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的习仲勋

1945年4月，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届中央委员会所有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32岁的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

1945年7月，国民党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调集9个师兵力，先后进占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大片地域，明目张胆搞起了摩擦。为了迅速收复失地，中共中央指示贺龙指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南线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南线部队向敌人进行反击。张宗逊、习仲勋等人到任后，决心在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军事要点爷台山守敌，严厉打击敌人的气焰。8月8日，爷台山反击作战开始。参战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近战夜战歼敌的打法，勇猛攻击，仅两天多时间就收复了爷台山等阵地，歼灭守敌5个连及1个营部，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其他反击部队也相继击溃了敌人。张宗逊、习仲勋命令全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驱逐出边区，收复了全部失地。

爷台山反击作战后，习仲勋便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形势变化很快，中共中央紧急调整了各战略区的布局。当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曾想让习仲勋和高岗一同去东北，或是随陈毅去华东。然而毛泽东考虑再三，认为西北地方领导人中以高岗和习仲勋最为根基深厚，已决定高岗去东北工作，习仲勋要是再走恐怕会对西北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决定将习仲勋留下，领导中共西北局工作。在原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赴东北工作后，中央改组了西北局，由彭德怀、习仲勋分任正副书记。由于彭德怀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军务繁重，故西北局工作主要由习仲勋主持。同时，习仲勋还兼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职务。

解放战争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作，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牵制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6年10月，习仲勋还成功策动驻守波罗堡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6师，并开赴延安整训。毛泽东非常高兴，还在习仲勋的陪同下接见了骑兵第6师营以上干部。194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一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3月，胡宗南指挥20多万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保存力量，牵制敌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转战。同时，中央军委下令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并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新的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也分前后方行动。此后，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连续取得了西北战场上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并进军陇东、三边地区，连续吃掉国民党军4个旅部、13个团和2个保安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沉重打击了胡宗南所部的进攻气焰。彭德怀的领导风格向来是大包大揽，因此中央也长期让他司令政委一肩挑。然而对于比他小15岁的小老弟习仲勋，彭德怀却是非常尊敬和倚重。据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交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由于战事紧张，条件简陋，彭德怀和习仲勋还常常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对于习仲勋所起的重要作用，彭德怀是心知肚明。1947年7月，部队在靖边休整时，他曾当面对习仲勋表示：“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当初毛泽东坚持将习仲勋留在西北工作，确实显示出了远大的目光。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乃至后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发电报，长期都是彭德怀、习仲勋并列，有时还以“彭习军”代指。日后坊间所传的“彭习大军”，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历史地来看，与口口相传的“刘邓大军”、“陈粟大军”相比较，“彭习大军”的实际意义就不足了，习仲勋在部队中所起的作用也远远比不上邓小平、粟裕。不过，习仲勋在军队中的历史地位，却也由此而奠定。

由于西北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情况差，西北野战兵团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指战员们长期饿着肚子打仗。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各个战场的配合作战，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方针与部署。为了进一步支持西北战场，中央决定给晋绥区压担子，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区的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会上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前委，由彭德怀任书记。会后又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职务不变。同时决定习仲勋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领导西北局与贺龙共同负责后方的党政军民学工作。贺龙是招兵买马、搞财经的好手，习仲勋则熟悉西北情况，二人配合默契，对两区的党政军和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采取开展土地改革，统一生产建设，统筹财政收支，加强金融贸易等措施，筹粮筹兵，生产节约，支援前线，有效保障了战争的需要。

当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后，由于以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团在晋绥区的试点成果带有严重的“左”的偏向，而在中央负责全国土改的刘少奇又急于求成，指示将康、陈的土改试点经验大加贯彻，导致晋绥区土改运动出现了乱整、乱划、打人、杀人成风的混乱局面。并且这一趋势逐渐向陕甘宁边区漫延，闹得陕甘宁也是鸡飞狗跳。习仲勋很快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问题，感到情况严重，非常忧虑。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共中央的一项伟大决策，关系到争取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农民为同盟军的成败大业，一旦出了问题，影响是全局性的。但是群众运动已经起来，政治气氛非常狂热，“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党员干部都被当场打杀，贸然提出反对意见是颇有风险的。然而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习仲勋毅然上书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提出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1948年1月9日，毛泽东批示和转发了习仲勋的这份报告，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向全党发出指示，此后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极“左”现象得到了逐步纠正。
进入1948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全面向好，西北战场也取得了节节胜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并乘胜打向外线。1948年5月，西北局机关迁回延安，驻王家坪办公。由于彭德怀主要领导西北野战军工作，根据中央决定，由习仲勋接任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这一时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又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3月，习仲勋赴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为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改组了中共西北局，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二、三书记，习仲勋负责西北局日常工作。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同时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不久贺龙奉命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并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共同筹组中共西南局及西南军政委委员会。而彭德怀也指挥第一野战军横扫西北，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胜利结束了西北解放战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50年2月再次改组了中共西北局，由彭德怀任第一书记，习仲勋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

至此，习仲勋以中共西北党政军第二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彭德怀经营西北，肃匪反霸，实行土改，团结各民族力量，医治战争疮伤，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习仲勋被选为军委委员。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于1950年10月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习仲勋又代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全面接管大西北的建设工作。在当时的大区中央局书记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
1945年4月，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届中央委员会所有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32岁的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

