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朱镕基 zt

从毛泽东到朱镕基 zt


　　
　　
　
　　从毛泽东到朱镕基，我们的国家就象一列沉重的列车，来了几次剧烈的急转弯。文革是一次，改革是一次，朱镕基是第三次。每一次发生这种剧烈转向，很多人被甩下列车，摔得头破血流。至今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仍然在列车原来的轨迹上，任由惯性带着他们离列车越来越远。

　　

　　（一）
　    　89年的动乱并不那么单纯，所谓其由来也渐矣，可以说这个事件从1971年中美接触开始，积蓄了18年的时间才爆发，而江朱政府后来孤注一掷的改革可能也与89年动乱有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朱镕基不惜得罪老百姓而开创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89年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在短时期内再次上演，而这一次，人民共和国就不一定有能力承受了。

　　表面上，89动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中央集权的挑战，而实质上的原因却朴素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因为中国太穷。耳濡目染了许久，豪富的西方美国式生活使得某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难以忍受中国的清贫，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过上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为什么要忍受这种他们认为是奴隶般的日子？这种对美国式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状的怨恨使他们有些神智不清，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自由民主才能够带领他们到达天堂。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仿佛是桃花源。中国人陶醉在安贫乐道的高尚生活中，认为中国以外的人类都在受苦。这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因为那时我们即便敞开大门别的国家也在封锁我们，我们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自从1971年中美接触，双方的大门互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说了发达国家的豪富，他们富裕舒适的程度是那时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随着这样的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人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两个邻居，一个很穷一个很富有，穷人家的孩子就很容易怨恨自己的家庭，怨恨父母，与此同时，穷人家的父母也会有压力，会想方设法地来改变现状，来与邻居看齐。


　　1978年的邓小平就很有远见地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他1979年的外访经历更是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时这种来自中国民间的要求富裕的压力还没有形成气候，而正是这种迟早要来临的压力决定了中共必须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图国家迅速致富。否则，当这种压力形成规模，共产党政权首当其冲会成为所有怨气的目标。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种力量大得谁也无法阻挡。共产党挡不住，中国就要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两种含义，第一这是富裕的唯一途径，刺激全民向钱看，也根本没办法整体致富，即便有办法也太慢，来不及。第二就属于政治谋略，在于分化人民。使得当那种危机到来的时刻，共产党不是那么孤立，会有一部分人民支持现政权。

　　80多岁的邓小平率领共产党政府在极其艰难地走着钢丝，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民心——国家投入大量财政来继续维持毛时代的社会福利，福利分房，公费教育及医疗等等，同时还要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却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捉襟见肘，举步为艰。资金缺乏一直到江朱时代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瓶颈。没有钱，拿什么去搞建设？邓小平时代的发展速度相当慢。没法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因为那时没钱,没有多少资金来提升工业。再压榨农民农业是不行了，农民不会造毛泽东的反，但是未必不会造邓小平的反。

         那么去哪找钱呢？于是在沿海划几个圈，搞点国际加工贸易，挣些血汗钱。国内也鼓励私营经济，鼓励创造财富，国家可以捞一点。从老邓到老江，一直这样，那时候国家寒酸得很，建个宝钢几乎把家底都倒腾光了。军队都不怎么管了，军费省下来支援别的建设，你们自己搞钱吧，经商，走私，甚至开妓院，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处捞钱，但缺少大额，都是些小钱，后来农民的负担也日渐沉重，国家又想从农民身上扣，贪官污吏乘机浑水摸鱼，上面要1个，下面就敢要10个20个。农民不堪重负...”


