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十二道金牌，金国将像苻坚的前秦一样崩溃

想多了。。。。 就好像很多人说穿越回去到某个湖畔找那艘船一样。。。。

封建王朝是必然灭亡的，无非是早晚而已。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难道你还看不明白？？？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机不可失叹息

直接退回二帝给岳飞，或者将二帝分开送往任意两个领兵大将处，可以开始看南宋内乱了。
一个朝廷3个中央，金国座看你们3个勾引斗角，战略形势好得不知道怎么形容。

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难道不想开疆辟土吗？真正的形势是前线将领已经有军阀化的趋势，而这些部队又是最有战斗力的，所以开始内斗收权。其实岳飞如果最后能占领开封，独立做一个军事政权对汉人历史是有利的，也不排除搞定金国，统一北方，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岳飞是不合格的，所以南宋不可能不内斗，历史的必然。

直接退回二帝给岳飞，或者将二帝分开送往任意两个领兵大将处，可以开始看南宋内乱了。
一个朝廷3个中央，金国座看你们3个勾引斗角，战略形势好得不知道怎么形容。

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难道不想开疆辟土吗？真正的形势是前线将领已经有军阀化的趋势，而这些部队又是最有战斗力的，所以开始内斗收权。其实岳飞如果最后能占领开封，独立做一个军事政权对汉人历史是有利的，也不排除搞定金国，统一北方，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岳飞是不合格的，所以南宋不可能不内斗，历史的必然。

这是对某帖论岳飞的回应

后勤的不发粮草就得撤了。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杀岳飞恐怕很大成分上都是秦桧的意思，但是12道金牌却铁定是赵构的意思。
后勤财力能支撑多少，赵构清楚还是岳飞更清楚？我觉得这个可能赵构更清楚一些。
真担心岳飞造反，赵构还不如直接放任岳飞跟金军去拼，拼掉了军队自然就没了造反的本钱。

