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塞塔碑的前世今生——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介绍-超级军网

前一段时间，本人的亲属到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重点看了埃及馆，拍了一些文物的照片，并在馆内买了一本介绍罗塞塔石碑的书，书名就叫《罗塞塔碑》，此书的作者是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帕金森（作者介绍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B._Parkinson）。
回来之后，本人断断续续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终于翻译完毕，下面就把核心内容与大家分享。英语水平有限，如有翻译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前一段时间，本人的亲属到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重点看了埃及馆，拍了一些文物的照片，并在馆内买了一本介绍罗塞塔石碑的书，书名就叫《罗塞塔碑》，此书的作者是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帕金森（作者介绍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B._Parkinson）。
回来之后，本人断断续续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终于翻译完毕，下面就把核心内容与大家分享。英语水平有限，如有翻译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部分：the most famous piece of rock in the word（世界最著名的一块石头）
介绍罗塞塔石碑的外形、颜色、意义、重要性等，内容非常基础，有些在百度里可以查到，所以略过未译，有兴趣的可以自行试着翻译一下。以下是第一部分的原文。

016.JPG (156.27 KB, 下载次数: 8)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7 19:24 上传

第二部分：罗塞塔石碑的制作（译文如下）
  罗塞塔碑的故事源于许多偶然事件和文化碰撞的历史巧合。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随后埃及便被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的君主克列奥帕特拉七世（51-30bc），即——埃及艳后，据说是学习埃及语的第一人（个人理解作者的意思应该是托勒密王朝唯一能流利使用埃及语的国王），曾统治着亚历山大里亚的主要希腊城市。作为传说的古代世界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被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1863-1933）誉为 “引领世界的城市，居所有希腊城邦之首，在所有艺术和文学中最具智慧”2。希腊语是法院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同时，该王朝也见证了文化的融合或并行。在这个国家里，用希腊语和埃及语取名字的人们可能住在同一个用希腊语与和埃及语命名的城镇上，并用希腊语和埃及语的名字崇拜着神灵。埃及的神庙和祭司们仍是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的保护者。尽管他们也接触到希腊文化和思想，但他们仍然是不同政见活动的潜在来源。作为埃及本土文化和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此处应理解为在神殿活动使用的特定语言）根据地的神庙，似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紧张局势的问题中心所在，而祭司们却是王室统治的关键人物。公元前三世纪末，来自王室的津贴负担了神庙的经费支出，从而削减了他们的独立性。
  在罗塞塔石碑雕刻完成之前，王国冲突不断。直到公元前186年，埃及南部一直叛乱，叛军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埃及本地的反叛首领（托勒密四世统治末期221-205BC）。叛乱可能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对希腊统治不满的民族主义。公元前205年的夏天，托勒密四世突然驾崩，享年35岁。而后年仅6岁的托勒密五世在亚历山大继位。刚继位的新皇帝被宫廷阴谋包围，国家的统治力被严重削弱。托勒密四世的死讯直到小皇帝的母亲阿尔西诺伊被一场蓄意的火灾杀害之后才公诸于世。最终，百姓和士兵们袭击皇宫，把年仅六岁的王子从保姆的怀抱里拉开，扶上王位，他们声称“这就是这个世界，他不喜欢它。”（原文如此，本人也没看懂）3。随后不久，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大帝重新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敌对状态延续到了公元前200年或198年。在小皇帝统治的第八年，叛军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叫科波利斯的城镇被击败。公元前197年的11月26日，在如今已13岁的小皇帝的加冕礼上，作为加冕礼的一部分，对这些反叛者进行了处罚。上述叛乱已严重到足以毁掉位于伊德夫的荷鲁斯神庙，但与前几任国王相比，新国王几乎没有兴建新的庙宇。

新国王在首都孟菲斯举行了加冕礼，加冕礼采用的是传统的埃及惯例和仪式。卜塔（古埃及人尊奉的孟斐斯城主神）的大祭司，向着太阳神为这个孩子加冕，在全国所有忠于亚历山大的祭司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庆祝仪式。为了记录祭司对国王的崇拜以换得国王对其的支持，公元前196年3月27日，也就是国王继位的第九年，国家颁发了一项法令。该法令以其颁发的地点命名为《孟菲斯法令》。它是一系列公告，主要用于神职人员们在举行国家典礼时向国王表示敬意。尽管该法令起草时托勒密五世才13岁，但相关条款还是按照埃及的惯例称赞他，诸如恢复秩序、建立埃及并且尽量使之完美，以及他对神灵有一颗仁慈的心等，虽然它从许多方面来讲也是一篇带有希腊风格的文件。在早期，埃及国王才是所有法令的颁发者，但是孟菲斯法令却是由作为本土文化的创造者——埃及本地祭司颁布的。在埃及纪念性的文字和埃及人理想的世界观里，法令都会对失去巴勒斯坦以及南部叛乱之事只字不提，这在埃及也是常有之事。
在埃及，法令的内容来自语言和文化领域的共存和竞争，这些也导致了人们需要将法令制作成三种文字以确保它与国内的主流写作文化相关。众神和祭司、说埃及语的受过教育的民众（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神职人员），和说希腊语的政府是这三种文字的使用者（圣书体、世俗体、希腊文）。埃及圣书体文字的使用虽然已超过3000年，但是却只有专业的祭司才懂这种文字，因为这种古老的语言已经沉睡了好几个世纪。不同版本的圣书体文件乍看就像是同时排版制成的，虽然实际上它们都是人工创作。在这些版本里，祭司们用最古老的措辞，但是偶尔也会有世俗文体插入一个音域，这个音域是接近祭司们经常使用的语言的。尽管藏在这份文件背后的政治紧张局势和意图向来都难以恢复，但是埃及的祭司们还是游刃有余的使用希腊文体来起草法令。

第二部分：罗塞塔石碑的制作（译文如下）
  罗塞塔碑的故事源于许多偶然事件和文化碰撞的历史巧合。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随后埃及便被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的君主克列奥帕特拉七世（51-30bc），即——埃及艳后，据说是学习埃及语的第一人（个人理解作者的意思应该是托勒密王朝唯一能流利使用埃及语的国王），曾统治着亚历山大里亚的主要希腊城市。作为传说的古代世界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被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1863-1933）誉为 “引领世界的城市，居所有希腊城邦之首，在所有艺术和文学中最具智慧”2。希腊语是法院和政府的官方语言，同时，该王朝也见证了文化的融合或并行。在这个国家里，用希腊语和埃及语取名字的人们可能住在同一个用希腊语与和埃及语命名的城镇上，并用希腊语和埃及语的名字崇拜着神灵。埃及的神庙和祭司们仍是充满活力的独特文化的保护者。尽管他们也接触到希腊文化和思想，但他们仍然是不同政见活动的潜在来源。作为埃及本土文化和形式语言（Formal Language，此处应理解为在神殿活动使用的特定语言）根据地的神庙，似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紧张局势的问题中心所在，而祭司们却是王室统治的关键人物。公元前三世纪末，来自王室的津贴负担了神庙的经费支出，从而削减了他们的独立性。
  在罗塞塔石碑雕刻完成之前，王国冲突不断。直到公元前186年，埃及南部一直叛乱，叛军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埃及本地的反叛首领（托勒密四世统治末期221-205BC）。叛乱可能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对希腊统治不满的民族主义。公元前205年的夏天，托勒密四世突然驾崩，享年35岁。而后年仅6岁的托勒密五世在亚历山大继位。刚继位的新皇帝被宫廷阴谋包围，国家的统治力被严重削弱。托勒密四世的死讯直到小皇帝的母亲阿尔西诺伊被一场蓄意的火灾杀害之后才公诸于世。最终，百姓和士兵们袭击皇宫，把年仅六岁的王子从保姆的怀抱里拉开，扶上王位，他们声称“这就是这个世界，他不喜欢它。”（原文如此，本人也没看懂）3。随后不久，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大帝重新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敌对状态延续到了公元前200年或198年。在小皇帝统治的第八年，叛军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叫科波利斯的城镇被击败。公元前197年的11月26日，在如今已13岁的小皇帝的加冕礼上，作为加冕礼的一部分，对这些反叛者进行了处罚。上述叛乱已严重到足以毁掉位于伊德夫的荷鲁斯神庙，但与前几任国王相比，新国王几乎没有兴建新的庙宇。

新国王在首都孟菲斯举行了加冕礼，加冕礼采用的是传统的埃及惯例和仪式。卜塔（古埃及人尊奉的孟斐斯城主神）的大祭司，向着太阳神为这个孩子加冕，在全国所有忠于亚历山大的祭司代表都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庆祝仪式。为了记录祭司对国王的崇拜以换得国王对其的支持，公元前196年3月27日，也就是国王继位的第九年，国家颁发了一项法令。该法令以其颁发的地点命名为《孟菲斯法令》。它是一系列公告，主要用于神职人员们在举行国家典礼时向国王表示敬意。尽管该法令起草时托勒密五世才13岁，但相关条款还是按照埃及的惯例称赞他，诸如恢复秩序、建立埃及并且尽量使之完美，以及他对神灵有一颗仁慈的心等，虽然它从许多方面来讲也是一篇带有希腊风格的文件。在早期，埃及国王才是所有法令的颁发者，但是孟菲斯法令却是由作为本土文化的创造者——埃及本地祭司颁布的。在埃及纪念性的文字和埃及人理想的世界观里，法令都会对失去巴勒斯坦以及南部叛乱之事只字不提，这在埃及也是常有之事。
在埃及，法令的内容来自语言和文化领域的共存和竞争，这些也导致了人们需要将法令制作成三种文字以确保它与国内的主流写作文化相关。众神和祭司、说埃及语的受过教育的民众（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神职人员），和说希腊语的政府是这三种文字的使用者（圣书体、世俗体、希腊文）。埃及圣书体文字的使用虽然已超过3000年，但是却只有专业的祭司才懂这种文字，因为这种古老的语言已经沉睡了好几个世纪。不同版本的圣书体文件乍看就像是同时排版制成的，虽然实际上它们都是人工创作。在这些版本里，祭司们用最古老的措辞，但是偶尔也会有世俗文体插入一个音域，这个音域是接近祭司们经常使用的语言的。尽管藏在这份文件背后的政治紧张局势和意图向来都难以恢复，但是埃及的祭司们还是游刃有余的使用希腊文体来起草法令。

雕刻石碑的石材是在孟菲斯的南部开采的，这是一个离阿斯旺很近的布满岩石的地方。在整个埃及历史中，这个地方都以开采而出名。罗塞塔石碑的材料是一块深灰色的，并且有着粉色纹理的花岗岩。像所有在位于尼罗河东岸的阿斯旺南部的山上发现的石头一样,这种石头形成于6亿年前。这么坚硬的石头通常都被用来记录不朽的事迹，还有那些想要永久保存下来的雕像和建筑。石碑材料可能形成于阿斯旺，后又被船只带到尼罗河的下游，最后落脚在庙宇的工作坊里被雕刻成这三种文字。据上面希腊语的拼写错误可以推测出，它是由埃及专业的庙宇工匠雕刻而成的。而这些工匠却更擅长雕刻传统的埃及文字。石碑的原始形状显示，古埃及圣书体出现在了从上端算起的第十四行，石碑的顶部最初是圆的，且有一个带翅膀的像太阳的圆盘的图像在上边，就好像是一个用古埃及传统风格创作的人物场景（见下图）。

这场景与刻在雕刻有克诺珀斯诏令的另一个石碑上的一个场景非常相似，克诺珀斯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城市名，该诏令是由托勒密三世和厄威革特一世所颁发（见下图）。

这个石碑上的场景呈现出的是国王和王后在两组神仙中间的画面。

据测，罗塞塔石碑最初的高度是149cm，侧面向顶端逐渐变细，尽管表面不平衡，石碑的两侧保持平衡。但还是没有石碑正面那么规整。碑文被浅浅的刻在了精心抛光的正面。除了最后两行为填补空间用豪放的草书文体书写的文字，其他文字都是很巧妙的排列着。石碑的背面完成得很粗略。由此，不难想象，它肯定曾经被竖直靠在了墙上。

诏令的最后几行讲述了石碑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希腊文部分显示：这份诏令应该被神圣地用本地语和希腊语雕刻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并且竖立在每一等级的神庙中的永生的国王的雕像旁边。
圣书体文字的版本是这样开始的（顺序从右至左）：

这块包含有圣书体、世俗书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石碑，代表了神灵、埃及本地人、来自爱琴海的希腊人三个阶层，应置于所有等级的神庙里在寺庙里，放在受卜塔（孟斐斯城主神）尊敬的托勒密国王的雕像旁边。
以下为原文。

不知道在所有神庙放入石碑的指示被理解的多么不到位，与罗塞塔碑类同的石碑出现在南部的象岛和三角洲地区，但是这种个人崇拜（应是指在每个神庙放置石碑）并不像诏令暗指的那样建在埃及所有的神庙里。看来，文件记载和历史事实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块石碑可能建在一个比拉希德更古老的地方，且更深入内陆。埃及考古学家拉比伯•哈巴赤曾指出应该是位于尼罗河支流附近的皇家城市赛易斯（现在的Sael-Hagar）。赛易斯因其巨大的石庙和神秘的祭司智慧而闻名。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对其有过描述，包括女神奈斯的圣殿、皇家陵墓、方尖塔、雕像以及圣湖。现今，随着新址的兴起，极少的小镇和庙宇幸存下来。埃及探险协会、杜伦大学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一起开始了探索残存下来的遗址。
现在还是不能准确的判断这块石碑究竟要放到庙内的什么地方。碑文上说的是应该放在被崇拜的托勒密国王的雕像旁边，这项本应该被放在每个神庙至圣所神龛里的诏令描述了崇拜国王的习俗。但是这块石碑却“以埃及人的工作方式”，挨着国王的另一个雕像被放在了外面，而这个雕像是建在了神庙的公众部分。如果被放在外面太阳光下，石碑上面的文字变得特别清晰易辩。从遗留下来的痕迹来看，这些文字符号最初是一种天然的淡红色。上文已经说过，石碑粗糙的背面表明它可能是斜靠在墙上放置在了神庙的外围。就像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0-145年在位）执政的第24年在神圣的菲莱岛上放置的石碑一样（见下图），它当时被放在伊希斯神庙第二个塔殿的外面，放置在神庙墙的外围而不是神庙建筑内，大抵是为了方便大众去参观吧。没人知道有多少人去读过它，通常像这样的圣书体都是写给诸神看的而不是这些路人。罗塞塔石碑就这样矗立在赛易斯神庙附近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雕刻石碑的石材是在孟菲斯的南部开采的，这是一个离阿斯旺很近的布满岩石的地方。在整个埃及历史中，这个地方都以开采而出名。罗塞塔石碑的材料是一块深灰色的，并且有着粉色纹理的花岗岩。像所有在位于尼罗河东岸的阿斯旺南部的山上发现的石头一样,这种石头形成于6亿年前。这么坚硬的石头通常都被用来记录不朽的事迹，还有那些想要永久保存下来的雕像和建筑。石碑材料可能形成于阿斯旺，后又被船只带到尼罗河的下游，最后落脚在庙宇的工作坊里被雕刻成这三种文字。据上面希腊语的拼写错误可以推测出，它是由埃及专业的庙宇工匠雕刻而成的。而这些工匠却更擅长雕刻传统的埃及文字。石碑的原始形状显示，古埃及圣书体出现在了从上端算起的第十四行，石碑的顶部最初是圆的，且有一个带翅膀的像太阳的圆盘的图像在上边，就好像是一个用古埃及传统风格创作的人物场景（见下图）。

