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3:15:25
【zt】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我父亲是战斗机飞行员，小时侯一直没把他当回事，只知道吃他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还记得他不常回家，一离开家就是半年几个月。等我大点他也离休了，离开了干了大半辈子的部队很不适应，牢骚不少。很有点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老头。那个年代军人的家庭生活全国都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孩子当兵，老家需要帮助的亲戚一大堆。家里都是部队配的制式家具。孩子基本都吃过食堂。男孩玩打仗，女的玩羊拐。
后来再大点才发现这飞行员不简单呀，据说是拿黄金堆出来的。何况我父亲是从歼五之前的那几种机型（抗美援朝时期的）一直飞到歼七，一共飞了30年，期间除抗美援朝时因北京周围必须要有几架飞机留守而未去前线外（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没打下过飞机?），其他的金门炮战、福建轮战、自卫反击，对越轮战他都在一线。
在福建前线时被蒋方称为中共空军的八大金刚，经常被点名要求投奔自由，有多少两黄金在等着他。据说当时在福建前线的轮战就是双方较劲，有点象电影TOP GUN的情节，也有点象海南撞机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飞机起飞，另一方的飞机也得飞起来，b八架飞机（有时是十六架、三十二架）手拉手肩并肩沿着双方默认的界限散完步再飞回去。而且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锁定，也就是不能让对方瞄准了给你一炮。即前一架飞机返航，我方还要再飞起一架来顶上，要不然你一回头，对方冲着你的屁股给你一脚，那就是丢人了。后来一停飞，我父亲就不想干了，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主动提出离休，到现在又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侯到我们院里的军人服务社，发现里面从领导到售货员都是女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寡妇，前飞行员家属。飞机在天上发生任何一点故障，或者飞行员遇到任何没见过的险情，一不留神就成烈士了。记得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老师都会让我们班的一个孩子出列，领到一个骨灰盒前说“还记得你爸吗，快鞠躬”。因为当时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这玩意80年代中期我军才大规模配备）。所以当时事故率比较高。跟我父亲同期毕业的同班同学，到他停飞时还有两人健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在天上就没遇见什么麻烦？他说怎么可能多着呢。于是就给我讲了其中一次飞行历险。但是他没什么耐心，老是说一些我不懂得术语，又不愿意解释。我的文笔又菜，所以以下记述如有不准确的欢迎指正，我再问他。
那是1975年年尾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执行完任务，要从广西田阳机场飞回华北某机场，中间加油一次。空军术语叫转场，就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我父亲来说等于要回家了。这次他离家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又快元旦了，他的心情肯定不错。归心似箭，恨不得一脚油就到家了。起飞前飞机检查一切正常，那是一架歼教五，从他飞这种对他来说不太正常的机型来猜，没准这次任务是教学？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应该飞单座机。反正这次任务他是闭口不谈。
在这要先交代一下飞机在天上怎么飞，在云层以上肯定不是用眼睛盯着参照物飞，用眼睛在云层以下找跑道也不可靠，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某飞行员飞夜航把河两岸的灯，看成跑道灯了，一出溜钻河里去了。人家是靠导航。也就是靠地面一个一个军用机场的导航站，利用雷达用各种坐标术语引导着你往目的地飞，就跟好来坞电影里演的差不多。每个站管自己这一段。出了地界就没他什么事了。
咱们再回到我父亲一大早就准备出发，平常粗心大意的他（他好几次戴着我妈没有帽徽的军帽去上班）对飞机的一切倒是从不马虎，起飞前再三检查一切正常，于是就挂档踩油门，飞了起来。估计跟咱们现在开车的感觉差不多。
地面导航站引导飞机从广西进入广东，出了广东，进入湖南。广州的空管交棒了，该湖南的同志忙了。正常情况下，导航站的雷达上会出现飞机的影象。然后领航主任就和飞行员通上话说“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看见你了，请你沿二环路往北，到东四十条你就不归我管了。”顺利的话大致就是这样。可这时湖南的导航站出了事故――它停电了。
雷达不能用,地面的雷达什么也看不见。无线电还能通话。这个导航站所在地是一个海军的航空学校。非战斗单位，战备意识非常之不强。导航主任让赶快启动备用发电机 ，可找不到管电的主任或任何一个懂电的人，他们全回家休星期天了。于是就让一个地勤战士去开动发电机。那个外行三鼓捣两鼓捣居然把发电机烧坏了。这在今天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了。
这地面的事我爸当然什么都不知道，领航主任当然也不敢说我这看不见你，你好自为知吧！但这老兄下了一个指令：一直往前飞。这一飞就飞出了好几吨油。这期间估计地面在修发电机、这个指令让飞行员肯定很困惑。感觉有点不对头，没理由一直飞这么久呀，这时第二道指令来了：飞回广西去！那个导航主任已经放弃了维修发电机而是在考虑责任问题了。
当时我爸就急了：不可能，我这没油了。这要附带说一句歼击机的续航能力，歼教五最大续航能力是1000KM 出头，这是把一箱油全用完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到剩30%就要加油。所以以前我国在没有航空母舰和加油机的时候，空军去南沙宣示主权，一来一去在南沙只敢停留十几分钟，这就是油闹的。话说回来，领航主任知道情况后还是那句话：飞回去。我爸说：“我这没油了，飞不回去，请求降落加油。”
领航主任：“飞回广西，你就没责任了。”我爸“飞不回去，要求迫降。”
领航主任：“我没办法了，你自己降落吧。”我爸给气的够戗，无端端让他一直飞了半天，费了不少油，又让他回去，没油了还不许降落，还不给导航，这就等于判死刑一样嘛。
这时飞机在云层上面，自己的具体位置在那也不知道。没有导航，单是穿过云层从上面到下面，就是一个难关，谁知道下面是山还是湖。不过我爸是苏联教官教出来：技术全面，敢拼。学习飞行后，飞几十小时就敢上前线揍美国鬼子。一咬牙，飞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这时油料耗尽的红灯已经亮起来了。
还好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但从天上找机场跑道可不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还没油了。机场找不着，拼着命也得找个能迫降的地儿吧。这找着找着就来到了衡阳附近，当然这是事后知道的。我爸眼前一亮，发现下面有条公路看着挺宽，可能适宜降落。可是公路上满是----玉米和稻子，还有人和车，公路两边更全是人。他们在――赶集。
各位可别不信，那是75年底，小平同志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老百姓吃饱肚子的愿望，赶集作为一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是留了下来。至于为什么大家要在离衡阳市2公里的公路上赶，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交通方便吧。可这给我爸出了个难题，怎么让这些人和车离开，空出道路来呢。不管怎么说，先往下降。
他把飞机高度降到离人群40 米左右进行第一次俯冲，边俯冲边打信号弹。这边人群就乱了，怎么今天赶集解放军同志还来给我们飞行表演呀，哎呀不对，怎么还开枪了，快跑。各位，在机场工作过的都知道喷汽机在你头顶40米飞过去耳膜可不太舒服。记得我爸他们机场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找他们索赔，说你们老打炮，把我的羊都震死了。
其实没打炮，是喷汽机起飞降落离羊近了点。这第一次俯冲把人车赶走了一半，我爸把飞机拉起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俯冲，接茬打信号弹。这次地面的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纷纷离开公路，但人还是没撤干净，但我爸这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再不迫降，油料耗尽发动机一停，飞机直接就掉下来了。跳伞的高度又不够，人在机在是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
他看准了一段空出来的公路，放下起落架，就降下来了。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行踪了。其实这会那个领航主任早就通报广空司令部这架飞机失踪了，在那个年代飞机失踪就意味着失事。也就是说我爸已经成烈士了。迫降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通信团，他赶到那给广空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是广空章先章付司令。我爸说：“报告章付司令，XXX飞机在衡阳某地迫降成功，请指示”章付司令大叫“XXX你还活着呀，急死我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按照好来坞的套路，此时值班室应是一片欢呼雀跃，男女军官互相拥抱等等。但我军不讲这个，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把飞机飞到军用机场。于是调动长沙军用机场的加油车雷达车地勤人员赶到衡阳。
为飞机起飞准备条件，有人问：“这不都降下来了吗，飞起来还不容易”。话不是这么说，飞机起飞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是跑道干净；这衡阳公路上到处都是玉米小麦石子什么的，起飞时如果卷近发动机，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还记得今年台湾搞了个什么演习，主题是在中正高速路上起降战斗机，以此显示国军飞行员技术高超。那可是从前一晚就封锁高速路，各种军用设施齐备，地面出动几千人配合。才降落了两架次飞机，然后就使劲吹，说国军多牛多牛，好象台独有望了。我在这里正告台独支持者:不要白日做梦,你们那点东西，共军在1975年就由我爸玩过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闲话少说，经过一两千人一通折腾。飞机在当天抵达长沙机场，我爸的飞行历险告一段落。不知有没有衡阳的朋友记得这次迫降演出。
作为一级事故在海军范围内通报 （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导航责任） ，有13人受到处分，其中3 人撤职查办，包括那位领航主任和管电的主任。我父亲荣立三等功。
我父亲是战斗机飞行员，小时侯一直没把他当回事，只知道吃他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还记得他不常回家，一离开家就是半年几个月。等我大点他也离休了，离开了干了大半辈子的部队很不适应，牢骚不少。很有点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老头。那个年代军人的家庭生活全国都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孩子当兵，老家需要帮助的亲戚一大堆。家里都是部队配的制式家具。孩子基本都吃过食堂。男孩玩打仗，女的玩羊拐。
后来再大点才发现这飞行员不简单呀，据说是拿黄金堆出来的。何况我父亲是从歼五之前的那几种机型（抗美援朝时期的）一直飞到歼七，一共飞了30年，期间除抗美援朝时因北京周围必须要有几架飞机留守而未去前线外（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没打下过飞机?），其他的金门炮战、福建轮战、自卫反击，对越轮战他都在一线。
在福建前线时被蒋方称为中共空军的八大金刚，经常被点名要求投奔自由，有多少两黄金在等着他。据说当时在福建前线的轮战就是双方较劲，有点象电影TOP GUN的情节，也有点象海南撞机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飞机起飞，另一方的飞机也得飞起来，b八架飞机（有时是十六架、三十二架）手拉手肩并肩沿着双方默认的界限散完步再飞回去。而且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锁定，也就是不能让对方瞄准了给你一炮。即前一架飞机返航，我方还要再飞起一架来顶上，要不然你一回头，对方冲着你的屁股给你一脚，那就是丢人了。后来一停飞，我父亲就不想干了，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主动提出离休，到现在又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侯到我们院里的军人服务社，发现里面从领导到售货员都是女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寡妇，前飞行员家属。飞机在天上发生任何一点故障，或者飞行员遇到任何没见过的险情，一不留神就成烈士了。记得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老师都会让我们班的一个孩子出列，领到一个骨灰盒前说“还记得你爸吗，快鞠躬”。因为当时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这玩意80年代中期我军才大规模配备）。所以当时事故率比较高。跟我父亲同期毕业的同班同学，到他停飞时还有两人健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在天上就没遇见什么麻烦？他说怎么可能多着呢。于是就给我讲了其中一次飞行历险。但是他没什么耐心，老是说一些我不懂得术语，又不愿意解释。我的文笔又菜，所以以下记述如有不准确的欢迎指正，我再问他。
那是1975年年尾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执行完任务，要从广西田阳机场飞回华北某机场，中间加油一次。空军术语叫转场，就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我父亲来说等于要回家了。这次他离家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又快元旦了，他的心情肯定不错。归心似箭，恨不得一脚油就到家了。起飞前飞机检查一切正常，那是一架歼教五，从他飞这种对他来说不太正常的机型来猜，没准这次任务是教学？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应该飞单座机。反正这次任务他是闭口不谈。
在这要先交代一下飞机在天上怎么飞，在云层以上肯定不是用眼睛盯着参照物飞，用眼睛在云层以下找跑道也不可靠，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某飞行员飞夜航把河两岸的灯，看成跑道灯了，一出溜钻河里去了。人家是靠导航。也就是靠地面一个一个军用机场的导航站，利用雷达用各种坐标术语引导着你往目的地飞，就跟好来坞电影里演的差不多。每个站管自己这一段。出了地界就没他什么事了。
咱们再回到我父亲一大早就准备出发，平常粗心大意的他（他好几次戴着我妈没有帽徽的军帽去上班）对飞机的一切倒是从不马虎，起飞前再三检查一切正常，于是就挂档踩油门，飞了起来。估计跟咱们现在开车的感觉差不多。
地面导航站引导飞机从广西进入广东，出了广东，进入湖南。广州的空管交棒了，该湖南的同志忙了。正常情况下，导航站的雷达上会出现飞机的影象。然后领航主任就和飞行员通上话说“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看见你了，请你沿二环路往北，到东四十条你就不归我管了。”顺利的话大致就是这样。可这时湖南的导航站出了事故――它停电了。
雷达不能用,地面的雷达什么也看不见。无线电还能通话。这个导航站所在地是一个海军的航空学校。非战斗单位，战备意识非常之不强。导航主任让赶快启动备用发电机 ，可找不到管电的主任或任何一个懂电的人，他们全回家休星期天了。于是就让一个地勤战士去开动发电机。那个外行三鼓捣两鼓捣居然把发电机烧坏了。这在今天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了。
这地面的事我爸当然什么都不知道，领航主任当然也不敢说我这看不见你，你好自为知吧！但这老兄下了一个指令：一直往前飞。这一飞就飞出了好几吨油。这期间估计地面在修发电机、这个指令让飞行员肯定很困惑。感觉有点不对头，没理由一直飞这么久呀，这时第二道指令来了：飞回广西去！那个导航主任已经放弃了维修发电机而是在考虑责任问题了。
当时我爸就急了：不可能，我这没油了。这要附带说一句歼击机的续航能力，歼教五最大续航能力是1000KM 出头，这是把一箱油全用完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到剩30%就要加油。所以以前我国在没有航空母舰和加油机的时候，空军去南沙宣示主权，一来一去在南沙只敢停留十几分钟，这就是油闹的。话说回来，领航主任知道情况后还是那句话：飞回去。我爸说：“我这没油了，飞不回去，请求降落加油。”
领航主任：“飞回广西，你就没责任了。”我爸“飞不回去，要求迫降。”
领航主任：“我没办法了，你自己降落吧。”我爸给气的够戗，无端端让他一直飞了半天，费了不少油，又让他回去，没油了还不许降落，还不给导航，这就等于判死刑一样嘛。
这时飞机在云层上面，自己的具体位置在那也不知道。没有导航，单是穿过云层从上面到下面，就是一个难关，谁知道下面是山还是湖。不过我爸是苏联教官教出来：技术全面，敢拼。学习飞行后，飞几十小时就敢上前线揍美国鬼子。一咬牙，飞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这时油料耗尽的红灯已经亮起来了。
还好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但从天上找机场跑道可不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还没油了。机场找不着，拼着命也得找个能迫降的地儿吧。这找着找着就来到了衡阳附近，当然这是事后知道的。我爸眼前一亮，发现下面有条公路看着挺宽，可能适宜降落。可是公路上满是----玉米和稻子，还有人和车，公路两边更全是人。他们在――赶集。
各位可别不信，那是75年底，小平同志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老百姓吃饱肚子的愿望，赶集作为一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是留了下来。至于为什么大家要在离衡阳市2公里的公路上赶，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交通方便吧。可这给我爸出了个难题，怎么让这些人和车离开，空出道路来呢。不管怎么说，先往下降。
他把飞机高度降到离人群40 米左右进行第一次俯冲，边俯冲边打信号弹。这边人群就乱了，怎么今天赶集解放军同志还来给我们飞行表演呀，哎呀不对，怎么还开枪了，快跑。各位，在机场工作过的都知道喷汽机在你头顶40米飞过去耳膜可不太舒服。记得我爸他们机场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找他们索赔，说你们老打炮，把我的羊都震死了。
其实没打炮，是喷汽机起飞降落离羊近了点。这第一次俯冲把人车赶走了一半，我爸把飞机拉起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俯冲，接茬打信号弹。这次地面的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纷纷离开公路，但人还是没撤干净，但我爸这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再不迫降，油料耗尽发动机一停，飞机直接就掉下来了。跳伞的高度又不够，人在机在是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
他看准了一段空出来的公路，放下起落架，就降下来了。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行踪了。其实这会那个领航主任早就通报广空司令部这架飞机失踪了，在那个年代飞机失踪就意味着失事。也就是说我爸已经成烈士了。迫降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通信团，他赶到那给广空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是广空章先章付司令。我爸说：“报告章付司令，XXX飞机在衡阳某地迫降成功，请指示”章付司令大叫“XXX你还活着呀，急死我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按照好来坞的套路，此时值班室应是一片欢呼雀跃，男女军官互相拥抱等等。但我军不讲这个，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把飞机飞到军用机场。于是调动长沙军用机场的加油车雷达车地勤人员赶到衡阳。
为飞机起飞准备条件，有人问：“这不都降下来了吗，飞起来还不容易”。话不是这么说，飞机起飞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是跑道干净；这衡阳公路上到处都是玉米小麦石子什么的，起飞时如果卷近发动机，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还记得今年台湾搞了个什么演习，主题是在中正高速路上起降战斗机，以此显示国军飞行员技术高超。那可是从前一晚就封锁高速路，各种军用设施齐备，地面出动几千人配合。才降落了两架次飞机，然后就使劲吹，说国军多牛多牛，好象台独有望了。我在这里正告台独支持者:不要白日做梦,你们那点东西，共军在1975年就由我爸玩过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闲话少说，经过一两千人一通折腾。飞机在当天抵达长沙机场，我爸的飞行历险告一段落。不知有没有衡阳的朋友记得这次迫降演出。
作为一级事故在海军范围内通报 （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导航责任） ，有13人受到处分，其中3 人撤职查办，包括那位领航主任和管电的主任。我父亲荣立三等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9 11:38:17编辑过]
我父亲是战斗机飞行员，小时侯一直没把他当回事，只知道吃他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还记得他不常回家，一离开家就是半年几个月。等我大点他也离休了，离开了干了大半辈子的部队很不适应，牢骚不少。很有点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老头。那个年代军人的家庭生活全国都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孩子当兵，老家需要帮助的亲戚一大堆。家里都是部队配的制式家具。孩子基本都吃过食堂。男孩玩打仗，女的玩羊拐。
后来再大点才发现这飞行员不简单呀，据说是拿黄金堆出来的。何况我父亲是从歼五之前的那几种机型（抗美援朝时期的）一直飞到歼七，一共飞了30年，期间除抗美援朝时因北京周围必须要有几架飞机留守而未去前线外（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没打下过飞机?），其他的金门炮战、福建轮战、自卫反击，对越轮战他都在一线。
在福建前线时被蒋方称为中共空军的八大金刚，经常被点名要求投奔自由，有多少两黄金在等着他。据说当时在福建前线的轮战就是双方较劲，有点象电影TOP GUN的情节，也有点象海南撞机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飞机起飞，另一方的飞机也得飞起来，b八架飞机（有时是十六架、三十二架）手拉手肩并肩沿着双方默认的界限散完步再飞回去。而且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锁定，也就是不能让对方瞄准了给你一炮。即前一架飞机返航，我方还要再飞起一架来顶上，要不然你一回头，对方冲着你的屁股给你一脚，那就是丢人了。后来一停飞，我父亲就不想干了，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主动提出离休，到现在又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侯到我们院里的军人服务社，发现里面从领导到售货员都是女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寡妇，前飞行员家属。飞机在天上发生任何一点故障，或者飞行员遇到任何没见过的险情，一不留神就成烈士了。记得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老师都会让我们班的一个孩子出列，领到一个骨灰盒前说“还记得你爸吗，快鞠躬”。因为当时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这玩意80年代中期我军才大规模配备）。所以当时事故率比较高。跟我父亲同期毕业的同班同学，到他停飞时还有两人健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在天上就没遇见什么麻烦？他说怎么可能多着呢。于是就给我讲了其中一次飞行历险。但是他没什么耐心，老是说一些我不懂得术语，又不愿意解释。我的文笔又菜，所以以下记述如有不准确的欢迎指正，我再问他。
那是1975年年尾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执行完任务，要从广西田阳机场飞回华北某机场，中间加油一次。空军术语叫转场，就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我父亲来说等于要回家了。这次他离家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又快元旦了，他的心情肯定不错。归心似箭，恨不得一脚油就到家了。起飞前飞机检查一切正常，那是一架歼教五，从他飞这种对他来说不太正常的机型来猜，没准这次任务是教学？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应该飞单座机。反正这次任务他是闭口不谈。
在这要先交代一下飞机在天上怎么飞，在云层以上肯定不是用眼睛盯着参照物飞，用眼睛在云层以下找跑道也不可靠，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某飞行员飞夜航把河两岸的灯，看成跑道灯了，一出溜钻河里去了。人家是靠导航。也就是靠地面一个一个军用机场的导航站，利用雷达用各种坐标术语引导着你往目的地飞，就跟好来坞电影里演的差不多。每个站管自己这一段。出了地界就没他什么事了。
咱们再回到我父亲一大早就准备出发，平常粗心大意的他（他好几次戴着我妈没有帽徽的军帽去上班）对飞机的一切倒是从不马虎，起飞前再三检查一切正常，于是就挂档踩油门，飞了起来。估计跟咱们现在开车的感觉差不多。
地面导航站引导飞机从广西进入广东，出了广东，进入湖南。广州的空管交棒了，该湖南的同志忙了。正常情况下，导航站的雷达上会出现飞机的影象。然后领航主任就和飞行员通上话说“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看见你了，请你沿二环路往北，到东四十条你就不归我管了。”顺利的话大致就是这样。可这时湖南的导航站出了事故――它停电了。
雷达不能用,地面的雷达什么也看不见。无线电还能通话。这个导航站所在地是一个海军的航空学校。非战斗单位，战备意识非常之不强。导航主任让赶快启动备用发电机 ，可找不到管电的主任或任何一个懂电的人，他们全回家休星期天了。于是就让一个地勤战士去开动发电机。那个外行三鼓捣两鼓捣居然把发电机烧坏了。这在今天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了。
这地面的事我爸当然什么都不知道，领航主任当然也不敢说我这看不见你，你好自为知吧！但这老兄下了一个指令：一直往前飞。这一飞就飞出了好几吨油。这期间估计地面在修发电机、这个指令让飞行员肯定很困惑。感觉有点不对头，没理由一直飞这么久呀，这时第二道指令来了：飞回广西去！那个导航主任已经放弃了维修发电机而是在考虑责任问题了。
当时我爸就急了：不可能，我这没油了。这要附带说一句歼击机的续航能力，歼教五最大续航能力是1000KM 出头，这是把一箱油全用完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到剩30%就要加油。所以以前我国在没有航空母舰和加油机的时候，空军去南沙宣示主权，一来一去在南沙只敢停留十几分钟，这就是油闹的。话说回来，领航主任知道情况后还是那句话：飞回去。我爸说：“我这没油了，飞不回去，请求降落加油。”
领航主任：“飞回广西，你就没责任了。”我爸“飞不回去，要求迫降。”
领航主任：“我没办法了，你自己降落吧。”我爸给气的够戗，无端端让他一直飞了半天，费了不少油，又让他回去，没油了还不许降落，还不给导航，这就等于判死刑一样嘛。
这时飞机在云层上面，自己的具体位置在那也不知道。没有导航，单是穿过云层从上面到下面，就是一个难关，谁知道下面是山还是湖。不过我爸是苏联教官教出来：技术全面，敢拼。学习飞行后，飞几十小时就敢上前线揍美国鬼子。一咬牙，飞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这时油料耗尽的红灯已经亮起来了。
还好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但从天上找机场跑道可不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还没油了。机场找不着，拼着命也得找个能迫降的地儿吧。这找着找着就来到了衡阳附近，当然这是事后知道的。我爸眼前一亮，发现下面有条公路看着挺宽，可能适宜降落。可是公路上满是----玉米和稻子，还有人和车，公路两边更全是人。他们在――赶集。
各位可别不信，那是75年底，小平同志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老百姓吃饱肚子的愿望，赶集作为一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是留了下来。至于为什么大家要在离衡阳市2公里的公路上赶，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交通方便吧。可这给我爸出了个难题，怎么让这些人和车离开，空出道路来呢。不管怎么说，先往下降。
他把飞机高度降到离人群40 米左右进行第一次俯冲，边俯冲边打信号弹。这边人群就乱了，怎么今天赶集解放军同志还来给我们飞行表演呀，哎呀不对，怎么还开枪了，快跑。各位，在机场工作过的都知道喷汽机在你头顶40米飞过去耳膜可不太舒服。记得我爸他们机场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找他们索赔，说你们老打炮，把我的羊都震死了。
其实没打炮，是喷汽机起飞降落离羊近了点。这第一次俯冲把人车赶走了一半，我爸把飞机拉起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俯冲，接茬打信号弹。这次地面的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纷纷离开公路，但人还是没撤干净，但我爸这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再不迫降，油料耗尽发动机一停，飞机直接就掉下来了。跳伞的高度又不够，人在机在是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
他看准了一段空出来的公路，放下起落架，就降下来了。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行踪了。其实这会那个领航主任早就通报广空司令部这架飞机失踪了，在那个年代飞机失踪就意味着失事。也就是说我爸已经成烈士了。迫降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通信团，他赶到那给广空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是广空章先章付司令。我爸说：“报告章付司令，XXX飞机在衡阳某地迫降成功，请指示”章付司令大叫“XXX你还活着呀，急死我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按照好来坞的套路，此时值班室应是一片欢呼雀跃，男女军官互相拥抱等等。但我军不讲这个，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把飞机飞到军用机场。于是调动长沙军用机场的加油车雷达车地勤人员赶到衡阳。
为飞机起飞准备条件，有人问：“这不都降下来了吗，飞起来还不容易”。话不是这么说，飞机起飞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是跑道干净；这衡阳公路上到处都是玉米小麦石子什么的，起飞时如果卷近发动机，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还记得今年台湾搞了个什么演习，主题是在中正高速路上起降战斗机，以此显示国军飞行员技术高超。那可是从前一晚就封锁高速路，各种军用设施齐备，地面出动几千人配合。才降落了两架次飞机，然后就使劲吹，说国军多牛多牛，好象台独有望了。我在这里正告台独支持者:不要白日做梦,你们那点东西，共军在1975年就由我爸玩过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闲话少说，经过一两千人一通折腾。飞机在当天抵达长沙机场，我爸的飞行历险告一段落。不知有没有衡阳的朋友记得这次迫降演出。
作为一级事故在海军范围内通报 （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导航责任） ，有13人受到处分，其中3 人撤职查办，包括那位领航主任和管电的主任。我父亲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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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我父亲是战斗机飞行员，小时侯一直没把他当回事，只知道吃他带回来的饼干巧克力，还记得他不常回家，一离开家就是半年几个月。等我大点他也离休了，离开了干了大半辈子的部队很不适应，牢骚不少。很有点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老头。那个年代军人的家庭生活全国都差不多。都是至少一个孩子当兵，老家需要帮助的亲戚一大堆。家里都是部队配的制式家具。孩子基本都吃过食堂。男孩玩打仗，女的玩羊拐。
后来再大点才发现这飞行员不简单呀，据说是拿黄金堆出来的。何况我父亲是从歼五之前的那几种机型（抗美援朝时期的）一直飞到歼七，一共飞了30年，期间除抗美援朝时因北京周围必须要有几架飞机留守而未去前线外（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因为没打下过飞机?），其他的金门炮战、福建轮战、自卫反击，对越轮战他都在一线。
在福建前线时被蒋方称为中共空军的八大金刚，经常被点名要求投奔自由，有多少两黄金在等着他。据说当时在福建前线的轮战就是双方较劲，有点象电影TOP GUN的情节，也有点象海南撞机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的飞机起飞，另一方的飞机也得飞起来，b八架飞机（有时是十六架、三十二架）手拉手肩并肩沿着双方默认的界限散完步再飞回去。而且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锁定，也就是不能让对方瞄准了给你一炮。即前一架飞机返航，我方还要再飞起一架来顶上，要不然你一回头，对方冲着你的屁股给你一脚，那就是丢人了。后来一停飞，我父亲就不想干了，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主动提出离休，到现在又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小时侯到我们院里的军人服务社，发现里面从领导到售货员都是女的，后来才知道都是寡妇，前飞行员家属。飞机在天上发生任何一点故障，或者飞行员遇到任何没见过的险情，一不留神就成烈士了。记得小学时每年清明节去烈士陵园扫墓，老师都会让我们班的一个孩子出列，领到一个骨灰盒前说“还记得你爸吗，快鞠躬”。因为当时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这玩意80年代中期我军才大规模配备）。所以当时事故率比较高。跟我父亲同期毕业的同班同学，到他停飞时还有两人健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在天上就没遇见什么麻烦？他说怎么可能多着呢。于是就给我讲了其中一次飞行历险。但是他没什么耐心，老是说一些我不懂得术语，又不愿意解释。我的文笔又菜，所以以下记述如有不准确的欢迎指正，我再问他。
那是1975年年尾的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执行完任务，要从广西田阳机场飞回华北某机场，中间加油一次。空军术语叫转场，就是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对我父亲来说等于要回家了。这次他离家至少也有几个月了，又快元旦了，他的心情肯定不错。归心似箭，恨不得一脚油就到家了。起飞前飞机检查一切正常，那是一架歼教五，从他飞这种对他来说不太正常的机型来猜，没准这次任务是教学？因为正常情况下他应该飞单座机。反正这次任务他是闭口不谈。
在这要先交代一下飞机在天上怎么飞，在云层以上肯定不是用眼睛盯着参照物飞，用眼睛在云层以下找跑道也不可靠，记得小时侯听大人说，某飞行员飞夜航把河两岸的灯，看成跑道灯了，一出溜钻河里去了。人家是靠导航。也就是靠地面一个一个军用机场的导航站，利用雷达用各种坐标术语引导着你往目的地飞，就跟好来坞电影里演的差不多。每个站管自己这一段。出了地界就没他什么事了。
咱们再回到我父亲一大早就准备出发，平常粗心大意的他（他好几次戴着我妈没有帽徽的军帽去上班）对飞机的一切倒是从不马虎，起飞前再三检查一切正常，于是就挂档踩油门，飞了起来。估计跟咱们现在开车的感觉差不多。
地面导航站引导飞机从广西进入广东，出了广东，进入湖南。广州的空管交棒了，该湖南的同志忙了。正常情况下，导航站的雷达上会出现飞机的影象。然后领航主任就和飞行员通上话说“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看见你了，请你沿二环路往北，到东四十条你就不归我管了。”顺利的话大致就是这样。可这时湖南的导航站出了事故――它停电了。
雷达不能用,地面的雷达什么也看不见。无线电还能通话。这个导航站所在地是一个海军的航空学校。非战斗单位，战备意识非常之不强。导航主任让赶快启动备用发电机 ，可找不到管电的主任或任何一个懂电的人，他们全回家休星期天了。于是就让一个地勤战士去开动发电机。那个外行三鼓捣两鼓捣居然把发电机烧坏了。这在今天来看有点匪夷所思，其实当时也算是不可思议，但它就发生了。
这地面的事我爸当然什么都不知道，领航主任当然也不敢说我这看不见你，你好自为知吧！但这老兄下了一个指令：一直往前飞。这一飞就飞出了好几吨油。这期间估计地面在修发电机、这个指令让飞行员肯定很困惑。感觉有点不对头，没理由一直飞这么久呀，这时第二道指令来了：飞回广西去！那个导航主任已经放弃了维修发电机而是在考虑责任问题了。
当时我爸就急了：不可能，我这没油了。这要附带说一句歼击机的续航能力，歼教五最大续航能力是1000KM 出头，这是把一箱油全用完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到剩30%就要加油。所以以前我国在没有航空母舰和加油机的时候，空军去南沙宣示主权，一来一去在南沙只敢停留十几分钟，这就是油闹的。话说回来，领航主任知道情况后还是那句话：飞回去。我爸说：“我这没油了，飞不回去，请求降落加油。”
领航主任：“飞回广西，你就没责任了。”我爸“飞不回去，要求迫降。”
领航主任：“我没办法了，你自己降落吧。”我爸给气的够戗，无端端让他一直飞了半天，费了不少油，又让他回去，没油了还不许降落，还不给导航，这就等于判死刑一样嘛。
这时飞机在云层上面，自己的具体位置在那也不知道。没有导航，单是穿过云层从上面到下面，就是一个难关，谁知道下面是山还是湖。不过我爸是苏联教官教出来：技术全面，敢拼。学习飞行后，飞几十小时就敢上前线揍美国鬼子。一咬牙，飞机穿过云层，来到云下。这时油料耗尽的红灯已经亮起来了。
还好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但从天上找机场跑道可不容易，不知道自己在哪，而且还没油了。机场找不着，拼着命也得找个能迫降的地儿吧。这找着找着就来到了衡阳附近，当然这是事后知道的。我爸眼前一亮，发现下面有条公路看着挺宽，可能适宜降落。可是公路上满是----玉米和稻子，还有人和车，公路两边更全是人。他们在――赶集。
各位可别不信，那是75年底，小平同志的“抓革命促生产”符合老百姓吃饱肚子的愿望，赶集作为一种落后的资本主义尾巴还是留了下来。至于为什么大家要在离衡阳市2公里的公路上赶，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交通方便吧。可这给我爸出了个难题，怎么让这些人和车离开，空出道路来呢。不管怎么说，先往下降。
他把飞机高度降到离人群40 米左右进行第一次俯冲，边俯冲边打信号弹。这边人群就乱了，怎么今天赶集解放军同志还来给我们飞行表演呀，哎呀不对，怎么还开枪了，快跑。各位，在机场工作过的都知道喷汽机在你头顶40米飞过去耳膜可不太舒服。记得我爸他们机场附近的老百姓经常找他们索赔，说你们老打炮，把我的羊都震死了。
其实没打炮，是喷汽机起飞降落离羊近了点。这第一次俯冲把人车赶走了一半，我爸把飞机拉起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俯冲，接茬打信号弹。这次地面的人知道肯定出事了，纷纷离开公路，但人还是没撤干净，但我爸这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再不迫降，油料耗尽发动机一停，飞机直接就掉下来了。跳伞的高度又不够，人在机在是中国空军的光荣传统。
他看准了一段空出来的公路，放下起落架，就降下来了。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
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行踪了。其实这会那个领航主任早就通报广空司令部这架飞机失踪了，在那个年代飞机失踪就意味着失事。也就是说我爸已经成烈士了。迫降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通信团，他赶到那给广空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是广空章先章付司令。我爸说：“报告章付司令，XXX飞机在衡阳某地迫降成功，请指示”章付司令大叫“XXX你还活着呀，急死我了，这下我可放心了。”按照好来坞的套路，此时值班室应是一片欢呼雀跃，男女军官互相拥抱等等。但我军不讲这个，眼下当务之急是得赶快把飞机飞到军用机场。于是调动长沙军用机场的加油车雷达车地勤人员赶到衡阳。
为飞机起飞准备条件，有人问：“这不都降下来了吗，飞起来还不容易”。话不是这么说，飞机起飞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是跑道干净；这衡阳公路上到处都是玉米小麦石子什么的，起飞时如果卷近发动机，那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还记得今年台湾搞了个什么演习，主题是在中正高速路上起降战斗机，以此显示国军飞行员技术高超。那可是从前一晚就封锁高速路，各种军用设施齐备，地面出动几千人配合。才降落了两架次飞机，然后就使劲吹，说国军多牛多牛，好象台独有望了。我在这里正告台独支持者:不要白日做梦,你们那点东西，共军在1975年就由我爸玩过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闲话少说，经过一两千人一通折腾。飞机在当天抵达长沙机场，我爸的飞行历险告一段落。不知有没有衡阳的朋友记得这次迫降演出。
