收购协议，赫尔德区一些人怀疑有幕后交易。真相如何且不论，令当地人目瞪口呆的，与其说是中方的收购，不如说是随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好像不知从那来的，厂里突然出现近1000名中国工人。在废弃的厂房内，他们搭起临时宿舍，就在那儿凑和着睡。整个夏天，工人们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后来，一些德国工人和管理人员颇有微词，中国工人才被迫尊重当地法律，每周休息一天。    单是中国工人的勤奋，就足以让鲁尔的硬汉反省。可事情还不止于此。当地人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这一“景观”在当地媒体引起了轰动。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Horde Fackel)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到2002年底，中国人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拆卸工作，比答应蒂森克虏伯钢厂的进度提前了一年，而比这家德国钢厂的最初估计提前整整两年。就在中国工人离开前夕，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来对工人发表讲话。“中国人在德国以洗盘子和开餐馆出名。”外交官说。“我们的企业想在这里开展业务时，有时仅仅是为了约见对方一面，就得低声下气。但你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国人争了光。”     几周后，中国工人离开了。临走前，还邀请当地德国官员和工地经理赴宴。宴会菜肴有四种不同风味，分别代表拆卸队厨师各自的家乡。用了一年的宿舍和厨房，依然十分干净整洁，只是留下了一双黑色劳保鞋。人们发现，这双鞋是凤凰(Phoenix)牌，中国制造。曾在钢厂工作的德国人说，真是怪了，中国人刚买走的工厂就叫“凤凰”，是为了纪念多特蒙德从1944年轰炸后的废墟中崛起。不过，留下这双鞋究竟是因不小心忘了，还是有意的双关，没有人知道。 “凤凰”钢厂搬走18个月后，我站在阿尔佛来德.特拉宾街赞姆.布罗华(Zum Brauhaus)旅馆的休息室酒吧里，女老板把我介绍给一位名叫约翰的人。约翰在英国北部工业城镇博尔顿(Bolton)出生长大，二战结束几年后，随英国陆军驻扎德国。退役后，娶了一位德国姑娘，搬到了妻子的家乡多特蒙德。约翰在钢厂工作了20多年，现在工厂没了，但他对工厂的迁离抱着达观的态度。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德国经济却已到达平台期。他说，中国人要是能让赫尔德工厂创造利润，买下钢厂或许是件好事。    不可否认的是，当地人深深感受到“凤凰”的失落。Alfred Trappen街南端的小公园里，就可以看到这种心理失衡。公园里有一块纪念碑，纪念战争中被毁的犹太教会堂。纪念碑四周，成群的失业钢铁工人坐在枝繁叶茂的山毛榉下，他们的塑料袋里装着一罐罐啤酒。约翰把拇指贴在嘴唇上，发出喝酒的声音。他说，没有重工业的未来，需要慢慢适应。什么可接替重工业的位置，没人能说清楚。当地政府迄今想到的唯一计划，就是把钢厂所在的地方开发成湖，面积比汉堡的内阿尔斯特湖(Binnenalster)还大。湖上，将建四个小岛和一条连岛沙洲。湖边，会有游艇码头的系泊处、一排排高级餐馆和近200公顷的公园。迄今，人们对游艇码头计划反应平平。    约翰说话时，一个高大强壮的40多岁钢厂工人搭上了话。“我倒要问问你，”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你觉得我们像有游艇的人吗？”    “凤凰”飞去，赫尔德区成了全球首批感受中国崛起惊人力量之地。此前，这个崛起的亚洲大国确实引发许多微震，但鲜有达到地震级别。2001年，“凤凰”的买家谈判交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确实是推动亚洲的火车头，不过尚未具备世界级的实力。在北京任《金融时报》记者期间，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国国内事务，在研究和报道世界如何影响中国问题上，所花时间大大超过研究报道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北京的最新计谋，以及可否或应否相信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些问题似乎是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重点。    然后，突然之间，或者说相当突然地，中国成了日常国际新闻。这一转变何时出现，很难加以确定，或许是2003年底，也可能是2004年初。我说不准。不管怎么说，所有变化不可能同一个瞬间发生。