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贵族”不是腐朽而是“崇高”

　　人类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温饱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以后，社会还有层出不穷的商品提供给人们享受。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谁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在创造生活？人类文明是在怎样向前发展的呢？在我们的习惯观念中，“贵族”是过着奢侈生活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是劳动人们创造财富的享用者，是一种腐朽的形象。但是，用现代理性的观念来思考这一命题后，我推理出了这样一个结论：[B]贵族不是腐朽而是崇高，是他们在创造出层出不穷的新文化观念之后，才牵动人类不断地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就带来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假如“贵族不是腐朽而是崇高”的结论成立，那么我们进行全面的文明建设，就必须充分地培植贵族文化，接受贵族的领导，而不是依靠所谓的“无产者”。[/B]



　　认识人生



　　人是相同的，这是指的生命都属于同类。人是不相同的，这是指人有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及由此产生的生命价值的区别。有的人为自己活着而活着，有的人为责任而活着，而有的人则是为幸福而活着。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把人之所以自认为我者，分析为三类，一为肉体我，二为社会我，三为精神我。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把人生分为三情状，一为自然情状，二为社会情状，三为道德情状。虽然各自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基本上讲的是一个意思。“自然我”表现为一种动物的自然物质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就是为生存而抗争，饿了要吃，冷了要穿，为了吃、穿要创造相应的财富等；“社会我”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就是社会关系的维系，人不只为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活，而且还有为“家”、“国”的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而表现出的责任而活；“精神我”表现为一种自我精神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为人精神的最大满足，人能按自己的要求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所做的事情没有生存和责任的压力，而是为了一种事业的个人爱好，社会为人们提供充分的生活方式供人们自由选择，就如同现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一样。



　　“自然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自然人生，用现代概念来解释应该包括所有为自身基本生存而拥有的技能，并以此技能所进行活动，是一种为了自身生存和种族生命延续的人生，因而也可称之为“生存人生”；“社会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社会人生，它的内容包括维系社会关系稳定和满足社会关系基本需要的能力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活动，将人生的一切活动看成是责任，因而也可称之为“责任人生”；“精神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文化人生，它超出了自然人生与社会人生的所有意义范围，追求的是人生感觉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高度文明状态下绝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自由人生”。



　　假若再从涉猎的范围上来讲，“生存人生”主体在自身，“责任人生”主体在家、国，“自由人生”主体则在天下。当一个人只为自己活，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时，则为“生存人生”境界；当一个人能够为家、国而活，以尽家、国之责为乐、为荣时，则为“责任人生”境界；当一个人为天下而活，没有了与已“私”相关联的身、家、国的概念，进入了一个超种族、超国家、超社会的状态时，则为“自由人生”的境界。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为自己活是第一人生层次，为构成社会的家、国活是第二人生层次，为全人类及其人类相关联的环境而活则是第三人生层次。



　　假如用“发展”的例子来表述的话，则可以这样比如：一个人为了自己（包括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小家）的发展而恶性开发周围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时，则就属于“自然我”的“生存人生”范畴；当为家（大的家族、团体）、国的发展而恶性开发周围社会和自然环境时，则就属于“社会我”的“责任人生”范畴；当自己、家、国的发展能够与人类种群的发展良性进行，就像十六大提出的进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概念时，则就进入了“精神我”的“自由人生”范畴。“生存人生”为自己考虑，“责任人生”为家、国考虑，“自由人生”为人类考虑，这就是人生层次不同所带来的本质区别。



　　解析“贵族”



　　在人生概念讨论之后，“贵族”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何为“贵族”？“贵族”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概念，财富多少不是贵族的主体标准；也不是指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只是贵族文化的一种表面现象。贵族是在雄厚财富的基础上，在一种较为特殊的生活方式表面下，在一种高层次的人生文化观念引导中的一种人生状态。在这个族群中，人生观具有高层次性和群体类同的整齐性。一位西方哲人曾经说过：不是拥有了财富就能成为贵族，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脱胎换骨。



