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主教致信未赴梵蒂冈中国主教

就是要强硬啊

呵呵，可惜，现在不是 宗教裁判所 大行其道的时代了。否则，没准儿能把中国政府扣个“异端”的帽子来个“火刑”（缺席执行）呢[em01][em01][em01]

一个教廷，理他做甚？！[em05][em05][em05]

PS：1，我尊重所有人各自的信仰；2，我讨厌那些所谓“教宗”在政治问题上的JJYY；3，更对 梵帝冈 当年和 纳粹 勾结在一起做的那些勾当感到恶心！

3楼的，有些不知道幕后的事情请不要枉下评论。
关于梵蒂冈教廷和政府之间有很多特别的故事呢，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也比较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民众要比信仰佛教的民众来的虔诚和谦和，用政治的术语来讲，比较容易被“控制”。
因此和教廷保持一定的接触，但是不发生过多的联系，形式上采用“三自爱”方式是国内政权机构的既定方针和政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4 4:03:43编辑过]

梵蒂冈敌视中国的态度其实没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建交呢?

有趣啊！！

偶对此表示警惕

敌人经常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新教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听外国人的话！！

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民众要比信仰佛教的民众来的虔诚和谦和，用政治的术语来讲，比较容易被“控制”。
因此和教廷保持一定的接触，但是不发生过多的联系，形式上采用“三自爱”方式是国内政权机构的既定方针和政策。

你这话可有任何依据吗？

请问先生你可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吗？如是，凭你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天主教/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态度，难怪在历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对异教发起的战争是最多的。相反却是你所看不起的佛教、道教非常“谦和”的接受了来自异族的其他宗教。

楼上的说得好!
凭什么说天主教就比别的宗教谦和?

[B]以下是引用[I]jackson_lu[/I]在2005-10-24 2:46:00的发言：[/B][BR]3楼的，有些不知道幕后的事情请不要枉下评论。
关于梵蒂冈教廷和政府之间有很多特别的故事呢，特别提醒一点的是，也比较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民众要比信仰佛教的民众来的虔诚和谦和，用政治的术语来讲，比较容易被“控制”。
因此和教廷保持一定的接触，但是不发生过多的联系，形式上采用“三自爱”方式是国内政权机构的既定方针和政策。

有人驳斥了，我也就不用说了。

天主教符合邪教的一切定义，我实在看不出和邪教有任何区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24 20:49:54编辑过]

呵呵，不想过于表达..........
纠正一下，最近去过几个教堂，几所庙宇，唯一感觉到的是教堂的神圣，教义都是通俗易懂。讲的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熟悉乃至不熟悉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去赞扬。如果是错的，就应该用自己的爱去感化和教育........

反观庙宇则体现出的压抑和势力，烧香要钱，入门要钱，拜的都是释迦牟尼，观世音，无量佛，求的是钱，子，势、官，功名...........求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呵呵，反差巨大呀。
唯一可惜的是，我二者都不是教徒，去的只是好玩和学习............

还补充一点，不了解洋教的朋友可去看看圣经，里面分新约和旧约，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心理的安慰。
佛教吗，只要你看得懂也许，道理上有相似的地方，可惜我看不懂，都是梵文............
去庙里问一下老和尚念的什么经也行，不过偶感觉这个经好像是念给自己听的。。
[em01][em01][em01]

楼上的，你觉得现在的庙宇跟佛教还能有多大关系？拿收钱来说事。。。那是各地方旅游局的收入来源，干佛教屁事？求神拜佛许愿那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被庸俗化的一个表现而已，跟佛教的教旨本身就是矛盾的。评判一个宗教是否更应该看重其教义?
佛说“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比较原始的无神论)，佛祖的伟大(按佛教徒的立场来说)在于他是最先看透轮回本质，跳出轮回达到涅磐。
基督则说“上帝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还有那个什么末世大审判，什么信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
哪个更压抑和势力?
至于为什么现在的庙宇里都是这样的，一方面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后产生了一些好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于现在的佛教按佛祖所言已经处于末法的阶段，佛教已经不再是正法(佛祖创建佛教之后五百年)和像法(一千年)时代那样纯正鸟.