作为一级事故在海军范围内通报 （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导航责任） ，有13人受到处分，其中3 人撤职查办，包括那位领航主任和管电的主任。我父亲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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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讲的是福建前线。说到台湾，现在应该是每个中华儿女心中的痛，其实当时也是。1958年金门炮战后，两岸局势空前紧张，美第七舰队在我邻近海域虎视耽耽，海峡两岸海陆空军全面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我爸他们部队调到福建前线轮战。
当时敌方飞机非常猖狂，不断到我福建沿海寻衅，他们是F-86，我方是歼五。双方那时是这么较劲的，只要我方雷达发现对方飞机起飞，我战斗机就立刻出发迎敌。双方沿海岸线飞行，我方飞机总是在敌机侧后方，保持锁定对方的状态。
当时我军的原则是：只要敌机偏离海岸线进入大陆，我方就把他们打下来。据说这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即：在大陆上空打下来，我们既可抓俘虏，又可以拿到飞机残骸。海上就不同了，打捞困难，万一掉入公海，容易让美第七舰队以打捞的借口靠近我领海。这种对峙每天至少发生一次，多的时候每天四五次。每次都是如果对方来一个编队4架飞机，我们就上去一个编队8架飞机盯着他们。对方来两个编队，我们就16架。对方来三个编队，我们就24架,那真是黑压压一大片。数量上也就到此为止了，要不然就成打群架了。
我爸他们这次驻扎在惠安机场，这个机场地势低，大概是海拔0，四面环山,山高距地面大概有2000米左右，其中两个方向山距机场太近，飞机完全不能起降。另两面山距机场20多公里。最麻烦的是这个机场附近的气象条件很差，云层压的很低，常年环绕在半山腰上，能见度不好，从地面只能看到山腰以下，以上部分就只能偶尔露峥嵘了。
这种条件下，飞机的起飞、降落、巡航完全要靠地面导航。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战斗机从跑道起飞后，只能沿着跑道延长线返回降落。在这里飞行，需要导航员与飞行员配合的非常默契才行。所以除了执行战备任务外，平时也经常进行导航与飞行的配合训练。这种训练，是在我们陆地上空进行的，不碍打群架那帮人的事。
这是1960年的一天,天气是照旧的多云，云层压的很低。
我爸在地面领航员的引导下，单机起飞，进行导航配合训练。当时的领航是通过领航员与飞行员进行无线电通话以及由飞机上的导航仪接收指挥塔台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具体操作的。起飞一切正常，穿过云层后，每一个动作就都完全靠领航员来指挥了。由于机场四周多高山以及本地气象条件不好，战斗机的飞行要做到完全靠导航来完成起飞、降落和巡航。这其实就是盲飞，飞行员不看机舱外，通过看仪表和与地面进行通话，完成所有技术动作。咱们再回到我爸这，飞起来之后，听着地面的引导完成动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齐步走。”就这么转了十几分钟，突然就没动静了，不但无线电不发声了，连导航仪也接收不到信号了。
记得小时候我爸领我参观他们的飞机，我进过歼七的机舱，记得密密麻麻全是各种仪表，不知道哪个是导航仪。只记得我爸指着几个红按纽说千万别碰，一碰整个机舱就弹出去了，那是管跳伞的。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按那玩意的冲动，大家想想，整个机舱都弹出去，多好玩呀！可我爸这会一点也没觉得好玩，按飞行条例规定，在这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无线电和导航仪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可我爸是个把飞机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呀，事后他说，他压根就没想过跳伞，当时满脑袋琢磨的都是怎么把飞机飞回去。
可这怎么飞呀，通向机场跑道的航线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四周全是山，从云层上往下降，99%是要撞山的。怎么办？怎么办？突然之间，灵光一闪，有了：往东飞！东面是大海，海上没山吧！可还是要小心，海上可能有敌机，另外飞远了就到台湾了，我爸还不想到台湾领黄金呢。不管怎么样，先向东飞。这时候我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向东飞多久才能到大海，一切都得估计。飞了一阵子，觉得可能到海面上空了，我爸把飞机飞进了云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这天的云层很厚，我爸不能确定下面肯定没山，所以只能往下飞一点，拉起来，再往下飞一点，再拉起来。
就这样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的。突然间，眼前一亮，看到海面了。这时，高度表显示飞机距海面只有400米，也就是云层距海面也只有400米。这时我爸可顾不得高兴，因为附近很可能有敌机。如果敌机在我爸的后方，就会被他们捡了个大便宜。赶快前后左右的巡视了一番，居然没有，马上掉转机头，一直向西，回家！一路上见山就躲，见云就避。看见机场就一头扎了下去。事后回忆，这次从起飞到降落，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飞机停稳后，来了一大帮人，有师政委，领航主任，无线电主任，地勤和保卫干部等，神情严肃，有的人目光不太友善。
说到这需要介绍一下我母亲，海外赤子、爱国华侨用在她身上非常准确，一点也不夸张。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0月，年仅14岁的她就毅然从新加坡（当时是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回国，投入祖国怀抱。这一点我现在非常理解，人到了海外，更觉得祖国的可亲，比在国内时还爱国。我知道祖国母亲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贪污腐败，有失学儿童。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爱国之情。
这不是什么空话，一个丢掉自己祖国，丢掉自己文化的人。是没有根的，是在夹缝中的，是可鄙的。这，我母亲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们知道；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知道。母亲回到祖国后，先在广州珠江中学读书，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母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计有：金项链一条，金笔一只，金戒指几个，两个皮箱及全部衣物，捐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自己虚报三岁参了军。其实我母亲家境并不宽裕，这些首饰是我姥姥因为女儿要出远门，把自己的陪嫁给了她。一方面是个纪念，另一方面有什么急需钱的时候可以变卖应个急。我姥姥50年代去世，我母亲第一次回新加坡是1987年，现在我家除了几张姥姥的相片，有关她的物品什么都没留下
参军后我母亲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当时部队把她安排到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将成为机要员。但因为她是华侨，政审不过关，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我爸他们航空师师机关当图书管理员。我看过她那时的相片，一个漂亮的小女兵穿着大几号的军服，裤腿袖口一层层卷起来，很不合身。
据说自从她当了图书管理员之后，部队兴起了一阵读书热，图书室每日人流不断，络绎不绝，大部分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难怪，那时侯部队才有几个女兵。师领导发现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她调到我爸他们团当机要打字员，编制上属于师保密室。这下我爸的机会来了，当时师机关只有三个女兵，住一个宿舍。我爸约了他的两个铁哥们，统一行动，找准目标，互相壮胆，去----谈恋爱。后来这三对中成了两对，本来应该是三对的，但其中一位叔叔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爸妈结婚是在她复员后，当时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婚结的是一波三折，这些以后再提。但最大的麻烦是：我妈是归侨，飞行员不许跟有海外关系的人结婚！这有海外关系的人、华侨、华侨家属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受到另眼相待的，后来有个电影《海外赤子》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现象。好在当时我爸他们师的领导班子没变，师政委很了解我母亲，知道她的情况，批准了我爸的结婚申请，开了介绍信。但事后这位可敬的师政委受到了上级严厉的批评，但木已成舟，婚结了就结了吧。我看过我爸妈当时的合影，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但这事没完，从此以后，这海外关系的帽子就扣在我爸头上了。在有些方面，总能让你感到别扭，就好象总有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就拿这去福建轮战这件事吧，从技术上讲是非他去不可，但政审就是通不过，你有海外关系呀。最后没办法让他们师政委写保证书，担保他政治可靠，绝对可靠。先后有两任师政委写过保证书，一个后来当了广空的政治部主任，另一个后来调到北空当付政委。至于那个后来当了空军付司令的师长，由于是军事干部，还没资格做担保。
现在大伙明白为什么地面那些人为什么神情严肃了吧，他们以为我爸要叛逃台湾，由于气候不好才飞回来了。一下飞机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爸说无线电导航仪全坏了，如此这般的介绍了飞回来的经过。
领导二话不说，下令拆飞机检查故障原因，这一检查发现原来是连接发电机的一个接头脱落了，影响了无线电和导航仪。事故原因查清了，嫌疑解除了，立即把情况汇报到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的意见是建议给我爸请立二等功，意见回到我爸部队却卡了壳，一是行政上我爸部队不归福州军区管，二是某些自认阶级觉悟很高的人还是怀疑这整个事件，原因还是这海外关系。
最后有人代表组织跟我爸很委婉的说“这次事故，按照飞行条例是应该弃机跳伞的，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爸问：“难道我挽救飞机有错吗？难道摔飞机反而对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问题我爸一直没有等到答案，直到今天。
哎！这说不尽的海外关系呀！因为这，我家文革中差点家破人亡；因为这，我爸遭遇到种种莫名其妙的待遇；因为这，我们家很早就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因为这，我高考加了分,如今时代不同了，这海外关系应该跟海内关系一样了吧。
事过境迁，父亲提起此事，依然情绪激动，还是不服。
当时敌方飞机非常猖狂，不断到我福建沿海寻衅，他们是F-86，我方是歼五。双方那时是这么较劲的，只要我方雷达发现对方飞机起飞，我战斗机就立刻出发迎敌。双方沿海岸线飞行，我方飞机总是在敌机侧后方，保持锁定对方的状态。
当时我军的原则是：只要敌机偏离海岸线进入大陆，我方就把他们打下来。据说这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即：在大陆上空打下来，我们既可抓俘虏，又可以拿到飞机残骸。海上就不同了，打捞困难，万一掉入公海，容易让美第七舰队以打捞的借口靠近我领海。这种对峙每天至少发生一次，多的时候每天四五次。每次都是如果对方来一个编队4架飞机，我们就上去一个编队8架飞机盯着他们。对方来两个编队，我们就16架。对方来三个编队，我们就24架,那真是黑压压一大片。数量上也就到此为止了，要不然就成打群架了。
我爸他们这次驻扎在惠安机场，这个机场地势低，大概是海拔0，四面环山,山高距地面大概有2000米左右，其中两个方向山距机场太近，飞机完全不能起降。另两面山距机场20多公里。最麻烦的是这个机场附近的气象条件很差，云层压的很低，常年环绕在半山腰上，能见度不好，从地面只能看到山腰以下，以上部分就只能偶尔露峥嵘了。
这种条件下，飞机的起飞、降落、巡航完全要靠地面导航。而且由于地形的原因，战斗机从跑道起飞后，只能沿着跑道延长线返回降落。在这里飞行，需要导航员与飞行员配合的非常默契才行。所以除了执行战备任务外，平时也经常进行导航与飞行的配合训练。这种训练，是在我们陆地上空进行的，不碍打群架那帮人的事。
这是1960年的一天,天气是照旧的多云，云层压的很低。
我爸在地面领航员的引导下，单机起飞，进行导航配合训练。当时的领航是通过领航员与飞行员进行无线电通话以及由飞机上的导航仪接收指挥塔台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来具体操作的。起飞一切正常，穿过云层后，每一个动作就都完全靠领航员来指挥了。由于机场四周多高山以及本地气象条件不好，战斗机的飞行要做到完全靠导航来完成起飞、降落和巡航。这其实就是盲飞，飞行员不看机舱外，通过看仪表和与地面进行通话，完成所有技术动作。咱们再回到我爸这，飞起来之后，听着地面的引导完成动作：“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齐步走。”就这么转了十几分钟，突然就没动静了，不但无线电不发声了，连导航仪也接收不到信号了。
记得小时候我爸领我参观他们的飞机，我进过歼七的机舱，记得密密麻麻全是各种仪表，不知道哪个是导航仪。只记得我爸指着几个红按纽说千万别碰，一碰整个机舱就弹出去了，那是管跳伞的。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按那玩意的冲动，大家想想，整个机舱都弹出去，多好玩呀！可我爸这会一点也没觉得好玩，按飞行条例规定，在这种气候地形条件下，无线电和导航仪如果发生故障，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可我爸是个把飞机看的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呀，事后他说，他压根就没想过跳伞，当时满脑袋琢磨的都是怎么把飞机飞回去。
可这怎么飞呀，通向机场跑道的航线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四周全是山，从云层上往下降，99%是要撞山的。怎么办？怎么办？突然之间，灵光一闪，有了：往东飞！东面是大海，海上没山吧！可还是要小心，海上可能有敌机，另外飞远了就到台湾了，我爸还不想到台湾领黄金呢。不管怎么样，先向东飞。这时候我爸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不知道向东飞多久才能到大海，一切都得估计。飞了一阵子，觉得可能到海面上空了，我爸把飞机飞进了云层，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凭经验和感觉。这天的云层很厚，我爸不能确定下面肯定没山，所以只能往下飞一点，拉起来，再往下飞一点，再拉起来。
就这样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的。突然间，眼前一亮，看到海面了。这时，高度表显示飞机距海面只有400米，也就是云层距海面也只有400米。这时我爸可顾不得高兴，因为附近很可能有敌机。如果敌机在我爸的后方，就会被他们捡了个大便宜。赶快前后左右的巡视了一番，居然没有，马上掉转机头，一直向西，回家！一路上见山就躲，见云就避。看见机场就一头扎了下去。事后回忆，这次从起飞到降落，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飞机停稳后，来了一大帮人，有师政委，领航主任，无线电主任，地勤和保卫干部等，神情严肃，有的人目光不太友善。
说到这需要介绍一下我母亲，海外赤子、爱国华侨用在她身上非常准确，一点也不夸张。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0月，年仅14岁的她就毅然从新加坡（当时是马来亚联邦的一部分）回国，投入祖国怀抱。这一点我现在非常理解，人到了海外，更觉得祖国的可亲，比在国内时还爱国。我知道祖国母亲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有贪污腐败，有失学儿童。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我的爱国之情。
这不是什么空话，一个丢掉自己祖国，丢掉自己文化的人。是没有根的，是在夹缝中的，是可鄙的。这，我母亲知道；我知道；我的孩子们知道；每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都知道。母亲回到祖国后，先在广州珠江中学读书，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母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身家，计有：金项链一条，金笔一只，金戒指几个，两个皮箱及全部衣物，捐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自己虚报三岁参了军。其实我母亲家境并不宽裕，这些首饰是我姥姥因为女儿要出远门，把自己的陪嫁给了她。一方面是个纪念，另一方面有什么急需钱的时候可以变卖应个急。我姥姥50年代去世，我母亲第一次回新加坡是1987年，现在我家除了几张姥姥的相片，有关她的物品什么都没留下
参军后我母亲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当时部队把她安排到机要学校学习，毕业后将成为机要员。但因为她是华侨，政审不过关，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到我爸他们航空师师机关当图书管理员。我看过她那时的相片，一个漂亮的小女兵穿着大几号的军服，裤腿袖口一层层卷起来，很不合身。
据说自从她当了图书管理员之后，部队兴起了一阵读书热，图书室每日人流不断，络绎不绝，大部分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也难怪，那时侯部队才有几个女兵。师领导发现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她调到我爸他们团当机要打字员，编制上属于师保密室。这下我爸的机会来了，当时师机关只有三个女兵，住一个宿舍。我爸约了他的两个铁哥们，统一行动，找准目标，互相壮胆，去----谈恋爱。后来这三对中成了两对，本来应该是三对的，但其中一位叔叔飞机失事牺牲了。
我爸妈结婚是在她复员后，当时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婚结的是一波三折，这些以后再提。但最大的麻烦是：我妈是归侨，飞行员不许跟有海外关系的人结婚！这有海外关系的人、华侨、华侨家属在中国，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受到另眼相待的，后来有个电影《海外赤子》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现象。好在当时我爸他们师的领导班子没变，师政委很了解我母亲，知道她的情况，批准了我爸的结婚申请，开了介绍信。但事后这位可敬的师政委受到了上级严厉的批评，但木已成舟，婚结了就结了吧。我看过我爸妈当时的合影，郎才女貌，很是般配。
但这事没完，从此以后，这海外关系的帽子就扣在我爸头上了。在有些方面，总能让你感到别扭，就好象总有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就拿这去福建轮战这件事吧，从技术上讲是非他去不可，但政审就是通不过，你有海外关系呀。最后没办法让他们师政委写保证书，担保他政治可靠，绝对可靠。先后有两任师政委写过保证书，一个后来当了广空的政治部主任，另一个后来调到北空当付政委。至于那个后来当了空军付司令的师长，由于是军事干部，还没资格做担保。
现在大伙明白为什么地面那些人为什么神情严肃了吧，他们以为我爸要叛逃台湾，由于气候不好才飞回来了。一下飞机就问他怎么回事，我爸说无线电导航仪全坏了，如此这般的介绍了飞回来的经过。
领导二话不说，下令拆飞机检查故障原因，这一检查发现原来是连接发电机的一个接头脱落了，影响了无线电和导航仪。事故原因查清了，嫌疑解除了，立即把情况汇报到福州军区，福州军区的意见是建议给我爸请立二等功，意见回到我爸部队却卡了壳，一是行政上我爸部队不归福州军区管，二是某些自认阶级觉悟很高的人还是怀疑这整个事件，原因还是这海外关系。
最后有人代表组织跟我爸很委婉的说“这次事故，按照飞行条例是应该弃机跳伞的，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爸问：“难道我挽救飞机有错吗？难道摔飞机反而对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问题我爸一直没有等到答案，直到今天。
哎！这说不尽的海外关系呀！因为这，我家文革中差点家破人亡；因为这，我爸遭遇到种种莫名其妙的待遇；因为这，我们家很早就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因为这，我高考加了分,如今时代不同了，这海外关系应该跟海内关系一样了吧。
事过境迁，父亲提起此事，依然情绪激动，还是不服。
父亲近几年动过几次肝火，其中一次是在“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撞机之后，新闻报道有上万人次找寻英雄王伟，最后还是没找着，把我爸气的够戗。
不是气搜救的那帮人，而是气王伟的搭档，那个先飞回去的飞行员。我爸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战友在你眼前出了事，你看见伞打开就走了，你哪都不应该去，就应该在旁边护着，记下落水点的坐标，等救援来了你再走。哪能看见伞打开你就溜，打仗的时侯还不让落水的战友当了俘虏？！”
也是，这长机僚机的关系按我的理解相当于电影里的警察搭档：一个往前冲，另一个打掩护。可不能一个受了伤，另一个说：“你挺住，我回去向领导汇报，明天我带一个加强连来救你。”这么处理有点欠妥吧？当然这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也可能有什么内情咱还不知道。不过这事要放我爸身上，起码能把落水点的坐标带回来吧。
说到我爸的战友，给我的印象有点类似江湖上的拜把兄弟。不管多少年没见，接上头后那亲热的，恨不得拳脚相向。我爸他们有个50年代的战友后来去了美国，开餐馆挣了点钱。
回北京见了大家二话不说拍出两万美金说是给战友们以后聚会用。其他什么到外地根本不带钱吃住行战友全包了的事可就多了去了。这一点咱们这帮小字辈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现在听多了铁哥们为了点身外物反目成仇的故事了。
最近十年我爸最多的社交活动除了战友聚会，就数参加追悼会了。眼看着一个个战友纷纷逝去，人们对他们的的记忆渐渐淡薄，每次从追悼会回来，我爸都有几天情绪低落。的确，战友都是在特别的环境下结交的朋友,那是有过命交情的。那个年代的军人，常常半年几个月的在外出任务，跟战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婆孩子的还长。再加上一起执行过出生入死的任务，这种感情应该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那种还要深吧！
那是在1966年，天津附近的一个机场，我爸从某航校接回了10 个刚毕业的新飞行员，上级的指示是尽快让这批新鲜血液达到技术全面，各项飞行科目达标的标准，也就是通过密集训练达到可以打仗的水平。
这可忙了我爸他们，这密集训练实际上就是老飞行员手把手的教新飞行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经验传授给他们，没人藏着掖着，都恨不得一天就能让他们出师。在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之前，这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我空军的一个光荣传统。
当时用的是歼教五机型。这歼教五是前后两个驾驶仓，学员在前，教官在后。有两套驾驶系统。前后舱用无线电进行通话联系，通话时要打开无线电开关，就象我们使用步话机一样。类似我们学开车时的教练车。教练坐在旁边，如果碰到什么学员应付不了的情况，教练纠正一下，实在不行教练亲自操作。
记得我学车的时候碰上个脾气大的教练，我做的什么动作他都看不顺眼，天天骂的我狗血喷头。这帮新飞行员有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老飞行员在做完标准动作后，除了让新人重复之外，还可能还要出一些难题，考验新飞行员的反应和应变能力。如果新手们应付不了，老飞行员就得赶快亲自驾驶，免得弄假成真，真出了事故。
这天我爸带着一个新飞行员进行训练，飞行科目是特技飞行，也就是翻跟斗，急转弯什么的。我在802演习的时候看过我空军飞行表演大队的特技飞行。那真是好看极了，决不比任何一国空军的特技飞行队逊色。
各种队型的变换，飞机拉着彩烟高速冲向地面，撞地瞬间再拉起来直冲云霄。恕我笔拙，实在形容不出观看现场那种美仑美焕，惊心动魄的情形。能让你的自豪感油然升起，为我们的空军倍感骄傲。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飞行表演大队应该更牛了吧！
话说这 歼教五飞机腾空而起，由新飞行员驾驶，准备飞到10000米高空进行特技训练。到了5000米的时候，我爸发现飞机突然抖了起来，发出很大的噪音，一头向地面扎了下去。
我爸赶快用双手去抓驾驶杆，想把飞机拉起来，手还没够着驾驶杆，突然之间，飞机失重了，我爸整个人飘了起来，头撞到座仓盖上。这时的情景就象我们在电视见过的航天飞机里的宇航员，漂浮在机舱内，走着太空步。顾不得体会失重的感觉，我爸下意识的用手抓住座位，把身体往下带，想去抓住驾驶杆，把飞机拉起来，这时的飞机还在一个劲儿的往地上冲。
终于抓住了驾驶杆，拼命向后拉，飞机拉起来一点，但还是直往下掉。我爸腾出手来打开了无线电通话开关问：“小李，怎么回事，不要再往地面飞了！”“团长，我没动飞机呀，不是您在驾驶吗？！”原来这位李叔叔以为自己某个动作没做到位，我爸生了气，提前给他来了个特技动作示范。“小李，一起把飞机拉起来，使劲拉！”我爸一边把襟翼（负责使飞机在起飞时增大升力，降落时加大阻力使飞机减速的装置）打开到20度，一边和李叔叔拼命拉驾驶杆。这时地面发现情况异常,紧急喊话让他们回答。
但他们俩正在跟驾驶杆玩命呢，谁也顾不上答话。过了一会飞机飞的平稳些了，一个人基本可以控制了，高度却已经掉到2000多米了。
我爸得空赶快向地面汇报：“飞机发生故障，拉不平，请求降落！”当时地面指挥的是师长，他说：“一定要小心，如果实在拉不平，角度太大，就不要降落，实在不行弃机跳伞。”大家知道，这飞机（包括民航机）在飞行中，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了，角度不好，起落架放不下来，稍有不慎，就是机毁人亡，何况这是一架带故障的飞机。平时训练，降落通常都由老飞行员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
我爸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怎么也得把飞机飞回去！
于是他一边控制着飞机对着机场跑道缓缓下降，一边把起落架放下来，同时把襟翼调到60度，这时的飞机已经比较平稳了，速度也降了下来。我爸想：“生死也就这么一下子了。”就对李叔叔说：“小李，待会降落的时候如果飞机角度还是不好，我让你拉你就拉。”李叔叔说：“好！”
飞机最后安全降落到地面。瞧我说的这么热闹，其实整个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也就十几分钟。下了飞机一看：飞机大梁变形了，机尾管平衡的升降舵也变形了，连铝皮都凸出来了。两条驾驶杆也被他们俩拉弯了，可以想象当时他们使了多大的劲(也幸亏有两个人,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负责指挥的师长见了我爸说：“你小子命真大呀！”
由于的平衡系统突然变形，造成了飞机失衡，飞机一头栽向地面。如果不是我爸处理得当，今天就没我在这给大伙打字了。
事后空军组织专家成立了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假设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判断：估计是发动机噪音（或是其他噪音）使飞机发生共振，破坏了飞机的平衡系统，使飞机大梁与升降舵变形，改变了飞机的的升力系数，使本来是向上升的力变成向下.发生了事故。
那架飞机后来被送回飞机制造厂大修后分到兄弟部队，不久发生一级事故，机毁人亡。
直到离休，我爸都没听过哪国空军发生过类似事故。李叔叔后来转业到了武汉，我爸又多了个可以免费旅行的城市。
不是气搜救的那帮人，而是气王伟的搭档，那个先飞回去的飞行员。我爸说：“哪有这么办事的，战友在你眼前出了事，你看见伞打开就走了，你哪都不应该去，就应该在旁边护着，记下落水点的坐标，等救援来了你再走。哪能看见伞打开你就溜，打仗的时侯还不让落水的战友当了俘虏？！”
也是，这长机僚机的关系按我的理解相当于电影里的警察搭档：一个往前冲，另一个打掩护。可不能一个受了伤，另一个说：“你挺住，我回去向领导汇报，明天我带一个加强连来救你。”这么处理有点欠妥吧？当然这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也可能有什么内情咱还不知道。不过这事要放我爸身上，起码能把落水点的坐标带回来吧。
说到我爸的战友，给我的印象有点类似江湖上的拜把兄弟。不管多少年没见，接上头后那亲热的，恨不得拳脚相向。我爸他们有个50年代的战友后来去了美国，开餐馆挣了点钱。
回北京见了大家二话不说拍出两万美金说是给战友们以后聚会用。其他什么到外地根本不带钱吃住行战友全包了的事可就多了去了。这一点咱们这帮小字辈可能永远理解不了。现在听多了铁哥们为了点身外物反目成仇的故事了。
最近十年我爸最多的社交活动除了战友聚会，就数参加追悼会了。眼看着一个个战友纷纷逝去，人们对他们的的记忆渐渐淡薄，每次从追悼会回来，我爸都有几天情绪低落。的确，战友都是在特别的环境下结交的朋友,那是有过命交情的。那个年代的军人，常常半年几个月的在外出任务，跟战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老婆孩子的还长。再加上一起执行过出生入死的任务，这种感情应该比“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那种还要深吧！
那是在1966年，天津附近的一个机场，我爸从某航校接回了10 个刚毕业的新飞行员，上级的指示是尽快让这批新鲜血液达到技术全面，各项飞行科目达标的标准，也就是通过密集训练达到可以打仗的水平。
这可忙了我爸他们，这密集训练实际上就是老飞行员手把手的教新飞行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经验传授给他们，没人藏着掖着，都恨不得一天就能让他们出师。在我军没有飞行模拟器之前，这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我空军的一个光荣传统。
当时用的是歼教五机型。这歼教五是前后两个驾驶仓，学员在前，教官在后。有两套驾驶系统。前后舱用无线电进行通话联系，通话时要打开无线电开关，就象我们使用步话机一样。类似我们学开车时的教练车。教练坐在旁边，如果碰到什么学员应付不了的情况，教练纠正一下，实在不行教练亲自操作。
记得我学车的时候碰上个脾气大的教练，我做的什么动作他都看不顺眼，天天骂的我狗血喷头。这帮新飞行员有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老飞行员在做完标准动作后，除了让新人重复之外，还可能还要出一些难题，考验新飞行员的反应和应变能力。如果新手们应付不了，老飞行员就得赶快亲自驾驶，免得弄假成真，真出了事故。
这天我爸带着一个新飞行员进行训练，飞行科目是特技飞行，也就是翻跟斗，急转弯什么的。我在802演习的时候看过我空军飞行表演大队的特技飞行。那真是好看极了，决不比任何一国空军的特技飞行队逊色。
各种队型的变换，飞机拉着彩烟高速冲向地面，撞地瞬间再拉起来直冲云霄。恕我笔拙，实在形容不出观看现场那种美仑美焕，惊心动魄的情形。能让你的自豪感油然升起，为我们的空军倍感骄傲。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飞行表演大队应该更牛了吧！
话说这 歼教五飞机腾空而起，由新飞行员驾驶，准备飞到10000米高空进行特技训练。到了5000米的时候，我爸发现飞机突然抖了起来，发出很大的噪音，一头向地面扎了下去。
我爸赶快用双手去抓驾驶杆，想把飞机拉起来，手还没够着驾驶杆，突然之间，飞机失重了，我爸整个人飘了起来，头撞到座仓盖上。这时的情景就象我们在电视见过的航天飞机里的宇航员，漂浮在机舱内，走着太空步。顾不得体会失重的感觉，我爸下意识的用手抓住座位，把身体往下带，想去抓住驾驶杆，把飞机拉起来，这时的飞机还在一个劲儿的往地上冲。
终于抓住了驾驶杆，拼命向后拉，飞机拉起来一点，但还是直往下掉。我爸腾出手来打开了无线电通话开关问：“小李，怎么回事，不要再往地面飞了！”“团长，我没动飞机呀，不是您在驾驶吗？！”原来这位李叔叔以为自己某个动作没做到位，我爸生了气，提前给他来了个特技动作示范。“小李，一起把飞机拉起来，使劲拉！”我爸一边把襟翼（负责使飞机在起飞时增大升力，降落时加大阻力使飞机减速的装置）打开到20度，一边和李叔叔拼命拉驾驶杆。这时地面发现情况异常,紧急喊话让他们回答。
但他们俩正在跟驾驶杆玩命呢，谁也顾不上答话。过了一会飞机飞的平稳些了，一个人基本可以控制了，高度却已经掉到2000多米了。
我爸得空赶快向地面汇报：“飞机发生故障，拉不平，请求降落！”当时地面指挥的是师长，他说：“一定要小心，如果实在拉不平，角度太大，就不要降落，实在不行弃机跳伞。”大家知道，这飞机（包括民航机）在飞行中，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了，角度不好，起落架放不下来，稍有不慎，就是机毁人亡，何况这是一架带故障的飞机。平时训练，降落通常都由老飞行员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发生事故。
我爸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怎么也得把飞机飞回去！
于是他一边控制着飞机对着机场跑道缓缓下降，一边把起落架放下来，同时把襟翼调到60度，这时的飞机已经比较平稳了，速度也降了下来。我爸想：“生死也就这么一下子了。”就对李叔叔说：“小李，待会降落的时候如果飞机角度还是不好，我让你拉你就拉。”李叔叔说：“好！”
飞机最后安全降落到地面。瞧我说的这么热闹，其实整个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也就十几分钟。下了飞机一看：飞机大梁变形了，机尾管平衡的升降舵也变形了，连铝皮都凸出来了。两条驾驶杆也被他们俩拉弯了，可以想象当时他们使了多大的劲(也幸亏有两个人,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负责指挥的师长见了我爸说：“你小子命真大呀！”
由于的平衡系统突然变形，造成了飞机失衡，飞机一头栽向地面。如果不是我爸处理得当，今天就没我在这给大伙打字了。
事后空军组织专家成立了调查组，分析事故原因，假设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判断：估计是发动机噪音（或是其他噪音）使飞机发生共振，破坏了飞机的平衡系统，使飞机大梁与升降舵变形，改变了飞机的的升力系数，使本来是向上升的力变成向下.发生了事故。
那架飞机后来被送回飞机制造厂大修后分到兄弟部队，不久发生一级事故，机毁人亡。
直到离休，我爸都没听过哪国空军发生过类似事故。李叔叔后来转业到了武汉，我爸又多了个可以免费旅行的城市。
总理逸事
说起空勤灶，我可是“仰慕已久，无缘一吃”。不光是我，我们全家都是如此，眼看着别的飞行员子女满嘴油汪汪的冲我吹空勤灶多好吃，我这口水只能独自往肚子里流了，心里也不禁埋怨我爸太正统，你就以权谋点私嘛！大不了交点饭费！
空勤灶没吃过，可我吃过干部灶和地勤灶（也就是战士灶），原因是小时侯我爸带我到机场玩，到吃饭时他去吃空勤灶，我就干部灶地勤灶的干活。好在我那时没什么等级观念，而且吃嘛嘛香，跟战士们吃的挺高兴。要搁现在，我非跟我爸急了不可：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到吃饭点你就溜，一个人去吃好吃的，吃完你碘着肚子接茬跟我吹飞行的事，看几架飞机算什么，还不如鸡腿对我的吸引力大呢！
这飞行员的生活待遇是不错，举个例子：50年代一个普通士兵一天的伙食费是4角钱，但飞行员的生活费是一天4元多，此外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每天为他们准备菜谱，算营养成分，把他们喂的壮壮的。他们部队空勤灶从厨子到全套餐、厨、炊具设备，整套班子都是如假包换的全盘西化，全是从前美国大使馆接收来的（估计刷下些政审不合格的），所以他们是工作的时候开苏联飞机，吃饭的时候用美国炊具，每天都跟两个超级列强发生亲密接触。
这位问了，你扯这么多跟总理有什么关系？这太有关系了！大家想想，总理在建国初期一直到文革主要抓的工作是什么？是外交呀！这外交中除了谈判友谊援助针锋相对，最多的是什么？是国宴呀！那时侯经常看电影新闻简报，外宾来都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撮几顿，发表个联合公报什么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记得那时侯来访的外国友人，十个有九个是非洲兄弟。带着友谊而来，载满热情和援助离去，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后，照例要见见毛主席，此外就是周总理了。
这是一九六五年的一天，非洲某国元首携夫人到访我国，由周总理陪同检阅我人民空军，来到我爸他们部队。我爸他们部队五、六十年代经常有这种任务，很有经验，接待起来也有固定模式，无非是飞行表演，接见飞行员，之后照例是――撮一顿。地点嘛，就是空勤灶，厨师呢，还是那帮人，也就是说，我爸他们空勤灶的厨师是国宴级的。
检阅一切正常，飞行表演得到了元首、夫人及随员们的一致称赞。表演后照例是总理带着外宾接见飞行员，说实话，我爸他们见的中央首长不少，有威风凛凛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爱理不理的。
但这些飞行员们最喜欢的就是周总理了，套句我爸的话说就是：“没压力，不紧张，舒服。”大概有点如沐春风的感觉吧。这一点从各种回忆文献中能够得到证实，总理这人的个人特质套句大俗话来形容，就是平易近人。不论是邢台地震慰问灾民，还是到大庆跟工人吃高粱米，他都表现的那么自然质朴，这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那是一种本色的流露。对这帮飞行员来说，见到毛主席是心潮澎湃，激动失眠；见到周总理，应该是象来了个德高望重的亲戚。
接见完之后就进了食堂，有七、八桌饭。我爸光荣的坐在总理隔壁桌。宴会开始，总理致辞，来宾致辞，之后就开动。毕竟不是正式国宴，没那么多繁文琐节，大伙吃的都挺高兴。
这元首和元首夫人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都是老熟人，宾主气氛非常融洽。这元首夫人为了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尊敬，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用筷子，虽然谈不上熟练，但还可以对付。据说这使筷子可以锻炼大脑和身体协调能力。现在经常在中餐馆看到老外把一双筷子用的是上下翻飞，指哪打哪，使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自豪不已。
这天有一道我国著名的餐前菜――油炸花生米。外宾们爱吃，纷纷品尝。这元首夫人夹了一粒送到嘴里，刚吃出滋味，想再接着吃，这筷子就不听使唤了，这花生米怎么也送不到她的嘴里，这三夹两夹吃不到口，夫人就急了，没顾的上多想，欠起身伸手就抓了一把。花生米抓到手，夫人也想起这是个什么场合了，脸上就有点挂不住。就在这左右不是的关口，只见总理也伸手抓了一把花生米，一边说：“这个方法好呀！方便！”之后若无其事的跟旁边的人接着聊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化于无形之中。
我爸现场目睹此事，事后提起，总是说：“人家总理的那个反应呀！咱们比不了。”
时光如梭，父亲讲的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年龄越大对总理越是佩服，这种急智，没有长期的外交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沉淀是涌现不出来的。而这一切我们的总理做的是那么自然，真可谓：大道无形。
类似的事情，总理遇见的不知有多少，在建国前、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无处不见到他这种处事的睿智，够我们这些后生学一辈子的。
正是：千古风流，任人评说，记忆永在人心！
说起空勤灶，我可是“仰慕已久，无缘一吃”。不光是我，我们全家都是如此，眼看着别的飞行员子女满嘴油汪汪的冲我吹空勤灶多好吃，我这口水只能独自往肚子里流了，心里也不禁埋怨我爸太正统，你就以权谋点私嘛！大不了交点饭费！
空勤灶没吃过，可我吃过干部灶和地勤灶（也就是战士灶），原因是小时侯我爸带我到机场玩，到吃饭时他去吃空勤灶，我就干部灶地勤灶的干活。好在我那时没什么等级观念，而且吃嘛嘛香，跟战士们吃的挺高兴。要搁现在，我非跟我爸急了不可：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吗？！到吃饭点你就溜，一个人去吃好吃的，吃完你碘着肚子接茬跟我吹飞行的事，看几架飞机算什么，还不如鸡腿对我的吸引力大呢！
这飞行员的生活待遇是不错，举个例子：50年代一个普通士兵一天的伙食费是4角钱，但飞行员的生活费是一天4元多，此外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每天为他们准备菜谱，算营养成分，把他们喂的壮壮的。他们部队空勤灶从厨子到全套餐、厨、炊具设备，整套班子都是如假包换的全盘西化，全是从前美国大使馆接收来的（估计刷下些政审不合格的），所以他们是工作的时候开苏联飞机，吃饭的时候用美国炊具，每天都跟两个超级列强发生亲密接触。
这位问了，你扯这么多跟总理有什么关系？这太有关系了！大家想想，总理在建国初期一直到文革主要抓的工作是什么？是外交呀！这外交中除了谈判友谊援助针锋相对，最多的是什么？是国宴呀！那时侯经常看电影新闻简报，外宾来都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撮几顿，发表个联合公报什么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记得那时侯来访的外国友人，十个有九个是非洲兄弟。带着友谊而来，载满热情和援助离去，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后，照例要见见毛主席，此外就是周总理了。
这是一九六五年的一天，非洲某国元首携夫人到访我国，由周总理陪同检阅我人民空军，来到我爸他们部队。我爸他们部队五、六十年代经常有这种任务，很有经验，接待起来也有固定模式，无非是飞行表演，接见飞行员，之后照例是――撮一顿。地点嘛，就是空勤灶，厨师呢，还是那帮人，也就是说，我爸他们空勤灶的厨师是国宴级的。
检阅一切正常，飞行表演得到了元首、夫人及随员们的一致称赞。表演后照例是总理带着外宾接见飞行员，说实话，我爸他们见的中央首长不少，有威风凛凛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爱理不理的。
但这些飞行员们最喜欢的就是周总理了，套句我爸的话说就是：“没压力，不紧张，舒服。”大概有点如沐春风的感觉吧。这一点从各种回忆文献中能够得到证实，总理这人的个人特质套句大俗话来形容，就是平易近人。不论是邢台地震慰问灾民，还是到大庆跟工人吃高粱米，他都表现的那么自然质朴，这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那是一种本色的流露。对这帮飞行员来说，见到毛主席是心潮澎湃，激动失眠；见到周总理，应该是象来了个德高望重的亲戚。
接见完之后就进了食堂，有七、八桌饭。我爸光荣的坐在总理隔壁桌。宴会开始，总理致辞，来宾致辞，之后就开动。毕竟不是正式国宴，没那么多繁文琐节，大伙吃的都挺高兴。
这元首和元首夫人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都是老熟人，宾主气氛非常融洽。这元首夫人为了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尊敬，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用筷子，虽然谈不上熟练，但还可以对付。据说这使筷子可以锻炼大脑和身体协调能力。现在经常在中餐馆看到老外把一双筷子用的是上下翻飞，指哪打哪，使我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自豪不已。