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可能在顷刻间发生巨变。不过，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可能还是有个转折点。那是2004年2月中旬之后的几周里，世界各地的窨井盖开始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消失，刚开始消失速度还较慢，后来越来越快。中国的需求将废金属价格推到了历史新高。各地盗贼，几乎所见略同。夜幕降临时，盗贼们就撬起铁制窨井盖，卖给当地商人。商人把窨井盖切割后，装船运往中国。第一批窨井盖被撬事件发生在台湾，下一批则在临近国家，如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很快，复苏的“中央之国”引力，抵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哪里太阳下山，哪里就有小偷为满足中国的饥渴开工。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月内就有150多个井盖失踪。苏格兰“下水道井盖大抢劫”期间，几天内100多个井盖就没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英国格洛斯特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有的行人一不留神，就跌进窨井。    大国以不寻常的方式通报自己的到来，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蒙古13世纪入侵欧洲时，英国就先有察觉：北海港口哈维奇(Harwich)鱼价急剧上涨。人们后来知道，原因是波罗的海各船队的水手突然应征入伍，同来自东方的骑兵作战。因此，船队无法出海捕鱼，哈维奇港鳕鱼和鲱鱼供应减少，价格上涨。 我坐在办公室，望着北京长安街，想象着中国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支经济大军，然后派遣它们冲向世界。购买私家车的速度如此快，长安街的交通一周比一周堵塞。我刚上任时，长安街远端是苏联时代的公寓；任期结束时，那里则变成了拥有玻璃和铬合金外墙、大理石大堂的高耸楼群。一度无处不在的自行车，正在逐渐消失。底楼窗外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低声兜售盗版DVD的小贩。就连从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波大潮中遗留下来的友谊商店也变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国有商店的店员总是故意对顾客表现出一种冷淡，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店员逐渐老练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漠然态度，衣服也变得七皱八折的了。1982年我在北京读书时，了无生气的法式蛋糕店占据着商店一角，出售着首都寥寥无几的羊角包，而到21世纪初，蛋糕店则让位于出售蓝莓松饼和提拉米苏的星巴克(Starbucks)。    我窗口看到的变化，在整个中国要放大一百万倍。这些变化合在一块，就成了中国转型的种种迹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转型让4亿多人脱离了每天支出一美元的贫困线。同期，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4%，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高的。1978年时，私人电话几乎还闻所未闻，而到2005年，约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1亿多人上网。其变化之大并非罕见，这一幕曾在人类奋斗的许多篇章中反复出现。    不过，就像窨井盖一事表明的那样，当今重塑中国的种种事件与以往不同，不只是在外国引起反响，而是在以多种不同方式，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运作的方式。据说，约200年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应“让中国沉睡，因为一旦她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拿破仑是在什么场合发出这一警告的，没有记载可查，引用的话本身可能并不准确，甚至有可能是伪造的。如果这位法国领袖确实说过此话，那么他远远超前了自己的时代。倒不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沉睡，远远不是这个原因。