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脱缰　中国破解美国的“亚洲秩序”

有些人还是比较可恶的：




陈雅莉 “美国的战略家总在疑惑中国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发展关系,是否为的是最终将他们从美国身边拉走。中国在90年代后期这么做过，但(其他国家)回避了，而北京现在更强大了，也许会故态萌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中国问题专家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当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命脉与全球相连，中国很自然地尽力同亚洲各国发展更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美国担心一个迅速崛起而可能居心叵测、挑战美国地位的中国，而中国则害怕美国对其发展进行遏制，中美更因为各自对全球和地区秩序抱有不同理念，而将两国定位于竞争关系。
2005年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更为活跃，南亚海啸、巴基斯坦地震，中国的慈善捐款都数目不菲。12月的东亚峰会更是因为美国的缺席而凸现中国的强势存在。然而，中国在亚洲一侧的红红火火无法让人忽视中日关系的冷若冰霜，以及中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摩擦。
2005亚洲最大变化：“日本正在从‘盒子里’钻出来”
冷战50年中，日本通过同盟关系一直对美国在亚洲拓展其安全利益作出巨大贡献。虽然华盛顿的亚洲分析家对这一发展是好还是坏有不同结论，看法积极的大大多于消极派，他们在评论2005年亚洲大棋盘重大变化时公认的一点正是日本的“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如果说得再明白一些，就是日本的“政治突围”。
“日本对自己变为正常国家的动机越来越公开。日本正在打破二战以后的遏制，重新给自己定位。日本正在从‘盒子里’钻出来。”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2005年（美国）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点：日本被允许跨出美日同盟来发展自己的军队。日本在没有美国太多引导的情况下，迅速重组（realign）自己。日本改变宪法第九条的行动是革命性的，而日本建立自己的国防部更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Not in anybody’s advantage）。”
傅立民注意到当日相小泉再次犯众怒，参拜祭奠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当天，德国总理施罗德碰巧在公开反思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犹太人在奥茨威辛集中营中所犯下的暴行。
“日本人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争罪行真诚的忏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日本和其邻国，包括中国，这都是一个让人容易激动的情感问题。日本有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应当对此感到关注，美国也应该。”傅立民说，“我们（美国）从1945年开始还没有在国防工业方面遇到真正的竞争对手，现在应该重新来评估这一问题。日本在军事装备的生产力不容小觑。”
中美有多位分析家对中日不睦感到担心，除了责怪日本外，更敦促中国要“理性对待”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双方的民族感情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中有被夸大的倾向。我们应该看清这是短期困难。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错在日本，但是中方也可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更具艺术性，更注重我方政策对日本民众的穿透力。”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电话专访时说。
傅立民也认为中国在对日政策上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基于中国自己强调的“无为无所不为”的外交原则，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争议的问题上，是可以同日本破开僵局“达成一个一整套协定（crack a package deal）”。美国并不是愿意（desirable）看到中日之间敌对（rivalry）。
“看一看中国在同越南、俄罗斯等国边界争议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和信心加强措施（CBMs），这表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作出妥协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对日关系上，中国一反常态，总是强调分歧，而没有发扬它在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中所提倡的‘求同存异’。”傅立民说。
他也批评说“中国太快批评日本”，以及“容忍了针对日本使领馆的群众暴力，容忍了日本在华企业受到恫吓”。
“驻华的日本外交人员是中国的客人。这让人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虽然不声不响地重修了被损坏的日本使领馆，但是并没有向日本道歉，这是政策失误（lapse）。而中国应该承认这一点，公开承认这样的行为并不恰当，”傅立民强调说。
傅立民建议中日美三方应该一起来攻克历史问题，而很多问题需要一起来解决。日本历史教科书有很多不实之处，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是否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打败日本的问题上，也与史不符。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则在讲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没有客观地解释这一行动是由于当时美国对日进行石油禁运而引发的，所以日本袭击珍珠港并非“空中惊雷”。
在对俄关系中的北方四岛问题和同韩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日本都非常强硬。
