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世界”：从郭嵩焘到吴建民

外国人提出了中国模式，一些中国人觉得很鼓劲，吴建民认为，中国人图虚名，遭实祸，过去几十年已经吃了很多大亏，一些极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历时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几代中国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但是，由于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积淀太深，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坎坷不平，几经反复，迄今仍未完成。但是，正如孙文所看到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试图以逆现代化来螳臂当车，或者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裹挟民意、闭关锁国，迄今已无可能。

从晚清的郭嵩焘到当代的吴建民，这些体制内的开明者睁眼看世界，为国家体制的变革，为推动中国的进步大声疾呼。两者之间横跨一百多年，而他们的命运也惊人地相似。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郭嵩焘作为清廷的首位驻英法公使，远渡重洋。他视野开阔，心态开放且善于学习，远远超越了清廷绝大多数士大夫对西方的认知。郭嵩焘非常留意英国的议会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他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建议。在他看来，英国的两党议会政治，高过了中国的三代之政。在对外交往中，郭嵩焘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然而，在国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以郭嵩焘著作《使西纪程》为靶子，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清流派李鸿藻、张佩纶等人，也群起而攻之。受命制衡他的刘锡鸿，先是担任副使，其后又任驻德公使。他对郭嵩焘多加诋毁，称之为“汉奸”，并列举出郭嵩焘的十大罪状，对其攻讦诬陷。两次鸦片战争之败，并没有惊醒“天朝上国”统治者和士人“文明优越”的美妙幻觉，举国上下，理解郭嵩焘的人寥寥无几。1879年回国后，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清廷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制度的优越与拙劣，事实胜于雄辩。与郭嵩焘一起出洋的刘锡鸿，在官场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坏乱风俗，可是，按照学者秦晖的研究，在私下里，刘锡鸿本人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堪称“晚清毕福剑”。刘锡鸿和陈兰彬（首任驻美公使）都是如此，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陈兰彬说的甚至比郭嵩焘讲的还要好。刘锡鸿在官场上讲的是一套，但是在日记中甚至比郭嵩焘还要推崇英国。而且刘锡鸿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怀疑是形象工程，于是推托说身体不舒服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监狱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刘锡鸿进去看了，觉得真的是不错。

不仅如此，刘锡鸿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因为都是东亚人，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使馆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老百姓都知道，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即“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了之后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刘锡鸿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由此可见，不仅体制内的开明官员郭嵩焘已经认识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连刘锡鸿这样固守华夷观念，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守旧者，也感受到了英国的民主制度优于清朝的皇权专制。辛亥革命的成功，既依赖于武昌起义的局部和地方事件，也依赖于各省体制内开明官员的呼应与配合。没有后者在各省一一宣布独立，很难料想辛亥革命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孙文、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有力的推动者，而那些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同样也是这一历程的有力推手。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皇权专制主义戕害中国太久，那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一次又一次遭遇重挫，成为内斗的牺牲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的“革命外交”可谓代价高昂。改革开放之后，外交才趋向正常，中国才真正融入现代化的潮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强大，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抬头。

郭嵩焘被斥为“汉奸”，一百多年后的吴建民也遭遇了同样的骂名，甚至被斥为“卖国贼”。对于狭隘民族主义者，吴建民认为，他们没有看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依然固守着冷战、对抗、冲突的旧思想。一些民粹主义者宣称，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但拿到的只是价值链的低端红利，因此，中国吃亏了，受欺负了。吴建民的反驳是，其他国家也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高端，从低端到高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重新回到过去，搞自力更生，那只是缘木求鱼。

对于西方文化，吴建民保持开放的心态，提出虚心学习其优秀的一面，而不是盲目排外。外国人提出了中国模式，一些中国人觉得很鼓劲，吴建民认为，中国人图虚名，遭实祸，过去几十年已经吃了很多大亏，一些极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对于民主，吴建民表示了价值的认同，但是对于民主化的具体模式和进程，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

周有光先生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显然，吴建民就是体制内“从世界看中国”的代表人物。他看到了全球化的潮流，也看清了中国未来的道路。尽管遭到一些人的攻讦和非难，支持吴建民的人远远多于反对者。在仕途上，他没有像郭嵩焘一样，遭遇体制的冷落和打压；在社会上，也没有遭遇一边倒的责难和羞辱。由此可见，百年之后的中国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中国现代化步履沉重，尽管核心的制度变革久未开启，但是，我们既有一批体制外的知识人和行动者，也有吴建民这样体制内开明的变革者，他们构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力。即便现实依然严峻，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外国人提出了中国模式，一些中国人觉得很鼓劲，吴建民认为，中国人图虚名，遭实祸，过去几十年已经吃了很多大亏，一些极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历时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几代中国人筚路蓝缕，奋发图强。但是，由于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积淀太深，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坎坷不平，几经反复，迄今仍未完成。但是，正如孙文所看到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试图以逆现代化来螳臂当车，或者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裹挟民意、闭关锁国，迄今已无可能。

