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牡丹社事件

石门古战场，位于本省屏东县的牡丹乡石门村，是当年排湾族牡丹社山胞抗日成仁地，在四重溪东北约三公里处，离车城也不远，除了有绝壁的悬崖外，静静的溪流，雅致的林野，加以温泉处处，绿树盈目，是一处颇怡人心目的地方。
      所谓石门，那是由海拔三七○公尺高的虱目山，和四五○公尺高的五重溪山断崖夹峙而成，绝壁陡峭，中有四重溪贯穿而过，人们经此，仰望崖绝千仞，巍巍欲坠，而在两崖夹一孔道中，相距仅三十公尺，形成一门，故名石门，形势颇为险要，实为天然要堑。
      在这地堑天险中，曾发生过轰天动地的牡丹社事件。它的远因是公元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有琉球宫右岛船和八重山船各两艘，在冲绳岛百里地方，办完纳贡事务，由距那霸七里的计罗间岛启碇，各就归途。其中宫右岛船一艘，于十一月一日，因遭台风吹袭，随逐波流，同月六日，漂到台湾东海岸的山地八瑶湾，那就是今天屏东县满州乡的九棚村。其中船员十三名，于登岸时竟遭溺毙，勉强登岸的六十六名，其中五十四名，语言不通，被误认为海盗，而遭高士佛、牡丹两社山胞所杀害，仅有十二名船员幸免于难。原来这十二名船员，是受了番产交换所广东人凌老先和邓天保二人的庇护，才逃到保力庄（今车城乡保力村）去，在庄长杨友旺家躲匿了一个多月。
      又宫右岛船的另二艘，在友船漂到台湾后的第六天，即十一月十二日，也漂流到高雄附近的山地，勉强脱了虎口，安抵府城台南。
      至于八重山船两艘之中，一艘不知所终；一艘则漂至台湾南部海岸，船员登陆后，即攀山越岭探寻道路，侥幸抵达府城台南。这些生还的船员，首先被送往福州，福建总督和巡抚，均予以种种的优恤；再于第二年的六月二日，把他们遣回琉球那霸港，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山胞，以儆强暴，并示怀柔。
      这事后来终被驻在那霸的日本官吏伊地探知了去，他立刻报告给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于是这一所谓「琉球藩民虐杀事件」，便这样哄传开来了。
      按常理，琉球本是我国的附庸，而台湾牡丹社山胞杀害琉球籍民，实在是我们的家务事，外国实不应也不得进而干预。可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步步向外拓展它的势力，企图囊括东亚，进窥台湾，以谋发展。加以我国自从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不但西欧各国对我台澎抱着觊觎之心，与我同种同文，羽毛未丰的东亚邻国日本，也虎视眈眈，想把这个位在婆娑之洋的美丽之岛，来一个捷足先登，据为已有，所以当他们知道台湾发生的所谓的「琉球藩民虐杀事件」后，就迫不急待的借故出兵，侵入我台湾本岛。
      于是，日本人一面封琉球尚泰为藩主，并照会各国以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一面由副岛种臣向清廷诘询船员被害之事。胡涂的清廷，却答以「生番系化外之民，未便穷治」。日本人即凭籍着这一句话，解释为「你既未穷治，我却可以自由行动了」。
      那时起日本国内因朝鲜拒绝与日通商之事而闹得不欢，正群汹汹，大唱「征韩」之论。可是，比较明了国际形势，而且处事亦较稳重的元老们，力加劝阻，但仍不能平息武士们的气势，最后为了调和国内的纷争，日本政府便采取面政策；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遣西乡从道中将率兵三千往攻台湾，如果清廷因此对日本严重交涉，甚或引起国际间之干涉，那么，日本政府便可诿称这一次之出兵，纯是个人行动，与台湾山胞之杀人同出一辙，与日本政府无干；如果清廷态度稍为软弱点，各国也不严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是错的，则改由日本政府出面，伺机行事。
      跟着在同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公元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初派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后来日据台湾，一被任为总督，一被任为行政长官）到车城一带来调查山地情形，后来更任命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山地事务总督，自三月二十三日（阳历五月七日）陆续出兵侵入琅峤（即今恒春）地方，四月初七（阳历五月二十二日）即和当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山胞大战于石门。因为军备优劣悬殊过甚，牡丹社的头目阿禄等二十多人当场战死，其余山胞眼看情势不妙，立即撤入山中，负险固守，双方坚持不下。
      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阳历六月二日），日方西乡从道指挥全军三千六百多人，分为三路，每路约有一千多人，分头扑向山胞的据点去，北由枫港，中由石门，南由四重溪，采取的战术是分兵合击，山胞只用原始方法应战，以致于无法抗拒，纷纷逃命去了。
      日军乘胜将牡丹社、高士佛、加芝莱、竹仔等社烧得一乾二净，并屯踞牡丹社以攻击龟仔角社，乘隙寻仇，以消除一切阻力，旋即留下部分军力以守住双溪口，然后全军再撤回龟山的大营去。