这天有一道我国著名的餐前菜――油炸花生米。外宾们爱吃，纷纷品尝。这元首夫人夹了一粒送到嘴里，刚吃出滋味，想再接着吃，这筷子就不听使唤了，这花生米怎么也送不到她的嘴里，这三夹两夹吃不到口，夫人就急了，没顾的上多想，欠起身伸手就抓了一把。花生米抓到手，夫人也想起这是个什么场合了，脸上就有点挂不住。就在这左右不是的关口，只见总理也伸手抓了一把花生米，一边说：“这个方法好呀！方便！”之后若无其事的跟旁边的人接着聊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化于无形之中。
我爸现场目睹此事，事后提起，总是说：“人家总理的那个反应呀！咱们比不了。”
时光如梭，父亲讲的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年龄越大对总理越是佩服，这种急智，没有长期的外交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沉淀是涌现不出来的。而这一切我们的总理做的是那么自然，真可谓：大道无形。
类似的事情，总理遇见的不知有多少，在建国前、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无处不见到他这种处事的睿智，够我们这些后生学一辈子的。
正是：千古风流，任人评说，记忆永在人心！
1953年，由于抗美援朝的爆发，我爸已提前从航校毕业将近一年了（20多年后他们航校给他补发了大专毕业证书上特意注明：因战争提前毕业。正常毕业就是大本了）。
在发达国家的空军眼里，他是典型的菜鸟级飞行员，经验不足、战斗力有限。但在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队伍里，他已经算是骨干型干部了。其实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就是这么一批菜鸟，打下了包括美国王牌飞行员在内的几十架敌机。当时除了上前线的飞机，在北京附近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只有他们部队。
那时侯的飞行员少，国家重视，再加上头几批飞行员是苏联教官教出来的。让我爸他们自我感觉都不错，成天牛烘烘的。在天上也是动作生猛，把训练当成实战，都盼着被派到前线立几功，尝尝击落敌机的滋味。
这天又是一个例行训练，我爸飞米格-9，飞机上天后我爸就开始了一场虚拟空战，跟在假想敌后面一阵狂轰滥炸。在不知击落了多少架敌机后，他完成了规定训练科目，开始返航了。
这米格-9飞机降落有点与众不同，它有两台发动机，在飞机对准跑道降落前必须全部熄火，靠滑翔落地。否则机速太快，会冲出跑道。
至于降落，的确如过去兄所说，是三保险，即：塔台指挥提醒放起落架；地面有专人观察是否已放起落架，如未放就发信号弹警告；再加上放起落架是每个飞行员降落时必有的程序，所以是三保险。
但这次不知怎么就这么寸，这三保险一个都没发生作用。尤其是我爸，也不知是刚才敌机打爽了，还是因为当时属于新手手潮期，他压根就没想起来放起落架。这架没放起落架的飞机就高高兴兴的冲着跑道一猛子扎下去。
按照降落惯例，我爸先熄了一台发动机的火，这感觉就不对劲了：怎么今天这飞机熄了火还这么高的速度呀？原来没放起落架，飞机阻力小，机速降不下来。飞机贴近跑道，带着疑惑我爸熄了第二台发动机的火。速度还是那样，快的吓人。我爸琢磨：照这样降落，飞机非冲出跑道不可，怎么回事呢？
哎呀！忘了放起落架了！这时飞机已经拉平（这是术语）了，距跑道只有一米，这个距离不够放起落架，而且飞机还在往下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菜鸟飞行员右手将驾驶杆一拉，把飞机拉飘（这也是术语，意思是拉高了）了起来，距地面有5-6米了，左手同时把起落架放下来，再一低头，把飞机降下来了。
降落之后，我爸装着什么都没发生，该干嘛干嘛，别人好象也没发现破绽。
从此之后，菜鸟飞行员再也没犯类似的错误。这件事一瞒就是50 多年。
我爸跟我说：“当时真够险的，幸亏我反应快，不然没放起落架落到跑道上，当时油箱里还有不少油，飞机爆炸非烧死我不可。
我就问：“那你没找塔台指挥的和打信号弹的算帐？”
“找谁算帐呀？又没出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那我写这个行吗？会不会影响你光辉形象？”
“开飞机这么多年，谁没出过点差错呀。”
“那你没跟组织汇报，申请处分呐？”
。。。。。。
“那你没跟组织上说说，说你又挽救了一架飞机，请求立功？”
。。。。。。
啪！我爸把电话挂了。
在发达国家的空军眼里，他是典型的菜鸟级飞行员，经验不足、战斗力有限。但在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队伍里，他已经算是骨干型干部了。其实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就是这么一批菜鸟，打下了包括美国王牌飞行员在内的几十架敌机。当时除了上前线的飞机，在北京附近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只有他们部队。
那时侯的飞行员少，国家重视，再加上头几批飞行员是苏联教官教出来的。让我爸他们自我感觉都不错，成天牛烘烘的。在天上也是动作生猛，把训练当成实战，都盼着被派到前线立几功，尝尝击落敌机的滋味。
这天又是一个例行训练，我爸飞米格-9，飞机上天后我爸就开始了一场虚拟空战，跟在假想敌后面一阵狂轰滥炸。在不知击落了多少架敌机后，他完成了规定训练科目，开始返航了。
这米格-9飞机降落有点与众不同，它有两台发动机，在飞机对准跑道降落前必须全部熄火，靠滑翔落地。否则机速太快，会冲出跑道。
至于降落，的确如过去兄所说，是三保险，即：塔台指挥提醒放起落架；地面有专人观察是否已放起落架，如未放就发信号弹警告；再加上放起落架是每个飞行员降落时必有的程序，所以是三保险。
但这次不知怎么就这么寸，这三保险一个都没发生作用。尤其是我爸，也不知是刚才敌机打爽了，还是因为当时属于新手手潮期，他压根就没想起来放起落架。这架没放起落架的飞机就高高兴兴的冲着跑道一猛子扎下去。
按照降落惯例，我爸先熄了一台发动机的火，这感觉就不对劲了：怎么今天这飞机熄了火还这么高的速度呀？原来没放起落架，飞机阻力小，机速降不下来。飞机贴近跑道，带着疑惑我爸熄了第二台发动机的火。速度还是那样，快的吓人。我爸琢磨：照这样降落，飞机非冲出跑道不可，怎么回事呢？
哎呀！忘了放起落架了！这时飞机已经拉平（这是术语）了，距跑道只有一米，这个距离不够放起落架，而且飞机还在往下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菜鸟飞行员右手将驾驶杆一拉，把飞机拉飘（这也是术语，意思是拉高了）了起来，距地面有5-6米了，左手同时把起落架放下来，再一低头，把飞机降下来了。
降落之后，我爸装着什么都没发生，该干嘛干嘛，别人好象也没发现破绽。
从此之后，菜鸟飞行员再也没犯类似的错误。这件事一瞒就是50 多年。
我爸跟我说：“当时真够险的，幸亏我反应快，不然没放起落架落到跑道上，当时油箱里还有不少油，飞机爆炸非烧死我不可。
我就问：“那你没找塔台指挥的和打信号弹的算帐？”
“找谁算帐呀？又没出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那我写这个行吗？会不会影响你光辉形象？”
“开飞机这么多年，谁没出过点差错呀。”
“那你没跟组织汇报，申请处分呐？”
。。。。。。
“那你没跟组织上说说，说你又挽救了一架飞机，请求立功？”
。。。。。。
啪！我爸把电话挂了。
‘ 简单讲就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过低且飞行仰角过大造成的。 当飞机因失速而进入螺旋状态时（此时飞机无法控制），飞机会向一侧（机头向下）方向做急速旋转，且旋转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高度迅速下降。 螺旋状态分左螺旋和右螺旋之分。 按规定，当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时，飞行员应迅速跳伞。
当时还没有有效对付飞机进入螺旋的方法。’
那是在1964年秋季，天津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我爸他们例行训练，机型是歼五，训练科目是实战对抗，也就是打空战。由两架飞机充当蓝军，也就是敌机，由两架飞机充当红军，也就是我军。通常情况下，蓝军应该被红军击落，但如果遇见我爸这种蓝军，红军飞机也经常损失几架。总之，实战对抗训练务求真实，不预先安排谁胜谁败，主要的目的是锻炼飞行员的过硬本领，使他们成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的战将。
演练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蓝军飞机到达指定空域，地面雷达发现敌机，引导红军飞机追击蓝军，红军飞机发现目标，咬死敌机，蓝军不肯就范，使出种种手段摆脱红军追踪，并试图反击，红军飞机识破蓝军种种手法，象强力胶一样粘住敌机，用炮火锁定蓝军，将其击落，演练时击落对方的证据就是用飞机上的照相机将对方机尾拍下来。
说的挺简单，其实过程挺复杂，都是战友，互相了解对方的战术风格，对方的套路基本都有对策，这击落对方和被对方击落都不是容易的事。
这天我爸当红军，他是长机，接到通知，敌机来犯，在某空域8000米高度游荡。红军两架飞机腾空而起，在地面的导航下接近敌机。
红军两架飞机悄悄逼近敌机，想在对方察觉前锁定敌机尾，将其击落。这时我爸用肉眼已经可以看见对方了，就在他将要发射炮弹之际，蓝军飞机发现我方，急转弯大动作规避我方打击。
敌机上窜下跳、左躲右闪，我爸他们死死咬住，紧追不舍。那情形好似孙悟空大战二郎神，又好似哪吒勇斗海龙王，8000米的高空，上演着一场空战好戏。
不知大家有没有列队跑步的经验，当队列前边的人跑步速度加快时，即使加快的不多，队列后面的人也要花更大的劲才能跟上，否则很容易掉队。
天上也一样，我爸盯着的飞机在左突右闪的同时，也在加大速度急转弯，想迂回到我爸的后面。这时两架飞机兜起了圈子，都想将对方咬尾（锁死对方机尾 ，意味着胜利），速度有750KM/H。这飞机兜圈子转弯不是水平的，而是整个飞机成多少度角斜着飞。
双方逆时针兜着圈子较着劲，都在找对方的漏洞。我爸琢磨着在转弯的时侯转到敌机后面，彻底咬住对方的尾巴。于是一个急转弯、拉驾驶杆，拉的太急,驾驶杆拉的有点过了，飞机速度降了下来。我爸感到飞机一阵颤抖，飞机失控，进入左螺旋状态，翻着跟斗，扎向地面
我爸的僚机大喊：“03 号机，你进螺旋了！你进螺旋了！”
地面指挥也喊：“快跳伞！”
我爸这时根本顾不上答话，心中默念解螺旋的要领，准备采取行动自救。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后，机头并不是一直冲下，而是一会水平自转，一会向下自转，围绕飞机的滚转、俯仰、偏航三轴不断旋转。
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头发晕、眼发黑，根本不太可能保持清醒，更不用说采取措施了，但旋转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就很普通了。
我记得我们院的空地上有不少旋转设备，有前后转的，有左右转的，我转几圈下地后就东倒西歪了，可飞行员在上面转个几十、一百圈后，还能在地上走直线，所以螺旋对飞行员最可怕的不是旋转，而是操纵系统失灵，飞机失控。
由于我爸的飞机进入的是左螺旋，所以我爸等机头朝下自转时，用左脚猛踩左方向舵踏板（顺螺旋方向）、同时双手大力推驾驶杆，使飞机顺螺旋方向加速，以解开螺旋。
但没有成功，飞机继续向地面坠落，这时我爸也想到了跳伞，飞机距安全跳伞的高度（2000米）不远了，飞机自转的也越来越快，再拖延，可能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我爸还是不愿意放弃飞机，准备再搏一下，等到机头再次朝下时，再次用左脚猛踩方向舵，双手拼命推驾驶杆，一圈、两圈、突然之间，飞机可以操纵了！冲出了螺旋，这时飞机已经降到了1800米左右，我爸再次死里逃生。
事后，我爸向他们部队的飞行员介绍了这次解螺旋的经验，希望其他人可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状况。
提起这件事， 我爸很感慨，说当时歼五、歼六飞行员最怕的就是螺旋，九死一生，歼七以后的机型就好多了。
但同时期欧美国家的战斗机，从设计上已经克服了螺旋问题，甚至把螺旋做为一个飞行科目来训练。这一点，苏联飞机比不了，牺牲了不少我军的优秀飞行员。
当时还没有有效对付飞机进入螺旋的方法。’
那是在1964年秋季，天津附近的一个军用机场，我爸他们例行训练，机型是歼五，训练科目是实战对抗，也就是打空战。由两架飞机充当蓝军，也就是敌机，由两架飞机充当红军，也就是我军。通常情况下，蓝军应该被红军击落，但如果遇见我爸这种蓝军，红军飞机也经常损失几架。总之，实战对抗训练务求真实，不预先安排谁胜谁败，主要的目的是锻炼飞行员的过硬本领，使他们成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的战将。
演练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蓝军飞机到达指定空域，地面雷达发现敌机，引导红军飞机追击蓝军，红军飞机发现目标，咬死敌机，蓝军不肯就范，使出种种手段摆脱红军追踪，并试图反击，红军飞机识破蓝军种种手法，象强力胶一样粘住敌机，用炮火锁定蓝军，将其击落，演练时击落对方的证据就是用飞机上的照相机将对方机尾拍下来。
说的挺简单，其实过程挺复杂，都是战友，互相了解对方的战术风格，对方的套路基本都有对策，这击落对方和被对方击落都不是容易的事。
这天我爸当红军，他是长机，接到通知，敌机来犯，在某空域8000米高度游荡。红军两架飞机腾空而起，在地面的导航下接近敌机。
红军两架飞机悄悄逼近敌机，想在对方察觉前锁定敌机尾，将其击落。这时我爸用肉眼已经可以看见对方了，就在他将要发射炮弹之际，蓝军飞机发现我方，急转弯大动作规避我方打击。
敌机上窜下跳、左躲右闪，我爸他们死死咬住，紧追不舍。那情形好似孙悟空大战二郎神，又好似哪吒勇斗海龙王，8000米的高空，上演着一场空战好戏。
不知大家有没有列队跑步的经验，当队列前边的人跑步速度加快时，即使加快的不多，队列后面的人也要花更大的劲才能跟上，否则很容易掉队。
天上也一样，我爸盯着的飞机在左突右闪的同时，也在加大速度急转弯，想迂回到我爸的后面。这时两架飞机兜起了圈子，都想将对方咬尾（锁死对方机尾 ，意味着胜利），速度有750KM/H。这飞机兜圈子转弯不是水平的，而是整个飞机成多少度角斜着飞。
双方逆时针兜着圈子较着劲，都在找对方的漏洞。我爸琢磨着在转弯的时侯转到敌机后面，彻底咬住对方的尾巴。于是一个急转弯、拉驾驶杆，拉的太急,驾驶杆拉的有点过了，飞机速度降了下来。我爸感到飞机一阵颤抖，飞机失控，进入左螺旋状态，翻着跟斗，扎向地面
我爸的僚机大喊：“03 号机，你进螺旋了！你进螺旋了！”
地面指挥也喊：“快跳伞！”
我爸这时根本顾不上答话，心中默念解螺旋的要领，准备采取行动自救。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后，机头并不是一直冲下，而是一会水平自转，一会向下自转，围绕飞机的滚转、俯仰、偏航三轴不断旋转。
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头发晕、眼发黑，根本不太可能保持清醒，更不用说采取措施了，但旋转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就很普通了。
我记得我们院的空地上有不少旋转设备，有前后转的，有左右转的，我转几圈下地后就东倒西歪了，可飞行员在上面转个几十、一百圈后，还能在地上走直线，所以螺旋对飞行员最可怕的不是旋转，而是操纵系统失灵，飞机失控。
由于我爸的飞机进入的是左螺旋，所以我爸等机头朝下自转时，用左脚猛踩左方向舵踏板（顺螺旋方向）、同时双手大力推驾驶杆，使飞机顺螺旋方向加速，以解开螺旋。
但没有成功，飞机继续向地面坠落，这时我爸也想到了跳伞，飞机距安全跳伞的高度（2000米）不远了，飞机自转的也越来越快，再拖延，可能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我爸还是不愿意放弃飞机，准备再搏一下，等到机头再次朝下时，再次用左脚猛踩方向舵，双手拼命推驾驶杆，一圈、两圈、突然之间，飞机可以操纵了！冲出了螺旋，这时飞机已经降到了1800米左右，我爸再次死里逃生。
事后，我爸向他们部队的飞行员介绍了这次解螺旋的经验，希望其他人可以避免发生类似的状况。
提起这件事， 我爸很感慨，说当时歼五、歼六飞行员最怕的就是螺旋，九死一生，歼七以后的机型就好多了。
但同时期欧美国家的战斗机，从设计上已经克服了螺旋问题，甚至把螺旋做为一个飞行科目来训练。这一点，苏联飞机比不了，牺牲了不少我军的优秀飞行员。
自卫反击战
没有自卫反击战，我们还意识不到文革对我们军队的伤害有多么大，没有自卫反击战，军衔制恢复的也没那么快，自卫反击战使我们的建军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我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快马加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成为一支现代化部队。
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陆军的，涉及到空军的我还没有见到，而且也没听过有什么空战和战斗英雄。
曾经接触到这么一种观点：自卫反击战空战没打起来，一是由于交战双方都很克制，不想扩大战争规模；二是由于我方飞机的机型不如越方先进，当时越南南北统一后，北越缴获了不少美国飞机，其各项性能优于我军，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损失，没有主动出击，取得战果。
这跟我了解的情况大大的有出入呀，带着一头雾水，打电话给我爸查证。我爸听了勃然大怒：“瞎扯！我们怕他们！要不是当年越南空军做缩头乌龟，我们能把他们的飞机全敲下来！”我一听这个乐呀，平时我爸最不爱提的就是自卫反击战，他既没立功，也没有空中险情，平平淡淡，没什么故事。这次一激动，为了证明我人民空军不是孬种，破了一次例，跟我聊起自卫反击战中空军的话题来了。
印象中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 日打响的，我爸他们2月初就到了广西，等他回来时，已经是夏天了。
我对自卫反击战的记忆有两个：一是我们院服务社的柜台里居然卖起了部队的军用压缩干粮和军用罐头。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快过期或已经过期的吧。我们家买了一箱压缩饼干和几个蔬菜罐头。
-------太好吃了！这压缩饼干在我看来要比空勤灶还神秘。因为从小就听各种民间版本的间谍故事，最吸引我的就是各国特务从海陆空潜入我国后，随身所带的间谍设备，其中就有这压缩饼干。据说只要吃了指甲盖大小的压缩饼干，特务们可以一天都不饿，这种高科技真是太神奇了！
打开包装后，我就吃了一指甲盖，香！可我怎么还饿呀？我又吃了 半块，味道好极了！形容不出来的好吃，到现在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比蛋糕、桃酥、月饼、丹麦曲奇什么的都棒，就是干了点，就象包装上的名字：压缩“干”粮。不过到是澄清了我的一个误会：军用压缩干粮不等于间谍压缩饼干。军用的那种“压缩”我一次可以吃一大长方块，如果换成间谍用的我吃这么多，非撑爆了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同学上学时人手一块压缩干粮，上面啃的齿痕累累，赶上正换牙的，吃象格外精彩。
蔬菜罐头味道也不错，都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不过后来看军事纪录片，描写我驻南沙海岛官兵成年累月以这种罐头为食，不禁感慨：再好吃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撮呀！倒了胃后再吃这种东西那不是比吃黄连还难受，真心希望我们的后勤部门能让咱们的战士吃的更好一点，品种再多些。
让咱们回到前线，我爸他们部队这次驻扎在广西田阳机场，距边境有100公里左右。从位置上讲，应该算后方了，但这点距离，歼击机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前线，参加战斗。
现在讲应该不算泄密吧，这次自卫反击战，我空军把最精锐的仅有的两个歼七团全部摆在了前线，其他的机型的部队就更多了。
整个广西云南前线的各机场，都是我空军战斗机部队，给他们的指示是：见到越南飞机就击落！因此在地面战斗打响后，我爸他们每天起码起飞两次，到越南境内寻战。地面部队推进到哪，我歼击机就飞到哪。每次都是歼击机群，8架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一次起飞几个乃至十几个单位的战斗机，在越境内呼啸而过，如入无人之境，最远曾深入越南境内达100多公里！
天天寻战，就是找不着对手，无人应战。憋的这帮飞行员恨不得干脆改行当陆军，亲自端着枪去冲锋陷阵。
我军监听站曾监听到越空军指挥官和越军“内排（地名）”机场负责人的这样一段通话：
“命令你部飞机今天起飞！”
“今天不行呀。”
“为什么？”
“能见度不好，只有三公里，我们飞不了！”
“胡说，怎么中国飞机天天都能起飞？”
“反正我们飞不了，能见度不够，出了事故我可负不了责。”
。。。。。。。。
。。。。。。。。
当天空中能见度为6公里，越军的机场负责人显然是撒了慌，他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属起飞。原因嘛很简单，当时越空军从飞行员到地勤，包括指挥官，几乎全部是由我空军培训出来的。他们的培训基地是云南蒙自机场，由于中越两国关系的恶化，很多飞行科目还没来得及训练，越军飞行员就回国了。
我军对越南空军的实力了如指掌，因此不论飞行技术还是心理素质，越方都不如我军。越空军也没有信心跟自己的师傅们展开空中对决。这就造成了我歼击机部队陷入了无仗可打的局面。
可以这么讲：在自卫反击战中，制空权100%的牢牢的掌握在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手里。在此谨向参与了自卫反击战的我空军战士们致敬！你们兵不血刃，让敌人望风而逃，展现了军威、国威，正如战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我英勇空军的报道题目，叫：《威镇天空！》
说实话，越南方面与我国撕破脸而去跟苏联结盟，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抱了一条虚胖浮肿的大腿。
忘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无私支持和援助，忘记了一起并肩作战的朋友，忘记了中国人民为他们付出的鲜血和牺牲。一支由中国无偿训练的军队，拿着我们援助的物资、武器、弹药反过来寻衅挑事，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该打！
越南飞机还是起飞了一次。这天天气多云，我军雷达侦测到有18架敌机起飞，我军歼击机部队立刻起飞应敌。八架飞机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共有六个单位的战斗机到达云层上方巡航等待，敌机从云层中一露头，就会被彻底消灭，我爸当时是其中一个战斗单位(歼七)的一号机，也就是领路机。所有飞行员都兴奋不已，磨权擦掌的准备立功，毕竟这是越军飞机第一次起飞叫板，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枉为中国空军。
这时地面与空中通话：“奇怪！敌机是两架一组，九对飞机排成两列，居然是非战斗队型。”
原来这战斗机在飞行中的排列非常有学问，有攻击队型、非攻击队型，类似古代时的军阵，分工明确，变化多端。战斗机攻击队型分单机、双机、四机、八机等。架数越多阵型变化越多，攻击起来也越有威力。想要完全说明白，照我爸的说法需要两、三天，可以单独写本书。
当时的越南飞行员全部是由我军培训的，在飞机战斗队型上，教到四机队型就打住了，原因嘛就是因为中越关系恶化,越方飞行员提前回国，所以从飞机的战斗布阵上，越军就比我军差一大截子。
可越军再菜鸟也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排出这种挨打阵势呀！我爸这就开始纳闷了：“是不是越南飞机想投诚？不可能，哪有18架飞机排着队起义的。”我爸一边琢磨一边通知同战斗编队的战友：“注意，敌机从云里一钻出来就打掉他们！”过了一会有个飞行员报告说好象在云中看到飞机翅膀的影子,更使大伙提高了警惕，有的人已经虚按着开火钮准备射击了。
在云上等啊等，越军飞机就是不露头。因为云中能见度太低，空战不可能在云里进行，而越军飞机一直躲在云中不出来，这场空战就打不起来。这时我爸他们接到地面通知，说敌机已飞向越军机场，跑了！
于是，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越南空军就起飞了这唯一的一次，还是非战斗队型，充其量是显示越南飞行员还敢飞行。而我空军也就模模糊糊的看见过越军的一只飞机翅膀，怪不得我爸不愿意提自卫反击战，原因是中国空军高手寂寞，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次自卫反击战，我军的两个强击机师（包括山东的那个师）也在前线。本来可以在攻打高平、谅山、重庆的战斗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攻打谅山前，已经决定由强击机炸平谅山，但由于种种原因，改由炮兵执行，据说攻打谅山时我军万炮齐发，摧毁了整个城市！
打下这几个城市后，越南北部实际已受我军控制，我边境地区所有军、地单位的所有可以开动的运输工具，全部用来从越南运物资回国。可以这么说，那里几乎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运回来了，包括我国当年勒紧裤腰带无偿援助越南的军、民用品。
当时我军俘获的越军俘虏全部关押在位于广西百色的战俘营。一般的俘虏由陆路押送，重要一些的经我爸他们机场搭运输机押送。
有些年轻的飞行员闲着没事就喜欢逗俘虏，这天晚饭后，几个飞行员带着空勤灶的点心去慰问越南同志了，到了临时关押俘虏的地方，发现这次抓住了一个越南特工部队的头，好象是个参谋长。
看见他们，这个俘虏一个立正，敬了个礼，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中国同志，你们好！”
“你会讲中国话？”这几个飞行员更感兴趣了。
“是啊！我就是在中国的军校上的学，在中国受的训。”
“那你们还跟中国来劲！”
“我喜欢中国，我不愿意跟中国打仗！”
“中国了不起！你们的飞机真多！密密麻麻，连跑道两边都停满了！我们空军不如你们，没几架飞机。”俘虏一边嚼着点心一边高兴的说。
吃着吃着忘了形：“如果 我们特工队要是到了这里，几个手榴弹就能把你们的飞机炸光了！”
“好你个越南鬼子！贼心不死！还想炸飞机！还我们点心！”
真不禁念叨，过了几天，特工队还就来了！
那是在打下高平后，我边境各单位正大忙特忙的从越南运回战利品。每个单位基本上是能堆东西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这一片繁忙不包括空军机场，这里依然是军事禁区，警备森严，有几道警戒线检查岗，外人没有通行证，休想靠近机场。
这天，两个18、9岁的小战士在岗亭里值着班，这是最靠近机场的一个岗亭，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平时警卫战士在这值班，也就是查查通行证，抬抬交通控制杆，给车辆放个行什么的，没啥重要的事，凡是到了这道岗的人和车，已经被前几道警戒哨查过若干遍了，所以这道岗的战士，警惕性普遍不高。
两个小战士正值着班，发现远处有三辆大解放开过来了，转眼到了跟前停了下来。一家伙从车上蹦下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越军！
两个小战士慌的呀，一个举枪就要搂扳机，另一个更绝，把电话筒拿起来就要求援。几个越军一下就把要开枪的小战士解除了武装，说：“别误会，自己人！快跟你们领导联系”
原来他们是我军的特种部队。打下高平后从那运回了整整三卡车――――越南钞票！运回国后由于各单位都忙于抢运战利品，没有条件保证钞票的安全，于是一层一层的把他们支到戒备最森严的空军基地来了，时间紧迫，他们连军装都来不及换，差点闹了误会。
他们的到来轰动了整个机场，尤其是我爸，除了对飞机熟悉，对于其他兵种的信息，也算是孤陋寡闻。听说来了特种部队，赶忙去看新鲜。见了他们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土匪嘛！只见这几位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军容不整，举止粗鲁，长的跟越南人一模一样，彻头彻尾的就是一帮越军。
我爸跟他们使劲聊了起来，这特种部队对空军也很好奇，于是就互相揭起神秘的面纱。
据他们讲，他们于自卫反击战打响前的XX（抱歉，保密）个月就进入越南潜伏了，他们都是边境一带招的兵，会讲越南话，受过特种训练，并且非常熟悉越军的编制番号，见到越军甲部队就冒充是乙部队的，见到乙部队的就冒充丙部队的。到处蒙吃蒙喝，实在没吃的就杀耕牛、打野兽，就这么潜伏了XX个月，也吃了不少苦。
他们的武器配备为冲锋枪一只（跟越军一样），手枪一只，匕首一把。
在潜伏期间，为我军取得了大量的情报，这次打下高平，更是画龙点睛般直接运了三卡车钞票回来。交接后还要马上返回前线。
我爸也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空军的情况。
返回前线前，机场部队做东，请他们在干部灶狠狠的大撮了一顿，好好慰劳一下这些无名英雄们。
没有自卫反击战，我们还意识不到文革对我们军队的伤害有多么大，没有自卫反击战，军衔制恢复的也没那么快，自卫反击战使我们的建军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我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快马加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成为一支现代化部队。
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关自卫反击战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关于陆军的，涉及到空军的我还没有见到，而且也没听过有什么空战和战斗英雄。
曾经接触到这么一种观点：自卫反击战空战没打起来，一是由于交战双方都很克制，不想扩大战争规模；二是由于我方飞机的机型不如越方先进，当时越南南北统一后，北越缴获了不少美国飞机，其各项性能优于我军，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损失，没有主动出击，取得战果。
这跟我了解的情况大大的有出入呀，带着一头雾水，打电话给我爸查证。我爸听了勃然大怒：“瞎扯！我们怕他们！要不是当年越南空军做缩头乌龟，我们能把他们的飞机全敲下来！”我一听这个乐呀，平时我爸最不爱提的就是自卫反击战，他既没立功，也没有空中险情，平平淡淡，没什么故事。这次一激动，为了证明我人民空军不是孬种，破了一次例，跟我聊起自卫反击战中空军的话题来了。
印象中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2月17 日打响的，我爸他们2月初就到了广西，等他回来时，已经是夏天了。
我对自卫反击战的记忆有两个：一是我们院服务社的柜台里居然卖起了部队的军用压缩干粮和军用罐头。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快过期或已经过期的吧。我们家买了一箱压缩饼干和几个蔬菜罐头。
-------太好吃了！这压缩饼干在我看来要比空勤灶还神秘。因为从小就听各种民间版本的间谍故事，最吸引我的就是各国特务从海陆空潜入我国后，随身所带的间谍设备，其中就有这压缩饼干。据说只要吃了指甲盖大小的压缩饼干，特务们可以一天都不饿，这种高科技真是太神奇了！
打开包装后，我就吃了一指甲盖，香！可我怎么还饿呀？我又吃了 半块，味道好极了！形容不出来的好吃，到现在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比蛋糕、桃酥、月饼、丹麦曲奇什么的都棒，就是干了点，就象包装上的名字：压缩“干”粮。不过到是澄清了我的一个误会：军用压缩干粮不等于间谍压缩饼干。军用的那种“压缩”我一次可以吃一大长方块，如果换成间谍用的我吃这么多，非撑爆了不可。
那段时间我们学校的同学上学时人手一块压缩干粮，上面啃的齿痕累累，赶上正换牙的，吃象格外精彩。
蔬菜罐头味道也不错，都有一种特别的香味，使我至今不能忘怀。不过后来看军事纪录片，描写我驻南沙海岛官兵成年累月以这种罐头为食，不禁感慨：再好吃的东西也架不住这么撮呀！倒了胃后再吃这种东西那不是比吃黄连还难受，真心希望我们的后勤部门能让咱们的战士吃的更好一点，品种再多些。
让咱们回到前线，我爸他们部队这次驻扎在广西田阳机场，距边境有100公里左右。从位置上讲，应该算后方了，但这点距离，歼击机几分钟就可以飞到前线，参加战斗。
现在讲应该不算泄密吧，这次自卫反击战，我空军把最精锐的仅有的两个歼七团全部摆在了前线，其他的机型的部队就更多了。
整个广西云南前线的各机场，都是我空军战斗机部队，给他们的指示是：见到越南飞机就击落！因此在地面战斗打响后，我爸他们每天起码起飞两次，到越南境内寻战。地面部队推进到哪，我歼击机就飞到哪。每次都是歼击机群，8架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一次起飞几个乃至十几个单位的战斗机，在越境内呼啸而过，如入无人之境，最远曾深入越南境内达100多公里！
天天寻战，就是找不着对手，无人应战。憋的这帮飞行员恨不得干脆改行当陆军，亲自端着枪去冲锋陷阵。
我军监听站曾监听到越空军指挥官和越军“内排（地名）”机场负责人的这样一段通话：
“命令你部飞机今天起飞！”
“今天不行呀。”
“为什么？”
“能见度不好，只有三公里，我们飞不了！”
“胡说，怎么中国飞机天天都能起飞？”
“反正我们飞不了，能见度不够，出了事故我可负不了责。”
。。。。。。。。
。。。。。。。。
当天空中能见度为6公里，越军的机场负责人显然是撒了慌，他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属起飞。原因嘛很简单，当时越空军从飞行员到地勤，包括指挥官，几乎全部是由我空军培训出来的。他们的培训基地是云南蒙自机场，由于中越两国关系的恶化，很多飞行科目还没来得及训练，越军飞行员就回国了。
我军对越南空军的实力了如指掌，因此不论飞行技术还是心理素质，越方都不如我军。越空军也没有信心跟自己的师傅们展开空中对决。这就造成了我歼击机部队陷入了无仗可打的局面。
可以这么讲：在自卫反击战中，制空权100%的牢牢的掌握在我英勇的人民空军手里。在此谨向参与了自卫反击战的我空军战士们致敬！你们兵不血刃，让敌人望风而逃，展现了军威、国威，正如战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我英勇空军的报道题目，叫：《威镇天空！》
说实话，越南方面与我国撕破脸而去跟苏联结盟，的确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抱了一条虚胖浮肿的大腿。
忘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无私支持和援助，忘记了一起并肩作战的朋友，忘记了中国人民为他们付出的鲜血和牺牲。一支由中国无偿训练的军队，拿着我们援助的物资、武器、弹药反过来寻衅挑事，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该打！
越南飞机还是起飞了一次。这天天气多云，我军雷达侦测到有18架敌机起飞，我军歼击机部队立刻起飞应敌。八架飞机一个单位排成战斗队型，共有六个单位的战斗机到达云层上方巡航等待，敌机从云层中一露头，就会被彻底消灭，我爸当时是其中一个战斗单位(歼七)的一号机，也就是领路机。所有飞行员都兴奋不已，磨权擦掌的准备立功，毕竟这是越军飞机第一次起飞叫板，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枉为中国空军。
这时地面与空中通话：“奇怪！敌机是两架一组，九对飞机排成两列，居然是非战斗队型。”
原来这战斗机在飞行中的排列非常有学问，有攻击队型、非攻击队型，类似古代时的军阵，分工明确，变化多端。战斗机攻击队型分单机、双机、四机、八机等。架数越多阵型变化越多，攻击起来也越有威力。想要完全说明白，照我爸的说法需要两、三天，可以单独写本书。
当时的越南飞行员全部是由我军培训的，在飞机战斗队型上，教到四机队型就打住了，原因嘛就是因为中越关系恶化,越方飞行员提前回国，所以从飞机的战斗布阵上，越军就比我军差一大截子。
可越军再菜鸟也不应该在这种场合排出这种挨打阵势呀！我爸这就开始纳闷了：“是不是越南飞机想投诚？不可能，哪有18架飞机排着队起义的。”我爸一边琢磨一边通知同战斗编队的战友：“注意，敌机从云里一钻出来就打掉他们！”过了一会有个飞行员报告说好象在云中看到飞机翅膀的影子,更使大伙提高了警惕，有的人已经虚按着开火钮准备射击了。
在云上等啊等，越军飞机就是不露头。因为云中能见度太低，空战不可能在云里进行，而越军飞机一直躲在云中不出来，这场空战就打不起来。这时我爸他们接到地面通知，说敌机已飞向越军机场，跑了！
于是，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越南空军就起飞了这唯一的一次，还是非战斗队型，充其量是显示越南飞行员还敢飞行。而我空军也就模模糊糊的看见过越军的一只飞机翅膀，怪不得我爸不愿意提自卫反击战，原因是中国空军高手寂寞，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次自卫反击战，我军的两个强击机师（包括山东的那个师）也在前线。本来可以在攻打高平、谅山、重庆的战斗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攻打谅山前，已经决定由强击机炸平谅山，但由于种种原因，改由炮兵执行，据说攻打谅山时我军万炮齐发，摧毁了整个城市！
打下这几个城市后，越南北部实际已受我军控制，我边境地区所有军、地单位的所有可以开动的运输工具，全部用来从越南运物资回国。可以这么说，那里几乎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运回来了，包括我国当年勒紧裤腰带无偿援助越南的军、民用品。
当时我军俘获的越军俘虏全部关押在位于广西百色的战俘营。一般的俘虏由陆路押送，重要一些的经我爸他们机场搭运输机押送。
有些年轻的飞行员闲着没事就喜欢逗俘虏，这天晚饭后，几个飞行员带着空勤灶的点心去慰问越南同志了，到了临时关押俘虏的地方，发现这次抓住了一个越南特工部队的头，好象是个参谋长。
看见他们，这个俘虏一个立正，敬了个礼，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中国同志，你们好！”
“你会讲中国话？”这几个飞行员更感兴趣了。
“是啊！我就是在中国的军校上的学，在中国受的训。”
“那你们还跟中国来劲！”
“我喜欢中国，我不愿意跟中国打仗！”
“中国了不起！你们的飞机真多！密密麻麻，连跑道两边都停满了！我们空军不如你们，没几架飞机。”俘虏一边嚼着点心一边高兴的说。
吃着吃着忘了形：“如果 我们特工队要是到了这里，几个手榴弹就能把你们的飞机炸光了！”
“好你个越南鬼子！贼心不死！还想炸飞机！还我们点心！”
真不禁念叨，过了几天，特工队还就来了！
那是在打下高平后，我边境各单位正大忙特忙的从越南运回战利品。每个单位基本上是能堆东西的空间都利用上了。这一片繁忙不包括空军机场，这里依然是军事禁区，警备森严，有几道警戒线检查岗，外人没有通行证，休想靠近机场。
这天，两个18、9岁的小战士在岗亭里值着班，这是最靠近机场的一个岗亭，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平时警卫战士在这值班，也就是查查通行证，抬抬交通控制杆，给车辆放个行什么的，没啥重要的事，凡是到了这道岗的人和车，已经被前几道警戒哨查过若干遍了，所以这道岗的战士，警惕性普遍不高。
两个小战士正值着班，发现远处有三辆大解放开过来了，转眼到了跟前停了下来。一家伙从车上蹦下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越军！
两个小战士慌的呀，一个举枪就要搂扳机，另一个更绝，把电话筒拿起来就要求援。几个越军一下就把要开枪的小战士解除了武装，说：“别误会，自己人！快跟你们领导联系”
原来他们是我军的特种部队。打下高平后从那运回了整整三卡车――――越南钞票！运回国后由于各单位都忙于抢运战利品，没有条件保证钞票的安全，于是一层一层的把他们支到戒备最森严的空军基地来了，时间紧迫，他们连军装都来不及换，差点闹了误会。
他们的到来轰动了整个机场，尤其是我爸，除了对飞机熟悉，对于其他兵种的信息，也算是孤陋寡闻。听说来了特种部队，赶忙去看新鲜。见了他们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土匪嘛！只见这几位头发长长的，满脸胡子，军容不整，举止粗鲁，长的跟越南人一模一样，彻头彻尾的就是一帮越军。
我爸跟他们使劲聊了起来，这特种部队对空军也很好奇，于是就互相揭起神秘的面纱。
据他们讲，他们于自卫反击战打响前的XX（抱歉，保密）个月就进入越南潜伏了，他们都是边境一带招的兵，会讲越南话，受过特种训练，并且非常熟悉越军的编制番号，见到越军甲部队就冒充是乙部队的，见到乙部队的就冒充丙部队的。到处蒙吃蒙喝，实在没吃的就杀耕牛、打野兽，就这么潜伏了XX个月，也吃了不少苦。
他们的武器配备为冲锋枪一只（跟越军一样），手枪一只，匕首一把。
在潜伏期间，为我军取得了大量的情报，这次打下高平，更是画龙点睛般直接运了三卡车钞票回来。交接后还要马上返回前线。
我爸也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空军的情况。
返回前线前，机场部队做东，请他们在干部灶狠狠的大撮了一顿，好好慰劳一下这些无名英雄们。
1981年夏，我军在华北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各兵种合成演习，这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暴露出不少不足之处如：战术陈旧，参谋人员老化，各军种协调不力等。经过两年的分析、总结、演练，终于有机会让部队有了一次实战操演的机会。演习涉及：步兵，装甲部队，空降兵部队，空军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部队以及炮兵等各兵种，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这次演习被拍成了个纪录片叫〈钢铁长城〉，不知有没有朋友看过。后来我看过有关这次演习的的长篇报道，说是演习期间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的舍不得离开，万不得已回北京参加完外事活动，赶回来漏看了一点就连呼可惜可惜！还介绍演习的指导思想就是真实，合理，不能光图好看，由此还根据演习所在地实际状况更改了不少纸上谈兵的计划，使整个演习更接近实战标准。
想象一下，挺过瘾的吧。
以上情况，全是我以后从各种报道中知道的。当时演习虽然就发生在附近，可我异常失落，因为我成了个演习孤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哥哥姐姐去外地上学，我妈出差，我爸去参加演习。由于空军司令张庭发住我们院，大部分地方都戒了严，我每天得由小战士带着去食堂吃饭，没事去司机班找相熟的司机玩，日子过的到也自由自在、稀里糊涂。
听司机们聊天，说这次演习，不管多大的官全坐北京吉普，因为邓小平只坐那种车，没人敢超过他去。还有的说，车熄火了，让路过的军人帮忙推一下，后来才知道那是肖劲光的儿子(据说是大名鼎鼎的歌星李谷一的老公)等等。这批司机，能量特大，居然还违规带我看了一次阅兵。那是在一个旧机场跑道，跑道两边都是车啊、炮啊什么的。我躲在吉普车里等着大兵们走正步，由于连日来为我军的小道消息现代化操劳过度，等着等着我竟睡着了。
醒来后阅兵已结束，听着那几个司机眉飞色舞的唾沫星子横飞，大侃特侃操演见闻，我当时那叫一个“郁闷”。他们模仿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报告总长(杨得志)，演习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他们大侃空降兵部队的阅兵服漂亮，还有肩章、臂章。搞的见惯红领章、五角星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想着想着就出溜到电影里国军那样式去了。
看飞行特技表演时我没睡着，从头看到尾，精彩绝伦，好看极了（请原谅我的形容词贫乏）。我也看过其他国家飞行表演的纪录片，发达国家的特技飞行的优势其实是飞机的机型比我们先进，至于技术、编队、造型我们绝不比任何一个国家逊色。我们用歼六照样可以飞出天女散花（几架飞机一起向上冲，然后倒转垂直向下）、海底捞月（垂直向地面飞，再拉起来一飞冲天）、双机对撞、变换队型等。照样让你在现场抑住呼吸，手心出汗。在这我再次向我们的空军特技飞行表演大队致敬，希望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飞行队伍，傲视群雄，为国增光。
吃食堂没几天我就闹起了肚子，上吐下泻、浑身没劲、躺在床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急坏了小战士和卫生队的赤脚大夫，各种止泻方法给我用了个溜够，为防止我“牺牲”晚上还给我加了个岗。同时又打电话叫我爸回来，我爸说前方战事紧，脱不开身，我儿子的小问题还是组织上解决吧。
话是这么说，过了一星期我爸还是回来看了我一次。为了表彰我为祖国的军事演习默默奉献的精神，他老人家特意带我去演习的空军指挥组转了一圈以示奖励。
