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真实而沉重的故事~~

基层民主乡村　“馅饼”考验村庄民主




南方周末　  　2003-05-22 16:04:36



　　■编者按
　　几天前落幕的《走向共和》再一次激发起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热情。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如对现代化重要内涵之一民主的认识，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其价值与意义，而且是其可操作性和现实可能。
　　民主的一个前提是有分歧和利益分化，然后通过一套成熟合理的机制使这种分歧转化为“行动共识”，这样公共事务便能顺利推进。但是当一群试验者把一套设计好的民主议事机制放到中国一些农村时，发现现实的复杂远非想象，一些村庄并不能通过这套机制达成“行动共识”，面对如何处理“白来”的几万元钱，村民的分歧是如此巨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无法发挥功效，民主议事机制似乎形不成公共决策。对于农村的现实，试验者悲喜交加，却又满腹疑惑。
　　另一方面，农村的基层民主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在城市，这种相关性长久以来似乎比较薄弱，城市里人大代表、居委会等的选举似乎与一个居民生活的好与坏无关。但是，当前发生的一些社区事件和基层选举的迹象表明，社会变革以及“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民主”已关系到了一些城市人的切身利益。而民主一旦和自己的现实利益相结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民主推动者。
　　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态势正呈现出一幅令人迷惑又令人激动的图景，本篇报道及下期将推出的关于城市民主的报道想对此作一个关注。

　　□本报记者张立
　　如果天上掉下个馅饼，砸在你头上，你会作何反应？惊诧，还是狂喜？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有5个村庄被“馅饼”砸了头———“平白无故”地一年可分得4万元。他们的种种反应，却大大出乎贺雪峰的意料，在几个月的跟踪调查中，他喜怒交加，却又满腹疑问。
　　贺雪峰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教授。“馅饼”是他争取来的，在他的提议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决定，将高阳镇5个村纳入利民工程项目，给每个村每年4万元的无偿援助，持续5年。根据项目设计，钱款须通过民主方式，由村民自主决定用于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并根据对前一年度项目的评估决定后一年度的援助。
　　这5个相邻的村庄，人口、田亩、风俗，甚至负债，都基本相似，让贺雪峰着迷的是，面对从天而降的4万元钱，各个村态度各异、耐人寻味———
　　搁浅
　　2003年3月14日，整个上午细雨霏霏。贺雪峰一行于下午2时到达高阳镇。副镇长张翼和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8时到贺集村开项目管理小组会议。
　　项目管理小组制度是贺雪峰为村里设计的，小组共7人，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中明确村干部人数不能超过3人。这个设计，是想既借重现行制度和干部，又能让村民发挥主导作用，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第二天贺雪峰赶到贺集村。会开得很热烈，但主要是吵架。贺集有11个小组，干旱比较严重，不少组嚷着要打井，但怎么打，却发生了大的分歧。
　　目前村里分到的这点钱，只能打4口2寸大的小井，还仅仅是工程设施的支出，每口井最多可以灌溉30亩地，这对于全村的旱情来说，杯水车薪———钱花了，还没效果。
　　能不能各个组再凑点钱起来，加上援助款，就可以打大井了。
　　“这不可能！”村委会汪主任说，“一说找村民收钱，一件事都搞不成。”
　　还有一个办法是集中现有资金先给一个小组打一口大井，其他小组依次排队。一位项目管理小组成员马上问：“哪个村民小组会同意排后面，谁知道明年会不会有钱。”他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同。
　　9组的管理小组成员提出他的建议：“缺水严重的小组，打小井大井都没用，我们组只有一块岗地缺水，打一口小井正好。”