017.JPG (138.27 KB, 下载次数: 5)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6 15:31 上传

这场景与刻在雕刻有克诺珀斯诏令的另一个石碑上的一个场景非常相似，克诺珀斯是托勒密王朝希腊化城市名，该诏令是由托勒密三世和厄威革特一世所颁发（见下图）。

018.JPG (135.71 KB, 下载次数: 4)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7 13:33 上传

这个石碑上的场景呈现出的是国王和王后在两组神仙中间的画面。

据测，罗塞塔石碑最初的高度是149cm，侧面向顶端逐渐变细，尽管表面不平衡，石碑的两侧保持平衡。但还是没有石碑正面那么规整。碑文被浅浅的刻在了精心抛光的正面。除了最后两行为填补空间用豪放的草书文体书写的文字，其他文字都是很巧妙的排列着。石碑的背面完成得很粗略。由此，不难想象，它肯定曾经被竖直靠在了墙上。

诏令的最后几行讲述了石碑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希腊文部分显示：这份诏令应该被神圣地用本地语和希腊语雕刻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并且竖立在每一等级的神庙中的永生的国王的雕像旁边。
圣书体文字的版本是这样开始的（顺序从右至左）：

0000.jpg (15.11 KB, 下载次数: 6)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6 15:34 上传

这块包含有圣书体、世俗书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石碑，代表了神灵、埃及本地人、来自爱琴海的希腊人三个阶层，应置于所有等级的神庙里在寺庙里，放在受卜塔（孟斐斯城主神）尊敬的托勒密国王的雕像旁边。
以下为原文。

004.jpg (192.76 KB, 下载次数: 4)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7 13:32 上传

不知道在所有神庙放入石碑的指示被理解的多么不到位，与罗塞塔碑类同的石碑出现在南部的象岛和三角洲地区，但是这种个人崇拜（应是指在每个神庙放置石碑）并不像诏令暗指的那样建在埃及所有的神庙里。看来，文件记载和历史事实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块石碑可能建在一个比拉希德更古老的地方，且更深入内陆。埃及考古学家拉比伯•哈巴赤曾指出应该是位于尼罗河支流附近的皇家城市赛易斯（现在的Sael-Hagar）。赛易斯因其巨大的石庙和神秘的祭司智慧而闻名。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对其有过描述，包括女神奈斯的圣殿、皇家陵墓、方尖塔、雕像以及圣湖。现今，随着新址的兴起，极少的小镇和庙宇幸存下来。埃及探险协会、杜伦大学和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一起开始了探索残存下来的遗址。
现在还是不能准确的判断这块石碑究竟要放到庙内的什么地方。碑文上说的是应该放在被崇拜的托勒密国王的雕像旁边，这项本应该被放在每个神庙至圣所神龛里的诏令描述了崇拜国王的习俗。但是这块石碑却“以埃及人的工作方式”，挨着国王的另一个雕像被放在了外面，而这个雕像是建在了神庙的公众部分。如果被放在外面太阳光下，石碑上面的文字变得特别清晰易辩。从遗留下来的痕迹来看，这些文字符号最初是一种天然的淡红色。上文已经说过，石碑粗糙的背面表明它可能是斜靠在墙上放置在了神庙的外围。就像托勒密六世（公元前180-145年在位）执政的第24年在神圣的菲莱岛上放置的石碑一样（见下图），它当时被放在伊希斯神庙第二个塔殿的外面，放置在神庙墙的外围而不是神庙建筑内，大抵是为了方便大众去参观吧。没人知道有多少人去读过它，通常像这样的圣书体都是写给诸神看的而不是这些路人。罗塞塔石碑就这样矗立在赛易斯神庙附近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019.JPG (152.61 KB, 下载次数: 4)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2:13 上传

020.JPG (111.98 KB, 下载次数: 4)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7 14:33 上传

第三部分：圣书体文字的失传
公元前30年克拉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随之覆灭，埃及从此也沦入罗马帝国之手。公元二世纪前，这些君主们下令，不仅要在埃及的境内使用圣书体文字，意大利的方尖碑上也要使用圣书体碑文。哈德良皇帝以此种方式来纪念公元130年在尼罗河溺亡的爱人安提诺乌斯。纪念安提诺乌斯的石碑可能被放在了罗马的教堂停尸间内，或是帝沃力附近的阿德里亚诺别墅内。这在随后也成为了文艺复兴开拓者们创作有关埃及作品的素材资源。这块1822年建立的石碑现在被放置在蒙特平桥的公园里，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个圣书体文字的手迹才被破译。尽管方尖碑侧边上的碑文是在意大利刻上去的，但它还巧妙地使用了古埃及的技法，创作者可能是在艾赫米姆一个神庙里的叫做Petehornebkhem的助理祭司。人们知道这个祭司还是源于一个墓碑。圣书体文字的文字到现在为止只用于神庙和碑文的神圣的体系，在现行的埃及手稿和语言中，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圣书体文字在神庙院墙上的最后一次辉煌出现在公元三世纪。
埃及人跟随君士坦丁大帝信仰基督教之后，拜占庭大帝于公元392年颁发了一项决定性的关闭神庙的法令，随后神庙便渐渐关闭了。在赛易斯的神庙也是在这个时期关闭的。最后一次发现的圣书体文字铭文发现于菲斯岛上，刻在了努比亚神曼度利斯浮雕的旁边，加在了早期哈德良皇帝（公元117-38）建造的神庙门上。在铭文的指导下，人们找到了位于比加岛附近的所谓的欧西里斯（阿伯顿）墓。铭文如是写道（从右至左）：
“荷鲁斯的儿子曼度利斯之前，后经奈斯米特之子奈斯米特阿克，第二个伊希斯的祭司，直到永远。曼度利斯、阿巴顿和神灵说的语言”。
埃及世俗体版本的是这样说的：
“我Nesmeterakhem，是伊西斯墙上作品的抄写员，伊西斯第二个祭司Nesmeterpannkhet的儿子。要为曼度利斯永远效劳。因为他总是能公平对我。今天是奥西里斯的生日，他的修殿节，110年”。

在罗塞塔石碑上发现了这个用两种埃及文体书写的铭文。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285年戴克里先的继位直到394年的8月24日.这份文字跟随着这个专业祭司一起消失了。图形和铭文的内容是有关从红海山来的异教徒布伦米部落去东南部朝圣女神伊西斯的故事。尽管埃及已经基督教化，而早前狄奥多西皇帝也颁布了禁令，然而这些异教徒的拜访却使得拜占庭皇帝们不得不再次开放神庙。公元五世纪时，埃及世俗体还是会偶尔出现在神庙里，但谁是最后一个使用这种文字亦或是读这种文字的人已经无从考证。这种古老的文字本应该被保留下来的。现在菲莱岛上还有基督教堂，最后几个世纪异教活动也被纳入基督教的传奇故事中。随后，科普特历史中关于菲莱大主教的故事中记录了马其顿主教曾经如何费尽心机地接近神庙里的神鹰并将它烧死的故事。公元535到537年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关掉所有的神庙，将祭司们全部送进监狱，而后又将庙里的全部雕像移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神庙重新为圣史蒂芬效劳，岛上兴建了更多的教堂，由Nesmeterakhem雕刻的神像却由此受损。由于其他更有效文字的逐渐形成，政治因素的阻挠才没有使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遗失。尽管文字似乎是抽象的体系，但它们毕竟是由文化和时间联系起来的，也不可能与创作并使用它们的机构分开。
此时，罗塞塔石碑的命运还是未知数。庙宇关闭，随之被挖掘开采，巨石被重新使用。纵观整个埃及历史，雕像和成批的坚硬石头在三角洲这块平坦的农田上颠沛流离。在某一时刻，顺着这些粉红色的花岗岩纹理，这块石碑被推倒、打碎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可能是正面朝下躺着，所以几乎没有被腐蚀或损害。为了保卫尼罗河沿岸重要的港口拉希德，石碑最终被运到那里，由当时埃及马穆鲁克的掌管者用来建造卡特巴城堡（公元1468-95）。现在，所有试图在拉希德找到更多有关这块石碑碎片的尝试都宣告失败。除非能够在堡垒的墙内发现更多的碎块（来自赛易斯的其他纪念碑的碎块在被嵌入墙上的时候仍然清晰可见），否则就说明很有可能当它被送到拉希德的时候已经损坏了。如果不是修建卡特巴城堡，这块石碑估计很难幸存下来。
神庙关闭之后，有可能埃及仍残存有象形文字的部分知识。但是随后埃及便受到科普特牧师像Apa Shenute(死于公元466年)的猛烈进攻。他声称，被人们盲目崇拜的圣书体文字的外形就像是“用血写成的扼杀人类灵魂的药方”，并且是描述着荒谬的“蛇和蝎子，猫和狗，鳄鱼和青蛙，狐狸以及其他爬行动物的图像”。4后来，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对古埃及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拜访神庙、抄写铭文并且描述神庙墙上那些使游客感到好奇和震撼的场景。5在9到10世纪时，一个叫做Ahmad bin Abu Bakr ibn Wahshiyah的学者在埃及写了一部关于这些文字的专著。在这本专著里，他不仅将圣书体文字译成了形象的图文，还提供了一个字母表，在这个字母表里，每一个圣书体文字代表一个字母（虽然只有少部分是正确的）。
然而吸引人们的却正是圣书体文字形象的外形。连希腊和罗马的人们都认为圣书体文字是象征性的图片而不是手迹文字。其实，这个圣书体文字文字是一个记录着埃及语言的兼有声音和图片信息的混合体。以猫这个词为例，圣书体字是这样写的（此处有古埃及文字）。第一个符号是两个字母mi ，第二个符号以字母i 来对前两个字母进行二次补充，第三个符号则用另一个辅音w 补充。与大部分的单词一样，最后一个符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个图片符号描述了这个单词的词性，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猫科动物。由于这个文字里并没有足够的元音，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发音就很难再被还原。尽管几千年来这个词的拼写都未有大的变动，但是它的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化。埃及学家将单词猫转录成miw，传统的拼写是miu,但是这个词的发音却可能是emou。
希腊人将这份文字当作一系列的符号图片来翻译，而这些图片上只有其想要表达的思想，却没有语言的用途。他们这样的翻译并不单单是因为对这些圣书体文字的错误理解。尤其是在受希腊影响的时期，当时的埃及人的内心倾向于使用双关语，以此来让声音符号呈现出一种容易被人理解其意思的形状。这种倾向便是导致希腊人如此翻译这份手稿的直接原因。公元一世纪后期，这种倾向在雕刻在伊斯那神庙里的一首赞美努母神的诗里表现的最为明显。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符号都变成了一副公羊的图片（看左图）。很讽刺的是，现在只有开头的几个词能被准确的读出来。这个在此文字的符号方面有详细解释的体系是精细智慧的最后一次耀眼的闪光。这次耀眼的光芒勾起了了后代人的想象力，也确保了这种传统的复兴。

埃及基督教化过去几个世纪之后，所有关于真实圣书体文字文字的知识都遗失到了欧洲学者那里，圣书体文字也已然与古老的外来的事物密不可分。（造成这样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埃及文化里独特的宗教和葬礼习俗。但是圣经里埃及的反面形象让圣书体文字不可解读的形象变得邪恶起来。在那个无法到达埃及的年代，几乎没有欧洲学者可以研究到埃及的墓碑。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被罗马帝王带到意大利的石碑。那些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家们，对圣书体文字作出了解释说明，但是他们并没有表达出圣书体文字的发音。文艺复兴传统仍旧只用标志的方式呈现每个符号。圣书体文字的这种表达方法从在一个寓言基地为国王阿普里斯（公元前589-570）建造的方尖塔上可以看出。这个塔是艺术家Gianlorenzo Bernini于1667年在位于罗马的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教堂外建造的（图8）。这整个就是思维（大象）支撑智慧（圣书体文字的方尖塔）的力量的象征。

与Bernini同时期的基督教徒和古物研究者Athanasius Kircher (1602-80)制作出了神秘的铭文解读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声明。.比如，他读Hadrian 方尖塔上的名字‘Antinous时就好像在对自然和具有守护精神的云的力量做一个详尽的陈述（看图6）. 然而他的成果激起了人们对埃及语、科普特语和后人熟悉的埃及基督徒语言，古埃及法老时期语言的兴趣。对于这些先行军而言，不可能区别早期解读信息的准确性，虽然kircher了解Ahmad bin Abu Bakr ibn Wahshiyah 的论述，且1806年公布了附有古埃及祭司陈述的古代字母表和圣书体文字特点，但是欧洲人仍未认可早期阿拉伯人富有成效的见解。这些都基于两份开罗获得的手稿，正如翻译家Joseph Hammer所说：“它使研究人员免受法国学者的影响”。