1945年7月，国民党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调集9个师兵力，先后进占了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大片地域，明目张胆搞起了摩擦。为了迅速收复失地，中共中央指示贺龙指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南线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南线部队向敌人进行反击。张宗逊、习仲勋等人到任后，决心在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军事要点爷台山守敌，严厉打击敌人的气焰。8月8日，爷台山反击作战开始。参战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近战夜战歼敌的打法，勇猛攻击，仅两天多时间就收复了爷台山等阵地，歼灭守敌5个连及1个营部，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其他反击部队也相继击溃了敌人。张宗逊、习仲勋命令全线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驱逐出边区，收复了全部失地。

爷台山反击作战后，习仲勋便调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形势变化很快，中共中央紧急调整了各战略区的布局。当时一度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曾想让习仲勋和高岗一同去东北，或是随陈毅去华东。然而毛泽东考虑再三，认为西北地方领导人中以高岗和习仲勋最为根基深厚，已决定高岗去东北工作，习仲勋要是再走恐怕会对西北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决定将习仲勋留下，领导中共西北局工作。在原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赴东北工作后，中央改组了西北局，由彭德怀、习仲勋分任正副书记。由于彭德怀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军务繁重，故西北局工作主要由习仲勋主持。同时，习仲勋还兼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职务。

解放战争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作，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牵制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6年10月，习仲勋还成功策动驻守波罗堡的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第6师，并开赴延安整训。毛泽东非常高兴，还在习仲勋的陪同下接见了骑兵第6师营以上干部。194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一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3月，胡宗南指挥20多万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保存力量，牵制敌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转战。同时，中央军委下令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并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新的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也分前后方行动。此后，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连续取得了西北战场上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并进军陇东、三边地区，连续吃掉国民党军4个旅部、13个团和2个保安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沉重打击了胡宗南所部的进攻气焰。彭德怀的领导风格向来是大包大揽，因此中央也长期让他司令政委一肩挑。然而对于比他小15岁的小老弟习仲勋，彭德怀却是非常尊敬和倚重。据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交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由于战事紧张，条件简陋，彭德怀和习仲勋还常常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对于习仲勋所起的重要作用，彭德怀是心知肚明。1947年7月，部队在靖边休整时，他曾当面对习仲勋表示：“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当初毛泽东坚持将习仲勋留在西北工作，确实显示出了远大的目光。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乃至后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发电报，长期都是彭德怀、习仲勋并列，有时还以“彭习军”代指。日后坊间所传的“彭习大军”，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历史地来看，与口口相传的“刘邓大军”、“陈粟大军”相比较，“彭习大军”的实际意义就不足了，习仲勋在部队中所起的作用也远远比不上邓小平、粟裕。不过，习仲勋在军队中的历史地位，却也由此而奠定。

由于西北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情况差，西北野战兵团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指战员们长期饿着肚子打仗。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各个战场的配合作战，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方针与部署。为了进一步支持西北战场，中央决定给晋绥区压担子，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区的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会上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前委，由彭德怀任书记。会后又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职务不变。同时决定习仲勋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领导西北局与贺龙共同负责后方的党政军民学工作。贺龙是招兵买马、搞财经的好手，习仲勋则熟悉西北情况，二人配合默契，对两区的党政军和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采取开展土地改革，统一生产建设，统筹财政收支，加强金融贸易等措施，筹粮筹兵，生产节约，支援前线，有效保障了战争的需要。

当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后，由于以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团在晋绥区的试点成果带有严重的“左”的偏向，而在中央负责全国土改的刘少奇又急于求成，指示将康、陈的土改试点经验大加贯彻，导致晋绥区土改运动出现了乱整、乱划、打人、杀人成风的混乱局面。并且这一趋势逐渐向陕甘宁边区漫延，闹得陕甘宁也是鸡飞狗跳。习仲勋很快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问题，感到情况严重，非常忧虑。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共中央的一项伟大决策，关系到争取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农民为同盟军的成败大业，一旦出了问题，影响是全局性的。但是群众运动已经起来，政治气氛非常狂热，“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党员干部都被当场打杀，贸然提出反对意见是颇有风险的。然而出于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习仲勋毅然上书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提出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1948年1月9日，毛泽东批示和转发了习仲勋的这份报告，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向全党发出指示，此后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极“左”现象得到了逐步纠正。
进入1948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全面向好，西北战场也取得了节节胜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并乘胜打向外线。1948年5月，西北局机关迁回延安，驻王家坪办公。由于彭德怀主要领导西北野战军工作，根据中央决定，由习仲勋接任西北局书记，马明方任副书记。这一时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1949年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又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3月，习仲勋赴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为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改组了中共西北局，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一、二、三书记，习仲勋负责西北局日常工作。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同时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不久贺龙奉命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并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共同筹组中共西南局及西南军政委委员会。而彭德怀也指挥第一野战军横扫西北，相继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胜利结束了西北解放战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50年2月再次改组了中共西北局，由彭德怀任第一书记，习仲勋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

至此，习仲勋以中共西北党政军第二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彭德怀经营西北，肃匪反霸，实行土改，团结各民族力量，医治战争疮伤，改善人民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习仲勋被选为军委委员。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于1950年10月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习仲勋又代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全面接管大西北的建设工作。在当时的大区中央局书记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