　　从统筹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个选择。正在作会议记录的村会计，没有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本来没有发言权，却一听就火了：“当代表的不能太自私吧，只想自己组的情况！”
　　“就是就是，你们组又不是缺水最严重的。”9组的代表遭到大家一致的攻击，讪讪地不再发言。
　　打井的问题由于分歧久拖不决。1组和3组又为“机台加高”的事情闹起来了。
　　原来，1组、3组靠近南边的黄荡湖。1组前些年花约2万元（含劳力折款），修建了一个小机台，从湖里抽水灌溉本组的130多亩田，这两年又陆续动用劳力，准备加筑一个机台，2次提水，将组里剩余田地全部照顾到。
　　这个加筑的机台，只需再增高0.8米左右，就可以将水引到3组，灌溉3组80％的田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时，决定从援助款中安排1万元，把机台加高，并将残破的水渠也修好，今后抽水和维护费用，由两个组共同承担，算下来，1组每年可节省2000多元，分摊到每户头上，每户一年可节省将近100元，这对农民是个不少的数目。
　　这桩两个组都得利的好事，却又遇到了大麻烦，1组的村民提出，“我们自己搞的建设，自己打的机台，现在3组用我们的水，得摊原来一半的开支。”
　　1组的开价是“补偿1万元”，3组的村民一听就炸了窝，“那不是把工程款全补给你啦？”两个组为此开了几个会，1组代表将价码降到8000元，“少一分钱都不行。”
　　3组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组里面也有老人对此发表意见：“3组在这位置上嘛，是应该出点钱，要是换了你在1组，不也会想着收钱？”但这个舆论没人理睬。
　　村委会汪主任告诉记者，“主要是1组觉得吃了亏，觉得外面援助的钱，不能便宜了3组。”汪主任承认，如果没有这笔外来的钱，村里自己发动来办这件事，“1组一分钱不要，还不是得照样搞。”
　　眼看这事办不成，贺雪峰对1组代表说，达不成协议这钱就不能给你们，或者是明年再用，或者转给别的组。
　　一听到手的钱要溜，1组的代表连忙跑去对汪主任说，好吧好吧，3组不出钱我们也认了。
　　汪主任转过身去和3组的代表协调，说出一点钱好，因为引的水要先过1组，免得到时1组借机卡脖子。
　　经过这一番波折，两个组的代表才达成了协议。
　　插手
　　官桥村的工程是一个拦水坝，在5个村里面，这是最早开工的工程。村支书杨必清，对前面提到的贺集村争执不下的工程，作了个评价：“村干部的协调能力很关键，我看民主商量是个过场，还是得有人拍板才行。”
　　官桥村村民代表会议在去年10月讨论工程项目时，有人提议修拦水坝，但村南村北各有一条小河，两边的村民都要把拦水坝修在自己一边。争执不下，后来决定修路。
　　2002年11月13日，日本使馆的阿古小姐特意到官桥村考察。在会上，阿古问杨书记：“这条路这么长，怎么证明你们修了哪一些？”
　　杨书记一听当即表态：“修路你们不感兴趣，那我们做一个有明显效果的，不修路了，搞拦水坝，现在就来定。”
　　贺雪峰当时在场，他插话说：“按程序，你们还必须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而且预算一定要精细。”
　　贺雪峰担心的是，官桥村在工程项目上分歧很大，村民代表会议争论激烈，而村干部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导”欲望。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贺雪峰接到了村民的“举报”：杨书记撇开项目管理小组负责建拦水坝的杨国祥，也没和其他成员商量，就已经在“发包工程”，并指定了工程承包人。
　　杨书记还找到负责拨款的杨刚松，“工程要开始了，要领几万元钱。”

　　“这与我们设计的制度完全冲突，”贺雪峰后来告诉记者，“我们明确规定村干部不能担任具体工程负责人，会计和出纳不得由村干部兼任，就是避免工程又回到体制内循环。”
　　不过在贺雪峰掌握这些情况之前，杨书记已经领到了1万元工程款，他告诉负责拨款的杨刚松，“贺教授已经同意我来领钱。”
　　在接到“举报”后，贺雪峰委托共同主持试验且正在高阳镇调查乡村水利的中心副教授罗兴佐赶到官桥村处理此事，这时推土机已开始施工，承包工程的人从外面买回了大约1／4的材料，且运到了工地。罗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开会采取措施责令工程马上停工，对账目进行检查。
　　8组是此次修建拦水坝的主要受益者，工程负责人杨国祥正是8组人。但等工程终于在3月27日开工，却又遇到了本组村民的阻挠：从公路运送材料到工地，需要借道6户居民的耕地，耕地种有油菜，有几个农户想借机多要青苗损失费。
　　项目管理小组让8组组长做工作。做了3天工作，终于达成协议。但等工程开工，其中一户的女户主却躺在推土机前不让。据村民后来告诉记者，“还不是有人跟他们讲，趁这机会，多要点青苗损失费！”