进了指挥所，看见满墙满桌子的军用地图，红蓝铅笔和望远镜也有不少。房间里还摆着几张床。就见几个大胖子、几个中胖子、还有十几个不太胖的胖子在里面忙忙碌碌。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刺探小道消息，吃完中午饭，我爸就打发我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这次演习所有有关空军部分的内容就是在那间屋子里，由这帮胖子们制订和跟进的。我也算接近了一次核心部门吧。
我爸具体分工是负责空军与陆军63军（2003年撤消）的协调联络工作。
后来还是让我知道了一个他们在演习中的小插曲：
我爸他们指挥组有个刚从山东一个强击机师师长的岗位上提起来的胖付军长，空闲时经常跟我爸说他的子弟兵多精锐，什么打靶怎么怎么样了，各种飞行科目水平怎么怎么样了，总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
由于这次演习中空军有一个内容是打地靶，所以在演习范围内的一座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左右的地靶，而这个演习科目就是由胖军长那个师来完成。
这天预定由这个师的飞机飞到地靶现场熟悉一下地形，演练一下，以便正式实弹演习时发挥的出色些。胖军长来了劲，跟我爸说：“咱们去现场看看我们部队的雄姿，顺便验一下刚完工的地靶吧。”我爸正好没别的事就同意了，俩人带着俩参谋开着车就去了。
到了山脚下，我爸就有点含糊。这是一座荒山，到山顶只有一条小路，而且山上、路两边全是酸枣刺，一个不注意就刺你一家伙。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是四个大、小胖子。我的印象中，部队里官越大越胖（都说将军肚，还没听过部长肚的），原因不详，有待研究。这四位即使是参谋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参谋了，所以体重都有点超标，爬山这活对他们来说有点费劲
不过这地靶还是要验收呀，所以这四位就开始登山了。在夏日阳光的鼓励下，四个胖子气喘吁吁的来到了山顶，找到地靶，就站上去了。这地靶挺大挺平，也没酸枣刺，在上面溜溜达达的等着看打靶演练正合适。唯一的缺陷是-----太热了，没遮没掩的晒着，汗把军衣都湿透了。这时候胖军长发话了：“反正这里是军事禁区，山上没别人，咱们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吧！”大家一起响应，纷纷宽衣解带。脱的程度各有不同，胖军长脱的最彻底，只剩一条军短裤。
大伙正乘着凉，演练的飞机从远方飞过来了。四架强五排成攻击队型，穿云透雾，掠过长空，象四只矫健的雄鹰，向地靶方向袭来。胖军长嘴里喃喃自语：“你看看，你看看，这队型！这角度！指哪打哪！”
这四架飞机飞到指定射击位置，瞄准！射击！两枚导弹冲着这几个在地靶上活蹦乱跳的胖子呼啸而来。我爸大叫：“不好，快跑！”四个胖子一轰而散，四处游走，躲避打击。胖军长一边跑一边喊：“今天不是实弹演习呀，怎么回事！”我爸一边跑一边抬头观察导弹轨迹，一边琢磨：老子开飞机没摔死，今天可别在这牺牲了呀！
我爸再一抬头又喊：“不是导弹！是‘副油箱’！”
是“副油箱”也得跑，被那玩意砸一下，非成肉泥不可。
大伙正跑的想挖个防空洞躲起来的当口，只听的轰、轰两声巨响。两个“副油箱”落到离地靶20多米处，又向上弹起10 几米，又弹起落下几次，趴那不动了，油箱破裂，流出大量航空燃油。
再看我爸他们，一个个丢盔卸甲、灰头土脸、身上带着酸枣刺划的口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惊魂未定的胖子们聚在一起，居然一个不少，都没砸着。
下山路上，胖军长一言不发，脸憋的通红（也可能是晒的），到了车上，发了一句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爸充分理解到他的难堪，实在不好意思挤兑他，一个人自顾自庆幸捡回条命。
事后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强五飞机的“副油箱”与导弹发射系统都是由同一个发射钮控制，这个钮在驾驶杆上，飞机挂导弹就挂不了“副油箱”，挂“副油箱”就挂不了导弹。平时训练时挂“副油箱”，实战演习就挂导弹。
这天这几架飞机是训练，所以挂的是“副油箱”。当他们接近地靶时，应该瞄准目标后虚按一下发射按钮就可以了，但有一个飞行员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看到了这几个活蹦乱跳、光着膀子的胖子而走了神。瞄准之后鬼使神差的按了发射钮，把“副油箱”甩了出去，差点把他们老师长和历经多次空中险情而死里逃生的我爸送上了西天。也幸亏是“副油箱”，如果是真导弹，我爸他们跑的再快，也得去见马克思。
事后我爸去了63 军公干，没有参与这次事故的处理，不过以后再没听过胖军长聊子弟兵的话题。
参与这次历险的同志全部被日光浴灼伤，当晚受伤部位又痛又痒，彻夜难眠，胖军长尤甚，几乎浑身脱了一层皮。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专打一家人。”
这次演习被拍成了个纪录片叫〈钢铁长城〉，不知有没有朋友看过。后来我看过有关这次演习的的长篇报道，说是演习期间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看的舍不得离开，万不得已回北京参加完外事活动，赶回来漏看了一点就连呼可惜可惜！还介绍演习的指导思想就是真实，合理，不能光图好看，由此还根据演习所在地实际状况更改了不少纸上谈兵的计划，使整个演习更接近实战标准。
想象一下，挺过瘾的吧。
以上情况，全是我以后从各种报道中知道的。当时演习虽然就发生在附近，可我异常失落，因为我成了个演习孤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哥哥姐姐去外地上学，我妈出差，我爸去参加演习。由于空军司令张庭发住我们院，大部分地方都戒了严，我每天得由小战士带着去食堂吃饭，没事去司机班找相熟的司机玩，日子过的到也自由自在、稀里糊涂。
听司机们聊天，说这次演习，不管多大的官全坐北京吉普，因为邓小平只坐那种车，没人敢超过他去。还有的说，车熄火了，让路过的军人帮忙推一下，后来才知道那是肖劲光的儿子(据说是大名鼎鼎的歌星李谷一的老公)等等。这批司机，能量特大，居然还违规带我看了一次阅兵。那是在一个旧机场跑道，跑道两边都是车啊、炮啊什么的。我躲在吉普车里等着大兵们走正步，由于连日来为我军的小道消息现代化操劳过度，等着等着我竟睡着了。
醒来后阅兵已结束，听着那几个司机眉飞色舞的唾沫星子横飞，大侃特侃操演见闻，我当时那叫一个“郁闷”。他们模仿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报告总长(杨得志)，演习部队准备完毕，请您检阅！”他们大侃空降兵部队的阅兵服漂亮，还有肩章、臂章。搞的见惯红领章、五角星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想着想着就出溜到电影里国军那样式去了。
看飞行特技表演时我没睡着，从头看到尾，精彩绝伦，好看极了（请原谅我的形容词贫乏）。我也看过其他国家飞行表演的纪录片，发达国家的特技飞行的优势其实是飞机的机型比我们先进，至于技术、编队、造型我们绝不比任何一个国家逊色。我们用歼六照样可以飞出天女散花（几架飞机一起向上冲，然后倒转垂直向下）、海底捞月（垂直向地面飞，再拉起来一飞冲天）、双机对撞、变换队型等。照样让你在现场抑住呼吸，手心出汗。在这我再次向我们的空军特技飞行表演大队致敬，希望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飞行队伍，傲视群雄，为国增光。
吃食堂没几天我就闹起了肚子，上吐下泻、浑身没劲、躺在床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急坏了小战士和卫生队的赤脚大夫，各种止泻方法给我用了个溜够，为防止我“牺牲”晚上还给我加了个岗。同时又打电话叫我爸回来，我爸说前方战事紧，脱不开身，我儿子的小问题还是组织上解决吧。
话是这么说，过了一星期我爸还是回来看了我一次。为了表彰我为祖国的军事演习默默奉献的精神，他老人家特意带我去演习的空军指挥组转了一圈以示奖励。
进了指挥所，看见满墙满桌子的军用地图，红蓝铅笔和望远镜也有不少。房间里还摆着几张床。就见几个大胖子、几个中胖子、还有十几个不太胖的胖子在里面忙忙碌碌。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刺探小道消息，吃完中午饭，我爸就打发我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这次演习所有有关空军部分的内容就是在那间屋子里，由这帮胖子们制订和跟进的。我也算接近了一次核心部门吧。
我爸具体分工是负责空军与陆军63军（2003年撤消）的协调联络工作。
后来还是让我知道了一个他们在演习中的小插曲：
我爸他们指挥组有个刚从山东一个强击机师师长的岗位上提起来的胖付军长，空闲时经常跟我爸说他的子弟兵多精锐，什么打靶怎么怎么样了，各种飞行科目水平怎么怎么样了，总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
由于这次演习中空军有一个内容是打地靶，所以在演习范围内的一座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左右的地靶，而这个演习科目就是由胖军长那个师来完成。
这天预定由这个师的飞机飞到地靶现场熟悉一下地形，演练一下，以便正式实弹演习时发挥的出色些。胖军长来了劲，跟我爸说：“咱们去现场看看我们部队的雄姿，顺便验一下刚完工的地靶吧。”我爸正好没别的事就同意了，俩人带着俩参谋开着车就去了。
到了山脚下，我爸就有点含糊。这是一座荒山，到山顶只有一条小路，而且山上、路两边全是酸枣刺，一个不注意就刺你一家伙。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他们是四个大、小胖子。我的印象中，部队里官越大越胖（都说将军肚，还没听过部长肚的），原因不详，有待研究。这四位即使是参谋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参谋了，所以体重都有点超标，爬山这活对他们来说有点费劲
不过这地靶还是要验收呀，所以这四位就开始登山了。在夏日阳光的鼓励下，四个胖子气喘吁吁的来到了山顶，找到地靶，就站上去了。这地靶挺大挺平，也没酸枣刺，在上面溜溜达达的等着看打靶演练正合适。唯一的缺陷是-----太热了，没遮没掩的晒着，汗把军衣都湿透了。这时候胖军长发话了：“反正这里是军事禁区，山上没别人，咱们把衣服脱了凉快凉快吧！”大家一起响应，纷纷宽衣解带。脱的程度各有不同，胖军长脱的最彻底，只剩一条军短裤。
大伙正乘着凉，演练的飞机从远方飞过来了。四架强五排成攻击队型，穿云透雾，掠过长空，象四只矫健的雄鹰，向地靶方向袭来。胖军长嘴里喃喃自语：“你看看，你看看，这队型！这角度！指哪打哪！”
这四架飞机飞到指定射击位置，瞄准！射击！两枚导弹冲着这几个在地靶上活蹦乱跳的胖子呼啸而来。我爸大叫：“不好，快跑！”四个胖子一轰而散，四处游走，躲避打击。胖军长一边跑一边喊：“今天不是实弹演习呀，怎么回事！”我爸一边跑一边抬头观察导弹轨迹，一边琢磨：老子开飞机没摔死，今天可别在这牺牲了呀！
我爸再一抬头又喊：“不是导弹！是‘副油箱’！”
是“副油箱”也得跑，被那玩意砸一下，非成肉泥不可。
大伙正跑的想挖个防空洞躲起来的当口，只听的轰、轰两声巨响。两个“副油箱”落到离地靶20多米处，又向上弹起10 几米，又弹起落下几次，趴那不动了，油箱破裂，流出大量航空燃油。
再看我爸他们，一个个丢盔卸甲、灰头土脸、身上带着酸枣刺划的口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惊魂未定的胖子们聚在一起，居然一个不少，都没砸着。
下山路上，胖军长一言不发，脸憋的通红（也可能是晒的），到了车上，发了一句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爸充分理解到他的难堪，实在不好意思挤兑他，一个人自顾自庆幸捡回条命。
事后调查，真相大白。原来强五飞机的“副油箱”与导弹发射系统都是由同一个发射钮控制，这个钮在驾驶杆上，飞机挂导弹就挂不了“副油箱”，挂“副油箱”就挂不了导弹。平时训练时挂“副油箱”，实战演习就挂导弹。
这天这几架飞机是训练，所以挂的是“副油箱”。当他们接近地靶时，应该瞄准目标后虚按一下发射按钮就可以了，但有一个飞行员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看到了这几个活蹦乱跳、光着膀子的胖子而走了神。瞄准之后鬼使神差的按了发射钮，把“副油箱”甩了出去，差点把他们老师长和历经多次空中险情而死里逃生的我爸送上了西天。也幸亏是“副油箱”，如果是真导弹，我爸他们跑的再快，也得去见马克思。
事后我爸去了63 军公干，没有参与这次事故的处理，不过以后再没听过胖军长聊子弟兵的话题。
参与这次历险的同志全部被日光浴灼伤，当晚受伤部位又痛又痒，彻夜难眠，胖军长尤甚，几乎浑身脱了一层皮。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专打一家人。”
挂档踩油门。。。。。。哎
-航校岁月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1948年入党，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浙江解放后，他们部队合并到三野X军（他记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原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后为7兵团辖下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最后整个部队并入海军）103师，驻扎在温州地区。主要任务是解放浙江沿岸海岛，肃清国民党残敌。在此期间，负了几次伤，身上留了不少处伤疤（之前在游击队时也负过伤，但当时战斗规模小，受伤规模可能也相对小些）。
1951年2月，新组建的空军到陆军各野战部队招飞行员，在父亲他们部队的几千个士兵中挑中了15名候选人，其中就有刚满20岁的他。当时他们在温州的招生点呆了有一个月，一次次的审查、一批批的筛人，剩下的这15个人来到了省会杭州，进行下一轮选拔。
当时选拔飞行员除了身体条件外，政治上筛选更严格，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要当过三年兵；二是要打过三次仗；三是要政治可靠（不要求一定是党员），祖宗三代历史清白。至于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会读写300个汉字就可以了，父亲读过五年书，硬是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兵了。
在杭州审查了半个月，又刷下来10个人，剩下的5个人被送到南京，进行第三轮选拔。
到了南京后，又送回原部队3 人，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有的象父亲的一个游击队战友叫曾家俊的，被送走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审查的人认为他没打过仗，他从游击队到野战部队职务一直是“文书”，“文书”在野战部队可能的确不用上前线，但在游击队时，“什么书”见到敌人都要开打。这位曾叔叔很是不忿，回部队后到处开证明，终于在下一批被录取为运输机飞行员。
这时他们一起选出来的就只剩两个人了，这两位幸存者来到了长春飞行预科总队。
这次是由苏联教官亲自审查，他对我父亲的各项成绩非常满意，把他录取成为飞战斗机的学员，至于同来的另一位候选人，被安排去学开运输机（不是身高的原因）。
正常情况下，飞行学员应该在长春的飞行预科总队学习半年，补补文化学学航空基本常识什么的。但由于抗美援朝前线的战事吃紧，我空军损失很大，急需补充战斗机飞行员，上级决定他们这批学员（共142人）提前进航校学习飞行业务，尽早上战场。
当时我军有七所航校，我父亲这批去的是山西太原的四航校，是该校自1949年建校后的第三批学员，这所航校后来搬了家，目前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四航校位于太原市的双塔寺附近，使用的是原阎锡山部的一个兵营旧址，由于我军在解放太原时在双塔寺附近与阎锡山部有一场恶战，所以兵营内空地上到处都是弹坑，用作学员宿舍和教室的营房也是破破烂烂。四航校建校后也盖过学员宿舍，但当时由老学员使用，所以这批新学员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营房，填补弹坑，使自己能有宿舍和教室。
按照常规的航校教程，第一年的课程是航空理论学习，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上级决定将一年的理论课程压缩到一个月，充分贯彻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人民空军”的指导思想，大大的高估了这批新学员的理论水平。
学员们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组，相当于各学员小队，每组人数8、9个不等，我父亲那个小组有9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宿舍。
航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政工人员和教官占一部分；我军管理人员和教员占一部分；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占一部分，此外汽车司机全是日本人。在这里面，苏联教官的权力非常大，一个学员的淘汰与否，基本上全凭他们一句话。
理论学习使父亲倍受折磨，原因如下：一是一年的教学内容压缩成一个月，对学员来讲，信息量太大，只能生吞活剥，不可能100%理解；二是每天除了理论学习，他们还要填炮弹坑、修理营房、一心二用；第三由于我父亲是浙江人，到1949年以后才大量接触到其他省份人的讲的普通话，听力还真有些困难，所以要跟上学习进度，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期间父亲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拼装飞机模型时，有一段他老是把飞机的螺旋桨和起落架搞混，该安螺旋桨的部位伸出个起落架，飞机的肚皮下却冒出个螺旋桨。
经过一个月的埋头苦读，父亲居然考试合格结了业。他们小组有两个学员在飞行理论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他们宿舍剩下7个人，显得宽敞多了。
于是就开始学习飞行，他们最先接触的飞机是“雅克―18”。
那时航校的条件还比较简陋，学员们的飞行装备就是一套飞行服，连飞行帽都是全组共用一顶，哪个人飞行就归谁戴。至于飞机也是一个组一架，学员们轮流飞。
每个小组专门配一个飞行教员，是中方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如无线电等专业的教员，这些属于公共课程，一个学员大队配1、2个就够了，中方教员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其他权力。苏联教员负责教学和考核，权力很大，学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想淘汰一个学员，只要写上一行字：“该学员没有飞行前途。”这个人就得打道回府，改行干别的。
负责我父亲他们组的苏联教官叫“邱叶夫”，是莫斯科人，当时40多岁。
父亲回忆：航校中的苏联人，政工干部还不错，会跟中国学员握握手，聊聊天，但苏联教官们就大不相同了，很瞧不起中国人。
他们骂人，骂学员是蠢猪，马溜子，笨蛋，什么中国人长的跟猴子一样。。。。他们打中国学员很是顺手：在地面推、踢学员，一个不满意就是一耳光；在天上，学员一个动作没做好，苏联教官在后面一踩方向舵，学员一抬腿，苏联人就拿驾驶杆给他一下子。
学员反应慢点，腿会被打的伤痕累累，肿了起来。可能是我父亲飞的还行吧，一直到毕业，他只被打过一次。他说：“打几下到没什么，大伙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但受不了的是他们侮辱人格，感觉他们是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国人！”“他们从不鼓励学员，对学员有的只是打骂。”
有学员受不了向上级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来航校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技术来的，别的什么都别管！破坏了中苏友谊，搞坏了国际关系，你可要负责！”于是不再有人反应。加上学习任务真是很重，除了学习飞行外，业余时间都要用在理论学习上，因为那一个月的压缩理论，实在需要慢慢消化。学习转移了学员们的注意力，对苏联人的不满，暂时压了下来。
终于还是有学员忍不住了。这个学员叫张文来，平时没少挨打受骂，忍受苏联教官的蛮横。一次与苏联教官一起飞行，可能是又挨了打，气急之下驾驶飞机冲向地面，想与教官同归于尽，但被苏联教官制止了，飞机落地之后，张文来立刻被停飞，后来被送走，去向不明。现在想想，他的结局不会太好，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军法审判。
学习飞行“雅克―18”三个月后，学员们刚掌握飞行基本要领，勉强能飞了，这种机型的学习也就结束了，算是结了业。在这期间，我父亲他们小组又有两个学员被淘汰，宿舍里还剩下5个人，更宽敞了。
接着就开始学习飞“雅克―11”。这时我父亲他们的状况是这样的：飞行基础没有打好，“雅克―18”就只能勉强飞，理论基础很差，囫囵吞枣，飞行技术就自然不过关。“雅克―18”容易飞，这些弱点还不明显，到硬飞“雅克―11”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开始飞行后不久，父亲他们组的中方教员和一个学员，在一次飞行训练时飞机失控，双双牺牲。教员叫王文礼，学员叫陈进发（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写出牺牲烈士的名字，请大家记住他们）。
这样他们小组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教官、飞机和朝夕相处的室友，对剩下四个人的震撼之大，不难想象。这时在学员中间开始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山西省、太原市、904（航校番号）飞行员死了埋在双塔寺（飞行员牺牲后安葬于双塔寺附近山上）。”
带着悲痛，父亲他们继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学业中去，努力提高理论和飞行技术，争取早日全面掌握飞行本领，去前线打仗。
过了一阵子，他们小组又有一个学员被苏联教官淘汰了。宿舍里只剩下三个人。
在配备了另一架飞机后，经过勤学苦练，他们的飞行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小组的三个学员都可以放单飞了。这个成绩是在没有固定飞行教员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艰难。
他们飞的雅克―11飞机是前后两个座位，一般情况下，前座是学员，教官在后面。放单飞后，为了保持平衡，使飞机更容易驾驶，要在后座上放一个沙袋，重量跟一个成人差不多，术语叫“压座”。
单飞了一段时间后，教官认为他们组的三个学员技术水平比较稳定，开始将飞行时的沙袋换成学员了，也就是前座学员负责驾驶飞机，处理各种情况，后面的学员要象沙袋一样，沉默不语压座的同时，还要在心中模拟操作要领。由于一个组只有一个飞行帽，归驾驶飞机的学员使用，压座的那位就要借教官的飞行帽来戴。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白天轮流进行飞行训练，晚上一起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也很少休星期天，全部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他们照例来到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这次轮到我父亲在地面等，另两个学员先飞，其中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压座”。
两个人再也没有返回机场，飞机失事，一起牺牲。父亲再见到他们时，已是在追悼会上.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孟起成，王德发。这两个年轻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成为正式的飞行员，就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晚上回到宿舍，父亲发了来到航校后的第一次呆，原来住着九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的房间，现在空荡荡的。原来紧张的学习训练后，几个人还可以开开玩笑、聊聊家常，如今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咳嗽一声都有回音。心理素质再好的人，这时也免不了情绪低落。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几个月里，经历了太多的离别和死亡。他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飞行训练时，连个“压座”的搭档都没有。
学员大队的裴路良政委发现了他的情绪变化，搬着自己的铺盖卷来到了父亲的宿舍，对他说：“我那一个人住太冷清，咱们搭个伴吧！”这位可敬的政委，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应起的作用。
不过飞行训练搭档还是个问题，后来从别的组调来了一个学员和我父亲一起训练，也搬进了他们宿舍，但人员编制还在原来的小组。
他们俩的飞行训练很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飞机-----父亲他们组摔了两架；他们没有固定教员----牺牲了。因此蒋叔叔和我爸两个人就象叫花子一样，每天一早就等在停机坪旁边，乘着别的小组学员飞行训练的空档，抓紧时间飞一个起落。为了一次飞行机会，要在地面等好几小时。只要别的组教员要教点什么，他们两个就凑上去伸直耳朵使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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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人就这么一种条件的下飞了将近一年，也真是一个奇迹！1952年12月，每一个学员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第三期学员毕业了。
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入学时的142个学员，毕业的时候还剩下一半，除牺牲的外，大部分离开的学员是被淘汰的。我父亲那组减员最多，只剩下他一个人。
写到这，我不禁感慨！看到我父亲那一辈飞行员的航校经历，有人可能会说：“当时的中国空军素质太差，半文盲都敢开飞机，这种水平上了前线，还不是挨打挨揍。”
可事实证明，就是这么一些半文盲，在抗美援朝前线，飞行技术进步的神速，没让敌人占半点便宜。他们是祖国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向他们致敬。
父亲是浙江永嘉人，1948年入党，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浙江解放后，他们部队合并到三野X军（他记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原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后为7兵团辖下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最后整个部队并入海军）103师，驻扎在温州地区。主要任务是解放浙江沿岸海岛，肃清国民党残敌。在此期间，负了几次伤，身上留了不少处伤疤（之前在游击队时也负过伤，但当时战斗规模小，受伤规模可能也相对小些）。
1951年2月，新组建的空军到陆军各野战部队招飞行员，在父亲他们部队的几千个士兵中挑中了15名候选人，其中就有刚满20岁的他。当时他们在温州的招生点呆了有一个月，一次次的审查、一批批的筛人，剩下的这15个人来到了省会杭州，进行下一轮选拔。
当时选拔飞行员除了身体条件外，政治上筛选更严格，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要当过三年兵；二是要打过三次仗；三是要政治可靠（不要求一定是党员），祖宗三代历史清白。至于文化水平，要求并不高，会读写300个汉字就可以了，父亲读过五年书，硬是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兵了。
在杭州审查了半个月，又刷下来10个人，剩下的5个人被送到南京，进行第三轮选拔。
到了南京后，又送回原部队3 人，原因各异，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还有的象父亲的一个游击队战友叫曾家俊的，被送走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审查的人认为他没打过仗，他从游击队到野战部队职务一直是“文书”，“文书”在野战部队可能的确不用上前线，但在游击队时，“什么书”见到敌人都要开打。这位曾叔叔很是不忿，回部队后到处开证明，终于在下一批被录取为运输机飞行员。
这时他们一起选出来的就只剩两个人了，这两位幸存者来到了长春飞行预科总队。
这次是由苏联教官亲自审查，他对我父亲的各项成绩非常满意，把他录取成为飞战斗机的学员，至于同来的另一位候选人，被安排去学开运输机（不是身高的原因）。
正常情况下，飞行学员应该在长春的飞行预科总队学习半年，补补文化学学航空基本常识什么的。但由于抗美援朝前线的战事吃紧，我空军损失很大，急需补充战斗机飞行员，上级决定他们这批学员（共142人）提前进航校学习飞行业务，尽早上战场。
当时我军有七所航校，我父亲这批去的是山西太原的四航校，是该校自1949年建校后的第三批学员，这所航校后来搬了家，目前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
四航校位于太原市的双塔寺附近，使用的是原阎锡山部的一个兵营旧址，由于我军在解放太原时在双塔寺附近与阎锡山部有一场恶战，所以兵营内空地上到处都是弹坑，用作学员宿舍和教室的营房也是破破烂烂。四航校建校后也盖过学员宿舍，但当时由老学员使用，所以这批新学员到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营房，填补弹坑，使自己能有宿舍和教室。
按照常规的航校教程，第一年的课程是航空理论学习，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上级决定将一年的理论课程压缩到一个月，充分贯彻了“在陆军基础上建立人民空军”的指导思想，大大的高估了这批新学员的理论水平。
学员们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组，相当于各学员小队，每组人数8、9个不等，我父亲那个小组有9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宿舍。
航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政工人员和教官占一部分；我军管理人员和教员占一部分；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占一部分，此外汽车司机全是日本人。在这里面，苏联教官的权力非常大，一个学员的淘汰与否，基本上全凭他们一句话。
理论学习使父亲倍受折磨，原因如下：一是一年的教学内容压缩成一个月，对学员来讲，信息量太大，只能生吞活剥，不可能100%理解；二是每天除了理论学习，他们还要填炮弹坑、修理营房、一心二用；第三由于我父亲是浙江人，到1949年以后才大量接触到其他省份人的讲的普通话，听力还真有些困难，所以要跟上学习进度，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这期间父亲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拼装飞机模型时，有一段他老是把飞机的螺旋桨和起落架搞混，该安螺旋桨的部位伸出个起落架，飞机的肚皮下却冒出个螺旋桨。
经过一个月的埋头苦读，父亲居然考试合格结了业。他们小组有两个学员在飞行理论学习过程中被淘汰了，他们宿舍剩下7个人，显得宽敞多了。
于是就开始学习飞行，他们最先接触的飞机是“雅克―18”。
那时航校的条件还比较简陋，学员们的飞行装备就是一套飞行服，连飞行帽都是全组共用一顶，哪个人飞行就归谁戴。至于飞机也是一个组一架，学员们轮流飞。
每个小组专门配一个飞行教员，是中方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如无线电等专业的教员，这些属于公共课程，一个学员大队配1、2个就够了，中方教员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其他权力。苏联教员负责教学和考核，权力很大，学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想淘汰一个学员，只要写上一行字：“该学员没有飞行前途。”这个人就得打道回府，改行干别的。
负责我父亲他们组的苏联教官叫“邱叶夫”，是莫斯科人，当时40多岁。
父亲回忆：航校中的苏联人，政工干部还不错，会跟中国学员握握手，聊聊天，但苏联教官们就大不相同了，很瞧不起中国人。
他们骂人，骂学员是蠢猪，马溜子，笨蛋，什么中国人长的跟猴子一样。。。。他们打中国学员很是顺手：在地面推、踢学员，一个不满意就是一耳光；在天上，学员一个动作没做好，苏联教官在后面一踩方向舵，学员一抬腿，苏联人就拿驾驶杆给他一下子。
学员反应慢点，腿会被打的伤痕累累，肿了起来。可能是我父亲飞的还行吧，一直到毕业，他只被打过一次。他说：“打几下到没什么，大伙都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但受不了的是他们侮辱人格，感觉他们是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国人！”“他们从不鼓励学员，对学员有的只是打骂。”
有学员受不了向上级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来航校是向苏联老大哥学技术来的，别的什么都别管！破坏了中苏友谊，搞坏了国际关系，你可要负责！”于是不再有人反应。加上学习任务真是很重，除了学习飞行外，业余时间都要用在理论学习上，因为那一个月的压缩理论，实在需要慢慢消化。学习转移了学员们的注意力，对苏联人的不满，暂时压了下来。
终于还是有学员忍不住了。这个学员叫张文来，平时没少挨打受骂，忍受苏联教官的蛮横。一次与苏联教官一起飞行，可能是又挨了打，气急之下驾驶飞机冲向地面，想与教官同归于尽，但被苏联教官制止了，飞机落地之后，张文来立刻被停飞，后来被送走，去向不明。现在想想，他的结局不会太好，很有可能面临的是军法审判。
学习飞行“雅克―18”三个月后，学员们刚掌握飞行基本要领，勉强能飞了，这种机型的学习也就结束了，算是结了业。在这期间，我父亲他们小组又有两个学员被淘汰，宿舍里还剩下5个人，更宽敞了。
接着就开始学习飞“雅克―11”。这时我父亲他们的状况是这样的：飞行基础没有打好，“雅克―18”就只能勉强飞，理论基础很差，囫囵吞枣，飞行技术就自然不过关。“雅克―18”容易飞，这些弱点还不明显，到硬飞“雅克―11”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开始飞行后不久，父亲他们组的中方教员和一个学员，在一次飞行训练时飞机失控，双双牺牲。教员叫王文礼，学员叫陈进发（父亲叮嘱我一定要写出牺牲烈士的名字，请大家记住他们）。
这样他们小组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教官、飞机和朝夕相处的室友，对剩下四个人的震撼之大，不难想象。这时在学员中间开始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山西省、太原市、904（航校番号）飞行员死了埋在双塔寺（飞行员牺牲后安葬于双塔寺附近山上）。”
带着悲痛，父亲他们继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学业中去，努力提高理论和飞行技术，争取早日全面掌握飞行本领，去前线打仗。
过了一阵子，他们小组又有一个学员被苏联教官淘汰了。宿舍里只剩下三个人。
在配备了另一架飞机后，经过勤学苦练，他们的飞行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小组的三个学员都可以放单飞了。这个成绩是在没有固定飞行教员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艰难。
他们飞的雅克―11飞机是前后两个座位，一般情况下，前座是学员，教官在后面。放单飞后，为了保持平衡，使飞机更容易驾驶，要在后座上放一个沙袋，重量跟一个成人差不多，术语叫“压座”。
单飞了一段时间后，教官认为他们组的三个学员技术水平比较稳定，开始将飞行时的沙袋换成学员了，也就是前座学员负责驾驶飞机，处理各种情况，后面的学员要象沙袋一样，沉默不语压座的同时，还要在心中模拟操作要领。由于一个组只有一个飞行帽，归驾驶飞机的学员使用，压座的那位就要借教官的飞行帽来戴。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白天轮流进行飞行训练，晚上一起努力提高理论水平，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也很少休星期天，全部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一天，他们照例来到机场进行飞行训练，这次轮到我父亲在地面等，另两个学员先飞，其中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压座”。
两个人再也没有返回机场，飞机失事，一起牺牲。父亲再见到他们时，已是在追悼会上.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孟起成，王德发。这两个年轻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成为正式的飞行员，就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晚上回到宿舍，父亲发了来到航校后的第一次呆，原来住着九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的房间，现在空荡荡的。原来紧张的学习训练后，几个人还可以开开玩笑、聊聊家常，如今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咳嗽一声都有回音。心理素质再好的人，这时也免不了情绪低落。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几个月里，经历了太多的离别和死亡。他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飞行训练时，连个“压座”的搭档都没有。
学员大队的裴路良政委发现了他的情绪变化，搬着自己的铺盖卷来到了父亲的宿舍，对他说：“我那一个人住太冷清，咱们搭个伴吧！”这位可敬的政委，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起到了一个合格的政工干部应起的作用。
不过飞行训练搭档还是个问题，后来从别的组调来了一个学员和我父亲一起训练，也搬进了他们宿舍，但人员编制还在原来的小组。
他们俩的飞行训练很是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飞机-----父亲他们组摔了两架；他们没有固定教员----牺牲了。因此蒋叔叔和我爸两个人就象叫花子一样，每天一早就等在停机坪旁边，乘着别的小组学员飞行训练的空档，抓紧时间飞一个起落。为了一次飞行机会，要在地面等好几小时。只要别的组教员要教点什么，他们两个就凑上去伸直耳朵使劲听。
]
他们两个人就这么一种条件的下飞了将近一年，也真是一个奇迹！1952年12月，每一个学员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第三期学员毕业了。
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毕业典礼。入学时的142个学员，毕业的时候还剩下一半，除牺牲的外，大部分离开的学员是被淘汰的。我父亲那组减员最多，只剩下他一个人。
写到这，我不禁感慨！看到我父亲那一辈飞行员的航校经历，有人可能会说：“当时的中国空军素质太差，半文盲都敢开飞机，这种水平上了前线，还不是挨打挨揍。”
可事实证明，就是这么一些半文盲，在抗美援朝前线，飞行技术进步的神速，没让敌人占半点便宜。他们是祖国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五十年后的今天，再次向他们致敬。
- 这就要提一下想当初了，想当初我特年轻的时候(刚上小学时),正常情况下，我爸大概一星期回一次家，平时就住在机场，估计天天准备打仗吧。
他一回来，家里就热闹起来，跟过节一样。带回来的巧克力、糖、还有空勤灶做的点心，都可以让孩子们高兴起来，再加上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完整了，一家人一起散散步、逛逛没什么货品的百货大楼和没多少动物的动物园，倒也其乐融融。
我盼着他回来别有原因，这是个秘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在本文中刚刚解密，第一次公布。那就是----我可以偷着玩我爸的手枪！
他每次回来都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飞行员的飞行装备，可能是为了紧急情况时立刻可以换上吧，反正每个飞行员回家，都要带这么个包。
我爸回来后就把包“藏”起来，不过藏的地方没什么创意，不是床底下就是大立柜顶上，跟我妈“藏”点心的地方差不多，这哪瞒的过我呀！
只要逮着空，我就把那个包拿出来，打开之后慢慢欣赏，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不认识，吸引我的除了手枪就是伞刀。咱们先说伞刀，它折起来收好后有成人的手那么长，有点象现在街上卖的瑞士军刀，刀身一头是一把刀，另一头是一把带刃的钩子。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是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上面有一个开关，向不同的方向按，主伞刀或钩子就缓缓打开，真先进！我后来一直没见过类似的刀。
说到手枪，是64式,不大，挺重手，沉甸甸的。这里我要夸一下自己，在没有人教过我的情况下：我会开关枪保险！我会拆卸子弹匣！我能把手枪拆散了再装回去！后来听说别的部队有小孩玩枪走火的事，我就更自豪了，咱玩了这么多次枪，不但每次扣扳机前先关枪保险（或是卸子弹匣，还要确保枪膛中没子弹），没出事故，而且还没让家里的领导们发现（我们家领导多，一爸一妈一姐一哥，奶奶也经常来我家视察），这需要多么高的智慧和勇气呀！
扯了这么多，中心思想就是我挺好奇，到底飞行员的随身装备都有什么，小时侯我只顾玩枪，那包里的其他东西我根本就没注意，而且这个话题不伤感情，让我爸介绍一下，没准他的胃口会好点，多吃几口饭，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下面是我爸的回忆，时间上有不确定的地方我尽量从其他途径了解，包括请教河里的军事大拿们，在这先多谢了。
我空军飞行员的装备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早期基本上全盘使用苏军的装备-----使用苏军的装备同时，装备国产化同时进行中-----随后装备国产化既有借鉴也有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飞行员的装备也不断完善。归纳起来一句话：我军飞行员的装备，是在摸索中形成的，其特点是具有我军特色、不断改进。
我空军初建时，飞行员装备基本上是苏联支援的。不仅如此，当时连飞行训练大纲、飞行手册、战斗条令等也是全盘苏化。但有一个例外，飞行服是日本造的，应该是当年的战利品吧。这种飞行服是连身的，浅兰色人字呢，带拉锁。由于是为东方人设计的，我爸他们穿上挺合适。
苏制飞行靴每人两双，夏、冬各一双，均为高腰，靴筒一直到膝盖。
冬靴里外都是毛，靴底是毡的，穿的时候还要在靴子外边套上一双橡皮防滑套，穿上之后非常重，走路迈不开腿。
苏制鹿皮手套一双，里面是毛，带上之后非常合手，不影响驾驶操作，飞行员们都很喜欢。
苏制皮带一条，带枪套和伞刀套。
手枪一支（51式）
伞刀一把（象现在的砍刀，很笨重不能收缩，有刀套）
毕业后发飞行帽一顶（航校时一个组一顶，学员轮流使用）
稠飞行帽衬里一条。
这套以苏式装备为主的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兵工企业不断开发出一些替代品让我爸他们试用，有的很成功，但有些不太适用。
由于我爸毕业时还是抗美援朝期间，后来他们师又在福建前线执行过任务，靠近海面，所以他们还有一套战时的救生装备。这套救生装备和伞包结合，主体是一艘橡皮艇。飞行员跳伞后，如果落入水中，打开充气开关后救生船可自动充气。船上备有压缩饼干、巧克力、酥糖、急救包（内有吗啡、纱布、红汞等）、钓鱼用具、净水器、信号弹、发报机和电池。发生意外后，飞行员靠这些物品可以生存一个星期以上。