第三部分：圣书体文字的失传
公元前30年克拉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随之覆灭，埃及从此也沦入罗马帝国之手。公元二世纪前，这些君主们下令，不仅要在埃及的境内使用圣书体文字，意大利的方尖碑上也要使用圣书体碑文。哈德良皇帝以此种方式来纪念公元130年在尼罗河溺亡的爱人安提诺乌斯。纪念安提诺乌斯的石碑可能被放在了罗马的教堂停尸间内，或是帝沃力附近的阿德里亚诺别墅内。这在随后也成为了文艺复兴开拓者们创作有关埃及作品的素材资源。这块1822年建立的石碑现在被放置在蒙特平桥的公园里，也就是在这一年，这个圣书体文字的手迹才被破译。尽管方尖碑侧边上的碑文是在意大利刻上去的，但它还巧妙地使用了古埃及的技法，创作者可能是在艾赫米姆一个神庙里的叫做Petehornebkhem的助理祭司。人们知道这个祭司还是源于一个墓碑。圣书体文字的文字到现在为止只用于神庙和碑文的神圣的体系，在现行的埃及手稿和语言中，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圣书体文字在神庙院墙上的最后一次辉煌出现在公元三世纪。
埃及人跟随君士坦丁大帝信仰基督教之后，拜占庭大帝于公元392年颁发了一项决定性的关闭神庙的法令，随后神庙便渐渐关闭了。在赛易斯的神庙也是在这个时期关闭的。最后一次发现的圣书体文字铭文发现于菲斯岛上，刻在了努比亚神曼度利斯浮雕的旁边，加在了早期哈德良皇帝（公元117-38）建造的神庙门上。在铭文的指导下，人们找到了位于比加岛附近的所谓的欧西里斯（阿伯顿）墓。铭文如是写道（从右至左）：
“荷鲁斯的儿子曼度利斯之前，后经奈斯米特之子奈斯米特阿克，第二个伊希斯的祭司，直到永远。曼度利斯、阿巴顿和神灵说的语言”。
埃及世俗体版本的是这样说的：
“我Nesmeterakhem，是伊西斯墙上作品的抄写员，伊西斯第二个祭司Nesmeterpannkhet的儿子。要为曼度利斯永远效劳。因为他总是能公平对我。今天是奥西里斯的生日，他的修殿节，110年”。

在罗塞塔石碑上发现了这个用两种埃及文体书写的铭文。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285年戴克里先的继位直到394年的8月24日.这份文字跟随着这个专业祭司一起消失了。图形和铭文的内容是有关从红海山来的异教徒布伦米部落去东南部朝圣女神伊西斯的故事。尽管埃及已经基督教化，而早前狄奥多西皇帝也颁布了禁令，然而这些异教徒的拜访却使得拜占庭皇帝们不得不再次开放神庙。公元五世纪时，埃及世俗体还是会偶尔出现在神庙里，但谁是最后一个使用这种文字亦或是读这种文字的人已经无从考证。这种古老的文字本应该被保留下来的。现在菲莱岛上还有基督教堂，最后几个世纪异教活动也被纳入基督教的传奇故事中。随后，科普特历史中关于菲莱大主教的故事中记录了马其顿主教曾经如何费尽心机地接近神庙里的神鹰并将它烧死的故事。公元535到537年间，查士丁尼皇帝下令关掉所有的神庙，将祭司们全部送进监狱，而后又将庙里的全部雕像移送到了君士坦丁堡。神庙重新为圣史蒂芬效劳，岛上兴建了更多的教堂，由Nesmeterakhem雕刻的神像却由此受损。由于其他更有效文字的逐渐形成，政治因素的阻挠才没有使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遗失。尽管文字似乎是抽象的体系，但它们毕竟是由文化和时间联系起来的，也不可能与创作并使用它们的机构分开。
此时，罗塞塔石碑的命运还是未知数。庙宇关闭，随之被挖掘开采，巨石被重新使用。纵观整个埃及历史，雕像和成批的坚硬石头在三角洲这块平坦的农田上颠沛流离。在某一时刻，顺着这些粉红色的花岗岩纹理，这块石碑被推倒、打碎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可能是正面朝下躺着，所以几乎没有被腐蚀或损害。为了保卫尼罗河沿岸重要的港口拉希德，石碑最终被运到那里，由当时埃及马穆鲁克的掌管者用来建造卡特巴城堡（公元1468-95）。现在，所有试图在拉希德找到更多有关这块石碑碎片的尝试都宣告失败。除非能够在堡垒的墙内发现更多的碎块（来自赛易斯的其他纪念碑的碎块在被嵌入墙上的时候仍然清晰可见），否则就说明很有可能当它被送到拉希德的时候已经损坏了。如果不是修建卡特巴城堡，这块石碑估计很难幸存下来。
神庙关闭之后，有可能埃及仍残存有象形文字的部分知识。但是随后埃及便受到科普特牧师像Apa Shenute(死于公元466年)的猛烈进攻。他声称，被人们盲目崇拜的圣书体文字的外形就像是“用血写成的扼杀人类灵魂的药方”，并且是描述着荒谬的“蛇和蝎子，猫和狗，鳄鱼和青蛙，狐狸以及其他爬行动物的图像”。4后来，中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对古埃及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拜访神庙、抄写铭文并且描述神庙墙上那些使游客感到好奇和震撼的场景。5在9到10世纪时，一个叫做Ahmad bin Abu Bakr ibn Wahshiyah的学者在埃及写了一部关于这些文字的专著。在这本专著里，他不仅将圣书体文字译成了形象的图文，还提供了一个字母表，在这个字母表里，每一个圣书体文字代表一个字母（虽然只有少部分是正确的）。
然而吸引人们的却正是圣书体文字形象的外形。连希腊和罗马的人们都认为圣书体文字是象征性的图片而不是手迹文字。其实，这个圣书体文字文字是一个记录着埃及语言的兼有声音和图片信息的混合体。以猫这个词为例，圣书体字是这样写的（此处有古埃及文字）。第一个符号是两个字母mi ，第二个符号以字母i 来对前两个字母进行二次补充，第三个符号则用另一个辅音w 补充。与大部分的单词一样，最后一个符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个图片符号描述了这个单词的词性，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猫科动物。由于这个文字里并没有足够的元音，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发音就很难再被还原。尽管几千年来这个词的拼写都未有大的变动，但是它的发音已经发生了变化。埃及学家将单词猫转录成miw，传统的拼写是miu,但是这个词的发音却可能是emou。
希腊人将这份文字当作一系列的符号图片来翻译，而这些图片上只有其想要表达的思想，却没有语言的用途。他们这样的翻译并不单单是因为对这些圣书体文字的错误理解。尤其是在受希腊影响的时期，当时的埃及人的内心倾向于使用双关语，以此来让声音符号呈现出一种容易被人理解其意思的形状。这种倾向便是导致希腊人如此翻译这份手稿的直接原因。公元一世纪后期，这种倾向在雕刻在伊斯那神庙里的一首赞美努母神的诗里表现的最为明显。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符号都变成了一副公羊的图片（看左图）。很讽刺的是，现在只有开头的几个词能被准确的读出来。这个在此文字的符号方面有详细解释的体系是精细智慧的最后一次耀眼的闪光。这次耀眼的光芒勾起了了后代人的想象力，也确保了这种传统的复兴。

埃及基督教化过去几个世纪之后，所有关于真实圣书体文字文字的知识都遗失到了欧洲学者那里，圣书体文字也已然与古老的外来的事物密不可分。（造成这样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埃及文化里独特的宗教和葬礼习俗。但是圣经里埃及的反面形象让圣书体文字不可解读的形象变得邪恶起来。在那个无法到达埃及的年代，几乎没有欧洲学者可以研究到埃及的墓碑。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被罗马帝王带到意大利的石碑。那些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作家们，对圣书体文字作出了解释说明，但是他们并没有表达出圣书体文字的发音。文艺复兴传统仍旧只用标志的方式呈现每个符号。圣书体文字的这种表达方法从在一个寓言基地为国王阿普里斯（公元前589-570）建造的方尖塔上可以看出。这个塔是艺术家Gianlorenzo Bernini于1667年在位于罗马的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教堂外建造的（图8）。这整个就是思维（大象）支撑智慧（圣书体文字的方尖塔）的力量的象征。

与Bernini同时期的基督教徒和古物研究者Athanasius Kircher (1602-80)制作出了神秘的铭文解读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声明。.比如，他读Hadrian 方尖塔上的名字‘Antinous时就好像在对自然和具有守护精神的云的力量做一个详尽的陈述（看图6）. 然而他的成果激起了人们对埃及语、科普特语和后人熟悉的埃及基督徒语言，古埃及法老时期语言的兴趣。对于这些先行军而言，不可能区别早期解读信息的准确性，虽然kircher了解Ahmad bin Abu Bakr ibn Wahshiyah 的论述，且1806年公布了附有古埃及祭司陈述的古代字母表和圣书体文字特点，但是欧洲人仍未认可早期阿拉伯人富有成效的见解。这些都基于两份开罗获得的手稿，正如翻译家Joseph Hammer所说：“它使研究人员免受法国学者的影响”。

第四部分：巨石碑的重新发现
到18世纪，这些圣书体文字承载的秘密牵动着欧洲启蒙运动者的神经。对古老文字和语言的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威廉琼斯先生（1764-94）所做的梵文的比对工作。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巴泰勒米教士在双语硬币传说的基础上译解腓尼基语版本的文字。他指出，在埃及铭文上的椭圆环（椭圆形装饰框）可能包含着皇室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古典作家。在研究埃及圣书体文字上取得进展的最大困难有这几个：缺少准确铭文附本的语料库，没有任何双语的铭文，文字不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推测以及对埃及法老语言的无知。
1798年至1801年拿破仑占领埃及的三年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现代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运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殖民目的，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土耳其在埃及的统治。但是这场运动却有着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因为它以启蒙运动的名义对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进行殖民侵略。法国宣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将一个落后的国家拯救出野蛮落后的泥潭，通过这一说法来掩饰自己想要称霸的野心。但是埃及历史学家Abd al-Rahman al-Jabarti(1754-1822)在1798年这场占领刚开始之际便发现了端倪。他预测这将是大战的开始，并将伴随着无休止的苦难。一大批的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也卷入了这场硝烟，初步统计涉及的人数有151人。他们的工作因宏伟巨著Description de l’Egypte的诞生而告终。这本书出版于法国撤军几年之后（大致在1809-1828年间），书里包含有古物介绍、国家的现状以及自然历史。尽管这本书提供了比欧洲学者可以获得的更多的铭文，但是由于法国学者不懂圣书体文字，也不能准确的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本书所做的分析新发现的尝试也受到了阻碍。这也给纪念碑相对时序的出版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在文本卷里所呈现的埃及的形象强调了古典传统，这种受欧洲人主导的思想认为埃及宗教就是狂热地崇拜自然，认为祭司是科学真相的探寻者，而不是神学者。

1799年7月25日阿布基尔战役发生前夕，罗塞塔石碑于7月15日被再次发现。即使是在大战期间，人们也迅速意识到这是一块很有价值的文物碎片。虽然这块石碑对于发现古埃及语与现代语言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但它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线索。公开的有关它早期历史的内容在细节上还有些差异，但是我们很肯定的是它是在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海岸城市拉希德被发现的。7月14日，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已经在Abuqir登陆，此时的法国人也正在Qaitbay（后来被法国人更名为朱利安要塞）这座废弃的保垒上准备防御工事以应对英国和土耳其随时都可能发动的进攻。发现石碑的确切地址是在外墙的内部，现在的内部炮塔的下面。
年仅23岁的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1771-1822）在指挥当时建筑工作时发现了这块石碑。他当时在建筑部队的指挥官Citizen d’Hautpol手下工作，刚到达拉希德不久。布夏贺立马意识到了这就是写着三种文字版本的罗塞塔石碑的一部分。关于这三种文字，不算完整的圣书体文字部分和希腊语的部分仍然清晰可见。但是现在认为是埃及草书的位于中间的那部分，最初却被认为是古叙利亚语。布夏贺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当时在罗塞塔的法国上将阿卜达拉•杰克•德•门努瓦（1750-1810）。将军把这块石头带进自己的帐篷，将其清洗干净。他派人翻译了希腊语的部分，结果证明，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记录的同一个文本。虽然他们曾立即就在附近搜寻有关这块石碑的其它的碎片（非常有价值）7，但在接下来几年里（后来在1818年，托马斯﹒杨在一封信里写道为了寻找这块石碑，英国政府派遣Salt先生[英国在埃及的代理领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朱利安要塞附近挖寻）还是一无所获。
石块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7月29日在开罗开会的拿破仑发现了工程师朗格雷（1774-1807）寄给埃及研究所学者们的信。随之而来的还有法国在Abuqir战役中胜利的消息。在拿破仑即将离开的时候，这块石头在布夏贺的护送下到达了开罗，被放置在了位于征用宫殿Hassan Khashef（远离位于Saiyida Zeinab清真寺北部的现代Sharia el-Nasriyya）内部的研究所里。一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跑去看这块与众不同的石头。8 9月15日（第37号）Courier (sic) de l’Égypte公布了发现能够打开圣书体文字之谜的钥匙的消息。但是，想要手抄这块石头上的铭文可不容易。探险队的高级东方学者Jean-Joseph Marcel指出，位于中间的部分是从古典作家那里知道的埃及草书版本。他和Nicolas-Jacques Conté一致认为，这块石头可以被用做抄写这些文本副本的凸印版。到1800年秋季，这些文本到达了巴黎。凸印版本的石头可以被当作能够解秘这个文字的副本，而不是这块石头本身。