　　何为脱胎换骨？用现代词来讲应该是“转型”。假如为那位西方哲人讲的三代作一个“转型”计划的话，大致可以作如下安排。



　　第一代积聚财产。贵族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财富的充分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用的“生存人生”和“责任人生”的丑恶与残酷。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肮脏的。当还处于原始财产积累阶段时，任何族群的思想观念大致都是相同的。英国贵族们起家于海盗，美国贵族们起家于剥削等。如果用前面讨论的人生分类来形容的话，贵族的起源都离不开“生存人生”与“责任人生”的低级层次，都有一个为自身利益、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择手段的野蛮而残酷的过程。当原始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贵族群内的生存压力得到相应的化解，从而也就出现了贵族文化观念的萌芽。



　　第二代解脱“责任”。贵族观念发展于对社会压力――“责任”的彻底摆脱，在这个过程里，有财产的巩固和贵族文化的形成双重任务，文化观念的主体是“责任人生”，但也进入初始“自由人生”阶段。封建社会发展成熟的一个突出标志是资本拥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这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存在的“管家制”。同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的拥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即现代企业管理的董事长总经理制。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但本质类同的资本经营制度的形成，不仅解决了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有效分配利用问题，而且使资本拥有者真正从“生存人生”与“责任人生”的低级人生层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就为贵族文化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自我生存压力和社会责任压力弱化甚至解脱后，才有可能产生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当然，这里并不否定低层次的人也能思考高层次的事，但那只是个别人的而不是同阶层群体的、有私利目的的而不是毫无私心的特殊现象，不会出现思想深处的观念彻底性和自然性。



　　第三代贵族文化形成。这个阶段的文化主体是“自由人生”，但也存留有“责任人生”的印记。“贵族”成熟于贵族文化观念的社会认同和贵族文化观念群体的规模。但是，一个文化观念，不是一出现就能得到社会认同的，也不是说只要出现以后，就能得到成长壮大而成熟的，他需要在一定的群体内逐步否定旧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19世纪初，纽约社交界皇后卡洛琳.艾斯特握有一张400人的名单，记载着上层社会中的名流。每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许多美国的新贵阶层试图挤进这个圈子却徒劳无益。四百人的名声越传越大，渐渐的成为美国名流社会小圈子的代名词。大概这就是我讲的贵族文化的群体类同性和群体规模性产生的基本特征吧。



　　不难看出，贵族文化观念产生的三个阶段所要实现的任务目标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脱胎换骨”确实是一个再形象不过的比喻。试想：假如财产的积累、束缚的摆脱、观念的认同都不能分别做到在一代完成的话，贵族文化的形成就可能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



　　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贵族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若出现社会动荡甚至战争等外来因素破坏的话，一个处于萌芽或成熟阶段的贵族文化体系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出现超种族、超国家的思想家，也不乏看到当社会出现较长时间稳定和繁荣时也就自然地形成一定程度的“贵族”文化观念现象。从我国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开元之治后出现的盛唐文化等都属此列，后来均中断于战争。再从外国的情况来看，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形成，也就在于国家体系几百年的稳定。美国新型贵族的形成也表明了这个基本的通性。



　　也就是说，贵族的产生和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社会稳定，二是财富积累。而相对而言，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只要社会稳定就必然会出现财富的不断积累，而只要财富能够不断地得到积累，相应贵族文化观念的产生就是一个必然的社会现象，只是时间长或短的问题。



　　人的文化层次不同，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是有本质区别的。当人生活在贫民阶层时，其文化层次的主体为“生存人生”，出于生存的基本压力，他们会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不顾一切，作用于人类则会产生极大地破坏和消耗作用；当人生活在财主阶层（所有还没形成贵族的有钱人）时，它的人生观还在更多地考虑自身及与自身相关的家、国的利益概念，甚至为了家、国利益而不惜发动战争，不仅破坏一种文化体系的成长，而且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命及与生命相关的环境，这种破坏的发生虽然没有“生存人生”阶层来得那么频繁，但其破坏力却远远大于“生存人生”；只有当人生活在贵族阶层时，更多地关心的是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包括人类自身的管理，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等。不难看到，只有具备第三层次人生观――贵族人生观的人，才有资格担当起人类的最高管理责任，因为他们考虑的问题本身就是全人类的问题，因而也就自然最合适做管理全人类的事。