从晚清的郭嵩焘到当代的吴建民，这些体制内的开明者睁眼看世界，为国家体制的变革，为推动中国的进步大声疾呼。两者之间横跨一百多年，而他们的命运也惊人地相似。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郭嵩焘作为清廷的首位驻英法公使，远渡重洋。他视野开阔，心态开放且善于学习，远远超越了清廷绝大多数士大夫对西方的认知。郭嵩焘非常留意英国的议会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财政制度，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他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建议。在他看来，英国的两党议会政治，高过了中国的三代之政。在对外交往中，郭嵩焘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然而，在国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以郭嵩焘著作《使西纪程》为靶子，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清流派李鸿藻、张佩纶等人，也群起而攻之。受命制衡他的刘锡鸿，先是担任副使，其后又任驻德公使。他对郭嵩焘多加诋毁，称之为“汉奸”，并列举出郭嵩焘的十大罪状，对其攻讦诬陷。两次鸦片战争之败，并没有惊醒“天朝上国”统治者和士人“文明优越”的美妙幻觉，举国上下，理解郭嵩焘的人寥寥无几。1879年回国后，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清廷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制度的优越与拙劣，事实胜于雄辩。与郭嵩焘一起出洋的刘锡鸿，在官场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坏乱风俗，可是，按照学者秦晖的研究，在私下里，刘锡鸿本人讲的比郭嵩焘还厉害，堪称“晚清毕福剑”。刘锡鸿和陈兰彬（首任驻美公使）都是如此，陈兰彬说中国不能派留学生到美国，因为美国是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一到美国就都学坏了。郭嵩焘说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薛福成还不相信，去问陈兰彬，陈兰彬说的甚至比郭嵩焘讲的还要好。刘锡鸿在官场上讲的是一套，但是在日记中甚至比郭嵩焘还要推崇英国。而且刘锡鸿是个聪明人，为了了解英国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当时英国官方请他去参观监狱，他怀疑是形象工程，于是推托说身体不舒服没去。但是，他偷偷地把英国监狱的地址给记了下来，有一天带领几个人跑到街上说去买东西，走到监狱附近，突然说我们要进去看看。英国人事先没准备，后来问了问外交部，外交部说那就让他们去吧，结果刘锡鸿进去看了，觉得真的是不错。

不仅如此，刘锡鸿对英国民主制度下的很多机制了解得非常清楚。日本在英国也有公使，因为都是东亚人，日本公使经常到中国使馆做客。有一次中日两国使节感叹说，我们现在国家财政很困难，老百姓都不愿意交税，西方政府怎么有那么多钱呢?他们的老百姓交税都很积极。这时候刘锡鸿说，那当然了，他们的税收都是议会讨论的，议会都是老百姓授权的，他们征什么税老百姓都知道，征的这个税是老百姓同意做一些公共的事，而且是老百姓通过程序表决的，即“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家当然愿意交了。我们的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了之后干什么，好像也不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谁愿意交呢？刘锡鸿说了这句话以后，连郭嵩焘都觉得想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由此可见，不仅体制内的开明官员郭嵩焘已经认识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连刘锡鸿这样固守华夷观念，以正统儒家自居的守旧者，也感受到了英国的民主制度优于清朝的皇权专制。辛亥革命的成功，既依赖于武昌起义的局部和地方事件，也依赖于各省体制内开明官员的呼应与配合。没有后者在各省一一宣布独立，很难料想辛亥革命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孙文、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有力的推动者，而那些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同样也是这一历程的有力推手。

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皇权专制主义戕害中国太久，那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一次又一次遭遇重挫，成为内斗的牺牲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的“革命外交”可谓代价高昂。改革开放之后，外交才趋向正常，中国才真正融入现代化的潮流。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强大，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抬头。

郭嵩焘被斥为“汉奸”，一百多年后的吴建民也遭遇了同样的骂名，甚至被斥为“卖国贼”。对于狭隘民族主义者，吴建民认为，他们没有看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依然固守着冷战、对抗、冲突的旧思想。一些民粹主义者宣称，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但拿到的只是价值链的低端红利，因此，中国吃亏了，受欺负了。吴建民的反驳是，其他国家也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高端，从低端到高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重新回到过去，搞自力更生，那只是缘木求鱼。

对于西方文化，吴建民保持开放的心态，提出虚心学习其优秀的一面，而不是盲目排外。外国人提出了中国模式，一些中国人觉得很鼓劲，吴建民认为，中国人图虚名，遭实祸，过去几十年已经吃了很多大亏，一些极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对于民主，吴建民表示了价值的认同，但是对于民主化的具体模式和进程，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

周有光先生提出，“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显然，吴建民就是体制内“从世界看中国”的代表人物。他看到了全球化的潮流，也看清了中国未来的道路。尽管遭到一些人的攻讦和非难，支持吴建民的人远远多于反对者。在仕途上，他没有像郭嵩焘一样，遭遇体制的冷落和打压；在社会上，也没有遭遇一边倒的责难和羞辱。由此可见，百年之后的中国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中国现代化步履沉重，尽管核心的制度变革久未开启，但是，我们既有一批体制外的知识人和行动者，也有吴建民这样体制内开明的变革者，他们构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合力。即便现实依然严峻，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