1801年见证了法国向英国、土耳其以及英属印度的进一步投降。门努瓦上将坚持在亚历山大港继续抵抗直到八月，并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法国的占领。三月，英军在Abuqir海湾登陆，随即血腥之战爆发。四月初研究所的人便携带这块石头离开开罗去了亚历山大。很讽刺的是，这样暂时并没能将这块石头带离埃及。因为尽管门努瓦下令誓死抵抗，法国还是从开罗撤退了。按照签订的投降条约，法军于1801年7月原兵不动返回。如果当时石头还在开罗，它很可能在最后一次战役之前就被带到了法国。但事实是，这块石头仍在亚历山大的法国学者和门努瓦手里。这块石头和他们的关系也日渐白热化，因为门努瓦拒绝承认开罗的战败，但最终不得不在1801年8月26日做出让步。
土耳其统治埃及的代表帕夏侯赛因上尉、英国将军约翰哈钦森（1757-1832）、英国海军上校乔治基斯（1746-1823）和法国上将门努瓦于8月31 日签订亚历山大投降协议。门努瓦对协议的第16条提出抗议。但是按照协议规定，法国学者应该将他们在埃及得到的一切古物交给英国将军，因为这些古物是公有财产。而他们从法国带来的科学仪器都可以带走。这些公有财产包括罗塞塔石碑和他们收集的其他25个古石块。门努瓦签署投降协议之后，法国学者惊慌地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收藏物和他们所做的计划出版的Description这本书的记录。他们通过负责监督法国撤离的外交官和古物研究者汉密尔顿 (1777-1859)向哈钦森发出强烈的呼吁。这场呼吁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记录和自然历史收藏品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门努瓦也在尝试用各种方法来为法国包住这块石头。他声称这些古物也是个人财产，特别强调那块石碑是自己的。然而哈钦森下定决心要守住这块石头，在长达两周的通信交涉过程中屡次拒绝门努瓦的要求。正如门努瓦最后记录的那样：Monsieur le Général先生，你应该得到它，因为你更有实力9。随后这场戏剧性事件的英国参与者们出版了这些内容，只是细节略有不同。教士（随后是教授）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1769-1822)也参与了9月份举行的关于交出古物的协商。爱德华后来呼吁：
我们停在帐篷外面，随后便听到法国将军像往常一样声音高亢，用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反抗着那些加诸在他身上的不公平。从一个掠夺和毁坏领导者的口中说出的这句“我们从不掠夺世界”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0

陆军上校特纳(1766-1843)随后声称，当法国军队知道英国将据这些古物为己有时，他们便撕掉了为了偷运这块石碑而包裹在上面的防护层，并 “丢在了石碑前”。11这些话有多大的可靠性以及民族主义的同情心和个人的关注点的形成还有多远已经很难说明。据克拉克的解释，一个法国官员和一名研究所的成员带走了这块藏匿在空运局仓库内门努瓦行李中的石头，并把它交给了在亚历山大街上的汉密尔顿、克拉克和克里普思先生。随后，按照这个官员的建议把这块石头转运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特纳后来回忆说，他小心翼翼的带着这块石头，并且困难重重的穿过通往我家的狭窄的街道，忍受着来自法国官员和人们的嘲笑。尽管如此，法国学者们也得到了可以在9月底离开埃及之前测量这块石碑的允许。英军也在1803年撤退以便为穆罕默德阿里（1805-43在位）的统治铺平道路。1835年，穆罕默德阿里颁布了禁止出口古物的法令。这个法令也是保护国家法老遗产的首次尝试。
1801年末，特纳带着罗塞塔石碑登上了去英格兰的皇家海军舰艇LÉgyptienne，这个被他叫做值得英军骄傲的战利品，不是来自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抢劫，而是战争的光荣胜利。其他的大部分古物都在另一艘船上。有关罗塞塔石碑首次抵达英国的消息最早是由1801年的《绅士杂志》散布的。而船是在1802年2月到达朴茨茅斯的。伦敦古物社于3月11日收藏了这块石碑并决定建立石膏模型。这些模型被送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大学。还有其他的模型被法国人用来校对Description de l’Égypte一书中的图例。石碑最后一次是以插图52-4出现在Description de l’Égypte书中古物部分的第五卷（出版于1822年）。这部分还有额外的副本。古物社在1802-03年间发行了与原型一样的雕刻石碑。这个珍贵的石碑雕刻品被广泛分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大学和学习机构里。
乔治三世把石碑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并在1802年6月与其他远征法国带回来的古物一起进驻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博物馆。这些古物还包括内克塔内布二世的石棺(EA 10)、巨大的花岗岩拳头(EA 9; 见图9)和叫做罗伊的太阳神阿蒙的大祭司的雕像(EA 81)。可以在建筑的外院看到它们，其中许多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需要为它们制作巨大的木箱12，罗塞塔石碑的两边也有民族主义的文字（图11），石碑的左边写着：
于1801年在印度被英国军队找到
石碑的右边写着：乔治三世赠

第四部分：巨石碑的重新发现
到18世纪，这些圣书体文字承载的秘密牵动着欧洲启蒙运动者的神经。对古老文字和语言的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威廉琼斯先生（1764-94）所做的梵文的比对工作。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巴泰勒米教士在双语硬币传说的基础上译解腓尼基语版本的文字。他指出，在埃及铭文上的椭圆环（椭圆形装饰框）可能包含着皇室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古典作家。在研究埃及圣书体文字上取得进展的最大困难有这几个：缺少准确铭文附本的语料库，没有任何双语的铭文，文字不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推测以及对埃及法老语言的无知。
1798年至1801年拿破仑占领埃及的三年很大程度上可以算作现代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运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殖民目的，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土耳其在埃及的统治。但是这场运动却有着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因为它以启蒙运动的名义对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进行殖民侵略。法国宣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将一个落后的国家拯救出野蛮落后的泥潭，通过这一说法来掩饰自己想要称霸的野心。但是埃及历史学家Abd al-Rahman al-Jabarti(1754-1822)在1798年这场占领刚开始之际便发现了端倪。他预测这将是大战的开始，并将伴随着无休止的苦难。一大批的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也卷入了这场硝烟，初步统计涉及的人数有151人。他们的工作因宏伟巨著Description de l’Egypte的诞生而告终。这本书出版于法国撤军几年之后（大致在1809-1828年间），书里包含有古物介绍、国家的现状以及自然历史。尽管这本书提供了比欧洲学者可以获得的更多的铭文，但是由于法国学者不懂圣书体文字，也不能准确的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本书所做的分析新发现的尝试也受到了阻碍。这也给纪念碑相对时序的出版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在文本卷里所呈现的埃及的形象强调了古典传统，这种受欧洲人主导的思想认为埃及宗教就是狂热地崇拜自然，认为祭司是科学真相的探寻者，而不是神学者。

1799年7月25日阿布基尔战役发生前夕，罗塞塔石碑于7月15日被再次发现。即使是在大战期间，人们也迅速意识到这是一块很有价值的文物碎片。虽然这块石碑对于发现古埃及语与现代语言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但它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的线索。公开的有关它早期历史的内容在细节上还有些差异，但是我们很肯定的是它是在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海岸城市拉希德被发现的。7月14日，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已经在Abuqir登陆，此时的法国人也正在Qaitbay（后来被法国人更名为朱利安要塞）这座废弃的保垒上准备防御工事以应对英国和土耳其随时都可能发动的进攻。发现石碑的确切地址是在外墙的内部，现在的内部炮塔的下面。
年仅23岁的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1771-1822）在指挥当时建筑工作时发现了这块石碑。他当时在建筑部队的指挥官Citizen d’Hautpol手下工作，刚到达拉希德不久。布夏贺立马意识到了这就是写着三种文字版本的罗塞塔石碑的一部分。关于这三种文字，不算完整的圣书体文字部分和希腊语的部分仍然清晰可见。但是现在认为是埃及草书的位于中间的那部分，最初却被认为是古叙利亚语。布夏贺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当时在罗塞塔的法国上将阿卜达拉•杰克•德•门努瓦（1750-1810）。将军把这块石头带进自己的帐篷，将其清洗干净。他派人翻译了希腊语的部分，结果证明，这些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记录的同一个文本。虽然他们曾立即就在附近搜寻有关这块石碑的其它的碎片（非常有价值）7，但在接下来几年里（后来在1818年，托马斯﹒杨在一封信里写道为了寻找这块石碑，英国政府派遣Salt先生[英国在埃及的代理领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朱利安要塞附近挖寻）还是一无所获。
石块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7月29日在开罗开会的拿破仑发现了工程师朗格雷（1774-1807）寄给埃及研究所学者们的信。随之而来的还有法国在Abuqir战役中胜利的消息。在拿破仑即将离开的时候，这块石头在布夏贺的护送下到达了开罗，被放置在了位于征用宫殿Hassan Khashef（远离位于Saiyida Zeinab清真寺北部的现代Sharia el-Nasriyya）内部的研究所里。一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跑去看这块与众不同的石头。8 9月15日（第37号）Courier (sic) de l’Égypte公布了发现能够打开圣书体文字之谜的钥匙的消息。但是，想要手抄这块石头上的铭文可不容易。探险队的高级东方学者Jean-Joseph Marcel指出，位于中间的部分是从古典作家那里知道的埃及草书版本。他和Nicolas-Jacques Conté一致认为，这块石头可以被用做抄写这些文本副本的凸印版。到1800年秋季，这些文本到达了巴黎。凸印版本的石头可以被当作能够解秘这个文字的副本，而不是这块石头本身。

1801年见证了法国向英国、土耳其以及英属印度的进一步投降。门努瓦上将坚持在亚历山大港继续抵抗直到八月，并将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法国的占领。三月，英军在Abuqir海湾登陆，随即血腥之战爆发。四月初研究所的人便携带这块石头离开开罗去了亚历山大。很讽刺的是，这样暂时并没能将这块石头带离埃及。因为尽管门努瓦下令誓死抵抗，法国还是从开罗撤退了。按照签订的投降条约，法军于1801年7月原兵不动返回。如果当时石头还在开罗，它很可能在最后一次战役之前就被带到了法国。但事实是，这块石头仍在亚历山大的法国学者和门努瓦手里。这块石头和他们的关系也日渐白热化，因为门努瓦拒绝承认开罗的战败，但最终不得不在1801年8月26日做出让步。
土耳其统治埃及的代表帕夏侯赛因上尉、英国将军约翰哈钦森（1757-1832）、英国海军上校乔治基斯（1746-1823）和法国上将门努瓦于8月31 日签订亚历山大投降协议。门努瓦对协议的第16条提出抗议。但是按照协议规定，法国学者应该将他们在埃及得到的一切古物交给英国将军，因为这些古物是公有财产。而他们从法国带来的科学仪器都可以带走。这些公有财产包括罗塞塔石碑和他们收集的其他25个古石块。门努瓦签署投降协议之后，法国学者惊慌地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收藏物和他们所做的计划出版的Description这本书的记录。他们通过负责监督法国撤离的外交官和古物研究者汉密尔顿 (1777-1859)向哈钦森发出强烈的呼吁。这场呼吁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记录和自然历史收藏品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门努瓦也在尝试用各种方法来为法国包住这块石头。他声称这些古物也是个人财产，特别强调那块石碑是自己的。然而哈钦森下定决心要守住这块石头，在长达两周的通信交涉过程中屡次拒绝门努瓦的要求。正如门努瓦最后记录的那样：Monsieur le Général先生，你应该得到它，因为你更有实力9。随后这场戏剧性事件的英国参与者们出版了这些内容，只是细节略有不同。教士（随后是教授）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1769-1822)也参与了9月份举行的关于交出古物的协商。爱德华后来呼吁：
我们停在帐篷外面，随后便听到法国将军像往常一样声音高亢，用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反抗着那些加诸在他身上的不公平。从一个掠夺和毁坏领导者的口中说出的这句“我们从不掠夺世界”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0

陆军上校特纳(1766-1843)随后声称，当法国军队知道英国将据这些古物为己有时，他们便撕掉了为了偷运这块石碑而包裹在上面的防护层，并 “丢在了石碑前”。11这些话有多大的可靠性以及民族主义的同情心和个人的关注点的形成还有多远已经很难说明。据克拉克的解释，一个法国官员和一名研究所的成员带走了这块藏匿在空运局仓库内门努瓦行李中的石头，并把它交给了在亚历山大街上的汉密尔顿、克拉克和克里普思先生。随后，按照这个官员的建议把这块石头转运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特纳后来回忆说，他小心翼翼的带着这块石头，并且困难重重的穿过通往我家的狭窄的街道，忍受着来自法国官员和人们的嘲笑。尽管如此，法国学者们也得到了可以在9月底离开埃及之前测量这块石碑的允许。英军也在1803年撤退以便为穆罕默德阿里（1805-43在位）的统治铺平道路。1835年，穆罕默德阿里颁布了禁止出口古物的法令。这个法令也是保护国家法老遗产的首次尝试。
1801年末，特纳带着罗塞塔石碑登上了去英格兰的皇家海军舰艇LÉgyptienne，这个被他叫做值得英军骄傲的战利品，不是来自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抢劫，而是战争的光荣胜利。其他的大部分古物都在另一艘船上。有关罗塞塔石碑首次抵达英国的消息最早是由1801年的《绅士杂志》散布的。而船是在1802年2月到达朴茨茅斯的。伦敦古物社于3月11日收藏了这块石碑并决定建立石膏模型。这些模型被送往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大学。还有其他的模型被法国人用来校对Description de l’Égypte一书中的图例。石碑最后一次是以插图52-4出现在Description de l’Égypte书中古物部分的第五卷（出版于1822年）。这部分还有额外的副本。古物社在1802-03年间发行了与原型一样的雕刻石碑。这个珍贵的石碑雕刻品被广泛分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大学和学习机构里。
乔治三世把石碑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并在1802年6月与其他远征法国带回来的古物一起进驻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博物馆。这些古物还包括内克塔内布二世的石棺(EA 10)、巨大的花岗岩拳头(EA 9; 见图9)和叫做罗伊的太阳神阿蒙的大祭司的雕像(EA 81)。可以在建筑的外院看到它们，其中许多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需要为它们制作巨大的木箱12，罗塞塔石碑的两边也有民族主义的文字（图11），石碑的左边写着：
于1801年在印度被英国军队找到
石碑的右边写着：乔治三世赠