　　在我国历史上，多少人起义造反将帝王推翻，当自己也当上帝王后又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最突出的是李自成，仅仅当了23天皇帝就又失败于别人的颠覆之下。我党历史上也出现过所谓真正的“无产者”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时，其不仅不思解放全人类之责任，而且将党的有限经费拿到上海去过腐朽生活的闹剧。[B]我党现在出现的腐败现象，当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即这些人本身就属于“生存人生”的文化群体，他的潜意识中还有巨大的生存压力（或为自己，或为家人），因而他只会将为官当赚钱的职业的思想，不会有将当官作为干“为人民服务”事业的意识，因而也就嘴上喊着“无私奉献”，行动上却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倾吞他人利益（腐败）的老路。这些也同时进一步说明，处于不同人生层次的人只能思考相应层次的事，他可以为一时一事而将自己伪装成进步的，但当进入一种自然状态而卸除伪装之后，他本来应属的文化本来面目也就会真实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而决非偶然。[/B]



　　培植贵族



　　现代管理的概念表明：管理分为有形管理和无形管理。有形管理指的是权力涉及的范围，而无形管理则指的是观念认同的范围。而真正有效的管理是无形管理，因为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认同。观念同则为“心”同，“心”同才可能出现“志”同，而“志”同的结果则肯定会实现有形的“身”同，这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只有无形管理，才是根本的有形管理”的基本道理。



　　贵族文化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文化。这种超凡脱俗就在于，贵族整体上摆脱了生存和生理的最原始需要的需求压力。也就是说，当生存这个人生的第一需求和生理这个人生的第二需求完全没有压力以后，人的思想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即所谓的“超凡脱俗”。进入这种状态后，不是说凡俗之事他们不需要，而是他们已经拥有；不是说他们不用考虑，而是有人已经替他们在考虑。这种需要在社会中就如同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可以供人们自由地选购和享用。



　　人类进入当代，应该说是各层次人生观人群共处的时代。贵族阶层的“自由人生”创造的新文化新观念，由财主阶层的“责任人生”所不断接受，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贵族阶层和财主阶层的需求，又由贫民阶层的“生存人生”创造的产品来保障。这不是一种谁剥削谁的概念，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财主阶层和贫民阶层不断地进化演变，最终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真正的整体高度文明状态――贫民阶层和财主阶层的消失，这种状态应该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历史中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现象，决定了贵族文化观念体系的不成熟。就如同当一棵树长高后就砍掉，另一棵树长高后又砍掉一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这片树林永远也不会成为“原始森林”。由于始终有砍树的人存在，因而也就使得“树”只能在低矮层次上徘徊。也正因如此，一个贵族体系刚刚萌芽，就被一股新生的“革命力量”摧毁得无影无踪，这样下来的结果就使得现存的社会文明水平低下。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在欠发达的社会里，社会文明的良性发展，需要有贵族体系、财主体系和贫民体系的分层次稳定存在。贵族体系起文化观念的导领作用，就如同是董事长；财主体系起行政管理作用，就如同是总经理；贫民体系则是被管理、被教化、被改造的层次，相应地也在为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各种保障。如果这种体系存在着不稳定性，贵族体系被财主体系所摧毁，财主体系又被贫民体系所摧毁，那么社会文明就永远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贫民阶层的“生存人生”文化观念中徘徊，很难突破财主阶层的“责任人生”的文化观念范围。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不到社会应用，而传统文化的糟粕却在社会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印记的主要原因。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美国政界情况介绍的资料，大致意思是：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很低，却很少出现象发展中国家政府中常出现的腐败现象，他说了这样一个原因。美国属于一个移民社会，一开始世界各地的大量“淘金者”来到美国后，漫漫地集聚到一起，形成了集镇、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当集聚的人多了以后，就得需要一定的人出来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因而就推举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出来担当他们的行政长官。这就漫漫发展为后来的镇长、市长、州长、总统及其它政府公务员，他们不需要工薪报酬，而且还都以能为人们服务为荣，这也就形成了当时的“无薪”公务员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在政界有一种观点：公务员不拿工薪，实际上就是把美国政治限定在财团政治的范围之内，而制约了中下阶层的优秀政治人才进入政界。后经国会激烈辩论，结果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允许国家公务员拿工薪的法律，但同时规定不能高于多少多少，这样才出现了后来的贫民总统林肯等。