[B]以下是引用[I]jackson_lu[/I]在2005-10-24 21:57:00的发言：[/B][BR]还补充一点，不了解洋教的朋友可去看看圣经，里面分新约和旧约，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些心理的安慰。
佛教吗，只要你看得懂也许，道理上有相似的地方，可惜我看不懂，都是梵文............
去庙里问一下老和尚念的什么经也行，不过偶感觉这个经好像是念给自己听的。。
[em01][em01][em01]

佛经也有汉译本，有什么看不懂的？而梵文的部分在佛教中称做咒，恰恰是整个佛经的精华，佛教认为佛教的教义到了至深至精至妙处是不可言的，必须由自己去领悟才能够得到。总之你可以视佛教如“相对论”，别人可以给你讲它的道理，但是如果你不自己去领悟的话是永远不可能明白的，这就是所谓的自修了。
“去庙里问一下老和尚念的什么经也行，不过偶感觉这个经好像是念给自己听的。。”
要不念给谁听？佛不象上帝，非要天天都听别人称颂他。。。

看圣经就像看笑话。让周星驰教育教育你吧。

[URL=http://www.cjdby.net/dispbbs.asp?BoardID=13&ID=210816&replyID=&skin=1][/URL]

[B]以下是引用[I]jackson_lu[/I]在2005-10-24 21:51:00的发言：[/B][BR]呵呵，不想过于表达..........
纠正一下，最近去过几个教堂，几所庙宇，唯一感觉到的是教堂的神圣，教义都是通俗易懂。讲的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熟悉乃至不熟悉的），如果是对的就要去赞扬。如果是错的，就应该用自己的爱去感化和教育........

反观庙宇则体现出的压抑和势力，烧香要钱，入门要钱，拜的都是释迦牟尼，观世音，无量佛，求的是钱，子，势、官，功名...........求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呵呵，反差巨大呀。
唯一可惜的是，我二者都不是教徒，去的只是好玩和学习............

现在中国的教会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自然好些。
不过看看历史上的“十一税”“免罪符”，也是确凿在案，为自己内部（比如因此产生的新教）所批判。佛徒道徒虽俗，不伪饰、真也！

问题看来被延伸开来了，本来没有佛教的经历，也不懂得洋教中所谓得罪与非罪，我看宗教是在做为传统文化这一层面上的，既是说，如何利用宗教本身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岌和人性善良的传播。
就是论是的说，佛教也传承了几千年，可是具体做到了吗？好一个佛法无边，好一个立地成佛，可是那18层地狱，那风火雷电四大法王，不也是代表说人生前要积德行善，然后死后才能进入天堂,才能修炼成正果么，这和洋教中的天堂/地狱、罪与非罪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信仰是一种人们在未知事务面前，求得心理安慰的最后一种手段，打破了信仰，那么人类生活将是无任何意义的。
当前的国人就是因为失去了信仰，才使得我们当前的社会出现了如此众多的矛度和不和谐因素的。
..............话题有些敏感，就此打住吧。

[em01]

佛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可参考下面网站内的论述就是了：
http://post.baidu.com/f?kz=18450642

万能的主啊请宽恕我们

罗马教廷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难道还少了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马神甫事件”，导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签订《天津条约》 教廷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jackson_lu
你去认真研究以下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再说话吧.
那些拜佛象,积公德妄想死后去西方极乐的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支,净土宗
真正在中国佛教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是禅宗.而禅宗的思想更类似于一种哲学观点.他们提倡自己更生,甚至不需要佛像寺院也可以延续下来.你可以去看看"百丈清规".
佛教是最慈悲的宗教(我觉得更准确说应该是哲学观点)比那些强迫别人信教,不信就用战争解决的宗教好多了!

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

好，就是这样

如果天主教要求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归宗，将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应该把天主教定为邪教并予以铲除！！！！！

要独立！

myymichael说得是不错，佛学在某种教派分支上是具有哲学性，可是我这里说的是如何推广和让人接守，而不是少数人的洁身自好，闭门思惮。
佛学/洋教本身出发性都是是好的，是一种对自身思维的进化方式，可是推广的手段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说点现实的，记得20多年前，我们被教育为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如果谁不信.....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呵呵，话不多说下去了。
无神论的关键就在这里，就是要某人从一个活人荣升为神，凭着一个主义，进行强行的推广，谁不服从，不仅要在思想上进行消灭，更要体现在身体上。
这个话题很严肃，如果是80年度以后出生的人，我想他们是很难去理解。
PS：就是现在在坛子里混的小朋友们，我想每年的12月24日都仍不住去找个接口去玩吧............呵呵。