      平心而论，日本这次的出兵，多少属于先发制人的海盗行为，对于我国，又等于不宣而战，都不合于国际惯例的。所以衅端一开，清廷不知所从，后来才于三月二十大日（阳历五月十四）；发表船政大臣沉葆侦为钦差，专程赶来台湾坐镇，且专责办理台湾等处的海防大计，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全归他节制，江苏、广东的轮船也准他调遣。这一来，集事权于一身，沉葆侦便可以放手去做了。所以他一行到台湾，眼看日本方面已经出动大军，那敢怠慢？他也积极起而整顿军备，调集淮军精锐一万多人渡台，又命福建提督唐定奎率部前来以供调遣，立刻分防车城一带，准备以实力来对付日军。
      这一次日军进攻台湾，英美等国亦不以日本此举为然；至于日人自己，也以万一引起中日大战，军事无把握。碰巧那时日军又因库页岛问题，与俄国闹得很不愉快；加以牡丹社山胞数百人逃往高山之巅，日军不敢冒险仰攻，而龟仔角社山胞也宁死不降，一时双方僵持不下。这当儿，英美各国出来说话了，他们联合声明，绝不同意日本占据台湾；另一方面，清廷则因内忧外患一齐来，元气大损，不愿再见兵戎之事，因此双方都暂时按兵不动。
      没多久，在英国公使调停下，双方订定了三条和平条款，由满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及琉球难民共五十万两，并承认日军此举是「保民义举」。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人西乡道才率领全军，撤离台湾。
      清廷对日本让步的理由，事后大学士文祥有说明道：「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沉葆侦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项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后来根据日方所作的报告，他们这次的出兵，在台湾停留前后达七个月之多，支出军费三百六十二万日元，从征人员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之中，战死十二人，负伤十七人，另有五百六十一人，则由于水土不服或患染虐疾而死，于此可见日军侵台，亦所费不赀，讨不了便宜！
      今日人们可由恒春北行到车城后，右转一九九号公路，车行五公里可到四重溪，八公里后即可到达石门古战场。这儿险峻天成，日据时期，日人为纪念他们在牡丹社一役战死的五七三名士兵，在战场附近山岭立了一个所谓的「忠魂碑」。从石门埔有山径石阶可以通往，约十五分钟即可抵达。这座石碑由大理石造成，高约三十公尺。光复后，我政府将「忠魂碑」三字凿去，改题「澄清海宇，还我河山」八字使得一般人还误以为是山胞抗日纪念碑呢！石门古战场，位于本省屏东县的牡丹乡石门村，是当年排湾族牡丹社山胞抗日成仁地，在四重溪东北约三公里处，离车城也不远，除了有绝壁的悬崖外，静静的溪流，雅致的林野，加以温泉处处，绿树盈目，是一处颇怡人心目的地方。
      所谓石门，那是由海拔三七○公尺高的虱目山，和四五○公尺高的五重溪山断崖夹峙而成，绝壁陡峭，中有四重溪贯穿而过，人们经此，仰望崖绝千仞，巍巍欲坠，而在两崖夹一孔道中，相距仅三十公尺，形成一门，故名石门，形势颇为险要，实为天然要堑。
      在这地堑天险中，曾发生过轰天动地的牡丹社事件。它的远因是公元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有琉球宫右岛船和八重山船各两艘，在冲绳岛百里地方，办完纳贡事务，由距那霸七里的计罗间岛启碇，各就归途。其中宫右岛船一艘，于十一月一日，因遭台风吹袭，随逐波流，同月六日，漂到台湾东海岸的山地八瑶湾，那就是今天屏东县满州乡的九棚村。其中船员十三名，于登岸时竟遭溺毙，勉强登岸的六十六名，其中五十四名，语言不通，被误认为海盗，而遭高士佛、牡丹两社山胞所杀害，仅有十二名船员幸免于难。原来这十二名船员，是受了番产交换所广东人凌老先和邓天保二人的庇护，才逃到保力庄（今车城乡保力村）去，在庄长杨友旺家躲匿了一个多月。
      又宫右岛船的另二艘，在友船漂到台湾后的第六天，即十一月十二日，也漂流到高雄附近的山地，勉强脱了虎口，安抵府城台南。
      至于八重山船两艘之中，一艘不知所终；一艘则漂至台湾南部海岸，船员登陆后，即攀山越岭探寻道路，侥幸抵达府城台南。这些生还的船员，首先被送往福州，福建总督和巡抚，均予以种种的优恤；再于第二年的六月二日，把他们遣回琉球那霸港，并饬台湾镇道认真查办山胞，以儆强暴，并示怀柔。
      这事后来终被驻在那霸的日本官吏伊地探知了去，他立刻报告给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于是这一所谓「琉球藩民虐杀事件」，便这样哄传开来了。
      按常理，琉球本是我国的附庸，而台湾牡丹社山胞杀害琉球籍民，实在是我们的家务事，外国实不应也不得进而干预。可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步步向外拓展它的势力，企图囊括东亚，进窥台湾，以谋发展。加以我国自从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不但西欧各国对我台澎抱着觊觎之心，与我同种同文，羽毛未丰的东亚邻国日本，也虎视眈眈，想把这个位在婆娑之洋的美丽之岛，来一个捷足先登，据为已有，所以当他们知道台湾发生的所谓的「琉球藩民虐杀事件」后，就迫不急待的借故出兵，侵入我台湾本岛。