　　僵持了1个多小时，8组组长发怒了，“像你这样闹，这工程不建了！8组村民都得不到好处，看你还闹不闹。”他掉头气冲冲地回家去了。8组组长对人说，“这事想起来就让人心寒。”
　　在局面闹得不可开交时，村里人请来了杨书记，杨上前就问：“这工程该不该修？”女户主回答：“该。”“那为什么不让呢？”“又不是我个把人的事。”
　　杨书记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工作，女户主让了路，推土机隆隆开进工地。对于这次“危机”处理，杨书记显然颇为满意，他告诉记者，“对付老百姓，话要讲到位，你看我还是跟她讲，一亩按400斤算，占2分地，该补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样的条件嘛，关键是谁来做工作。”
　　本不想让村干部插手，但经过这桩事，贺雪峰却犯难了，“这工程，是不是该让村干部负责呢？”
　　疑问
　　每次前往季桥村开会，村支书陈涛早就把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召集起来等候，这种在农村少见的准时，给贺雪峰留下很好的印象。
　　而在2001年，贺雪峰对季桥村的印象并不好，当时这个村亩均负担超过270元，其中包括50元／人的人头费，这都是违反政策的。
　　“陈书记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贺雪峰告诉记者，陈姓在季桥是小姓，季姓才是大姓。前任支书季大柏在村里威望很高，因为有些不听镇领导安排，被免了职。
　　陈涛处理与季大柏的关系颇为小心，很多事情委托季来做，季桥村农民负担是所在5个村中最高的，但农民上访告状的反而不多，其原因可能与陈涛善于处理与季大柏等村中精英的关系有关。
　　现在季桥村修建的拦水坝，进展相当顺利，让贺雪峰担忧的是另一点，修建拦水坝的钱，会不会被村里挪用？
　　根据贺雪峰的调查，不少村庄往往用工程的名义，向村民集资，然后将外来的援助款留作自用，而季桥村的情况还要复杂，因为有村民反映，“上面财政也拨了一笔钱来修水坝。”
　　“不会占用这里的一分钱，”陈书记告诉记者，“我们知道，今年搞好了，明年后年才能继续获得援助，把关系堵死了，就搞不了。”
　　陈书记承认上面拨了一笔款下来，“不是修水坝，是修泵站的5000元，我们用这笔钱交了电费，”他告诉记者，“村里用这个名义申请的钱，财政不会管我们怎么用的。”
　　贺雪峰对这一解释显然也是将信将疑，陈书记一再作了保证，后来还承诺，工程完工后，树一个大牌子，“标明是日本援助款建。”
　　事实上，贺雪峰的这个担忧，也正是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担心的问题。梁县长主管财税等部门，在他的感觉中，“钱一到镇和村这一级，就像水流到沙漠，转眼就‘人间蒸发’”。
　　“村级债务现在相当大，”梁县长告诉记者，“这几个村负债都在百万元以上，且债权复杂，像一团乱麻，而基层政权又要运转，所以就形成了有钱要用，没钱挪用的局面。”
　　梁县长认为，体制内的资金渠道，规定其实相当完善，例如从村镇申报项目到县里审核，再报到省，然后下拨经费，再到验收，一步步都是以具体项目为依托。
　　“但这个体制是自上而下，发挥的是少数几个官员的主动性，监督事实上很弱，”梁县长因此相当关注贺雪峰的试验，“每个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从确定项目到过程监督，只有村民真的调动起来了，自主管理、自我监督，才能真正急民所难，并堵住资金流失。”
　　体制
　　新贺村的会议原定下午2时开，但村主任陈井清和另一位代表胡中文一直没来，村支书派了一位村民找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才淋着雨来到村部。
　　新贺村的工程比较简单，一是新贺2组（村北部）修建一个拦水坝，全部预算仅3000元，一是新贺5组（村南部）拦水坝的护坡，这个工程的量很大，预算5万多元。
　　新贺村水利的麻烦在于缺少一个举村受益的项目。南北有两个水系，而中间部位的4个组成了水利死角。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时，争论很激烈。
　　要解决新贺村的灌溉，其实症结在新贺泵站。县里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新贺泵站是1975年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可灌溉新贺村、贺集村的全部农田和季桥村、吕集村的部分农田，但这一耗费巨资的泵站，目前却闲置。
　　原因在于，1990年前后，因水渠被损坏和抽水费用过高，吕集和季桥逐渐恢复小水利，泵站收入锐减，得不到维修，加之泵站抽水按国家定价，电费60元／小时，抽水定价却达到280元／小时，新贺和贺集，终于在欠下近20万元抽水费后，宣布不再抽水。