1952年12月我爸从航校毕业，下部队后没多久，我军后勤部门生产出第一批国产飞行服，样式也变了，不再采用日式的那种连身衣，由上衣和裤子两部分组成。袖子、裤腿、上衣下摆均未收口，飞行员们都觉的不太舒服。
这种飞行服还造成了一起事故。有一次，一个飞行大队长在执行任务时飞机发生故障，该大队长弃机跳伞，降落伞打开时把他的飞行衣下摆给起来了，露出了肚皮，当时高空温度约为零下56度，降落之后他被严重冻伤。飞行服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相关厂家将飞行服上衣的下摆和袖口加上松紧带，成为缩口，也保暖多了。
飞行服的面料也由人字呢改为皮革的，当时厂家生产出两套不同面料的飞行服请我爸他们试穿，一套是鹿皮的，另一套可能是牛皮的，穿着都非常轻便保暖。但由于鹿皮成本太高，最后决定采用牛皮作为飞行服面料，一直沿用至今。父亲对这套飞行服评价很高，认为设计的很合理，算是改装成功。
飞行靴的样式也变了，靴身变短了，走路稍微轻便些，但飞行员们都不喜欢。原因是飞行服棉裤膝盖以下部分为单层，也就是只有一层布，原来的飞行靴靴身一直到膝盖，整个小腿都很暖。但新款飞行靴靴身短，穿上飞行靴之后从膝盖到靴身空出一截，飞上天后机舱内气温低，腿很冷，而且不知什么原因，目前这种飞行靴还在使用。
飞行手套也改了，衬里由以前的羊毛改为毡的，面料也由以前的粗纹高级皮改为光面皮。这种手套既不好摘戴，也不好用，驾驶操作时经常打滑，飞行员们意见很大，可能是由于工艺问题，这种手套使用了5、6年后，才换成类似以前的那种苏式手套。
下部队后最让父亲高兴的就是可以有一顶自己的飞行帽了。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完全仿造苏联的。白天用着还行，飞夜航就有点差强人意，老是要做些额外的动作。
飞行员戴着帽子上飞机后，要将飞行帽上的一个接头连上飞机的通话器和无线电插头，为了保证飞行员一次连接成功，飞行帽插头和飞机接口上各有一个白点，操作时只要将两个白点对准，就可以准确的接通通话器和无线电。
问题就出在这，以前苏联飞行帽接头上的白点和飞机插头上的白点是有荧光的，不管白天黑夜使用起来都很方便，但我们仿制的飞行帽插头上虽然也有白点，但没有莹光，飞夜航时如果想连上飞机插头，要试来试去好一会，很耽误时间。
提了意见后，这个缺点很快就改了过来。这种款式的飞行帽使用时间最长，雅克―18、雅克―11、米格―9、比斯、歼五、歼六等机型用的都是它。直到飞歼七，我爸才用上完全不同的飞行帽。为全包头式玻璃钢钢盔，有可伸缩护目镜，天蓝色，头顶正中有一红五星，现在看电视，发现我军歼八II飞行员还在使用这种头盔。我爸收藏了一顶，戴上去很威风。
歼七还有一种高空飞行帽，我没见过，据父亲讲是密封的，与抗荷服连在一起，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离，平时有专人保管，只有在高空进行超音速作业时（15000米以上）才使用。
氧气面罩仿造的也不好，式样完全照搬苏联，连规格尺寸都照搬。基本上不动脑子。白种人脸型长，鼻梁高，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的氧气面罩戴上后基本上严丝合缝，不会漏气。
可这种氧气面罩的使用者是中国人呀！鼻梁没那么高，与氧气面罩的上沿总差着几毫米--半厘米，一通氧，滋滋的漏气，飞行的时候很别扭。这个问题一直到父亲停飞时都没解决。
配枪也换过几次，总的说来是重量越来越轻，体积越来越小。1955年换成54式（还是很重很大，小时侯在警卫室玩过），1959年换成59式,1965年换成64式，以后就一直用64式（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款，亲切极了！）。
苏式伞刀用了有十几年，这种伞刀的长度大概跟成人的小臂差不多，又笨又重，样子有点象“第一滴血”里史泰龙用的那种，不过没那么多功能。
说起伞刀的改装还有一个小故事：196X年，我军在内蒙地区击落了一架U2高空侦察机，驾驶员被生擒。我军找到该机残骸后，缴获了不少驾驶员的美式随身装备，其中有一把伞刀。
空军负责装备的军官带着这把伞刀到我爸他们团征求意见，我爸看见伞刀后爱不释手，觉得使用起来真方便。这把伞刀小巧玲珑，一头是刀，一头是带刃的钩子，不用的时候折叠进刀身，用的时候可以用开关控制自动打开。尤其是那个钩子，如果跳伞时被挂住，随手一拉，就可以割断伞绳。见惯了苏式伞刀的父亲，对这把伞刀的设计者，很是佩服。
我爸打开伞刀，比划着模拟各种割伞动作，越使越顺手，不过却遇见了个难题，怎么把刀收回去呢？琢磨来琢磨去，试着用手把刀身压回去，一个不留神，手被刀刃划破了，原来这伞刀用的是特种钢，刀刃极是锋利，割伞就象切豆腐，更别说我爸的手了。
装备部的军官见状大笑，对我爸说：“你是我军第二个被这把刀割伤手的，第一个被割伤的人是刘司令。”原来刘亚楼将军见到这把刀后也是非常喜爱，使劲捣鼓，收刀时遇见同样的问题，也伤了手。
我爸他们团的飞行员都非常喜欢这把伞刀，认为这种刀使用方便，重量也轻，于是上级决定仿制该型伞刀。
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款式的伞刀装备到各飞行部队，父亲发现仿制的伞刀比以前那把重，也大多了，没那么小巧玲珑，由于采用的钢材不同，刀刃也没那么锋利，不过还是比苏式的好用。
降落伞逃生系统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飞行员跳伞降落伞不能自动打开，需要手动开伞。一次，一位叫李文一的飞行大队长，在飞行训练时出了事故，在成功逃离飞机后，由于他手受了伤，拉不动开伞绳，最后牺牲了。
后来研究开发出了自动开伞装置，飞行员弹出机舱后，飞行座椅脱离，自动开伞器将降落伞打开，跳伞安全多了。
到了歼七，跳伞时整个座仓连座仓盖都可以弹射出去，飞行员跳伞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我爸飞了这么多年，不管遇见什么样的空中险情，一次伞也没跳过，可惜了这么先进的跳伞逃生系统。
最后谈一下抗荷服。我空军刚创建时，飞行员装备里没有抗荷服，所以我爸他们飞行时动作稍微大一点，头部的血液就流到腿部，飞行员就会眼前发黑，短暂失明，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得到改善。原因是我军可以生产抗荷服了。
这种抗荷服严格说来应该叫抗荷裤，穿上这种抗荷服可以保障头部供血，飞行员可以承受6-7个负荷，效果非常好，可以飞许多以前不能做的动作了。
前面介绍飞行帽时顺便提到歼七的抗荷服，这种抗荷服是专用的，连着飞行帽、飞行手套、连脚也包着，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开。在现代宇航服没有研制出来前，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第一次太空飞行，用的就是这种抗荷服。此外，父亲2000年参观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时，发现美军F―16战机飞行员穿的抗荷服，也是这种。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我父亲有一个穿抗荷服的后遗症。飞行员在穿上抗荷服后，由于抗荷服不透气，在空中的飞机里温度可以调节,还可以忍受，但在地面时就热的够戗,尤其是在一、二级战备值班时，全副武装的父亲坐在飞机中备战，每次都一身身的出汗，排尿自然很少，长期如此，他得了肾结石。
第一次发作是在我3岁左右，记得是一天早晨，家里只有我爸和我，起床后我发现他疼的在床上直打滚，话都讲不利落了，头撞在暖气片上都不知道，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穿着他的拖鞋跟对门的叔叔说：“我爸要死了，快去看看！”就这样，我立了一小功。
第二次是2000年，体检查出我爸又有了结石，在协和医院用超声波碎石三次，将结石震碎，随尿液排出体外。但一天半夜，有一块比较大的碎结石卡在尿道里，父亲疼痛难忍，服用了一粒军用急救包里的特效止痛片止住疼后，硬是将这粒碎结石排了出来，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这粒结石给我看，告诉我事情经过。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叫我，他说叫也没用，到医院不过也是止痛，没什么区别，这点小事，自己搞掂了。
通过父亲的介绍，了解到一些我军飞行员装备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空军史的一部分，在此记录下来，算是一种纪念吧。
他一回来，家里就热闹起来，跟过节一样。带回来的巧克力、糖、还有空勤灶做的点心，都可以让孩子们高兴起来，再加上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完整了，一家人一起散散步、逛逛没什么货品的百货大楼和没多少动物的动物园，倒也其乐融融。
我盼着他回来别有原因，这是个秘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在本文中刚刚解密，第一次公布。那就是----我可以偷着玩我爸的手枪！
他每次回来都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飞行员的飞行装备，可能是为了紧急情况时立刻可以换上吧，反正每个飞行员回家，都要带这么个包。
我爸回来后就把包“藏”起来，不过藏的地方没什么创意，不是床底下就是大立柜顶上，跟我妈“藏”点心的地方差不多，这哪瞒的过我呀！
只要逮着空，我就把那个包拿出来，打开之后慢慢欣赏，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都不认识，吸引我的除了手枪就是伞刀。咱们先说伞刀，它折起来收好后有成人的手那么长，有点象现在街上卖的瑞士军刀，刀身一头是一把刀，另一头是一把带刃的钩子。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是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上面有一个开关，向不同的方向按，主伞刀或钩子就缓缓打开，真先进！我后来一直没见过类似的刀。
说到手枪，是64式,不大，挺重手，沉甸甸的。这里我要夸一下自己，在没有人教过我的情况下：我会开关枪保险！我会拆卸子弹匣！我能把手枪拆散了再装回去！后来听说别的部队有小孩玩枪走火的事，我就更自豪了，咱玩了这么多次枪，不但每次扣扳机前先关枪保险（或是卸子弹匣，还要确保枪膛中没子弹），没出事故，而且还没让家里的领导们发现（我们家领导多，一爸一妈一姐一哥，奶奶也经常来我家视察），这需要多么高的智慧和勇气呀！
扯了这么多，中心思想就是我挺好奇，到底飞行员的随身装备都有什么，小时侯我只顾玩枪，那包里的其他东西我根本就没注意，而且这个话题不伤感情，让我爸介绍一下，没准他的胃口会好点，多吃几口饭，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下面是我爸的回忆，时间上有不确定的地方我尽量从其他途径了解，包括请教河里的军事大拿们，在这先多谢了。
我空军飞行员的装备发展过程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早期基本上全盘使用苏军的装备-----使用苏军的装备同时，装备国产化同时进行中-----随后装备国产化既有借鉴也有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飞行员的装备也不断完善。归纳起来一句话：我军飞行员的装备，是在摸索中形成的，其特点是具有我军特色、不断改进。
我空军初建时，飞行员装备基本上是苏联支援的。不仅如此，当时连飞行训练大纲、飞行手册、战斗条令等也是全盘苏化。但有一个例外，飞行服是日本造的，应该是当年的战利品吧。这种飞行服是连身的，浅兰色人字呢，带拉锁。由于是为东方人设计的，我爸他们穿上挺合适。
苏制飞行靴每人两双，夏、冬各一双，均为高腰，靴筒一直到膝盖。
冬靴里外都是毛，靴底是毡的，穿的时候还要在靴子外边套上一双橡皮防滑套，穿上之后非常重，走路迈不开腿。
苏制鹿皮手套一双，里面是毛，带上之后非常合手，不影响驾驶操作，飞行员们都很喜欢。
苏制皮带一条，带枪套和伞刀套。
手枪一支（51式）
伞刀一把（象现在的砍刀，很笨重不能收缩，有刀套）
毕业后发飞行帽一顶（航校时一个组一顶，学员轮流使用）
稠飞行帽衬里一条。
这套以苏式装备为主的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兵工企业不断开发出一些替代品让我爸他们试用，有的很成功，但有些不太适用。
由于我爸毕业时还是抗美援朝期间，后来他们师又在福建前线执行过任务，靠近海面，所以他们还有一套战时的救生装备。这套救生装备和伞包结合，主体是一艘橡皮艇。飞行员跳伞后，如果落入水中，打开充气开关后救生船可自动充气。船上备有压缩饼干、巧克力、酥糖、急救包（内有吗啡、纱布、红汞等）、钓鱼用具、净水器、信号弹、发报机和电池。发生意外后，飞行员靠这些物品可以生存一个星期以上。
1952年12月我爸从航校毕业，下部队后没多久，我军后勤部门生产出第一批国产飞行服，样式也变了，不再采用日式的那种连身衣，由上衣和裤子两部分组成。袖子、裤腿、上衣下摆均未收口，飞行员们都觉的不太舒服。
这种飞行服还造成了一起事故。有一次，一个飞行大队长在执行任务时飞机发生故障，该大队长弃机跳伞，降落伞打开时把他的飞行衣下摆给起来了，露出了肚皮，当时高空温度约为零下56度，降落之后他被严重冻伤。飞行服的改革也就势在必行了。相关厂家将飞行服上衣的下摆和袖口加上松紧带，成为缩口，也保暖多了。
飞行服的面料也由人字呢改为皮革的，当时厂家生产出两套不同面料的飞行服请我爸他们试穿，一套是鹿皮的，另一套可能是牛皮的，穿着都非常轻便保暖。但由于鹿皮成本太高，最后决定采用牛皮作为飞行服面料，一直沿用至今。父亲对这套飞行服评价很高，认为设计的很合理，算是改装成功。
飞行靴的样式也变了，靴身变短了，走路稍微轻便些，但飞行员们都不喜欢。原因是飞行服棉裤膝盖以下部分为单层，也就是只有一层布，原来的飞行靴靴身一直到膝盖，整个小腿都很暖。但新款飞行靴靴身短，穿上飞行靴之后从膝盖到靴身空出一截，飞上天后机舱内气温低，腿很冷，而且不知什么原因，目前这种飞行靴还在使用。
飞行手套也改了，衬里由以前的羊毛改为毡的，面料也由以前的粗纹高级皮改为光面皮。这种手套既不好摘戴，也不好用，驾驶操作时经常打滑，飞行员们意见很大，可能是由于工艺问题，这种手套使用了5、6年后，才换成类似以前的那种苏式手套。
下部队后最让父亲高兴的就是可以有一顶自己的飞行帽了。这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完全仿造苏联的。白天用着还行，飞夜航就有点差强人意，老是要做些额外的动作。
飞行员戴着帽子上飞机后，要将飞行帽上的一个接头连上飞机的通话器和无线电插头，为了保证飞行员一次连接成功，飞行帽插头和飞机接口上各有一个白点，操作时只要将两个白点对准，就可以准确的接通通话器和无线电。
问题就出在这，以前苏联飞行帽接头上的白点和飞机插头上的白点是有荧光的，不管白天黑夜使用起来都很方便，但我们仿制的飞行帽插头上虽然也有白点，但没有莹光，飞夜航时如果想连上飞机插头，要试来试去好一会，很耽误时间。
提了意见后，这个缺点很快就改了过来。这种款式的飞行帽使用时间最长，雅克―18、雅克―11、米格―9、比斯、歼五、歼六等机型用的都是它。直到飞歼七，我爸才用上完全不同的飞行帽。为全包头式玻璃钢钢盔，有可伸缩护目镜，天蓝色，头顶正中有一红五星，现在看电视，发现我军歼八II飞行员还在使用这种头盔。我爸收藏了一顶，戴上去很威风。
歼七还有一种高空飞行帽，我没见过，据父亲讲是密封的，与抗荷服连在一起，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离，平时有专人保管，只有在高空进行超音速作业时（15000米以上）才使用。
氧气面罩仿造的也不好，式样完全照搬苏联，连规格尺寸都照搬。基本上不动脑子。白种人脸型长，鼻梁高，根据他们的特点设计的氧气面罩戴上后基本上严丝合缝，不会漏气。
可这种氧气面罩的使用者是中国人呀！鼻梁没那么高，与氧气面罩的上沿总差着几毫米--半厘米，一通氧，滋滋的漏气，飞行的时候很别扭。这个问题一直到父亲停飞时都没解决。
配枪也换过几次，总的说来是重量越来越轻，体积越来越小。1955年换成54式（还是很重很大，小时侯在警卫室玩过），1959年换成59式,1965年换成64式，以后就一直用64式（这是我最熟悉的一款，亲切极了！）。
苏式伞刀用了有十几年，这种伞刀的长度大概跟成人的小臂差不多，又笨又重，样子有点象“第一滴血”里史泰龙用的那种，不过没那么多功能。
说起伞刀的改装还有一个小故事：196X年，我军在内蒙地区击落了一架U2高空侦察机，驾驶员被生擒。我军找到该机残骸后，缴获了不少驾驶员的美式随身装备，其中有一把伞刀。
空军负责装备的军官带着这把伞刀到我爸他们团征求意见，我爸看见伞刀后爱不释手，觉得使用起来真方便。这把伞刀小巧玲珑，一头是刀，一头是带刃的钩子，不用的时候折叠进刀身，用的时候可以用开关控制自动打开。尤其是那个钩子，如果跳伞时被挂住，随手一拉，就可以割断伞绳。见惯了苏式伞刀的父亲，对这把伞刀的设计者，很是佩服。
我爸打开伞刀，比划着模拟各种割伞动作，越使越顺手，不过却遇见了个难题，怎么把刀收回去呢？琢磨来琢磨去，试着用手把刀身压回去，一个不留神，手被刀刃划破了，原来这伞刀用的是特种钢，刀刃极是锋利，割伞就象切豆腐，更别说我爸的手了。
装备部的军官见状大笑，对我爸说：“你是我军第二个被这把刀割伤手的，第一个被割伤的人是刘司令。”原来刘亚楼将军见到这把刀后也是非常喜爱，使劲捣鼓，收刀时遇见同样的问题，也伤了手。
我爸他们团的飞行员都非常喜欢这把伞刀，认为这种刀使用方便，重量也轻，于是上级决定仿制该型伞刀。
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款式的伞刀装备到各飞行部队，父亲发现仿制的伞刀比以前那把重，也大多了，没那么小巧玲珑，由于采用的钢材不同，刀刃也没那么锋利，不过还是比苏式的好用。
降落伞逃生系统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飞行员跳伞降落伞不能自动打开，需要手动开伞。一次，一位叫李文一的飞行大队长，在飞行训练时出了事故，在成功逃离飞机后，由于他手受了伤，拉不动开伞绳，最后牺牲了。
后来研究开发出了自动开伞装置，飞行员弹出机舱后，飞行座椅脱离，自动开伞器将降落伞打开，跳伞安全多了。
到了歼七，跳伞时整个座仓连座仓盖都可以弹射出去，飞行员跳伞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我爸飞了这么多年，不管遇见什么样的空中险情，一次伞也没跳过，可惜了这么先进的跳伞逃生系统。
最后谈一下抗荷服。我空军刚创建时，飞行员装备里没有抗荷服，所以我爸他们飞行时动作稍微大一点，头部的血液就流到腿部，飞行员就会眼前发黑，短暂失明，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得到改善。原因是我军可以生产抗荷服了。
这种抗荷服严格说来应该叫抗荷裤，穿上这种抗荷服可以保障头部供血，飞行员可以承受6-7个负荷，效果非常好，可以飞许多以前不能做的动作了。
前面介绍飞行帽时顺便提到歼七的抗荷服，这种抗荷服是专用的，连着飞行帽、飞行手套、连脚也包着，穿上后与外界完全隔开。在现代宇航服没有研制出来前，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第一次太空飞行，用的就是这种抗荷服。此外，父亲2000年参观洛杉矶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时，发现美军F―16战机飞行员穿的抗荷服，也是这种。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我父亲有一个穿抗荷服的后遗症。飞行员在穿上抗荷服后，由于抗荷服不透气，在空中的飞机里温度可以调节,还可以忍受，但在地面时就热的够戗,尤其是在一、二级战备值班时，全副武装的父亲坐在飞机中备战，每次都一身身的出汗，排尿自然很少，长期如此，他得了肾结石。
第一次发作是在我3岁左右，记得是一天早晨，家里只有我爸和我，起床后我发现他疼的在床上直打滚，话都讲不利落了，头撞在暖气片上都不知道，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穿着他的拖鞋跟对门的叔叔说：“我爸要死了，快去看看！”就这样，我立了一小功。
第二次是2000年，体检查出我爸又有了结石，在协和医院用超声波碎石三次，将结石震碎，随尿液排出体外。但一天半夜，有一块比较大的碎结石卡在尿道里，父亲疼痛难忍，服用了一粒军用急救包里的特效止痛片止住疼后，硬是将这粒碎结石排了出来，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这粒结石给我看，告诉我事情经过。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叫我，他说叫也没用，到医院不过也是止痛，没什么区别，这点小事，自己搞掂了。
通过父亲的介绍，了解到一些我军飞行员装备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空军史的一部分，在此记录下来，算是一种纪念吧。
部队的规定都是：飞行员必须全天候配枪。不管是在天上飞，还是在地面；不管是值勤，还是在休假；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部队；甚至探家和疗养时，飞行员也一定要做到枪不离身，身不离枪。
这可苦了我爸他们，手枪对他们来说成了个累赘，不管到哪，天天揣着个差不多两斤重的铁疙瘩，上班时还好点，把枪装在枪套里挂在武装带上。可下班后，有时侯要到营房外散散步，买点东西，总不能也挂着支枪去商店呀！知道的明白是你们部队的规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同志帮着维持社会秩序呢。
那个年代还真没有现在电影里那种拴在肩膀上的那种枪套，否则就替我爸他们解决大难题了。这配枪也不允许让别人代管，所以他们想了个没办法的办法：如果出军营，他们干脆就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直接塞裤兜里，就跟咱们塞车钥匙一样。
50年代他们驻扎在杨村机场，那时的飞行员几乎全是小伙子，个个精力充沛、活蹦乱跳的，估计那个年代杨村的各公共场合，一到部队放假，应该到处都是揣着手枪满大街乱逛的飞行员，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我爸。
我爸有个爱好，爱听京剧，说来很有点意思，一个浙江人居然爱听京剧，我妈说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我爸还经常偷偷哼几句呢，我是从来没听过，实在想象不出来带着浙江口音的京剧是个什么调调。
父亲记忆里的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美好的，没有那么残酷的路线之争，整个国家都在使劲发展，老百姓也单纯，什么都信，也特有热情，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再加上抗美援朝的胜利，整个中国，都有股子欣欣向荣的气象。
我爸在部队里也成了业务骨干，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1956年5月，部队决定让他去北京参加空军指挥员训练班，时间是8个月，地点在南苑机场。
比起航校来，这学习班可以算是天堂了，教员都是自己人，来客串教学的首长也是和蔼可亲，父亲的学习过程是收获很多，心情愉快。
让他更高兴的是可以去剧院看京剧了，这可是他的一大享受，在浙江，当地流行的地方戏是越剧，不过作为国剧的京剧，父亲小时侯也没少听。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怎么可能不去欣赏京剧！
一个月至少有两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爸都要和几个京剧爱好者一起去看京剧演出，地点是东单附近的长安戏院。那的名角可真不少，什么马连良、赵燕侠、等等等等（我记不住那么多名角的名字）。如今听我爸念叨这些京剧大家的名字，很有点年轻人追星的劲头。
看戏也得带着枪，还是塞在裤兜里，真别扭！别扭也得带着，军令如山呀。看到忘形时，刚翘个二郎腿，裤兜里的手枪就说话了：“当兵的，注意仪容仪表，把腿放下去。”一边说一边冲着大腿就是一下子，硌的生疼。冬天还好点，夏天裤兜里放把枪，着实不舒服。
我问我爸：“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随时带着手枪呢？”我爸反问我：“你说呢？自己好好想想！”语气颇为不耐烦。
1957年2月，我爸毕业了。告别了教员和战友，参加训练班的学员们就各自归队了。
火车到达杨村火车站已是晚上，天已经很黑了，火车站离部队驻地还有4、5公里。我爸背着随身行李，琢磨着走回去未免太远了，平时白天无所谓，现在走到宿舍半夜三更的连个整觉都睡不了，干脆打个“的”吧。就走到火车站前趴活的“人力三轮的”前，问司机：“请问到机场多少钱？”
“两毛。”那师傅一看来了活，立刻有了精神。
“那咱们走吧。”我爸这人不善于砍价，再加上天太晚了，两毛就两毛吧。那时侯他的工资是80多元一个月，作为一个单身汉，除去寄回老家的钱，剩下的足够他用了。
这位“出租车”师傅是本地人，满嘴天津话，长的是人高马大，整整高我爸一头，是标准的北方劳动人民的形象，对我空军情况非常好奇，不断刺探军事情报，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唠着瞌，一会就到了机场，我爸付了车钱,直接回了宿舍，身上觉得轻飘飘的。
这时营房已经熄了灯，大伙都休息了，我爸也赶紧睡觉，准备第二天再报到。
转眼到了早上，起床号一响，整个军营就活起来了。我爸一边整理行李一边跟战友们聊天，毕竟8个月没见了。穿好军装，系上武装带，我爸感觉身上怎么还是轻飘飘的，特别扭。
整理整理衣服下摆，正正大盖帽，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呢？一摸裤兜，我爸不禁大叫：“我的手枪呢？！我 的 手枪呢？！”
战友们纷纷围了上来，有个参谋说：“别急，想想放哪了？是不是在行李里？”
大伙七手八脚的一通乱找，没有找到。有人问：“是不是掉路上了？”
“下火车时枪还在我身上。”
“肯定是掉在三轮车上了！” 我爸回忆起来了。
“那得赶快去找，被别人拣到了就麻烦了！我去叫车”参谋说着冲了出去。
我爸他们几个跳上吉普就奔火车站，除了我爸，那几位当然是依然揣着枪。
到了火车站，我爸一眼看见昨天的那位“的哥”
]
“就是他！”一个急刹车，几个人就把那哥们给围起来了。
“几位几位，有嘛事好商量。”“的哥”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冒犯了这几个子弟兵。
“昨天晚上坐你的车，我掉东西了，你看见了吗？”我爸问。
“没有，不可能，你丢嘛东西了？”
“手枪！”
“我地妈呀！那可没看见！”
“那我找找！”说着我爸上了他的三轮车，找了起来。
进了后车座一翻，赫然看见他的手枪枪口朝上，坐在车垫缝里冲我爸乐呐。赶紧拿出来说：“找着了！在这呢。”原来昨天拉完机场这趟活后，这位“的哥”连车都没收拾就回家了，今天一大早还没开张，我爸他们就来找了，否则这枪还真没准在不在呢。
“哎呀妈呀，幸亏您找着了，要不我非吃官司不可！”
“对不起，让您受惊了，我们得赶回部队去，打搅了！”说着我爸他们就回了机场。“民不举，官不究。”这次丢枪事件算是有了个完满的结局。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尤其是我爸结婚后，他就长了个心眼，只要是回家，他就把枪放在飞行包里，再把包藏在个角落里，上街再也不带枪了，怕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可他就没想到家里还有个我呐，这一举措差点使我成为一个兵器专家，反正拆他的枪是一点困难没有。幸亏我不爱“臭显”，要不然我揣着把真枪找小朋友玩会打仗，肯定能把他气炸了，不知到那时他会把枪藏哪呢？
一直纳闷中。。。。。。
这可苦了我爸他们，手枪对他们来说成了个累赘，不管到哪，天天揣着个差不多两斤重的铁疙瘩，上班时还好点，把枪装在枪套里挂在武装带上。可下班后，有时侯要到营房外散散步，买点东西，总不能也挂着支枪去商店呀！知道的明白是你们部队的规定，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实行了军管，解放军同志帮着维持社会秩序呢。
那个年代还真没有现在电影里那种拴在肩膀上的那种枪套，否则就替我爸他们解决大难题了。这配枪也不允许让别人代管，所以他们想了个没办法的办法：如果出军营，他们干脆就把枪从枪套里拿出来，直接塞裤兜里，就跟咱们塞车钥匙一样。
50年代他们驻扎在杨村机场，那时的飞行员几乎全是小伙子，个个精力充沛、活蹦乱跳的，估计那个年代杨村的各公共场合，一到部队放假，应该到处都是揣着手枪满大街乱逛的飞行员，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我爸。
我爸有个爱好，爱听京剧，说来很有点意思，一个浙江人居然爱听京剧，我妈说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我爸还经常偷偷哼几句呢，我是从来没听过，实在想象不出来带着浙江口音的京剧是个什么调调。
父亲记忆里的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美好的，没有那么残酷的路线之争，整个国家都在使劲发展，老百姓也单纯，什么都信，也特有热情，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再加上抗美援朝的胜利，整个中国，都有股子欣欣向荣的气象。
我爸在部队里也成了业务骨干，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1956年5月，部队决定让他去北京参加空军指挥员训练班，时间是8个月，地点在南苑机场。
比起航校来，这学习班可以算是天堂了，教员都是自己人，来客串教学的首长也是和蔼可亲，父亲的学习过程是收获很多，心情愉快。
让他更高兴的是可以去剧院看京剧了，这可是他的一大享受，在浙江，当地流行的地方戏是越剧，不过作为国剧的京剧，父亲小时侯也没少听。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怎么可能不去欣赏京剧！
一个月至少有两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爸都要和几个京剧爱好者一起去看京剧演出，地点是东单附近的长安戏院。那的名角可真不少，什么马连良、赵燕侠、等等等等（我记不住那么多名角的名字）。如今听我爸念叨这些京剧大家的名字，很有点年轻人追星的劲头。
看戏也得带着枪，还是塞在裤兜里，真别扭！别扭也得带着，军令如山呀。看到忘形时，刚翘个二郎腿，裤兜里的手枪就说话了：“当兵的，注意仪容仪表，把腿放下去。”一边说一边冲着大腿就是一下子，硌的生疼。冬天还好点，夏天裤兜里放把枪，着实不舒服。
我问我爸：“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随时带着手枪呢？”我爸反问我：“你说呢？自己好好想想！”语气颇为不耐烦。
1957年2月，我爸毕业了。告别了教员和战友，参加训练班的学员们就各自归队了。
火车到达杨村火车站已是晚上，天已经很黑了，火车站离部队驻地还有4、5公里。我爸背着随身行李，琢磨着走回去未免太远了，平时白天无所谓，现在走到宿舍半夜三更的连个整觉都睡不了，干脆打个“的”吧。就走到火车站前趴活的“人力三轮的”前，问司机：“请问到机场多少钱？”
“两毛。”那师傅一看来了活，立刻有了精神。
“那咱们走吧。”我爸这人不善于砍价，再加上天太晚了，两毛就两毛吧。那时侯他的工资是80多元一个月，作为一个单身汉，除去寄回老家的钱，剩下的足够他用了。
这位“出租车”师傅是本地人，满嘴天津话，长的是人高马大，整整高我爸一头，是标准的北方劳动人民的形象，对我空军情况非常好奇，不断刺探军事情报，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唠着瞌，一会就到了机场，我爸付了车钱,直接回了宿舍，身上觉得轻飘飘的。
这时营房已经熄了灯，大伙都休息了，我爸也赶紧睡觉，准备第二天再报到。
转眼到了早上，起床号一响，整个军营就活起来了。我爸一边整理行李一边跟战友们聊天，毕竟8个月没见了。穿好军装，系上武装带，我爸感觉身上怎么还是轻飘飘的，特别扭。
整理整理衣服下摆，正正大盖帽，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呢？一摸裤兜，我爸不禁大叫：“我的手枪呢？！我 的 手枪呢？！”
战友们纷纷围了上来，有个参谋说：“别急，想想放哪了？是不是在行李里？”
大伙七手八脚的一通乱找，没有找到。有人问：“是不是掉路上了？”
“下火车时枪还在我身上。”
“肯定是掉在三轮车上了！” 我爸回忆起来了。
“那得赶快去找，被别人拣到了就麻烦了！我去叫车”参谋说着冲了出去。
我爸他们几个跳上吉普就奔火车站，除了我爸，那几位当然是依然揣着枪。
到了火车站，我爸一眼看见昨天的那位“的哥”
]
“就是他！”一个急刹车，几个人就把那哥们给围起来了。
“几位几位，有嘛事好商量。”“的哥”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冒犯了这几个子弟兵。
“昨天晚上坐你的车，我掉东西了，你看见了吗？”我爸问。
“没有，不可能，你丢嘛东西了？”
“手枪！”
“我地妈呀！那可没看见！”
“那我找找！”说着我爸上了他的三轮车，找了起来。
进了后车座一翻，赫然看见他的手枪枪口朝上，坐在车垫缝里冲我爸乐呐。赶紧拿出来说：“找着了！在这呢。”原来昨天拉完机场这趟活后，这位“的哥”连车都没收拾就回家了，今天一大早还没开张，我爸他们就来找了，否则这枪还真没准在不在呢。
“哎呀妈呀，幸亏您找着了，要不我非吃官司不可！”
“对不起，让您受惊了，我们得赶回部队去，打搅了！”说着我爸他们就回了机场。“民不举，官不究。”这次丢枪事件算是有了个完满的结局。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尤其是我爸结婚后，他就长了个心眼，只要是回家，他就把枪放在飞行包里，再把包藏在个角落里，上街再也不带枪了，怕丢了再也找不回来。
可他就没想到家里还有个我呐，这一举措差点使我成为一个兵器专家，反正拆他的枪是一点困难没有。幸亏我不爱“臭显”，要不然我揣着把真枪找小朋友玩会打仗，肯定能把他气炸了，不知到那时他会把枪藏哪呢？
一直纳闷中。。。。。。
我空军的主力部队，我军最先进的机型，最早装备的肯定有他们团，什么地方局势紧张，他们团也肯定会出现在那，去扭转乾坤。
不仅如此，其他部队改装新机型，不但要到他们团取经，还要请他们有经验的飞行与地勤人员去做技术支持。这应该与父亲那批老飞行员打下的好底子是分不开的。一个有技术全面，帮助新进传统的部队，什么时候都会是出色的。
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打下敌机，基本上是到哪哪停战，想打都没对手，福建当年那么紧张，他那个编队怎么挑衅，台湾飞机就是不越线。自卫反击战想立一功，结果连敌机的影子也没让他见到。于是只能一次次处理空中险情，历险来历险去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下面先介绍点飞行基础知识和一些背景资料。
大家知道，解放军部队里论官应该政委最大，党指挥枪嘛。不过在机场就不是这样，飞行时军事干部说了算，“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指听地面指挥员的调度，这一切包括空中的和机场地面的一切人和物。空中的飞机，让你飞到哪你就要到哪，规定的飞行科目一定要完成，不允许别出心裁。除非你的飞机也发生了诸如：无线电坏了、机体共振变形、进入螺旋呀等特殊情况。那就需要看飞行员的个人素质了，有些故障发生的突然，飞机有时会失控，不允许飞行员多考虑，要凭飞行员的本能和经验来处理险情，是跳伞还是救飞机要看具体情况。这种情况地面指挥员一般帮不上忙。
还有一种情况是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暂时没有失控，如果地面指挥员经验丰富，指挥飞行员排除故障，安全落地，皆大欢喜。但实际上，在指挥故障飞机时，如果指挥员的责任很大，在他的指挥下，即使最后由于飞行员本身的原因造成机毁人亡，指挥员还是要负责任。所以飞行员遇到险情，一般的指挥员会原则的指挥一下，有的就会让飞行员按飞行条例弃机跳伞。
再介绍一下“空域”
通常一个军用机场的半径250公里内都为飞机训练区域。以我爸驻扎的华北某空军基地为例：机场的250公里半径区域分为四个大空域，编号为1、2、3、4号空域，这四个空域是战斗机进行大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模拟实战演习等；在机场附近上空再分四个小空域，编号为5、6、7、8号空域；这四个小空域的主要用途是让战斗机进行一些小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特技飞行等。
起飞前几天，飞行科目训练计划已经提前制订完毕，飞行员也会在地面用小飞机模型模拟各种飞行动作，找出各项飞行科目中的要点，在实际操作前，做到心中有数。
起飞后，飞机由指挥员引导进入指定空域，接着指挥员就监督和指导各项训练科目的顺利进行了。如果有多架战斗机在不同的空域里同时进行训练的话，指挥员及其配套班子就会大忙特忙起来，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10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指挥员不仅要注意飞机本身状况和每个飞行员完成科目动作的情况，还要注意每架飞机不能超出自己的指定空域，否则就容易发生撞机事件了。
指挥员在地面，主要靠无线电和雷达来掌握全局并传达各项指令，同时训练中的战斗机飞行员也要不时与地面联络，使指挥员及时了解各种情况。在指挥过程中，塔台里只有指挥员可以使用无线电话筒进行指挥，任何问题的出现，都要向指挥员汇报，由他拍板处理。如果同时有十多架飞机一起在天上转悠，塔台指挥室内就会象电影里演的那样，人声嘈杂，雷达屏幕乱闪，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次遇见的就是该种情况，那是在1980年，华北某机场，这天部队进行飞行训练，我爸是机场指挥员，十几架歼七战机腾空而起，飞向指定空域进行飞行科目训练。
一架架、一对对或一个个编队的歼七被我爸引导着飞到了指定空域，开始进行各项科目训练。
无线电中不断传来飞行员们通话的声音，内容无非是有关训练的，我爸一边盯着雷达屏幕，一边和飞行员们通话。20多年的指挥经验，使指挥飞机如同驾驶飞机一样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常的得心应手了。
这时无线电传来一个飞行员的声音（就叫他‘小王’吧）：“报告指挥员，XX号飞机发生异常，正在减速下降。”
我爸立刻警觉了起来：“小王，你立刻返航。”，因为他知道，飞机突然减速下降是严重空中故障的征兆，必须立即处理，不能拖延。同时命令空中的其他飞行员停止通话，非紧急情况不再联系，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完成飞行科目。
然后我爸继续指挥小王，让他试着加油门，检查滑油压力、煤油压力以及各相关仪表状况。
正检查着,小王突然报告：“指挥员，飞机发动机停车了！怎么办？”险情出现了。
“通报你现在的高度、速度。”
“高度8000米，速度700KM/H”
我爸查了一下飞机的位置，距机场约有80公里，迅速心算出故障飞机的“滑翔比”（他们部队飞行员没事的时候经常有速算竞赛，他的水平一般保持在前十名以内），认为该飞机可以滑翔回机场，于是对小王说： “保持飞机航向，我指挥你飞回机场。”
接着又对另一个飞行员说“为德，你飞到XX号机前面领路，注意小王飞机高度的变化，随时通报情况。”这样，从两个方面得到的现场信息，有助于父亲做出判断。
大家知道，飞机发动机停车，是最危险的飞机故障之一，这意味着飞机失去了动力，成了一架沉甸甸的滑翔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故障飞机离机场很远，如果我爸指挥飞行员就地跳伞，或飞行员自己找地方迫降，指挥员没有责任，但如果我爸指挥故障飞机滑翔80公里返回机场，一旦飞机到达机场时高度过高或过低，迫降不成功，出了问题，全部责任都是指挥员的。
但飞机是飞行员的生命，在父亲的字典里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挽救飞机，更何况这是我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至于责任，我爸事后对我说：“豁出去了！反正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我带的兵的水平，我是既要救人也要挽救飞机。即使摔了飞机，人肯定保的住！大不了给我个处分！免职也不怕！”
话是这么说，胆大还要心细，我爸一边与两架飞机保持着联系，一边不断根据他们提供的不断变化的数据心算着“滑翔比”。心中也准备出一套套应急方案，让身边的参谋们去落实，相关人员都在紧张的准备着。
其他的在各空域执行训练任务的飞机，早就在我爸的安排下留了一条空中走廊，一边完成各自的训练科目，一边支着耳朵听消息，都是战友，飞机出了故障，其他飞行员能不关心嘛？
就这么指挥着，几分钟过去了，我爸抬眼从塔台望出去，远远的看见他们的飞机冲机场这边滑过来了，飞机高度大致还可以，有点偏高。
我爸赶快通知小王：“我看见你了，快放起落架。”小王把起落架放了下来，飞机的速度降了点。
“把襟翼也放下来！”
襟翼放下后，小王的飞机位置还是有点高，不能安全降落到跑道上。于是我爸又喊：“小王，你再做个侧滑！”
故障飞机一个侧滑，高度正好，直接降下来了，减速伞打开，飞机稳稳的停在跑道上。救援人员迅速将故障飞机拖离跑道，进行事故分析。我爸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一身轻松的指挥起其他正在训练的飞机来。
从小王报告飞机发生故障到我爸指挥他成功迫降，整个过程也就十几分钟。
截止到今天，歼七飞机发生故障后，经指挥成功迫降的案例非常少，我爸他们这次算是一例。
事后小王荣立二等功
为德荣立三等功
父亲荣立三等功
80年代初，正当盛年的父亲一停飞就主动申请离休，拖了很长时间才被批准。回到北京，他成了一个“闲人”，生活了一辈子的部队跟他没了关系，周围大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人知道他以前的经历，除了战友和家人，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他要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适应就是20多年。“老兵不死，他只是慢慢枯萎”。父亲似乎永远活在那30多年的军旅记忆里。
刚离休的父亲，努力的找正自己的位置。刚开始时，总是找战友，把在北京的战友打搅了个溜够，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大，最远的到了浙江，去参加“解放洞头岛战役”的一个纪念活动。
可也总不能天天去战友那上班呀。由于当时家里人都忙：母亲上班，姐姐上大学，哥哥在当兵还没退伍，我也在上学。于是他成了我们的炊事员，把空勤灶学来的手艺“秀”给我们吃。我们聊天，他听着，我们的话题他插不上嘴。他一讲部队的旧闻，我就离开，不关心也不爱听。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寂寞的
不知从哪年开始，他开始经常去军博，都是上午去，一去就是一天，晚上赶回来为我们做饭。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东边，到军博要穿过整个城市。头几年去的很勤，几天就一次，慢慢的少了。可能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没见他再去军博。
为什么去那，他没说，我也懒得问，觉得可能军博附近住着他的哪个战友，去串门。
2004年10月，我揭开了这个“谜”。网友建议我写写父亲驾驶过的飞机，我就跟他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他飞过的飞机大部分都在军博展览呢。
于是我知道了他去军博的原因。他的确是去看战友，他是去看那些陪伴他度过青春，陪伴他度过壮年，陪伴他度过一段段难忘的空军生涯的“战友”。他是去看那些伴着他出生入死，化结了一次次空中险情的“战友”。那些默默的、忠诚的、最关心和理解他的“战友”-----他的战机们
我不知道父亲何时找到这些“老战友”的，可能是一次偶然吧，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专门去看看飞机，没想到却发现了久违的“战友”。那种欣喜和感慨，应该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吧。
我实在体会不出他在军博的感觉，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伙伴”时的情景。眼前出现的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一幕：暮年的溥仪再次来到了乾清宫，从宝座下翻出了幼时玩的蝈蝈罐。。。飞逝的时光浓缩在一刹，看到那一刻我曾唏嘘不已，无限感慨。
“雅克―17”、“米格―9”、“歼―5”、“歼―7”虽然他们被重新编了号，虽然他们身上的油彩已不是从前那套，但父亲还是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父亲的回忆，他们是父亲的军中经历，他们曾经是父亲生命中和事业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就那么一次次的去军博，直到那些战机铭刻在心，永不再忘。
春节回京，我一定要请父亲去趟军博，看看他那些无言的战友，让老军人和他的老朋友们有机会再互敬一个军礼。
我目睹了一个老兵的枯萎。
不仅如此，其他部队改装新机型，不但要到他们团取经，还要请他们有经验的飞行与地勤人员去做技术支持。这应该与父亲那批老飞行员打下的好底子是分不开的。一个有技术全面，帮助新进传统的部队，什么时候都会是出色的。