　　（二）
　　危机终于还是来了，89年的风浪虽然有惊无险——10年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相当大的缓冲作用，大大减轻了风浪的冲击力度，试想89年时如果中国人还是78年的生活水平，动乱可能就会糜烂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拾——老邓在风浪平息后却并没有感到轻松，他反而更加忧虑。


　　国家经济的增长在象牛一样缓慢地爬行，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动乱时毫无经验的共产党被逼到了墙角，仓促之下自卫却拿错了家伙。89风暴虽被强压下去，但是激愤的情绪仍然在涌动，也许并没有消弱，甚至可能有加强的趋势。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不飞跃，再不发生质的变化，89风暴就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邓小平踏上了南巡的专列。他出人意料地要和89以后似乎反右反得有些左倾的现政府唱反调。邓小平要求加大在经济问题上向右转的力度，“步子再迈大一点”。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是辨证的：邓小平在力保社会主义政权，而力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的唯一途径，却是使它变色。以变色来保证不变色。这并不是说老邓一定信仰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模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制度能够确保中国的团结与稳定。所以邓小平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无关紧要，无论他信仰或者不信仰，中国也只能这样，继续维持中央集权。中国不能够选择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脑子活，中国人聪明。看看台湾就知道。美国人可以搞自由民主，那是因为美国人傻，呆头呆脑。我不排除中国将来也搞自由民主的可能，那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等到中国人普遍变得象美国人那么弱智。


　　从1992年到1997年，期间的过程我很不清楚，这还是我不懂经济学的缘故。邓小平南巡讲话究竟怎样刺激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国家经济因此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朱镕基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在几年内挽救了危局，在1997年前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些我没有能力写，对此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到了1993年，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呈现危急态势，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物价飞涨，人大会议吵成一团。那一年我刚上大一，现在还记得食堂的米饭几天就涨一个价。就在这一年夏天，朱镕基成了力挽狂澜的人物。1993年6月撤掉原行长自己兼任人行行长铁手整顿金融秩序，约法三章，在金融界又抓又杀，成功地在年底实现经济刹车，朱镕基如此大刀阔斧，斩断了很多个人与小集团的财路。朱镕基“除去承受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更担着阻碍改革的罪名的危险”。根据网上对1993年夏天事件的诸多论述，仅此一举，可能朱镕基就可以青史留名，可能说他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也是不过分的。

　　1994年，朱镕基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英雄所见略同，这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国家经济要突破资金瓶颈，必须要下铁手了。于是，后来产生了强烈争议的江朱政府的改革开始了，其中就包括停止福利分房、教育及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及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加入WTO。




　　（三）
　　朱镕基说，“只要老百姓说我是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再说一句朱镕基还做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总理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老百姓说他的好话，他所谓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指得就是必然要出现的汹汹舆情。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业，他不得不开罪于千万百姓。




　　
　　国家和企业及家庭一样，想发展就要有基础，有积蓄，有钱，要有第一桶金。而新中国有么？欧洲日本靠贩毒抢劫地捞足捞够了，美国虽然没怎么抢掠，但是人家有狗屎运，地大物博又大发了两次战争财，于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钱多好办事，发展都是一帆风顺。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只有满目的战争创痍和一穷二白。




　　在这样一穷二白破烂不堪的经济基础上，毛泽东要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制造上万辆坦克装甲车辆，数千架喷气歼击机，要造原子弹，造核潜，要发射卫星，要培养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要修建几万公里的铁路，更要建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从那里来的钱？毫无别的办法，只有全国上下玩命地苦干，一边苦干，一边还得最大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把钱干出来省出来，用来建设很费钱的现代工业，用来培养更费钱的专业技术人才。




　　如果我们还在古代，不需要去搞什么现代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会象历代开朝不久以后那样，百姓日子很快就好起来，普通百姓都吃上肥肉白面。但是新中国不行，本来可以吃白面吃饱了，却只能换成玉米面，而且还吃不饱，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拿去建设工业，去造桥修铁路修公路。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过的是两千年以来最清贫最贫困的日子。因为要打仗，国民党40年代末收农业税居然预收到1986年，要农民提前把1986年的税都交了上来，国民党因此被誉为刮民党，而实际上，两千年以来刮农民刮农业刮得最狠的却是共产党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让百姓过得那么贫苦，百姓却依然爱戴怀念他。




　　我们能因此而责怪毛泽东吗？他老人家这么干，并不是为了丰富一己私利，也不是象国民党那样为了支撑战争，而是为了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这么做。　　朱镕基现在受到这么多责备，尤其是有些老百姓骂他，下岗职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都可能要责怪朱镕基，这个问题的性质，与因为当年生活过于贫苦而指责毛泽东的性质完全一样。