“这正说明美国在亚洲的作用极为关键，中国并不想看到美国撤走。对于将石油供给线的看守保卫工作留给美国海军，中国已经不是完全满意。如果这一工作留给日本海军，那么中国会更感到如坐针毡。”傅立民说，“美国是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ed），中国并不想代替美国在东亚的位置，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这样想。”
亚洲安全秩序是谁的秩序？
纵观亚洲安全版图，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在全球的七个安全盟友中有五个身在亚洲，正因为这五大盟友的存在，加上美军通过驻军韩国和朝鲜而在亚洲前沿部署兵力，才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天空属于我们，海水属于我们”这一看似狂妄、但却真实的宣言。
“同冷战相比，当今世界的构架是只有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一系列地区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powers）。只要这一超级大国不过分伸展兵力，其经济发动机保持正常运转，国际制度在一个超级大国同一个地区超级大国进行力量角逐时就可以保持稳定，这种情况也体现在美国同欧洲的欧盟、拉美的巴西、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关系上。但是在亚洲，美国面对的困局是中日双雄鼎立，”美国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总裁何幕礼(John Hamre)在最近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写道。
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势力与美国势均力敌，美国不得不面对是否、何时和如何在两雄之间进行协调的难题。
“目前美国首先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应该选择一边倒吗？那么，应该选择哪一边？过去冷战50年，美国选的是日本……（但是，）中国的态度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何幕礼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中说，“以后20年中，除非美日中一起联手解决这一问题（还不成功），我们不应当改变（对日本的选择）。”
相对于何幕礼，麦艾文认为美国已经作出选择，有意识地加强同日本、印度和包括新加坡、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而“两边下注”（hedge），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美国鼓励中国对解决亚洲和其他地区问题作出贡献。而美国执行这一政策的手段包括接触、捆绑（binding）和制衡机制。
然而面对美国的“两边下注”政策，中国的“反制”手段包括发展同东南亚、印度和中亚的全面合作关系。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全面互信合作开始于2003年。中国通过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同东盟其他十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在南海地区）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沈丁立教授认为这大大增强了东盟国家的安全信心，有利于东盟国家接受中国的崛起。
“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对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放弃以武力方式诉求主权，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政策选择，已赢得其他各方对中国崛起的接受。”沈丁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和东盟各方都永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事实上永远接受现状。对被占领土，即使占领方不撤，被占方也不诉诸武力。”
北京近年来在亚洲外交政策总体上相当主动而不失灵活，让华盛顿相形见拙。
“中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20年来，美国对中国又拉又推，虽然双边关系在发展，但是同时在亚洲通过排他的双边同盟机制来屏障和限制中国势力的扩大。这是美国的‘亚洲秩序’。中国只是开始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亚洲秩序’，来反抗这种捆绑，”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中国专案研究主任孔哲文（Eric Hagt）说。
华盛顿对亚洲的两个最新发展感到恼火：一个是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出美国从中亚撤军；另一个则是不向美国发出邀请的东亚峰会。
虽然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的主席柯萨（Ralph Cossa）说东亚峰会“不会，也不想成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然而美国对这件事背后的中国阴影十分警惕。
“这里的确有冲突的潜在可能。当中国寻求同其他亚洲国家扩展军事和安全（合作）关系，（中美冲突的可能）这一点就尤其突出。虽然（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军对军关系是双边关系中自然的组成部分，但是可能（对美国）有竞争性的一面。这正是美国的分析家虎视耽耽地关注（keenly watching）的东西，”麦艾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麦艾文认为美国和中国避免滑向敌对的一条出路是在高层持续不断地进行对话，解释他们对地区秩序各自的看法，并且扩充双边安全合作领域，比如非传统安全事务的合作，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用意”。
“我害怕如果我们不（对中日关系）进行夥伴管理（stewardship），亚洲注定成为一个冲突地区。要进行管理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经济利益不尽相似。因此我们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在一个长期的冲突的管理上，表现出缺乏远见……美国应该聪明些，避免寻求（满足）短期（利益）的优势，”何幕礼说。有些人还是比较可恶的：