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打下敌机，基本上是到哪哪停战，想打都没对手，福建当年那么紧张，他那个编队怎么挑衅，台湾飞机就是不越线。自卫反击战想立一功，结果连敌机的影子也没让他见到。于是只能一次次处理空中险情，历险来历险去的自己跟自己较劲。
下面先介绍点飞行基础知识和一些背景资料。
大家知道，解放军部队里论官应该政委最大，党指挥枪嘛。不过在机场就不是这样，飞行时军事干部说了算，“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指听地面指挥员的调度，这一切包括空中的和机场地面的一切人和物。空中的飞机，让你飞到哪你就要到哪，规定的飞行科目一定要完成，不允许别出心裁。除非你的飞机也发生了诸如：无线电坏了、机体共振变形、进入螺旋呀等特殊情况。那就需要看飞行员的个人素质了，有些故障发生的突然，飞机有时会失控，不允许飞行员多考虑，要凭飞行员的本能和经验来处理险情，是跳伞还是救飞机要看具体情况。这种情况地面指挥员一般帮不上忙。
还有一种情况是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暂时没有失控，如果地面指挥员经验丰富，指挥飞行员排除故障，安全落地，皆大欢喜。但实际上，在指挥故障飞机时，如果指挥员的责任很大，在他的指挥下，即使最后由于飞行员本身的原因造成机毁人亡，指挥员还是要负责任。所以飞行员遇到险情，一般的指挥员会原则的指挥一下，有的就会让飞行员按飞行条例弃机跳伞。
再介绍一下“空域”
通常一个军用机场的半径250公里内都为飞机训练区域。以我爸驻扎的华北某空军基地为例：机场的250公里半径区域分为四个大空域，编号为1、2、3、4号空域，这四个空域是战斗机进行大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模拟实战演习等；在机场附近上空再分四个小空域，编号为5、6、7、8号空域；这四个小空域的主要用途是让战斗机进行一些小动作科目训练时使用的，如特技飞行等。
起飞前几天，飞行科目训练计划已经提前制订完毕，飞行员也会在地面用小飞机模型模拟各种飞行动作，找出各项飞行科目中的要点，在实际操作前，做到心中有数。
起飞后，飞机由指挥员引导进入指定空域，接着指挥员就监督和指导各项训练科目的顺利进行了。如果有多架战斗机在不同的空域里同时进行训练的话，指挥员及其配套班子就会大忙特忙起来，领航员和标图员位于指挥员两侧，负责随时注意各飞机的位置，不时向指挥员提供最新情况，此外指挥塔台里还有负责机械、作战、训练、通信、场站等10名各专业的参谋，随时监视飞行状况。指挥员不仅要注意飞机本身状况和每个飞行员完成科目动作的情况，还要注意每架飞机不能超出自己的指定空域，否则就容易发生撞机事件了。
指挥员在地面，主要靠无线电和雷达来掌握全局并传达各项指令，同时训练中的战斗机飞行员也要不时与地面联络，使指挥员及时了解各种情况。在指挥过程中，塔台里只有指挥员可以使用无线电话筒进行指挥，任何问题的出现，都要向指挥员汇报，由他拍板处理。如果同时有十多架飞机一起在天上转悠，塔台指挥室内就会象电影里演的那样，人声嘈杂，雷达屏幕乱闪，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次遇见的就是该种情况，那是在1980年，华北某机场，这天部队进行飞行训练，我爸是机场指挥员，十几架歼七战机腾空而起，飞向指定空域进行飞行科目训练。
一架架、一对对或一个个编队的歼七被我爸引导着飞到了指定空域，开始进行各项科目训练。
无线电中不断传来飞行员们通话的声音，内容无非是有关训练的，我爸一边盯着雷达屏幕，一边和飞行员们通话。20多年的指挥经验，使指挥飞机如同驾驶飞机一样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常的得心应手了。
这时无线电传来一个飞行员的声音（就叫他‘小王’吧）：“报告指挥员，XX号飞机发生异常，正在减速下降。”
我爸立刻警觉了起来：“小王，你立刻返航。”，因为他知道，飞机突然减速下降是严重空中故障的征兆，必须立即处理，不能拖延。同时命令空中的其他飞行员停止通话，非紧急情况不再联系，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完成飞行科目。
然后我爸继续指挥小王，让他试着加油门，检查滑油压力、煤油压力以及各相关仪表状况。
正检查着,小王突然报告：“指挥员，飞机发动机停车了！怎么办？”险情出现了。
“通报你现在的高度、速度。”
“高度8000米，速度700KM/H”
我爸查了一下飞机的位置，距机场约有80公里，迅速心算出故障飞机的“滑翔比”（他们部队飞行员没事的时候经常有速算竞赛，他的水平一般保持在前十名以内），认为该飞机可以滑翔回机场，于是对小王说： “保持飞机航向，我指挥你飞回机场。”
接着又对另一个飞行员说“为德，你飞到XX号机前面领路，注意小王飞机高度的变化，随时通报情况。”这样，从两个方面得到的现场信息，有助于父亲做出判断。
大家知道，飞机发动机停车，是最危险的飞机故障之一，这意味着飞机失去了动力，成了一架沉甸甸的滑翔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故障飞机离机场很远，如果我爸指挥飞行员就地跳伞，或飞行员自己找地方迫降，指挥员没有责任，但如果我爸指挥故障飞机滑翔80公里返回机场，一旦飞机到达机场时高度过高或过低，迫降不成功，出了问题，全部责任都是指挥员的。
但飞机是飞行员的生命，在父亲的字典里没有“弃机跳伞”这个词，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挽救飞机，更何况这是我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至于责任，我爸事后对我说：“豁出去了！反正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我带的兵的水平，我是既要救人也要挽救飞机。即使摔了飞机，人肯定保的住！大不了给我个处分！免职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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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在各空域执行训练任务的飞机，早就在我爸的安排下留了一条空中走廊，一边完成各自的训练科目，一边支着耳朵听消息，都是战友，飞机出了故障，其他飞行员能不关心嘛？
就这么指挥着，几分钟过去了，我爸抬眼从塔台望出去，远远的看见他们的飞机冲机场这边滑过来了，飞机高度大致还可以，有点偏高。
我爸赶快通知小王：“我看见你了，快放起落架。”小王把起落架放了下来，飞机的速度降了点。
“把襟翼也放下来！”
襟翼放下后，小王的飞机位置还是有点高，不能安全降落到跑道上。于是我爸又喊：“小王，你再做个侧滑！”
故障飞机一个侧滑，高度正好，直接降下来了，减速伞打开，飞机稳稳的停在跑道上。救援人员迅速将故障飞机拖离跑道，进行事故分析。我爸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一身轻松的指挥起其他正在训练的飞机来。
从小王报告飞机发生故障到我爸指挥他成功迫降，整个过程也就十几分钟。
截止到今天，歼七飞机发生故障后，经指挥成功迫降的案例非常少，我爸他们这次算是一例。
事后小王荣立二等功
为德荣立三等功
父亲荣立三等功
80年代初，正当盛年的父亲一停飞就主动申请离休，拖了很长时间才被批准。回到北京，他成了一个“闲人”，生活了一辈子的部队跟他没了关系，周围大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人知道他以前的经历，除了战友和家人，没有人认识他，了解他。他要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适应就是20多年。“老兵不死，他只是慢慢枯萎”。父亲似乎永远活在那30多年的军旅记忆里。
刚离休的父亲，努力的找正自己的位置。刚开始时，总是找战友，把在北京的战友打搅了个溜够，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大，最远的到了浙江，去参加“解放洞头岛战役”的一个纪念活动。
可也总不能天天去战友那上班呀。由于当时家里人都忙：母亲上班，姐姐上大学，哥哥在当兵还没退伍，我也在上学。于是他成了我们的炊事员，把空勤灶学来的手艺“秀”给我们吃。我们聊天，他听着，我们的话题他插不上嘴。他一讲部队的旧闻，我就离开，不关心也不爱听。现在想来，他应该是寂寞的
不知从哪年开始，他开始经常去军博，都是上午去，一去就是一天，晚上赶回来为我们做饭。那时我家住在北京的东边，到军博要穿过整个城市。头几年去的很勤，几天就一次，慢慢的少了。可能是年纪大了，近些年没见他再去军博。
为什么去那，他没说，我也懒得问，觉得可能军博附近住着他的哪个战友，去串门。
2004年10月，我揭开了这个“谜”。网友建议我写写父亲驾驶过的飞机，我就跟他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他飞过的飞机大部分都在军博展览呢。
于是我知道了他去军博的原因。他的确是去看战友，他是去看那些陪伴他度过青春，陪伴他度过壮年，陪伴他度过一段段难忘的空军生涯的“战友”。他是去看那些伴着他出生入死，化结了一次次空中险情的“战友”。那些默默的、忠诚的、最关心和理解他的“战友”-----他的战机们
我不知道父亲何时找到这些“老战友”的，可能是一次偶然吧，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专门去看看飞机，没想到却发现了久违的“战友”。那种欣喜和感慨，应该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吧。
我实在体会不出他在军博的感觉，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伙伴”时的情景。眼前出现的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后一幕：暮年的溥仪再次来到了乾清宫，从宝座下翻出了幼时玩的蝈蝈罐。。。飞逝的时光浓缩在一刹，看到那一刻我曾唏嘘不已，无限感慨。
“雅克―17”、“米格―9”、“歼―5”、“歼―7”虽然他们被重新编了号，虽然他们身上的油彩已不是从前那套，但父亲还是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父亲的回忆，他们是父亲的军中经历，他们曾经是父亲生命中和事业上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就那么一次次的去军博，直到那些战机铭刻在心，永不再忘。
春节回京，我一定要请父亲去趟军博，看看他那些无言的战友，让老军人和他的老朋友们有机会再互敬一个军礼。
我目睹了一个老兵的枯萎。
留守北京的我哥去军博拍父亲当年开过的飞机，不知是他大意还是军博将一部分飞机运到了航空博物馆，总之有两架飞机战友在军博找不到了，一架雅克―17 ，一架米格―9。
不过还好米格--15比斯和乌米格―15教练机还在，他们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的座机，他可以肯定自己驾驶过。从照片上看，我爸的这两个战友长年在室外，疏于保养，飞机上落满尘土，轮胎也瘪了，真的象老兵一样了。
歼五和歼七由于在室内展览，保养的还可以，不过这两架并不是我爸的专机，他只是开过，他们被重新油漆编号，形象改变的比较大。
哪天让我哥再去趟航空博物馆，看看我爸的那几个战友是不是到那边去了。
之所以军博展览我父亲飞过的飞机，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部队离北京近，淘汰的飞机运输方便，也算是一种巧合与缘分吧！
米格―15比斯
米格―15 的改进型，1949年投产它具有良好的高亚音速性能，与旧式螺旋桨式战斗机和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相比，高空高速性能有很大提高，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主要喷气式歼击机机种之一。
乌米格―15教练机
是由米格―15 型歼击机改型而成的双座机，除增加一个教员座仓外，大部分设备和附件与米格―15歼击机相同。
员 2 人 机 长 10.1米
翼 展 10.8米 机 高 3.7米
最大时速 1015千米
飞行总重 4850-5400千克
实用升限 14625米 武器装备 23毫米航炮一门[ｃcｈｅrｅ.com 西西河 一直在看]
歼五
1956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成批生产的第一种近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它主要用于与敌机空战和为轰炸机护航，必要时也可用于攻击地面目标。机长13.16米，翼展9.6米，飞行高度16600米，时速1145千米，装备37毫米航炮一门，23毫米航炮两门。
歼七
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于1964年初开始研制，1966年试飞成功的一种单座单发动机轻型超音速歼击机。该机尺寸小重量轻，机动性好，近战火力强，使用维护简便。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战区制空权，并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机长13.95米，翼展7.15米，实用升限18700米，装备30毫米航炮两门，可挂PL2空空导弹。
不过还好米格--15比斯和乌米格―15教练机还在，他们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的座机，他可以肯定自己驾驶过。从照片上看，我爸的这两个战友长年在室外，疏于保养，飞机上落满尘土，轮胎也瘪了，真的象老兵一样了。
歼五和歼七由于在室内展览，保养的还可以，不过这两架并不是我爸的专机，他只是开过，他们被重新油漆编号，形象改变的比较大。
哪天让我哥再去趟航空博物馆，看看我爸的那几个战友是不是到那边去了。
之所以军博展览我父亲飞过的飞机，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部队离北京近，淘汰的飞机运输方便，也算是一种巧合与缘分吧！
米格―15比斯
米格―15 的改进型，1949年投产它具有良好的高亚音速性能，与旧式螺旋桨式战斗机和早期喷气式战斗机相比，高空高速性能有很大提高，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主要喷气式歼击机机种之一。
乌米格―15教练机
是由米格―15 型歼击机改型而成的双座机，除增加一个教员座仓外，大部分设备和附件与米格―15歼击机相同。
员 2 人 机 长 10.1米
翼 展 10.8米 机 高 3.7米
最大时速 1015千米
飞行总重 4850-5400千克
实用升限 14625米 武器装备 23毫米航炮一门[ｃcｈｅrｅ.com 西西河 一直在看]
歼五
1956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成批生产的第一种近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它主要用于与敌机空战和为轰炸机护航，必要时也可用于攻击地面目标。机长13.16米，翼展9.6米，飞行高度16600米，时速1145千米，装备37毫米航炮一门，23毫米航炮两门。
歼七
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于1964年初开始研制，1966年试飞成功的一种单座单发动机轻型超音速歼击机。该机尺寸小重量轻，机动性好，近战火力强，使用维护简便。主要用于国土防空和夺取战区制空权，并具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机长13.95米，翼展7.15米，实用升限18700米，装备30毫米航炮两门，可挂PL2空空导弹。
这几天上国内的门户网站，发现他们正专题宣传抗美援朝时的空军战斗英雄们呢，发表了不少他们对当年的回忆，对照了一下，跟我爸说的差不多，心里就更有底了。
能上采访名单的都不是一般人，都是打下过敌机的，成为英雄后事业当然也是一片坦途，基本上都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王海当了空军司令，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刘玉堤―北空司令，赵宝桐---北空副参谋长。不过谁也别不服气，那是人家用命换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王海的一席话，他说空军跟陆军不同，陆军的团长一般不在最前线，指挥所靠后；空军就不同了，打起仗来别说团长，师长能飞也要冲在前面。例如王海本人以20多岁的年龄成为航空师师长后，照样身先士卒，在天上打仗可不讲师长、团长的，都得狠揍敌机。
这些战斗英雄们自然是军史留名，正如奥运金牌得主，无限的光荣，无限的风光，他们是后来人的榜样，是后来人的目标，得到的一切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
共和国空军的成长史，既离不开那些叱咤长空、痛扁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也离不开这些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的保卫祖国领空的平凡的飞行员们。没有英雄的光环，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汉子、他们是顾不了家的丈夫、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值得尊敬的军人！
今天我写的是我爸他们部队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的经过。
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开国大典，刚创建的中国空军的战机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兵种。当然当时的空军专业人员缺乏，设备简陋，飞机也是缴获的，各机型都有，是标准的“万国牌”。据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回忆：当时参加检阅的飞机，居然都是带弹飞行，原因是为了防止敌机骚扰，这在各国的检阅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建国后历次国庆阅兵，空军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算是1953年那次了，刚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的英雄的空12师，通过了天安们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战功赫赫的飞行英雄们，在战斗中通过了考试；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咱们再回到1955年这次阅兵，这就要从我父亲那批学员航校毕业后分配到这个航空师开始说起。1952年底，做为1949年我军正式成立航校后的第三批飞行员，我爸他们一行15人来到了驻扎在杨村的航空兵X师。当时这个师基本是一个空架子，人员全是陆军转过来的，飞机不少，但只有5、6个飞行员，这几个人居然要担负起保卫北京的任务。
这个航空师当时有两个飞行团的编制，新飞行员来后，我爸他们几个分到其中一个飞行团，另外7人分到另一个团。
当时他们部队是已经被确定要上前线了，所以一下部队我爸他们就开始训练四机编队战斗队型，飞了几天雅克―17教练机后，就开始飞米格―9，练好后已经是1953年初，预定5月份出发到前线，这时朝鲜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交战双方基本上停战了。
本来上战场前他们要换飞米格―15，既然不上战场，就接着飞米格―9了。
转眼到了1954年，他们师的飞机换成了米格―15比斯，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当时算是先进的。陆续有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分到他们部队，每个飞行团的飞行员人数达到了3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我爸他们团的飞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个人技术突出的飞行员也显现了出来。
到了1955年，他们团的战斗力在当时的空军部队中，排名已经靠前了。各种飞行科目的完成质量，也是名列前矛的。
这个团的表现引起了空军领导的注意，决定让他们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届时该团的战斗机编队将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从5月份开始，他们团开始进行国庆阅兵编队训练，其实飞机阅兵跟地面阅兵时列队走正步差不多，都要做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
这次由30架飞机组成阅兵编队，三架一个编队，成等腰三角型排列，沿指定路线，保持规定距离，飞过天安门广场。据说飞行路线和飞机间距都经过科学测算，能让地面观礼的人群在最佳的角度欣赏飞机编队通过。
他们的飞行路线是：杨村机场出发―由香河县―沿长安街延长线―经通县―朝阳区―东城区―天安门广场―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返回杨村机场。
阅兵时要求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观礼台的时间误差不能超过5秒种，飞机编队通过广场的位置与路线要保证一丝不差。
说起来容易，真正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飞行编队的整齐划一要从起飞那一刹那就开始了，一直要保持到检阅结束，飞回机场。
据父亲回忆，他们从5月份开始就取消休假，天天都要练习编队了。他们的训练路线是：杨村机场―香河县―通县―朝阳区―建国门返回。
训练沿线以明火为坐标，飞机编队飞行时沿途有观察哨检查编队情况，在特定地点有人拍照。阅兵的空中指挥所设在北京饭店楼上，通过无线电指挥参加阅兵的空军部队。
每天一次的空中编队训练返回后，领导要根据沿途观察哨反馈回来的信息来对这30名飞行员的具体表现进行点评。每个人挑一遍毛病，谁都跑不了。
点评过后也不能休息，他们要在地面训练“看飞机”。就是把参加检阅的飞机在地面排成检阅队型，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盖上机舱盖的机舱内熟悉队型和机位，一排三架飞机中，一架长机，两架僚机。僚机以长机为坐标，长机以前面一排的长机为基准，一熟悉就是2、3个小时。那可是夏天呀！烈日当空，想象一下坐在没有空调的汽车里的情景。。。。除了“闷”就是“热”！我爸说当时闷在机舱里，汗流的眼睛都睁不开，身上的汗也是一身身的淌，每次“看飞机”结束离开机舱，他的飞行靴内都可以倒出小半碗汗水。
不管多辛苦都要坚持，这可是政治任务。我问我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前线或参加阅兵，他选哪个，我爸毫不犹豫的选了上战场。也是，走正步哪有打仗过瘾。
话是这么说 ，练习时可一点都没松劲，个个都兢兢业业的，惟恐哪个人的动作做不到位，给部队丢脸。
1955年10月1日，晴。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阅兵活动，在装甲兵部队方阵通过观礼台后，30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排列成检阅队型，到达了指定位置，与指定到达时间相差2秒种，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胜利完成了这次国庆阅兵的任务，向人民展现了迅速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空军风采，受到检阅各方的一致好评。
事后我问我爸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了什么。他说当时有规定，检阅飞机执行任务时，飞行员除了长机和僚机，什么都不许看。尤其不准在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地面，所以整个阅兵过程，我爸除了长机和另一架僚机，什么都没看见，训练时除了一身身出汗，也没啥英雄事迹。至于飞机的武器系统内，更是空空如也，一发炮弹都没有。
他还向我坦白，说他十一当天起飞时还真有点紧张，不过一飞起来就什么都忘了，跟平时训练差不多。
回到机场后，部队给这30个飞行员准备了一顿好饭，吃完晚饭他们又直奔天安门而去―这次是坐汽车。组织上体恤大伙的辛苦，安排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们去中山堂看京剧，记得是马连良的《借东风》。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放松，我爸说：“很过瘾的！”
第二天，部队开始就阅兵当天的飞行情况进行逐个点评，什么编队队型啦，飞机位置啦，三角对称什么的评了个溜够。最后结论是这次阅兵，参加的飞行员任务完成的都很出色，每人发阅兵纪念章一枚，并根据个人表现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居然有物质奖励！奖品是：
一等奖 绒衣一件
二等奖 内衣一套
三等奖 背心一件
我爸得了一件绒衣，纪念章保存至今。
能上采访名单的都不是一般人，都是打下过敌机的，成为英雄后事业当然也是一片坦途，基本上都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王海当了空军司令，张积慧---空军副司令，刘玉堤―北空司令，赵宝桐---北空副参谋长。不过谁也别不服气，那是人家用命换来的。
印象最深的是王海的一席话，他说空军跟陆军不同，陆军的团长一般不在最前线，指挥所靠后；空军就不同了，打起仗来别说团长，师长能飞也要冲在前面。例如王海本人以20多岁的年龄成为航空师师长后，照样身先士卒，在天上打仗可不讲师长、团长的，都得狠揍敌机。
这些战斗英雄们自然是军史留名，正如奥运金牌得主，无限的光荣，无限的风光，他们是后来人的榜样，是后来人的目标，得到的一切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
共和国空军的成长史，既离不开那些叱咤长空、痛扁敌机的战斗英雄们，也离不开这些兢兢业业、默默无闻的保卫祖国领空的平凡的飞行员们。没有英雄的光环，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汉子、他们是顾不了家的丈夫、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值得尊敬的军人！
今天我写的是我爸他们部队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的经过。
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开国大典，刚创建的中国空军的战机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兵种。当然当时的空军专业人员缺乏，设备简陋，飞机也是缴获的，各机型都有，是标准的“万国牌”。据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飞行员回忆：当时参加检阅的飞机，居然都是带弹飞行，原因是为了防止敌机骚扰，这在各国的检阅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建国后历次国庆阅兵，空军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算是1953年那次了，刚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的英雄的空12师，通过了天安们广场，接受人民的检阅，战功赫赫的飞行英雄们，在战斗中通过了考试；年轻的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了！
咱们再回到1955年这次阅兵，这就要从我父亲那批学员航校毕业后分配到这个航空师开始说起。1952年底，做为1949年我军正式成立航校后的第三批飞行员，我爸他们一行15人来到了驻扎在杨村的航空兵X师。当时这个师基本是一个空架子，人员全是陆军转过来的，飞机不少，但只有5、6个飞行员，这几个人居然要担负起保卫北京的任务。
这个航空师当时有两个飞行团的编制，新飞行员来后，我爸他们几个分到其中一个飞行团，另外7人分到另一个团。
当时他们部队是已经被确定要上前线了，所以一下部队我爸他们就开始训练四机编队战斗队型，飞了几天雅克―17教练机后，就开始飞米格―9，练好后已经是1953年初，预定5月份出发到前线，这时朝鲜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交战双方基本上停战了。
本来上战场前他们要换飞米格―15，既然不上战场，就接着飞米格―9了。
转眼到了1954年，他们师的飞机换成了米格―15比斯，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当时算是先进的。陆续有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分到他们部队，每个飞行团的飞行员人数达到了3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我爸他们团的飞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个人技术突出的飞行员也显现了出来。
到了1955年，他们团的战斗力在当时的空军部队中，排名已经靠前了。各种飞行科目的完成质量，也是名列前矛的。
这个团的表现引起了空军领导的注意，决定让他们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届时该团的战斗机编队将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从5月份开始，他们团开始进行国庆阅兵编队训练，其实飞机阅兵跟地面阅兵时列队走正步差不多，都要做到步伐一致，整齐划一。
这次由30架飞机组成阅兵编队，三架一个编队，成等腰三角型排列，沿指定路线，保持规定距离，飞过天安门广场。据说飞行路线和飞机间距都经过科学测算，能让地面观礼的人群在最佳的角度欣赏飞机编队通过。
他们的飞行路线是：杨村机场出发―由香河县―沿长安街延长线―经通县―朝阳区―东城区―天安门广场―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返回杨村机场。
阅兵时要求飞机编队通过天安门观礼台的时间误差不能超过5秒种，飞机编队通过广场的位置与路线要保证一丝不差。
说起来容易，真正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飞行编队的整齐划一要从起飞那一刹那就开始了，一直要保持到检阅结束，飞回机场。
据父亲回忆，他们从5月份开始就取消休假，天天都要练习编队了。他们的训练路线是：杨村机场―香河县―通县―朝阳区―建国门返回。
训练沿线以明火为坐标，飞机编队飞行时沿途有观察哨检查编队情况，在特定地点有人拍照。阅兵的空中指挥所设在北京饭店楼上，通过无线电指挥参加阅兵的空军部队。
每天一次的空中编队训练返回后，领导要根据沿途观察哨反馈回来的信息来对这30名飞行员的具体表现进行点评。每个人挑一遍毛病，谁都跑不了。
点评过后也不能休息，他们要在地面训练“看飞机”。就是把参加检阅的飞机在地面排成检阅队型，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盖上机舱盖的机舱内熟悉队型和机位，一排三架飞机中，一架长机，两架僚机。僚机以长机为坐标，长机以前面一排的长机为基准，一熟悉就是2、3个小时。那可是夏天呀！烈日当空，想象一下坐在没有空调的汽车里的情景。。。。除了“闷”就是“热”！我爸说当时闷在机舱里，汗流的眼睛都睁不开，身上的汗也是一身身的淌，每次“看飞机”结束离开机舱，他的飞行靴内都可以倒出小半碗汗水。
不管多辛苦都要坚持，这可是政治任务。我问我爸，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前线或参加阅兵，他选哪个，我爸毫不犹豫的选了上战场。也是，走正步哪有打仗过瘾。
话是这么说 ，练习时可一点都没松劲，个个都兢兢业业的，惟恐哪个人的动作做不到位，给部队丢脸。
1955年10月1日，晴。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阅兵活动，在装甲兵部队方阵通过观礼台后，30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排列成检阅队型，到达了指定位置，与指定到达时间相差2秒种，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胜利完成了这次国庆阅兵的任务，向人民展现了迅速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空军风采，受到检阅各方的一致好评。
事后我问我爸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见了什么。他说当时有规定，检阅飞机执行任务时，飞行员除了长机和僚机，什么都不许看。尤其不准在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地面，所以整个阅兵过程，我爸除了长机和另一架僚机，什么都没看见，训练时除了一身身出汗，也没啥英雄事迹。至于飞机的武器系统内，更是空空如也，一发炮弹都没有。
他还向我坦白，说他十一当天起飞时还真有点紧张，不过一飞起来就什么都忘了，跟平时训练差不多。
回到机场后，部队给这30个飞行员准备了一顿好饭，吃完晚饭他们又直奔天安门而去―这次是坐汽车。组织上体恤大伙的辛苦，安排参加阅兵的飞行员们去中山堂看京剧，记得是马连良的《借东风》。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放松，我爸说：“很过瘾的！”
第二天，部队开始就阅兵当天的飞行情况进行逐个点评，什么编队队型啦，飞机位置啦，三角对称什么的评了个溜够。最后结论是这次阅兵，参加的飞行员任务完成的都很出色，每人发阅兵纪念章一枚，并根据个人表现评出一、二、三等奖，获奖者居然有物质奖励！奖品是：
一等奖 绒衣一件
二等奖 内衣一套
三等奖 背心一件
我爸得了一件绒衣，纪念章保存至今。
荒唐年月
文革对我这个70年代出生的人，感觉并不遥远，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那些人、那些事将永远震撼着我，警示着我，让我时刻保持冷静，远离任何的狂热。
文革对于中国，不单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灾难！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现代人不深刻的反思文革的教训，避免它再次发生，而是去回避它、美化它，那将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
当时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逃开文革的冲击，不管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不管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谁敢说自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1966到2004，不过30多年，现在居然就有人开始去美化文革了，说什么动机善良了，没有亲眼目睹了，某某事不可能了，某某情节不合理了，等等等等。怪不得那些王八蛋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时间流逝和证据湮灭将是他们最好的借口！
对于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最好的办法是用时间机器把他们送回到文革的岁月去，去“斗私批修”、去“忆苦思甜”、去“上山下乡”去“文攻武卫”、去揭发别人和被人批斗。不用去当“黑五类”“臭老九”，单单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体验体验一下文革给普罗大众带来的是什么！
对于文革，我不想做过多评论，本文记叙的是文革中发生在空军歼击机部队中的一些事情，全部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将来也有可能被人说成不合理、不真实。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在此记录下来，让当世的人们警醒，同时以备后人查证。
从现在公开的文革史料中可以得知，在文革开始后受冲击的空军高级将领起码有余立金和刘善本，至于普通的干部，更是不在少数。不过这些，也不是我想探讨的，我关心的是：文革到底对空军的一线部队有什么影响，那时的空军还是一支能够保护我们国土领空安全的英雄部队吗？
没想到这个话题遭到了我爸极强烈的抵制：“提它干吗？窝囊透了！”恳求再三，直到把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提高到“勿忘历史，教育后人”的高度，他才不情不愿的回忆起那个荒唐岁月中的空军基层部队。
父亲的文革岁月，指的是从1966―1976这漫长的十年，通过他的回忆，让大伙看看文革给我们共和国的空军部队带来的是什么！
文革刚开始时，我爸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可以说是一头雾水，彻底蒙了。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自己几十年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被全盘颠覆，心里疑问再多，也不能有不同意见。谁要是敢往枪口上撞，等着他的将是无尽的苦难直至付出生命。
文革初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左的邪乎的社会现象，而这些左的东西，无一例外的也全部出现在空军的一线部队。
那时的指导思想是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上面的这个指导思想到了下面，被有些天才的极左人士一发挥，成了一切语言都要用毛主席语录的话，于是语言革命开始了：
去商店买肥皂，指着肥皂不敢叫肥皂，只能说：“毛主席万岁，一块”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2毛8”。这可不是相声，这是千真万确曾经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并不太久远的事。可笑吗？我不觉得！
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是如此，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要颠覆以前的飞行术语，飞行术语要用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飞行员们的噩梦开始了。
怎么改，谁也不知道，指挥员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强行将一些时髦的政治语言加入到飞行中，如“保卫毛主席=起飞”；“打倒刘少奇=降落”；“要斗私批修=向左转”“政策和策略=X号空域”；“违反政策=出了空域”等等。基层指挥员理论水平“很有限”，军事干部大多对此反感，尤其是飞行员，本来飞战斗机就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如今听飞行指令还要在脑中翻译一下，真是荒唐！所以绝大多数军事干部和飞行员对这种语言革命是从心底抵制的，对于创造新词汇也很不上心。
于是某些热心于创新的政工干部就上窜下跳到处取经，去别的部队引进“先进”的语言革命经验，回来后大肆推广，强制执行，要把用改良的飞行术语把飞行变成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课堂！这些都算做他们的革命资本，工作成绩。据我爸回忆，他们师的政工干部先后从北空军区和空14师学到了一些“先进经验”。下面让咱们回到从前，体验一下文革初期，一个空军基层指挥员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1967年X月X日，星期一，晴，飞行训练。早上起床，全团集合，早请示，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洗脸刷牙上厕所；做革命早操，口令用毛主席语录代替一、二、三、四：领导我们（一）、的核心力量（二）、是中国共产党（三）。。。。。。（全团官兵把操做的参次不齐、东倒西歪。。。）
饭前背语录，早饭后召开飞行前会议，指挥员交代训练科目注意事项：“我们―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人，今天这个科目一定要飞好，我们要打倒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下面布置任务：为德。。。。小王。。。、小李。。。、小张。。。；散会，让我们各就各位，一起起飞―噢，对了―让我们一起保卫毛主席去吧！”。
塔台内，指挥员与训练中的飞行通话：“小王，你违反政策了，赶快斗私批修，回到政策和策略空域―哎呀不对！向左转！快点向左 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饭前背语录，晚饭后，政治学习，熄灯前，全团集合，晚汇报，合唱：东方红。
飞行员在正常飞行时，需要记住数千个数据，扫一眼驾驶仓内的仪表盘，要读取上百个数据，此外还要做各种飞行动作。提起这个“飞行术语革命”没一个搞业务的军人不头大，可在那种环境里，谁又敢反对呢？只能委婉的反应和暗地里抗拒，争取使飞行训练正常化。
谢天谢地，这套史无前例的飞行术语只使用了不到一年，这段时间里，我爸无数次的违反了规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掺着“时髦”的革命术语指挥飞行。他有一个原则，一旦担心飞行员反应不过来，危及安全的时候，一定用人话指挥，由此他被授予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不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受到了一些一贯正确的政工干部的“表扬”和“帮助”。
虽然“飞行术语革命”无疾而终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左祸”依然极大的损害着空军的正常军事运转。父亲回忆：那些年，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天天闹矛盾。政工干部是有尚方宝剑的，他们的观点是：“政治第一，军事第二，人的因素第一，飞机可以不检修，只要人的觉悟上去了，飞行员飞行技术就提高了，飞机也不出故障了。”“学会和飞行，飞行员要天天飞行训练吗？学会骑自行车了，难道就非要天天骑自行车？”他们对航校的四年课程也有意见：“我看飞行员不用在航校学这么长时间，几个月就够了,根本不用学什么航空原理、飞机构造，这就跟买手表一样，买来就戴上了，难道还要学一个礼拜手表的工作原理？”（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按照我爸对他们的评价：“这帮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一帮‘粪蛋’（我爸最重的骂人话）！”
这时空军部队流传着这么一种观点：“飞行飞行不飞也行”。作为一个老飞行员，父亲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让飞行员们多训练，多钻研飞行业务，提高飞行技术。没想到这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军的指导思想还是时刻准备打仗，所以军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当时规定一周要保证训练5天。但在当时越左越好的大环境下，又要求飞行员一周要有5天的政治学习。这可难坏了我爸他们几个团领导，他们把脚指头都数了几遍这一周也只有7天呀。怎么办？我爸去找政工干部去商量，能不能减少几天政治学习的时间。
没想到被人指着鼻子教训：“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你是根本不重视政治，典型的‘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学习时间不够，后果你自己知道！”听到这种流氓话，我爸在心里不知拔过几次枪，枪毙过他们多少次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与他们硬碰的结果肯定是失去军籍、党籍，成为反革命，家属也要受牵连。我爸回到团里，又与他的老搭档们开起了会，商量解决办法。