天主教有一个强大跨国集权的教廷，而且是带有浓厚反华色彩的教廷，这不能不让人对它产生警惕。。何况天主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也十分的不光彩。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士安治泰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竭尽全力。他搜集情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物色基地、挑选时机、制造借口等无所不为。天主教圣言会及安治泰的劣迹和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慨，它们直接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安治泰在香港学习中国语文将近一年，就搭船前来烟台。这位“干练、伶俐、狡猾”的传教士，利用途经上海的机会，拜见了德国总领事，提出“有在中国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德国天主教的意图”（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98页）。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及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此举于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

　　作为德国政府的忠实奴仆，安治泰对德国政府侵华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德国外交部档案》第14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他利用教士云游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积极为德国统治集团侵华出谋划策。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0页）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阿里尔：《中国的扰乱》第83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意见对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是在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R·Hartwich，steyeerMissionaryinChina1879—1903年第330页）。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巨野教案协议的蓝本。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在整个过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锋的罪恶作用。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亚摄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评价和嘉奖，甚至得到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的称号。这正暴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伪善面目，是疯狂瓜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千万胶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载于《光明日报》1951年7月10日）。这是对安治泰狰狞面目的真实写照。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传教士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J·Heeren：OnTheShantongFront，第110页）。由此可见，它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

　　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在山东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和督抚平起平坐，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为书吏，对地方官更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圣言会的不少传教士经常挟持官府，欺压人民。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页）。根据这个章程，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这显然是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抬高了他们的身价。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在处理教民案件的过程中，地方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第9页）。传教士也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他们又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3929页）。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

　　外国传教士还参与对山东人民的经济掠夺。他们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在济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外国传教士们“在其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外国传教士还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号第96页）。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市玉皇顶一带买田数十亩，“建造工厂，栽种果林”。另一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当时有人说：“自有花边工业的人来，教会大富。”（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附《山东长老会概况》第276、275页）

　　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掉的。传教士们在山东的种种罪恶行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正是他们的罪行，使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山东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此基础上，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了。