陈雅莉 “美国的战略家总在疑惑中国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发展关系,是否为的是最终将他们从美国身边拉走。中国在90年代后期这么做过，但(其他国家)回避了，而北京现在更强大了，也许会故态萌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中国问题专家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当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命脉与全球相连，中国很自然地尽力同亚洲各国发展更强有力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美国担心一个迅速崛起而可能居心叵测、挑战美国地位的中国，而中国则害怕美国对其发展进行遏制，中美更因为各自对全球和地区秩序抱有不同理念，而将两国定位于竞争关系。
2005年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更为活跃，南亚海啸、巴基斯坦地震，中国的慈善捐款都数目不菲。12月的东亚峰会更是因为美国的缺席而凸现中国的强势存在。然而，中国在亚洲一侧的红红火火无法让人忽视中日关系的冷若冰霜，以及中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摩擦。
2005亚洲最大变化：“日本正在从‘盒子里’钻出来”
冷战50年中，日本通过同盟关系一直对美国在亚洲拓展其安全利益作出巨大贡献。虽然华盛顿的亚洲分析家对这一发展是好还是坏有不同结论，看法积极的大大多于消极派，他们在评论2005年亚洲大棋盘重大变化时公认的一点正是日本的“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如果说得再明白一些，就是日本的“政治突围”。
“日本对自己变为正常国家的动机越来越公开。日本正在打破二战以后的遏制，重新给自己定位。日本正在从‘盒子里’钻出来。”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2005年（美国）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点：日本被允许跨出美日同盟来发展自己的军队。日本在没有美国太多引导的情况下，迅速重组（realign）自己。日本改变宪法第九条的行动是革命性的，而日本建立自己的国防部更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Not in anybody’s advantage）。”
傅立民注意到当日相小泉再次犯众怒，参拜祭奠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当天，德国总理施罗德碰巧在公开反思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犹太人在奥茨威辛集中营中所犯下的暴行。
“日本人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争罪行真诚的忏悔。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日本和其邻国，包括中国，这都是一个让人容易激动的情感问题。日本有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应当对此感到关注，美国也应该。”傅立民说，“我们（美国）从1945年开始还没有在国防工业方面遇到真正的竞争对手，现在应该重新来评估这一问题。日本在军事装备的生产力不容小觑。”
中美有多位分析家对中日不睦感到担心，除了责怪日本外，更敦促中国要“理性对待”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双方的民族感情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中有被夸大的倾向。我们应该看清这是短期困难。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错在日本，但是中方也可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更具艺术性，更注重我方政策对日本民众的穿透力。”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电话专访时说。
傅立民也认为中国在对日政策上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基于中国自己强调的“无为无所不为”的外交原则，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争议的问题上，是可以同日本破开僵局“达成一个一整套协定（crack a package deal）”。美国并不是愿意（desirable）看到中日之间敌对（rivalry）。
“看一看中国在同越南、俄罗斯等国边界争议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和信心加强措施（CBMs），这表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作出妥协抱有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对日关系上，中国一反常态，总是强调分歧，而没有发扬它在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中所提倡的‘求同存异’。”傅立民说。
他也批评说“中国太快批评日本”，以及“容忍了针对日本使领馆的群众暴力，容忍了日本在华企业受到恫吓”。
“驻华的日本外交人员是中国的客人。这让人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虽然不声不响地重修了被损坏的日本使领馆，但是并没有向日本道歉，这是政策失误（lapse）。而中国应该承认这一点，公开承认这样的行为并不恰当，”傅立民强调说。
傅立民建议中日美三方应该一起来攻克历史问题，而很多问题需要一起来解决。日本历史教科书有很多不实之处，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是否靠自己的力量独立打败日本的问题上，也与史不符。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则在讲述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没有客观地解释这一行动是由于当时美国对日进行石油禁运而引发的，所以日本袭击珍珠港并非“空中惊雷”。
在对俄关系中的北方四岛问题和同韩国之间的领土之争，日本都非常强硬。
“这正说明美国在亚洲的作用极为关键，中国并不想看到美国撤走。对于将石油供给线的看守保卫工作留给美国海军，中国已经不是完全满意。如果这一工作留给日本海军，那么中国会更感到如坐针毡。”傅立民说，“美国是前沿部署（forward deployed），中国并不想代替美国在东亚的位置，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这样想。”