作者：北溟客


2、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到朱仙镇之战为止，已经使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南宋其他部队打的也不错，西线的吴璘杨政等部和东线的韩世忠虽然不能像岳飞一样大举进攻，但对本战区所负责的金军也都保持了持平或略占优的态势，使其不能回援兀术；而位于金军后背的新复河东、河北州县，靠岳飞联络的抗金义军、甚至义军发动的百姓即可自守，不需耗费正规军兵力。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宋军既不存在战术短板暴露之虞，也不存在兵力不足的困扰，把金军主力逐出燕京以南地区甚或彻底歼灭只是时间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具体战况了。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金军当时投入作战的总兵力有个数：1140年五月兀术统军南征时，对应南宋的前沿兵力分布，将金军分为四道：“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大金国志》卷11）。这里面李成所部约在万余人左右，其中“番人七千余人，马五千余匹，食粮军三千余人”（《金佗粹编》卷12《李兴吴琦转官告乞付军前给降奏》）；聂黎孛堇、撤离喝部则无具体数字，但这两军分别在淮东和川陕与宋军陷入僵持状态，韩世忠所部有3万多人，川陕宋军此时由吴璘、杨政、郭浩等人分统，总计约7-8万人，所以聂黎孛堇和撤离喝部的兵力也应该分别与之相当。而金军的主力，则放在了中路兀术亲统的十几万精兵上，不仅兵力在四道中最为雄厚，配置也高：当年宋金开战之初，南宋名臣叶梦得所上《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中要求悬赏捉拿的十三名“主兵侵我者”，“兀术等八人则在京师，以窥淮、浙；撤离喝等三人则在关中，以扰陇、蜀；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浚、滑，以主签军”（《石林奏议》卷12）。除兀术外，完颜突合速（即宋人记载中的“龙虎大王”，此时任金军元帅左监军）、完颜阿鲁补、大挞不野、韩常这些硕果仅存的金初开国名将也都在此路中。当然除了参与南征作战的军队，金军的后方留守兵力和地方守备兵力应该也还有一些，只是这一部分一来史无明载，二来从后来的作战情况看，这些兵力对燕京以南地区的战局影响也不大，否则兀术不会在遭受重创后下令“签军”也就是再度征兵。所以在东西两端势均力敌甚至还有些吃紧、兀术又“举国中兵尽起”（《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把金国家底全翻出来的情况下，中路金军的成败无疑是决定此次宋金交战结局的关键。为了实现灭宋目标，在迅速重占南宋接管后并未设防的河南地后，兀术很快带着这支精兵于五月底南下，进攻南宋前沿战区中最脆弱的淮西战区。但没想到才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就碰了壁，被刘錡以不到两万的八字军旧部打的一败涂地。不过兀术随后很快率军退回东京，休整了将近一个月，并调“在浚、滑（今河南浚县、滑县）以主签军”的完颜宗贤（即完颜塞里，宋人记载中的“盖天大王”）来援，进一步补充了兵力，又派韩常守颖昌（今河南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周口）、阿鲁补守应天（今河南商丘），组织了一条弧形防线拱卫东京。——因为就在他被刘錡大败于顺昌的稍前一些时候，屯驻鄂州的岳家军也开始分三路北上。由于有本部防守需要+接管了从鄂州到池州（今安徽池州）的全部江防，总兵力十万有余的岳家军真正用于北伐作战的兵力只有8-9万，但到六月底就已经收复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州（今河南汝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多处要地，兵锋分东西两路指向东京，摆明了就是奔着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来决战的。而兀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闰六月下旬（公历8月上旬），岳家军各部陆续攻克淮宁府、颖昌府、郑州以及北宋西京洛阳之际，兀术彻底放弃了分兵据守、和岳家军逐城逐地捉对死磕的打算，转而“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金史》卷68《阿鲁补传》。此条史料中颍州和陈州守将记录均有误，但所描述的兀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召回前出将领以集中兵力的措施是大致准确的），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直接打掉岳飞的指挥部，一举扭转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七月八日、十四日的郾城（今河南漯河）大战和颖昌大战，就是兀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作的努力。（这里顺便补条花边，就是完颜阿鲁补后来并没听兀术的命令回东京增援，而是“以敌在近，独不赴”；但实际上负责此战区的刘錡和张俊部此时都离应天府老远，也毫无进军迹象。若干年后，阿鲁补犯法被告，本可凭军功和宗室身份减罚，但当时的皇帝完颜亮“尝在军中，恶阿鲁补”，坚持判了他死刑。——完颜亮和阿鲁补的军事履历只有一次交集，就是1140年的攻宋之役。当时十八岁的完颜亮在他四叔兀术帐前听用，手头大概管着一万来人。）当然兀术的努力失败了而且败的很惨。这里受篇幅所限，略去他到底怎么输的不谈，只重点说一下岳飞所部到七月十八日朱仙镇之战为止的战果：首先纯数人头的话，截止到朱仙镇之战，兀术所率的十多万金军主力已经被岳家军歼灭近三万，金军兵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其中仅郾城和颖昌两战就杀敌一万、俘敌四千或更多，获战马三千多匹（颖昌战果据颖昌捷奏；郾城因捷奏被毁，本无确切杀敌数，但根据《金佗粹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中所录宋廷在郾城之战前已支付岳家军银五万两（按当时银价合钱12.5万贯）、关子钱十万贯以备赏功的情况下，又颁二十万贯关子钱犒军的赏格来看，其歼敌数至少应高于顺昌大捷——顺昌大捷前后所获全部犒军赏赐也不过银绢十四万匹两，合铜钱30万贯左右。至于战果，据《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十八条，至少刘錡向朝廷上报的是杀五千多，俘、伤一万。则按此比率，岳家军郾城之战的杀敌数当在八千左右甚至更多。这里谨慎起见权取最保守数值，即与颖昌、顺昌一样杀敌五千俘二千）。再加上之前扫荡东京外围的战斗（收复颖昌和淮宁府的战斗，据《金佗续编》卷10《改差内侍李世良管押御赐金带金碗等省札》所说，赐“见钱关子十万贯”为赏，结合张宪在陈州淮宁府先“遇敌三千骑”后又遭遇金军东京大本营所差援军“摆布大阵”的战况，以及董先等后来又在颖昌击败韩常反扑的“六千多骑”的捷奏，总杀敌数应在两到三千或更多；收复郑州据《金佗粹编》卷16《郑州捷奏》“遇敌数万”的战况，以及《金佗续编》卷10《照会支拨收复郑州激赏钱省札》所记的“内一十万贯激赏收复郑州得功官兵”的赏格，杀敌数至少两千）、郾城北五里店之战、小商桥遭遇战（杀敌两千）、张宪在小商桥及临颍东北追击敌军的战斗（其中临颍东北的战斗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4，破金军六千，获马百匹）、刘政突入中牟县的袭击，以及牛皋“战于河上”、“战于汴、许间，功最”（牛皋后以此功升承宣使，离建节仅一步之遥，则此战杀敌数至少当在三千以上）的战斗和朱仙镇之战，岳家军总共歼敌数目（包括杀敌和俘敌），至少在两万五以上，也就是说金军方面的战损最保守估计也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这还没有算上降军数目——颖昌之战后，韩常因为觉得大势已去，留驻当时已经被岳家军包围的长葛县（今河南长葛）而不回东京，密遣人到岳飞处请以全军投降，而韩常本人直接掌握的兵力至少在万人以上。（另这个统计还忽略了西路岳家军收复南城军、西京洛阳、汝州等京西州县的战果。这些战斗中仅收复南城军之战就杀敌三千。但京西驻守州县敌军情况与颖昌、淮宁府、郑州等处不同，不能确定是兀术所率主力的分兵还是李成所部或留守地方的金军，所以姑且不计入对阵金军主力的战果。）当然岳家军本身也会有伤亡。具体数字虽然目前无明确文献记录，但根据小商桥一战杨再兴部死300杀金军2000的交换比和总歼敌数推算，岳家军的战损应在三千到四千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小商桥之战是在岳家军硬探（即武装侦察部队）游骑猝然与金军主力遭遇、杨再兴又不肯退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正常作战情况，所以其他战斗的交换比应该比这个更高。而接近1:10的交换比也符合当时人对岳家军“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独醒杂志》）的评价。其次，岳家军这一阶段的战果，不仅对敌杀伤多，而且对金军的心理冲击大。如郾城颖昌两场大战，岳家军都是以少打多，郾城之战岳飞为了限制金军骑兵的机动范围+诱敌，将重兵放在了颖昌和淮宁府，身边全部兵力不过1万多，而金军兵力则近10万，但最终仍然被岳家军击溃。在战术上，宋军这次的胜利与吴玠的和尚原、仙人关大捷、刘錡的顺昌大捷不同，没有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要路古道为地利倚仗，也不是单纯守城，而是在“平原旷野”之中和金军正面对抗，并且不单纯是以步抗骑，还能以骑兵部队和金军的拐子马长时间鏖战，“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紫微集》卷12梁吉等转官制。另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岳家军骑兵的情况：岳家军中仅背嵬军就有骑兵八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战斗力量。至于战马来源，则部分来自购买，部分是从敌军手里抢的。如1136年岳家军即在第二次北伐时夺得伪齐一个马监，获战马一万多匹）。宋廷后来颁布的郾城大战奖谕诏书对这一战评价也极高，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全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用命者也”。——在通常以为对敌人最有利的地形条件下，用敌人擅长的战术方式击溃其最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对向来以“坚忍”著称、号称“不能打一百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的金军来说，无疑是极为致命的打击。

何况金军的组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女真族本族人很少担任步兵，步兵基本是由渤海、契丹、汉儿等各族签军组成的。而郾城颖昌战后，在女真精锐骑兵遭受重创，连完颜突合速的亲军千夫长（金军中的合札亲军将领只能由女真族担任）都开始向岳家军投降的情况下，这部分本来就因为民族压迫而常怀离心的异族士兵军心就更不稳了。汉儿自不必说，其他民族的将士，这里举个后事作例子：二十年后完颜亮南侵时，金国的赢面其实远比1140年要大，但阿亮刚南下不久，金国国内的契丹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最后派重兵才剿灭。而1140年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金国国内的情况只会比这个更糟糕。不仅军队可能哗变，金国后方，也就是今天中国东北和内蒙一带的诸多民族也随时可能炸窝（实际上宋金停战后不久兀术就领兵去镇压北疆的蒙古诸部了，结果败的很惨）。所以在宋金交战中屡败屡战，一向以耐艹抗揍血槽长著称的兀术才会在郾城大战将结束时情绪崩溃，当众痛哭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金佗粹编》卷8），金军士兵在郾城、颖昌之后也屡屡一触即溃，“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金军内传开的。总之郾城颖昌过后，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战术上“技穷矣”，在战略态势上处处被动，在兵力数目上已经转入劣势，士气上更是一落千丈，实际已经丧失了和岳家军继续在中原抗衡的能力。如果还想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兵员了。但前面算兵力时说过，兀术这一次南侵，已经是把金国的老底都翻出来了。到颖昌之战后，他自己的中路人马损失惨重而且显然还要继续惨重损失下去，但西路撤离喝、东路聂李孛堇的部队，由于都处在和宋军拉锯的状态中，也不能调。这样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签军”也就是再次征发壮丁充军。——岳家军此次北伐的战果到底大不大，其实单看这一条史实，也可以把握住大概了。