　　苦干同时节衣缩食的确建立起了毛时代的工业，但是仅仅依靠苦干和节省而创造的财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办法不足以使中国获得象欧洲日本那样的足够的第一桶金，来迅速地使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这个第一桶金的问题与由此而产生的局促寒酸的困境一直到江朱改革见到成效，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大当家的都深受缺钱之苦，尤其是后者感触更深。1992年南巡讲话正是老邓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而不惜孤注一掷。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仅仅以他个人的权威，就足以维持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就是后来老邓说的“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这是很不健康的”。一旦这个权威消失，毛泽东去世，国家的团结稳定立刻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使继任者几乎难以招架。“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并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的稳定结构，因此是不健康的。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原因上文已经谈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是否会天下大乱。想要国家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到南巡讲话以前，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几乎陷入了泥潭。邓小平政府在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支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消费状况。原来白面换成玉米面的事情不敢再做下去了，要让老百姓吃白面，还要有肉吃。这样一来，发展工业的钱就少了。拿不出很多的钱去投资搞建设。所以从78年到92年，国家建设几乎是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从军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连航天这样的尖端核心产业国家也没有钱拨给它。要让它自己去找饭吃。




　　这之中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国家、人民、钱。人民创造财富，创造钱，毛泽东时代人民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国家要拿走90块，只给人民留10块钱。邓小平时代是国家不敢再拿走90块钱了，只敢拿走也许20或者30块钱，把80块钱的大头留给人民，这样搞了十几年的时间，国家弄得精穷，干什么都捉襟见肘，人民手里却有了些积蓄。打比方说吧，毛泽东30年人民总共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就拿走了900块。邓小平十几年因为改革，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些，也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拿走了200块，这时人民兜里有了800块钱的积蓄。这800块钱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个钱在人民兜里，国家无法支配。于是国家开始打起这笔巨款主意。




　　朱镕基准确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江朱政府想率领中国突破发展资金缺乏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搜刮民财，二是向外去挣外汇。譬如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就是向内搜刮民财的重要举措之一，老百姓住房子要自己拿钱买。土地是国家的，国家于是在房地产行业捞了一大票。其他还有一些行业也类似，譬如电信，当年装门电话居然敢要他妈的5000块钱。正是这样的雄厚积累，才使得各种行业突飞猛进地发展。




　　关于教育产业化，悲观者只注意到它把很多百姓搞得倾家荡产，人民对此怨声载道，却忽视了此项改革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中国每年本科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在教育体制改革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国家在这方面滑头得很，当年国家是又想高校大规模扩招又想不拿钱，这个钱让老百姓来掏。我上学那会，我93届的，高校改革前的最后一届，每个学年只有几百块钱学费书本费，每个月学校还倒贴给每人30多块钱什么“人民助学金”。这样培养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几万元出来。高校一改革，这个钱就由老百姓来掏了。所以高校肆意扩招，反正国家不掏钱，没有了限制。进大学门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多了。这样几年下来，社会人群中的大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大学建得也越来越漂亮，教学设备实验室等硬件建设迅速升级，直追发达国家。



　　（四）


　　正如总理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了新的辉煌征程。
　　中国必然会从1949年以前的卑微状况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必然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最文明的国家，就象40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的那样。这是清醒的人们都坚信不疑的，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其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的是这么三个中国人：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


　　当然，中国现在和未来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会存在危机，这些问题有很多是朱镕基的改革造成的，但是哪个时代又没有问题和危机呢？有问题有危机本来就是国家社会的常态。



　　我认为评价朱镕基要站在国家民族而不是个人立场才能够看得清楚。说得严重一点，总理推行他极其艰难的改革甚至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总理一心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丝毫不计个人得失毁誉，其高贵情操值得所有人敬畏。

　　更为难得的是，他成功了，他的才华和刚毅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经济跃出泥潭而进入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巨变必然也将改变整个世界。(完）从毛泽东到朱镕基 zt


　　
　　
　
　　从毛泽东到朱镕基，我们的国家就象一列沉重的列车，来了几次剧烈的急转弯。文革是一次，改革是一次，朱镕基是第三次。每一次发生这种剧烈转向，很多人被甩下列车，摔得头破血流。至今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仍然在列车原来的轨迹上，任由惯性带着他们离列车越来越远。

