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引咎辞职” 余杰[转帖]

二○○三年八月十八日，由于对今年夏天酷热气候造成的社会危害应对不力，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哈伊姆引咎辞职。

　　阿本哈伊姆在辞职信中说，酷热导致的流行病使很多人死亡，社会上对卫生部门应对不及时和采取措施不力指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提交了辞呈，并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释卫生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阿本哈伊姆是在卫生部长马太当天在电台发表讲话后提出辞职的。马太批评卫生总局等部门在危机期间表现欠佳，对酷热引起的流行病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没有预警，未能及时准确地向卫生部通报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马太说，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被控制。马太指出，虽然卫生部门随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对危机处理不及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合民众的抱怨，阿本哈伊姆其实并非“必须”辞职，有关部门也并没有启动让他下台的程序。但是，显然阿本哈伊姆是一个有羞耻感的官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失误，他认为自己应当为之付出代价和承担责任，他是人民的公仆而并非人民的主人。阿本哈伊姆的辞职显示了民主社会的诸多优越性：新闻舆论的自由，人民有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官员有责任感和起码的良知。而这一切在极权主义的中国还是天方夜谭。

　　就在阿本哈伊姆辞职的当天晚上十点钟，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就搞好当前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进行了紧急安排部署。十九日的《山西日报》报道说，会议要求，全省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从八月十九日零时起停产整顿一周。

　　进入今年八月中旬以来，山西省连续发生三起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八月十一日，大同市杏儿沟煤矿风井发生瓦斯爆炸，四十三人死亡；八月十四日，阳泉煤业集团公司三矿裕公井在排放瓦斯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二十八人死亡；八月十八，晋中市左权县辽阳镇河南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九人死亡，十八人被困井下，生还可能性极小。

　　在此次电话会议上，山西省省长刘振华要求：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他说：“一是安全生产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几起事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二是近期发生的三起事故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是没有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位置，嘴上讲安全，心里想挣钱的结果；三是安全管理松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四是安全管理职能部门把关不严，许多环节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段话依然是中共体制类司空见惯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刘振华利用事故让自己的“总结概括”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中共官僚的“基本素质”。很明显，刘振华是不会“引咎辞职”的，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要一直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呢。因此，即使再发生一百起矿难、再死亡一千名矿工，他都不会“引咎辞职”。

　　如果因为仅仅对高温酷暑应对不足，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就应当辞职；那幺，因为连续不断发生特大矿难，山西省乃至中央主管部位的官员当中就应当有几十人、几百人辞职。短短一个星期山西就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三次死亡矿工人数之和接近百人，如此密集的事故发生率和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即使在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极为罕见。法国卫生部门对高温应对不足与中国政府对安全生产的漠视显然是不同的性质：某些公民在高温酷暑中突发疾病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地带；而公民在矿难中悲惨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什幺样的责任，则是一个清晰明白的界线。正是权力部门的纵容以及背后的黑幕买卖，才导致许多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矿井的非法开采和长期开工。在这一系列背后复杂的交易中，唯一被牺牲的就是矿工的生命安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口口声声宣扬“三个代表”、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却卑贱如猪狗，这是何等的讽刺和悲哀啊——在繁峙矿难中，死难矿工的尸体就是被老板们胡乱扔到了荒郊野岭，他们生前没有自由和幸福，死后也没有尊严和安宁。

　　在中共体制内部，不会出现像阿本哈伊姆这样有羞耻之心的官员。在几个月前萨斯病毒肆虐的时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信口雌黄、掩耳盗铃，当真相被曝光于全世界面前之后，他依然没有“引咎辞职”，一直硬撑到上面一纸罢免令下达。在被免职之后，人们（包括萨斯中的死难者的家属）也从来没有听到张文康说过一句自责、道歉和忏悔的话。同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之后，山西省的各级官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表谈话，向矿难中死亡矿工的家属表示道歉和愧疚——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慰问”和“关怀”；也没有一个官员——大到省长，小到乡长——提出要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对于已经是“封疆大吏”的陕西省省长刘振华来说，矿工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草叶，他之所以关心这些矿难，仅仅是因为矿难造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矿难将“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这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过于频繁的矿难，有可能使得他的官位不稳，使得他进一步的升迁受阻。在刘大巡抚心目中，“政治”、“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自己的官位和权柄，显然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典型的冷酷而僵化的中共高级官员的思维，这种思维脱胎于“六四”大屠杀中王震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每一次矿难死难者的鲜血，都呼应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对于天安门广场的悲剧没有恻隐之心的官僚，同样不会对死难的矿工有恻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矿工们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一样，不是死于偶然的事故，而是死于残酷的谋杀。

　　这一切的罪恶，都根源于习惯于“瞒”和“骗”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基层官员和矿井承包商们一致认为，如果矿难不被曝光，如果可以瞒天过海，那幺即使将死难矿工们毁尸灭迹也在所不惜。在去年的繁峙矿难中，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的，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像刘振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当然也乐得被基层“欺骗”，基层“欺骗”了他，他再去“欺骗”中央。这个官场，本来就是一个骗子的舞台。蹩脚的演员们永远不退场。二○○三年八月十八日，由于对今年夏天酷热气候造成的社会危害应对不力，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哈伊姆引咎辞职。