　　对于这几个村来说，大水利的成本，无疑远低于“各自为战”的小水利总成本，但村里的各个组不这样想，临近水源的村组，单独使用小水利，当然更为划算。这就成为乡村水利的悖论和死结。
　　针对这种情况，贺雪峰曾与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讨论，从县里拨一些钱，再将镇所有的新贺泵站交给新贺、贺集两个村管理，从而解开这个结。
　　贺集村张书记听了这一消息很高兴，“那应该把今年援助款存起来，到明年一并用于新贺泵站的建设。”事实上新贺村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但马上就有管理小组成员问，今年天旱怎么办？又有人说，话已经说出去了，不打井，村民就会有想法，各种事情就安排不下去。
　　像新贺泵站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新贺的公路。这条路是进入新贺、季桥、贺集、吕集四村的必经之路，路面坑深水满，全是泥浆，车辆的平均时速只15公里左右。
　　这条长约10公里的马路，以前每个村出数百元钱请一个村民，在路面破损时维护，但自前几年升格为镇级公路后，镇里并没有派人维护，几个村都认为“应该修一下”，却谁也认为“没有理由出钱”，公路因此迅速破烂得不成样子。
　　“越是公共的事情，为什么就越搞不好？”贺雪峰认为，“村庄的‘原子化’倾向，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样板吕集村的会议在晚上召开，雨下得大，冷风刺骨，村支书派人将煤炉子搬来烤火。
　　吕集的水系是惟一的，这点使工程的讨论很顺利。村民决定将以前的土坝改为石坝，预算约需2万元；另一项是将引水渠用砖砌起来，预算也是2万元左右。
　　村支书吕池良的威信很高，他本来以最高票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但他自愿退出，以让更多非村干部的村民当选。而且在会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挑战他的权威，这与贺集村和新贺村形成了鲜明对照。
　　吕集是一个大村，有2000多人，近5000亩耕地，税费改革前村一级实际收入是相当多的，但村集体还是欠下100多万元债务。这些好像并没有妨碍吕书记威望的建立。
　　吕集的引水渠工程3月26日开工，记者4月20日前往采访时，一条漂亮的水泥渠已经竣工，项目召集人贺军告诉记者，“以前引来的水要流失一半，现在可以多灌溉几百亩田。”
　　“他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奸’，一个比一个负责，”同村的工程承包人贺辉庭说，“我只包工不能包料，1毛钱砌1块砖的价格，我算下来还亏了90多元钱。”
　　“他一共用了44300块砖，请了10多个工人，大工30元／天，小工20元／天，算下来，确实亏了。”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引水渠工程负责人张宏美，账算得比承包人还精细，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工程一共花1.77万元，预算是1.85万元，节省了800元。”
　　让项目组也感到意外的是，每天都有村民到现场去“监督”施工，堆放在路边的工程物料，也秋毫无损，村民黄道明告诉记者，“要是村里的物料，请5个人巡逻，都守不住。”
　　吕集村的工程，也需借占田地运送物料，这点与官桥村相似，户主刚开始也嘟囔：“这样不行吧。”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骂他：“这涉及全村人的利益，作点牺牲嘛。”事情迎刃而解。“为什么吕集可以形成舆论场，而官桥不行呢？”贺雪峰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几个村出现的情况，对于农村研究来说极具价值，但如果没有吕集这个样板的出现，贺雪峰觉得“简直没法交代”。
　　“农村的公共物品相当缺乏，而自主提供的意识又很差，”贺雪峰告诉记者，“我们想通过引进外部资源，促进和加大乡村民主的发展，增加村民的自治意识，从而促成村庄内源发展。”日本驻华大使馆无疑也想看到这个试验的进展。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则认为：“国家正在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如何把这一大笔资金用好，是一个关键，这个试验正是想探索一条新的支付通道，也是我们中心长期致力于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勇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30年代，中国有700多个组织，在全国乡村开辟1000多个试验点研究农村问题，”他告诉记者，“不过现在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的迹象。”