　　

　　（一）
　    　89年的动乱并不那么单纯，所谓其由来也渐矣，可以说这个事件从1971年中美接触开始，积蓄了18年的时间才爆发，而江朱政府后来孤注一掷的改革可能也与89年动乱有直接关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朱镕基不惜得罪老百姓而开创了现在这样一个局面，89年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在短时期内再次上演，而这一次，人民共和国就不一定有能力承受了。

　　表面上，89动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对中共中央集权的挑战，而实质上的原因却朴素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因为中国太穷。耳濡目染了许久，豪富的西方美国式生活使得某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难以忍受中国的清贫，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过上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为什么要忍受这种他们认为是奴隶般的日子？这种对美国式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状的怨恨使他们有些神智不清，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自由民主才能够带领他们到达天堂。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对外界一无所知，中国仿佛是桃花源。中国人陶醉在安贫乐道的高尚生活中，认为中国以外的人类都在受苦。这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因为那时我们即便敞开大门别的国家也在封锁我们，我们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自从1971年中美接触，双方的大门互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眼目睹或者听说了发达国家的豪富，他们富裕舒适的程度是那时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随着这样的人群的不断扩大，中国人的失落感也越来越强烈，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两个邻居，一个很穷一个很富有，穷人家的孩子就很容易怨恨自己的家庭，怨恨父母，与此同时，穷人家的父母也会有压力，会想方设法地来改变现状，来与邻居看齐。


　　1978年的邓小平就很有远见地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他1979年的外访经历更是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时这种来自中国民间的要求富裕的压力还没有形成气候，而正是这种迟早要来临的压力决定了中共必须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图国家迅速致富。否则，当这种压力形成规模，共产党政权首当其冲会成为所有怨气的目标。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种力量大得谁也无法阻挡。共产党挡不住，中国就要改朝换代，就要天下大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两种含义，第一这是富裕的唯一途径，刺激全民向钱看，也根本没办法整体致富，即便有办法也太慢，来不及。第二就属于政治谋略，在于分化人民。使得当那种危机到来的时刻，共产党不是那么孤立，会有一部分人民支持现政权。

　　80多岁的邓小平率领共产党政府在极其艰难地走着钢丝，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民心——国家投入大量财政来继续维持毛时代的社会福利，福利分房，公费教育及医疗等等，同时还要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国家却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捉襟见肘，举步为艰。资金缺乏一直到江朱时代都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瓶颈。没有钱，拿什么去搞建设？邓小平时代的发展速度相当慢。没法和近几年相比，就是因为那时没钱,没有多少资金来提升工业。再压榨农民农业是不行了，农民不会造毛泽东的反，但是未必不会造邓小平的反。

         那么去哪找钱呢？于是在沿海划几个圈，搞点国际加工贸易，挣些血汗钱。国内也鼓励私营经济，鼓励创造财富，国家可以捞一点。从老邓到老江，一直这样，那时候国家寒酸得很，建个宝钢几乎把家底都倒腾光了。军队都不怎么管了，军费省下来支援别的建设，你们自己搞钱吧，经商，走私，甚至开妓院，国家睁只眼闭只眼算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处捞钱，但缺少大额，都是些小钱，后来农民的负担也日渐沉重，国家又想从农民身上扣，贪官污吏乘机浑水摸鱼，上面要1个，下面就敢要10个20个。农民不堪重负...”


　　（二）
　　危机终于还是来了，89年的风浪虽然有惊无险——10年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相当大的缓冲作用，大大减轻了风浪的冲击力度，试想89年时如果中国人还是78年的生活水平，动乱可能就会糜烂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拾——老邓在风浪平息后却并没有感到轻松，他反而更加忧虑。