第五部分：解密古埃及
罗塞塔碑收藏在蒙塔古大厦和汤利艺术馆的时期，重塑了欧洲人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努力，上面的世俗体文字要比圣书体完整，是一块非常宏大重要的部分，学者们在努力证实他们没有被它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的假设所误导。法国学者Silver 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取得了世俗体文字的第一个突破，识别了人名托勒密，但是他在个别符号的分析上面是不正确的。1802年瑞典外交家J.H Akerblad(1763-1819)发布了关于世俗体重要特点的见解，包括第三人称代词，并与同时代的科普特语相联系，分离出了普通体词语像‘Egypt’, ‘the temples’, ‘many’, ‘the king’, and ‘Greek’.然而，他关于世俗体的发现并没成功挑战圣书体的错误假设。
汤玛斯•杨 (1773-1829) 和让-弗朗苏瓦•商博良 (1790-1832)，这两个重要人物大大加速了欧洲人关于圣书体文字的解读。让-弗朗苏瓦•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12月23日（图13），凯尔西地区菲贾克，他是一个早熟，睿智，富于想象力的学者和语言，从小就对埃及痴迷。例如在开罗协会长期担任秘书、1801年返回法国时曾经被任命为the perfect of Isere（不明白是什么职务）的男爵巴普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 (1768-1830，据说他曾给十岁的孩子讲法国的故事)总是提到以下事件：商博良的哥哥兼终身的良师益友—Jacques-Joseph(1778-1867)曾经得到一份关于罗塞塔发现的导游报告副本，并与同年给格勒诺布尔科学艺术学会提供了一份关于罗塞塔的文章，学会告诉Jean-Francois，如果他真的喜欢圣书体文字，就应该研究学习这种刻印文体，但16岁的商博良给格勒诺布尔科学院提供了一份报告，坚称（现在看到的）古埃及语只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人在罗塞塔碑上拓印和描述的，产生了各方面的分歧，因此他要求暂停，称关于拓印的准确性的困难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问题，碑文也成为一个潜在的国际竞争领域。
汤玛斯•杨是一个世界级博学多闻的卓越天才，现在人们主要因为他的生理学和光学作品怀念他，他也是电灯泡的先驱（之后由爱迪生完善）（图14）。杨帮Champolloin核查他要求的文章内容，他自己最近因为朋友Sir W Rouse Boughton的一张纸莎草开始对罗塞塔感兴趣，Sir W Rouse Boughton 1814-1818年在南海岸的沃辛忙于研究埃及人的世俗体，到1816年杨已经能够在石碑圣书体部分的椭圆形区域内识别人名托勒密。在世俗体译文的帮助下，他把p, t, ma/m, o, s的正确含义与五种符号相匹配，错误含义与八个符号相匹配。为了使这种解释和古象形文字的表述达到一致，他建议只有像托勒密这样的外国人名才按字母顺序排序，其他的单词象征性的书写。杨建议通过形把通俗体和象形文字符号联系起来.通过对比三种文体的线条，他成功的关联了这些词语，像‘king’, ‘and’, ‘Egypt’，分离了许多普通体单词群，但是他没有做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然而，并给出正确的词义,正如1818年不列颠业余古物研究家和旅行者William John Bankes(1786-1855)信中总结的那样（图15），借助其他的文体，他能够识别大量的圣书体文字词群。尽管他知道世俗体不仅仅是字母刻印，包含许多意符和语音符号，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洞察力运用到圣书体文字之中。仍旧坚持“象形文字是象征性的，语音符号只在特定环境中使用，而不是广泛应用于声音系统之中”。
1815至1819年Bankes在埃及近东地区旅行，应杨的请求他拓印了许多刻印版本。1815年他在菲莱岛遇到了方尖塔，并带回了英格兰，1821年最终到达（通过拉希德之后）。但是公元前124世纪希腊官方记录的托勒密八世与 Euergertes 二世之间在有关菲莱岛伊希斯神庙免税的通信中，方尖塔是以象形文字形式刻印记载的。

Bankes、杨、英国的收藏家和埃及的代理领事.Henry Salt(1780-1827)认为象形文字和希腊语必须代表同一个文本，以提供另一种双语解读钥匙。正如商博良意识到的那样，它们被误解了，Bankes虽然不能读出单个符号但是支持像希腊语中提到的那样，方尖塔的椭圆形上面应该写上人名托勒密八世和克利欧佩特拉三世，虽然杨已经采纳了这种识别方法但是仍然没有公开发布。1831年，Bankes发行了关于方尖塔的出版物，有些副本上面椭圆形图案旁边，有铅笔书写的名字‘Cleopatra’。短期内方尖塔假设因为双语文本的本质又一次名声噪起。‘罗塞塔’1839年进行安建，两年以后Bankes因陷身审讯被迫逃离英格兰（因在伦敦格林公园和士兵发生性关系）。方尖石塔仍然矗立在Kingston Lacy的广场上，周围环绕着飞燕和香樟树，同时期粗糙的铁器时代山堡Badbury Rings高高耸立在它的上面。图16
  在法国，商博良因对拿破仑的政治同情，被剥夺了格勒诺布尔科学协会的职务，1821年他到巴黎和兄弟一起生活，之后担任Baron Bon –Joseph Dacier(1742-1833)的秘书，同时也长期担任法兰西文学院秘书。1821年他把罗塞塔上面的象形符号数量和希腊文字数量进行了对比，（分别是1419,486），结果表明这种文体不能仅仅由单一的图片来代替每一个单词作为语标，但是他仍然坚信这些符号是形不是声音。
  至此，杨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的字母符号来书写人名托勒密和克利欧佩特拉，并于1819年发布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副刊上。1822年商博良收到了Bankes的方尖塔的拓印副本，并且就像杨在人名托勒密和克利欧佩特拉的发现一样，他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从那些名字中得到了14个字母符号，但是这足够他解读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其他的椭圆形图案，并在前进中扩展字母符号。随后英国人声称商博良的作品太基础，杨的作品和商博良关于方尖塔上人名的理论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商博良关于象形文字超凡的洞察力在当时经常被当作是虚构的事件，或是超人的启示，如下：1822年9月14日，在巴黎rue Mazarine他从阿布辛贝岩石雕刻的拉美西斯二世宫殿和其他地方得到了拓印副本，这些是由一旅行朋友-凯旋门建筑师Jean Nicolas Huyot(1780-1840) 1819年在Bankes聚会上得到手稿后寄给他的（图17）。来自阿布辛贝的椭圆形图案的画纸中有（古埃及字符）符号。商博良可以把最后两个（古埃及字符）符号解读为ss,他的科普特知识使他明白太阳形状的符号（古埃及字符）代表词语太阳，即科普特语re;这样这个名字就可以解读为Re?ses. 这当即暗示皇族相似的人名可以根据希腊历史学家Manehto(公元3世纪)的陈述解读为拉美西斯，借助罗塞塔上面一系列的符号,  可以解读为m,这和希腊语中的‘birthday’相一致,科普特语为houms. 商博良关于椭圆形图案的解读是正确的，尽管他坚信每一个声音符号都代表一个辅音，（把（古埃及字符）解为m），然而随后的一些符号被承认代表多个字母（（古埃及字符）事实上是ms）
另一个椭圆形图案（古埃及字符）上有一只朱鹭，证实这只鸟受惊逃到托特神旁，不是太阳盘。Young猜想这可能是像Touthmosis一样被希腊历史学家保护起来的另一个名字，但是现在商博良能够通过像Thothmes 或者Tuthmes这样的符号来解读符号了。通过这些人名，他意识这种文体包括大部分声音符号，图片符号在内的手写词汇。并发现从法老时期已经被用来书写当地的人名，所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书写埃及语言。根据他侄子Aime Champollion-Figeac的陈述，他当天下午就跑到他哥哥的办公室，大叫“我做到了”，晕倒昏迷了五天。
  1822年9月27日周五，下雨，在巴黎法兰西文学院宣读了商博良著名报告《给M .Dacier 的信》(Letter to M. Dacier)，这浪漫而重要的一年也见证了希腊的独立宣言（从土耳其帝国。Bankes的朋友Lord Byron 在写Don Juan和由Robert Smirke起草的大英博物馆当前建筑计划。《给M .Dacier 的信》被寄给了研究院秘书Bon-Jpseph Dscier，为了与文本完成日期保持一致，官方注明日期9月22日9(图18)，报道中，商博良描述了书写非埃及名字的字母，在结束语部分，他暂时声明语音学符号是早期‘纯象形文字文体’的完整部分。普鲁士自然科学家探险家Alexander von Hunboldt（1769-1859）是听众之一，观读之后，周日Thomas Young的初始反应被记录在写给W.R.Hamilton的信中：
  “我已经找到这里，或者是重新发现。商博良先生为了罗塞塔的拓印文体在这里生活10年，他最近在埃及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说他在英国找到了为他打开大门的钥匙，并且它经常被称作c’est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万事最费力的是第一步】这把锁已经严重生锈，如果他没有从英国找到钥匙，那么一般的臂膀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它…

他们二人之间保持着礼节性的通信，1822年11月23日，商博良请求使用现在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的阿比多斯地区的拉美西斯二世宫殿系列的象形文字拓印。信中他强调对人名拉美西斯二世的解读正如对国王人名清单和Tuthmes的发现一样。随着大众对二人来往信件发行的热情回应，他们之间的友谊转化为竞争。几年后1829年5月10日Young去世。他的纪念仪式设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特别记载了‘他是长久以来洞察埃及象形文字朦胧不清的第一人’的呼声。为了证明早在几年前商博良怀疑埃及文字字母表存在的时候，Young已经发现埃及字母表，Young的信件于1855年发行出版。前言的目的更加明确，特指‘精明无耻的法国人’。

对象形文字刻印的全面认识暗示商博良直到1824年才发行二人的通信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标志着象形文字解码的重要一步，由此带来的名声也帮商博良重塑了在法国官方的政治形象。随后1828年的版本加入了限定符号的描述（图21）：商博良研究现陈列在卢浮宫的圆形生肖，这是由法国工程师1820-1821年期间从丹德拉神庙取得。他指出，这些符号是表明前述词汇分类的图片。即使人们承认商博良比Young更加熟悉他死后发表的原始成果，但是Young仍是象形文字独家解读者：无论解读成功或是失败，虽然商博良发现字母表的部分信息---钥匙---商博良解开了一种全新的书面语言。
1824年商博良和他的哥哥一起到英国旅行，并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这是他唯一一次凝视罗塞塔，与拓印形成了强烈对比。随后他们和Franco-Tuscan科学探险队一起出发到埃及，当他抵达迪哈勒法小镇时，1829年1月1日，他给Decier 信中写到对于各个时期的埃及历史而言‘我们的字母表太棒了’。数个世纪以来，长期存放在这里的作品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读了。他的解读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决心做法老时期的年表，使人类可以追溯更深远的过去，远远超出圣经中教会年历表所认可的。

这段时期也见证了埃及外面埃及人主要的收集的建立，1830年商博良从埃及一回到法国，就被委任卢浮宫馆长，1832年3月4日，中风逝世，可能也有部分的劳累所致。他完成了《古埃及文法》的巨作，并委托哥哥以传承后代。在早期的41年他的逝世也为自身增添了浪漫精神。他的老师de Sacy 在法兰西文学院宣讲了葬礼追悼词，高度赞扬了他对神话人物狮身人面像和新俄狄浦斯的解读（kircher为自己做的声明）。学者John Gardner Wilkinson’s(1797-1875)在写给英国旅行家古物收藏家Robert Hay (1799-1863)的信中，也表示了他在英国引起的震惊：
这是多大的损失----从某些方面讲这是象形文字的终结---比如他们看起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除了他自己，即使是错误的---在相似的研究领域他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商博良葬在了拉雪兹公墓一个简单的方尖塔里，只雕刻了他的名字‘Champollion le jeune’
他哥哥监管他死后的作品出版发行，但是对于许多学者而言，解读仍是一种推测和假设。最迟到1854年东方通兼考古学家Gustavus Seffarth(1796-1885)仍在质疑商博良的作品，并在纽约发表演讲质疑‘象形文字钥匙的发现者’。
在欧洲，埃及学的进展很快通过Karl Richard Lepsius(1810-84)的成果传到了德国，他学习商博良死后颁发的《古埃及文法》，接收，校正，扩展这个系统。1866年4月，跟随到埃及的探险队，Lepsuis在现收藏于埃及博物馆二维图形库里Canopus Decree of Ptolemy III(238BC)拓印的帮助下，在坦尼斯一个石灰岩石碑上发现了三种文体并叙的雕刻。有了这个发现，商博良的假设可以通过有具体的古代识别译文的象形文字文本进行印证，他的解释成了无可置疑的事实。1822年埃及学真正成了国际合作的竞技台，保持着第一个罗塞塔拓本流传下来的精神。