　　[B]不难看出，无薪制或低薪制出现的用意就是让从政变成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谋取利益的职业。[/B]当一个人出于金钱的诱惑来到政界时，整个政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商勾结的“铜臭”交易。一个无利可图的政界，就足以拒止想图利之人，自然也就净化了政界的基础，这也应该就是高薪不能养廉观点的基本理论立足点吧。当然，无利政治还有一个优越性是没有说出的，这就是它所创导的是贵族阶层当政，这种必然带来的高层次文化观念的引领，也就必然大大地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会出现徘徊或者是到退。



　　孙中山曾经问严复大师：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严复大师回答说：革命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出路在于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孙中山又问：那需要多少时间？严答曰：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



　　革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这点严复大师说得一点没错。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状态下，用革命的办法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础政权，让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平台，这种想法站在现在来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问题在于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文明怎么来建设，靠谁来领导，应该说这又是摆在新生政权阶层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从我党50多年的执政现实来看，把无产者定为领导阶级来建设中国文明的思路确实值得反思，现实是：他不仅提高不了社会的文明，而且还会不断地摧毁社会的进步文化，使社会文明长期处在低层次上徘徊。



　　[B]美国政界曾经对基层政治十分厌恶。他们认为：基层充满着丑恶，基层政治中充满着非正规的、甚至是违法的利益交易，充满着太多的灵活性，因而反对基层政治文化甚至具有基层领导经历的人进入高层政界。从我党的情况来看，与美国政界对待基层经历正好相反，我们把基层经历看成是一种必须的经历，把基层领导能力看成是领导必备的素质，把具有基层经历看成是一种荣誉。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全社会在崇尚基层文化，而基层文化的主体实为“生存人生”的低层次文化，并不是一种高尚的和最高尚的进步文化，因而社会文明不是不能发展，而是不可能发展，因为文明的发展本身根本就没有一个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全社会在崇尚基层政治，而基层政治中却存在着过大的灵活性，因而全社会就都在灵活性中生活，因而也就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法律、规范的严肃性。有人说，人大缺乏立法的严肃性，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政协缺乏监督的严肃性，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认为是有水平，“打擦边球”还认为是有本事，搞“特权”甚至搞“腐败”也熟视无睹等，这些也就应该很容易地想到是从上到下崇尚基层政治所带来的恶果了。[/B]



　　[B]讨论到这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明建设不能靠所谓的“无产者”来领导，主流观念文化不能崇尚基层政治所依托的贫民文化，唯一的办法是培植我们的贵族体系、准贵族体系，培养一种能够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荣，而不是以获利为职业目的的政治精英群体，这才是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真正领导者[/B]。



　　贵族不是靠人为培植能产生的，也不能在短期内一挥而就，但是首先得有这样的观念。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财主，这些财主们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初始财产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大批人在赚取大量金钱后因失去人生目标而走向了自我毁灭。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断赚钱之后，由于不满足于将自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而将目光投向了为人民服务的政界上来，这是国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种进步现象。



　　一人的想法和行动，代表一种思想的萌芽；一群人的想法和行动，则预示着社会的一种进步。当这种想法和行动成为国家的一种稳定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时，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就到了真正实现的时候。



　　培植贵族不是人为地拔苗助长，而是要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亮绿灯，给其创造优越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与此同时，不断地对现行的文化观念进行优化、消化、弱化，让其不断地在退化中进化，只有这样，才能为先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空间。



　　有人说：我国的物质文明通过短时间的努力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短期内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它必须要有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



　　我们认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同步发展，我们也知道全面的文明建设是必须的和困难的，如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没有更好办法一步登天的情况下，就必须走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的理性发展之路，因而时间上的长短就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尽量少走弯路，不走退路和绝路，这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显然，这个发展思路是一个必须要搞清楚的理论问题，只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以后，只有全民的思想统一以后，才有希望实现全面文明，才有可能让全国人们走上健康长久的幸福之路。
作者：三略研究院研究员 周克宇  来源：三略观察网人类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温饱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以后，社会还有层出不穷的商品提供给人们享受。是什么力量在驱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谁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在创造生活？人类文明是在怎样向前发展的呢？在我们的习惯观念中，“贵族”是过着奢侈生活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是劳动人们创造财富的享用者，是一种腐朽的形象。但是，用现代理性的观念来思考这一命题后，我推理出了这样一个结论：[B]贵族不是腐朽而是崇高，是他们在创造出层出不穷的新文化观念之后，才牵动人类不断地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就带来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假如“贵族不是腐朽而是崇高”的结论成立，那么我们进行全面的文明建设，就必须充分地培植贵族文化，接受贵族的领导，而不是依靠所谓的“无产者”。[/B]