《光明日报》

史不容篡改
童 軒
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后，當時歐洲處于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范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后，盡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于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沖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后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并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几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從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只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傳教士們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里，依照你們在那里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証明。”由于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并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里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板夸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划策。
由于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系，他們對于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惱火。
為了保護骯臟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毛主席指出，“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于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匯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和幫凶。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划策，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危險人物”，“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里膽怯，打算后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傳教士郭實臘從1831年到1838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1842年6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向導，協助指揮作戰。7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沖進城后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后于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后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里任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匯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并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划、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后，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云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復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匯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聯軍占領安定門控制北京后，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藝朮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侵略者供認，它是“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成群打伙沖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証，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火光熊熊的燒著，仿佛一張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仿佛像一個長期的日蝕。”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干了些什么！”“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此后，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
鴉片戰爭后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在談判過程中，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傳教士。郭實臘和馬儒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訛詐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計划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也是得力于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伯駕于1855年被認命為美國第一個傳教士駐華公使。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強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這樣，清朝政府就被迫負起了保護法國人在中國傳教的責任。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猖狂，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 ，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他們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進了條約。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占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并成為后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誠如后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占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動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說：“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于較狹窄的范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誰若打掉了執著十字架旗幟的手，誰就損害商業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后，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占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后，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占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占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歷次教案發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布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几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占房地產。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占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証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于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占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于11月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占領了那塊地方。后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占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于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參與八國聯軍的侵略及搶劫
當義和團從山東起事時，山東的外國傳教士們紛紛向各國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報》發表長篇介紹義和團的文章，結論是：“應該坦白地告訴北京政府，單單講好話的時期肯定是已經過去了，今后必須采取相應的行動。……整個中國，南起黃河，北到長城，甚至長城以北，都將暴動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國人在內地所有的事業徹底摧毀，并且在不難預測的情況下，將每一個外國人從北京天津都驅逐出境。很久以來，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發生這種變亂的危險。除非現在就采取強硬的和一致的對策，變亂一定會發生，正像任何勢必發生的事情一樣。關心防止變亂的有關人士，必須采取相應的行動。”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國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及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為美國出兵到處游說。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叫囂，“把勢力伸展到中國的好機會到了，上帝不允許我們放過這個機會。”在華外國傳教士為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搖旗吶喊。
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擴大對華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奧組成八國聯軍對我國發動了武裝進攻。在向北京進軍時，聯軍網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向導、翻譯、情報官等，在京的教會成了軍事據點和堡壘。
有的傳教士還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侵略軍的行動。任美軍情報官的天津衛理公會傳教士寶復禮（Frederick Brown）是穿軍裝的八國聯軍的情報官，還有委任狀，寫有“寶復禮牧師編入本軍，隸屬情報處”的字樣。他引導聯軍順利地攻進北京城。聯軍總司令贊賞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我在這次進軍中得到你的幫助。你對中國的知識是最有用的。”傳教士們還以高價誘使教徒為他們從被圍的使館向外面侵略軍送信。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聯軍鎮壓義和團時充當侵略軍的翻譯。在義和團包圍使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西什庫法國天主教總堂主教）樊國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給巴黎遣使會總院白登卜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被最高將領委任為連隊長……這是為了提供給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報告，我手中已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當侵略軍進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強盜在被他們打開的寶庫面前一樣。整個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軍官和士兵外，傳教士也參加了掠奪。當時法國報紙記載一個回國士兵的回憶說，“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教士們做我們的向導。”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參與搶劫，還下令教徒搶劫，從8月16日開始，連續搶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中也承認“我應該不應該下令搶劫呢？我于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后來樊自己報稱的搶劫數字是“二十萬三千零四十七兩又五十文”。但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報道稱，樊僅在一處王府家里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傳教士丁韙良說：“假若讓這座城（北京）被搶光、燒光也是應得的懲罰。”傳教士仁慈的虛假面目背后的殘忍暴露無遺。
鎮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亂筆記》中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奸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他論到傳教士時說，“關于英美傳教事業，余實不能詳細批評，但余卻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類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面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并進。……余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此所以牧師地位因為之降低。……彼輩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師者甚少，由于外國人關系者實多。中國人對于宗教一事通常極能相容。”傳教士之貪婪、丑陋形象躍然紙上。
今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百六十周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一百周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五十周年，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五十周年。值此世紀更迭、各國人民尋求理解、對話和和平之際，梵蒂岡卻在台灣所謂天主教主教團的鼓動下，別有用心地在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謂 “封聖”，企圖否定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愛國運動。我們不糾纏歷史，但絕不等于我們能夠忘記歷史。對于任何借翻歷史舊案為其反華政治目的服務，中國人民是絕不答應、絕不容忍的。
《人民日報》 (2000年09月29日第三版)

支持当局的决定。

经过,随便.

這些發生教案的直接原因追本溯源，就會發現根本症結還是在于西方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正是這些條約，賦予了外國傳教士許多特權，使傳教士和教民成為獨立于中國主權和司法之外的特權階層。保護傳教的條款列入了西方列強依靠炮艦得到的不平等條約之中，這體現出傳教利益和西方列強在華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一性，政教不分使基督教在華傳播呈現出侵略性的一面。外國傳教士與西方列強在處理教案中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關系：外國傳教士依賴各國炮艦政策的支持和保護，而各國政府則利用教案進行交涉，從中謀求更多的侵略權益。這才是教案頻仍的根本原因。在這種背景下，傳教就不再單純是宗教事務，近代反對基督教運動的性質也主要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這一點連許多外國傳教士都承認。英國傳教士宓克（Alexander Michie）在《支那教案論》中論到：“以武力強迫中國弛禁基督教，使基督徒與佛回兩種外來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礎上。因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基督教的傳布，則與中國的國恥相聯系，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中，創痛仍深。”
近代一些外國傳教士把傳教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為克服傳教道路上的障礙，他們不是用和平手段，直接訴諸于中國人對其教義的領悟﹔也不是憑借自己對上帝的虔誠，而是依靠炮艦，叫囂“只有戰爭才能開放中國給基督”。中國人從這些外國傳教士的言行中看不到他們所宣揚的“仁愛”與“寬容”，與近代基督教自己所標榜的“政教分離”、“宗教自由”正好南轅而北轍！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不幸，也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污點。由教案引起的戰爭和中外交涉中，中國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的條約，出讓更多的權益，不僅要付出巨額賠款，還要按外國傳教士的旨意處罰涉事的中國人，包括很多高官被迫辭職或外調，甚至流放、處死，給中國人帶來極大的恥辱與隱痛。在兩個世紀交接的年代里，正是義和團運動這次全國最大的教案，引發了八國聯軍對中國的瘋狂侵略，成千上萬中國平民被屠殺，巨額財富被掠奪，使中國進一步走向痛苦的深淵。