　　（罗兴佐、王习明对本文的采写亦有贡献，特此表示感谢。）基层民主乡村　“馅饼”考验村庄民主




南方周末　  　2003-05-22 16:04:36



　　■编者按
　　几天前落幕的《走向共和》再一次激发起人们思考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热情。时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如对现代化重要内涵之一民主的认识，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其价值与意义，而且是其可操作性和现实可能。
　　民主的一个前提是有分歧和利益分化，然后通过一套成熟合理的机制使这种分歧转化为“行动共识”，这样公共事务便能顺利推进。但是当一群试验者把一套设计好的民主议事机制放到中国一些农村时，发现现实的复杂远非想象，一些村庄并不能通过这套机制达成“行动共识”，面对如何处理“白来”的几万元钱，村民的分歧是如此巨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无法发挥功效，民主议事机制似乎形不成公共决策。对于农村的现实，试验者悲喜交加，却又满腹疑惑。
　　另一方面，农村的基层民主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在城市，这种相关性长久以来似乎比较薄弱，城市里人大代表、居委会等的选举似乎与一个居民生活的好与坏无关。但是，当前发生的一些社区事件和基层选举的迹象表明，社会变革以及“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民主”已关系到了一些城市人的切身利益。而民主一旦和自己的现实利益相结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民主推动者。
　　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基层民主态势正呈现出一幅令人迷惑又令人激动的图景，本篇报道及下期将推出的关于城市民主的报道想对此作一个关注。

　　□本报记者张立
　　如果天上掉下个馅饼，砸在你头上，你会作何反应？惊诧，还是狂喜？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有5个村庄被“馅饼”砸了头———“平白无故”地一年可分得4万元。他们的种种反应，却大大出乎贺雪峰的意料，在几个月的跟踪调查中，他喜怒交加，却又满腹疑问。
　　贺雪峰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教授。“馅饼”是他争取来的，在他的提议下，日本驻华大使馆决定，将高阳镇5个村纳入利民工程项目，给每个村每年4万元的无偿援助，持续5年。根据项目设计，钱款须通过民主方式，由村民自主决定用于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并根据对前一年度项目的评估决定后一年度的援助。
　　这5个相邻的村庄，人口、田亩、风俗，甚至负债，都基本相似，让贺雪峰着迷的是，面对从天而降的4万元钱，各个村态度各异、耐人寻味———
　　搁浅
　　2003年3月14日，整个上午细雨霏霏。贺雪峰一行于下午2时到达高阳镇。副镇长张翼和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8时到贺集村开项目管理小组会议。
　　项目管理小组制度是贺雪峰为村里设计的，小组共7人，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中明确村干部人数不能超过3人。这个设计，是想既借重现行制度和干部，又能让村民发挥主导作用，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第二天贺雪峰赶到贺集村。会开得很热烈，但主要是吵架。贺集有11个小组，干旱比较严重，不少组嚷着要打井，但怎么打，却发生了大的分歧。
　　目前村里分到的这点钱，只能打4口2寸大的小井，还仅仅是工程设施的支出，每口井最多可以灌溉30亩地，这对于全村的旱情来说，杯水车薪———钱花了，还没效果。
　　能不能各个组再凑点钱起来，加上援助款，就可以打大井了。
　　“这不可能！”村委会汪主任说，“一说找村民收钱，一件事都搞不成。”
　　还有一个办法是集中现有资金先给一个小组打一口大井，其他小组依次排队。一位项目管理小组成员马上问：“哪个村民小组会同意排后面，谁知道明年会不会有钱。”他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同。