但岳家军的攻势引发的更可怕的后果，也很快随着兀术这道签军令显现了：“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 （《金佗粹编》卷8；《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也就是征兵压根征不起来了。这个现象，不仅意味着金军得不到兵员补充，还表明金国在华北地区的脆弱统治，在接连的军事失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燕京以南，（金之）号令不复行”（《金佗粹编》卷8；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也有类似情形的记载）。——不单是军事上被打残，是连带着整个行政体系都要崩盘了。



而说到这个成就，就必须要提一下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三路兵力中的另一路了：攻略敌后的民间抗金义军，也就是岳飞通过实施“连结河朔”之谋而获得的“奇兵”。——前面提过，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其中两路为“正兵”，一路东指汴京捕捉金军主力；另一路分兵西向，收复河南西部的同时，还担负着遮护岳家军主力侧后方，隔断西线撤离喝部与中原战场联系的任务。还有一路，就是岳家军忠义军军官梁兴、赵云（我没打错名字。。。）、李宝、李兴、孟邦杰、赵俊、乔握坚等人率领的敌后义军。这部分兵马具体又分为四路：李宝转战京东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孟邦杰、李兴经营京西（今河南西部），分别攻克永安军和河南府诸县，后又与岳家军郝政部并力攻克西京洛阳；赵俊和乔握坚攻略河北，收复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梁兴和赵云则第三次入太行山，联络各处忠义社兵马，陆续收复垣曲、王屋、翼城、沁水等河东、北州县后，深入东京城后方的怀、卫二州（今河南沁阳、卫辉），进军途中还击溃了“高太尉所部一万五千多人”，杀敌近八千。——值得注意的是，梁兴部在挺进东京侧后的过程中，没有分太多本部兵力占据新得州县，而是“招诱王屋县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余人，当面出给旗、榜，招集本县逃走军民着业去讫”（《金佗粹编》卷16《河北颖昌诸捷奏》）。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充分发动义军和当地民众的情况下，宋军的新得州县并不一定要分正规军兵力来据守。

此外据《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的记载，河北大名府、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在此时也被民间义军攻克。两河地区“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金佗粹编》卷8）。岳飞在1135年左右向其幕僚黄纵所描绘的“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疑，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的蓝图，在此时成为了现实。燕京以南金军号令不复行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敌后义军功不可没。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