馬賴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甄實
梵蒂岡此次宣封的所謂“聖人”中，有一個名叫馬賴的人。中國人民對馬賴此人記憶猶新，他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主角，而正是西林教案，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經歷。
1、違反清朝的禁令，潛入內地傳教
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又名馬奧斯多，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甫。1844年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黃埔條約》中，雖允許法國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房屋、墳地等，但條約也明確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上海、廣州等5個通商口岸傳教，而不准私入內地活動。條約規定“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但就是這位馬賴神甫，依仗帝國主義主子的撐腰，不顧中國政府禁令，于1852年擅自潛入中國內地湖南、貴州、廣西等地活動，1855年又潛入廣西西部偏僻地區西林縣進行非法傳教活動。
2、破壞當地風俗，干涉教徒婚姻
西林縣的各族群眾都有祀奉祖先的風俗，馬賴卻視此為異端來加以反對，嚴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上墳拜祖，因而造成許多家庭、宗族糾紛。新入教的農民白三，受洗后奉命回家拆除祖先神位，遭到父母及族中長輩指責，自己也覺得不能忘本，提出退教，又受馬賴的斥責和壓制。西林是民族聚居地區，各族男女青年有較多的婚姻自由權利，馬賴卻借“教規”加以限制，規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須娶嫁教徒，如果對方不是教徒，必須等受洗入教之后才准結婚。
3、勾結貪官強盜，擴展教會勢力
馬賴在西林白山寨、常井住定后，曾多次前往貴州，所經之處多為“綠林”出沒之區。馬賴便通過當地教徒與黔桂邊境的“綠林”拉關系，想方設法利用“綠林”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左右地方紳士及官員，而“綠林”們也想依靠這位洋大人的庇護。一次，一伙土匪在攔路行劫時殺死一個婦女。事發后，凶手林某經審問供認殺人不諱，判刑斬首。“綠林”們以林某等出獄后無條件為馬賴賣命為條件，叫林某的妻子串通教徒去向馬賴求情，馬賴即備厚禮去見姓陶的縣官，經過几次討價還價，終于成交，將林犯無罪開釋。
4、違反天主教戒律，勾引奸淫婦女
天主教徒倫理生活的基本准則───“十戒”中第六戒明示：毋行邪淫。據西林定安等地的群眾揭發：馬神父對女人有特殊的愛好，他從貴州帶來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曹某，名義上是幫助傳教，實際上是他的姘婦﹔此外馬賴還千方百計引誘長相姣好的婦女入教，時常單獨和這些婦女在一起鬼混并趁機奸污女教徒﹔教徒結婚時都是由他做結婚彌撒，而他往往利用這種機會奸污新娘。
1856年，由于馬賴的種種惡行引起當地百姓的強烈憤慨，將他告到官府，新任知縣張鳴鳳秉公執法，將馬賴處死。法國以馬賴事件為借口，打出保護聖教的旗號挑起戰端，并希望此舉既能進行海外殖民擴張又能獲得國內天主教派的支持。英國政府也不甘示弱，制造了一個“亞羅號事件”為挑舋借口，終于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6月英法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該不平等條約，首次規定“天主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教”，便利了外國教會在華活動。1859年6月英法聯軍再次進攻大沽口遭清軍抗擊，英法兩國再次調兵遣將增兵，于1860年8月攻占大沽口與天津。10月上旬攻占并搶劫、焚燒北京郊外皇帝行宮圓明園，10月下旬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北京條約》起草過程中，時任北京天主教教區管理人的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孟振生（MoulyJoseph Martial贗名穆列﹒約瑟夫﹒馬夏爾，1807－1868）利用其為法國代表團擔任翻譯和文件起草人的機會，又擅自塞進傳教士可在各省租買田地的內容，借助不平等條約為其擴大宗教勢力范圍服務。孟振生，1835年來華，1846年任北京教區管理人，1856年為百隸主教，1860年他參加了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中法《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他玩了一個花招，在條約中文本中私自添加允許傳教士租買田地的文字。中法《北京條約》于1860年10月25日簽訂，中法雙方商定以法文本為標准文本，其中第六款原文是“按照1846年3月20日道光大皇帝發的上諭凡在禁教中被沒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業，均應通過法國駐華公使發還業主，中國政府應將它們連同其他附屬建筑一并交給法國公使”。孟振生在條約中文本上將上面文字譯為“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扎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以后，又擅自添加了一句法文本上沒有的關鍵性文字，即“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147頁）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占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并成為后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
外國教士與西方列強由于利益的一致而結成了一種緊密的關系，即傳教士利用炮艦下定立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為非作歹，西方列強則利用“教案”進行交涉及攫取更多的侵略權益。歷史事實說明，馬賴絕不是什么“聖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罪人。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9月29日第三版)