有一点肯定属实：中国的复兴正改变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长期落后衰弱时代的终结。中国释放出的能量就展现在我办公室窗外，就展现在这个大国其它不计其数的地方，并开始震撼世界。中国国内趋势和事件，以什么样的方式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产生影响的呢？我想探个究竟，想从外部振动一路追溯至内部燃烧，以找出其中因果关系。这样，我就从多特蒙德回到中国，去探索让赫尔德钢厂搬迁的能量之泉。    赫尔德钢厂海上之旅的终点，是长江边的一个大风侵蚀的小港，远在5600英里以外，位于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这里河面宽阔，水势较缓，水深几乎足以让最大的海轮靠泊。在离河岸几百米的内陆，工厂重新组装。我曾在照片上见过钢厂在德国的样子，因此一眼就认出了它。如今，钢厂四周满是白沙，灰白色天空有金属感，可能造成错觉，使钢厂看上去要干净些。    收购赫尔德钢厂的企业叫沙钢(Shagang)，因其兴旺之处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命名。1975年刚起步时，沙钢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办作坊。当时中国的钢产总量与多特蒙德一地的产量差不多。在此后的岁月里，业务开始腾飞。小作坊不断扩张，先是占了整个村子，接着又占了邻近的小镇。现在，当地人似乎都靠沙钢和厂主谋生。厂主叫沈文荣，以前是个农民，只受过基本教育，却把后院的炼钢炉变成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生产商之一。 沙钢招待所不远处，有一个钢镇招待所，我就在那里落脚。前台小姐告诉我，大家都感谢沈文荣。她说，没有沈文荣，就没有这里的一切。中国工业化的种种不和谐，这里四处可见。河边的芦苇荡里，正在兴建一座五星级酒店，外墙的壁画上，几位仙女霓裳飘动。当地人说，这家酒店的名字叫重工酒店(Heavy Industry Hotel)。不远处，是“甜水”餐厅，旁边的河道里，堆满腐烂垃圾，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小镇的另一端，修好了宽阔的新大道，就是缺少窨井盖，开车要不断急转弯，后果严重。一座体育馆前，立着一尊铁牛，是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门前那座铁牛原样大小的复制品。花岗岩底座，则刻着沈文荣写的诗：毋须扬鞭自奋蹄，一奔已是千万里。借问奔牛欲何往，过海越洋再称奇。    这座名叫锦丰的小镇，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民工，有三万人。他们离开自己的村庄，涌来找工作，报酬大约是每小时40美分。天刚亮，民工们就排成长队，默默地走向钢铁厂、棉厂和玻璃厂。工厂承载着他们的未来，使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上千年的农田之中。日头西落时，民工们从厂内涌出，返回宿舍。这支黄昏时刻的沉闷大军，给当地经济烙上了他们的印记：上班道路两旁，商店一家接一家，出售安全帽、金属头靴子和绳子。此外，还有一家折扣服装店，吸引那些衣锦还乡前要打扮一番的人。一双时髦的方头皮鞋卖4美元，印图案的T恤衫卖10美分。    走远一点，我进了一家酒铺。店内，白酒酒瓶上的一些名字富有诗意，十分诱人。“一滴香”(90美分）、“凉河运”(75美分)、“东渡酒”(95美分)、“汤沟”(60美分)、“百年好合”(1.10美元)。最后看到的一种叫“家常酒”，价格20美分。我拿起一瓶，商店老板却对我说：“别喝那个。你受不了的。那是给民工喝的。”    午后，钢城招待所附近，一辆白色卡车在马路上缓缓开着，车顶的喇叭放着叮当声和录好的广告语：“锦丰影剧院，有精彩歌舞表演，下午5点开始，千万不要错过。”卡车副驾驶座位上，一年轻女子脸上抹着胭脂，路的另一侧，一辆载着铁矿石的卡车摇晃着停下来，车上的司机和乘客伸长脖子，好看得更清楚些。         到锦丰镇前，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想搞一份到沙钢见沈文荣的邀请函，每次都被一个姓吴的挡驾了。打电话给他说想作一次采访，他建议我发一个传真。我照做了。他告诉我需要修改。我改了。噢，还要一份提问的问题。他补充道。我也写了。文件终于符合要求，他又采取另一种方式拖延。他说，现在事情很忙，明年来采访或许更好。再说，锦丰没有什么好旅馆，交通也不方便。 最后，我决定去了再说。钢厂大铁门戒备森严，三个门卫身穿制服，头戴大盖帽，神情严肃地站在门卫室里。我跟门卫说，要找沈文荣的办公室。门卫笑了，指着一大片长长的低矮厂房说，就在里面。然后，就让我直接进去了。厂房是开放式的共享平面布局，一踏进厂房大门，就发现自己站在中间。我没见过沈文荣的照片，但听说他人很魁梧，有一双务农的大手。