第五部分：解密古埃及
罗塞塔碑收藏在蒙塔古大厦和汤利艺术馆的时期，重塑了欧洲人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努力，上面的世俗体文字要比圣书体完整，是一块非常宏大重要的部分，学者们在努力证实他们没有被它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的假设所误导。法国学者Silver 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取得了世俗体文字的第一个突破，识别了人名托勒密，但是他在个别符号的分析上面是不正确的。1802年瑞典外交家J.H Akerblad(1763-1819)发布了关于世俗体重要特点的见解，包括第三人称代词，并与同时代的科普特语相联系，分离出了普通体词语像‘Egypt’, ‘the temples’, ‘many’, ‘the king’, and ‘Greek’.然而，他关于世俗体的发现并没成功挑战圣书体的错误假设。
汤玛斯•杨 (1773-1829) 和让-弗朗苏瓦•商博良 (1790-1832)，这两个重要人物大大加速了欧洲人关于圣书体文字的解读。让-弗朗苏瓦•商博良出生于1790年12月23日（图13），凯尔西地区菲贾克，他是一个早熟，睿智，富于想象力的学者和语言，从小就对埃及痴迷。例如在开罗协会长期担任秘书、1801年返回法国时曾经被任命为the perfect of Isere（不明白是什么职务）的男爵巴普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 (1768-1830，据说他曾给十岁的孩子讲法国的故事)总是提到以下事件：商博良的哥哥兼终身的良师益友—Jacques-Joseph(1778-1867)曾经得到一份关于罗塞塔发现的导游报告副本，并与同年给格勒诺布尔科学艺术学会提供了一份关于罗塞塔的文章，学会告诉Jean-Francois，如果他真的喜欢圣书体文字，就应该研究学习这种刻印文体，但16岁的商博良给格勒诺布尔科学院提供了一份报告，坚称（现在看到的）古埃及语只是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人在罗塞塔碑上拓印和描述的，产生了各方面的分歧，因此他要求暂停，称关于拓印的准确性的困难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问题，碑文也成为一个潜在的国际竞争领域。
汤玛斯•杨是一个世界级博学多闻的卓越天才，现在人们主要因为他的生理学和光学作品怀念他，他也是电灯泡的先驱（之后由爱迪生完善）（图14）。杨帮Champolloin核查他要求的文章内容，他自己最近因为朋友Sir W Rouse Boughton的一张纸莎草开始对罗塞塔感兴趣，Sir W Rouse Boughton 1814-1818年在南海岸的沃辛忙于研究埃及人的世俗体，到1816年杨已经能够在石碑圣书体部分的椭圆形区域内识别人名托勒密。在世俗体译文的帮助下，他把p, t, ma/m, o, s的正确含义与五种符号相匹配，错误含义与八个符号相匹配。为了使这种解释和古象形文字的表述达到一致，他建议只有像托勒密这样的外国人名才按字母顺序排序，其他的单词象征性的书写。杨建议通过形把通俗体和象形文字符号联系起来.通过对比三种文体的线条，他成功的关联了这些词语，像‘king’, ‘and’, ‘Egypt’，分离了许多普通体单词群，但是他没有做出对它们的解释分析。然而，并给出正确的词义,正如1818年不列颠业余古物研究家和旅行者William John Bankes(1786-1855)信中总结的那样（图15），借助其他的文体，他能够识别大量的圣书体文字词群。尽管他知道世俗体不仅仅是字母刻印，包含许多意符和语音符号，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洞察力运用到圣书体文字之中。仍旧坚持“象形文字是象征性的，语音符号只在特定环境中使用，而不是广泛应用于声音系统之中”。
1815至1819年Bankes在埃及近东地区旅行，应杨的请求他拓印了许多刻印版本。1815年他在菲莱岛遇到了方尖塔，并带回了英格兰，1821年最终到达（通过拉希德之后）。但是公元前124世纪希腊官方记录的托勒密八世与 Euergertes 二世之间在有关菲莱岛伊希斯神庙免税的通信中，方尖塔是以象形文字形式刻印记载的。

00026.jpg (89.86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3:31 上传

Bankes、杨、英国的收藏家和埃及的代理领事.Henry Salt(1780-1827)认为象形文字和希腊语必须代表同一个文本，以提供另一种双语解读钥匙。正如商博良意识到的那样，它们被误解了，Bankes虽然不能读出单个符号但是支持像希腊语中提到的那样，方尖塔的椭圆形上面应该写上人名托勒密八世和克利欧佩特拉三世，虽然杨已经采纳了这种识别方法但是仍然没有公开发布。1831年，Bankes发行了关于方尖塔的出版物，有些副本上面椭圆形图案旁边，有铅笔书写的名字‘Cleopatra’。短期内方尖塔假设因为双语文本的本质又一次名声噪起。‘罗塞塔’1839年进行安建，两年以后Bankes因陷身审讯被迫逃离英格兰（因在伦敦格林公园和士兵发生性关系）。方尖石塔仍然矗立在Kingston Lacy的广场上，周围环绕着飞燕和香樟树，同时期粗糙的铁器时代山堡Badbury Rings高高耸立在它的上面。图16
  在法国，商博良因对拿破仑的政治同情，被剥夺了格勒诺布尔科学协会的职务，1821年他到巴黎和兄弟一起生活，之后担任Baron Bon –Joseph Dacier(1742-1833)的秘书，同时也长期担任法兰西文学院秘书。1821年他把罗塞塔上面的象形符号数量和希腊文字数量进行了对比，（分别是1419,486），结果表明这种文体不能仅仅由单一的图片来代替每一个单词作为语标，但是他仍然坚信这些符号是形不是声音。
  至此，杨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的字母符号来书写人名托勒密和克利欧佩特拉，并于1819年发布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副刊上。1822年商博良收到了Bankes的方尖塔的拓印副本，并且就像杨在人名托勒密和克利欧佩特拉的发现一样，他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从那些名字中得到了14个字母符号，但是这足够他解读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其他的椭圆形图案，并在前进中扩展字母符号。随后英国人声称商博良的作品太基础，杨的作品和商博良关于方尖塔上人名的理论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商博良关于象形文字超凡的洞察力在当时经常被当作是虚构的事件，或是超人的启示，如下：1822年9月14日，在巴黎rue Mazarine他从阿布辛贝岩石雕刻的拉美西斯二世宫殿和其他地方得到了拓印副本，这些是由一旅行朋友-凯旋门建筑师Jean Nicolas Huyot(1780-1840) 1819年在Bankes聚会上得到手稿后寄给他的（图17）。来自阿布辛贝的椭圆形图案的画纸中有（古埃及字符）符号。商博良可以把最后两个（古埃及字符）符号解读为ss,他的科普特知识使他明白太阳形状的符号（古埃及字符）代表词语太阳，即科普特语re;这样这个名字就可以解读为Re?ses. 这当即暗示皇族相似的人名可以根据希腊历史学家Manehto(公元3世纪)的陈述解读为拉美西斯，借助罗塞塔上面一系列的符号,  可以解读为m,这和希腊语中的‘birthday’相一致,科普特语为houms. 商博良关于椭圆形图案的解读是正确的，尽管他坚信每一个声音符号都代表一个辅音，（把（古埃及字符）解为m），然而随后的一些符号被承认代表多个字母（（古埃及字符）事实上是ms）
另一个椭圆形图案（古埃及字符）上有一只朱鹭，证实这只鸟受惊逃到托特神旁，不是太阳盘。Young猜想这可能是像Touthmosis一样被希腊历史学家保护起来的另一个名字，但是现在商博良能够通过像Thothmes 或者Tuthmes这样的符号来解读符号了。通过这些人名，他意识这种文体包括大部分声音符号，图片符号在内的手写词汇。并发现从法老时期已经被用来书写当地的人名，所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书写埃及语言。根据他侄子Aime Champollion-Figeac的陈述，他当天下午就跑到他哥哥的办公室，大叫“我做到了”，晕倒昏迷了五天。
  1822年9月27日周五，下雨，在巴黎法兰西文学院宣读了商博良著名报告《给M .Dacier 的信》(Letter to M. Dacier)，这浪漫而重要的一年也见证了希腊的独立宣言（从土耳其帝国。Bankes的朋友Lord Byron 在写Don Juan和由Robert Smirke起草的大英博物馆当前建筑计划。《给M .Dacier 的信》被寄给了研究院秘书Bon-Jpseph Dscier，为了与文本完成日期保持一致，官方注明日期9月22日9(图18)，报道中，商博良描述了书写非埃及名字的字母，在结束语部分，他暂时声明语音学符号是早期‘纯象形文字文体’的完整部分。普鲁士自然科学家探险家Alexander von Hunboldt（1769-1859）是听众之一，观读之后，周日Thomas Young的初始反应被记录在写给W.R.Hamilton的信中：
  “我已经找到这里，或者是重新发现。商博良先生为了罗塞塔的拓印文体在这里生活10年，他最近在埃及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说他在英国找到了为他打开大门的钥匙，并且它经常被称作c’est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万事最费力的是第一步】这把锁已经严重生锈，如果他没有从英国找到钥匙，那么一般的臂膀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它…

00025.jpg (108.51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3:30 上传

他们二人之间保持着礼节性的通信，1822年11月23日，商博良请求使用现在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的阿比多斯地区的拉美西斯二世宫殿系列的象形文字拓印。信中他强调对人名拉美西斯二世的解读正如对国王人名清单和Tuthmes的发现一样。随着大众对二人来往信件发行的热情回应，他们之间的友谊转化为竞争。几年后1829年5月10日Young去世。他的纪念仪式设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特别记载了‘他是长久以来洞察埃及象形文字朦胧不清的第一人’的呼声。为了证明早在几年前商博良怀疑埃及文字字母表存在的时候，Young已经发现埃及字母表，Young的信件于1855年发行出版。前言的目的更加明确，特指‘精明无耻的法国人’。

对象形文字刻印的全面认识暗示商博良直到1824年才发行二人的通信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标志着象形文字解码的重要一步，由此带来的名声也帮商博良重塑了在法国官方的政治形象。随后1828年的版本加入了限定符号的描述（图21）：商博良研究现陈列在卢浮宫的圆形生肖，这是由法国工程师1820-1821年期间从丹德拉神庙取得。他指出，这些符号是表明前述词汇分类的图片。即使人们承认商博良比Young更加熟悉他死后发表的原始成果，但是Young仍是象形文字独家解读者：无论解读成功或是失败，虽然商博良发现字母表的部分信息---钥匙---商博良解开了一种全新的书面语言。
1824年商博良和他的哥哥一起到英国旅行，并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这是他唯一一次凝视罗塞塔，与拓印形成了强烈对比。随后他们和Franco-Tuscan科学探险队一起出发到埃及，当他抵达迪哈勒法小镇时，1829年1月1日，他给Decier 信中写到对于各个时期的埃及历史而言‘我们的字母表太棒了’。数个世纪以来，长期存放在这里的作品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读了。他的解读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决心做法老时期的年表，使人类可以追溯更深远的过去，远远超出圣经中教会年历表所认可的。

028.JPG (100.38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3:34 上传

这段时期也见证了埃及外面埃及人主要的收集的建立，1830年商博良从埃及一回到法国，就被委任卢浮宫馆长，1832年3月4日，中风逝世，可能也有部分的劳累所致。他完成了《古埃及文法》的巨作，并委托哥哥以传承后代。在早期的41年他的逝世也为自身增添了浪漫精神。他的老师de Sacy 在法兰西文学院宣讲了葬礼追悼词，高度赞扬了他对神话人物狮身人面像和新俄狄浦斯的解读（kircher为自己做的声明）。学者John Gardner Wilkinson’s(1797-1875)在写给英国旅行家古物收藏家Robert Hay (1799-1863)的信中，也表示了他在英国引起的震惊：
这是多大的损失----从某些方面讲这是象形文字的终结---比如他们看起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除了他自己，即使是错误的---在相似的研究领域他也有存在的必要性。

商博良葬在了拉雪兹公墓一个简单的方尖塔里，只雕刻了他的名字‘Champollion le jeune’
他哥哥监管他死后的作品出版发行，但是对于许多学者而言，解读仍是一种推测和假设。最迟到1854年东方通兼考古学家Gustavus Seffarth(1796-1885)仍在质疑商博良的作品，并在纽约发表演讲质疑‘象形文字钥匙的发现者’。
在欧洲，埃及学的进展很快通过Karl Richard Lepsius(1810-84)的成果传到了德国，他学习商博良死后颁发的《古埃及文法》，接收，校正，扩展这个系统。1866年4月，跟随到埃及的探险队，Lepsuis在现收藏于埃及博物馆二维图形库里Canopus Decree of Ptolemy III(238BC)拓印的帮助下，在坦尼斯一个石灰岩石碑上发现了三种文体并叙的雕刻。有了这个发现，商博良的假设可以通过有具体的古代识别译文的象形文字文本进行印证，他的解释成了无可置疑的事实。1822年埃及学真正成了国际合作的竞技台，保持着第一个罗塞塔拓本流传下来的精神。

第六部分：现代意义解读
罗塞塔碑是世界闻名的石刻，但是考虑到它与祭司和神权关联的性质，现在基本是由专家研究。从罗塞塔被再次发现开始，它已经成为敌对国家和世界遗产争论的对象。由冲突战利品演化为跨文化研究.它开启了3000的成文历史，彰显了大量人类迄今为止无法了解的世界文学，人类生活记录，以及那些可能永远消失的追求。用英语短语解释为‘开启人类先前无法做到的理解的钥匙’（牛津词典），还可以继续把他们用到翻译，航天任务等，比如2004年3月欧洲航天局探测器的发射，通过调查彗星的起源和构成，来研究46亿年前太阳系的生成秘密。
对罗塞塔的痴迷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构成，而是在书写历史中它的重要性概念,特别是它具有视觉艺术或者埃及狂热症的特点，最宏大的复制品就是1919年Josph Kossuth负责的商博良博物馆以‘Ex-Libris J-F Champollion(figeac)’命名的纪念人行道。然而，罗塞塔最重要的视觉宣传途径就是无数的博物馆纪念品，例如，鼠标垫，T恤，压纸器，以及各种尺寸的复制品。数十年以来，它也是大英博物馆制作的最畅销的明信片。然而，它的重要性过于概念化，许多知道它的重要性的参观者在到达它存放的艺术馆之前，很难对他的尺寸和外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罗塞塔碑收藏品是大英博物馆中最受欢迎的手工制品，也因此从未离开博物馆，二战时期担心炮弹的轰炸将其转移（到废弃的地铁隧道之中）。另外，1972年为了《Lettres a M Dacier》150周年纪念日，博物馆管理员同意将其转移到巴黎（首次拒绝后），在商博良自己的博物馆卢浮宫内的Henri IV艺术馆参展一个月。这一次关于解读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因为大英博物馆偶然收到法国参观者的抱怨----长期展示的商博良的画像比Young的小，然而陪审员从英国参观者得到的信息---Young的比商博良的小，事实上，它们的大小一样。
对罗塞塔的痴迷直接影响了它的陈列和外观：摆放在倾斜的面板上面，经常可以看到黑白相间的表明，好像印刷好的文本，这是因为白漆作为填充，2个世纪以来，表面的蜡吸收了来自伦敦大气层的灰尘，遮盖了它原来的颜色。大量的黑色是参观者触摸时手指油渍的积累所致，如此之多以至于19世纪中期它被称为‘黑陶器’。1999年从底部取下一个小样品来分析，结果显示它是良好的中型细粒石英，富含岩石包括长石，角闪石和云母。随后，它被完好的保存起来，以彰显它灰色花岗闪长岩与粉红色纹理相间闪闪发光的外观。为了使罗塞塔继续供参观者参观，这项保护工作在艺术馆展开。大英博物馆的保护部门的Eric Miller带队清理了两周，使用肥皂氨搽剂（樟脑，油酸，迷迭香油和氢氧化钾混合物）和无酸草药。
每晚都涂擦，持续一夜，第二天早晨博物馆开放之前，取走草药，用纱布蘸取肥皂氨搽剂，石油溶剂油，丙酮和去离子水擦拭。除了20世纪80年代被最后触碰的近代白色填充外，不会擦掉早期的颜料或是19世纪中期的痕迹。
开展这些工作是为了庆祝发现罗塞塔200周年纪念日，1999年7月10号-2000年1月16日，将在大英博物馆公开展览，这是由阿拉伯共和国埃及大使HE Adel el-Gazzar面向大英帝国举办的。他热切谈论埃及和具有先进现代埃及古物学的国家间的合作。这些国家有自己的文字研究历史，罗塞塔也是一个象征。自从古物遗失以来，保护中的罗塞塔第一次矗立在原来的位置，还原了它作为古埃及神庙石柱的原貌，不再是文本中抽象的一部分，（图22）。他完美地伫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如古典学家MB所评论的“这种石头本身，以及由它所解读出来的东西，已经成为博物馆，博物馆文化和那种文化所表现出的过往的护身符”。这块石碑就像开启被历史隐藏的世界之门的神秘钥匙”。透过博物馆，历史世界已经变的无国界，不再遥不可及。但我们对过往的认知就像对这块石碑一样支离破碎。这块石碑是如此的被人熟知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把它作为这个国家文化的缩影。在这个文本式样的殖民主义里，古代世界被卷入了一个石头密码破译机器，并被破译成人们所熟知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就像圣书体文字曾被认为是人们思想的形象化，所以人们就把那些符号设想成为一段丢失的事实的简单写照。然而，古文绝不只是人们窥探过往的窗口:在古埃及，文学是非常受限的，所有文章都是精英作品。正是因为这样，它所展现出只是一种代表少数人的特殊的世界观，并且仅仅描述了他们世界里的某些方面。带有体现等级观念的三种不同文体的文字和语言的罗塞塔石碑展现了文字记录的一种方式，也同样成为了破译这些文字的关键。它提醒我们，那些在文章中被遗漏的部分只能由考古学家和对比研究去补充完整。当然，追溯石碑上的符号形状简单，探究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思想和生命的变迁就难得多了，而且那个世界只能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来感知。这样一来，罗塞塔石碑就时刻提醒着人们，解密过去是一个需要持续的国际化的过程。每一次的阅读都可以看作是对过往的重塑和重读。从它被创作的那一刻起，罗塞塔石碑就被视为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一件工艺品。然而，它也是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去交流和解读彼此的能力的象征。尽管破碎并有少许的磨损，罗塞塔石碑仍然是人们不朽的理解力的象征。