　　9组的管理小组成员提出他的建议：“缺水严重的小组，打小井大井都没用，我们组只有一块岗地缺水，打一口小井正好。”
　　从统筹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个选择。正在作会议记录的村会计，没有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本来没有发言权，却一听就火了：“当代表的不能太自私吧，只想自己组的情况！”
　　“就是就是，你们组又不是缺水最严重的。”9组的代表遭到大家一致的攻击，讪讪地不再发言。
　　打井的问题由于分歧久拖不决。1组和3组又为“机台加高”的事情闹起来了。
　　原来，1组、3组靠近南边的黄荡湖。1组前些年花约2万元（含劳力折款），修建了一个小机台，从湖里抽水灌溉本组的130多亩田，这两年又陆续动用劳力，准备加筑一个机台，2次提水，将组里剩余田地全部照顾到。
　　这个加筑的机台，只需再增高0.8米左右，就可以将水引到3组，灌溉3组80％的田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时，决定从援助款中安排1万元，把机台加高，并将残破的水渠也修好，今后抽水和维护费用，由两个组共同承担，算下来，1组每年可节省2000多元，分摊到每户头上，每户一年可节省将近100元，这对农民是个不少的数目。
　　这桩两个组都得利的好事，却又遇到了大麻烦，1组的村民提出，“我们自己搞的建设，自己打的机台，现在3组用我们的水，得摊原来一半的开支。”
　　1组的开价是“补偿1万元”，3组的村民一听就炸了窝，“那不是把工程款全补给你啦？”两个组为此开了几个会，1组代表将价码降到8000元，“少一分钱都不行。”
　　3组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组里面也有老人对此发表意见：“3组在这位置上嘛，是应该出点钱，要是换了你在1组，不也会想着收钱？”但这个舆论没人理睬。
　　村委会汪主任告诉记者，“主要是1组觉得吃了亏，觉得外面援助的钱，不能便宜了3组。”汪主任承认，如果没有这笔外来的钱，村里自己发动来办这件事，“1组一分钱不要，还不是得照样搞。”
　　眼看这事办不成，贺雪峰对1组代表说，达不成协议这钱就不能给你们，或者是明年再用，或者转给别的组。
　　一听到手的钱要溜，1组的代表连忙跑去对汪主任说，好吧好吧，3组不出钱我们也认了。
　　汪主任转过身去和3组的代表协调，说出一点钱好，因为引的水要先过1组，免得到时1组借机卡脖子。
　　经过这一番波折，两个组的代表才达成了协议。
　　插手
　　官桥村的工程是一个拦水坝，在5个村里面，这是最早开工的工程。村支书杨必清，对前面提到的贺集村争执不下的工程，作了个评价：“村干部的协调能力很关键，我看民主商量是个过场，还是得有人拍板才行。”
　　官桥村村民代表会议在去年10月讨论工程项目时，有人提议修拦水坝，但村南村北各有一条小河，两边的村民都要把拦水坝修在自己一边。争执不下，后来决定修路。
　　2002年11月13日，日本使馆的阿古小姐特意到官桥村考察。在会上，阿古问杨书记：“这条路这么长，怎么证明你们修了哪一些？”
　　杨书记一听当即表态：“修路你们不感兴趣，那我们做一个有明显效果的，不修路了，搞拦水坝，现在就来定。”
　　贺雪峰当时在场，他插话说：“按程序，你们还必须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而且预算一定要精细。”
　　贺雪峰担心的是，官桥村在工程项目上分歧很大，村民代表会议争论激烈，而村干部表现出了强烈的“主导”欲望。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贺雪峰接到了村民的“举报”：杨书记撇开项目管理小组负责建拦水坝的杨国祥，也没和其他成员商量，就已经在“发包工程”，并指定了工程承包人。
　　杨书记还找到负责拨款的杨刚松，“工程要开始了，要领几万元钱。”

　　“这与我们设计的制度完全冲突，”贺雪峰后来告诉记者，“我们明确规定村干部不能担任具体工程负责人，会计和出纳不得由村干部兼任，就是避免工程又回到体制内循环。”
　　不过在贺雪峰掌握这些情况之前，杨书记已经领到了1万元工程款，他告诉负责拨款的杨刚松，“贺教授已经同意我来领钱。”
　　在接到“举报”后，贺雪峰委托共同主持试验且正在高阳镇调查乡村水利的中心副教授罗兴佐赶到官桥村处理此事，这时推土机已开始施工，承包工程的人从外面买回了大约1／4的材料，且运到了工地。罗立即召集小组成员开会采取措施责令工程马上停工，对账目进行检查。
　　8组是此次修建拦水坝的主要受益者，工程负责人杨国祥正是8组人。但等工程终于在3月27日开工，却又遇到了本组村民的阻挠：从公路运送材料到工地，需要借道6户居民的耕地，耕地种有油菜，有几个农户想借机多要青苗损失费。
　　项目管理小组让8组组长做工作。做了3天工作，终于达成协议。但等工程开工，其中一户的女户主却躺在推土机前不让。据村民后来告诉记者，“还不是有人跟他们讲，趁这机会，多要点青苗损失费！”