作者：北溟客


2、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到朱仙镇之战为止，已经使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南宋其他部队打的也不错，西线的吴璘杨政等部和东线的韩世忠虽然不能像岳飞一样大举进攻，但对本战区所负责的金军也都保持了持平或略占优的态势，使其不能回援兀术；而位于金军后背的新复河东、河北州县，靠岳飞联络的抗金义军、甚至义军发动的百姓即可自守，不需耗费正规军兵力。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宋军既不存在战术短板暴露之虞，也不存在兵力不足的困扰，把金军主力逐出燕京以南地区甚或彻底歼灭只是时间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具体战况了。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金军当时投入作战的总兵力有个数：1140年五月兀术统军南征时，对应南宋的前沿兵力分布，将金军分为四道：“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大金国志》卷11）。这里面李成所部约在万余人左右，其中“番人七千余人，马五千余匹，食粮军三千余人”（《金佗粹编》卷12《李兴吴琦转官告乞付军前给降奏》）；聂黎孛堇、撤离喝部则无具体数字，但这两军分别在淮东和川陕与宋军陷入僵持状态，韩世忠所部有3万多人，川陕宋军此时由吴璘、杨政、郭浩等人分统，总计约7-8万人，所以聂黎孛堇和撤离喝部的兵力也应该分别与之相当。而金军的主力，则放在了中路兀术亲统的十几万精兵上，不仅兵力在四道中最为雄厚，配置也高：当年宋金开战之初，南宋名臣叶梦得所上《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中要求悬赏捉拿的十三名“主兵侵我者”，“兀术等八人则在京师，以窥淮、浙；撤离喝等三人则在关中，以扰陇、蜀；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浚、滑，以主签军”（《石林奏议》卷12）。除兀术外，完颜突合速（即宋人记载中的“龙虎大王”，此时任金军元帅左监军）、完颜阿鲁补、大挞不野、韩常这些硕果仅存的金初开国名将也都在此路中。当然除了参与南征作战的军队，金军的后方留守兵力和地方守备兵力应该也还有一些，只是这一部分一来史无明载，二来从后来的作战情况看，这些兵力对燕京以南地区的战局影响也不大，否则兀术不会在遭受重创后下令“签军”也就是再度征兵。所以在东西两端势均力敌甚至还有些吃紧、兀术又“举国中兵尽起”（《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把金国家底全翻出来的情况下，中路金军的成败无疑是决定此次宋金交战结局的关键。为了实现灭宋目标，在迅速重占南宋接管后并未设防的河南地后，兀术很快带着这支精兵于五月底南下，进攻南宋前沿战区中最脆弱的淮西战区。但没想到才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就碰了壁，被刘錡以不到两万的八字军旧部打的一败涂地。不过兀术随后很快率军退回东京，休整了将近一个月，并调“在浚、滑（今河南浚县、滑县）以主签军”的完颜宗贤（即完颜塞里，宋人记载中的“盖天大王”）来援，进一步补充了兵力，又派韩常守颖昌（今河南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周口）、阿鲁补守应天（今河南商丘），组织了一条弧形防线拱卫东京。——因为就在他被刘錡大败于顺昌的稍前一些时候，屯驻鄂州的岳家军也开始分三路北上。由于有本部防守需要+接管了从鄂州到池州（今安徽池州）的全部江防，总兵力十万有余的岳家军真正用于北伐作战的兵力只有8-9万，但到六月底就已经收复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州（今河南汝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多处要地，兵锋分东西两路指向东京，摆明了就是奔着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来决战的。而兀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闰六月下旬（公历8月上旬），岳家军各部陆续攻克淮宁府、颖昌府、郑州以及北宋西京洛阳之际，兀术彻底放弃了分兵据守、和岳家军逐城逐地捉对死磕的打算，转而“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金史》卷68《阿鲁补传》。此条史料中颍州和陈州守将记录均有误，但所描述的兀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召回前出将领以集中兵力的措施是大致准确的），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直接打掉岳飞的指挥部，一举扭转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七月八日、十四日的郾城（今河南漯河）大战和颖昌大战，就是兀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作的努力。（这里顺便补条花边，就是完颜阿鲁补后来并没听兀术的命令回东京增援，而是“以敌在近，独不赴”；但实际上负责此战区的刘錡和张俊部此时都离应天府老远，也毫无进军迹象。若干年后，阿鲁补犯法被告，本可凭军功和宗室身份减罚，但当时的皇帝完颜亮“尝在军中，恶阿鲁补”，坚持判了他死刑。——完颜亮和阿鲁补的军事履历只有一次交集，就是1140年的攻宋之役。当时十八岁的完颜亮在他四叔兀术帐前听用，手头大概管着一万来人。）当然兀术的努力失败了而且败的很惨。这里受篇幅所限，略去他到底怎么输的不谈，只重点说一下岳飞所部到七月十八日朱仙镇之战为止的战果：首先纯数人头的话，截止到朱仙镇之战，兀术所率的十多万金军主力已经被岳家军歼灭近三万，金军兵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其中仅郾城和颖昌两战就杀敌一万、俘敌四千或更多，获战马三千多匹（颖昌战果据颖昌捷奏；郾城因捷奏被毁，本无确切杀敌数，但根据《金佗粹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中所录宋廷在郾城之战前已支付岳家军银五万两（按当时银价合钱12.5万贯）、关子钱十万贯以备赏功的情况下，又颁二十万贯关子钱犒军的赏格来看，其歼敌数至少应高于顺昌大捷——顺昌大捷前后所获全部犒军赏赐也不过银绢十四万匹两，合铜钱30万贯左右。至于战果，据《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十八条，至少刘錡向朝廷上报的是杀五千多，俘、伤一万。则按此比率，岳家军郾城之战的杀敌数当在八千左右甚至更多。这里谨慎起见权取最保守数值，即与颖昌、顺昌一样杀敌五千俘二千）。再加上之前扫荡东京外围的战斗（收复颖昌和淮宁府的战斗，据《金佗续编》卷10《改差内侍李世良管押御赐金带金碗等省札》所说，赐“见钱关子十万贯”为赏，结合张宪在陈州淮宁府先“遇敌三千骑”后又遭遇金军东京大本营所差援军“摆布大阵”的战况，以及董先等后来又在颖昌击败韩常反扑的“六千多骑”的捷奏，总杀敌数应在两到三千或更多；收复郑州据《金佗粹编》卷16《郑州捷奏》“遇敌数万”的战况，以及《金佗续编》卷10《照会支拨收复郑州激赏钱省札》所记的“内一十万贯激赏收复郑州得功官兵”的赏格，杀敌数至少两千）、郾城北五里店之战、小商桥遭遇战（杀敌两千）、张宪在小商桥及临颍东北追击敌军的战斗（其中临颍东北的战斗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4，破金军六千，获马百匹）、刘政突入中牟县的袭击，以及牛皋“战于河上”、“战于汴、许间，功最”（牛皋后以此功升承宣使，离建节仅一步之遥，则此战杀敌数至少当在三千以上）的战斗和朱仙镇之战，岳家军总共歼敌数目（包括杀敌和俘敌），至少在两万五以上，也就是说金军方面的战损最保守估计也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这还没有算上降军数目——颖昌之战后，韩常因为觉得大势已去，留驻当时已经被岳家军包围的长葛县（今河南长葛）而不回东京，密遣人到岳飞处请以全军投降，而韩常本人直接掌握的兵力至少在万人以上。（另这个统计还忽略了西路岳家军收复南城军、西京洛阳、汝州等京西州县的战果。这些战斗中仅收复南城军之战就杀敌三千。但京西驻守州县敌军情况与颖昌、淮宁府、郑州等处不同，不能确定是兀术所率主力的分兵还是李成所部或留守地方的金军，所以姑且不计入对阵金军主力的战果。）当然岳家军本身也会有伤亡。具体数字虽然目前无明确文献记录，但根据小商桥一战杨再兴部死300杀金军2000的交换比和总歼敌数推算，岳家军的战损应在三千到四千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小商桥之战是在岳家军硬探（即武装侦察部队）游骑猝然与金军主力遭遇、杨再兴又不肯退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正常作战情况，所以其他战斗的交换比应该比这个更高。而接近1:10的交换比也符合当时人对岳家军“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独醒杂志》）的评价。其次，岳家军这一阶段的战果，不仅对敌杀伤多，而且对金军的心理冲击大。如郾城颖昌两场大战，岳家军都是以少打多，郾城之战岳飞为了限制金军骑兵的机动范围+诱敌，将重兵放在了颖昌和淮宁府，身边全部兵力不过1万多，而金军兵力则近10万，但最终仍然被岳家军击溃。在战术上，宋军这次的胜利与吴玠的和尚原、仙人关大捷、刘錡的顺昌大捷不同，没有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要路古道为地利倚仗，也不是单纯守城，而是在“平原旷野”之中和金军正面对抗，并且不单纯是以步抗骑，还能以骑兵部队和金军的拐子马长时间鏖战，“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紫微集》卷12梁吉等转官制。另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岳家军骑兵的情况：岳家军中仅背嵬军就有骑兵八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战斗力量。至于战马来源，则部分来自购买，部分是从敌军手里抢的。如1136年岳家军即在第二次北伐时夺得伪齐一个马监，获战马一万多匹）。宋廷后来颁布的郾城大战奖谕诏书对这一战评价也极高，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全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用命者也”。——在通常以为对敌人最有利的地形条件下，用敌人擅长的战术方式击溃其最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对向来以“坚忍”著称、号称“不能打一百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的金军来说，无疑是极为致命的打击。