附件为以上各楼译文对应原文，共5部分。

第六部分：现代意义解读
罗塞塔碑是世界闻名的石刻，但是考虑到它与祭司和神权关联的性质，现在基本是由专家研究。从罗塞塔被再次发现开始，它已经成为敌对国家和世界遗产争论的对象。由冲突战利品演化为跨文化研究.它开启了3000的成文历史，彰显了大量人类迄今为止无法了解的世界文学，人类生活记录，以及那些可能永远消失的追求。用英语短语解释为‘开启人类先前无法做到的理解的钥匙’（牛津词典），还可以继续把他们用到翻译，航天任务等，比如2004年3月欧洲航天局探测器的发射，通过调查彗星的起源和构成，来研究46亿年前太阳系的生成秘密。
对罗塞塔的痴迷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构成，而是在书写历史中它的重要性概念,特别是它具有视觉艺术或者埃及狂热症的特点，最宏大的复制品就是1919年Josph Kossuth负责的商博良博物馆以‘Ex-Libris J-F Champollion(figeac)’命名的纪念人行道。然而，罗塞塔最重要的视觉宣传途径就是无数的博物馆纪念品，例如，鼠标垫，T恤，压纸器，以及各种尺寸的复制品。数十年以来，它也是大英博物馆制作的最畅销的明信片。然而，它的重要性过于概念化，许多知道它的重要性的参观者在到达它存放的艺术馆之前，很难对他的尺寸和外观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罗塞塔碑收藏品是大英博物馆中最受欢迎的手工制品，也因此从未离开博物馆，二战时期担心炮弹的轰炸将其转移（到废弃的地铁隧道之中）。另外，1972年为了《Lettres a M Dacier》150周年纪念日，博物馆管理员同意将其转移到巴黎（首次拒绝后），在商博良自己的博物馆卢浮宫内的Henri IV艺术馆参展一个月。这一次关于解读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因为大英博物馆偶然收到法国参观者的抱怨----长期展示的商博良的画像比Young的小，然而陪审员从英国参观者得到的信息---Young的比商博良的小，事实上，它们的大小一样。
对罗塞塔的痴迷直接影响了它的陈列和外观：摆放在倾斜的面板上面，经常可以看到黑白相间的表明，好像印刷好的文本，这是因为白漆作为填充，2个世纪以来，表面的蜡吸收了来自伦敦大气层的灰尘，遮盖了它原来的颜色。大量的黑色是参观者触摸时手指油渍的积累所致，如此之多以至于19世纪中期它被称为‘黑陶器’。1999年从底部取下一个小样品来分析，结果显示它是良好的中型细粒石英，富含岩石包括长石，角闪石和云母。随后，它被完好的保存起来，以彰显它灰色花岗闪长岩与粉红色纹理相间闪闪发光的外观。为了使罗塞塔继续供参观者参观，这项保护工作在艺术馆展开。大英博物馆的保护部门的Eric Miller带队清理了两周，使用肥皂氨搽剂（樟脑，油酸，迷迭香油和氢氧化钾混合物）和无酸草药。
每晚都涂擦，持续一夜，第二天早晨博物馆开放之前，取走草药，用纱布蘸取肥皂氨搽剂，石油溶剂油，丙酮和去离子水擦拭。除了20世纪80年代被最后触碰的近代白色填充外，不会擦掉早期的颜料或是19世纪中期的痕迹。
开展这些工作是为了庆祝发现罗塞塔200周年纪念日，1999年7月10号-2000年1月16日，将在大英博物馆公开展览，这是由阿拉伯共和国埃及大使HE Adel el-Gazzar面向大英帝国举办的。他热切谈论埃及和具有先进现代埃及古物学的国家间的合作。这些国家有自己的文字研究历史，罗塞塔也是一个象征。自从古物遗失以来，保护中的罗塞塔第一次矗立在原来的位置，还原了它作为古埃及神庙石柱的原貌，不再是文本中抽象的一部分，（图22）。他完美地伫立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如古典学家MB所评论的“这种石头本身，以及由它所解读出来的东西，已经成为博物馆，博物馆文化和那种文化所表现出的过往的护身符”。这块石碑就像开启被历史隐藏的世界之门的神秘钥匙”。透过博物馆，历史世界已经变的无国界，不再遥不可及。但我们对过往的认知就像对这块石碑一样支离破碎。这块石碑是如此的被人熟知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把它作为这个国家文化的缩影。在这个文本式样的殖民主义里，古代世界被卷入了一个石头密码破译机器，并被破译成人们所熟知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就像圣书体文字曾被认为是人们思想的形象化，所以人们就把那些符号设想成为一段丢失的事实的简单写照。然而，古文绝不只是人们窥探过往的窗口:在古埃及，文学是非常受限的，所有文章都是精英作品。正是因为这样，它所展现出只是一种代表少数人的特殊的世界观，并且仅仅描述了他们世界里的某些方面。带有体现等级观念的三种不同文体的文字和语言的罗塞塔石碑展现了文字记录的一种方式，也同样成为了破译这些文字的关键。它提醒我们，那些在文章中被遗漏的部分只能由考古学家和对比研究去补充完整。当然，追溯石碑上的符号形状简单，探究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思想和生命的变迁就难得多了，而且那个世界只能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来感知。这样一来，罗塞塔石碑就时刻提醒着人们，解密过去是一个需要持续的国际化的过程。每一次的阅读都可以看作是对过往的重塑和重读。从它被创作的那一刻起，罗塞塔石碑就被视为是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一件工艺品。然而，它也是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去交流和解读彼此的能力的象征。尽管破碎并有少许的磨损，罗塞塔石碑仍然是人们不朽的理解力的象征。

附件为以上各楼译文对应原文，共5部分。

此书末尾所附的参考资料。

此书末尾所附的参考资料。

以下为本人参考国内相关资料的陈述。

自商博良1822年成功解读罗塞塔石碑开始，古埃及文字解读又发展了近200年。参与古埃及文字研究的，有法、德、英等西方国家，也有日本和中国。其中日本人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埃及学，大量投入资金，在埃及至少有6个常年的考古点，发表了大量反映研究成果的论文，以致于西方人也开始重视日本人的研究，但日文比较难懂，西方一些专家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资料，或者自己去学日文。即然日本人早就参与进去了，因此埃及学不能说是西方在搞一言堂了。再比如德国，研究埃及学的专家更是星火相传：先是布鲁格施在19世纪出版了《圣书体文字及世俗体文字词典》，后有埃尔曼编写《威斯特卡纸草的语言：对古埃及语法研究的尝试》，书中利用埃及语规则对喜克索斯王朝的威斯特卡纸草全部整篇文献进行了拉丁化转写、德文翻译、语法分析、注释评论以及术语列表，并于1926年组织编纂的《埃及语词典》，是收录词条总数最多的（超过了万条）的、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埃及语词典。从1926年《埃及语词典》问世，到1990-1991年申克尔《图宾根古典埃及语言与文字学导论》和《古代埃及语言学导论》的出版，以及《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及其演变》、《古埃及圣书体教学与圣书体形体的真实性》、《古埃及文字具有怎样的图像性》等论著，德国专家前仆后继，对古埃及的文字进行的系统而深人的剖析和研讨。1970年代，荣格博士《中埃及语的动词研究》、《中埃及语的文学语言句法研究》，系研究古典埃及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埃及学界影响甚大。还有《中埃及语中的强调与句意》、《新埃及语语法导论》、《副词短语和强调形式名词从句与否定一个相对的解释》等，又有普罗斯基对古埃及语的研究，常常被埃及学界奉为“ 标准理论”。1976年他首次提出了古埃及语中的名词性短语、副词短语、动词短语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古埃及语中一些动词应被看作一个动词谓语向一个名词短语，或者一个副词短语的结构的过渡或者转变来分析。如此一来，这些动词的谓语功能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转换成名称性的同时，它们也就失去了自身作为谓语的功能。
以上都证明了古埃及语的研究是一个发展和渐进的过程。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在埃及神庙广泛遗存，例如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尔大神庙、得尔拜赫里神庙、纳穆提斯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庙、拉美西斯三世庙、底比斯卢克索神庙等等，这些神庙至今仍然矗立。有人说“古埃及圣书体字母规则就是图形和字母对应”，又说“连读音都破译了”，这根本是个误解。
圣书体中有三种字符：意符、音符、定符。而同一字在不同场合往往既可以表意，又可以表音。
意符是表意字，例如一个圆中间一点表示太阳，一个未封闭的方框表示房屋，一个横的椭圆表示人嘴等。意符往往要在字词下方加短竖，表明其在此为表意的作用。而阴性名词除了加短竖以外，还要再加一个半圆符号。
音符表音，表示辅音骨架，分为单辅音结构、双辅音结构、三辅音结构。今天人们已无从获知古埃及音符的具体发音，而只是呈现一种模拟的规则形式，真正的发音是没法还原的。
定符相当于汉字形声字中的形符，例如古埃及“攀登”一词，其末尾的定符是一个人的双腿，表明这个词是与行动有关。
另外，书写顺序上，有明显前后方向感的字符通常朝向文字的起始端，例如人或动物的字符，上下左右尽量对称。
还有，古埃及语光是复数的构成就存在较复杂的规则，德国埃及学专家埃尔曼为此专门出版了《埃及语的复数构成》—书。
其他的语法规则还有很多，这里实在难以一一细说了。顺带一提的是：在古埃及文包括圣书体文字被破译之前，许多人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了巨大的秘密，充满了对宝藏、玄奇和探险的猜想，因此参与研究的大有人在。但当古埃及文字真正被揭开面纱的时候，这些人才发现其实就是一种文字，也没有多么神秘，所以大批人员离开了埃及语言学研究领域，使这一学科一度成为冷门。

以下为本人参考国内相关资料的陈述。

自商博良1822年成功解读罗塞塔石碑开始，古埃及文字解读又发展了近200年。参与古埃及文字研究的，有法、德、英等西方国家，也有日本和中国。其中日本人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埃及学，大量投入资金，在埃及至少有6个常年的考古点，发表了大量反映研究成果的论文，以致于西方人也开始重视日本人的研究，但日文比较难懂，西方一些专家不得不找人翻译日文资料，或者自己去学日文。即然日本人早就参与进去了，因此埃及学不能说是西方在搞一言堂了。再比如德国，研究埃及学的专家更是星火相传：先是布鲁格施在19世纪出版了《圣书体文字及世俗体文字词典》，后有埃尔曼编写《威斯特卡纸草的语言：对古埃及语法研究的尝试》，书中利用埃及语规则对喜克索斯王朝的威斯特卡纸草全部整篇文献进行了拉丁化转写、德文翻译、语法分析、注释评论以及术语列表，并于1926年组织编纂的《埃及语词典》，是收录词条总数最多的（超过了万条）的、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埃及语词典。从1926年《埃及语词典》问世，到1990-1991年申克尔《图宾根古典埃及语言与文字学导论》和《古代埃及语言学导论》的出版，以及《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及其演变》、《古埃及圣书体教学与圣书体形体的真实性》、《古埃及文字具有怎样的图像性》等论著，德国专家前仆后继，对古埃及的文字进行的系统而深人的剖析和研讨。1970年代，荣格博士《中埃及语的动词研究》、《中埃及语的文学语言句法研究》，系研究古典埃及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埃及学界影响甚大。还有《中埃及语中的强调与句意》、《新埃及语语法导论》、《副词短语和强调形式名词从句与否定一个相对的解释》等，又有普罗斯基对古埃及语的研究，常常被埃及学界奉为“ 标准理论”。1976年他首次提出了古埃及语中的名词性短语、副词短语、动词短语等一系列概念，认为古埃及语中一些动词应被看作一个动词谓语向一个名词短语，或者一个副词短语的结构的过渡或者转变来分析。如此一来，这些动词的谓语功能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转换成名称性的同时，它们也就失去了自身作为谓语的功能。
以上都证明了古埃及语的研究是一个发展和渐进的过程。
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在埃及神庙广泛遗存，例如卡纳克神庙、阿布辛贝尔大神庙、得尔拜赫里神庙、纳穆提斯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庙、拉美西斯三世庙、底比斯卢克索神庙等等，这些神庙至今仍然矗立。有人说“古埃及圣书体字母规则就是图形和字母对应”，又说“连读音都破译了”，这根本是个误解。
圣书体中有三种字符：意符、音符、定符。而同一字在不同场合往往既可以表意，又可以表音。
意符是表意字，例如一个圆中间一点表示太阳，一个未封闭的方框表示房屋，一个横的椭圆表示人嘴等。意符往往要在字词下方加短竖，表明其在此为表意的作用。而阴性名词除了加短竖以外，还要再加一个半圆符号。
音符表音，表示辅音骨架，分为单辅音结构、双辅音结构、三辅音结构。今天人们已无从获知古埃及音符的具体发音，而只是呈现一种模拟的规则形式，真正的发音是没法还原的。
定符相当于汉字形声字中的形符，例如古埃及“攀登”一词，其末尾的定符是一个人的双腿，表明这个词是与行动有关。
另外，书写顺序上，有明显前后方向感的字符通常朝向文字的起始端，例如人或动物的字符，上下左右尽量对称。
还有，古埃及语光是复数的构成就存在较复杂的规则，德国埃及学专家埃尔曼为此专门出版了《埃及语的复数构成》—书。
其他的语法规则还有很多，这里实在难以一一细说了。顺带一提的是：在古埃及文包括圣书体文字被破译之前，许多人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了巨大的秘密，充满了对宝藏、玄奇和探险的猜想，因此参与研究的大有人在。但当古埃及文字真正被揭开面纱的时候，这些人才发现其实就是一种文字，也没有多么神秘，所以大批人员离开了埃及语言学研究领域，使这一学科一度成为冷门。