　　认识人生



　　人是相同的，这是指的生命都属于同类。人是不相同的，这是指人有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及由此产生的生命价值的区别。有的人为自己活着而活着，有的人为责任而活着，而有的人则是为幸福而活着。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把人之所以自认为我者，分析为三类，一为肉体我，二为社会我，三为精神我。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把人生分为三情状，一为自然情状，二为社会情状，三为道德情状。虽然各自在表述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基本上讲的是一个意思。“自然我”表现为一种动物的自然物质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就是为生存而抗争，饿了要吃，冷了要穿，为了吃、穿要创造相应的财富等；“社会我”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就是社会关系的维系，人不只为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活，而且还有为“家”、“国”的物质满足和精神满足而表现出的责任而活；“精神我”表现为一种自我精神特征，体现在文明层次上为人精神的最大满足，人能按自己的要求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所做的事情没有生存和责任的压力，而是为了一种事业的个人爱好，社会为人们提供充分的生活方式供人们自由选择，就如同现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一样。



　　“自然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自然人生，用现代概念来解释应该包括所有为自身基本生存而拥有的技能，并以此技能所进行活动，是一种为了自身生存和种族生命延续的人生，因而也可称之为“生存人生”；“社会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社会人生，它的内容包括维系社会关系稳定和满足社会关系基本需要的能力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活动，将人生的一切活动看成是责任，因而也可称之为“责任人生”；“精神我”决定了人的生活层次为文化人生，它超出了自然人生与社会人生的所有意义范围，追求的是人生感觉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高度文明状态下绝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自由人生”。



　　假若再从涉猎的范围上来讲，“生存人生”主体在自身，“责任人生”主体在家、国，“自由人生”主体则在天下。当一个人只为自己活，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时，则为“生存人生”境界；当一个人能够为家、国而活，以尽家、国之责为乐、为荣时，则为“责任人生”境界；当一个人为天下而活，没有了与已“私”相关联的身、家、国的概念，进入了一个超种族、超国家、超社会的状态时，则为“自由人生”的境界。这也就是说，一个人为自己活是第一人生层次，为构成社会的家、国活是第二人生层次，为全人类及其人类相关联的环境而活则是第三人生层次。



　　假如用“发展”的例子来表述的话，则可以这样比如：一个人为了自己（包括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小家）的发展而恶性开发周围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时，则就属于“自然我”的“生存人生”范畴；当为家（大的家族、团体）、国的发展而恶性开发周围社会和自然环境时，则就属于“社会我”的“责任人生”范畴；当自己、家、国的发展能够与人类种群的发展良性进行，就像十六大提出的进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概念时，则就进入了“精神我”的“自由人生”范畴。“生存人生”为自己考虑，“责任人生”为家、国考虑，“自由人生”为人类考虑，这就是人生层次不同所带来的本质区别。



　　解析“贵族”



　　在人生概念讨论之后，“贵族”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何为“贵族”？“贵族”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概念，财富多少不是贵族的主体标准；也不是指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只是贵族文化的一种表面现象。贵族是在雄厚财富的基础上，在一种较为特殊的生活方式表面下，在一种高层次的人生文化观念引导中的一种人生状态。在这个族群中，人生观具有高层次性和群体类同的整齐性。一位西方哲人曾经说过：不是拥有了财富就能成为贵族，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脱胎换骨。