　　僵持了1个多小时，8组组长发怒了，“像你这样闹，这工程不建了！8组村民都得不到好处，看你还闹不闹。”他掉头气冲冲地回家去了。8组组长对人说，“这事想起来就让人心寒。”
　　在局面闹得不可开交时，村里人请来了杨书记，杨上前就问：“这工程该不该修？”女户主回答：“该。”“那为什么不让呢？”“又不是我个把人的事。”
　　杨书记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工作，女户主让了路，推土机隆隆开进工地。对于这次“危机”处理，杨书记显然颇为满意，他告诉记者，“对付老百姓，话要讲到位，你看我还是跟她讲，一亩按400斤算，占2分地，该补多少钱就多少钱，一样的条件嘛，关键是谁来做工作。”
　　本不想让村干部插手，但经过这桩事，贺雪峰却犯难了，“这工程，是不是该让村干部负责呢？”
　　疑问
　　每次前往季桥村开会，村支书陈涛早就把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召集起来等候，这种在农村少见的准时，给贺雪峰留下很好的印象。
　　而在2001年，贺雪峰对季桥村的印象并不好，当时这个村亩均负担超过270元，其中包括50元／人的人头费，这都是违反政策的。
　　“陈书记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贺雪峰告诉记者，陈姓在季桥是小姓，季姓才是大姓。前任支书季大柏在村里威望很高，因为有些不听镇领导安排，被免了职。
　　陈涛处理与季大柏的关系颇为小心，很多事情委托季来做，季桥村农民负担是所在5个村中最高的，但农民上访告状的反而不多，其原因可能与陈涛善于处理与季大柏等村中精英的关系有关。
　　现在季桥村修建的拦水坝，进展相当顺利，让贺雪峰担忧的是另一点，修建拦水坝的钱，会不会被村里挪用？
　　根据贺雪峰的调查，不少村庄往往用工程的名义，向村民集资，然后将外来的援助款留作自用，而季桥村的情况还要复杂，因为有村民反映，“上面财政也拨了一笔钱来修水坝。”
　　“不会占用这里的一分钱，”陈书记告诉记者，“我们知道，今年搞好了，明年后年才能继续获得援助，把关系堵死了，就搞不了。”
　　陈书记承认上面拨了一笔款下来，“不是修水坝，是修泵站的5000元，我们用这笔钱交了电费，”他告诉记者，“村里用这个名义申请的钱，财政不会管我们怎么用的。”
　　贺雪峰对这一解释显然也是将信将疑，陈书记一再作了保证，后来还承诺，工程完工后，树一个大牌子，“标明是日本援助款建。”
　　事实上，贺雪峰的这个担忧，也正是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担心的问题。梁县长主管财税等部门，在他的感觉中，“钱一到镇和村这一级，就像水流到沙漠，转眼就‘人间蒸发’”。
　　“村级债务现在相当大，”梁县长告诉记者，“这几个村负债都在百万元以上，且债权复杂，像一团乱麻，而基层政权又要运转，所以就形成了有钱要用，没钱挪用的局面。”
　　梁县长认为，体制内的资金渠道，规定其实相当完善，例如从村镇申报项目到县里审核，再报到省，然后下拨经费，再到验收，一步步都是以具体项目为依托。
　　“但这个体制是自上而下，发挥的是少数几个官员的主动性，监督事实上很弱，”梁县长因此相当关注贺雪峰的试验，“每个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从确定项目到过程监督，只有村民真的调动起来了，自主管理、自我监督，才能真正急民所难，并堵住资金流失。”
　　体制
　　新贺村的会议原定下午2时开，但村主任陈井清和另一位代表胡中文一直没来，村支书派了一位村民找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才淋着雨来到村部。
　　新贺村的工程比较简单，一是新贺2组（村北部）修建一个拦水坝，全部预算仅3000元，一是新贺5组（村南部）拦水坝的护坡，这个工程的量很大，预算5万多元。
　　新贺村水利的麻烦在于缺少一个举村受益的项目。南北有两个水系，而中间部位的4个组成了水利死角。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时，争论很激烈。
　　要解决新贺村的灌溉，其实症结在新贺泵站。县里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新贺泵站是1975年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可灌溉新贺村、贺集村的全部农田和季桥村、吕集村的部分农田，但这一耗费巨资的泵站，目前却闲置。
　　原因在于，1990年前后，因水渠被损坏和抽水费用过高，吕集和季桥逐渐恢复小水利，泵站收入锐减，得不到维修，加之泵站抽水按国家定价，电费60元／小时，抽水定价却达到280元／小时，新贺和贺集，终于在欠下近20万元抽水费后，宣布不再抽水。
　　对于这几个村来说，大水利的成本，无疑远低于“各自为战”的小水利总成本，但村里的各个组不这样想，临近水源的村组，单独使用小水利，当然更为划算。这就成为乡村水利的悖论和死结。