这几个老军事干部商量的结果是：飞行员取消星期天休息，保证4天的军事训练，3天政治学习。如果遇到政工干部的“特别关注”就保持3天政治学习，如果政工干部放松“监视”，就多飞几天，不管怎么样，底线是保证4天军事训练。并相互约定：出了事集体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父亲作出了一些妥协，这也是他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火气已经没有那么盛了。但他也一直骄傲他们团能在那个年月里保证了飞行员的4天飞行训练，使该团在空军歼击机部队中一直保持着“王牌”的称号。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机型，总是出现在这个团。这与他们几个团领导当年的坚持和阳奉阴违应该有点关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的再次出山才完全改变过来。10几年呀！可以想象，那种指导思想对我军的伤害会有多大。
参加过几次父亲的战友聚会（去当司机），发现有两个人总是形单影只，不太合群，其他的人也不太跟他们说话。问我爸那是谁呀？我爸说：“两个‘粪蛋’，左的邪乎，差点毁我长城！”
文革对我这个70年代出生的人，感觉并不遥远，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那些人、那些事将永远震撼着我，警示着我，让我时刻保持冷静，远离任何的狂热。
文革对于中国，不单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灾难！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现代人不深刻的反思文革的教训，避免它再次发生，而是去回避它、美化它，那将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
当时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逃开文革的冲击，不管是当权者还是老百姓，不管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谁敢说自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1966到2004，不过30多年，现在居然就有人开始去美化文革了，说什么动机善良了，没有亲眼目睹了，某某事不可能了，某某情节不合理了，等等等等。怪不得那些王八蛋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时间流逝和证据湮灭将是他们最好的借口！
对于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最好的办法是用时间机器把他们送回到文革的岁月去，去“斗私批修”、去“忆苦思甜”、去“上山下乡”去“文攻武卫”、去揭发别人和被人批斗。不用去当“黑五类”“臭老九”，单单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体验体验一下文革给普罗大众带来的是什么！
对于文革，我不想做过多评论，本文记叙的是文革中发生在空军歼击机部队中的一些事情，全部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将来也有可能被人说成不合理、不真实。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在此记录下来，让当世的人们警醒，同时以备后人查证。
从现在公开的文革史料中可以得知，在文革开始后受冲击的空军高级将领起码有余立金和刘善本，至于普通的干部，更是不在少数。不过这些，也不是我想探讨的，我关心的是：文革到底对空军的一线部队有什么影响，那时的空军还是一支能够保护我们国土领空安全的英雄部队吗？
没想到这个话题遭到了我爸极强烈的抵制：“提它干吗？窝囊透了！”恳求再三，直到把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提高到“勿忘历史，教育后人”的高度，他才不情不愿的回忆起那个荒唐岁月中的空军基层部队。
父亲的文革岁月，指的是从1966―1976这漫长的十年，通过他的回忆，让大伙看看文革给我们共和国的空军部队带来的是什么！
文革刚开始时，我爸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可以说是一头雾水，彻底蒙了。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觉得自己几十年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思维方式被全盘颠覆，心里疑问再多，也不能有不同意见。谁要是敢往枪口上撞，等着他的将是无尽的苦难直至付出生命。
文革初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左的邪乎的社会现象，而这些左的东西，无一例外的也全部出现在空军的一线部队。
那时的指导思想是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上面的这个指导思想到了下面，被有些天才的极左人士一发挥，成了一切语言都要用毛主席语录的话，于是语言革命开始了：
去商店买肥皂，指着肥皂不敢叫肥皂，只能说：“毛主席万岁，一块”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2毛8”。这可不是相声，这是千真万确曾经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并不太久远的事。可笑吗？我不觉得！
空军的歼击机部队，也是如此，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要颠覆以前的飞行术语，飞行术语要用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飞行员们的噩梦开始了。
怎么改，谁也不知道，指挥员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强行将一些时髦的政治语言加入到飞行中，如“保卫毛主席=起飞”；“打倒刘少奇=降落”；“要斗私批修=向左转”“政策和策略=X号空域”；“违反政策=出了空域”等等。基层指挥员理论水平“很有限”，军事干部大多对此反感，尤其是飞行员，本来飞战斗机就要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如今听飞行指令还要在脑中翻译一下，真是荒唐！所以绝大多数军事干部和飞行员对这种语言革命是从心底抵制的，对于创造新词汇也很不上心。
于是某些热心于创新的政工干部就上窜下跳到处取经，去别的部队引进“先进”的语言革命经验，回来后大肆推广，强制执行，要把用改良的飞行术语把飞行变成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课堂！这些都算做他们的革命资本，工作成绩。据我爸回忆，他们师的政工干部先后从北空军区和空14师学到了一些“先进经验”。下面让咱们回到从前，体验一下文革初期，一个空军基层指挥员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1967年X月X日，星期一，晴，飞行训练。早上起床，全团集合，早请示，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洗脸刷牙上厕所；做革命早操，口令用毛主席语录代替一、二、三、四：领导我们（一）、的核心力量（二）、是中国共产党（三）。。。。。。（全团官兵把操做的参次不齐、东倒西歪。。。）
饭前背语录，早饭后召开飞行前会议，指挥员交代训练科目注意事项：“我们―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人，今天这个科目一定要飞好，我们要打倒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赫鲁晓夫似的野心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下面布置任务：为德。。。。小王。。。、小李。。。、小张。。。；散会，让我们各就各位，一起起飞―噢，对了―让我们一起保卫毛主席去吧！”。
塔台内，指挥员与训练中的飞行通话：“小王，你违反政策了，赶快斗私批修，回到政策和策略空域―哎呀不对！向左转！快点向左 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饭前背语录，晚饭后，政治学习，熄灯前，全团集合，晚汇报，合唱：东方红。
飞行员在正常飞行时，需要记住数千个数据，扫一眼驾驶仓内的仪表盘，要读取上百个数据，此外还要做各种飞行动作。提起这个“飞行术语革命”没一个搞业务的军人不头大，可在那种环境里，谁又敢反对呢？只能委婉的反应和暗地里抗拒，争取使飞行训练正常化。
谢天谢地，这套史无前例的飞行术语只使用了不到一年，这段时间里，我爸无数次的违反了规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掺着“时髦”的革命术语指挥飞行。他有一个原则，一旦担心飞行员反应不过来，危及安全的时候，一定用人话指挥，由此他被授予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不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受到了一些一贯正确的政工干部的“表扬”和“帮助”。
虽然“飞行术语革命”无疾而终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左祸”依然极大的损害着空军的正常军事运转。父亲回忆：那些年，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天天闹矛盾。政工干部是有尚方宝剑的，他们的观点是：“政治第一，军事第二，人的因素第一，飞机可以不检修，只要人的觉悟上去了，飞行员飞行技术就提高了，飞机也不出故障了。”“学会和飞行，飞行员要天天飞行训练吗？学会骑自行车了，难道就非要天天骑自行车？”他们对航校的四年课程也有意见：“我看飞行员不用在航校学这么长时间，几个月就够了,根本不用学什么航空原理、飞机构造，这就跟买手表一样，买来就戴上了，难道还要学一个礼拜手表的工作原理？”（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按照我爸对他们的评价：“这帮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一帮‘粪蛋’（我爸最重的骂人话）！”
这时空军部队流传着这么一种观点：“飞行飞行不飞也行”。作为一个老飞行员，父亲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内让飞行员们多训练，多钻研飞行业务，提高飞行技术。没想到这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军的指导思想还是时刻准备打仗，所以军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当时规定一周要保证训练5天。但在当时越左越好的大环境下，又要求飞行员一周要有5天的政治学习。这可难坏了我爸他们几个团领导，他们把脚指头都数了几遍这一周也只有7天呀。怎么办？我爸去找政工干部去商量，能不能减少几天政治学习的时间。
没想到被人指着鼻子教训：“我们早就注意你了，你是根本不重视政治，典型的‘单纯的军事观点’。政治学习时间不够，后果你自己知道！”听到这种流氓话，我爸在心里不知拔过几次枪，枪毙过他们多少次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与他们硬碰的结果肯定是失去军籍、党籍，成为反革命，家属也要受牵连。我爸回到团里，又与他的老搭档们开起了会，商量解决办法。
这几个老军事干部商量的结果是：飞行员取消星期天休息，保证4天的军事训练，3天政治学习。如果遇到政工干部的“特别关注”就保持3天政治学习，如果政工干部放松“监视”，就多飞几天，不管怎么样，底线是保证4天军事训练。并相互约定：出了事集体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父亲作出了一些妥协，这也是他至今耿耿于怀的原因，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火气已经没有那么盛了。但他也一直骄傲他们团能在那个年月里保证了飞行员的4天飞行训练，使该团在空军歼击机部队中一直保持着“王牌”的称号。中国空军最先进的机型，总是出现在这个团。这与他们几个团领导当年的坚持和阳奉阴违应该有点关系。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的再次出山才完全改变过来。10几年呀！可以想象，那种指导思想对我军的伤害会有多大。
参加过几次父亲的战友聚会（去当司机），发现有两个人总是形单影只，不太合群，其他的人也不太跟他们说话。问我爸那是谁呀？我爸说：“两个‘粪蛋’，左的邪乎，差点毁我长城！”
这事要从1957年我爸从空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归队开始说起。
1957年4月份左右，我爸归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叫《全民皆兵》的电影，影片需要几个关于战斗机飞行的镜头，找到空军的有关部门，空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爸他们师，这也算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重视，于是就从当时技术最好的飞行团里抽调出飞行技术最好的八个飞行员来拍摄这部影片，其中就有我爸。
八个人来到了石家庄的影片拍摄现场，预定的飞行镜头完成后，导演不让他们归队了，原因是没想到他们八个人飞的这么好，配合的这么默契。不管是编队飞行、特技飞行、还是战斗队型，都完成的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对于拍惯了陆军的八一厂来说，无疑是眼前一亮，创作人员更是被激发了灵感。结果原定的几个镜头变成了几十个、上百个镜头，多拍的镜头成了八一厂的资料影片，为以后拍摄其他影片做准备。所以80年代前，凡是八一厂拍摄的影片中如果有战斗机飞行的镜头，那就是我爸他们八个人的杰作。
拍了一个多月，我爸他们终于可以回部队了，八一厂对他们自然是赞不绝口，非常感谢空军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于是这八个飞行员就引起了相关空军领导们的注意，命令这八个人回部队后不许拆散，专门组成一个飞行大队，除平常战备任务外，还要执行特殊任务。
这特殊任务就是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高级领导人进行飞行表演。可以这么说：这八个飞行员组成的飞行大队，是我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的前身，在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2年）以前，就是这八个飞行员履行了特技飞行表演的职能，为到访的友好国家领导人展现我人民空军的雄姿。
这可把这八位辛苦坏了，他们原来就是各大队的骨干，以前在其他大队时就有培训新飞行员的任务，当时他们航空师处于扩张时期，补充了很多新飞行员，经验不多，急需训练，以前新飞行员少，由技术好的老飞行员带着飞一阵，慢慢提高。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新飞行员，这八员大将又有了特殊任务，别的人又一时顶不上。。。没办法还是要辛苦哥几个，不光本团的新飞行员你们带，新组建的飞行团也要你们几个去传授飞行经验，谁叫你们出色呢！
于是这八个飞行员承担了如下工作：
一、 战备任务：分为一等战备、二等战备、三等战备；
二、 特殊任务：飞行表演；
三、 教学任务：为新飞行员传授经验。
四、 训练任务：实战训练、特技训练、其他科目训练。
其中战备值班还包括夜航飞行，原因是当时该师还没有成立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这哥几个夜航飞的好，能者就多了劳。
为了加深大家对这八个普通的飞行员的同情，下面我介绍一下战备值班等级：
一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机舱内，无论冬夏，机舱盖关着。飞机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起飞。
二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离开机舱，在飞机周围活动，或到飞行员值班室休息，原则上5分钟之内可以赶回飞机。
三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在机场范围内活动。
有朋友问，你爸他们还老战备值班呀？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总是他们进行战备值班，我想是由于他们部队的特殊驻防位置决定的，当时他们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是首都的最后一道空中防线。战备值班不同于一般的飞行训练，战备值班的起飞就意味着迎战或执行特殊任务。这种工作一定要交给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上级才会放心，所以这八个相对出色的飞行员就荣幸的被上级始终信任着。据我爸回忆：有一次战备，在杨村机场内一呆就是半年，飞行员宿舍离机场只有600米，他们楞是没回去过。在值班室里住了六个多月。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骨干还是有好处的，我爸因此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后，军队也把这一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每人都要贴大字报、提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不积极。
但他们部队接到上级指示：不许这八个人参加“大鸣大放”活动。不许发言，不许提意见，不许贴大字报。把这八个人集中到机场值班室，天天战备值班。所以当外面轰轰烈烈的引蛇出洞时，这八个人却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但运动的气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每天晚上去食堂吃饭，墙壁上到处都是大字报，但不准他们停留观看、发表看法。
反右运动进入尾声，他们八个人参加了一次“戴帽子大会”，会上宣布抓到了多少右派以及对他们的处理情况。就这样，我爸平安的度过了难忘的1957年。
可能有朋友又会问，你爸他们一天到晚战备值班，接待外宾什么的，是不是八个花拳绣腿呀？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八人大队，在军事上也是很过硬的，举个例子，在实战科目训练中，这八个人组成的八机战斗编队，在与兄弟部队举行的所有实战训练中，全部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一直保持到这八个人被拆散为止。
]
当时的模拟空战训练是非常逼真的，上级不会规定参与训练的双方的胜负，一切都要看真本事。由于“交战”双方都想取得胜利，所以“打”的是非常精彩的，虽然没有真枪实弹，但有时还真会出危险。
那几年给我爸印象最深刻的还就是战备值班了，好象永远值不完似的。由于还没有夜航大队，所以他们几个人的班是白天值完晚上值（当然是轮流的）。还都是一、二、三等战备值班，一天到晚的全副武装，坐也不是（枪和伞刀硌腿），站也不是，溜达着也不是（穿的跟个大熊猫似的，你走个试试）。
最痛苦的是白天不许去厕所“大号”（小号可以），所以每天晚上临睡前，几个“普通的总是值班的飞行员”就在厕所集合，愁眉苦脸的一起“使劲”，以避免白天违反纪律。
可有时侯这“大号”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呀，一旦发生要紧急“大号”事件，就要先向机场总指挥员汇报，等领导同意后，再由替补飞行员顶上。替补飞行员平时可不穿全套飞行装备，所以一定要等替补飞行员全副武装后，这个“紧急大号”的同志才可以放心的去“入厕”。其实如果能等到这时候，啥紧急的情况都没事了。所以很少有用到替补飞行员的时候，除非谁病了。
一天早上，他们八个人又是战备值班，刚出机场值班室，正准备到飞机附近就位。突然，我爸觉得腹中一阵绞痛：“不好，要‘大号’！”这“号”来如山倒，顾不得多想，也顾不上领导批准，他大喊一声：“我要上厕所‘大号’！！！！！！”话音未落，就飞快（相对的）的朝着厕所的方向奔去。一边跑一边脱飞行装备，有飞行皮带、飞行服、飞行连身皮裤，抗荷服等等等等，他一边脱一边扔，后边跟着个机械师在拣。。。当时的情景就是两个字“狼 狈”。于是我爸上了他这辈子最爽的一次厕所。出来后重新武装完毕的他勇敢的走回到自己的岗位，等待着领导的批评，奇怪的是上级一直没有追究他的这次“违纪”，很是怪异！
炮打金门后，我爸他们师被调到福建前线，他们八个人的“名号”从这时才开始被人叫起来的。当时的台海局势非常紧张，海面上又有美国第七舰队虎视耽耽，具体情况我在“父亲的空中历险记―莫须有
当时我空军的指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所以每次都是台湾飞机起飞后，我们再起飞迎战。我们的底线是大陆的海岸线，一定要盯死敌机，不能让他们侵入内陆，台湾飞机一旦进入海岸线，则一场空战就不可避免了。而敌机的任务就是突破我空军防线，摆脱我战斗机编队的监视，进入内陆地区，挑起事端，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的做各种规避动作，忽快忽慢，在曲折的海岸线上与我军斗智。这种情况下，战斗机飞行编队的整体素质就非常重要了，八架飞机就象一个人驾驶一样，共同进退。说的简单，完成好任务其实并不容易。在福建轮战期间，也是他们八个人一等战备次数最多的时期。
看到这里又有问题了：“是不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太弱，所以才拿海岸线作为我们空军的‘战斗底线’？”我爸是这么解释的：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完全倒向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第七舰队本来就离我海岸线很近。如果我空军与蒋方在海面上展开空战，如果敌机被击落后坠毁在近海，会给美国人借“打捞”飞机残骸的名义更加接近我国领土。处于这种政治军事考虑，才决定将大陆海岸线作为“战斗底线”。
说到这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情报工作，详细的情况这里不方便介绍，但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出色到位的，不但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敌机几时来犯，来几次，有多少架，连飞行员的姓名也尽在掌握之中。
敌人对我方战斗机编队的评价，我们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简单的说吧，只要我爸他们执行战斗任务，敌人的指挥官就会提醒他们的飞行员：“小心点，今天你们的对手是共军的‘八大金刚’！”
这就是“八大金刚”的由来。这个称号是对手先叫起来的，我想：能让敌人这么重视，这八个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出类拔萃！
于是在我空军的某个范围内，也有叫他们“八大金刚”的。但范围有多大，谁都不清楚，因为这个称号并没有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几个人，心里应该是很自豪的。
1960年夏，胜利完成轮战任务的我爸他们返回了杨村机场，上级觉得再让他们呆在一起有点不合适，就把他们大队拆散，每个人都担任了个大队长级以上的职务。去各自的岗位上去“传、帮、带”了。
这八个人的工作更多了----除了开篇介绍的那些之外，在日常业务中加上了领导责任，在特殊任务中加上了护航任务。只要有特殊任务、战备值班、夜航战备，就又得把这八位同志从各自的领导岗位上调出来，继续睡机场值班室。
这种情况到了1960年底以后，专门的夜航独立大队成立后才得到了好转，他们不用值夜班了。
1961年开始，除了特技飞行表演外，我国为对来访外国元首表示尊敬，又增加了战斗机护航仪式。在外国元首专机抵达特定区域后，八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在元首专机两侧排成迎宾飞行编队，护送专机安全降落。有点象地面的迎宾车队的摩托车护卫队，威风凛凛，飒是好看！外国元首们也很满意，觉得被接待的规格硬是上了一个档次。
从1961年到1963年，享受过我爸他们护航的元首有：苏加诺、西哈努克、尼雷尔，此外还有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那几年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就是那帮人。
这八位飞行员能够出色的完成各项任务，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牺牲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据我爸回忆，任务紧的那几年，每年只能回家六次。这是怎么样的六次呢？以我爸为例：星期天下午从杨村回到北京家里，跟家里人享受十几小时的天伦之乐，星期一早上归队。这样的家人团聚，一年中也不过六次！所以一旦部队能放这八个人一天额外的假，他们就会立刻欢天喜地的往家赶。比过节还高兴。
成了家的毕竟完成了终生大事，回家看看就行了。可有的飞行员还在谈恋爱，一年见六次面，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把人家骗到手的！
1962年的一天，我爸他们部队在北京北部的沙河机场驻防。他们八个飞行员被放了一天假，通知到他们时正在吃午饭，要求第二天中午前归队。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呀！午饭后，这八个人就没影了。他们的家都不近，有的还要转次火车。有的住天津、有的住杨村、我爸最近，家在北京。
这八个“归心似箭”的人儿正在路上的时候，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第二天要为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护航。
把这八个人给我找回来！
这是1962年，没有手机、没有呼机、连电话都不普及。怎么办？有办法！家近的派车去接；家远的通知当地有关部门在家守侯；此外通知这八位领导回家沿线的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干警在车站守侯，并广播寻人。
我爸到了家，刚跟我哥我姐证明完身份，还没来得及歇会，部队的车就到了，拉着他扭头就回了机场。到了晚上，八个人全归了队。比起其他人，我爸还算运气好的，起码进了家门。另外几个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有的刚到中转车站还没来得及换车就被堵回来了！
苏加诺！我记你一辈子！
1962年，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3年，我爸他们正式卸下了特技飞行表演和为外国元首护航的担子。开始了他们空军生涯的另一个篇章。
这就是当年被称为“八大金刚”的八个普通飞行员的故事。
1957年4月份左右，我爸归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叫《全民皆兵》的电影，影片需要几个关于战斗机飞行的镜头，找到空军的有关部门，空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爸他们师，这也算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一定要重视，于是就从当时技术最好的飞行团里抽调出飞行技术最好的八个飞行员来拍摄这部影片，其中就有我爸。
八个人来到了石家庄的影片拍摄现场，预定的飞行镜头完成后，导演不让他们归队了，原因是没想到他们八个人飞的这么好，配合的这么默契。不管是编队飞行、特技飞行、还是战斗队型，都完成的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这对于拍惯了陆军的八一厂来说，无疑是眼前一亮，创作人员更是被激发了灵感。结果原定的几个镜头变成了几十个、上百个镜头，多拍的镜头成了八一厂的资料影片，为以后拍摄其他影片做准备。所以80年代前，凡是八一厂拍摄的影片中如果有战斗机飞行的镜头，那就是我爸他们八个人的杰作。
拍了一个多月，我爸他们终于可以回部队了，八一厂对他们自然是赞不绝口，非常感谢空军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于是这八个飞行员就引起了相关空军领导们的注意，命令这八个人回部队后不许拆散，专门组成一个飞行大队，除平常战备任务外，还要执行特殊任务。
这特殊任务就是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高级领导人进行飞行表演。可以这么说：这八个飞行员组成的飞行大队，是我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的前身，在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2年）以前，就是这八个飞行员履行了特技飞行表演的职能，为到访的友好国家领导人展现我人民空军的雄姿。
这可把这八位辛苦坏了，他们原来就是各大队的骨干，以前在其他大队时就有培训新飞行员的任务，当时他们航空师处于扩张时期，补充了很多新飞行员，经验不多，急需训练，以前新飞行员少，由技术好的老飞行员带着飞一阵，慢慢提高。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新飞行员，这八员大将又有了特殊任务，别的人又一时顶不上。。。没办法还是要辛苦哥几个，不光本团的新飞行员你们带，新组建的飞行团也要你们几个去传授飞行经验，谁叫你们出色呢！
于是这八个飞行员承担了如下工作：
一、 战备任务：分为一等战备、二等战备、三等战备；
二、 特殊任务：飞行表演；
三、 教学任务：为新飞行员传授经验。
四、 训练任务：实战训练、特技训练、其他科目训练。
其中战备值班还包括夜航飞行，原因是当时该师还没有成立夜航独立大队（1960年成立），这哥几个夜航飞的好，能者就多了劳。
为了加深大家对这八个普通的飞行员的同情，下面我介绍一下战备值班等级：
一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坐在机舱内，无论冬夏，机舱盖关着。飞机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起飞。
二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离开机舱，在飞机周围活动，或到飞行员值班室休息，原则上5分钟之内可以赶回飞机。
三等战备：飞行员全副武装，可以在机场范围内活动。
有朋友问，你爸他们还老战备值班呀？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总是他们进行战备值班，我想是由于他们部队的特殊驻防位置决定的，当时他们部队驻扎在北京附近，是首都的最后一道空中防线。战备值班不同于一般的飞行训练，战备值班的起飞就意味着迎战或执行特殊任务。这种工作一定要交给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上级才会放心，所以这八个相对出色的飞行员就荣幸的被上级始终信任着。据我爸回忆：有一次战备，在杨村机场内一呆就是半年，飞行员宿舍离机场只有600米，他们楞是没回去过。在值班室里住了六个多月。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骨干还是有好处的，我爸因此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后，军队也把这一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每人都要贴大字报、提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不积极。
但他们部队接到上级指示：不许这八个人参加“大鸣大放”活动。不许发言，不许提意见，不许贴大字报。把这八个人集中到机场值班室，天天战备值班。所以当外面轰轰烈烈的引蛇出洞时，这八个人却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但运动的气氛他们还是感受到了，每天晚上去食堂吃饭，墙壁上到处都是大字报，但不准他们停留观看、发表看法。
反右运动进入尾声，他们八个人参加了一次“戴帽子大会”，会上宣布抓到了多少右派以及对他们的处理情况。就这样，我爸平安的度过了难忘的1957年。
可能有朋友又会问，你爸他们一天到晚战备值班，接待外宾什么的，是不是八个花拳绣腿呀？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八人大队，在军事上也是很过硬的，举个例子，在实战科目训练中，这八个人组成的八机战斗编队，在与兄弟部队举行的所有实战训练中，全部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一直保持到这八个人被拆散为止。
]
当时的模拟空战训练是非常逼真的，上级不会规定参与训练的双方的胜负，一切都要看真本事。由于“交战”双方都想取得胜利，所以“打”的是非常精彩的，虽然没有真枪实弹，但有时还真会出危险。
那几年给我爸印象最深刻的还就是战备值班了，好象永远值不完似的。由于还没有夜航大队，所以他们几个人的班是白天值完晚上值（当然是轮流的）。还都是一、二、三等战备值班，一天到晚的全副武装，坐也不是（枪和伞刀硌腿），站也不是，溜达着也不是（穿的跟个大熊猫似的，你走个试试）。
最痛苦的是白天不许去厕所“大号”（小号可以），所以每天晚上临睡前，几个“普通的总是值班的飞行员”就在厕所集合，愁眉苦脸的一起“使劲”，以避免白天违反纪律。
可有时侯这“大号”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呀，一旦发生要紧急“大号”事件，就要先向机场总指挥员汇报，等领导同意后，再由替补飞行员顶上。替补飞行员平时可不穿全套飞行装备，所以一定要等替补飞行员全副武装后，这个“紧急大号”的同志才可以放心的去“入厕”。其实如果能等到这时候，啥紧急的情况都没事了。所以很少有用到替补飞行员的时候，除非谁病了。
一天早上，他们八个人又是战备值班，刚出机场值班室，正准备到飞机附近就位。突然，我爸觉得腹中一阵绞痛：“不好，要‘大号’！”这“号”来如山倒，顾不得多想，也顾不上领导批准，他大喊一声：“我要上厕所‘大号’！！！！！！”话音未落，就飞快（相对的）的朝着厕所的方向奔去。一边跑一边脱飞行装备，有飞行皮带、飞行服、飞行连身皮裤，抗荷服等等等等，他一边脱一边扔，后边跟着个机械师在拣。。。当时的情景就是两个字“狼 狈”。于是我爸上了他这辈子最爽的一次厕所。出来后重新武装完毕的他勇敢的走回到自己的岗位，等待着领导的批评，奇怪的是上级一直没有追究他的这次“违纪”，很是怪异！
炮打金门后，我爸他们师被调到福建前线，他们八个人的“名号”从这时才开始被人叫起来的。当时的台海局势非常紧张，海面上又有美国第七舰队虎视耽耽，具体情况我在“父亲的空中历险记―莫须有
当时我空军的指导思想是“以防御为主”所以每次都是台湾飞机起飞后，我们再起飞迎战。我们的底线是大陆的海岸线，一定要盯死敌机，不能让他们侵入内陆，台湾飞机一旦进入海岸线，则一场空战就不可避免了。而敌机的任务就是突破我空军防线，摆脱我战斗机编队的监视，进入内陆地区，挑起事端，所以他们想方设法的做各种规避动作，忽快忽慢，在曲折的海岸线上与我军斗智。这种情况下，战斗机飞行编队的整体素质就非常重要了，八架飞机就象一个人驾驶一样，共同进退。说的简单，完成好任务其实并不容易。在福建轮战期间，也是他们八个人一等战备次数最多的时期。
看到这里又有问题了：“是不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太弱，所以才拿海岸线作为我们空军的‘战斗底线’？”我爸是这么解释的：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完全倒向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第七舰队本来就离我海岸线很近。如果我空军与蒋方在海面上展开空战，如果敌机被击落后坠毁在近海，会给美国人借“打捞”飞机残骸的名义更加接近我国领土。处于这种政治军事考虑，才决定将大陆海岸线作为“战斗底线”。
说到这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情报工作，详细的情况这里不方便介绍，但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出色到位的，不但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敌机几时来犯，来几次，有多少架，连飞行员的姓名也尽在掌握之中。
敌人对我方战斗机编队的评价，我们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简单的说吧，只要我爸他们执行战斗任务，敌人的指挥官就会提醒他们的飞行员：“小心点，今天你们的对手是共军的‘八大金刚’！”
这就是“八大金刚”的由来。这个称号是对手先叫起来的，我想：能让敌人这么重视，这八个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出类拔萃！
于是在我空军的某个范围内，也有叫他们“八大金刚”的。但范围有多大，谁都不清楚，因为这个称号并没有官方认可。不过他们几个人，心里应该是很自豪的。
1960年夏，胜利完成轮战任务的我爸他们返回了杨村机场，上级觉得再让他们呆在一起有点不合适，就把他们大队拆散，每个人都担任了个大队长级以上的职务。去各自的岗位上去“传、帮、带”了。
这八个人的工作更多了----除了开篇介绍的那些之外，在日常业务中加上了领导责任，在特殊任务中加上了护航任务。只要有特殊任务、战备值班、夜航战备，就又得把这八位同志从各自的领导岗位上调出来，继续睡机场值班室。
这种情况到了1960年底以后，专门的夜航独立大队成立后才得到了好转，他们不用值夜班了。
1961年开始，除了特技飞行表演外，我国为对来访外国元首表示尊敬，又增加了战斗机护航仪式。在外国元首专机抵达特定区域后，八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在元首专机两侧排成迎宾飞行编队，护送专机安全降落。有点象地面的迎宾车队的摩托车护卫队，威风凛凛，飒是好看！外国元首们也很满意，觉得被接待的规格硬是上了一个档次。
从1961年到1963年，享受过我爸他们护航的元首有：苏加诺、西哈努克、尼雷尔，此外还有几内亚、马里、巴基斯坦等国的最高领导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那几年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就是那帮人。
这八位飞行员能够出色的完成各项任务，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牺牲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据我爸回忆，任务紧的那几年，每年只能回家六次。这是怎么样的六次呢？以我爸为例：星期天下午从杨村回到北京家里，跟家里人享受十几小时的天伦之乐，星期一早上归队。这样的家人团聚，一年中也不过六次！所以一旦部队能放这八个人一天额外的假，他们就会立刻欢天喜地的往家赶。比过节还高兴。
成了家的毕竟完成了终生大事，回家看看就行了。可有的飞行员还在谈恋爱，一年见六次面，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把人家骗到手的！
1962年的一天，我爸他们部队在北京北部的沙河机场驻防。他们八个飞行员被放了一天假，通知到他们时正在吃午饭，要求第二天中午前归队。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呀！午饭后，这八个人就没影了。他们的家都不近，有的还要转次火车。有的住天津、有的住杨村、我爸最近，家在北京。
这八个“归心似箭”的人儿正在路上的时候，上级的命令下来了：第二天要为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护航。
把这八个人给我找回来！
这是1962年，没有手机、没有呼机、连电话都不普及。怎么办？有办法！家近的派车去接；家远的通知当地有关部门在家守侯；此外通知这八位领导回家沿线的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干警在车站守侯，并广播寻人。
我爸到了家，刚跟我哥我姐证明完身份，还没来得及歇会，部队的车就到了，拉着他扭头就回了机场。到了晚上，八个人全归了队。比起其他人，我爸还算运气好的，起码进了家门。另外几个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有的刚到中转车站还没来得及换车就被堵回来了！
苏加诺！我记你一辈子！
1962年，空军八一飞行表演大队成立。1963年，我爸他们正式卸下了特技飞行表演和为外国元首护航的担子。开始了他们空军生涯的另一个篇章。
这就是当年被称为“八大金刚”的八个普通飞行员的故事。
作为空军飞行员，他们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父亲，不称职的丈夫和不肖的儿子。结婚前，几年回不了家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家里有长辈过世，如果有任务，也只能节哀顺便。抚养父亲长大的我的曾祖父去世时，我爸就只能化悲痛为力量，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飞行员的婚姻，很多是很草率的。1953年3月8日，父亲所在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飞行员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部队的女兵不准接近飞行员！
这“三大条令”执行的如何不得而知，反正那时的确没有飞行员结婚，即使想谈恋爱，估计也要打着“纯洁的革命友谊”的旗号吧！
转眼到了1955年，上级宣布“三大条令”取消。飞行员可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自由恋爱是不容易的，原因是没时间。一年见六次面，好象对了解一个终生的伴侣帮助并不大，所以很多飞行员的老伴都是经亲友介绍而认识的，经过几年鸿雁传书，也就定下来了。
婚前夫妻双方不太了解还有情可原，但婚后还这样就显得比较特殊了。不过这种情况在飞行员家庭里到是非常普遍，症结还是在这一年见六次面上。
有了孩子之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飞行员的子女，小时侯跟父亲友好的不多。以我为例：我出生时，全家都已随军，住在部队院内。我爸机场离家大概有30分钟车程。而我见他的频率呢？最多一星期一次，几个月见不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他回家时不用饼干、巧克力什么的收买我，我认识他是谁呀！
院里其他孩子的处境也差不多，当妈的一上班，我们一帮3、4岁大的野孩子，四处游荡探险的生活就开始了：我们钻过防空洞，这头进、那头出，能在里面耗半天，拿着手电筒、点着火把，在防空洞里寻找战时各单位的位置（都标着呢）。
我们烤土豆、蚂蚱腿、摘桑葚。。。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有一次摸到了部队的猪圈，几个小朋友来了兴致，用石头打猪，比赛谁扔的准。都听说狗急了跳墙，没想到猪也可以！眼看着一只大花母猪被我们折腾急了，咆哮着越过猪圈的围墙狂奔而去，“野性难驯”这个词牢牢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们被抓了个“现行”，一个愤怒的军人喝令我们立正站好，挨个“弹脑锛儿”。一边弹一边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爸叫什么？”我们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接受“惩罚”。
眼见着前边的小哥们被“弹”哭了，正担心自己不够坚强。轮到我了：“你爸是谁？！”。
“一直在飞”，我哭丧着脸回答，一边绷着劲，准备抵挡疼痛，大义凛然一把。
“都走吧，别再来捣乱了啊，下次来放狗咬你们！”
我居然没挨打，逃过了这一劫，算是沾了我爸一次光。
姐姐、哥哥比我苦的多。他们分别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和结束。物质极度的贫乏，母亲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那时侯的产假是56天。
没有办法的办法，奶奶把我哥带回了老家抚养，那时他才几个月大。
只要有机会回家，父亲就把平时省下来的饼干、巧克力带回去，所以家里的生活似乎比其他人家好那么一点。
可这样的见面一年才有几次？一天，我爸出差后返回部队，经过北京转车，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他回家里去看看孩子们。
平时穿便衣的他，由于是出差，这次回家没有换装。姐姐看见个空军大尉从远处走过来，认出父亲后高兴的大叫：“我爸参军了！我爸参军了！爸，原来你是解放军呀！”，无比的自豪和骄傲，那一年，姐姐5岁。