　　何为脱胎换骨？用现代词来讲应该是“转型”。假如为那位西方哲人讲的三代作一个“转型”计划的话，大致可以作如下安排。



　　第一代积聚财产。贵族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财富的充分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用的“生存人生”和“责任人生”的丑恶与残酷。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肮脏的。当还处于原始财产积累阶段时，任何族群的思想观念大致都是相同的。英国贵族们起家于海盗，美国贵族们起家于剥削等。如果用前面讨论的人生分类来形容的话，贵族的起源都离不开“生存人生”与“责任人生”的低级层次，都有一个为自身利益、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择手段的野蛮而残酷的过程。当原始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贵族群内的生存压力得到相应的化解，从而也就出现了贵族文化观念的萌芽。



　　第二代解脱“责任”。贵族观念发展于对社会压力――“责任”的彻底摆脱，在这个过程里，有财产的巩固和贵族文化的形成双重任务，文化观念的主体是“责任人生”，但也进入初始“自由人生”阶段。封建社会发展成熟的一个突出标志是资本拥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这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存在的“管家制”。同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资本的拥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即现代企业管理的董事长总经理制。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但本质类同的资本经营制度的形成，不仅解决了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有效分配利用问题，而且使资本拥有者真正从“生存人生”与“责任人生”的低级人生层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也就为贵族文化观念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自我生存压力和社会责任压力弱化甚至解脱后，才有可能产生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观念。当然，这里并不否定低层次的人也能思考高层次的事，但那只是个别人的而不是同阶层群体的、有私利目的的而不是毫无私心的特殊现象，不会出现思想深处的观念彻底性和自然性。



　　第三代贵族文化形成。这个阶段的文化主体是“自由人生”，但也存留有“责任人生”的印记。“贵族”成熟于贵族文化观念的社会认同和贵族文化观念群体的规模。但是，一个文化观念，不是一出现就能得到社会认同的，也不是说只要出现以后，就能得到成长壮大而成熟的，他需要在一定的群体内逐步否定旧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19世纪初，纽约社交界皇后卡洛琳.艾斯特握有一张400人的名单，记载着上层社会中的名流。每次举办舞会，都是按这张名单抽取参加者。许多美国的新贵阶层试图挤进这个圈子却徒劳无益。四百人的名声越传越大，渐渐的成为美国名流社会小圈子的代名词。大概这就是我讲的贵族文化的群体类同性和群体规模性产生的基本特征吧。



　　不难看出，贵族文化观念产生的三个阶段所要实现的任务目标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贵族需要三代人的脱胎换骨”确实是一个再形象不过的比喻。试想：假如财产的积累、束缚的摆脱、观念的认同都不能分别做到在一代完成的话，贵族文化的形成就可能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



　　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贵族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若出现社会动荡甚至战争等外来因素破坏的话，一个处于萌芽或成熟阶段的贵族文化体系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出现超种族、超国家的思想家，也不乏看到当社会出现较长时间稳定和繁荣时也就自然地形成一定程度的“贵族”文化观念现象。从我国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开元之治后出现的盛唐文化等都属此列，后来均中断于战争。再从外国的情况来看，英国贵族之所以能形成，也就在于国家体系几百年的稳定。美国新型贵族的形成也表明了这个基本的通性。



　　也就是说，贵族的产生和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社会稳定，二是财富积累。而相对而言，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只要社会稳定就必然会出现财富的不断积累，而只要财富能够不断地得到积累，相应贵族文化观念的产生就是一个必然的社会现象，只是时间长或短的问题。



　　人的文化层次不同，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是有本质区别的。当人生活在贫民阶层时，其文化层次的主体为“生存人生”，出于生存的基本压力，他们会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不顾一切，作用于人类则会产生极大地破坏和消耗作用；当人生活在财主阶层（所有还没形成贵族的有钱人）时，它的人生观还在更多地考虑自身及与自身相关的家、国的利益概念，甚至为了家、国利益而不惜发动战争，不仅破坏一种文化体系的成长，而且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命及与生命相关的环境，这种破坏的发生虽然没有“生存人生”阶层来得那么频繁，但其破坏力却远远大于“生存人生”；只有当人生活在贵族阶层时，更多地关心的是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包括人类自身的管理，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等。不难看到，只有具备第三层次人生观――贵族人生观的人，才有资格担当起人类的最高管理责任，因为他们考虑的问题本身就是全人类的问题，因而也就自然最合适做管理全人类的事。



