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回忆我的父亲周伯萍-节选-化解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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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推测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的父亲。

父亲在那个时期作为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策研究室、计划统计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是总理特别看重他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和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他直接叫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他当成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给他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工作。父亲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被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足见总理对他的器重。母亲悄悄说，这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的嫉妒。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父亲兼管。计划统计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统计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都归口到粮食局长（有些省、市、自治区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只有两三个人。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父亲处（有时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也参与），由他直接向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置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父亲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字还很大。经反复核算后，他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他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会后，总理又单独把他留了下来，再次指示他根据相关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

随后，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以求解决问题。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关于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以及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父亲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终于化解。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711/c85037-25271187.html
化解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

不知从何时开始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所谓的“大饥荒”问题兴致越来越高。对于其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或俗称的“饿死人数”的推测也越来越多，且各数据间差距巨大，可达数千万之巨。一些学术作风较严谨的学者都能看出，这样大的差距，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误差的允许范围。于是，他们开始纷纷把目光转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全国数据的父亲。

父亲在那个时期作为粮食部的党组成员，身兼政策研究室、计划统计司、采购司等多个司局长职务。其重要原因是总理特别看重他诚实可靠、了解实情、敢讲真话、从不弄虚作假的品质，看重他高超的算盘计算和超强的记忆能力。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理经常把他直接叫到中南海单独询问和研究问题，实际上把他当成了自己在粮食工作上的一个大秘书。当粮食部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分管这方面工作时，总理就让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给他加一个新的司局长头衔，继续进行工作。父亲从粮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被调到外交部期间，先后兼任过七八个司局的司局长，有时同时兼任几个司局长，始终拥有一张自由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这是其他副部长都没有的，足见总理对他的器重。母亲悄悄说，这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长的嫉妒。

当时，粮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计划统计司，一个出政策，一个管实施，都由父亲兼管。计划统计司负责统计调配各地需粮和缺粮数，负责往各地调配粮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当时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统计各地的“缺粮人口”。这是计划调拨粮食的依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都归口到粮食局长（有些省、市、自治区有统计局长协助），直接汇报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因此，掌握全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只有两三个人。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又全部归口到父亲处（有时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也参与），由他直接向陈国栋和周总理汇报，其他副部长不得过问。当时统计的“全国缺粮人口”，总体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少报则意味着少得粮食，饿死自己更多的人；多报就意味着用欺骗手段，从别人口里夺食，置别人于死地，一经查出，后果很严重。

1961年初，父亲在汇总完“全国缺粮人口”的统计表后，意外地发现：随着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缺粮人口本应越来越多，却出现了反常的数量减少。缺粮人口减少的数字还很大。经反复核算后，他直接将这一重要情况反映给了总理。经总理提示，他很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缺粮人口的减少，表明出现了大量“非正常减少人口”，意味着饿死了不少人！又经反复核对统计材料，确信无误后，他连夜向陈国栋汇报，后又一起去中南海向总理正式汇报。会后，总理又单独把他留了下来，再次指示他根据相关原则，重新计算。对于最后计算出的数字，总理指示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允许再向任何人透露。”

随后，由总理单独去向毛主席汇报，以求解决问题。毛主席很快批准了总理关于分批大量进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小麦粉，以及适量出口国际价格较高的大米的意见，具体数量由总理定。父亲根据总理的指示，和铁道部长一起，守在港口，根据各地缺粮情况的轻重缓急，将几十亿斤救命的进口粮一批又一批地发往灾区。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终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