我认清方向后，转了几个弯，看到员工们坐在一排排小格间里，盯着电脑屏幕。忽然我注意到，身后几英尺的地方，透过一道玻璃隔墙，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坐在办公桌边，仔细看文件。几个职员手里拿着文件，在一旁排成一队。每人到他跟前，这个大个子就抓过文件，仔细研究一会，用低沉的喉音发指示。这一定是沈文荣。我走过去，排上了队。可快要排到最前面时，一个人走过来问我在干吗。他就是那位姓吴的。他无奈地微笑着说，很高兴见到我；又接着说，不清楚沈文荣今天会不会上班。无论如何，最好跟他到另一间办公室填表格，提出正式申请。此时此刻，我等了几个月的人几乎就在咫尺之遥，我是不会被打发走的。     沈文荣抬起头，发现上午业务队伍中有个不请自来的外国人，似乎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他只是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叫我坐在旁边的矮木凳上。沈文荣的办公桌比学校的课桌大不了多少，与中国企业老总犒劳自己的硬木“大班台”大不相同。沈文荣的玻璃桌面上，堆着两叠文件，中间立着个有机玻璃笔筒，里面插了几支廉价圆珠笔。桌上，没有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没有商业成就纪念品，也没有电脑。沈文荣似乎更喜欢当机立断，以实实在在的形式经商。排在我前面的生产线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手里都攥着手写或打印的A4纸。     我告知来意时，沈文荣打断了我的话，要我在后面房间等他。半小时后，沈文荣再度露面。我们在会议桌旁坐下，他要我开门见山，省去繁文缛节。我问，为什么要买蒂森克虏伯的钢铁厂呢？“我要的马，既要跑得快，又要少吃草。”他说，“几年后，全球钢价肯定下跌。那时，许多从海外购进昂贵新设备的对手要么破产，要么债务太多，动弹不得。那时你会明白这是笔好买卖。”     沙钢买下这家德国钢厂的价格是2400万美元，相当于一堆废铁的价钱。从多特蒙德算起，陆运海运费是1200万美元，重建费用(加上购买土地的费用)另需12亿美元。全部加起来，大约是一座新厂成本的60%。通过改造，年产量会比德国人要提高300万吨，这一点沈文荣有信心。到钢厂全面投产，沙钢目前的产能将提高逾一倍，从而跻身世界钢铁企业前20强。     假如沙钢当初决定买一座新厂，不仅代价会大得多，而且制造设备要花大约3年，总装要1至2年。相比之下，“凤凰”确实是匹跑得快、维护要求低的好马。沈文荣说，与蒂森克虏伯钢厂谈判期间，他是占优势的。虽然2001年全球钢价处于低谷，但他知道，今后两三年里，中国的需求会飚升，而对德国人来说，能找到个买主就很高兴了。他们不可能预见到，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需求会不同寻常地飞涨，把全球钢价推到很高的水平，“凤凰”在多特蒙德生产，也能产生可观利润。  总的来说，德国人很合作，沈文荣表示。对德国人的技术知识与诚信可靠，他和负责搬迁赫尔德厂的总工程师倪根来均颇为敬佩。倪根来说，显而易见，德国人热爱自己的工厂。他回忆道，一个大个子德国中年人带他参观工厂，在烧结厂门口开始啜泣。倪根来说，“他在厂里工作了20年。”对中国人而言，“凤凰”厂了不起之处，是它向大众汽车(Volkswagen)提供钢材。在中国，迄今没有几家企业具备生产汽车用钢的技术，因而存在取代昂贵进口汽车用钢的潜在市场，尤其是现在，全国的汽车销售空前繁荣。大众汽车在上海有一家大型工厂，离锦丰并不远。所以，沈文荣的憧憬很简单。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设计的轿车，仍将采用多特蒙德精湛技术生产的钢材，只是整个制造流程将在长江三角洲展开。     临走时，吴送我到大门口。他那浓密的眉毛加重了无奈的神情。他和沈文荣从小一起长大，我们穿过工厂时，他提起了记忆中的往事。工厂前院，我们所站之处，就是他和沈文荣开始创业的地方，当时还是芦苇荡。沈文荣的童年十分贫困，孩提时代的农舍，已隐没在大片建筑中。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沈文荣的童年要说多穷就有多穷。     我对吴带我参观表示谢意。他说，没问题。“不过下一次，”他接着说，“发个传真。”        作者金奇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本文摘自他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此书于3月30日由Weidenfeld& Nicolson出版社出版。

晕，在GOOGLE查了一下，还真有沈文荣这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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