　　阿本哈伊姆在辞职信中说，酷热导致的流行病使很多人死亡，社会上对卫生部门应对不及时和采取措施不力指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提交了辞呈，并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解释卫生部门所采取的行动。

　　阿本哈伊姆是在卫生部长马太当天在电台发表讲话后提出辞职的。马太批评卫生总局等部门在危机期间表现欠佳，对酷热引起的流行病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没有预警，未能及时准确地向卫生部通报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马太说，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被控制。马太指出，虽然卫生部门随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对危机处理不及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合民众的抱怨，阿本哈伊姆其实并非“必须”辞职，有关部门也并没有启动让他下台的程序。但是，显然阿本哈伊姆是一个有羞耻感的官员，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和失误，他认为自己应当为之付出代价和承担责任，他是人民的公仆而并非人民的主人。阿本哈伊姆的辞职显示了民主社会的诸多优越性：新闻舆论的自由，人民有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官员有责任感和起码的良知。而这一切在极权主义的中国还是天方夜谭。

　　就在阿本哈伊姆辞职的当天晚上十点钟，山西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就搞好当前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发生进行了紧急安排部署。十九日的《山西日报》报道说，会议要求，全省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从八月十九日零时起停产整顿一周。

　　进入今年八月中旬以来，山西省连续发生三起煤矿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八月十一日，大同市杏儿沟煤矿风井发生瓦斯爆炸，四十三人死亡；八月十四日，阳泉煤业集团公司三矿裕公井在排放瓦斯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二十八人死亡；八月十八，晋中市左权县辽阳镇河南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九人死亡，十八人被困井下，生还可能性极小。

　　在此次电话会议上，山西省省长刘振华要求：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他说：“一是安全生产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几起事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二是近期发生的三起事故都属于重大责任事故，是没有真正把安全工作放在头等位置，嘴上讲安全，心里想挣钱的结果；三是安全管理松懈，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四是安全管理职能部门把关不严，许多环节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段话依然是中共体制类司空见惯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刘振华利用事故让自己的“总结概括”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中共官僚的“基本素质”。很明显，刘振华是不会“引咎辞职”的，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还要一直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呢。因此，即使再发生一百起矿难、再死亡一千名矿工，他都不会“引咎辞职”。

　　如果因为仅仅对高温酷暑应对不足，法国卫生总局局长就应当辞职；那幺，因为连续不断发生特大矿难，山西省乃至中央主管部位的官员当中就应当有几十人、几百人辞职。短短一个星期山西就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三次死亡矿工人数之和接近百人，如此密集的事故发生率和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即使在军阀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极为罕见。法国卫生部门对高温应对不足与中国政府对安全生产的漠视显然是不同的性质：某些公民在高温酷暑中突发疾病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暧昧的灰色的地带；而公民在矿难中悲惨死亡，政府部门应当承担什幺样的责任，则是一个清晰明白的界线。正是权力部门的纵容以及背后的黑幕买卖，才导致许多不符合生产条件的矿井的非法开采和长期开工。在这一系列背后复杂的交易中，唯一被牺牲的就是矿工的生命安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口口声声宣扬“三个代表”、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却卑贱如猪狗，这是何等的讽刺和悲哀啊——在繁峙矿难中，死难矿工的尸体就是被老板们胡乱扔到了荒郊野岭，他们生前没有自由和幸福，死后也没有尊严和安宁。

　　在中共体制内部，不会出现像阿本哈伊姆这样有羞耻之心的官员。在几个月前萨斯病毒肆虐的时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信口雌黄、掩耳盗铃，当真相被曝光于全世界面前之后，他依然没有“引咎辞职”，一直硬撑到上面一纸罢免令下达。在被免职之后，人们（包括萨斯中的死难者的家属）也从来没有听到张文康说过一句自责、道歉和忏悔的话。同样，在一个星期之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矿难之后，山西省的各级官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表谈话，向矿难中死亡矿工的家属表示道歉和愧疚——有的只是居高临下的“慰问”和“关怀”；也没有一个官员——大到省长，小到乡长——提出要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对于已经是“封疆大吏”的陕西省省长刘振华来说，矿工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草叶，他之所以关心这些矿难，仅仅是因为矿难造成了“政治问题”，因为矿难将“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在这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过于频繁的矿难，有可能使得他的官位不稳，使得他进一步的升迁受阻。在刘大巡抚心目中，“政治”、“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自己的官位和权柄，显然比老百姓的生命更加重要。这是典型的冷酷而僵化的中共高级官员的思维，这种思维脱胎于“六四”大屠杀中王震的名言：“杀他个二十万，换来二十年的安定团结！”每一次矿难死难者的鲜血，都呼应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青年学生和市民的鲜血。对于天安门广场的悲剧没有恻隐之心的官僚，同样不会对死难的矿工有恻隐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矿工们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一样，不是死于偶然的事故，而是死于残酷的谋杀。

　　这一切的罪恶，都根源于习惯于“瞒”和“骗”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基层官员和矿井承包商们一致认为，如果矿难不被曝光，如果可以瞒天过海，那幺即使将死难矿工们毁尸灭迹也在所不惜。在去年的繁峙矿难中，他们就是这样尝试的，而且差一点就成功了。而像刘振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当然也乐得被基层“欺骗”，基层“欺骗”了他，他再去“欺骗”中央。这个官场，本来就是一个骗子的舞台。蹩脚的演员们永远不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