何况金军的组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女真族本族人很少担任步兵，步兵基本是由渤海、契丹、汉儿等各族签军组成的。而郾城颖昌战后，在女真精锐骑兵遭受重创，连完颜突合速的亲军千夫长（金军中的合札亲军将领只能由女真族担任）都开始向岳家军投降的情况下，这部分本来就因为民族压迫而常怀离心的异族士兵军心就更不稳了。汉儿自不必说，其他民族的将士，这里举个后事作例子：二十年后完颜亮南侵时，金国的赢面其实远比1140年要大，但阿亮刚南下不久，金国国内的契丹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最后派重兵才剿灭。而1140年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金国国内的情况只会比这个更糟糕。不仅军队可能哗变，金国后方，也就是今天中国东北和内蒙一带的诸多民族也随时可能炸窝（实际上宋金停战后不久兀术就领兵去镇压北疆的蒙古诸部了，结果败的很惨）。所以在宋金交战中屡败屡战，一向以耐艹抗揍血槽长著称的兀术才会在郾城大战将结束时情绪崩溃，当众痛哭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金佗粹编》卷8），金军士兵在郾城、颖昌之后也屡屡一触即溃，“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金军内传开的。总之郾城颖昌过后，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战术上“技穷矣”，在战略态势上处处被动，在兵力数目上已经转入劣势，士气上更是一落千丈，实际已经丧失了和岳家军继续在中原抗衡的能力。如果还想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兵员了。但前面算兵力时说过，兀术这一次南侵，已经是把金国的老底都翻出来了。到颖昌之战后，他自己的中路人马损失惨重而且显然还要继续惨重损失下去，但西路撤离喝、东路聂李孛堇的部队，由于都处在和宋军拉锯的状态中，也不能调。这样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签军”也就是再次征发壮丁充军。——岳家军此次北伐的战果到底大不大，其实单看这一条史实，也可以把握住大概了。

但岳家军的攻势引发的更可怕的后果，也很快随着兀术这道签军令显现了：“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 （《金佗粹编》卷8；《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也就是征兵压根征不起来了。这个现象，不仅意味着金军得不到兵员补充，还表明金国在华北地区的脆弱统治，在接连的军事失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燕京以南，（金之）号令不复行”（《金佗粹编》卷8；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也有类似情形的记载）。——不单是军事上被打残，是连带着整个行政体系都要崩盘了。



而说到这个成就，就必须要提一下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三路兵力中的另一路了：攻略敌后的民间抗金义军，也就是岳飞通过实施“连结河朔”之谋而获得的“奇兵”。——前面提过，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其中两路为“正兵”，一路东指汴京捕捉金军主力；另一路分兵西向，收复河南西部的同时，还担负着遮护岳家军主力侧后方，隔断西线撤离喝部与中原战场联系的任务。还有一路，就是岳家军忠义军军官梁兴、赵云（我没打错名字。。。）、李宝、李兴、孟邦杰、赵俊、乔握坚等人率领的敌后义军。这部分兵马具体又分为四路：李宝转战京东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孟邦杰、李兴经营京西（今河南西部），分别攻克永安军和河南府诸县，后又与岳家军郝政部并力攻克西京洛阳；赵俊和乔握坚攻略河北，收复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梁兴和赵云则第三次入太行山，联络各处忠义社兵马，陆续收复垣曲、王屋、翼城、沁水等河东、北州县后，深入东京城后方的怀、卫二州（今河南沁阳、卫辉），进军途中还击溃了“高太尉所部一万五千多人”，杀敌近八千。——值得注意的是，梁兴部在挺进东京侧后的过程中，没有分太多本部兵力占据新得州县，而是“招诱王屋县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余人，当面出给旗、榜，招集本县逃走军民着业去讫”（《金佗粹编》卷16《河北颖昌诸捷奏》）。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充分发动义军和当地民众的情况下，宋军的新得州县并不一定要分正规军兵力来据守。

此外据《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的记载，河北大名府、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在此时也被民间义军攻克。两河地区“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金佗粹编》卷8）。岳飞在1135年左右向其幕僚黄纵所描绘的“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疑，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的蓝图，在此时成为了现实。燕京以南金军号令不复行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敌后义军功不可没。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

主要是迎回宋钦宗之后，赵构的皇帝位置怕不保

把徽钦弄回来，赵构没后，估计会和明一样，弄出夺宫之变来。

主要是迎回宋钦宗之后，赵构的皇帝位置怕不保
不会影响赵狗，但之后就有问题了。

cdcirio991 发表于 2015-11-13 10:29
想多了。。。。 就好像很多人说穿越回去到某个湖畔找那艘船一样。。。。

封建王朝是必然灭亡的，无非是 ...
找那艘船干嘛？炸了？还是上去开会？

赵构的皇位怎么来的？他自己又因为淫乱，散失生育能力。徽宗和钦宗要是被救回来，赵构自己怎么办？最是无情帝王家。所以，南宋最不想收复失地的人是皇帝，你说岳飞还能不死嘛。你说南宋还有什么希望嘛？南宋从赵构秦桧到最后的贾似道，都是只想混吃等死的人，悲剧的是他们还都是掌权的，能苟延残喘160年，已经是烧高香了。

宋朝皇帝都怕武将拥兵自重, 岳飞朱仙镇大捷已经功高震主了

可惜了。内部掣肘。赵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

没说完呢，继续啊继续啊

如果不是那十二道金牌，让岳元帅弄回徽钦二帝，高宗的帝位就木了，高宗不是傻子，不会让姓岳的把他爹和他哥给弄回来，岳飞在他喊出迎请二圣回朝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复制粘贴阿巴瑟 发表于 2015-11-13 10:37
杀岳飞恐怕很大成分上都是秦桧的意思，但是12道金牌却铁定是赵构的意思。
后勤财力能支撑多少，赵构清楚还 ...
十二道金牌是不存在的，十二道金牌来自宋史岳飞传，宋史岳飞传是章颖写的，而张颖是根据他的好朋友岳柯《鄂王行实编年》改编，两者可看出基本一样。而岳柯写出的东西只能算小说，不被史家承认。

作者：北溟客

而这一次声势浩大又直指金军命门的民众大规模反叛，对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记忆，以至岳飞被迫退军、金军重占中原之后，金国统治者们仍然心有余悸，不得不下决心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绍兴十年年末）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三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1140年夏秋席卷几乎整个华北地区的抗金斗争对金国造成的震动何等巨大，在金人事后的这项补救政策中，仍然可以感受的到。