　　在我国历史上，多少人起义造反将帝王推翻，当自己也当上帝王后又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最突出的是李自成，仅仅当了23天皇帝就又失败于别人的颠覆之下。我党历史上也出现过所谓真正的“无产者”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时，其不仅不思解放全人类之责任，而且将党的有限经费拿到上海去过腐朽生活的闹剧。[B]我党现在出现的腐败现象，当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即这些人本身就属于“生存人生”的文化群体，他的潜意识中还有巨大的生存压力（或为自己，或为家人），因而他只会将为官当赚钱的职业的思想，不会有将当官作为干“为人民服务”事业的意识，因而也就嘴上喊着“无私奉献”，行动上却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倾吞他人利益（腐败）的老路。这些也同时进一步说明，处于不同人生层次的人只能思考相应层次的事，他可以为一时一事而将自己伪装成进步的，但当进入一种自然状态而卸除伪装之后，他本来应属的文化本来面目也就会真实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而决非偶然。[/B]



　　培植贵族



　　现代管理的概念表明：管理分为有形管理和无形管理。有形管理指的是权力涉及的范围，而无形管理则指的是观念认同的范围。而真正有效的管理是无形管理，因为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认同。观念同则为“心”同，“心”同才可能出现“志”同，而“志”同的结果则肯定会实现有形的“身”同，这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只有无形管理，才是根本的有形管理”的基本道理。



　　贵族文化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文化。这种超凡脱俗就在于，贵族整体上摆脱了生存和生理的最原始需要的需求压力。也就是说，当生存这个人生的第一需求和生理这个人生的第二需求完全没有压力以后，人的思想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即所谓的“超凡脱俗”。进入这种状态后，不是说凡俗之事他们不需要，而是他们已经拥有；不是说他们不用考虑，而是有人已经替他们在考虑。这种需要在社会中就如同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可以供人们自由地选购和享用。



　　人类进入当代，应该说是各层次人生观人群共处的时代。贵族阶层的“自由人生”创造的新文化新观念，由财主阶层的“责任人生”所不断接受，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贵族阶层和财主阶层的需求，又由贫民阶层的“生存人生”创造的产品来保障。这不是一种谁剥削谁的概念，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财主阶层和贫民阶层不断地进化演变，最终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真正的整体高度文明状态――贫民阶层和财主阶层的消失，这种状态应该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历史中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现象，决定了贵族文化观念体系的不成熟。就如同当一棵树长高后就砍掉，另一棵树长高后又砍掉一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这片树林永远也不会成为“原始森林”。由于始终有砍树的人存在，因而也就使得“树”只能在低矮层次上徘徊。也正因如此，一个贵族体系刚刚萌芽，就被一股新生的“革命力量”摧毁得无影无踪，这样下来的结果就使得现存的社会文明水平低下。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在欠发达的社会里，社会文明的良性发展，需要有贵族体系、财主体系和贫民体系的分层次稳定存在。贵族体系起文化观念的导领作用，就如同是董事长；财主体系起行政管理作用，就如同是总经理；贫民体系则是被管理、被教化、被改造的层次，相应地也在为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各种保障。如果这种体系存在着不稳定性，贵族体系被财主体系所摧毁，财主体系又被贫民体系所摧毁，那么社会文明就永远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贫民阶层的“生存人生”文化观念中徘徊，很难突破财主阶层的“责任人生”的文化观念范围。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得不到社会应用，而传统文化的糟粕却在社会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印记的主要原因。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美国政界情况介绍的资料，大致意思是：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很低，却很少出现象发展中国家政府中常出现的腐败现象，他说了这样一个原因。美国属于一个移民社会，一开始世界各地的大量“淘金者”来到美国后，漫漫地集聚到一起，形成了集镇、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当集聚的人多了以后，就得需要一定的人出来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因而就推举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出来担当他们的行政长官。这就漫漫发展为后来的镇长、市长、州长、总统及其它政府公务员，他们不需要工薪报酬，而且还都以能为人们服务为荣，这也就形成了当时的“无薪”公务员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在政界有一种观点：公务员不拿工薪，实际上就是把美国政治限定在财团政治的范围之内，而制约了中下阶层的优秀政治人才进入政界。后经国会激烈辩论，结果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允许国家公务员拿工薪的法律，但同时规定不能高于多少多少，这样才出现了后来的贫民总统林肯等。