亚洲安全秩序是谁的秩序？
纵观亚洲安全版图，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美国在全球的七个安全盟友中有五个身在亚洲，正因为这五大盟友的存在，加上美军通过驻军韩国和朝鲜而在亚洲前沿部署兵力，才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天空属于我们，海水属于我们”这一看似狂妄、但却真实的宣言。
“同冷战相比，当今世界的构架是只有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美国，以及一系列地区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powers）。只要这一超级大国不过分伸展兵力，其经济发动机保持正常运转，国际制度在一个超级大国同一个地区超级大国进行力量角逐时就可以保持稳定，这种情况也体现在美国同欧洲的欧盟、拉美的巴西、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伊朗关系上。但是在亚洲，美国面对的困局是中日双雄鼎立，”美国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总裁何幕礼(John Hamre)在最近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写道。
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势力与美国势均力敌，美国不得不面对是否、何时和如何在两雄之间进行协调的难题。
“目前美国首先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应该选择一边倒吗？那么，应该选择哪一边？过去冷战50年，美国选的是日本……（但是，）中国的态度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何幕礼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中说，“以后20年中，除非美日中一起联手解决这一问题（还不成功），我们不应当改变（对日本的选择）。”
相对于何幕礼，麦艾文认为美国已经作出选择，有意识地加强同日本、印度和包括新加坡、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而“两边下注”（hedge），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在于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美国鼓励中国对解决亚洲和其他地区问题作出贡献。而美国执行这一政策的手段包括接触、捆绑（binding）和制衡机制。
然而面对美国的“两边下注”政策，中国的“反制”手段包括发展同东南亚、印度和中亚的全面合作关系。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全面互信合作开始于2003年。中国通过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同东盟其他十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在南海地区）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沈丁立教授认为这大大增强了东盟国家的安全信心，有利于东盟国家接受中国的崛起。
“因为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对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放弃以武力方式诉求主权，放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政策选择，已赢得其他各方对中国崛起的接受。”沈丁立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和东盟各方都永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事实上永远接受现状。对被占领土，即使占领方不撤，被占方也不诉诸武力。”
北京近年来在亚洲外交政策总体上相当主动而不失灵活，让华盛顿相形见拙。
“中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20年来，美国对中国又拉又推，虽然双边关系在发展，但是同时在亚洲通过排他的双边同盟机制来屏障和限制中国势力的扩大。这是美国的‘亚洲秩序’。中国只是开始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亚洲秩序’，来反抗这种捆绑，”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中国专案研究主任孔哲文（Eric Hagt）说。
华盛顿对亚洲的两个最新发展感到恼火：一个是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出美国从中亚撤军；另一个则是不向美国发出邀请的东亚峰会。
虽然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的主席柯萨（Ralph Cossa）说东亚峰会“不会，也不想成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然而美国对这件事背后的中国阴影十分警惕。
“这里的确有冲突的潜在可能。当中国寻求同其他亚洲国家扩展军事和安全（合作）关系，（中美冲突的可能）这一点就尤其突出。虽然（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军对军关系是双边关系中自然的组成部分，但是可能（对美国）有竞争性的一面。这正是美国的分析家虎视耽耽地关注（keenly watching）的东西，”麦艾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麦艾文认为美国和中国避免滑向敌对的一条出路是在高层持续不断地进行对话，解释他们对地区秩序各自的看法，并且扩充双边安全合作领域，比如非传统安全事务的合作，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彼此的用意”。
“我害怕如果我们不（对中日关系）进行夥伴管理（stewardship），亚洲注定成为一个冲突地区。要进行管理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经济利益不尽相似。因此我们可能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在一个长期的冲突的管理上，表现出缺乏远见……美国应该聪明些，避免寻求（满足）短期（利益）的优势，”何幕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