　　针对这种情况，贺雪峰曾与沙洋县常务副县长梁开金讨论，从县里拨一些钱，再将镇所有的新贺泵站交给新贺、贺集两个村管理，从而解开这个结。
　　贺集村张书记听了这一消息很高兴，“那应该把今年援助款存起来，到明年一并用于新贺泵站的建设。”事实上新贺村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但马上就有管理小组成员问，今年天旱怎么办？又有人说，话已经说出去了，不打井，村民就会有想法，各种事情就安排不下去。
　　像新贺泵站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新贺的公路。这条路是进入新贺、季桥、贺集、吕集四村的必经之路，路面坑深水满，全是泥浆，车辆的平均时速只15公里左右。
　　这条长约10公里的马路，以前每个村出数百元钱请一个村民，在路面破损时维护，但自前几年升格为镇级公路后，镇里并没有派人维护，几个村都认为“应该修一下”，却谁也认为“没有理由出钱”，公路因此迅速破烂得不成样子。
　　“越是公共的事情，为什么就越搞不好？”贺雪峰认为，“村庄的‘原子化’倾向，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样板吕集村的会议在晚上召开，雨下得大，冷风刺骨，村支书派人将煤炉子搬来烤火。
　　吕集的水系是惟一的，这点使工程的讨论很顺利。村民决定将以前的土坝改为石坝，预算约需2万元；另一项是将引水渠用砖砌起来，预算也是2万元左右。
　　村支书吕池良的威信很高，他本来以最高票当选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但他自愿退出，以让更多非村干部的村民当选。而且在会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挑战他的权威，这与贺集村和新贺村形成了鲜明对照。
　　吕集是一个大村，有2000多人，近5000亩耕地，税费改革前村一级实际收入是相当多的，但村集体还是欠下100多万元债务。这些好像并没有妨碍吕书记威望的建立。
　　吕集的引水渠工程3月26日开工，记者4月20日前往采访时，一条漂亮的水泥渠已经竣工，项目召集人贺军告诉记者，“以前引来的水要流失一半，现在可以多灌溉几百亩田。”
　　“他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奸’，一个比一个负责，”同村的工程承包人贺辉庭说，“我只包工不能包料，1毛钱砌1块砖的价格，我算下来还亏了90多元钱。”
　　“他一共用了44300块砖，请了10多个工人，大工30元／天，小工20元／天，算下来，确实亏了。”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引水渠工程负责人张宏美，账算得比承包人还精细，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工程一共花1.77万元，预算是1.85万元，节省了800元。”
　　让项目组也感到意外的是，每天都有村民到现场去“监督”施工，堆放在路边的工程物料，也秋毫无损，村民黄道明告诉记者，“要是村里的物料，请5个人巡逻，都守不住。”
　　吕集村的工程，也需借占田地运送物料，这点与官桥村相似，户主刚开始也嘟囔：“这样不行吧。”围观的村民七嘴八舌骂他：“这涉及全村人的利益，作点牺牲嘛。”事情迎刃而解。“为什么吕集可以形成舆论场，而官桥不行呢？”贺雪峰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几个村出现的情况，对于农村研究来说极具价值，但如果没有吕集这个样板的出现，贺雪峰觉得“简直没法交代”。
　　“农村的公共物品相当缺乏，而自主提供的意识又很差，”贺雪峰告诉记者，“我们想通过引进外部资源，促进和加大乡村民主的发展，增加村民的自治意识，从而促成村庄内源发展。”日本驻华大使馆无疑也想看到这个试验的进展。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则认为：“国家正在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如何把这一大笔资金用好，是一个关键，这个试验正是想探索一条新的支付通道，也是我们中心长期致力于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徐勇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30年代，中国有700多个组织，在全国乡村开辟1000多个试验点研究农村问题，”他告诉记者，“不过现在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的迹象。”
　　（罗兴佐、王习明对本文的采写亦有贡献，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