总之朱仙镇之战后的形势，正如岳飞七月十八日给赵构的《乞止班师札子》所言，是“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佗粹编》卷12）。同时兀术也不傻，知道打到这一步了还硬撑的话，只会死的更惨，于是“尽弃辎重”渡河，撤出了东京（兀术实际已撤出东京这件事宋方资料没有记录，反倒是《金史》卷77的宗弼传说了实话：“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兀术毁约重占河南时并无作战，金史宗弼传又明系此事于岳飞进兵中原之后，所以孔彦舟重入东京显然是岳飞退军以后的事情。这也和岳飞七月三日郾城大战前夕所上《乞乘机进兵札子》中所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趁势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的情况相合，即郾城大战前兀术就迫于战局不利开始作跑路的准备，半个月后也即朱仙镇之战后终于无法再坚持，全军撤出东京）。

也就是说，到1140年七月下旬，中原地区已经在实质意义上为宋军收复，北宋的旧有四京也已经光复三京（西京洛阳被岳家军攻克，东京汴梁在兀术已经细软跑的情况下只差一个正式入城仪式，大名府被受岳字旗榜的义军攻克）。此外此时人在燕京的洪皓也在给宋廷的密报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

——以上，再结合之前所梳理的岳家军、忠义民兵所获战果，以及金国在华北地区的治理情况，岳家军在光复东京后进一步北上收复河东、河北乃至燕云地区，已近于水到渠成。而陕西五路的原北宋降将，在此情况下也随时可能倒戈（注：对这一地区岳飞本来的规划就是通过军事胜利来“号召陕西五路叛将”，而不以消灭为目的；此外熟悉川陕形势的名士冯时行在给岳飞的信中也认为“五路之众及南北山溃散军伍，方其无所适从，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临之，陇亩之民皆可为兵，招纳叛亡，百万之众长啸可集，人尽其用，则其势百倍。”而除了之前说到的、此时态度摇摆的张中孚兄弟，1141年吴璘出击金军时，金泾原军安抚使秦弼也曾遵守与胡世将的密约，按兵不动，坐观金军被吴璘围攻。）

对当时渴盼恢复的南北军民来说，这样的胜利简直圆满到不真实。特别是沦陷区对金人统治怨愤已极的民众，他们当时的心情，通过岳家军忠义军统领梁兴给岳飞的一封捷书，大致可以领略一二：

“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岳飞更强还是韩信更强？

作者：北溟客

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

——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也就不奇怪了。

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作者：北溟客

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

——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也就不奇怪了。

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前朝既有刘寄奴，如今岂容岳少保。
以史为鉴不是今天才有的说法。太多英雄将北伐的成功作为政治资本，所以岳飞必须撤兵。
但局势发展到风波亭这一步，秦桧绝对脱不了干系，岳王坟前跪千年不算冤案。

什么怕夺位都是虚的。两个受尽屈辱的俘虏，几乎是亡国之君了，就是回来了，当皇帝也不合适。
关键原因是，一是赵构自己本来就是软蛋，被金国吓怕了；二是，他晓得祖上是怎么立的国，自然防范手握实权的武将；三是岳飞有点处事不当。

如果12道金牌都调不回来的将军，取得的战果越大对南宋的威胁越大，金强大，南宋可以苟延残喘，金灭亡了，新政权不会容忍南宋的存在

打赢了从来不是战争的最后结果，最后要看打赢了以后怎么善后。

任何对历史的假设都是空中楼阁。

寂寞拾秋客 发表于 2015-11-13 16:20
什么怕夺位都是虚的。两个受尽屈辱的俘虏，几乎是亡国之君了，就是回来了，当皇帝也不合适。
关键原因是， ...
被俘虏的皇帝被释放后回来继续当皇帝的明朝不是就有实例么？

被俘虏的皇帝被释放后回来继续当皇帝的明朝不是就有实例么？

宪宗还是受到礼遇的。起码没有像徽钦二宗，当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像奴才一样取悦金人，受尽侮辱，我要是这两货，宁可奋起一搏，死个痛快。

是不是可以以此推断蒙古人其实比女真人要文明点？

或者是只是明史这么说，其实也不见没有被爆菊花。皇帝打败了，逃跑了，不都说去狩猎了么？

为了当皇帝的颜面，姑且说受到礼遇？

寂寞拾秋客 发表于 2015-11-13 17:00
宪宗还是受到礼遇的。起码没有像徽钦二宗，当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像奴才一样取悦金人。

是不是可以以此推断蒙古人其实比女真人要文明点？

或者是只是明史这么说，其实也不见没有被爆菊花。皇帝打败了，逃跑了，不都说去狩猎了么？

为了当皇帝的颜面，姑且说受到礼遇？

mimimomoba 发表于 2015-11-13 16:09
前朝既有刘寄奴，如今岂容岳少保。
以史为鉴不是今天才有的说法。太多英雄将北伐的成功作为政治资本，所以 ...
确实，刘裕也是北伐后登上皇帝位的，高宗的历史学的不差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相信岳飞能做到。

作者：北溟客

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 ...
所以说爱新觉罗构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我大金第一“巴图鲁”！

哪怕能像刘宋一样七分天下有其四也是不错的。

作者：北溟客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

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首先，宋金南北对峙状态下，淮河到大散关一线战事频频，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淮东、京西、四川等地，由于地处前沿战场，不但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且始终处于需要时时防备敌军来袭的惊扰之中，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繁荣。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收复失地，把前沿推回河北甚至燕云一线；
其次就是刚刚算过的，由于要防备金军南下，南宋的军备其实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裁减，这点连赵构这样的都能明白，老百姓只会更明白。而且巨额的养兵费用在领土缩小的情况下，只能仗着北宋时期留下的商业发达、民间经济潜力大的好底子，通过加税来保证收入。——前面提过的月桩钱、经总制钱，就基本都是各种商业杂税。同时南宋时期的酒、盐、茶等专卖项目，税额也远比北宋时期高。这种情况下，唯一减轻军费开支的可能，就是把金军消灭或者推回塞外以后，借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地利之便，裁减一些兵员。或者就算不能裁军，好歹恢复到北宋时的状况，要养兵大家一起养。
再次，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其实尚未完成由北到南的转移，北方地区在经济上的活力和作用仍然很大。比如河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退化（主要是土地沙化、盐碱化），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优势，但是在其他类型经济上仍有实力，桑蚕养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很发达，在北宋年间号称“衣被天下”（关于当时南北经济的状况，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考《宋代地域经济》一书）。另外当时大部分煤矿铁矿和一些盐矿也在北方，所以南渡之后，南宋的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都远不如北宋时期，衰落严重，食盐质量也因北方陷落、盐产地减少而大为下降。而如前所述，金国占据北中国后，由于经济形态落后+行政管理体制粗陋，本族人口也不足，利用不了这些条件，只是白占地方；但宋朝如果能收复失地，在北方地区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白了，在管理系统足够成熟、当地资源也有价值的前提下，收税的地盘肯定是越大越好。或者即便不能恢复，也能把战线前推，减轻淮浙、四川等富庶之地的安全压力和发展阻碍。