：“封聖”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陰謀
仲文
這次梵蒂岡在十月一日“封聖”顯然是一個精心策划的政治陰謀，但梵為了掩蓋其真實的政治意圖，往往在新聞媒體上表示冊封中國“聖人”是一場純粹的宗教活動，是表示對中國的尊敬，并倒打一耙，說中方反對“封聖”是“曲解了梵方的善意舉動”，梵蒂岡的詭辯確實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3月13日梵蒂岡信仰社評論員文章露骨地聲稱“封聖是向北京政府的挑戰”，這說明教廷“封聖”活動是經過精心策划的，具有很強的目的性。眾所周知，這次所謂的“封聖”，是台灣提出并推動的，台灣方面不愿看到中梵關系的正常化，一直在用盡各種卑鄙手段干擾和破壞。台灣主教團和樞機主教單國璽一貫蒙蔽和欺騙教廷，造遙生事，向教廷濫進讒言，拼命地鼓動教廷“封聖”，妄圖利用“封聖”問題阻撓中梵關系的改善，而教廷內部也有一股很強的反華勢力，他們從極端保守的立場出發，不愿看到中梵關系正常化，積極慫恿台灣推動“封聖”，以達到阻礙中梵關系正常化的目的。台灣主教團不能代表全中國的天主教會，教廷接受台灣方面的請求，介入中國大陸事務，就是在干涉中國內政。
此外，如果“封聖”活動僅作為純粹宗教意義上的活動，其本身是無可厚非的。但梵蒂岡的“封聖”決不是一次單純的宗教活動。它涉及對中國近代史上教案和對外國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華戰爭中作用的評價，是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重大政治問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封聖”完全是借翻歷史舊案，通過歪曲篡改歷史來為現實政治利益服務，是在利用宗教搞政治，蓄意地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抗。近年來，有些人只從文化交流傳播的角度研究傳教，沒有把傳教的研究放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這個大背景中，這是一種超政治的歷史觀。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在我國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傳教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性質。
梵蒂岡要為這些人“封聖”無非是想混淆是非，為天主教曾充當帝國主義侵略工具開脫罪責，這是對當時帝國主義對華侵略過程中教會所扮演的極不光彩的角色的肯定和美化，我們應該站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公正地審視這個問題。
歷史是一面鏡子，梵蒂岡從來都是口頭上標榜宗教的純粹性，在實際行動中卻一再地把宗教與政治強拉在一起﹔他們雖然號稱“天主的歸天主，愷撒的歸愷撒”，然而實際上卻總是要把“愷撒”的權力抓到自己的手中，以宗教的名義玩政治的把戲。
在中國的歷史上，教廷利用宗教搞政治，做過的有負于中國人民的事情太多了，從“禮儀之爭”到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教廷一直在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一起與中國人民對抗。尤其是1934年4月18日梵蒂岡率先承認日本侵略者建立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支持分裂中國并讓中國教徒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保持中立態度，這完全是對法西斯主義和侵略行徑的積極支持。這是鐵的歷史事實。大量的文字和圖片証據可以充分地証明，梵蒂岡對偽“滿洲國”的承認早已成為國際法上非法承認的典型案例。
最近教皇對天主教會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懺悔。教皇的懺悔包括了很多內容，如發動十字軍東征﹔設立宗教裁判所﹔天主教會派遣至非洲和美洲的先鋒傳教團成員，曾侵害當地住民的各項權利，鄙夷他們的文化與宗教傳統﹔天主教會經常羞辱婦女﹔天主教會曾對抗猶太教徒，造成他們承受苦難。雖然其懺悔既不具體也不徹底，雖然受害的國家和民族并不滿意，但畢竟作出了一點姿態，而教皇惟獨對其領導的天主教會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諸多罪行只字未提。我們不知道教皇是健忘還是有意回避？還是根本就不把中國人民放在眼里？我們不糾纏歷史，但決不會忘記歷史，如果我們將鐵的歷史事實披露出來，難堪的只有教廷。
人民日報