　　[B]不难看出，无薪制或低薪制出现的用意就是让从政变成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谋取利益的职业。[/B]当一个人出于金钱的诱惑来到政界时，整个政治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商勾结的“铜臭”交易。一个无利可图的政界，就足以拒止想图利之人，自然也就净化了政界的基础，这也应该就是高薪不能养廉观点的基本理论立足点吧。当然，无利政治还有一个优越性是没有说出的，这就是它所创导的是贵族阶层当政，这种必然带来的高层次文化观念的引领，也就必然大大地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会出现徘徊或者是到退。



　　孙中山曾经问严复大师：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严复大师回答说：革命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出路在于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孙中山又问：那需要多少时间？严答曰：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



　　革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这点严复大师说得一点没错。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状态下，用革命的办法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础政权，让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平台，这种想法站在现在来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问题在于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文明怎么来建设，靠谁来领导，应该说这又是摆在新生政权阶层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从我党50多年的执政现实来看，把无产者定为领导阶级来建设中国文明的思路确实值得反思，现实是：他不仅提高不了社会的文明，而且还会不断地摧毁社会的进步文化，使社会文明长期处在低层次上徘徊。



　　[B]美国政界曾经对基层政治十分厌恶。他们认为：基层充满着丑恶，基层政治中充满着非正规的、甚至是违法的利益交易，充满着太多的灵活性，因而反对基层政治文化甚至具有基层领导经历的人进入高层政界。从我党的情况来看，与美国政界对待基层经历正好相反，我们把基层经历看成是一种必须的经历，把基层领导能力看成是领导必备的素质，把具有基层经历看成是一种荣誉。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全社会在崇尚基层文化，而基层文化的主体实为“生存人生”的低层次文化，并不是一种高尚的和最高尚的进步文化，因而社会文明不是不能发展，而是不可能发展，因为文明的发展本身根本就没有一个先进文化作为参照系；全社会在崇尚基层政治，而基层政治中却存在着过大的灵活性，因而全社会就都在灵活性中生活，因而也就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法律、规范的严肃性。有人说，人大缺乏立法的严肃性，政府缺乏执法的严肃性，政协缺乏监督的严肃性，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认为是有水平，“打擦边球”还认为是有本事，搞“特权”甚至搞“腐败”也熟视无睹等，这些也就应该很容易地想到是从上到下崇尚基层政治所带来的恶果了。[/B]



　　[B]讨论到这也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明建设不能靠所谓的“无产者”来领导，主流观念文化不能崇尚基层政治所依托的贫民文化，唯一的办法是培植我们的贵族体系、准贵族体系，培养一种能够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荣，而不是以获利为职业目的的政治精英群体，这才是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真正领导者[/B]。



　　贵族不是靠人为培植能产生的，也不能在短期内一挥而就，但是首先得有这样的观念。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财主，这些财主们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初始财产积累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大批人在赚取大量金钱后因失去人生目标而走向了自我毁灭。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断赚钱之后，由于不满足于将自己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而将目光投向了为人民服务的政界上来，这是国家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种进步现象。



　　一人的想法和行动，代表一种思想的萌芽；一群人的想法和行动，则预示着社会的一种进步。当这种想法和行动成为国家的一种稳定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时，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就到了真正实现的时候。



　　培植贵族不是人为地拔苗助长，而是要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亮绿灯，给其创造优越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与此同时，不断地对现行的文化观念进行优化、消化、弱化，让其不断地在退化中进化，只有这样，才能为先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提供宽松的空间。



　　有人说：我国的物质文明通过短时间的努力有可能实现，但我国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短期内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它必须要有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



　　我们认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需要同步发展，我们也知道全面的文明建设是必须的和困难的，如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没有更好办法一步登天的情况下，就必须走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的理性发展之路，因而时间上的长短就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尽量少走弯路，不走退路和绝路，这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思路。显然，这个发展思路是一个必须要搞清楚的理论问题，只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以后，只有全民的思想统一以后，才有希望实现全面文明，才有可能让全国人们走上健康长久的幸福之路。
作者：三略研究院研究员 周克宇  来源：三略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