总之如果不北伐收复失地，南方百姓不但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忍受原本富庶安定的乡土成为前沿地带的弊端，还得容纳数量巨大的北方移民。倒是北伐收复失地可以极大的减轻这些压力。再加上靖康、建炎年间，金军南下时曾打到京西、江西北路和两浙大搞三光，其事到1140年不过十三年，所以即使是南方民众，也很清楚对他们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谁、以及这种威胁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

更不必说利益权衡之外，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以前写别的答案时曾经提到过：靖康年间北宋国都被围下勤王诏的时候，南方响应的官员和民间义军都不在少数，甚至连远在福建、两广的民众都组织地方武装“越数千里而勤王”（《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考虑到古代的各种技术条件，这个凝聚力已经很可以了。

以上这些得失义利，当时的百姓看的很明白，执政的士大夫阶层也大部分看的很明白。所以第一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临安街头才会到处有声称“秦相公是细作”的揭帖，群情汹汹几致生变；岳飞后来被害时，才会有“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都人皆涕泣”（《老学庵笔记》卷1）的民怨沸腾。

而官员方面，赵构南渡以后任用的历任宰辅大臣，除了早期的汪、黄和秦桧，其余的几乎都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区别仅在于具体方略不同、能力也有差别而已。
其他文职官员和在官不在官的士大夫之中，主战的也是多数，而且很多人不但有恢复之志，也有恢复之才。如督抚西线战区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即是江南士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信用吴璘等人，坚持抗金，直至在第二次绍兴和议与金人争领土画界时发恶疾而死。另外秦桧上台独相主导完成和议以后，下手迫害最狠的也不是武将，而恰恰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当时不存在所谓“反北伐文官集团”的一个证据。
所以就事论事儿说的话，南宋的北伐并不存在来自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或者“南方地主阶级”之类阶层or利益集团的阻力，也不存在一群庸俗理解“自由主义”、“公民权利”，试图通过不断切割自己与集体联系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南宋纳税人”。——天朝人民因历史负担太重生存模式too hard之故，忘性有时候大点儿；但真。切身的利害关系，一般还是有脑子看的门儿清护的死紧的。
只是人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揣测别人乃是天性，当年的生死交关，如今已经是近千年的往事；而偶尔兴起讨论往事的今人，所处的环境中外患压力已经很小（个人是觉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安全压力最小的时代了），内部的利益纷争却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日趋多元化、集团化，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激烈化，所以难免由己度人。只是历史这东西要正经讨论的话，还是得求个史实与思路对应。
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前提是先得保证对历史事实本身的了解是靠谱的，起码大方向基本面关键的史实要把握住。再说白点儿，借古人故事浇今日块垒未为不可，但搞成削足适履甚至强塞私货，就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了。

总之，钱不是问题，而且当时的南宋既有钱打仗，也愿意出钱打仗。但是后勤上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物资能不能及时运到战区。——粮草辎重运输，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畜力。但是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飞选择的从蔡州经陈、颖到东京再到燕京的路线，所过之处皆是平原，不但无险阻，而且能“通大车”（车运是当时公认的效率最高的陆路运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力物力，保障补给效率。同时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后勤上的便利，就是运河系统发达，而且到1140年时，应该还有一部分河道能够使用。如1141年兀术再次攻淮西时，即有“丁洪等探到顺昌府番贼聚积粮草事宜”，“见堆垛马杆草四、五十积。并见陈州用船五十余只，船载粮到顺昌府城内下卸了当”（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差人体探顺昌府番贼聚粮诣实省札》）。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岳飞要苦练精兵，力求不倚仗地利就能保证击败金军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能沿地势平旷、交通便利的京东平原北上进军，进而保证以中原为基地进取河北燕云时，后勤不会受地形限制成为短板。

作为一个无能的君主赵构是无法指挥整体战略进攻的，有这本事他是老朱，深得刘阿斗之道，即不能让下面打的过大，万一打输了又要逃亡，干脆跪地求和，打仗难跪地求和比较容易。客观上讲宋兵没有压倒的优势，这时候的金兵已经不如以前厉害了但是几个老家伙在不一定会输。赵构的求和也只是运气性的，金人反复毁约南下，赵构后来的二十年和平只是运气换来的。金国的管理水平低也是脑残，当时一鼓作气拿下南宋后来被蒙古人追打也好有周旋的余地。

作为一个无能的君主赵构是无法指挥整体战略进攻的，有这本事他是老朱，深得刘阿斗之道，即不能让下面打的过大，万一打输了又要逃亡，干脆跪地求和，打仗难跪地求和比较容易。客观上讲宋兵没有压倒的优势，这时候的金兵已经不如以前厉害了但是几个老家伙在不一定会输。赵构的求和也只是运气性的，金人反复毁约南下，赵构后来的二十年和平只是运气换来的。金国的管理水平低也是脑残，当时一鼓作气拿下南宋后来被蒙古人追打也好有周旋的余地。

作者：北溟客

最后关于后勤，还有一个有必要强调的问题，就是当时金军作战也已经需要组织后勤运输了，而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样，吃饭基本靠抢。——金人早期起兵，确实是通过自带口粮和掳掠来保证供给的。但差不多从平辽开始，金军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勤组织，如1124年即曾“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金史》卷3太宗纪）；到了进攻北宋时，也多次出现过因为断粮或“野无所获”而无法持续攻势的问题。待金军占据中原两河农耕区后，就更是无法完全靠自携粮和掳掠来满足军需供应了。如金军1141年再次南下时，就曾发动“山东、河北人民不绝般运粮斛，往拱州、亳州、顺昌府前去，称积聚准备般向南来，与军吃”（《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后勤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一旦后勤乏力，金军甚至会面临人相食的境况，如绍兴初撤离喝与吴玠交战时，就曾因为宋军坚壁清野无从就粮而杀军中的汉人签军为粮食；兀术后来在回忆1141冬进攻淮南的状况时也说过所部人马当时“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最后撤军时“点集军马，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无六、七”（《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这与南宋方面叶梦得等人所描述的“士马疲困，粮馈不继，或闻已相食人，势岂能久”（《石林奏议》卷13）相契合，足见在组织运输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后勤对金军的限制甚至比对宋军的限制更严重。