不是要皈依上帝，而是要皈依“西帝”
　　人民大學教授程蕭說，在1840年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基督教傳入中國是一場十字架追隨軍旗的強行介入，是教會以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後盾的文化征服。來華的各天主教修會或外方傳教會，是按中國的行政區域劃分主教區的；各主教區內，又有以主教座堂、總司鐸區到司鐸區的類比中國各級政權結構的組織系統，許多教堂都是擁有武裝的地主莊園，從而同中國的政治機構相對峙。一些著名的傳教士相繼在他們的駐華公使用權支援下取得了清朝官員的品級和頂戴，教會上下級來往的漢字公文採用清王朝各衙門通用的官方格式。這種種現象表明了西方列強在宗教事業上的雙重標準：他們在本國避免宗教干預政務，而在中國，則積極支援受他們保護的教會支配政治。在華的天主教會還熱衷於招納中國社會上的各種越軌之徒，如盜匪和民間教派分子。因為這些人具有虔誠的信徒所缺乏的反社會的能量，而且往往成批地加入教會。教會還通過干預訴訟等方式來支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傳教士往往熱衷於打官司，依仗其在公使支援下的勝訴來支配地方行政。在十字架和炮艦並進的歷史背景下，西方傳教士中即使屬於溫和與圓通的一派，也無不懷有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傲慢，實施著異乎尋常的、以摧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生文化為宗旨的文化征服，達到所謂的“中華歸主”。而這一目標正如章太炎所言，不是要中國人皈依上帝，而是皈依“西帝”。正是這樣的歷史邏輯，才迫使本來對各種外來的宗教信仰相當寬容的中國人民捲進了反洋教的鬥爭，產生了義和團。連當時的一些法國議員都說，中國的義和團是驅逐“情同海盜”的傳教士的正義行為，如果中國的和尚來到法國，如傳教士之行為，那麼法蘭西的愛國者將都會成為義和拳。當年在中國發生的大量教案及其匯合而成的義和團運動，不是什麼宗教信仰的衝突，或對傳教士的殘酷迫害，這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在中國社會和文化層面上的激蕩，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教會聯合侵略引起了中國軍民的大面積的反抗。
鴉片、炮艦、傳教士是西方列強侵華的三部曲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鄭師渠說，西方教會勢力在近代中國的拓展，不是一個單純的和平的文化傳播過程，相反，由於它甘心為西方殖民主義侵華政策服務，其在中國的拓展，便成了一個充滿著醜陋暴行和偽善的不光彩的文化侵略過程。鴉片、炮艦、傳教士是西方列強侵華的三部曲。十字架與炮艦互為表裏，相互為用，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外擴張的基本政策。基督教來華的傳教士從總體上看，是自覺地服務於各國的殖民政策，充當了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傳教士宣稱，“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鴉片戰爭後，西方教會勢力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在中國是拓展了，但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不是什麼上帝的福音，而是殖民主義侵略無窮的災難。傳教士構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一股惡勢力。到19世紀末，外國傳教士在華人數已多達三千餘人，其建教區40個，教會堂60多個，發展教徒80多萬人。他們憑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橫行鄉里，包攬詞訟，強佔田產，姦淫婦女，無惡不作。法國傳教士馬賴擅自潛入廣西西部傳教，劣跡斑斑。他違反天主教的戒律，利用做彌撒的機會，一再誘姦女教徒。義大利傳教士郭西德在陝西燕子砭地區傳教，同樣無惡不作。他霸佔民田，槍人財產，強迫教民給教會交租、服役。規定教民的女兒出嫁前須到教堂去"領洗”，實際上是要求西歐中世紀曾有過的“初夜權”，他趁機姦淫許多婦女。傳教士為非作歹，激起極大的憤慨。在義和團中曾出現過一個著名的揭帖，其中說，“天不下雨，地發幹，都是教堂遮住的天”。農民把教堂視作自己一切苦難的根源，全國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在帝國主義侵華中，傳教士不僅為非作歹，而且充當了帝國主義的別動隊，無視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鼓吹瓜分中國，而且他們還直接參與了帝國主義鎮壓中國人民反抗鬥爭的罪惡活動。現在，梵蒂岡卻封聖這些罪人，這是對歷史的無恥歪曲，是對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