近年的类似发现：
1、赫拉克利翁古城水下考古发现的石碑，碑上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古希腊文。
报道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3-07/04/c_124953500.htm
资料地址：http://portalemisteri.altervista ... gizia-di-heracleion
2、1906年中国清末大臣端方从埃及购回包含有圣书体、世俗体或希腊文的石碑，2006年北大历史系教授、埃及学专家颜海英教授成功释读部分碑文。

3、托勒密八世所立石碑，上面歌颂他的统治和尊崇、贡献给埃及神祇，碑文以古希腊文和埃及圣书体分别书写。
引用地址：http://library.kiwix.org/wikiped ... 85%AB%E4%B8%96.html

（全文完）

近年的类似发现：
1、赫拉克利翁古城水下考古发现的石碑，碑上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古希腊文。
报道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3-07/04/c_124953500.htm
资料地址：http://portalemisteri.altervista ... gizia-di-heracleion
2、1906年中国清末大臣端方从埃及购回包含有圣书体、世俗体或希腊文的石碑，2006年北大历史系教授、埃及学专家颜海英教授成功释读部分碑文。

pic2.jpg (207.37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1:43 上传

3、托勒密八世所立石碑，上面歌颂他的统治和尊崇、贡献给埃及神祇，碑文以古希腊文和埃及圣书体分别书写。
引用地址：http://library.kiwix.org/wikiped ... 85%AB%E4%B8%96.html

t8.jpg (57.54 KB, 下载次数: 1)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8 01:08 上传

（全文完）

楼主终于编辑完了，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真就可惜了。比较类似的就是清帝国时代那些以汉满蒙三种语言写就的碑文文书

2、1906年中国清末大臣端方从埃及购回包含有圣书体、世俗体或希腊文的石碑，2006年北大历史系教授、埃及学专家颜海英教授成功释读部分碑文。

==材质疑为现代水泥。释读疑为诈骗。

如有争议，可公开进行技术检测，假如有这么肥的胆！

OCRA 发表于 2015-11-8 18:40
楼主终于编辑完了，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真就可惜了。比较类似的就是清帝国时代那些以汉满蒙三种语言写就的碑 ...

谢兄台的持续关注，正如您所说过的，国内从事埃及学研究的人寥寥无几，估计全国加一起可能也不到百人。本人也是外行，不具备释读这些古文字的能力，只不过愿意探究一下来龙去脉而已。原本以为翻译全书可以应付，但到了后来，还是累了烦了，不通畅之处笔笔皆是，现在也懒得改了，匆匆收尾吧。清朝汉满蒙三种文字的碑文确实类似，只要是一个中央政府所发的，面对不同民族受众，内容基本一样。但有个发现于蒙古的《阙特勤碑》却是另类，碑上有中文和突厥两种文字，是来自两个主体所写，一个是大唐，一个是突厥，二者想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样。唐玄宗主要是追述唐与突厥的友好关系，然后强调双方自玄宗朝确定父子关系后，即呈现了新的和平。而突厥是以毗伽可汗的口气写的，表达了突厥王的威势和对汉人的戒备，以及对亡弟的追思。一个是两国写的两文字碑，一个是一国写的多文字碑，有所不同。主楼的文章中，英法破译人员也是经过考据，才确定出三种文字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dddd_dh_2008 发表于 2015-11-8 21:08
==材质疑为现代水泥。释读疑为诈骗。

如有争议，可公开进行技术检测，假如有这么肥的胆！ { ...
颜博士的论文中，对石碑第一行的铭文转写[A][1]nsw-biti④，其中的注解④为P.Wilson,A Ptolemaic Lexikon:A Lexicographical Study of the Texts in the Temple of Edfu,Peters,1997,p544，翻译过来是：P.威尔逊所著《托勒密词典》：伊德夫神庙文字词典编纂研究，1997年版，第544页。此书的成书时间是1997年吗？有可能，但不一定，因为也有可能是1997年再版。那么初始成书时间是在1905年之前还是之后？查阅资料，未获此书明确初始著作时间，但是得知此著作是解读埃及晚期词汇的重要参考文献，是基于费尔曼创建的语库所写。而费尔曼直到1974年还在出书，书名为《荷鲁斯的胜利》，链接http://www.amazon.com/Triumph-Horus-H-W-Fairman/dp/0713419830。
假定费尔曼80岁才出《荷鲁斯的胜利》（高于80岁再写出如此大部头作品不合常理），则他在1905年仅11岁，无法著作古埃及语词库，而威尔逊的《托勒密词典》是参考费尔曼的词库所著，则《托勒密词典》的成书时间必然在1905年以后，颜博士参考这本1905年后的著作，解读了1905年端方石碑上的文字，而此石碑的文字之前从未见诸发表。
与《托勒密词典》（1997年版）的信息还有一条，就是作者偶尔参考比Chassinat著作更早的伊德夫神庙古籍。Chassinat之前的古籍年代虽然可以到达1905年，但是对于《托勒密词典》（1997年版）的成书时间没有影响。因为判断其成书时间，要以最晚发表的参考资料为准。
以上说明：如果谁伪造此石碑，必然要通晓威尔逊的《托勒密词典》的内容，而《托勒密词典》（1997年版）为1905年后所著，则伪造石碑者必须未卜先知。
结论：个人认为该石碑文字应该无法伪造。

请鼓起勇气，请壮起贼胆，大胆前来检测，数十家单位将热情欢迎你们，骗子！

说实话每次看到西方考古的这些文物，都赞叹其精美和保存的品相完好，对比中国，比如到过西安碑林的，看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石碑刻的风化漫漶，都有点自愧不如，人家可是两千年前的啊。

秋风原发表于 2015-11-9 12:41
说实话每次看到西方考古的这些文物，都赞叹其精美和保存的品相完好，对比中国，比如到过西安碑林的，看一千 ...
罗塞塔碑也是残体吧，基本上就是下面的一半

OCRA 发表于 2015-11-9 14:34
罗塞塔碑也是残体吧，基本上就是下面的一半
差好多啊，极个别的之外，大部分都有风化模糊的地方出现。比这个差多了，不知道是不是石材的原因。

秋风原发表于 2015-11-9 12:41
说实话每次看到西方考古的这些文物，都赞叹其精美和保存的品相完好，对比中国，比如到过西安碑林的，看一千 ...

中国也有保存很好的石碑，例如孔庙汉碑里就有保存相对较好的。
其他保存不错的汉碑：
http://news.sohu.com/20140502/n399073891.s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ThaMHCurSPum9uupSLK

西方也有保存较差的石碑，例如11楼的托勒密八世碑。

秋风原发表于 2015-11-9 12:41
说实话每次看到西方考古的这些文物，都赞叹其精美和保存的品相完好，对比中国，比如到过西安碑林的，看一千 ...

中国也有保存很好的石碑，例如孔庙汉碑里就有保存相对较好的。
其他保存不错的汉碑：
http://news.sohu.com/20140502/n399073891.s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ThaMHCurSPum9uupSLK

0068.jpg (125.14 KB, 下载次数: 0)

下载附件保存到相册

2015-11-11 09:29 上传

西方也有保存较差的石碑，例如11楼的托勒密八世碑。

yewudongzhuo 发表于 2015-11-11 09:29
中国也有保存很好的石碑，例如孔庙汉碑里就有保存相对较好的。
其他保存不错的汉碑：
http://news.so ...
这个比罗塞塔，好像差多了。汉碑比罗塞塔刻痕要深多了，浅一些的汉碑，到现在很模糊的。

这个比罗塞塔，好像差多了。汉碑比罗塞塔刻痕要深多了，浅一些的汉碑，到现在很模糊的。
你看孔庙的汉碑，那也是不错的。再看三楼的克诺珀斯碑、11楼的托勒密八世碑，状况也不怎么样。罗塞塔碑那是残碑，上半部掉了，其材质和入土埋藏的环境，使其呈现出现在的样貌。总之这样生硬地比较没有意义，两边的保存环境、材质因素、人为影响等都不一样，且无法用数据量化，得不到什么结论。

yewudongzhuo 发表于 2015-11-11 10:52
你看孔庙的汉碑，那也是不错的。再看三楼的克诺珀斯碑、11楼的托勒密八世碑，状况也不怎么样。罗塞塔碑那 ...
四楼的两个碑，差不多就是区别吧，罗塞塔就像是新的一样。当然，从这个上当然得不出什么结论。

四楼的两个碑，差不多就是区别吧，罗塞塔就像是新的一样。当然，从这个上当然得不出什么结论。

对，刚才楼上提到的克诺珀斯碑就是四楼的，更正一下不是三楼，材料看上去与罗塞塔碑明显不同。四楼的罗塞塔碑是复原效果图，不是文物原图，原图见一楼。

中国也有保存很好的石碑，例如孔庙汉碑里就有保存相对较好的。
其他保存不错的汉碑：
http://news.so ...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201508/120091.html
国外考古：尼罗河三角洲发现古埃及石碑让人大吃一惊
2015-08-25 12:19:34 科技讯
【科技讯】8月25日消息，古埃及是一个充满了神秘的国度，它古老的文化让人感到敬畏，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为了解开这段神秘的历史在进行这对古埃及的不断探索，尼罗河三角洲三块儿石碑的发现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

一个由德国和埃及考古学家组成的考古队在尼罗河三角洲发掘出一个二千二百多年前、刻有三种书面文字碑文的古埃及石碑。德国波茨坦大学的首席古埃及学者克里斯汀·泰兹表示，这块石碑非常不同寻常，堪称是120年来埃及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块灰色的花岗岩石碑，高99厘米、宽84厘米，是德国考古队在Bubastis城市废墟上偶然发现的。Bubastis曾是古代埃及的一个重要的宗教、政治中心，在今天开罗市的西北90公里处。
　　该石碑出自皇室，上面有三种文字：古希腊文、通俗文字和象形文字，其中提及了国王托勒密三世尤尔盖特斯以及公元前238年发生的事情。
　　泰兹说：“这块石碑非常重要，因为它特别提到了古代埃及的历法改革，而这一改革直到250多年后才在凯撒的统治下真正执行。”
　　碑文共包括67行希腊文字、24行通俗文字，以及用象形文字描绘的历法改革与对托勒密三世的赞美，歌颂国王从叙利亚、腓尼基和塞蒲路斯进口粮食减轻了古代埃及的饥荒。
　 Bubastis是公元前八世纪古代埃及的首都，德国考古队的挖掘地是一座古代庙宇，后来可能被地震所破坏。

楼主辛苦了，国内学术界现在浮躁和功利，国人多不喜读书和静心思考，希望此文能在超大改变风气。

楼主辛苦了，国内学术界现在浮躁和功利，国人多不喜读书和静心思考，希望此文能在超大改变风气。
感谢您的支持，在下能力有限，愿尽本份。

秋风原发表于 2015-11-11 11:39
四楼的两个碑，差不多就是区别吧，罗塞塔就像是新的一样。当然，从这个上当然得不出什么结论。

罗塞塔碑现在这个样子是大英博物馆清理过的好不？断成这样还像新的、

OCRA 发表于 2015-11-15 10:41
罗塞塔碑现在这个样子是大英博物馆清理过的好不？断成这样还像新的、
只能说，咱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清理，和英国还有差距。

秋风原发表于 2015-11-15 11:27
只能说，咱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清理，和英国还有差距。
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的事情，再说埃及的气候确实比中国这样的季风区适合保存文物尤其是有机物。

琉西泰尼亚发表于 2015-11-15 12:21
有时候就是机缘巧合的事情，再说埃及的气候确实比中国这样的季风区适合保存文物尤其是有机物。
不错，气候、地形、保存环境，甚至人为因素都对文物的遗存状态有影响。看过一篇文章，同样在一座洞窟里的死海古卷，放在坛子里的，就要比放在坛子外的保存得好。

dddd_dh_2008 发表于 2015-11-8 21:22
请鼓起勇气，请壮起贼胆，大胆前来检测，数十家单位将热情欢迎你们，骗子！
怎么不继续了？不拿点真东西出来？

罗塞塔碑是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交汇点，确实值得认真研究。楼主很下功夫，赞一个，不过前面翻得还可以，后面就马虎些了，有些句子读不明白，希望有时间再完善一下.

感谢支持，后面实在没精力整理了。借助这些双语或多语石碑，解读古文字应该比啥都没有强。

感谢支持，后面实在没精力整理了。借助这些双语或多语石碑，解读古文字应该比啥都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