那么这点如果放在河北战场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意味着如果继续在河北交战，金军在华北地区本国国家机器已面临崩溃、反抗武装遍地的情况下，已经无异于在敌占区作战行军，很难再就地获得物资和粮草补充；相反，由于北方人民支持南宋收复失地，宋军却可以有因地就粮的便宜。

这种现象其实在吴玠建炎末与金军交战时就出现过：当时已经处于敌占区的凤翔百姓，由于不忿金军统治又感念吴玠的恩德，“相与夜负楚粟输之。玠亦怜其远意，厚赏以银帛，民又益喜。敌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杀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输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而1140年岳家军北伐时，由于“连结河朔”之谋贯彻充分，金国的统治又基本废弛，民众的支持更加积极有力，新收复地区和敌后的百姓都纷纷“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后来中原百姓在苦劝岳飞不要撤军时也说过“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吾等无噍类矣”（《金佗粹编》卷8）。可见岳家军还可以从民间解决一部分粮草问题，而金军则很难有这个便利。另一方面，有后勤系统，意味着金军也会在驻军处屯粮。而金军在退出中原地区时，是“尽弃其辎重”，也就是物资全扔了。所以岳家军也可以部分就粮于敌（之前岳家军在1136年第二次出兵北伐时，就曾取得伪齐一个粮仓，缴获粮食二万石）。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后方供给，但解一时缓急、分担一下后方运输压力还是没问题的。

作者：北溟客

4、一个尾巴：赵构为什么要下十二道金牌、岳飞为什么会服从命令撤军以及其他。

以上1140年岳飞到底能不能拿下河北、燕云就算说完了。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虽然问题并没提到，但恐怕还是不能避免被追问：既然形势这么好，赵构为什么还非要逼令岳飞撤军？岳飞又为什么非听不可？这里得提示一个细节问题，就是岳飞所部的捷报从中原前线送到临安行在，即使以当时最快的递送速度，也需要10天左右。这个传递速度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赵构在七月十一日前后被秦桧撺掇连下十二道金牌的时候（注：十二道金牌不是传说而是实有其事，《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的记载，和岳珂在《金佗粹编》卷8中所说的“一日而奉金书字牌者十有二”相契合，足可取信），还没收到岳家军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报；而等收到捷报以后，赵构面对空前的大胜也有所动摇，先命令自己的亲军将领杨沂中率军北上，接着又允许岳飞暂止班师，“与杨沂中、刘錡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金佗粹编》卷3高宗宸翰七十）。

——也就是说，在岳家军所获战果的鼓舞下，赵构本人也起了恢复之意，而不存在什么怕钦宗回来或者怕花钱的顾虑。毕竟这简直是臣子拱手送上门的千古功业，即使一心偏安如赵构，也还没到面对如此大的便宜都毫无所动的地步。但问题是，在赵构于七月十八日下的“暂止班师”令传下去之前，他七月十一日左右下的那十二道金牌已经于七月十九日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到了岳飞军前了。而且结合后来的同类事件看，这十二道金牌很可能是越过岳飞，直接发到了其下辖的各军统制手中（岳家军全军分为十二军，参与此次北伐的有十军或十一军）。

这里可以对比一下岳飞之后吴璘的遭遇：1141年秋也就是岳家军北伐的次年，吴璘率部主动出击金军，在取得剡家湾大捷后包围了腊家城，困住了近3万金兵，结果却在即将破城全歼敌军之际，收到了朝廷勒令他“撤兵归戍”的金字牌。
其实按宋时制度，这道金牌本来应该先发给当时川陕战区的最高负责人、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但是由于胡世将抗金态度一直很坚决，秦桧担心金字牌到了他那里会被找借口迁延，所以越过老胡直接发给了正在最前线作战的吴璘。
吴璘无奈之下含恨收兵，而胡世将得知这事以后大为光火，连呼“何不将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最后一腔怒气无处发泄，只能尽斩吴璘擒获的金军以泄愤。——两相参照，岳飞北伐时兵威更盛，职位权限也比吴璘高的多（吴璘当时尚不是西线宋军主将，与杨政、郭浩等人平列）而与胡世将相当，所以生怕宋军北伐成功、使自己不能再“挟虏要君”的秦桧，很可能是在岳飞身上就用了这招，后又如法炮制给吴璘的。

当然即便没有越级发送，以岳飞当时的处境，他也很难抗拒十二道金字牌的严令以等待赵构随后的“暂止班师诏”。一日内下十二道金字急脚递勒令撤军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说明赵构以及宋廷中枢在秦桧掌控下，行为已经没法基于常理来进行判断了。
而岳家军再勇猛无敌以一当十，钱粮还是得靠后方供给。如果抗命继续打下去，朝廷会不会完全断掉岳家军的后勤供应，甚至有更为严厉的举措？还是能回心转意顺水推舟，同意继续进军？这两个选项之间的变数太多，而一旦是前者，那么后果于国于军于民都是无法承受的。归根结底，一个“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不能“系中原之望”的朝廷，必然导致“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的结果（《金佗粹编》卷10《南京上皇帝书略》）。只是岳飞早在13年前的上书中就指出的道理，如今却在时势的阴差阳错下，应验在了自己身上，而且后果比赵构登基之初的局面更恶劣百倍，这实在是太像历史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

不过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岳飞被迫从前线撤军后，派大军保护跟随岳家军南迁的中原父老返回鄂州驻地，自己则奉命取道顺昌赴临安朝见。结果就在赴临安途中，岳飞遇到了传送诏命的使者，接到了赵构前几天刚刚传下的“暂止班师”诏书。之前一日之内十二道金牌连发的严厉诏令，这时又轻易收回，但兵机已经全被错过，覆水难收。三军将士“人为血人，马为血马，无一肯回顾”的忠勇奋发犹在目前，撤军之时蔡州士民“相公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念，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的责备哀求尚在耳畔，悲愤内疚交织之下，为方面大帅后人前一向“性严重”“语不轻发”的岳飞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对随行的幕僚将佐发了牢骚：“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乃是真理一般的存在。。。这要还不叫被拖累，这世上恐怕也没多少事情可以算被拖累了。只是比猪队友坑爹更悲哀的是，很多时候很多条件下，人其实是来不及或者没法选择队友的。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另外一段故事了~

1:10的交换比，金兵居然还没有尿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