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关门搞建设，经济走进死胡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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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作者：李岚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经济恢复，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76年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为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城镇职工工资不但十几年没有上调，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从绝对值来说，1976年(GDP为4704亿元)全国人民工作365天只相当于2007年(GDP为24.7万亿元)工作1周的GDP。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1/3。1976年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5.8亿美元。

　　以上这些数字，固然已足以在宏观上描绘当时的经济困境，但还不能具体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特别是对青年人更是如此。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时的情景难以忘却。首先，由于物资的短缺，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行限量供应。生产资料是实行计划分配，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则是凭票证限量购买，各种供应票证达六七十种之多。

　　吃饭要粮票　粮票对青年人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可是，对我们这些用过几十年粮票的人来说，都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为什么会出现粮票？还得从解放初期说起。那时我在上海念书。当时国民党刚从大陆溃逃台湾，但反攻大陆之心不死，从军事上、经济上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手段，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破坏，并妄言“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治理不了上海，不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他们所用各种破坏手段中重要的一种，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与奸商勾结破坏粮食供应。记得当时由于奸商大量收购囤积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粮食，不但使居民购粮十分困难，而且粮价飞涨。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打击奸商，另一方面从各地向上海紧急调粮投放市场，使囤积粮食的奸商顶不住了，不得不跟进抛售。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使我们有了从长计议的时间。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急剧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量。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1955年又制定实施了《市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作为此项政策的配套措施，于同年11月正式印制使用。粮票种类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只有全国粮票可在全国范围通用。

　　粮票的使用，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对保证居民的口粮供应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在“文革”中，粮食配给本来就比较紧张，又动员大家“主动”要求减少配给数量，人们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例如，对不同职业和岗位的人群，要核定不同定量标准和各种粮食的比例，男性女性还有差别。粮票以地方为主，只能在当地指定的粮店凭户口本发放，如果要到外地出差，还要由单位开介绍信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定期使用，过期作废，而全国粮票无时间限制，因此居民都想方设法把节省的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加以保存。这样全国粮票无形中就变成一种“有价证券”，记得当时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鸡蛋，几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塑料盆等等。

　　有一位外国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就同我讲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由于他喜爱中国文化，课余时间就骑自行车外出请人教他书法。有一次，下课时天色已晚，饥肠辘辘，他骑车回校途经东单，看到一家饭馆，想买几个包子充饥。当他拿出钱要买时，服务员向他要粮票。他说：我是外国人，没有粮票。服务员说，外国人也要粮票。这位外国朋友会说中国话，还继续同他理论说：前几天我在另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就没有向我要粮票。岂知这位服务员很讲原则，用现在的词汇可以叫做坚持“国民待遇”，对他说，他们要不要我管不着，我们这里就是要粮票。正好当时旁边有另一位买包子的人看到他们在“讨价还价”，就慷慨地拿出几两粮票送给他，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据这位朋友说，因为他未见过粮票，感到很新鲜，当时他没有舍得用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呢。他还说，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了，他仍记得那是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可惜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否则真应设法感谢他一番呢。他的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当时实在不足为奇，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的确还不失为一件难忘的趣事。


（责任编辑：祝元梅(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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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作者：李岚清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经济恢复，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76年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为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城镇职工工资不但十几年没有上调，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从绝对值来说，1976年(GDP为4704亿元)全国人民工作365天只相当于2007年(GDP为24.7万亿元)工作1周的GDP。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1/3。1976年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5.8亿美元。

　　以上这些数字，固然已足以在宏观上描绘当时的经济困境，但还不能具体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特别是对青年人更是如此。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时的情景难以忘却。首先，由于物资的短缺，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行限量供应。生产资料是实行计划分配，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则是凭票证限量购买，各种供应票证达六七十种之多。

　　吃饭要粮票　粮票对青年人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可是，对我们这些用过几十年粮票的人来说，都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为什么会出现粮票？还得从解放初期说起。那时我在上海念书。当时国民党刚从大陆溃逃台湾，但反攻大陆之心不死，从军事上、经济上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手段，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破坏，并妄言“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治理不了上海，不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他们所用各种破坏手段中重要的一种，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与奸商勾结破坏粮食供应。记得当时由于奸商大量收购囤积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粮食，不但使居民购粮十分困难，而且粮价飞涨。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打击奸商，另一方面从各地向上海紧急调粮投放市场，使囤积粮食的奸商顶不住了，不得不跟进抛售。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使我们有了从长计议的时间。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急剧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量。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1955年又制定实施了《市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作为此项政策的配套措施，于同年11月正式印制使用。粮票种类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只有全国粮票可在全国范围通用。

　　粮票的使用，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对保证居民的口粮供应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在“文革”中，粮食配给本来就比较紧张，又动员大家“主动”要求减少配给数量，人们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例如，对不同职业和岗位的人群，要核定不同定量标准和各种粮食的比例，男性女性还有差别。粮票以地方为主，只能在当地指定的粮店凭户口本发放，如果要到外地出差，还要由单位开介绍信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定期使用，过期作废，而全国粮票无时间限制，因此居民都想方设法把节省的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加以保存。这样全国粮票无形中就变成一种“有价证券”，记得当时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鸡蛋，几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塑料盆等等。

　　有一位外国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就同我讲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由于他喜爱中国文化，课余时间就骑自行车外出请人教他书法。有一次，下课时天色已晚，饥肠辘辘，他骑车回校途经东单，看到一家饭馆，想买几个包子充饥。当他拿出钱要买时，服务员向他要粮票。他说：我是外国人，没有粮票。服务员说，外国人也要粮票。这位外国朋友会说中国话，还继续同他理论说：前几天我在另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就没有向我要粮票。岂知这位服务员很讲原则，用现在的词汇可以叫做坚持“国民待遇”，对他说，他们要不要我管不着，我们这里就是要粮票。正好当时旁边有另一位买包子的人看到他们在“讨价还价”，就慷慨地拿出几两粮票送给他，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据这位朋友说，因为他未见过粮票，感到很新鲜，当时他没有舍得用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呢。他还说，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了，他仍记得那是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可惜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否则真应设法感谢他一番呢。他的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当时实在不足为奇，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的确还不失为一件难忘的趣事。


（责任编辑：祝元梅(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