　　国家经济的增长在象牛一样缓慢地爬行，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动乱时毫无经验的共产党被逼到了墙角，仓促之下自卫却拿错了家伙。89风暴虽被强压下去，但是激愤的情绪仍然在涌动，也许并没有消弱，甚至可能有加强的趋势。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不飞跃，再不发生质的变化，89风暴就可能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邓小平踏上了南巡的专列。他出人意料地要和89以后似乎反右反得有些左倾的现政府唱反调。邓小平要求加大在经济问题上向右转的力度，“步子再迈大一点”。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这个思路是辨证的：邓小平在力保社会主义政权，而力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的唯一途径，却是使它变色。以变色来保证不变色。这并不是说老邓一定信仰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政治模式。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制度能够确保中国的团结与稳定。所以邓小平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无关紧要，无论他信仰或者不信仰，中国也只能这样，继续维持中央集权。中国不能够选择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脑子活，中国人聪明。看看台湾就知道。美国人可以搞自由民主，那是因为美国人傻，呆头呆脑。我不排除中国将来也搞自由民主的可能，那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需要等到中国人普遍变得象美国人那么弱智。


　　从1992年到1997年，期间的过程我很不清楚，这还是我不懂经济学的缘故。邓小平南巡讲话究竟怎样刺激了后来的泡沫经济，国家经济因此危险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朱镕基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在几年内挽救了危局，在1997年前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这些我没有能力写，对此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到了1993年，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呈现危急态势，国家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物价飞涨，人大会议吵成一团。那一年我刚上大一，现在还记得食堂的米饭几天就涨一个价。就在这一年夏天，朱镕基成了力挽狂澜的人物。1993年6月撤掉原行长自己兼任人行行长铁手整顿金融秩序，约法三章，在金融界又抓又杀，成功地在年底实现经济刹车，朱镕基如此大刀阔斧，斩断了很多个人与小集团的财路。朱镕基“除去承受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更担着阻碍改革的罪名的危险”。根据网上对1993年夏天事件的诸多论述，仅此一举，可能朱镕基就可以青史留名，可能说他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也是不过分的。

　　1994年，朱镕基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英雄所见略同，这与邓小平的想法不谋而合。国家经济要突破资金瓶颈，必须要下铁手了。于是，后来产生了强烈争议的江朱政府的改革开始了，其中就包括停止福利分房、教育及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及不惜付出高额代价加入WTO。




　　（三）
　　朱镕基说，“只要老百姓说我是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再说一句朱镕基还做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总理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老百姓说他的好话，他所谓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指得就是必然要出现的汹汹舆情。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中国的复兴大业，他不得不开罪于千万百姓。




　　
　　国家和企业及家庭一样，想发展就要有基础，有积蓄，有钱，要有第一桶金。而新中国有么？欧洲日本靠贩毒抢劫地捞足捞够了，美国虽然没怎么抢掠，但是人家有狗屎运，地大物博又大发了两次战争财，于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钱多好办事，发展都是一帆风顺。新中国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只有满目的战争创痍和一穷二白。




　　在这样一穷二白破烂不堪的经济基础上，毛泽东要装备现代化的军队，制造上万辆坦克装甲车辆，数千架喷气歼击机，要造原子弹，造核潜，要发射卫星，要培养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要修建几万公里的铁路，更要建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从那里来的钱？毫无别的办法，只有全国上下玩命地苦干，一边苦干，一边还得最大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把钱干出来省出来，用来建设很费钱的现代工业，用来培养更费钱的专业技术人才。




　　如果我们还在古代，不需要去搞什么现代工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会象历代开朝不久以后那样，百姓日子很快就好起来，普通百姓都吃上肥肉白面。但是新中国不行，本来可以吃白面吃饱了，却只能换成玉米面，而且还吃不饱，这样节省下来的钱拿去建设工业，去造桥修铁路修公路。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过的是两千年以来最清贫最贫困的日子。因为要打仗，国民党40年代末收农业税居然预收到1986年，要农民提前把1986年的税都交了上来，国民党因此被誉为刮民党，而实际上，两千年以来刮农民刮农业刮得最狠的却是共产党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让百姓过得那么贫苦，百姓却依然爱戴怀念他。




　　我们能因此而责怪毛泽东吗？他老人家这么干，并不是为了丰富一己私利，也不是象国民党那样为了支撑战争，而是为了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这么做。　　朱镕基现在受到这么多责备，尤其是有些老百姓骂他，下岗职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都可能要责怪朱镕基，这个问题的性质，与因为当年生活过于贫苦而指责毛泽东的性质完全一样。