      于是，日本人一面封琉球尚泰为藩主，并照会各国以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一面由副岛种臣向清廷诘询船员被害之事。胡涂的清廷，却答以「生番系化外之民，未便穷治」。日本人即凭籍着这一句话，解释为「你既未穷治，我却可以自由行动了」。
      那时起日本国内因朝鲜拒绝与日通商之事而闹得不欢，正群汹汹，大唱「征韩」之论。可是，比较明了国际形势，而且处事亦较稳重的元老们，力加劝阻，但仍不能平息武士们的气势，最后为了调和国内的纷争，日本政府便采取面政策；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遣西乡从道中将率兵三千往攻台湾，如果清廷因此对日本严重交涉，甚或引起国际间之干涉，那么，日本政府便可诿称这一次之出兵，纯是个人行动，与台湾山胞之杀人同出一辙，与日本政府无干；如果清廷态度稍为软弱点，各国也不严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是错的，则改由日本政府出面，伺机行事。
      跟着在同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公元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初派桦山资纪和水野遵（后来日据台湾，一被任为总督，一被任为行政长官）到车城一带来调查山地情形，后来更任命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山地事务总督，自三月二十三日（阳历五月七日）陆续出兵侵入琅峤（即今恒春）地方，四月初七（阳历五月二十二日）即和当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山胞大战于石门。因为军备优劣悬殊过甚，牡丹社的头目阿禄等二十多人当场战死，其余山胞眼看情势不妙，立即撤入山中，负险固守，双方坚持不下。
      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阳历六月二日），日方西乡从道指挥全军三千六百多人，分为三路，每路约有一千多人，分头扑向山胞的据点去，北由枫港，中由石门，南由四重溪，采取的战术是分兵合击，山胞只用原始方法应战，以致于无法抗拒，纷纷逃命去了。
      日军乘胜将牡丹社、高士佛、加芝莱、竹仔等社烧得一乾二净，并屯踞牡丹社以攻击龟仔角社，乘隙寻仇，以消除一切阻力，旋即留下部分军力以守住双溪口，然后全军再撤回龟山的大营去。
      平心而论，日本这次的出兵，多少属于先发制人的海盗行为，对于我国，又等于不宣而战，都不合于国际惯例的。所以衅端一开，清廷不知所从，后来才于三月二十大日（阳历五月十四）；发表船政大臣沉葆侦为钦差，专程赶来台湾坐镇，且专责办理台湾等处的海防大计，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全归他节制，江苏、广东的轮船也准他调遣。这一来，集事权于一身，沉葆侦便可以放手去做了。所以他一行到台湾，眼看日本方面已经出动大军，那敢怠慢？他也积极起而整顿军备，调集淮军精锐一万多人渡台，又命福建提督唐定奎率部前来以供调遣，立刻分防车城一带，准备以实力来对付日军。
      这一次日军进攻台湾，英美等国亦不以日本此举为然；至于日人自己，也以万一引起中日大战，军事无把握。碰巧那时日军又因库页岛问题，与俄国闹得很不愉快；加以牡丹社山胞数百人逃往高山之巅，日军不敢冒险仰攻，而龟仔角社山胞也宁死不降，一时双方僵持不下。这当儿，英美各国出来说话了，他们联合声明，绝不同意日本占据台湾；另一方面，清廷则因内忧外患一齐来，元气大损，不愿再见兵戎之事，因此双方都暂时按兵不动。
      没多久，在英国公使调停下，双方订定了三条和平条款，由满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及琉球难民共五十万两，并承认日军此举是「保民义举」。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日人西乡道才率领全军，撤离台湾。
      清廷对日本让步的理由，事后大学士文祥有说明道：「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沉葆侦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项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后来根据日方所作的报告，他们这次的出兵，在台湾停留前后达七个月之多，支出军费三百六十二万日元，从征人员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之中，战死十二人，负伤十七人，另有五百六十一人，则由于水土不服或患染虐疾而死，于此可见日军侵台，亦所费不赀，讨不了便宜！
      今日人们可由恒春北行到车城后，右转一九九号公路，车行五公里可到四重溪，八公里后即可到达石门古战场。这儿险峻天成，日据时期，日人为纪念他们在牡丹社一役战死的五七三名士兵，在战场附近山岭立了一个所谓的「忠魂碑」。从石门埔有山径石阶可以通往，约十五分钟即可抵达。这座石碑由大理石造成，高约三十公尺。光复后，我政府将「忠魂碑」三字凿去，改题「澄清海宇，还我河山」八字使得一般人还误以为是山胞抗日纪念碑呢！