我问父亲：“那时你们一年就回几次家，家里没人照顾，你们没有意见吗？”
“想法还是有的，可飞行员都这样，也就习惯了。”
“那你想家里吗？”
“当然。”
“没向上级反应吗？”
“没有。。。。”
沉吟了一会，父亲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1964年，空军领导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反应组织上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方面有些问题处理不当。
信中写到：飞行员照顾家里的时间太少了，家里有什么困难也解决不了，一年才可以回6次家，每次不到一天。飞行员的妻子是活寡妇。
为什么让飞行员结婚？既然回不了家就干脆不要让飞行员结婚算了。
航空师的其他业务人员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唯有飞行员没有，这不合理。
将疗养算做探亲假不合理，因为上级规定：疗养是任务，不许请假。所以还是照顾不了家庭。
军人休假是条例规定的，是革命军人的权力，怎么可以把疗养算做探亲假？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急事处理，有的飞行员将孩子放在老家，现在老人身体不好，照顾不了小孩，飞行员想请假把小孩接回来都不准假。这种情况组织上为什么不关心一下？
。。。。。。
收到这封匿名信后，空军指示限期破案。经过调查，很容易就查到了写信的人。他是父亲团里的一个飞行员，中尉，名字叫党乐年。
这是一个乐观随和的东北汉子，谁也没想到他会写这封信。可能平时看到战友们遇见的家庭困难有感触，在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写了这封信。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家知道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北空领导为这封匿名信召开的会上。领导说：“这封信，反映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说明我们平时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关心的不够，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唯一要批评的是，党乐年同志不应该以匿名的形式写这封信，但我们认为，党乐年还是一个好同志！”
每个人都为党乐年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抛开一些情绪性的语言，他的信是在为大家争取多回几次家的机会。
几天之后，党乐年突然失踪了，不知被调往何处，北空报给上级的处理意见被否决了。空军领导指示：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空军！
党乐年去了那里，当时谁也不敢问。等到可以问的时候，又没人知道了。
跟父亲聊起过去的事，使他想起这样一个战友。父亲说：“真想知道他的下落，真想当面谢谢他，他说的那个没假回老家接孩子的飞行员，就是我。”
党乐年叔叔，您还好吗？您的老战友很想念您。
1984年，父亲离休，飞行员每周可以回家2次。
飞行员的婚姻，很多是很草率的。1953年3月8日，父亲所在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飞行员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部队的女兵不准接近飞行员！
这“三大条令”执行的如何不得而知，反正那时的确没有飞行员结婚，即使想谈恋爱，估计也要打着“纯洁的革命友谊”的旗号吧！
转眼到了1955年，上级宣布“三大条令”取消。飞行员可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自由恋爱是不容易的，原因是没时间。一年见六次面，好象对了解一个终生的伴侣帮助并不大，所以很多飞行员的老伴都是经亲友介绍而认识的，经过几年鸿雁传书，也就定下来了。
婚前夫妻双方不太了解还有情可原，但婚后还这样就显得比较特殊了。不过这种情况在飞行员家庭里到是非常普遍，症结还是在这一年见六次面上。
有了孩子之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飞行员的子女，小时侯跟父亲友好的不多。以我为例：我出生时，全家都已随军，住在部队院内。我爸机场离家大概有30分钟车程。而我见他的频率呢？最多一星期一次，几个月见不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他回家时不用饼干、巧克力什么的收买我，我认识他是谁呀！
院里其他孩子的处境也差不多，当妈的一上班，我们一帮3、4岁大的野孩子，四处游荡探险的生活就开始了：我们钻过防空洞，这头进、那头出，能在里面耗半天，拿着手电筒、点着火把，在防空洞里寻找战时各单位的位置（都标着呢）。
我们烤土豆、蚂蚱腿、摘桑葚。。。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有一次摸到了部队的猪圈，几个小朋友来了兴致，用石头打猪，比赛谁扔的准。都听说狗急了跳墙，没想到猪也可以！眼看着一只大花母猪被我们折腾急了，咆哮着越过猪圈的围墙狂奔而去，“野性难驯”这个词牢牢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们被抓了个“现行”，一个愤怒的军人喝令我们立正站好，挨个“弹脑锛儿”。一边弹一边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爸叫什么？”我们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接受“惩罚”。
眼见着前边的小哥们被“弹”哭了，正担心自己不够坚强。轮到我了：“你爸是谁？！”。
“一直在飞”，我哭丧着脸回答，一边绷着劲，准备抵挡疼痛，大义凛然一把。
“都走吧，别再来捣乱了啊，下次来放狗咬你们！”
我居然没挨打，逃过了这一劫，算是沾了我爸一次光。
姐姐、哥哥比我苦的多。他们分别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和结束。物质极度的贫乏，母亲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那时侯的产假是56天。
没有办法的办法，奶奶把我哥带回了老家抚养，那时他才几个月大。
只要有机会回家，父亲就把平时省下来的饼干、巧克力带回去，所以家里的生活似乎比其他人家好那么一点。
可这样的见面一年才有几次？一天，我爸出差后返回部队，经过北京转车，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他回家里去看看孩子们。
平时穿便衣的他，由于是出差，这次回家没有换装。姐姐看见个空军大尉从远处走过来，认出父亲后高兴的大叫：“我爸参军了！我爸参军了！爸，原来你是解放军呀！”，无比的自豪和骄傲，那一年，姐姐5岁。
我问父亲：“那时你们一年就回几次家，家里没人照顾，你们没有意见吗？”
“想法还是有的，可飞行员都这样，也就习惯了。”
“那你想家里吗？”
“当然。”
“没向上级反应吗？”
“没有。。。。”
沉吟了一会，父亲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1964年，空军领导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反应组织上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方面有些问题处理不当。
信中写到：飞行员照顾家里的时间太少了，家里有什么困难也解决不了，一年才可以回6次家，每次不到一天。飞行员的妻子是活寡妇。
为什么让飞行员结婚？既然回不了家就干脆不要让飞行员结婚算了。
航空师的其他业务人员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唯有飞行员没有，这不合理。
将疗养算做探亲假不合理，因为上级规定：疗养是任务，不许请假。所以还是照顾不了家庭。
军人休假是条例规定的，是革命军人的权力，怎么可以把疗养算做探亲假？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急事处理，有的飞行员将孩子放在老家，现在老人身体不好，照顾不了小孩，飞行员想请假把小孩接回来都不准假。这种情况组织上为什么不关心一下？
。。。。。。
收到这封匿名信后，空军指示限期破案。经过调查，很容易就查到了写信的人。他是父亲团里的一个飞行员，中尉，名字叫党乐年。
这是一个乐观随和的东北汉子，谁也没想到他会写这封信。可能平时看到战友们遇见的家庭困难有感触，在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写了这封信。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家知道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北空领导为这封匿名信召开的会上。领导说：“这封信，反映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说明我们平时对飞行员的个人生活关心的不够，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唯一要批评的是，党乐年同志不应该以匿名的形式写这封信，但我们认为，党乐年还是一个好同志！”
每个人都为党乐年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抛开一些情绪性的语言，他的信是在为大家争取多回几次家的机会。
几天之后，党乐年突然失踪了，不知被调往何处，北空报给上级的处理意见被否决了。空军领导指示：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空军！
党乐年去了那里，当时谁也不敢问。等到可以问的时候，又没人知道了。
跟父亲聊起过去的事，使他想起这样一个战友。父亲说：“真想知道他的下落，真想当面谢谢他，他说的那个没假回老家接孩子的飞行员，就是我。”
党乐年叔叔，您还好吗？您的老战友很想念您。
1984年，父亲离休，飞行员每周可以回家2次。
死里逃生
时间：1966年5月31日
地点：杨村机场
机种：乌米格---十五比斯
乘员、教员XXX带学员李XX
科目练习：按训练大纲23练习带飞高空复杂特技飞行
飞行H=10000米
遇险经过：
那天的天气晴，气温、风速、云量、能见度等等均符合飞行条件。63年到部队的10名飞行员飞行进度到了高空复杂飞行特技科目，由我带飞的学员李XX完成23练习，塔台指挥员是师长刘**同志。
早晨到达机场后，我检查62号乌米格---15比斯飞机，按计划时间上了飞机，开车起飞向南左转到达指定的机场东面空域（第2号空域）。起飞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机头指向空域的航向20度，以额定转数12000转/分，保持V=500KM/H爬高。
当飞行高度到5000M时，飞机突然急剧抖动，接着飞机向下低头，俯冲角达到60度以上，并有震耳的响声。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这时我们二人都悬空了，头顶到了座舱盖上，人离开了座椅，手离开了操纵杆，脚离开了舵蹬。当时，这突然而来的险情让我们二人都有点蒙了，我以为是学员操作动作错误向前推杆，而学员以为自己驾驶的不好，教员向自己发脾气，向前推杆来警告。
这时飞机急速向地面俯冲增速，急剧下降高度，而飞机又失去了操纵。我心里很急，我两手拉住了座位两侧跳伞拉环处向上用力拉，而人由悬空状态重新坐到座位上，将油门收到最后（最小）减速，用力向后拉杆，准备将飞机拉起来，飞机却毫无反应继续向下俯冲。
我用无线电问前舱学员：“你怎么搞的？怎么回事？”
学员回答：“我什么也未动，是否你拉杆了？”
这时我才明白飞机出了故障。
于是，我命令学员双手用力拉杆，我也双手用力拉杆，我们二人加起来的力量超过了100公斤，（平时只要25公斤就可将飞机拉起来）飞机仍然毫无反应。飞机振动很厉害，连座椅都上下活动起来，还能听到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
我从机窗向外看，发现两个机翼在上下抖动。
我用无线电向塔台指挥员报告飞机拉不起来。指挥员问我飞机什么问题？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飞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而塔台指挥员接着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又说不清，双方都很着急。
我知道，这种情况什么人都帮不了忙，只有靠自己处理了。
飞机继续俯冲，高度这时已很低，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也不允许我多讲话，会影响注意力，所以我很少回答指挥员的询问。
由于我们二人拼命合力的拉杆，加上收了油门后，增V也慢，高度在3000M左右，飞机被控制住了。俯冲角到30度左右，但只要放松拉杆力量，机头又掉下去了。此时我将飞机在空中的情况报告了塔台指挥员，指挥员命令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准备迫降，没有把握迫降就跳伞。
这时飞机已到达机场上空，指挥员也看到我了。（H=2500M，V=700KM/H）指挥员问我怎么样？行不行？不能落地就跳伞。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带着20-30度的俯冲角落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答：现在这样我不能落地。
这时已到跑道航线上空，我将飞机左转进入了跑道延长线的航线，在H1500M时放下起落架。由于放下起落架后升力的改变，飞机只有10度左右的俯角了，四转弯后，放下襟翼，飞机升力又一次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控制了。我报告指挥员飞机可以落地，但操纵还很困难，在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下，飞机安全落到跑道上，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
事后我分析这次死里逃生的原因：
1、飞机发生故障的高度在5000M，有高度就有时间处理，假使飞机在低于3000M的高度发生此情况，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2、飞机上有二个人。二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就超过100公斤，若一个人遇到此种情况也不可能保证安全。
事故原因：
飞机安全落地后，请了很多机务权威对飞机进行检查，请了飞机原理权威对空气动力进行分析，北空工程部也派人来（张**）。检查的结果：飞机机翼大梁变形，机翼蒙皮有变形，飞机尾翼蒙皮变形。这些变形改变了飞机的升力，使升力成为负升力，所以飞机拉不起来。后来决定暂停使用这架飞机，不准参加飞行训练，进厂修理。（送到吉林省二台子空军17厂进行大修后又分到部队使用，后来听说这架飞机发生了一等事故，机毁人亡。）
这次空中事故的发生原因，最后也做不出肯定的结论，只分析可能是飞机发生了共振而造成的。开会，全体飞行人员及全体机务人员一致通过，给教员立二等功，给学员立三等功，师、团党委也同意，并报上级批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件事就无回音了。
1986年10月28日回忆于北京
时间：1966年5月31日
地点：杨村机场
机种：乌米格---十五比斯
乘员、教员XXX带学员李XX
科目练习：按训练大纲23练习带飞高空复杂特技飞行
飞行H=10000米
遇险经过：
那天的天气晴，气温、风速、云量、能见度等等均符合飞行条件。63年到部队的10名飞行员飞行进度到了高空复杂飞行特技科目，由我带飞的学员李XX完成23练习，塔台指挥员是师长刘**同志。
早晨到达机场后，我检查62号乌米格---15比斯飞机，按计划时间上了飞机，开车起飞向南左转到达指定的机场东面空域（第2号空域）。起飞后飞机发动机工作正常，机头指向空域的航向20度，以额定转数12000转/分，保持V=500KM/H爬高。
当飞行高度到5000M时，飞机突然急剧抖动，接着飞机向下低头，俯冲角达到60度以上，并有震耳的响声。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这时我们二人都悬空了，头顶到了座舱盖上，人离开了座椅，手离开了操纵杆，脚离开了舵蹬。当时，这突然而来的险情让我们二人都有点蒙了，我以为是学员操作动作错误向前推杆，而学员以为自己驾驶的不好，教员向自己发脾气，向前推杆来警告。
这时飞机急速向地面俯冲增速，急剧下降高度，而飞机又失去了操纵。我心里很急，我两手拉住了座位两侧跳伞拉环处向上用力拉，而人由悬空状态重新坐到座位上，将油门收到最后（最小）减速，用力向后拉杆，准备将飞机拉起来，飞机却毫无反应继续向下俯冲。
我用无线电问前舱学员：“你怎么搞的？怎么回事？”
学员回答：“我什么也未动，是否你拉杆了？”
这时我才明白飞机出了故障。
于是，我命令学员双手用力拉杆，我也双手用力拉杆，我们二人加起来的力量超过了100公斤，（平时只要25公斤就可将飞机拉起来）飞机仍然毫无反应。飞机振动很厉害，连座椅都上下活动起来，还能听到金属互相碰撞的声音。
我从机窗向外看，发现两个机翼在上下抖动。
我用无线电向塔台指挥员报告飞机拉不起来。指挥员问我飞机什么问题？说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飞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而塔台指挥员接着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又说不清，双方都很着急。
我知道，这种情况什么人都帮不了忙，只有靠自己处理了。
飞机继续俯冲，高度这时已很低，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也不允许我多讲话，会影响注意力，所以我很少回答指挥员的询问。
由于我们二人拼命合力的拉杆，加上收了油门后，增V也慢，高度在3000M左右，飞机被控制住了。俯冲角到30度左右，但只要放松拉杆力量，机头又掉下去了。此时我将飞机在空中的情况报告了塔台指挥员，指挥员命令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准备迫降，没有把握迫降就跳伞。
这时飞机已到达机场上空，指挥员也看到我了。（H=2500M，V=700KM/H）指挥员问我怎么样？行不行？不能落地就跳伞。因为我们都知道飞机带着20-30度的俯冲角落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答：现在这样我不能落地。
这时已到跑道航线上空，我将飞机左转进入了跑道延长线的航线，在H1500M时放下起落架。由于放下起落架后升力的改变，飞机只有10度左右的俯角了，四转弯后，放下襟翼，飞机升力又一次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控制了。我报告指挥员飞机可以落地，但操纵还很困难，在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下，飞机安全落到跑道上，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
事后我分析这次死里逃生的原因：
1、飞机发生故障的高度在5000M，有高度就有时间处理，假使飞机在低于3000M的高度发生此情况，是不可能安全返回的；
2、飞机上有二个人。二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就超过100公斤，若一个人遇到此种情况也不可能保证安全。
事故原因：
飞机安全落地后，请了很多机务权威对飞机进行检查，请了飞机原理权威对空气动力进行分析，北空工程部也派人来（张**）。检查的结果：飞机机翼大梁变形，机翼蒙皮有变形，飞机尾翼蒙皮变形。这些变形改变了飞机的升力，使升力成为负升力，所以飞机拉不起来。后来决定暂停使用这架飞机，不准参加飞行训练，进厂修理。（送到吉林省二台子空军17厂进行大修后又分到部队使用，后来听说这架飞机发生了一等事故，机毁人亡。）
这次空中事故的发生原因，最后也做不出肯定的结论，只分析可能是飞机发生了共振而造成的。开会，全体飞行人员及全体机务人员一致通过，给教员立二等功，给学员立三等功，师、团党委也同意，并报上级批准。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件事就无回音了。
1986年10月28日回忆于北京
1968年8月―1969年9月，中国空军的一个基层指挥员，带领一个团的新飞行员，从华北某空军基地到四川大足空军基地，执行一个很“简单”的军事任务时的一些遭遇。写下来，免得后人失忆。
这个指挥员是我父亲，那些新飞行员并不是父亲那个团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父亲这次的职务是领队兼教员。
由于华北地区的气候特点，天气以晴为主，其他的如阴雨、多云等复杂气象发生不多。因此如果想让部队具有在复杂气象下的战斗能力，必须到南方具备这些气象条件的地区去进行训练。当时的空军部队经常去的地方是四川、浙江、江苏、福建。
这批新飞行员去的是四川大足空军基地。训练时间为一年。一共有30多个飞行员和200多地勤人员。
飞机抵达大足机场前，要在陕西省武功县的空军基地加一次油，该基地没有为歼击机维护的技术人员，所以需要父亲部队派相关人员到该基地为歼击机做各项维护保养加油的工作，父亲决定带30多名地勤人员先赶到武功县迎接转场飞机，其余的地勤队伍直接到大足空军基地守侯。那些新飞行员由该团副团长带领，经武功县加油后，直飞目的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对我爸来说，该任务完成难度为0，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最多4天。
一行人上了火车，我爸他们就别扭起来----这火车上的秩序太乱了！跟文革前没法比。到处都是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里。。。乘客之间还不断发生争吵和推搡，也有打起来的。看不见列车员的影子，以前解放军乘车，总要帮着扫扫地，打打水什么的。可我爸他们一上了火车，一个个被挤得快成相片了，又都带着手枪，哪敢乱说乱动！就盼着火车快点到站，赶快离开这鬼地方。
好不容易到了西安，按预定计划，父亲要在这里跟“成指”（成都军区空军指挥部？）联系，确定在武功空军基地的一些具体操作事宜。
这会的整个西安城都瘫痪了，赶上了个什么庆祝活动，全市的革命群众正在各主要街道上，敲锣打鼓的游行呢！
形势大好，整个城市交通断绝，没有公共汽车。
跟着游行的人流，这30多人来到了空军招待所，跟“成指”联络完毕后，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起来就向武功机场进发。
火车站也没人售票，我爸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挤上一列开往目的地的火车，虽然分开没几天，一想起在武功机场能见到自己部队的战友，每个人都挺高兴。
火车到了武功车站，大伙下了车，都傻了眼：满目创痍呀！县城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到处都是打碎的玻璃、招牌、水泥块、砖块，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全部商店关门停业，这简直是一座“空城”。
站台里也没有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老头躲着，身边带着一只猴子，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问他这武功县的人都跑哪去了？老头回答：“这里刚刚才打完仗呀！谁敢出来？！我正准备扒火车跑呢！”
原来如此！
武功火车站离机场可不近，当务之急是要找交通工具。
终于在一个单位找到了个干部模样的人，费了很大劲找到了交通工具，一辆破旧的小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那个干部有些不好意思说：“对不住了，解放军同志，找不到其他车了，都被武斗队征走了！”我爸他们还能说什么，除了感谢就是感谢呗，找到了点军民鱼水情的感觉，很是感慨了一把。
到了机场，也就到了家。父亲那辈的军人是把回“家”挂在嘴上的，不过大伙别误会，此“家”非彼“家”也。他们说的回家，就是回部队、回宿营地、回宿舍。。。跟老百姓概念里的“家”是两码事。可他们却把回家说的那么顺口，好象那个有老人小孩妻子的“家”到成了旅店，那个家只能跟“探”结合在一起，与“回”是越来越陌生了。
闲话不提，到了基地后，所有干部战士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转场准备工作中。连夜把各种设备安装到位，等待家里的飞机到来。
第二天，30多架歼击分两批降落在武功机场，经过地面人员的维护、保养、加油、充氧、充冷后，全部飞机起飞，飞向四川大足机场。这支30多人的小分队顺利完成任务。
我爸也松了口气，下一步只要坐上火车经成都到达四川邮亭铺，再转长途汽车，走30多公里，就到家（大足空军基地）了！
由于武功县商店全部歇业，造成了这支小分队全体烟民断烟，也是一件好事。
小分队正要离开机场，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7、8个军人凑上来了问：“请问你们去哪？”
“大足机场”。
“太好了！我们也是去那的！能不能跟你们结伴走，武斗的太厉害，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
原来他们是大足空军基地的工程队战士，有探亲结束返回部队的，有出差的，都因为武斗被困在武功。落单的他们见到我爸他们，跟游击队见到正规军一样高兴。
顺路就一起走呗！
40多人上了火车，还是那么“挤、乱、脏”，大家都习惯了。
这支队伍又壮大了不少，有80多人。一路上探家、出差归队的散兵游勇们不断的加入到以我爸为核心的临时收容队。队里各军种都有，有一个女兵是邓锡侯的女儿，是一个部队的工程师，也加入进来了。
在成都住了一晚后，一行人继续长征，火车很快抵达邮亭铺，父亲的人马已有100多了。
出了火车站，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只见大街上穿流不息的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个个全副武装，装备精良，扛着56式冲锋枪。还有卡车，上面满是武斗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
远处隐隐传来枪炮声。。。
到底怎么回事？！
写到这不得不简要介绍一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腹地四川省成都地区包括永川―邮亭铺―大足等地的开展情况。如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欢迎专家指正。
成都地区武斗的两派主要是以退伍军人为主组成的517保守派和以造反派为主的518派，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
两派在文革中已火并多次，互有伤亡。不过由于造反派人多势众，最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打垮了保守的517派。
517派的一些残余武装3000多人，被围困在暗中同情他们的部队“娘家”----大足空军基地附近，其余人员赴成都去告状兼重组力量。517究竟有多少人到了成都告状呢？没人统计过。不过据后来成都军区的有关部门统计，这期间给告状人员免费发放的草席有28万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517派在成都又重组了6个团的武装，要杀回“大足”，解救被围困的3000革命战友。
一场大战爆发了！时间正是我爸他们抵达邮亭铺的当天，地点是在大足空军基地附近。战斗是激烈的，武斗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大炮。伤亡是惨重的，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不过大足空军基地的卫生所里塞满了伤员。损失是重大的，大足空军基地的一个雷达站被炮火摧毁。。。
邮亭铺被518造反派控制着。
人民解放军成了战争的旁观者，父亲的这个小分队傻了眼。
怎么办？父亲决定让大部队先原地待命，他与7、8个地勤去县武装部想想办法。
几个人揣着小手枪上路了。
进了县武装部，我爸就后悔了。这里已经成为造反派的武斗指挥部，里边全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斗士”。
院子里还关着一些“俘虏”，有男有女。被铁丝捆着，铁丝深深的勒进肉里，那情形惨不忍睹。。。
父亲他们见状正要退出去，但太晚了。
几个造反派已经围了上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北空XXXXX部队的，来四川执行任务，想借武装部的电话用一下。”父亲回答。
“这里已经没有武装部的人了，不过电话你们可以用。”
父亲接通了大足空军基地，找到了先期到达的副团长。
接到父亲的电话，那个副团长的激动的声音都变了：“你们在哪？千万别坐汽车来！！！我们也不能去接你们！太危险了！”。
原来，两派打起来后，已经有数辆长途车遭到了伏击，死伤多人，其中有从西藏军区来的一个连长和几名战士。
接着基地负责人跟我爸说：“邮亭铺很危险，都是518的人，只有XX街XX旅社的张经理可靠，他是转业军人，你们去找他。”
跟基地通话后，了解到先出发的地勤人员早已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安全抵达基地，父亲的心放下了一半。
回到大部队所在地，父亲发现这杂牌军又壮大了不少，有200多人了。据留守的地勤战士说，新来的散兵游勇见到他们时都很动感情，有的人还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有点找到失散多年的组织那感觉。
大部队来到了XX旅社，那个可靠的亲517派的经理早就躲起来了，根本找不着。这时天已黑了，看这些人民子弟兵可怜，旅社的值班人员同意他们这200多人在那过夜。
有朋友可能会问，你这流水帐好象缺点什么呀。没错，是缺了点，我压根就没提吃饭的事。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吃，没地方吃，都是解放军，不能骚扰老百姓，也没处买。只能委屈自个了，200多人在邮亭铺饿了三顿。
就这样等到天亮，这个杂牌军乘火车转道永川，因为那里是地委所在地，还有个军分区，有驻军，父亲想找他们帮忙。
----永川附近打的更厉害！还没打完呢。据说有一万多各派武装，这会正在前线打的不可开交。
满大街都是武装份子。
我爸他们也习惯了，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再说。还真找到了个饭馆。200多人各自为战，大吃特吃起来。有几个大足机场工程队的工兵，由于在外漂泊太久，分文皆无，入了父亲他们的伙。
由于有驻军，永川市面还算“太平”，起码没乱开枪的。
父亲来到军分区，找到负责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接待的军官满脸愧意：“我帮不上忙，我们这些人都是‘老资’，讲话不算数，早靠边站了，现在处于半软禁状态。”
还跟父亲诉苦，说造反派不讲政策，乱打人。除了安慰，这时的我爸还能做什么呢？
出了军分区，我爸与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回成都！
大队人马坐火车到了成都，赶快到军区与北空联络，向上级说明目前的处境，请求支援。经过两个军区的一轮协调，成空同意安排运输机将父亲所带领的30多人送到大足空军基地。
分离的时刻到了，200多人互道珍重，相约以后基地见。战火中结下的友谊，使分离场面十分感人，有点革命歌曲“十送红军”里所描述的意境了。
由于临时安排不了飞机，所以军区让父亲他们在位于成都工学院的空军招待所住一晚。
来到了成都工学院，空军招待所设在该学院的一栋建筑物的最顶两层，楼下住着学生。
进了成都工学院的大门，父亲他们愣住了：校园里到处都是----枪声！还都是连发，这里嘟嘟嘟、那里哒哒哒。原来这里还在武斗！
30多个空军官兵东躲西藏，闪转挪移的钻进了空军招待所，一问值班人员，才知道成都工学院的造反派们前一阵子刚进行过大规模的武斗，有300多支半自动步枪流散在各派手里。现在经过中央文革调停，各派同意停战，上缴武器。这会造反派们正消耗剩余弹药呢。招待所楼下就是其中一派武斗队的据点，所以这时耳边全是动听的枪弹声。
枪声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在爆竹般的枪声的欢送下，这批子弟兵们离开了成都工学院，搭乘成都空军军区提供的两架运输机，飞往大足空军基地，与主力部队会师去了。
就这样，父亲完成了该次“简单”的任务，耗时半个月。
这个指挥员是我父亲，那些新飞行员并不是父亲那个团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父亲这次的职务是领队兼教员。
由于华北地区的气候特点，天气以晴为主，其他的如阴雨、多云等复杂气象发生不多。因此如果想让部队具有在复杂气象下的战斗能力，必须到南方具备这些气象条件的地区去进行训练。当时的空军部队经常去的地方是四川、浙江、江苏、福建。
这批新飞行员去的是四川大足空军基地。训练时间为一年。一共有30多个飞行员和200多地勤人员。
飞机抵达大足机场前，要在陕西省武功县的空军基地加一次油，该基地没有为歼击机维护的技术人员，所以需要父亲部队派相关人员到该基地为歼击机做各项维护保养加油的工作，父亲决定带30多名地勤人员先赶到武功县迎接转场飞机，其余的地勤队伍直接到大足空军基地守侯。那些新飞行员由该团副团长带领，经武功县加油后，直飞目的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对我爸来说，该任务完成难度为0，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最多4天。
一行人上了火车，我爸他们就别扭起来----这火车上的秩序太乱了！跟文革前没法比。到处都是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里。。。乘客之间还不断发生争吵和推搡，也有打起来的。看不见列车员的影子，以前解放军乘车，总要帮着扫扫地，打打水什么的。可我爸他们一上了火车，一个个被挤得快成相片了，又都带着手枪，哪敢乱说乱动！就盼着火车快点到站，赶快离开这鬼地方。
好不容易到了西安，按预定计划，父亲要在这里跟“成指”（成都军区空军指挥部？）联系，确定在武功空军基地的一些具体操作事宜。
这会的整个西安城都瘫痪了，赶上了个什么庆祝活动，全市的革命群众正在各主要街道上，敲锣打鼓的游行呢！
形势大好，整个城市交通断绝，没有公共汽车。
跟着游行的人流，这30多人来到了空军招待所，跟“成指”联络完毕后，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起来就向武功机场进发。
火车站也没人售票，我爸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挤上一列开往目的地的火车，虽然分开没几天，一想起在武功机场能见到自己部队的战友，每个人都挺高兴。
火车到了武功车站，大伙下了车，都傻了眼：满目创痍呀！县城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到处都是打碎的玻璃、招牌、水泥块、砖块，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全部商店关门停业，这简直是一座“空城”。
站台里也没有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老头躲着，身边带着一只猴子，他是个走江湖卖艺的。问他这武功县的人都跑哪去了？老头回答：“这里刚刚才打完仗呀！谁敢出来？！我正准备扒火车跑呢！”
原来如此！
武功火车站离机场可不近，当务之急是要找交通工具。
终于在一个单位找到了个干部模样的人，费了很大劲找到了交通工具，一辆破旧的小卡车和一辆拖拉机。那个干部有些不好意思说：“对不住了，解放军同志，找不到其他车了，都被武斗队征走了！”我爸他们还能说什么，除了感谢就是感谢呗，找到了点军民鱼水情的感觉，很是感慨了一把。
到了机场，也就到了家。父亲那辈的军人是把回“家”挂在嘴上的，不过大伙别误会，此“家”非彼“家”也。他们说的回家，就是回部队、回宿营地、回宿舍。。。跟老百姓概念里的“家”是两码事。可他们却把回家说的那么顺口，好象那个有老人小孩妻子的“家”到成了旅店，那个家只能跟“探”结合在一起，与“回”是越来越陌生了。
闲话不提，到了基地后，所有干部战士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转场准备工作中。连夜把各种设备安装到位，等待家里的飞机到来。
第二天，30多架歼击分两批降落在武功机场，经过地面人员的维护、保养、加油、充氧、充冷后，全部飞机起飞，飞向四川大足机场。这支30多人的小分队顺利完成任务。
我爸也松了口气，下一步只要坐上火车经成都到达四川邮亭铺，再转长途汽车，走30多公里，就到家（大足空军基地）了！
由于武功县商店全部歇业，造成了这支小分队全体烟民断烟，也是一件好事。
小分队正要离开机场，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7、8个军人凑上来了问：“请问你们去哪？”
“大足机场”。
“太好了！我们也是去那的！能不能跟你们结伴走，武斗的太厉害，被困在这里好几天了。”
原来他们是大足空军基地的工程队战士，有探亲结束返回部队的，有出差的，都因为武斗被困在武功。落单的他们见到我爸他们，跟游击队见到正规军一样高兴。
顺路就一起走呗！
40多人上了火车，还是那么“挤、乱、脏”，大家都习惯了。
这支队伍又壮大了不少，有80多人。一路上探家、出差归队的散兵游勇们不断的加入到以我爸为核心的临时收容队。队里各军种都有，有一个女兵是邓锡侯的女儿，是一个部队的工程师，也加入进来了。
在成都住了一晚后，一行人继续长征，火车很快抵达邮亭铺，父亲的人马已有100多了。
出了火车站，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只见大街上穿流不息的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个个全副武装，装备精良，扛着56式冲锋枪。还有卡车，上面满是武斗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
远处隐隐传来枪炮声。。。
到底怎么回事？！
写到这不得不简要介绍一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腹地四川省成都地区包括永川―邮亭铺―大足等地的开展情况。如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欢迎专家指正。
成都地区武斗的两派主要是以退伍军人为主组成的517保守派和以造反派为主的518派，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
两派在文革中已火并多次，互有伤亡。不过由于造反派人多势众，最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打垮了保守的517派。
517派的一些残余武装3000多人，被围困在暗中同情他们的部队“娘家”----大足空军基地附近，其余人员赴成都去告状兼重组力量。517究竟有多少人到了成都告状呢？没人统计过。不过据后来成都军区的有关部门统计，这期间给告状人员免费发放的草席有28万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517派在成都又重组了6个团的武装，要杀回“大足”，解救被围困的3000革命战友。
一场大战爆发了！时间正是我爸他们抵达邮亭铺的当天，地点是在大足空军基地附近。战斗是激烈的，武斗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大炮。伤亡是惨重的，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不过大足空军基地的卫生所里塞满了伤员。损失是重大的，大足空军基地的一个雷达站被炮火摧毁。。。
邮亭铺被518造反派控制着。
人民解放军成了战争的旁观者，父亲的这个小分队傻了眼。
怎么办？父亲决定让大部队先原地待命，他与7、8个地勤去县武装部想想办法。
几个人揣着小手枪上路了。
进了县武装部，我爸就后悔了。这里已经成为造反派的武斗指挥部，里边全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斗士”。
院子里还关着一些“俘虏”，有男有女。被铁丝捆着，铁丝深深的勒进肉里，那情形惨不忍睹。。。
父亲他们见状正要退出去，但太晚了。
几个造反派已经围了上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北空XXXXX部队的，来四川执行任务，想借武装部的电话用一下。”父亲回答。
“这里已经没有武装部的人了，不过电话你们可以用。”
父亲接通了大足空军基地，找到了先期到达的副团长。
接到父亲的电话，那个副团长的激动的声音都变了：“你们在哪？千万别坐汽车来！！！我们也不能去接你们！太危险了！”。
原来，两派打起来后，已经有数辆长途车遭到了伏击，死伤多人，其中有从西藏军区来的一个连长和几名战士。
接着基地负责人跟我爸说：“邮亭铺很危险，都是518的人，只有XX街XX旅社的张经理可靠，他是转业军人，你们去找他。”
跟基地通话后，了解到先出发的地勤人员早已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安全抵达基地，父亲的心放下了一半。
回到大部队所在地，父亲发现这杂牌军又壮大了不少，有200多人了。据留守的地勤战士说，新来的散兵游勇见到他们时都很动感情，有的人还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有点找到失散多年的组织那感觉。
大部队来到了XX旅社，那个可靠的亲517派的经理早就躲起来了，根本找不着。这时天已黑了，看这些人民子弟兵可怜，旅社的值班人员同意他们这200多人在那过夜。
有朋友可能会问，你这流水帐好象缺点什么呀。没错，是缺了点，我压根就没提吃饭的事。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吃，没地方吃，都是解放军，不能骚扰老百姓，也没处买。只能委屈自个了，200多人在邮亭铺饿了三顿。
就这样等到天亮，这个杂牌军乘火车转道永川，因为那里是地委所在地，还有个军分区，有驻军，父亲想找他们帮忙。
----永川附近打的更厉害！还没打完呢。据说有一万多各派武装，这会正在前线打的不可开交。
满大街都是武装份子。
我爸他们也习惯了，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再说。还真找到了个饭馆。200多人各自为战，大吃特吃起来。有几个大足机场工程队的工兵，由于在外漂泊太久，分文皆无，入了父亲他们的伙。
由于有驻军，永川市面还算“太平”，起码没乱开枪的。
父亲来到军分区，找到负责同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接待的军官满脸愧意：“我帮不上忙，我们这些人都是‘老资’，讲话不算数，早靠边站了，现在处于半软禁状态。”
还跟父亲诉苦，说造反派不讲政策，乱打人。除了安慰，这时的我爸还能做什么呢？
出了军分区，我爸与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回成都！
大队人马坐火车到了成都，赶快到军区与北空联络，向上级说明目前的处境，请求支援。经过两个军区的一轮协调，成空同意安排运输机将父亲所带领的30多人送到大足空军基地。
分离的时刻到了，200多人互道珍重，相约以后基地见。战火中结下的友谊，使分离场面十分感人，有点革命歌曲“十送红军”里所描述的意境了。
由于临时安排不了飞机，所以军区让父亲他们在位于成都工学院的空军招待所住一晚。
来到了成都工学院，空军招待所设在该学院的一栋建筑物的最顶两层，楼下住着学生。
进了成都工学院的大门，父亲他们愣住了：校园里到处都是----枪声！还都是连发，这里嘟嘟嘟、那里哒哒哒。原来这里还在武斗！
30多个空军官兵东躲西藏，闪转挪移的钻进了空军招待所，一问值班人员，才知道成都工学院的造反派们前一阵子刚进行过大规模的武斗，有300多支半自动步枪流散在各派手里。现在经过中央文革调停，各派同意停战，上缴武器。这会造反派们正消耗剩余弹药呢。招待所楼下就是其中一派武斗队的据点，所以这时耳边全是动听的枪弹声。
枪声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在爆竹般的枪声的欢送下，这批子弟兵们离开了成都工学院，搭乘成都空军军区提供的两架运输机，飞往大足空军基地，与主力部队会师去了。
就这样，父亲完成了该次“简单”的任务，耗时半个月。
哥们还不累啊？战机超音速的文章搬来凑数有点不厚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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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机超音速是WHO？...
挂档踩油门·哥们你忘了打喇叭了·
老大，您也太累了，原文首发在西西河上，作者：一直在看。现为西西河的版主之一，在那里有他的文集以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