　　苦干同时节衣缩食的确建立起了毛时代的工业，但是仅仅依靠苦干和节省而创造的财富是十分有限的，这种办法不足以使中国获得象欧洲日本那样的足够的第一桶金，来迅速地使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这个第一桶金的问题与由此而产生的局促寒酸的困境一直到江朱改革见到成效，在中国已经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大当家的都深受缺钱之苦，尤其是后者感触更深。1992年南巡讲话正是老邓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而不惜孤注一掷。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仅仅以他个人的权威，就足以维持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就是后来老邓说的“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这是很不健康的”。一旦这个权威消失，毛泽东去世，国家的团结稳定立刻就会成为最大的问题，使继任者几乎难以招架。“国家安危维系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并不是一个可以延续的稳定结构，因此是不健康的。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让国家尽快富裕起来，原因上文已经谈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个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是否会天下大乱。想要国家稳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到南巡讲话以前，中国改革与中国经济几乎陷入了泥潭。邓小平政府在收入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大幅度增加支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消费状况。原来白面换成玉米面的事情不敢再做下去了，要让老百姓吃白面，还要有肉吃。这样一来，发展工业的钱就少了。拿不出很多的钱去投资搞建设。所以从78年到92年，国家建设几乎是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从军队就可以看出来。甚至连航天这样的尖端核心产业国家也没有钱拨给它。要让它自己去找饭吃。




　　这之中有一个简单的关系，国家、人民、钱。人民创造财富，创造钱，毛泽东时代人民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国家要拿走90块，只给人民留10块钱。邓小平时代是国家不敢再拿走90块钱了，只敢拿走也许20或者30块钱，把80块钱的大头留给人民，这样搞了十几年的时间，国家弄得精穷，干什么都捉襟见肘，人民手里却有了些积蓄。打比方说吧，毛泽东30年人民总共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就拿走了900块。邓小平十几年因为改革，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些，也创造了1000块钱。国家拿走了200块，这时人民兜里有了800块钱的积蓄。这800块钱是个大数目，但是这个钱在人民兜里，国家无法支配。于是国家开始打起这笔巨款主意。




　　朱镕基准确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江朱政府想率领中国突破发展资金缺乏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内搜刮民财，二是向外去挣外汇。譬如停止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就是向内搜刮民财的重要举措之一，老百姓住房子要自己拿钱买。土地是国家的，国家于是在房地产行业捞了一大票。其他还有一些行业也类似，譬如电信，当年装门电话居然敢要他妈的5000块钱。正是这样的雄厚积累，才使得各种行业突飞猛进地发展。




　　关于教育产业化，悲观者只注意到它把很多百姓搞得倾家荡产，人民对此怨声载道，却忽视了此项改革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中国每年本科毕业的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在教育体制改革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国家在这方面滑头得很，当年国家是又想高校大规模扩招又想不拿钱，这个钱让老百姓来掏。我上学那会，我93届的，高校改革前的最后一届，每个学年只有几百块钱学费书本费，每个月学校还倒贴给每人30多块钱什么“人民助学金”。这样培养一个本科生，国家要拿几万元出来。高校一改革，这个钱就由老百姓来掏了。所以高校肆意扩招，反正国家不掏钱，没有了限制。进大学门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多了。这样几年下来，社会人群中的大学生比例大幅提高，大学建得也越来越漂亮，教学设备实验室等硬件建设迅速升级，直追发达国家。



　　（四）


　　正如总理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迈上了新的辉煌征程。
　　中国必然会从1949年以前的卑微状况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必然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最文明的国家，就象40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的那样。这是清醒的人们都坚信不疑的，在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中，其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的是这么三个中国人：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


　　当然，中国现在和未来也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会存在危机，这些问题有很多是朱镕基的改革造成的，但是哪个时代又没有问题和危机呢？有问题有危机本来就是国家社会的常态。



　　我认为评价朱镕基要站在国家民族而不是个人立场才能够看得清楚。说得严重一点，总理推行他极其艰难的改革甚至是冒了生命危险的。总理一心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丝毫不计个人得失毁誉，其高贵情操值得所有人敬畏。

　　更为难得的是，他成功了，他的才华和刚毅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经济跃出泥潭而进入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巨变必然也将改变整个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